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精选8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篇1

摘要:农业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而农业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问题，如何解决我国农业中的土地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出现的问题入手，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历程和成效 1.1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历程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进行的变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违返当时的国家政策，冒着做监狱的危险，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制度，正式拉开了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序幕。1979 年 9 月 28 日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两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优点，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下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 号文件”，1983 年 1 月 2 日下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 号文件”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制，且长期不变，并于1984 年 1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 号文件”，延长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和对于在荒山、荒沙、荒滩种草种树，执行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可以继承，可以折价转让的等各项政策。1985 年 1月 1 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 号文件”和1986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出台了“1 号文件”《关于 1986 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充分肯定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对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进行了必要补充。1986 年 6 月 25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其中第十四条和十五条对土地的承包经营进行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肯定。1993 年 3 月的《宪法》修正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而固定下来。1998 年 8 月 29 日，通过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将党的土地政策上升为法律，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特别是从2004 年至2010年的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分别从完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等制度的不同角度和方面，抓住了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紧迫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人民生活奔小康。

1.2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的成效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从集体经济中的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还有农民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积极性得到调动，也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也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的执政建设，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二、当前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2.1土地产权不明确

在我国在国家政策上，虽然在土地承包经营使用农村土地方面上，实现了“两权分离”，也明确规定农村的耕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对“集体”的概念却界定不清楚。我国立法角度上对“集体”的概念也不统一，比如在《民法通则》和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上，两者对土地的产权权属均有不同的规定，前者规定农村土地产权归村行政组织所有，后者则规定归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所有，在我国立法和法律规定上依然存在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从而最终造成对土地管理的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现象，近而影响了我国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和投入的积极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在集体土地产权上解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最终导致现实中经常出现损害农民权益的事情，充分表现了以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在客观环境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要求。

2.2土地流转制度不建全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确，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等都有可能成为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最终会因为谁是权力主体而产生纷争，最终导致了土地流转和农业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和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最近几年经常出现一些因企业要流转土地，进行投资形成规模化发展，在进行土地流转里，就出现了村民个人和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在土地产权上及土地收益上出了纷争，同时也造成了谁多基层干部，钻了法律和土地产权不明晰的空间，进行贪污受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另外一个方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出现了土地被分散到每家每户，一直是分散经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的一些青年壮劳力进城务工，不愿意在回农村，务农种地，在农村务农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同时出了一些小的流转，比如让亲戚朋友种，收到取一些合理的费用，只是在形式出流转，但是在面积上没有形成规模化发展，换、转、包等形式的流转多为农户私下进行，没有规范的手续，最终也是限制了流程的发展。从国家政策方面，根据我国的社保体系不完善，不能全面的覆盖的实际情况，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部分农民，不愿意把自己的小部分土地进行流转，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认为土地是获得最好的生活物质保障，近而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化。还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肯定会出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基层组，就充当中介的组织，但是我国现在土地流转上面没有规范化和法律依据，就出现了在在利益的驱使下操纵土地流转，强行、强迫租用农户的土地，与农民争夺利益，也充分的体现了我国的在土地流转的方面中介组织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规范化。

三、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途径 3.1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非常不利。所以在我国立法上和法律规定上给农村土地产权要有一个规范化的定义，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产权的完整性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以形成动力的机制和作用，具有激励动机、鼓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保障。从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国家在土地宏观调控方面，只有把产权主体明确，才能实现资源优化的配置，才能提高我国农村土地的高效率的利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有效的防止因土地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基层干部的不法操作，进行贪污受贿，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害，所以在完善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必需要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从根本上解决因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等因素而引起的土地权属争议等问题，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3.2，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我国要加强社保体系的全部覆盖，让一些农民改变土地是唯一的生活保障的想法，让他们积极的响应土地流转的制度，让他们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同时要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的建设，从机构组织上、运行机制上都要有一个良好的运转，还有国家加快建立有关土地流转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要出台一些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便于更的保障和监督土地流转的运转，让基层干部必须坚持依法流转，做到有法可依；强化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让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等基层工作人员做到按照国家法律规章制度行事。根据我国土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建立合理更加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切实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还有每个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的不同地理坏境和人文环境，要根据自身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宏观调控为原则，以经济市场为导向，农村土地和农业经济发展为目标，综合本地区的各方面因素，处理和协调好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好处理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四、小结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农民问题是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如果想解决农民问题，就要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只有解决好我国的农村土地问题，才能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2]毕秀梅.共和国辉煌历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91-792.[3]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59-60.[4]管新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J] 人民论坛.（26）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篇2

农民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而与农民问题联系最密切的则是土地。这就决定了农地制度在我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每一次农地制度变迁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何使它们得到合理的解决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1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地制度的变迁

1.1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

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发地进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制度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这种制度变迁给与了一定的认可，因为它只承认承包到工作组，而不是承包到户，国家开始在甘肃、内蒙古等省开始进行试点。1980年颁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

