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通用7篇）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篇1

如果你想努力变得有独特性，就要确认那些干扰思考清晰度的习惯，有些习惯取决于你独特的背景和经验。有许多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个人造成负面影响，这些习惯包括不愿改变、从众、刻板印象和自我欺骗等。你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突显出来的习惯，即“我是更好的”、爱面子、拒绝改变、从众、刻板印象和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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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更好的”

这种习惯屡见不鲜，并且从小就开始形成了。当我们小的时候，总是说：“我的妈妈更漂亮”“我的爸爸更有力量”，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物都是对自我的延伸。承认这些事物的优越性也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表达。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这样的习惯并不会轻易消失。罗兰·杰普森写道：“在后面的生活中，我们开始认为自己身边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认为那些习俗和观念是充满智慧并极富内涵的。”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现在的观念、价值观、政治观和宗教信仰优于他人。

“我是更好的”这一习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已久，原始社会认为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包括外国人、罪犯、心理障碍者、身体或情绪障碍者、其他种族人群、其他宗教信仰者、其他社会阶层）都是非人类。他们推理：“那些不属于某个部落、团体和教区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类，他们充其量也就跟我们相似而已。”所以，在某些社会文化背景中，这些人会被非人格化，被认为没有人权。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我是更好的”这一习惯会让我们多数人都更愿意与别人有相似的言行。如果你的朋友倡导改变，我们会认为他是改革者；如果你的敌人倡导改变，我们会认为他是麻烦制造者和狂热者。爱国者与背叛者、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这些事物与我们自己的关系。

“我是更好的”这一习惯会阻碍我们的思维，破坏客观性，使我们更容易自我膨胀。如果你想优化自己的思维，那么你必须学会控制这种习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不受自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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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面子

与“我是更好的”相似，爱面子也是由自我自然产生的。但与之不同的是，爱面子总是发生在自己形象受到破坏之后。心理学家认为爱面子是一种防御机制，也就是说，爱面子是我们用于保护自我形象的策略。

多数儿童和成年人爱面子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这不是我的错，是他逼我这样的。”或者“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借口尽管是对有益思维的阻碍，但至少是对已犯下错误更好的解释，这种不诚实可以让你推卸责任。

爱面子更危险的表达方式是合理化，合理化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真相而固守自己的观念”。比如说，你是吸烟者，你知道吸烟有害，但是你不会承认这一点，也不会去想办法论证这一点，反而你会说：“这个结论并不十分可靠”“吸烟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放松，这些好处可以使那一点点害处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就是合理化。尽管合理化有的时候似乎是真实的推理，但要区分这两种推理，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如果你的推理有理有据，也就是说，你在验证了客观依据之后才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推理；如果你的依据是由自己的观念形成的，这就是合理化，也就是说，你先有了自己的想法，再来寻找支持你想法的理由。

罗兰·杰普森总结了爱面子的过程及其对思维的影响：

当我们已经适应了某种观念，内心的骄傲会阻止我们承认自己的观念是错的，当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否定这些意见，而不是去深究这些意见是否真实合理；我们总是觉得出现相异意见非常痛苦，只有找出例证支持自己的观点才踏实。我们都知道承认自己犯错令人苦恼，因此我们通常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承认错误，我们会这样想：“我该怎样解释呢？”

要想控制要面子的习惯，必须在自我受到威胁时提高警惕，并记住这样一句谚语：拒绝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会加深错误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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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改变

拒绝改变是一种对新的观点和做法不加思考而拒绝的倾向。一般而言，拒绝改变是人们对创造性事物的通常反应。伽利略提出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而非地球，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发明犁、雨伞、汽车的人都曾被嘲笑过；首先倡导在手术中使用麻醉剂、用验尸来考证死亡原因、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人也曾受过同样的待遇；就算是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合理的拒绝童工的规定，最初也曾被嘲笑：批评者们称其为对儿童的“布尔什维克”尝试。

我们有这种拒绝改变倾向的原因之一在于懒惰。已经习惯了某种方式之后，我们就不再愿意接受新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常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传统方式的过度认可，我们总是相信旧的方式才是最好的，因为这些传统方式都是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沿袭下来的，新的观念和方法似乎与祖辈的观点格格不入。

但是，真正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呢？传统就是我们看待事物和做出行动的最佳方式吗？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尽然，就像萨姆·沃尔特·福斯在一首诗中写到的：

某天，一头乖巧的小牛，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留下一串弯弯曲曲的脚印，如今，三百年过去了，那小牛已经死去，我仍然记得那串弯曲的脚印。

