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对策建议

浅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对策建议（精选4篇）

浅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对策建议 篇1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面临巨大困难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改变。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需要政府从营造良好经济发展大环境、提高就业管理和服务；需要企业根据新情况，采用新方式进行管理和协助；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从能力素质上不断提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建议

近期“用工荒、招工难、短工化、涨工资”时常被与农民工就业联系在一起，似乎农民工就业已变成了卖方市场，企业因招不到工人或劳动力成本上涨叫苦不迭，然而，从大量权威统计资料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难、就业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仍确实存在。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应从经济发展、就业管理与服务、引导企业作为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建设着手。

1切实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

1.1加快经济建设

邓小平同志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就业困境，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坚持不懈的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第一，工业部门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关键部门。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业部门实现就业的比例较2009年提高了5.9个百分点，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业部门实现就业。因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的业困境，必须坚持不懈发展工业。第二，第三产业是现代城市最重要的产业内容，也是提供就业机会潜力最大的领域。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38.1%。且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第三产业就业扩张空间巨大。因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应在稳定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第三，积极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我国，单位所有权性质不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程度也存在差异，非公有制企业比国有企业、企事业单位接受新生代农民工的力度更大。我国的非公有经济成分以中小企业为主，其资本有机构成低，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题，应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发展市场前景看好的劳动密集型项目的中小企业。

1.2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已经不可逆地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应顺应生产力发展，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第一，必须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科学决策，避免盲目扩张。第二，必须科学论证、规划，加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引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成城市经济的良性互动。第三，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3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渴望城市的接纳，城市应营造学习、向上、责任、拼搏的农民工文化氛围。应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在带来社会认同以支持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力弘扬和宣传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贵品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真心对待他们的深厚氛围。即大众传媒应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方面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品牌，规避和压缩不良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宣传新生代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宣传他们对城市社会正常运转的积极意义，号召社会善待新生代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为他们权益的维护提供文化环境和伦理基础。2全面加强就业管理和服务 2.1加强制度建设

第一，加强就业制度建设。应着力构建具有规范、激励、配置和保障四大功能俱全的农民工就业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进入——就业——劳动力市场退出全过程提供切实保障。如切实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健全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和监控制度；积极推动实现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制度；切实加快建立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保障制度。第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政策是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律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有关行为准则，是公共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至少需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故必须坚持公平、公开和社会可行性原则，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差异，适应其在城市之间流动性大的特点，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甚至可以针对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灵活就业群体，设计出一套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2.2改善政府管理和服务

改变目前劳动力市场滞后的现状，建立起统一、灵活和充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就业困境有重要意义。其中，统一城乡就业管理是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必然要求。第一，实行机构改革，为城乡就业服务统筹管理创造条件；第二，整合加强各级服务机构资源，完善基层服务平台，将有益经验广泛推广，如临漳“3+3+3”劳务对接模式；第三，破除体制和身份界限，全面实施就业服务各项制度；第四，加强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第五，培育相关的就业服务机构、工会组织等第三方组织，整合就业服务资源；第六，依据劳动力市场自身的发育情况，因地制宜培育劳动力市场。并且，各地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职业介绍补贴的有关规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基本服务。

劳动保障部门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利益。第一，加强对用人单位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第二，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第三，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和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第四，指导各地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第五，充分发挥劳动者维权热线作用，严厉查处损害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

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及认真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相关工作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有重要意义。可通过给予商品房租赁补贴、廉租房配租，经济适用房配售、住房公积金等方式缓解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难题。同时，面对处于婚恋、生育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认真做好其子女的疾病预防控制、预防接种及义务教育工作。2.3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邓小平认为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我国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不仅表现在受教育年限，还表现在受教育的内容。真正发挥教育的功能必须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教育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同时，改革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内容。将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与时俱进性相结合，开展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基本权益保护等知识的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增强权益保护意识及能力；第二，从培训模式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76]。继续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继续开发更多培训模式。第三，整合社会培训资源，充分发挥高校、中职学校和各类培训机构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联合，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技术，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规模。第四，注重教学方式上的创新，提高培训质量。3充分调动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支持中的积极性