1.2 8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流转制度的逐步实施

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因为以前的农地制度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成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党中央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必须使农地制度的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流转以取得规模经营，解放农村劳动力，加速城镇化进程。1984年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经集体同意后进行转包。”第一次从政策上给与农地流转以支持，虽然没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承认农地流转，但是使人们得到了一个信号———国家有农地流转的趋势。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该修正案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国家正式承认了农地流转，并且给与了法律保证。

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土地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1994年12月30日，农业部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01年中央发布18号文件指出“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

2003年3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明确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法律规定。2005年3月1日农业部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管理作出比以前法律政策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

1.3 新时期的土地流转制度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保证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济。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应实际发展需要，在不断改革旧有的农地制度的同时加速研究适合国情的农地制度。中国在农地制度方面所取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2.1 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

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1]。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安排方式。按照中国法律规定，除按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的土地，其余的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这里的“集体”还是有待商榷的，到底是乡镇，还是行政村抑或是生产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长期处于“主体缺位”或“产权模糊”的状态，导致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出现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地、失业、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虽然集体和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是由于主体不明确，随意解除土地合同、侵犯农民权益的事情时常发生。再如，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征地，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农民是很被动的，虽然土地是自己的，但是自己在征地这个问题却很少有话语权。

2.2 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的是在农村土地承包中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存在前提条件下，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性质和主体种类与农村土地农业用途的基础上，原承包方依法将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从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等具体民事权利转移给他人的行为[2]。土地是具有稀缺性的资源，所以土地的流转对土地的利用具有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第一、可以实现规模经营、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土地的产出。第二、由于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大，大量的农民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其他产业的建设中去，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关于土地流转的好处，中央也给与了明确的态度，不断颁布一些政策和相关法律给与保证。2008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农地流转的规定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现实中，由于土地产权的不明确，国家在推动流转方面的各项支持不到位，作为调节土地流转的杠杆—地租和地价还未能真正的发挥作用，而且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给与规范和可供操作的章程。

3 加快农地制度改革的对策

3.1 明晰土地产权主体

“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就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3]”单纯的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不被出租，不仅土地所有权没有经济价值，而且，土地不能充分利用。所有权强调的是保障所有者的权益，但仅此一点是不能够解决土地的效益问题的。而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就必须建构各种土地权能，明确权能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权分离本来不影响交易，影响交易的是权利界定的模糊和不稳定增加交易费用。

国家，集体，农户间的土地产权关系模糊不清，集体和居民的利益往往受到侵害。由于按人口均分土地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虽然国家对农地承包期有明确的规定，但实际生活中，农地承包经营期经常调整，使得农民对农地的投入不足，造成农民对农地经营的短期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飞速发展是产权界定相对清晰的结果，符合马克思地租理论。正如登姆塞茨所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4]。可见，产权明晰促进交易。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直接赋予农民，使农民享有明确、稳定、完整、有效的土地产权，最根本的是使农民的土地产权真正有权威性，从制度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从内容上赋予农民对土地享有完整的占有、使用、持有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基础，土地处置权是土地产权的象征，土地收益权是土地产权的实质和实现，应当从法律上确保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处置土地的权利和对使用、处置土地的收益享有排他性的收益权。

3.2 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制，培养农村土地市场

建立规范完整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应该是可以依法流转的，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资源效益，保证权利人享有的权利的最终实现；第二，随着经济发展，更多的农户将会放弃土地的耕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只会导致土地的闲置和浪费；第三，我国人多地少土地条块分割，允许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实现规模经营；第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了许多纠纷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影响了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稳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土地经营权流转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变更，也包括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交易。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继承、出租、抵押等。在现行法律中，土地经营权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对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一，在用途上，流转后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第二，期限上，流转后新的权利人只能在剩余期限内享有对土地的使用权；第三，流转时应该进行必要的物权登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进一步分离，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确保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逐步培育健全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管理机制、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具体来讲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采取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和政策充分调动土地经济关系中各方面的积极性。严格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明确划分处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分配农地流出和流入双方的经济利益，有条件的地方筹措必要的风险基金，逐步形成土地流出者、流入者和管理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风险机制。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64).

[2]丁关良,田华.论农用地物权制度的选择——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名称的存废[J].中国农村经济,2002.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5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篇3

关键词：农村教育；成就；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90-02

我国农村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有效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贫穷落后的状态仍需改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农村人才不足，农民文化水平有待提高。生产力包括三个方面：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人作为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离不开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农村教育则是提高广大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教育的含义

1.教育的含义

教育的含义：“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之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身体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活动。”

2.农村教育的含义

农村教育的含义：“农村教育分为广义的农村教育和狭义的农村教育，广义的农村教育是指所有县和县以下的教育，这种教育称之为行政意义上的农村教育；狭义的农村教育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和县以下的教育，这种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农村教育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下将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为例进行研究。该乡是一个农村乡镇，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劳动力的素质并不是太高，大都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而人是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因此农民素质的高低对农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家庄乡有十四个行政村，全乡共有适龄上学儿童1340人，现有初中一所即杨家庄中学：教师42名，学生497人，以及4所中心小学。