第二天，在这条小路上，又有狗和羊经过，还有许多人进进出出，他们会因为这条路很狭窄而不停地抱怨，但他们仍然会继续在当初那头小牛所经过的路上走过。

渐渐地，这条森林小径变成了狭窄的小路，老马背着重物顶着太阳走在这小路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跟随着那头小牛的脚印。

时光如梭，这条小路变成了村落，村落又变成了繁华的城市，那条小路也变成了城市中的中央大道，二百五十年过去了，众人仍然跟随那头小牛的脚印。

就这样，数百年来，男女老少都行走在那头小牛曾走过的小路上，这条路现在竟然也四通八达，那头小牛虽然已经死去三百年，却为万人开辟了这条路，对开路的前辈有种崇敬之情。

在某些情况下，传统不过是已经确定好的先例，或者说是跟从先前的脚步，前人更喜欢跟从这些规则而不是另辟蹊径。

抗拒改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为习惯，这些习惯就像旧鞋子一样，让人觉得舒服。新事物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害怕：“我们要怎样处理日常情况？”我们的想象带来了恐惧感，并且被一切不知名的东西不断强化，所以我们选择抵制新的东西而不是欣然接受；有的时候，我们假装按照规则行事，以避免羞耻感。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抵制改变，我们就错过了发现、发明、创造、进步的机会，这些都会以新观点的形式出现。抵制改变就是抵制最好、最有价值的观念。

接受改变也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一味接受新观念，因为许多新的观念最后被证实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对每一种新观念进行足够充分的考证，不管新观念有多么奇怪，都应该给予相同的机会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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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

不是所有的从众都一无是处。我们把信件放在邮局的指定地点，接电话的时候会说“你好”而不是“再见”，努力拼写正确，遵循语法规则，遇到红灯就会停车，这样的行为数不胜数，这些都是从众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从众，就会失掉宝贵的时间，惹恼周围人，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有害的从众是指我们为了获得群体归属感或者害怕与他人的不一致而对自己的言行不加思考地一味跟随。这种从众是胆小的表现，为了得到好的评价而牺牲自我的独立性。有些时候，我们更在乎别人怎样评价我们，而不太在乎到底什么是对的、真实而合理的。一旦我们开始从众，就会很快发现我们的言行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我们认为别人更为接纳的，这就阻碍了我们思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

要避免从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当团体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说“我不同意”或者“那是错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曾经这样尝试过，你就知道被当作“背叛者”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再地妥协以致最终放弃独特性的原因。有一个被广泛重复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实验中有两个被试，告诉被试即将进行的是一个记忆实验，一个扮演教师的角色，另一个扮演学生的角色，当学生回答错误的时候，教师就可以电击学生，并且电击的强度越来越大。

在某种条件下人是被控制的。事实上，在实验中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学生的扮演者其实是实验者助手，他假装请求教师停止电击，甚至大喊自己胸闷，在最大电击的时候，学生变得安静。因为学生与教师就在相邻的房间，所以教师可以知道学生被电击死亡的可能性。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近65%的教师对学生实施了最大强度的电击，多数教师扮演者都说自己并不想让学生痛苦，但当实验者坚持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是照做了。

如果我们参加这样的实验，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但也可能有相似的表现。总之，从众现象在我们周围很常见，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观察：

大多数人并不是自己做决定，而是通过销售人员、广告人员、父母、宣传员、电视、报纸等来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总是被别人影响，而不是自我决定，他们因此而感到无助、脆弱、易被影响。

不从众并不意味着不相信他人的言行，为了不同而不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对待从众的正确方式是自己思考，而不去担心到底有多少人支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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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概括化的极端形式，概括化根据基本要素将人、地点和观念进行分类。因此，我们会说多数篮球运动员个子都很高，医生从业之前一定有了许多实践经验，本田思域轿车会比雪佛兰跑车更省油，这些都是公平合理的概括化。当概括化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称作过度概括化，比如，人们认为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不友好，运动员的学习成绩都不好。

刻板印象是更严重的概括化，刻板印象是已被固化的不灵活、不合理的概括化，就像沃尔特·李普曼解释的：

刻板印象是一种偏好，充满了喜欢或者不喜欢，伴随着害怕、欲望、强烈的愿望、骄傲和希望。任何能引起刻板印象的东西都是由相应的情感引起的。除非是我们故意保持刻板印象，否则我们不能轻易判断一个人是好还是坏。我们看到坏人、神圣的牧师、一本正经的英国人、悠闲的吉普赛人、轻松愉快的爱尔兰人、纯种的美国人……这些判断并非来源于公正、仁慈或者事实，都是先于证据而存在的。