3.1营造良好企业文化

面对越发重视企业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应摒弃价值是唯一最大化的观念，转向以人为本，关注员工方面，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增进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通过各方面努力，真正发挥企业文化的凝结功能。

3.2依法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

人力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从“民工荒”及东部西部对农民工的“争夺战”中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企业的宝贵财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用人单位必须将新生代农民工一道视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遵纪守法，与其签订用工合同、爱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尽力做好劳动保护、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依法保障他们的权益。3.3定期开展用工培训

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时，特别强调在职培训的作用。他认为工人通过直接在生产中学习新技术，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一个比较主动的办法是在职培训。虽然培训会增加现期的支出，减少现期的收益，但它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未来的收益。因而，用人单位应有策略的开展在职培训：第一，在培训过程中，用人单位应适当鉴别，依据受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体素质开展培训科目，提高培训效率；第二，在资金利用方面，用人单位应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员工培训计划

资金预算，同时，可依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研究促进其主动投入的配套机制；第三，在积极开展内部培训的基础上，积极提供对外培训机会，更大范围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第四，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可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适当规避培训风险。4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长期稳定就业，根本原因在自身素质的限制。要真正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他们必须在就业观念、自身素质提升上下大力气。第一，在求职时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合理地确定就业期望值，才能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第二，充实自己。应积极获取相关培训信息，参加培训，提高文化素质，提高技能操作水平；逐渐学习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并按设计进行相关的职业训练，一步一个脚印的提高自己；主动接受法律法规培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第三，积极参与各类组织，以寻求组织的帮助和依靠组织的力量进行自我保护。如利用全国工会“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的契机，积极加入工会组织，参与工会组织开展的就业培训、岗位援助、维权服务等，不断提高自身解决就业难题的能力；同时，应充分借助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就业权益。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社会、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用人单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己都应从不同的角度积极努力，携手共进，使他们走出就业困境，顺利实现进城有工作，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报酬有保障，参保有办法，住宿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文化，维权有渠道，追求有目标。参考文献：

浅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对策建议 篇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原生型特征,外生型特征,外生困境,内生困境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中国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进而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有效实现。

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生于20世纪50、60、7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或21世纪进入城市就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推进, 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 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新生代农民工, 意味着这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已经得到了最高权力的承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 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人。[2]如何有效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学、社会保障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出发,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境的框架思路。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在文化素质、职业观念、生活目标、生活方式、维权意识、从事工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整体特征, 而且这些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特征。不少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归纳。有的学者从新生代农民工所具备的素质、能力、需求特点进行分析。李根寿 (2008) 提到“专家归纳其代际特征为:‘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 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职业期望较高、物质和生活享受要求较高、劳动耐受能力较低”。[3]王兴周 (2008) 对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上的实证调查显示:他们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独立自主意识更强;更有平等意识。[4]有些学者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和务工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吴漾 (2009) 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消费观念、生活目标、生活方式和维权意识等方面均具备显著特征。[5]姚上海 (2008) 则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乡土依恋情结逐渐淡化、转移;行为动因凸显发展理性、社会支持网络不断丰富、城市社会认同日渐形成。[6]

本文为了科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境分析框架, 从原生型和外生型两方面入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其中, 前者是指其本身具有的素质、能力方面的特征;而后者则是指其在原生型特征影响下所产生的对于未来和生活的需求特征, 即对外界的要求。两者相互影响, 原生型特征影响着外生型特征的目标和实现高度, 是外生型特征的基础;外生型特征则会对原生型特征提出新的要求, 从而促进原生型特征的转化。

1.新生代农民工原生型特征

(1) 文化素质显著提升, 但仍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较低层次。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显著提升, 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幅下降。根据抽样调查, 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 小学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 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 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 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7]当然, 也必须注意到,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普遍提升, 但是他们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仍旧处于较低层次,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可以快速离开农民工群体, 进入城市居民的行列。