1.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乡在党中央政策的大力号召下，努力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的人口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就以杨家庄乡为例，很多贫困的人口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农村教师的工资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一大批民办教师转正，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许多家长也转变了以前的教育观念，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简单地从事重体力劳动。

2.新时期农村教育的成就

新时期，杨家庄乡的教育有了明显的变化，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国家实施了撤点并校的政策，由以前的14个小学变成了现在的4所中心小学，在国家财政的支持和当地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初中和4所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都是近年来新建的或是翻新的，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结构的设置都十分合理美观，改变了我们上学时的破旧面貌；农村的教育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杨家庄乡也不例外，人们从不同的渠道完成自己的学业，特别是国家减免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对于农民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不仅让许多家庭贫困的孩子能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三、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

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家乡教育存在的问题，为家乡教育的更好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1.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在教育经费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由于农村教育主要是依靠乡镇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及各行政村的教育投入，但是杨家庄乡的经济并不发达，就杨家庄乡农村教育反映的现实情况而言，与城市中学相比相差甚远，使得大量学生向城镇集结，使农村学校生源减少，更加重了办学的困难，必然不利于学校的良性运转。

2.农村教师水平有待提高

杨家庄乡教师人数偏少，在该乡小学，一个教师要负责两个班以上的教学任务，教师的专业性不强，不利于孩子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他们的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的教学能力很难适应新形势下课程改革的变化，一些教师虽然上课热情奔放，富有激情，但缺乏教学经验；由于农村教师工资和福利都比较低，他们付出的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他们可能会向福利高、工资高、办学条件好的城镇流动。

3.农村教育投入比例不合理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村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减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费，修建了学校教学楼和学生的公寓楼。但是在学校的软件设施，教师的福利待遇，教师的培训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这就必然会影响农村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就高垴庄中心小学而言，虽然新建了教学楼，但是缺乏必要的电脑多媒体设备，教师也没有得到相应培训。

4.农村教育观念比较落后

农村中的辍学现象时有发生，众所周知，初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叛逆心理比较强，听不得不同意见，受不了老师的批评，扰乱课堂秩序，使得教学活动无法进行，这是其一；在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下，加之一些教师的管理方式粗暴，使得农村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这就使一部分学生辍学。

四、农村教育发展对策

1.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以县乡政府为主来搞农村教育，这就使得教育经费来源相对狭窄。像杨家庄乡这样工业基础薄弱，土地资源贫瘠，经济状况落后的乡镇来说，资金本身就十分匮乏，对教育的投入更是少之甚少，与其他乡镇的差距不断拉大，只能保证学校低水平的正常运转，所以中央和省市政府应当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和改革，高度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在学校硬件和软件设施的配备方面，都应当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改变其现状；基层乡镇和各个行政村村民自治委员会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和提高使用效率。政府应从各方筹集资金和节省资金，通过招商引资和争取外来赞助来发展乡镇经济，改善办学条件.

2.农村经济组织支持农村教育

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农村经济组织应当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农村经济组织要想更好的发展，不被时代所淘汰，同样是需要高科技人才，同样需要有素质的管理者，实行企业的改革重组。我们知道人才的发展要靠教育，所以说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乡镇企业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那些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同学，每年给当地学校资助适当的资金，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那么家乡教育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3.农村家长要重视教育，学生要增强上学意识

农村的学生同城市孩子一样，少年情感的两极性特征也极为明显，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日益丰满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是敏感的、强烈的，又是脆弱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青少年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化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要增强自身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提高我们自我教育的能力，多看一些立志的书籍，影视作品，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汲取民族英雄、世界伟人、革命先烈等英雄身上的精神力量。

农村家长要给予农村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是我们出生后的第一个环境，家长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孟母三迁的典故给予我们的启示足以证明：家长对我们性格的塑造、习惯的培养等方面有着其他教育环境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学业生涯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大多数家长的学历层次都不很高，但是他们都还想在孩子身上圆自己的成才之梦，因此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的重视度还是极高的，但是农村的辍学现象还是存在的，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4.优化农村师资力量

教师是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实践客体是学生，还包括一定的实践手段环境，所以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应当发挥其积极作用，使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完成，教育活动是其规律的，一定要使每个教师在其工作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的撤点并校政策，这样可以弥补教师资源不足的现状，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在聘用教师时一定要做好严格的教师资格审核考察制度，建立教师职业准入制度，保证农村教育的更好发展；师范院校的学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省培国陪计划”、“顶岗支教”的号召，到基层学校去支援农村教育，那么作为一名师范生我们应有回报家乡的情怀，支援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5.农村教育发挥地方特色

农村教育要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积极发挥地方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要改变城乡统一的办学模式，将精英教育或是应试教育转移到兼顾升学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轨道上来，建立农村的教育体系，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应提高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使他们适应时代的发展。农村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实践课，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与学校附近的工厂、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共建学习实验基地，增加农村学生教育的内容，实现开放式和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做到“因材施教”，对积极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