最常见的刻板印象出现在民族、种族和信仰当中，也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刻板印象，比如同性恋、牧师、辍学学生、男女平等主义者、盲目爱国者、纽约、单身酒吧、母亲甚至是上帝，这些刻板印象因为更不常见而显得不那么严重。

刻板印象是关于很多观念的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心理仓库，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没有比较、分类、权重或者选择，仅仅是储存。任何东西都是预先储存、预先决定和预先判断的。因此，刻板印象阻碍了思维的活动，剥夺了生命的无限多样性，把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进行了事先的分类。

许多人发现要克服刻板印象很难，因为他们会觉得刻板印象是对世界的正确描述，和洞察力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揭露刻板印象十分必要，因为它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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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欺骗

一个小男孩和几个朋友去钓鱼，有人建议把钓到的鱼同大家共享，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意见，所以这个男孩同意了。慢慢地，男孩发现自己钓的鱼比朋友们钓的多，他的态度也因此而转变，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强烈反对分享，认为好的钓鱼者没有义务这样做。

这个男孩就是采用了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凯瑟琳·安妮·波特这样说过：“阻碍人类思维的习惯之一，就是我们会忘记事物先前的状态并不能决定我们现在对它的观点。”

我的一位同事在开始上课时会请同学们做这样一个练习：“回想一个你在高中时代十分讨厌的男孩或者女孩，用几句话来解释你为什么讨厌他。”他看了上百条学生的回答，发现多数同学这样回答：“那个男孩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女孩缺少……”仅仅有一两个同学会说：“我嫉妒（或者不成熟，或者有不安全感）。”换句话说，多数的怨恨和错误都归结于对方而非自己。还有一种类似的自我欺骗：学生的成绩不好，旷课、不写作业、没有备考，这些现象都是老师对学生的偏见造成的。

当某人得了重病，比如癌症，有时会欺骗自己说状况还没有严重到要看医生的程度；许多离婚的人不正视自己离婚的真正原因；许多酗酒者不承认自己对酒精的过度依赖，他们会说：“我随时可以停下来。”事实上这大多是个谎话。很多大麻吸食者欺骗自己说，他们吸食大麻是因为他们愿意，而不会承认他们是想借此逃避生活中的不愉快和挫折。如果他们吸食得很严重，他们也不承认自己的堕落，尽管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有钱、情绪低落、迷茫。

另外，许多人对自己能力的认识也存在自我欺骗，他们在他人面前装作懂得很多，并且自己也开始相信自己真的懂得很多。埃德温·克拉克是这样描述这些行为的：

有些人认为要在设计隧道方面给工程师提建议非常狂妄，但是他们却在一些比如葡萄牙移民、良好的货币流通性等复杂问题上毫不犹豫地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很肤浅、来源不正确或者有失偏颇。

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思考者，你必须根据事实情况来选择那些能解决问题的信息，要客观公平地评价这些信息，只有在你对自己坦诚的时候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篇2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合作学习,有效性

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名著《学记》有言:“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意在强调合作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 随着科技、文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交往”已经成为世界运转的基本形式。当今的青少年面临着一个开放并且崇尚合作的社会, 他们不仅要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 而且要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 在参与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合作精神。

20世纪70年代, 兴起于美国的合作学习,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新的教学策略, 在德国、以色列等国家进行了广泛的试验。80年代末, 我国开始对合作学习进行实践尝试。如今, 作为新课程改革倡导的学习方式之一, 合作学习已广泛地应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但是我们发现, 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模式成了一些教师课堂教学过程必备的“程序”, 但这种“程序”的有效性存在疑问。那么, 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合作学习的有效开展呢?

一、轻视个体独立学习

很多教师在开展合作学习时, 忽略了个体的独立学习, 学生往往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机会。

这种现象的产生, 一是因为教师误以为合作学习就是小组讨论, 无需个体的独立学习。二是忽视了学生个体间学习方式的差异。三是课堂教学时间有限, 教师要开展合作学习, 就不得不压缩独立思考的时间, 甚至省略掉这一环节。

实际上, 独立思考是合作学习的前提。开展合作学习之前, 让学生独立地进行思考, 形成独有的观点后, 再把不同个体的思想整合, 转化为全组共享的成果, 才是合作学习的完整过程。考虑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 教师也应该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对于那些场独立的学生, 我们不能“生拉硬拽”地强迫他们参与合作, 而应该给予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 帮助他们逐渐过渡到合作的模式。