(2) 工作耐受力明显下降。

第一代农民工以体力劳动为主, 就业以“苦、累、险”为主要特征, 这些已明显超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耐受能力。经济发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环境逐渐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方面较第一代农民工有大幅下降, 不愿意从事传统的重体力劳动。同时, 20世纪70年代末期, 中国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在城市和农村同步推进, 农村家庭平均子女生育数量迅速降低, 促进农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这种历史环境中, 普遍生活水平提升已经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改善, 其工作耐受力也就必然进一步下降。

(3) 劳动能力开始出现分化。

劳动能力包括基础性共用能力 (如基础体力、脑力等) 和专业性技能 (如车床、电焊等) 两方面。在基础性共用能力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出现脑力能力上升而体力能力下降的趋势。现代工业的发展, 单纯运用体力的工作日趋减少, 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的提升, 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强化。在专业性技能方面,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生活时间很短, 甚至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历, 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同时, 由于长时间生活于城市中, 他们具有更强的电脑、网络、工业技术、服务等能力, 经过职业培训和在岗学习等方式的培养, 其工业、服务技能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因此, 从整体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能力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 一方面, 农业技能水平普遍下降;另一方面, 工业、服务技能水平逐渐提升。

(4) 心理意识市民化趋势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意识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消费意识更加开放、权利意识更加强烈、道德意识出现滑坡等方面。[6]第一代农民工主要生活环境在于农村, 虽然后期来到城市打工, 但其消费、权利、道德、生活等方面归根结底还是在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 其对于农村环境和文化的认知感相对较低, 反而比较接近城市社会文化的影响, 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更为明显的市民化心理意识。

2.新生代农民工的外生型特征

(1) 职业期望大幅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农经历普遍较少, 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完全没有务农经历。对他们而言, 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意识文化的影响更强烈, 他们希望在城市中获得自己未来的生存空间, 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迫切期望其职业能帮助其实现城市生活的理想, 对于自己的职业期望大幅提升。他们希望获得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作, 而普通体力工作的工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著增长, 明显很难满足他们城市生活的需求。于是,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方向也随之出现较大转移, 这也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对于现实职业选择的巨大影响。

(2) 精神与物质生活期望逐渐提升。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城市生活, 迫切希望获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为开放的消费意识这一原生型特征, 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空间, 他们的物质需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 现代城市的娱乐生活等各种精神生活方式多种多样, 大大拓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视野, 新生代农民工用于娱乐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消费比例显著增加:每月用于购买音像制品及其他文化消费的费用占到了总收入的22%, 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4%。[5]新生代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期望的提升, 一方面要求他们获得和城市同代居民相同的物质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甚至决定其精神观念, 这些都必然对他们的职业选择产业巨大影响。

(3) 发展目标从返乡转移到进城。

第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只想通过城市打工改善未来以及现阶段农村生活水平, 最终目标还是返乡。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小离开乡村 (甚至有不少直接在城市长大) , 或者学校毕业后直接外出务工, 他们对农村、土地的感情相对薄弱, 因此,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生活。统计显示, 87%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而67.24%的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乡从事农业生产。[8]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在城市生活的长远发展目标, 他们的外出务工目标已经从第一代农民工的乡村生存目标转化为城市生存发展目标, 其终端生活目标也从返乡养老转移到进城永久生活。这种发展目标期望也必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活发展目标产生影响。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职业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决定了现代农民工群体职业困境的现实。如果说原生型特征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达到的位置高度, 那么外生型特征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达到的价值限度, 职业期望与职业现实两者间的巨大差距在中国产业发展、城乡二元体制、经济结构需求等外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 共同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境, 它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职业困境包含两个层次:外生型特征与原生型特征之间的不匹配,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现实能力与职业发展期望目标之间的矛盾, 形成第一层次的职业困境;而外生型特征、原生型特征和产业、经济发展现实之间的差异则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第二层次的职业困境。其中, 第一层次职业困境是由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 是内生性职业困境, 只有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特征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第二层次职业困境是新生代农民工特征与外在经济、产业现实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是外生性职业困境, 其解决途径既包括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也包括外在经济、产业发展转型。