总而言之，农村教育在党中央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下，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和地方风俗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形成中央带动地方，城市支持农村的良好局面，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农村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忠康.教育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2]陈敬朴.农村教育概念的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4]韩明谟.农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篇4

【摘要】纪律检查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专门机构，而纪律检查体制又深刻影响着党的纪检工作的实效。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自上而下进行了全方位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反腐力度，内强素质，外强职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查处和惩治了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既显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关键词】十八大；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实践；成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5-002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纪检体制改革，不仅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纪检改革专项小组，负责统筹和领导党的纪检改革事宜，并充实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更有效地整合各方面的反腐力量。同时，围绕党的纪检体制的领导体制、责任体系、派驻机制、巡视制度、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正处于全面推行中，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氛围取得明显成效。

一、领导体制――“两个为主”，实现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化、程序化、制度化

《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纪检工作双重领导制”的规定是原则性的，缺乏配套的制度予以具体细化，如究竟是什么事项，是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什么事项，是以上级纪委为主。2013年11月13日，中央纪委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意见，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随后中纪委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由双重领导体制改为由中纪委领导为主，同级党委领导为辅。同时逐步收回任命地方纪委主要领导的决定权。这种领导体制的变革，有利于地方纪检监察人员放开手脚，无后顾之忧，独立自主行使纪检监察职能。

二、责任体系――“两个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强化党委的主体主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其中党委的主体责任包括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责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责任和党委（党组）其他人员责任。同时实现“一案双查制”，对于出现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既要追究纪委的监督责任，也要追究党委的主体责任。这就要求党委也要抓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做到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对于纪委的监督责任而言，就是要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通过层层传导压力，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全党上下一起动手抓反腐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三、派驻机制――派驻全覆盖

一是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在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派驻纪检机构的基础上，2015年纪检体制改革已实现党的纪检机构向中央党务部门（包括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等等）、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以及国务院机关全覆盖。二是派驻机构向派出机关负责。三是纪检组各项工作保障由驻在部门负责，工作经费列入驻在部门预算。

四、巡视制度――巡视全覆盖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加大党内巡视工作的力量与力度，巡视组成人员专、兼、广，巡视工作节奏短、平、快。中央安排部署的巡视工作由2013年的2轮巡视增加到2014年的3轮巡视，实现了巡视工作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7轮巡视，共巡视了118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实现对省区市和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全覆盖。累计与干部群众谈话2万余人次，受理信访120余万件。真正做到了巡视工作无死角，巡视范围全覆盖的庄严承诺。

五、组织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

（一）聚焦中心任务，清理纪检监察机关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

长期以来，有的纪检组长除了纪检工作外，还往往分管党建、工青妇等工作，分散了纪检组长的工作精力与工作时间。针对这一情况，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通过收缩“战线”，调整纪检监察职能，全力清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央纪委参与的125个议事协调机构精简至14个，省区市一级共参与4 619个减至460个，精简比例达90%以上。派驻纪检组长继续担任驻在部门党组成员，但只履行监督职责，不参与驻在部门业务分工，不从驻在部门产生。使纪检组长回归到主业上来，聚焦中心任务，才能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二）增设纪检监察职能机构，加大?k案力度

为了加大纪检监察查办案件的力量，中央纪委于2013年8月和2014年3月分别进行两次大的内设机构改革，加强纪检监察力量，纪检监察室由8个扩大到12个。其中直接与纪检监察业务相关的职能部门为负责联系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4个纪检监察室，负责联系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6个的纪检监察室以外，同时还新设2个也具有查办案件的职能部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和新成立的国际合作局。

（三）根据现实需要，组建新的内部机构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增设纪检机关组织部。中纪委在机关内设机构总数和行政编制总数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干部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组织部，是为解决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考察权与任免权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通过什么样的程序等细节问题。这些制度的明确和落实，使得纪委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就不再是“坐而论道”了；

二是为加强媒体宣传，增设纪检机关宣传部。在宣传教育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宣传部，是为了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的宣传力度在反腐败问题上增强官方与民众的互动；

三是应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现实需要，增设具有查办案件职能的内部机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是落实总书记提出的要解决“灯下黑”问题，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对“谁来监督监督者本身”这一难题的尝试。仅2014年和2015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分别为1 575人和2 479人，该尝试取得明显成效。

六、制度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保障

十八大以来，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中央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同时，为了规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强化党内监督，2015年8月，中央颁布实施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这正是制度反腐的一个有力的举措。2015年10月，中央又相继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准则》和《条例》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高的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2016年11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之举措，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七、其他改革

（一）构建“一网一端一微”反腐平台，推动反腐败的官民互动性

“一网”：2013年9月2日，应时代之需与反腐败斗争之形势，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中纪（）经过充分酝酿后正式开通。作为中央纪委监察部信息公开、新闻发布、政策阐释、民意倾听、网络举报的主渠道。