二、丧失教师主导地位

一些教师遗忘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其职责简化为小组讨论的组织者、观察者。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教师俨然就是合作小组的“圈外”旁观者, 甚至有的教师仅仅是站在讲台上观察学生的讨论, 对其讨论内容一无所知。

活跃的课堂气氛、热烈的小组讨论造成了合作学习的假象。在合作学习中, 教师过于重视学生主动性的发挥, 一味突出学生的“自主”, 完全放手, 而忽略教师的监控作用, 使合作学习流于形式, 沦为自由化学习。[1]

维护教师的主导地位, 不仅对合作学习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而且对学生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监控学生在合作小组中的行为, 有助于教师融入学生的合作活动, 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和交往能力。

三、“小先生”统治合作小组

“小先生”现象是合作学习中常见的不良现象之一, 反映了我国合作教学模式的问题。所谓“小先生”现象, 就是在合作小组中复制“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 变为“学优生讲、学困生听”。这种“微缩课堂”式的小组里, 学生之间没有真正的合作, 也就不是真正的合作学习。[2]

“小先生”的产生, 从学生角度来看, 一是由于学业成绩的差异。合作小组中成绩较高的学生往往受到更多的依赖。二是由于家庭、社会背景的不同, 学生的交往能力存在差异。那些所谓的“小先生”往往表现出较强的领导、支配欲望, 他们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教师的角度来看, 简单的分组方式和不明确的组内分工, 促使“小先生”诞生。

解决这一问题, 并非剔除合作小组中的“小先生”, 而是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小先生”, 还公平性于学生, 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合作, 保证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这三大问题的出现, 导致合作学习在实践中变得空洞, 仅有合作的外壳, 而无合作的实质, 使人们对这种程序化的合作产生了质疑。那么, 能不能避免或解决这些问题呢?

四、解决三大问题, 有效开展合作学习

(一) 给学生独立学习的机会

1.树立正确的合作学习观念。

当前, “合作”已成为我国中小学课堂常用的教学方式之一。然而, 针对教师开展的关于合作学习的专门培训缺失, 导致广大教师对合作学习理解上的偏差。我们认为, 合作学习是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 系统利用教学动态要素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学习, 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 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活动。[3]其中, 动态要素主要是指教师 (或教师群体) 和学生 (或学生群体) 。

多数教师片面地将合作学习理解为单纯的学生与学生的互动。开展一个合作项目, 往往直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不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合作教学论认为, 整个教学系统中的动态因素都是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因而强调所有动态因素的共同互动合作, 即师生互动合作、生生互动合作、师师互动合作, 由此在课堂信息交流网络上体现出纵横交错的多维立体特征。[4]合作课堂的信息来源是各个合作小组, 那么合作小组的信息来源何在?无疑是小组中的各个成员。因此, 开展合作学习前, 让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是必要的, 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且能丰富合作小组内部可供筛选的信息。

2寻找学生间的个体差异。

我们得承认,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适合合作学习, 这就要求教师发现并善于利用学生的个体差异。同一个班级中的不同学生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 如学生的年龄、性别、学习能力、知识水平等, 这些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教学过程及其结果。[5]影响合作学习有效性的个体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

(1) 性格

性格分两种:外向型和内向型。外向性格的学生有较高的人际交往能力, 而内向型的学生较羞于与人交往。在合作学习中, 外向性格的学生能够很快地进入合作的角色, 内向性格的学生则往往被动地参与合作。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性格, 允许性格内向的学生独立学习, 给予鼓励, 使之逐步适应合作学习模式。

(2) 认知风格

认知风格主要分为两类, 即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场依存者善于社交, 这样的学生总是在分析他人的建议之后做出决定, 善于在合作小组的激烈讨论中获得新知。场独立者较独立自主, 这样的学生在学习上有强烈的自主性和独立感。面对这样的学生, 教师应给予尊重, 允许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后参与小组的合作。

(3) 学习策略

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学习者使用不同学习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个班级中, 有的学生适合听教师的讲授, 有的学生擅长自学;有的学生喜欢来回踱步背书, 有的学生在安静的环境中才能集中注意力……霍斯曼对这些现象作出了解释, 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学习者对视觉、听觉、动觉等感觉的偏爱程度不同造成的。教师必须了解学生选择了哪种学习方式, 对于不善于通过合作学习的学生给予指导, 允许对其开展其他形式的教学。