1.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层次职业困境的具体表现在外生型特征与内生型特征之间的矛盾上

(1) 职业目标与职业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尽管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大幅提升, 但其整体文化素质水平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中仍处于较低层次, 这也是导致其农民工身份的重要原因;而明显改善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又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耐受力明显降低;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劳动能力的明显分化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改善。与此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在长期的城市生活环境熏陶下, 其消费理念、生活观念大大提升, 促使其职业目标明显提升。相对一般的职业能力与高企的职业目标之间的不匹配, 一方面导致其择业困难, 另一方面也造成其心理矛盾, 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部分职业困境。

(2) 职业目标与心理意识之间的相互强化。长期的城市生活熏陶,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道德意识、权利理念等方面已经出现较大改变, 市民化倾向明显, 这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更高的职业目标期望;反之, 较高的职业目标, 也进一步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道德、权利等心理意识的转变, 形成职业目标与心理意识之间的相互强化。这必然进一步加剧职业目标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3) 发展目标与职业能力之间的不匹配。新生代农民工以进城生活作为长远发展目标, 但是目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论是文化素质、工作耐受力还是劳动技能水平在总体上都处于整个社会的较低层次, 要实现在城市安居乐业的目标非常困难, 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职业困境。

(4) 发展目标与心理意识之间的相互强化。以进城生活为长远发展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容易接受城市环境中的各种理念, 促进其心理意识的转变;同时, 市民化的心理意识也有助于进一步坚定其进城生活的发展目标, 进而强化发展目标与职业能力之间的矛盾。

(5) 物质、精神期望与职业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有效提升了长期在城市环境中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期望, 但其整体职业能力 (文化素质、工作耐受力、劳动能力) 的现实状况却难以有效支撑这种物质和精神期望的实现,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与现实职业困境。

(6) 物质、精神期望与心理意识之间的相互强化。日益提升的物质、精神期望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接受各种城市生活理念, 促进其心理意识的转变;同样, 心理意识的市民化趋势也必将促使其物质、精神期望更接近于城市生活的物质、精神需求, 这也就进一步加强了物质、精神期望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差异矛盾。

2.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二层次职业困境主要体现在其特征与社会、经济现实发展状况之间的差异方面

(1) 新生代农民工的原生型特征与社会、产业经济现实发展状况之间的差异。以改善有限的职业能力和市民化心理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原生型特征与中国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现实状况形成不同的关系:一方面,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于大量普通低价劳动力资源形成有效需求, 具有一般职业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恰好能形成有效供给;另一方面, 同时对应这种一般职业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期望逐渐提升, 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形成压力;而且, 市民化心理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中国社会制度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一边是具有强烈城市生活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 另一边是短期内难以松动包含户籍、劳动保障在内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这些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二层次的部分职业困境。

(2) 新生代农民工的外生型特征与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现实之间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提升的发展目标和物质、精神期望同时促进其职业目标的提升, 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不管提高的生活、发展目标要求, 他们必须选择附加值更高的职业与工作, 然而, 即使不考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现实, 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现实决定了它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足, 难以提供高层次的工作机会, 这就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和物质、精神期望在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下无法得到满足。而以进城生活为主要发展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也必然面临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两方面的矛盾和差异形成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职业困境。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境的解决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资源之一, 他们所面临的职业困境不仅影响着数量巨大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 同时必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科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境, 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中国协调健康发展的关键。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内生职业困境和外生职业困境, 可以形成两层次职业困境的基本解决思路:一是以改变内生职业困境为着眼点, 目标在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原生型特征与外生型特征之间的矛盾;二是以解决外生职业困境为着眼点, 目的就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根据各解决对策的方向差异, 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思路方向:一是职业现实提升;二是职业期望下调。不论哪种思路方向, 都必须从社会制度变革、后续培训强化、产业结构升级、用工单位管理和农民工自身努力等多方面入手,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和谐发展。