“一端”：2015年6月18日，中纪委监察部手机客户端正式开通。

“一微”：2016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微信公众号也相继正式开通运行。中纪委监察部通过“一网一端一微”网络举报平台的构建，使传统媒体“报刊”与新兴媒体融合互动发展，编织反腐败之网，民众可以多渠道、多途径检举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腐败分子无处遁形，直接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有利于反腐败工作的顺利推进。

2015年，通过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平台，共收到举报件12.8万件，较2014年增长13%。其中，网络举报件9.2万件，手机客户端举报件3.6万件，分别占72%和28%。2016年1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微信公众账号开通“四风”举报后，已收到举报近1.6万件，新兴网络举报平台之反腐败大网已初显成效。

（二）成立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的合作

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以追?E追逃为核心，旨在与亚太各国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约国，中国顺利完成履行审议并不断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2016年3月1日，为加强反腐败执法的合作，中纪委成立国际合作局，其主要职能为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的合作，抓捕在逃境外贪官。

仅2014年前7个月，公安部部署开展“猎狐2014”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共派出70余个境外缉捕组，共抓获涉及6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相当于2013年的5倍，追赃30多亿元。这些成效的取得，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海外不再是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三）军队系统纪检执法机构的改革

一是升格军委审计署。2014年11月，解放军审计署由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主管全军审计工作，对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其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由军委办公厅领导；

二是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作为军委领导和管理全军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军委政法委员会由书记、专职副书记和委员组成，委员由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领导和军委政法委员会机关各局领导担任。其他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由本单位政治副职领导担任，副书记由参谋部门和政治工作部门领导担任，委员由政法部门及相关业务部门主要领导担任；

其三，调整充实军委纪委。军改后军委纪委从总政治部中拆解出来，成为军委直属的单设机构，相当于“升格”了。同时，纪委书记不再由副政委兼任，各军种设置专职纪委书记。这意味着纪委的权威性、独立性增强，对军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更加给力。

十八大以来，军队反腐高压推进，截至2015年，军队系统共查处副军级以上干部46人。这充分说明军队系统反腐败的力度在大力推行，彰显了新一届中央强军梦之决心与魄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篇5

转眼之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早已有了32个年头了。在这32年当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不错，要是没有当初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喊出来改革开放的口号，谁又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了以珠海为中心的经济特区，使工业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所有制结构日益完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形成了行业分类广泛、技术含量较高、外向度突出的工业格局。按照近几年统计显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6.97亿元，比1978年增长8.1倍,平均每年递增11.7%增长.改革开放不仅仅使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发展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工建运商服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农民们的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畜牧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工业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的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自从2001年中国申请加入WTO组织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紧接着就是2001年中国的申奥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是世界给中国最大的肯定。之后神州五号，六号乃至七号的升天，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都证明了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在科技上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中国不再是停留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吃的方面，人们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人们饮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趋于优化。我国商品早已告别短缺，进入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吃粮凭供应，副食要票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总量增加，在质量上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穿的方面，人们穿着向“成衣化”、“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活中人们印象最深刻、最直观、最生动的变化莫过于衣着服饰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服装主要以“灰白”、“军绿”为格调，样式陈旧。可如今，人们穿着成衣化大大提高，衣着讲究美观、舒适，款式繁多且变化快。以往注重服饰厚实耐穿的观念，遂嬗变为追求衣著新颖雅观，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妇女日就华丽。黄金项链、脚手镯，以至袒肩露胸的上衣和超短裙，已在部分青年女子身上出现。

住的方面，住房成套率明显提高，居室环境大为改善。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住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一批“安居房”、“解困房”和居民小区相继建成，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甚至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洋楼或者是别墅形式的楼房。

居民日常耐用消费品由“实用型”向“享受型”方向发展。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个在六、七十年代曾代表富有标志的“老三件”，曾经是多少人的向往和梦寐以求，并且成为人们追求的奢侈品，时过境迁，居民家庭的耐用品演绎了两次更新换代。

最后，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国民的寿命的提高和改革开放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权变化篇6

人权的变化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自0907 方杰 0401090706 摘要——200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里，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竣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30年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里,3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这30年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键字：人权改革开放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是人的生活水平和尊严、价值的提升。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将人权的普遍性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使中国人权事业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得到了同步、协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一是人权在思想观念和法律政策上实现了主流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实现了历史性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载入国家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确立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2009年，中国政府制定发布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未来两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率先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国家。可以说，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这就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促进中全面推进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协调发展。

三是建立起了一整套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制度。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断完善促进和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目前，中国有现行有效法律233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800多件，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人权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得到有效保障。

四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的命运的改变和尊严的提高是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中国以占世界9%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3岁，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民总体受教育水平跻身发展中国家前列。全国人民普遍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获得了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

五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13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截至2007年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79元人民币增长到18700元人民币，增长了近0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约分别增长了39倍和30倍；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由6.7平米上升到27平米，农村居民由8.1平米上升到30.7平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6.6%和67.71%下降为36.3%和43.1%，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家庭服务、旅游观光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8岁提高到目前的73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六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领域的一个突出进展是，突破了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的“左”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人权观念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2004年以来，“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载入《宪法》、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说明，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人权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中国在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