3.合理安排合作学习时间。

合作学习广泛地应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 不仅仅为了迎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更因为合作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但不是任何一个教学目标都适合合作教学的。我们推崇合作学习, 但不排斥其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 教师应该结合不同的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也可以运用到合作课堂中。其实, 一节课一次的合作学习, 无论是在学生的心理接受程度上还是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都是可行的。这样, 学生既有独立思考的时间, 又能保证合作学习的有效开展。

(二) 还教师主导地位

合作学习若想有效开展, 教师则必须回到主导地位, 从合作时机、合作问题、合作过程到合作结果都要重新审视。教师应是合作学习的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者。

1.把握合作时机。

小组合作学习的成败,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的选择与确定的好坏。[6]面对一节课, 教师首先要考虑是否应该开展合作教学。当学生的思维受阻时, 让学生在小组讨论争辩的过程中受到启发, 帮助他们走出思维误区;小组争辩可以使易混淆的概念变得清晰, 消除错误认识, 强化正确观念;对需要探究的问题开展合作学习, 无形中带有的竞争色彩可以促进探究的逐步深入;在进行一些实践课题时开展合作学习, 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会分工及团体协作, 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互助意识。

2.设计合作问题。

合作学习是一种目标引导性的学习活动。教师所给出的讨论问题必须能够引发学生的讨论兴趣, 引起学生主动参与小组讨论的欲望。[7]小组讨论的问题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 这些问题应该是学生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

3.监控合作过程。

合作学习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强调学生自主探究, 同时, 教师应明确自己是合作活动的主导, 应充分发挥教师的监控作用。[8]有效的合作学习需要教师悉心聆听学生的讨论内容, 指导那些不易理解的问题, 矫正那些错误的观念。由此可以了解学生的合作情况, 有的放矢地指导日后的合作活动。

4.评价合作结果。

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可缺少。积极的评价不仅具有诊断作用, 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对后续学习产生强大的推动力。[9]在对合做学习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时, 评价对象不是学生个体, 而是合作小组。为了获得团体的优胜, 学生个体在自己获得成功时, 也会尽力帮助其他成员获得成功。

评价一次合作的结果,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评分制。对小组中各成员依次打分, 其分数总和为小组总分。打分者可以是教师, 也可以是其他小组讨论得来的。根据分数的多少, 进行善意的奖惩。应重视那些取得进步的团队及个人, 给予特殊的评价和认可。

(三) 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小先生”

1.缩短学业差距, 培养社交技能。

首先, 合作小组成员学业上的差距, 使成绩较高者受到过多的依赖, 促使“小先生”诞生。缩小学生的学业差距, 要从转化学困生做起。首先要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鼓励其主动学习。其次要帮助他们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传授经验, 找到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最后要分层布置作业, 使学生获得成就感, 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小组成员间的学业差距缩短了, 每个人在小组中都有存在的价值, 都是小组的“领导者”, 合作小组被一个人控制的现象也就不攻自破了。

缺失社交技能, 小组成员间没有正确的合作方法, 就不会合作。为了合作学习的有效进行, 教师应培养学生掌握社交技能。施穆克和伦克尔从沟通技能的角度分析, 认为沟通技能是观念、行为和情感表现的复合体, 又分为“发送”和“接受”两种渠道。具体有以下六种技能。[10] (见下表)

教师必须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这六种沟通技能。第一, 根据小组合作中在沟通方面出现的问题, 阐释掌握这些沟通技能的必要性。第二, 通过实践使学生对这些沟通技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第三, 在实际生活中有意识地鼓励学生练习使用这些沟通技能。

2.合理的分组方式。

合理分组并合作学习, 能让存在差异的学生全方位得到发展, 尝到成功的喜悦。一般有组内分层和组间分层两种分组方式。组内分层, 即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组内异质为互助合作奠定了基础, 而组间同质又为各小组间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11]组间分层, 即组内同质、组间异质, 也被称为能力分组。这种分组方式把某些方面相类似的学生分配在同一组内。在小组内部, 所有的成员均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这有利于树立他们的自信心, 增强他们的责任感。[12]无论哪种分组方式, 小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段时间之后, 再重新进行分组。这样可以保持学生之间的新鲜感, 有助于学生接受他人的学习思想, 更有利于其社交技能的培养。

然而, 在实际的教学中, 教师普遍采用结构分组模式, 即以座位前后左右为一组, 这只是形式上的分组, 而组内成员相互推脱责任, 反而促使“小先生”的诞生。教师应打破空间的限制, 灵活编排桌椅的位置。组内成员应尽量靠近, 相视而坐, 组与组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 以免相互影响。下图就是某合作学习教室一角示意图。[13]