1.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管理制度,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生活的制度障碍

从社会制度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外生型特征之间的矛盾入手, 通过改革中国社会制度现实,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职业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 受到各方面的制度歧视, 这不仅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有效流动, 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且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体制障碍, 导致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逐渐被边缘化, 影响社会和谐。新生代农民工在户籍身份上属于农民, 但长期生活在城市环境里, 二元管理体制所带来的不平等和歧视环境, 会引起他们的消极社会心理, 进而导致一系列消极失范行为, 甚至引发犯罪, 造成隐患。改革城乡二元管理制度, 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目标, 满足其物质和精神期望的首要前提, 直接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管理制度涉及的范围较广, 既包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 也包括社会保障、用工体制、资源配置制度等方面的转变。通过政府投入、相关制度改革, 调整社会分配体制, 尽快减少、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生活所遭遇的各种歧视, 从制度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目标, 并促进其物质和精神期望得到有效满足。

2.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后续培训,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

从新生代农民工原生型特征与外生型特征之间的差异入手, 通过各种手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后续培训, 实现他们原生型特征的改变, 从而解决其面临的职业困境。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 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学习能力, 但由于其社会及经济情况的限制, 计划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劳动素养偏低, 与其不断提升的职业、发展目标相违背, 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 不能适应新型高端工作岗位的需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提升, 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工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 通过政府投入, 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职业培训机会, 促进其职业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 通过政府、市场、工会等方面的努力和整合, 有效引导企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针对性的技能和职业培训,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后续提升。

3.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要求

从产业发展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外生型特征之间的差异入手, 通过促进产业发展现实情况的变化,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职业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环境相对优越, 且自身文化水平、消费、生活、务工选择方式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他们不再随意接受劳动强度较大的低收入工作且对未来有着较高的发展期望。然而, 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产业结构却始终处于较低层次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较低环节, 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始终保持以低层次的简单劳动力为主的低水平结构, 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提升的职业目标要求。采取政府引导、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等各种措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 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 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部分职业困境。

4.用工单位科学管理,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身职业发展

这是从企业用工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外生型特征之间的差异入手, 通过用工单位科学管理,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目标。不可否认, 用工单位的科学管理, 包括有效的甄选、配置、考核和培训等方面的内容,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职业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较强的学习意识, 尽管其初始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等相对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较低层次, 但通过用工单位的科学管理和针对开发, 适应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真正需要, 不仅能实现企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 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职业目标, 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境。

5.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努力, 改变他们的职业能力, 实现职业目标期望

从改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的角度出发, 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不断努力, 破解职业困境。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职业现实与职业目标之间的巨大困境, 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方法脱离现实困境, 努力提升自身职业能力、调整合理职业预期、努力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和社会整体、城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努力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通过自身努力, 参加学校职业教育、在职培训或进行自学等多种方式不断努力, 提高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和工作耐受力等职业能力, 改善职业现实状况;②通过对社会文化的主动学习与了解, 逐步调整自己的职业目标期望, 使之符合自身能力和社会现实的要求, 形成合理职业预期;③不断调整自身心理、道德和文化素质, 主动适应城市生活, 融入城市生活, 缩小与城市居民的软差距。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不断的努力, 逐步缩小其职业现实与职业目标之间的差距, 走出职业困境, 实现个人发展, 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城市经济和建设的主力军, 在他们所面临的两层次职业困境中, 第一层次内生职业困境涉及对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特征的改变, 然而其中很多是特殊生长环境等历史因素所造成的, 改变难度相对较大;而第二层次外生职业困境则可以从新生代农民工和外在社会、经济发展两方面入手, 尽管涉及范围更广, 耗时可能更长, 但可操作性反而更强。

参考文献

(1) 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初探:一个分析的框架[J].经济问题探索, 2010, (03) .