从以上列举的六个方面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变化是巨大的、深刻的，当前中国人权状况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那么，中国人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无疑是这个奇迹中的一个精彩篇章。2008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分别有86%和8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在受调查的24个国家中高居榜首；分别有81%、64%和58%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工作和家庭收入感到满意。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

开放的中国需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有益经验，也需要得到各国的最大理解和支持。中国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努力实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们欢迎一切真心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提出善意的意见和建议，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组织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

参考文献：

董云虎，《中国人权年鉴》，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篇7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阶段与规模

1.发展阶段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活跃和稳步发展的, 而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快速发展而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的。1980年代初, 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 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凸显;同时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也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就业空间, 因而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自发向农村非农部门、向城市 (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 流动。与此同时, 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也逐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国家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 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流动和产业转移局面逐步形成。

纵向来看,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转移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9~1983年, 是劳动力恢复流动和平稳发展期。这一时期农村是改革的重心, 计划经济色彩还很浓厚, 劳动力市场尚属初始发育期;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少, 主要是搞建筑、到矿区挖煤、小经商、搞种养业以及到当地小城镇打短工, 带有经历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后对历史上流动的恢复性质, 农村就业人数比重由1979年的69.8%小幅下降到1983年的67.1%。第二阶段为1984~1992年, 是劳动力转移急剧上升和市场扩展期。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同时, 东南沿海地区“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农村劳动力以就地就近转移为主, 大部分在乡镇企业就业, 不过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和城市流动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农村就业人数比重由1983年的67.1%急剧下降到1992年的58.5%。第三阶段为1993~1997年, 是劳动力转移持续快速增长期。党的“十四大”后, 我国经济体制转换提速, 市场化进程加快,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就业机会;产业在沿海地区集聚加快, 地区差距扩大, 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异地转移。第四阶段为1998至今, 是劳动力转移高度活跃时期。1998年7月, 我国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首次出现较大松动, 初步打开了农村人口入迁居住的大门, 农村劳动力加快向非农部门转移;但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比重从1998年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2004年开始, 其就业人数比重已超过30%, 2006年达到32.2%。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果的积累, 我国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急剧膨胀, 使劳动力转移进入高度活跃期。

2.总体规模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到底有多大?学界争论较大, 目前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在此仅列出几个较为全面的流动人口统计调查数据, 以反映劳动力转移的大致规模 (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总体上呈快速上升态势, 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急剧扩大, 进入21世纪以后, 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保持了相对平稳的态势, 2000~2005年仅增加了296万人, 但跨省流动人口增长迅猛, 5年增长536万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在1.5亿左右, 其中约有1/3是跨省流动, 2/3是省内流动。根据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跨省迁移劳动年龄人口数据, 大致推算得到的1990年劳动力跨省流动的规模是1047万人, 2000年是3972万人, 2005年是4270万人;如果按流动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来推算跨省流动的劳动力数量, 1990年约为813万人, 2000年3230万人, 2005年3572万人。由此可见, 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在省际间流动的劳动力。

资料来源:《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 (蔡日方等, 2003) 。

二、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流向

我国区际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 地区内部流动性不强, 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是我国跨省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这种劳动力转移模式可以通过计算跨地区迁移人口在省际迁移人口的比重来佐证。1985~1990年, 我国的跨省迁移人口中跨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迁移人口占省际迁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为76.47%;2000~2005年达到79.62%, 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1.流入地分析

从流入地构成来看, 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从表2可以看出, 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 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 2005年全国有84.6%的跨省流动人口流入东部地区。具体来看, 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显示, 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吸纳的跨地区迁入人口的比重高达78.1%。[1]与此同时, 中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日渐减弱。1987年中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6%, 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 2000年这一比重跌破10%, 2005年更是仅占5.5%。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也很低, 1987年为23.3%, 2000年降到15.3%, 2005年也跌破10%。值得注意的是,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西部地区吸纳的跨省流动人口比重开始超过中部, 说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 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相对比中部要强。

资料来源:同表1。

2.流出地分析

从流出地构成来看, 中西部地区是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可得到, 1985~1990年跨省流动人口的规模还较小, 东、中、西三地区流出省外的人口规模差不多, 分别占33.7%、31.7%、34.6%, 但中西部是人口净流出地区, 而东部是人口净流入地区。1995年以后, 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变, 东部流出省外的人口比重大大减少;中部地区比重急剧上升, 几近一半;西部地区流出人口的绝对量上升, 但比重保持稳定。表2显示, 中西部地区的跨省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地区, 从1987年至2005年, 中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入东部地区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 而西部地区也由44.2%上升到80%。具体来看, 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 这8个省流出的跨省就业人口占全国的65%。我国的区际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中西部地区流出为主, 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格局。而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在不断萎缩。表2显示, 在20世纪80年代, 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入中部地区, 但90年代以后, 则比较平均地流向中西部地区。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来看, 90年代以后, 中部流入西部的跨省流动人口比重也要高于西部流入中部的跨省流动人口比重, 这也反映出中部地区的吸引力在不断弱化, 而西部地区的吸引力则相对增强。