3.明确的分工与协作。

小组合作学习有着固定的思维步骤:个体独立思考—小组内部思维碰撞—全班统一交流。学生个体思维的深刻性和独创性在独立思考中才能够得到发展, 这种思维独创性带来的大量信息又为小组学习创造了条件。因此, 明确分工, 使学生承担起自己在合作小组中的职责, 有利于合作学习的有效开展。

是什么阻碍了创新创业 篇3

也有人说，政府支出用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来改变居民的预期。不过，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没有太多直接的办法去直接增加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做，不可能持久地增加居民消费。

转型及途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敢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致上有四个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第二，发展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先进制造业”。

第三，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目前我们存在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落后体制的压制、垄断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许多可能性很可惜地丧失了，无法实现产业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是强化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压制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重在产业升级

200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已经成为经济工作最突出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他一连50次使用“加快”的字眼来强调问题的迫切性。这说明旧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那么，该如何做呢?

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有的加工制造业。

加工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很高。台湾宏若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台湾地区以前做代工，跟大陆现在加工制造业的情况大体相同。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来寻求出路。

“微笑曲线”的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业务，盈利性很弱，而赚钱则在“两端”，前端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售后服务。台湾地区信息产业企业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转型。如今，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跟邻国相比，竞争力已大为减弱了，周边一些国家比我们劳动力更加便宜，所以一定要转型。

第二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

我们的加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研发人才绝对数量在世界也位居前列，完全有条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也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制定上有一席之地。比如在三网融合、电动汽车等领域，目前都已达到技术升级的临界点，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转型的实现。

消除体制性障碍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比如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

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利用垄断抑制创业企业的现象，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好啊，国家挣钱能增强国家力量。

这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将问题推到市场化改革上，再说要靠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来杜绝。而越是这样，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控制不了，因为到处都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

所以说，市场化改革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科技习惯上靠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这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制定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形成合力，而不是简单依靠规划、认定等方式。

首先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此外还要提供共用性的技术。日本在实现赶超的阶段，采取了“PPP”的方式，即建立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例如日本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对应入股，技术开发成功后，成果成为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也采用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好的是成立了工研院。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篇4

2006-02-12

困境重重 中医不“中”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重庆酋阳县的农民普遍种植青蒿植物。一种叫做青蒿素（arlemisinin）的药是用从青蒿植物中提取的物质制成的，能有资助治疗疟疾。青蒿素在1965年首先由中国研究人员提取出来，后来发现1990年代在越南的疟疾高发期间、青蒿素成功地使当地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少了97%。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靠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执业医师法》规定，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导致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临床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药品管理法》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中医药管理条例》也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中医药发展。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尊重国情 谋求振兴

充分保障13亿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一个最基本目标。但我国85%的人口（90%以上的农民、50%左右的城镇居民）无缘享受国家公共卫生保障。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非常之大。解决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继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但实践表明，此路难以持续走下去，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道路。西方医学成就之伟大不言而喻，但西医费用之昂贵也有目共睹。西医越现代化，投资就越大，收费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难承受。10多年来，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若无政府补贴，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

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个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5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当，正在导致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美国每年有100万住院病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受害，其中18万人死亡，是车祸死亡人数的4倍。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扩大公民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若继续走西医为主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1.3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我国2001年的GDP总额），也不可能达其占GDP的13%水平（这需要1.25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实际为5150亿元，占GDP的5.3%，相差约60%）。更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

同时，西医的局限在中国也有同样表现，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1999年我国西医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40%以上。我国抗生素占西药消费总量的31%，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世界平均为30%。

2．中医药学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医疗卫生办法与经验，且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只要认真加以学习、继承和发展，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真正与西医并驾齐驱。

中医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从始于战国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明清吴又可、叶天士的温病说，中医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当年参与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达90%，且无后遗症。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1∶234。抗击SARS，中医药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已开始发挥作用。

正是中医的比较优势，使得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钟情于中医。尽管中医机构和力量远小于西医，但我国每年中医门诊量仍占全国医院门诊总量的1/4，民间诊所更高达63%。

3．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70年代，我国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使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

20多年来，中国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镇中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2亿多居民。在普遍卫生服务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为世界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排在最落后国家之列。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59.3∶40.7。为此，中国受到了国际强烈批评。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将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预防为主的，真正把“修养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居民收入的未来变化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采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中医为主、中西医并行。就是说，通过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逐步使中医在城市能够与西医真正并驾齐驱，在农村则要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的体系框架，才可能实现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要求，才能够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2020人人健康”的目标。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全面振兴中医药。