(2) 项开来, 徐旭忠, 刘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筑梦情结[J].今日南国, 2008,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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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对策建议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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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是从年龄上进行划分，是指80年之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务工的人员，其中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城务工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随打工父母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劳动人口。笔者针对北京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的调查结果，结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及国家统计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梳理了新生代农民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代。本次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7%，初中占38%，高中及中专占35%，大专及以上占22%。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小学文化和文盲比例低，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

二、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的收入水平不满意。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技术工种和管理人员不多，94%的人月工资水平在2000元左右。

三、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身发展，更希望融入城市生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抽样调查显示，他们出来打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发展机会、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其次是赚钱养家和为赡养父母或子女前途考虑。

四、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和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一。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经常加班，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承受了较大的工作压力。抽样调查显示，多数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50至60个小时，甚至有部分人是70小时以上，而每月用于文化消费的金额大多在50元以下，绝大部人都没有参加过集体文体活动。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

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曾说过，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拖着拉杆箱进城，他们的权益诉求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取向和心理意识逐渐城市化，在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权益诉求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他们的追求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一个美丽的“城市梦”，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很难实现，扩张的欲望和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严重矛盾。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他们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较小，正处于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当前社会并未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给予高度重视，我们还基本停留在为农民工“讨薪”上。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精神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普遍存在，他们感觉在城市看不到前途和未来，可又无从排解，从而导致各种心理问题：被排斥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

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近年来，富士康“十连跳”，以及新生代农民接二连三出现的暴力性犯罪现象，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问题日益凸显。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之原因

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使农民工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从社会地位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属于农民而非城市市民，仍然被隔离于城市制度之外，生活在不平等和受歧视的环境里。在笔者与新生代农民工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最愤慨的就是各种社会歧视，他们在生活中明显感觉到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

受自身素质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路途艰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虽较父辈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仍然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缺乏相应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若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很难在城市谋求立足之位。

企业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忽视。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长期被忽略。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无法真正满足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外来工多方面的新需求，因此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和精神情感困惑。而政府及社会大众并没有正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精神生活问题的关注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破解新生代农民工中精神文化生活困境之途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要紧抓全面加强文化建设的契机，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构建政府主导、共青团协同、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工作格局。

一、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将解决新生代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纳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覆盖城乡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要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使离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社会的新认同，增强其共同体意识和“家园观念”。

逐步消除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设立专项经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政府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工作投入力度，制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文化经费投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利用城市公益性文化设施或建设相对固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及时创作适合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优秀文艺作品，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开展送电影、送演出、送图书等文化配送活动。依托社区文化场所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到社区文化生活中。

积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组织。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各种兴趣小组，鼓励有文艺才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文艺创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组建文艺团队，并为他们提供展示其才能的演出舞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的组织能力。

二、共青团要发挥组织优势。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组织角色缺位，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组织来帮助他们消除困惑，指引方向。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权益的维护者，是共青团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要求。

建组织，带队伍。全力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企业、社区建立团组织，积极培养发掘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和骨干力量，形成强有力的自我管理与服务的队伍。同时，团组织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向政府和企业举荐各种人才，为新生代农民工脱颖而出创造各类机会。

建阵地，送服务。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区域，建立集文化和帮扶于一体的活动阵地。精心设计新生代农民工感兴趣、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开展关怀行动和法律帮扶行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和缓解心理压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同时依托阵地积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组织。