三、区际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征

1.劳动力区域转移与乡城迁移、产业转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 我国劳动力的区域流向突出表现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在这一异地转移的过程中, 流动的劳动力同时实现了由乡村向城市、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从表3可以看到,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中, 农村迁出人口一般都占迁出总人口的60%左右及以上, 显示了农村迁出人口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而绝大部分迁出人口是迁入城镇的, 并且呈现加强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迁入城镇的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0%以上, 甚至接近90%, 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是流向了城镇。[2]我国人口流动乃至劳动力转移的乡城迁移模式与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劳动力转移规律相一致, 也是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把大量的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形成了规模巨大、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在的迁移“资源”。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发育、人口迁移控制政策逐步缓和、城乡差距巨大等“拉力”和“推力”的作用下, 这些潜在的迁移“资源”转变为现实的人口流动。

资料来源:同表1。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就业。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 1995~2000年, 全国跨地区流动的就业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产业, 尤其是制造业比重高达60.3%, 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但三大地区之间流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较大, 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 (74.9%) 、第三产业为辅 (19.5%) ,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三个行业;而中、西部迁入人口的产业构成比较均衡, 虽然主要从事第三产业, 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比较高, 形成三个产业鼎足而立的局面。另外, 中、西部迁入人口最集中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及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制造业次之。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结构差异, 及由此引起东部与中西部对劳动力需求差异引起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没有迁移人口在业情况的调查,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调查来分析迁移人口的在业状况。农业部2005年的调查表明, 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 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 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3]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 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 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

由此可见, 我国的区际劳动力转移集劳动力地域转移、乡城迁移和产业转移于一体, 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转移的普遍规律, 也是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它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 反过来, 也是推动和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2.“侯鸟式”的区际劳动力转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尚无根本性变化, 是迄今为止变化最小和最为缓慢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由于户籍约束造成的城乡分割状况还没有完全打破, 农村劳动力虽然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具有稳固性, 但仍具有很强的兼业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长久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两栖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多数还保留有家乡的承包土地, 有的是常年在外务工, 有的是季节性外出就业;他们外出在非农部门就业, 在职业上改变了农民身份, 但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外出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工作在外地, 但一般没能在外定居, 家乡仍有亲人, 收入多数带回老家。这导致我国的区际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候鸟式”的流动模式, 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成为我国区际劳动力转移的独特风景。

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真正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居民, 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先是从农村转移出来, 并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然后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 在城市居住下来。从国际经验看, 这两个阶段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但在中国目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 农村劳动力一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转移的第一步;但是转移的第二步, 对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来说, 却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就可以实现的, 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约束。[1]因此, 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常年在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 但难以在城市入户定居, 导致东部很多发达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 ( 非户籍人口) , 深圳、东莞、昆山等劳动力流入重点城市甚至出现了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的现象。这些“二等市民”没有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和稳定就业权的预期, 因而其迁移决策不是永久性的, 对于大部分流出的农村劳动力来讲, 尽管他们的技能、观念、职业已不再是农民, 但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 他们的“归宿”还在农村老家。

3.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 发达的中心地区的选择性移民使外围落后地区稀缺的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失, 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极化效应”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的区际劳动力转移是否存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选择性移民呢?通过对第五次人口普查关于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发现, 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在1995~2000年的流动就业人口中, 未流动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高达38.76岁, 省内流动就业人口为31.55岁, 而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为28.06岁, 反映出年龄越轻, 流动性越强;从受教育年限来看, 未流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72年, 省内流动就业人口为10.23年, 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为8.95年, 虽然流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未流动就业人口, 但并没有出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流动性越强的局面。

资料来源:200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

从我国三大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 总体表现为年轻型流动人口, 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1995~2000年, 三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都具有年轻型人口的特征, 区域差异小。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 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平均年龄分别是24.88岁、24.56岁和25.34岁, 众数年龄均在20~24岁。东部和中部的迁入人口年龄结构非常相似:峰值年龄均在20~24岁组, 15~34岁年龄段集中大部分迁移人口, 低龄和中年以上人口比重很低。西部迁入人口峰值年龄虽然也是20~24岁, 但峰值年龄人口比重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 同时迁入人口年龄分布也相对分散, 集中程度不及东、中部。三大地区迁出人口年龄结构与迁入人口相似, 峰值年龄均在20~24岁, 平均年龄均在25 岁左右, 地区间差异小。从三地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来看, 中部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 西部次之, 东部最低, 三地区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9.88年、9.32年、8.91年, 都是以初中为主;东部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 中部其次, 西部最低, 三地区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年、9.01年、8.82年 (详见表4) 。东部迁入人口初中文化程度比重接近60%, 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 而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仅为5.4%, 远远低于中部和西部的21.6%和15.5%。从表4可以看到, 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尤其是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了高中。