4、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振兴中医药。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最佳选择。因此，全面振兴中医药，应当实施六大振兴工程。

中医药人才工程：解决中医药人才问题，最根本办法是真正按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培养人才。必须办真正的中医药院校。招生考试，应有严格的古汉语等传统文化知识要求；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和经典为主；临床培训，以望闻问切技能的掌握为主；研究生深造，当以深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和熟练掌握某方面中医传统技能为主。只有如此，学生毕业时，才具有真正的中医思维，掌握真正的中医技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

此外，承认师徒传承培养方式。使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必须改革中医药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医药师资格审查制度，增加财政对中医药教育的投入，为造就千百万中医药人才创造体制和物质条件。

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科研必须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主要遵循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科研的做法。要重新确立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方向。中医药学是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非单纯的医学。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遵循西医科研路线,而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科研体系。

此外，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发新中药。在总结普效性中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新中成药。把以化学生物方法为主的草药成分研究列入西药范畴。要建立中药系列标准规范，使之逐步成为中药国际标准。同时，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真正的中医科研与临床基地。

中药产业发展工程：近年来世界草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长10－20%。我国中药产业也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一大新兴产业。

素有“华佗故里、药材之乡”之称的安徽省亳州市共有药材种植专业村800多个，8个药材种植基地，药材种植面积近百万亩。目前，正值牡丹、白芍等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药农们自发组织了多支以青壮年劳力为主的专业出药队，帮助药农起收中药材。出药队以量定价，既增加了收入，又为部分药农解决了家中劳力不足的困难，受到了广大药材种植户的欢迎。

百年老店蔡同德国药号的中医专家义务为市民号脉、拟开膏方，吸引近百名市民排起长队会诊，从中也反映了市民追求原汁原味的一种自我保健新的理念。

一要发展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二要扶持中成药生产。三是拓展中医药国际市场，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重树我中药大国声威。

乡村中医药工程：一要像过去培养赤脚医生一样，为农村大量培养初级中级中医药人才。二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在农村开办中医诊所。三要在政策上扶持乡镇卫生院，逐步提高其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四要组织中医讲师团，到农村普及以中医药为主的初级医学知识。五要建立一项制度，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大中型医院和医疗科研机构工作之前，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年。

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中医药从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到临床实践等各个主要方面，均与西医有很大差别，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与西医药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医日益西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实行中西医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基本按西医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医。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充分尊重中医药发展客观规律，完全按中医药自身特点确立行政管理方式和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将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出来，从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统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同时，要增加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经费投入。既要提高国家卫生行政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更要提高中医药行政事业经费在整个卫生行政事业经费中的比例。否则难以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宪法精神。这是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条件保障。

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或学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否定了中医,时至今日，日本已没有中医。这是个大教训。我国虽将“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但要在具体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上落实宪法，还须下大功夫。

一要组织中医药专家和法律、经济及行政管理专家，对涉及中医药的所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凡有碍中医药正常发展之规定，或是修订，或是废止。二要加快中医药立法步伐，尽快制定中医药法。三要研究制定保护特种中医药的专门政策法规，像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一样，保护中医药典籍、传统配方验方、中医秘术秘方和新中医药成果。四要在医疗卫生新法律政策制定中，在贯彻中西医地位平等、一视同仁原则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应体现对中医药的鼓励和扶持。

今年2月，全国100多名著名中医师，联名上书党中央及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呼吁书指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会出了不可磨来的贡献，是解决我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健。唯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保健体系，才可能解决中国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并成为全世界医疗模式的典范。如果无所作为，中医药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如果中医药消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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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发展沿革

中医理论专著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该书系统总结前人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该书的问世，表明中国在2500多年前就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秦汉时期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博览前代医书，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该书的问世为古代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及至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以毕生精力写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载方数千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均有精到论述。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遍尝百草，历时27年写就《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00多种，附方10000多首，是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

古代流传下来的医学著作还有《难经》、《针经》、《素问》、《诸病源侯论》、《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等等，从理论、药物、方剂到临床治疗，这些经典著作都为中华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学理论思想

中医学的理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机理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主张心理治疗，小病早治，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中医提倡养生，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理论，还创造了各类中医气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族健身方式，这是主张和方法与现代预防医学、未来医学、现代精神心理学所提倡的不谋而合。