建平台，促融入。积极搭建新生代农民工和其他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交往的封闭性，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区生活。以文化方式塑造公共平台，以文化活动消弭社会隔阂，促进社会认同感、归属感，激发社会良善意愿，从而打破城乡二元体系的藩篱，使新生代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建渠道，畅心声。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及时的将他们的诉求反映给党委、政府。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引导他们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大力宣传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典型，增强他们的自信，进一步引导企业和社会关注、关心新生代农民工，营造尊重和爱护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企业要积极参与共建。企业要增强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意识。大型制造企业、工业园区、工矿区等农民工生产生活密集区参照本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配套建设固定文化设施，建筑工地等农民工临时性聚居区配置临时性文化设施或提供流动服务。企业要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范畴。要建立职工文化平台，配备文化管理人员，提高文化设施管理水平，保障文化服务质量，确保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常态化。

四、社会大众要协同参与。各社会团体和民间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要积极参与农民工文化建设，要积极参与搭建农民工和其他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农民工文化工作的良好局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及对策 篇4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总体特点

(一) 文化水平提高且视野开阔, 更易接受新事物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9年, 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受过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占26%以上;有36.9%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职业培训, 比第一代农民工高14%。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盲、半文盲率明显降低, 加之, 互联网的普及、交通、通讯等的发展, 其获取信息、知识的途径更多, 因而视野更开阔, 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更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不少人还接受了职业培训。

(二) 外出动机多元化, 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渐成主流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有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回报;有的是为了增长见识、学习技能、学习知识, 使自己成为“文化人”;有的是由于向往城市生活, 渴望融入城市, 进城务工是实现其成为城市一份子的重要途径;有的则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 带有一定抱负, 希望将来能够大展宏图、有所作为;还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兼具以上几种或全部。由此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外出动机已不再单纯追求物质生存, 他们总体上考虑得更长远、更全面。

(三) 对城市的认同度高于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亲历其父辈的那种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角色转换, 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小时候就随父母移居城市, 就是一从农村学校毕业就进城务工, 因此, 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对农业生产感到陌生, 不愿务农, 也不愿掌握农业生产技能, 他们中不少人乡土情结弱化, 对家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等没有了上代人所具有的依恋之情。

(四) 流动性更强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工作待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们会主动更换工作岗位或工作地点。加上交通等外在条件的具备,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也更强, 当然, 通常是平级流动, 不是流到上层社会。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在不同的单位、行业、工种之间跳槽可以丰富阅历、增长见识。

(五) 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增强, 他们更注重维护自身尊严;当遭遇歧视或不公正待遇, 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

(六) 幸福感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相对上一代农民工要高, 但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在竞争激烈地人才市场上, 他们不具优势。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自身抗压能力和心理素质较弱等因素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境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如第一代农民工。因此,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幸福感较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 这里仅列举几种最具代表性与关涉性强的困境及户籍制度的瓶颈、劳动权益受损、婚恋和精神世界的困境和社会流动的困难。

(一) 户籍制度瓶颈

户籍看似只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 其实不然。户籍制度隐含了城乡人口在城市住房、社会保障、福利、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待遇, 并由此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物质生活困难重重。中国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住房改革, 如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工程、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住房等举措。但是, 所有这些改革通过户籍壁垒制度严格地将农民工排除在外。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 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较高, 然而, 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 享有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8.5%、21.3%和34.8%, 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亦基本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

(二) 劳动权益受损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 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 2009年,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 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 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 据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 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 服务业最差, 这一比例只有47.3%。”目前, 各类中小企业及民间服务组织存在压低工资剥夺农民工福利, 规避风险, 以无合同或变相合同来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的现象。

(三) 精神世界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谈婚论嫁的年龄。同时, 他们刚跨出校门步入社会, 仍处于“半成人”阶段, 对人际交往的需求强烈。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 (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 , 这就使他们交友、恋爱困难重重, 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 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市民的排斥冷漠 (中国目前客观存在的二元政治经济体制, 不仅形成了城乡隔离的制度文化, 也助长了城市人歧视乡村人的文化心理。一些城市居民由于城里人的身份具有天生的优越感,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人, 是贫下的、愚昧的, 在行动上甚至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身份蔑视、人格侮辱)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较少经历磨难, 本身对社会期望值较高但抗挫折能力不强, 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 身处城市边缘社会的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被疏离感和不公平感。