三大地区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似乎与大众“孔雀东南飞”的直观判断存在差距, 为什么人口普查数据并没有印证大众的预期呢?这一现象可以从各地区制造业结构和产业链结构的差异得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承接了大量的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制造业结构偏于轻型化, 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对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需求强烈, 对低人力资本劳动力也具有旺盛的需求, 因而对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大量的低人力资本劳动力 (特别表现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涌入东部地区就业, 极大地稀释流入东部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含量。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政策和产业基础的劣势地位, 劳动密集型产业没能发展起来, 甚至原有的一些轻型产业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衰败, 结果其制造业结构是以传统体制遗留下来并且得到国家政策扶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型产业为主, 引进的主要是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产业竞争力强, 产品在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市场拓展的需要使东部地区部分销售人员、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人员流入中西部地区, 而东部地区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需要也不愿意流入中西部地区, 进而导致相对比重上东部流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反而更高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部地区教育水平较高, 流出区外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但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说从相对量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但从绝对数量来看, 东部地区吸纳的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数量在三大地区中无疑处于绝对优势。

参考文献

〔1〕〔4〕蔡日方, 都阳, 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2〕魏星, 王桂新.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4, (05)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学的研究篇8

关键词：改革开放；宪法学；修正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市场的开始。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它标志着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1982年的宪法经历了88年、93年、99年和04年四次修正，充分体现了我国与时俱进的法律研究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对宪法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一、宪法学研究的必要性

时代是不断前进的，社会发展是永远不会停滞的，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根源，万法之基。如果宪法研究不与时俱进的话，没有冲破束缚勇气的话，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将无法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将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在82年宪法里，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到了88年，对宪法进行修正时，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的组成部分，要对其进行有序的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延伸，私营经济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迅速发展，进一步扩大，对社会产生了很多有益的影响。到了04年，私营经济有了进一步长足发展，修宪案中明确表示政府将有义务保障以私营经济为代表的私有经济正当权利。政府将有效地出台政策扶持、帮助其发展，同时针对私营经济的井喷式的发展，政府将运用经济杠杆保障其健康稳定发展。这个实例说明中国的宪法学者一致在致力于其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问题，矛盾出现，原先的宪法可能出现的不合符现实的发展要求。发展运动是永恒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静止不变的。只有不断地开展宪法研究，修正其存在的不符现实要求的地方，才能有效地促进国家的发展。

二、宪法修正的宪法学研究特点

宪法出台或者修正后，一系列的解释和标注将被发布，这些标注构成的体系就是宪法学所涉及的内容，这些都是宪法学研究者的成果。以2000年划分，改革开放后的宪法学的发展分为各具特点的两个段时期。

82年以后，宪法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对82宪法的研究主要是该宪法的法律结构和主要依据上，对后来的四次修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有关统计数据，到99年，关于82宪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近三千篇，涉及82宪法的书有二百多本。这个时间段的宪法学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学术的自身建设上。虽然法律和政治是不可分开的一对孪生兄弟，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存在着差异，各自有自身的建设规划和方向。82年以后，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思想已经为宪法学的自身建设提供了借鉴。宪法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科学开始朝着健康蓬勃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这时期的宪法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结构上，有效诠释了法律的整体思想和宏观构建。

这个世纪最后一次宪法修正是04年，到现在也就十几年的时间。首先，这段时间的宪法学研究集中在复合发展上。这个时期的宪法学的专著已经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家齐放了。专著的多家学术齐放充分体现了学术的复合发展，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融，推动宪法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其次，这个时期的宪法学的具体化、精准化发展。现在的宪法研究是针对某一个社会问题或领域，結合法律依据进行研究，由于只针对一个领域的研究特点，宪法学的研究更加的深化、更加的精准。最后，现在的宪法学方向性研究增多。中国社会经过高速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问题凸显期，人们对法律，尤其是宪法的依赖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迫使法律学者开展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宪法学的研究领域也是更加广泛。

三、宪法学的发展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宪法学也进入了自己全新的发展时期，其发展是多方向、多领域的。

首先，宪法学的研究更加注重辩证唯物的方式考虑问题，研究问题更加科学、合理，更加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以前的宪法学研究对问题分析的深度、合理度不够，只有辩证唯物论才能有效的分析问题，宪法学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合理。

其次，宪法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就是加强宪法与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宪法在社会问题中的体现，诠释宪法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手段等，这些将是宪法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领域。

最后，我国的宪法学研究更加注重借鉴其他国家的成果。只有解放思想，以包容的心态吸纳他人的经验和成果，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他国新的研究方法，必将有利于我国宪法研究。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学研究有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观点碰撞、思想融合、研究的问题，处理的矛盾也出现了具体化，精细化。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宪法学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延伸，与其他国家的交融也会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田飞龙.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J].学海，2013（2）：21-31.

[2]仇永胜，李文瀞，顾莎莎.宪法学范畴的逻辑研究[J].学术探索，2014（10）：45-49.

[3]莫纪宏.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J].清华法学，2012，6（6）：39-45.

[4]叶海波.我国宪法学方法论争的理论脉络与基本共识[J].清华法学，2013，7（3）：7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