中医很多理论是宏观的，也是超前的。西医知道脾有免疫功效才几十年，以前认为人成长后，其作用就不大了，脾一有损伤就切掉。而中医在张仲景那个时代就知道脾的作用。西医知道肺可以产生前列腺素、血管收缩素、并影响血管收缩舒张也才几十年，而我们的医书上早就说“肺主治节”、肺 “通调水道”。心脏病，中医知道和肝肾有关，治心脏需要调肝肾。咳嗽，中医知道除了肺和气管外，肾、膀胱、脾胃都可以导致咳嗽。

三大古代传统医学的消亡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篇5

清人张潮在《幽梦三影》中曾言：“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山水想得意之诗文。”古人物质生活的贫乏无法阻止他们精神上、思想上的丰厚，他们能如此静心深入思考，感受内心情感的波涛，其原因想必如《游褒禅山记》中所云：古之人观于山川草木鱼虫，往往有所得，以其深思熟虑无处不在矣。“深思熟虑”四字或许正是当代人所缺乏的精神食粮。

今日快节奏的生活复杂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却也夺走了我们思考的时间，将我们的时间切成了零碎的小片，帕斯卡尔所谓“会思考的芦苇”也被这些高科技的媒介异化成了只会工作不会思考的机械人。一切本应深思熟虑、静心思考的时间，一一被我们挥霍在拇指运动问，消磨在人际关系的泥潭中。提起苹果，第一反应是手机，第二反应才是那只跌落在牛顿头上、引领他静心思考万有引力的植物果实。可悲的人类已经成为工具的工具，被科技牵引着鼻子，一步一步主动地抛弃了自己最珍贵的思想。

但夺走我们思考的难道仅仅是手机这样的外物吗?交大的学子不应是象牙塔中的顶尖吗?他们又岂是因外物的影响而抛弃内在思考的庸碌之徒?逼迫他们丢弃深入思考的更是我们的教育，这是更加重要的内因。

回顾百年前的北大，在校长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影响下，北大才俊云集，新文化领袖胡适、陈独秀纷纷走上讲台;守旧派如辜鸿铭等也可以拖着辫子在讲台前挥洒;即使是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燃烧青春的舞台。在北大，新文化和旧文化剑拔弩张，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唇枪舌剑。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下，这才给予了大师们深入思考的`场所与时间。

而在今日的中国教育背景下，学生们无须静心思考，只需用手机百度着一道又一道应试的答案。老师们也无须思考，学校的行政权力一元统治，晋升无须深入思考专业成果，只须用手机编织一条又一条颂圣献媚的短信。

由此看来，若将夺走我们思考的原因单纯归咎于手机等外因而忽视教育腐朽的内因，岂不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已被蚕食殆尽?

百余年前，在法国大革命余烬照耀下，雨果曾如此感叹：“在革命的绝对价值之上还应有个人道德的绝对价值。”今日，我们同样可以说，在发展科技之上，更应有个静心思考、深入思考的绝对价值。或许我们无法改变教育的内因，但我们却可以关掉手机，改变外因。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篇6

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艾则孜·木沙：是

什么模糊了我们的感恩意识

是什么吸引了我们 篇7

我把杂志上的好词好句摘录在专门买的樱桃本子上，这一举动使我的作文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一切，《我爱写作文》功不可没。

江苏省常州市刘海粟小学五（9）班 潘亦新

我拿了一本《我爱写作文》递给我的好朋友。她翻开第一页，一看图片，一声惊叫：“哇，好漂亮呀！”紧接着，她一下子翻到了“不笑才怪”，不一会儿嘴角就往上翘，“哈哈哈。”我说：“好看吧？”“当然好看了，我下次也要订这个。”她脱口而出。

现在，我好想对已成为老熟人的小静老师和闹闹说：“你们既有趣又有亲和力，还告诉了我不少道理。我好想和闹闹一起玩，好想和小静老师一起学习。我好喜欢你们呀！”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中心小学五（1）班 王怡宁

翻开《我爱写作文》，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首席小评委”的故事，接着就看到一篇篇生动有趣的学生作文和优美动人的中外佳作。在“作文QQ堂”里，我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写作方法；在“作文炼金场”里，我跟随闹闹和他的好朋友们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领悟、提高；在“不笑才怪”栏目里，我被闹闹和小静老师他们的趣事逗得捧腹大笑，真的是“不笑才怪”啊！

现在写作文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小菜一碟。这都是因为我遇上了《我爱写作文》！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五（7）班 刘颖洁

发稿/庄眉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