(四) 社会流动困难

按照以往的社会流动现象, 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 是可能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 但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里, 情况就另当别论了。当前农民工外出务工仍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水平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总体要高, 但市场竞争力不强, 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与空间流动距离以及在外停留时间均成正比。就从事体力劳动而言, 文化素质较低的打工者多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而文化素质较高者则从事较轻的体力劳动。中国已经进入了学历社会, 学历、证书成为转行就业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改变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很难的。“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 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 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 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加之当前中国社会日趋成型的‘代际壁垒’, 使得当前中国出现穷二代蚁族化, 富二代士族化的趋势。这已经完全不是个人的自尊、努力、奋斗所能改变。阶层的封闭性以及利益自肥造就的社会断裂阻断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命运的正常渠道。”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对策

针对上述困境, 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困境理所当然应从户籍制度改革, 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政府企业的责任意识;企业、市民的人文关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方面着手。

(一) 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扩大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范围

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 既要整体推进又要循序渐进。建立健全户籍制度改革协调机制, 使各部门的合力最大化。同时, 要继续鼓励地方政府去尝试和探索。具体操作上:修订《户口登记管理条例》, 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 使农民工分享公共服务, 消除转移障碍;尊重农民工选择城市生活的权利, 为实现逐步过渡, 可将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是否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以及稳定收入等作为申请城市户口的条件, 逐步降低其迁入城市的门槛, 以至于迁移自由。扩大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范围,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乐业。城市政府应对政府投资进行优化配置, 政府预算适时将一部分财政资金向新生代农民工倾斜。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问题, 将有稳定职业且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通过扩大廉租房的保障范围、在打工者密集区建新区等灵活措施, 让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逐步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二) 强化政府企业责任意识

在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全面小康的今天, 城市政府及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首先, 政府要加强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组织建设及法律法规建设。形成各部门的协调机制, 杜绝集体不作为、集体不负责现象, 决策执行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使新生代农民工劳有所得,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次,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与国际通用“社会道德责任认证标准”接轨, 承担社会责任, 改善劳动条件, 注重劳动安全,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只有这样, 才有望实现企业、员工和社会的共赢。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企业应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和农民工之间不仅要签订劳动合同, 而且要按照平等自愿等原则签订, 要保障民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 保障其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三) 加强企业人文关怀, 寻求市民的支持

企业管理工作既要关心广大职工的思想, 也要关心广大职工的生产、生活, 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使其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单位大家庭的温暖。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 注重其休闲时间的生活质量, 为其提供交友、恋爱的时间、空间。在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要坚持“心理疏导”。要积极引导广大职工加强自我修养, 强化文明行为养成, 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 养成良好心态, 促进职工个人的心灵和谐和企业的管理和谐。在城市化进程中,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必然与原有市民产生冲突, 而要化解冲突走向融合必须加强对市民的教育。通过各种文化教育机构向市民灌输平等观念和公平意识, 向新市民宣传城市精神和理性原则;积极开展市民文化活动, 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通过社区所提供的文化设施和活动使农民工逐渐形成现代城市的社会文化心理, 逐步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城市生活机会, 消除其在城市生活的被剥离感和被疏离感。

(四) 开辟完善农民工培训之路

人力资源是最可宝贵的资源, 一个群体或个人要想改善自身处境获得可持续发展, 关键是要提升本身的素质,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要改变现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培训是增加其人力资本附加值的应有之义。对农民工的素质培训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道德为引擎。培训地点、培训内容以及培训方式应体现便民、实用、灵活的特点。整合现有培训资源, 尽力做到物尽其用、人尽所能, 避免资源浪费。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表彰奖励制度, 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物质奖励、生活补贴, 将培训成绩优异者树为楷模, 让其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形成爱学习的良好风气。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最渴望学习的知识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专业技能知识、法律知识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提升农民工素质的培训理应把这三种素质提上日程, 满足其对知识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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