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辩护词范文

二审辩护词范文（共3篇）

二审辩护词范文 篇1

李庄律师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第一审辩护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李庄的委托, 分别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出庭为李庄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刑法》306条的构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李庄不但无罪,而且是一位非常优秀、负责任、敢于冒风险对当事人负责的中国刑事律师。因此，我们决定对本案进行完全的无罪辩护。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这个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立法和修改开始，长期争论着。我国的侦查权和辩护权一直发生着冲突。全国人大法工委试图进行过协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基础之辩：《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

《起诉书》在案情总述的头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被告人李庄的上述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就是控方认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关指控情节后面分别分析）。这一指控是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

第一，“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这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是合法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的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关键是看是不是进行了非法的帮助。而本案中所有证据显示李庄全部是合法地帮助当事人。

第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1）起诉书假定的前提错误。龚刚模案是确实被刑讯逼供，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前提。在龚案没有审判、龚刚模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刑讯？怎么能说律师在教他诬告？2）是被告先告诉律师被逼供，而不是李庄诱导而为。3）《刑法》306条只对“证人”的言词证据的影响构成本罪，对“被告”的言辞影响不构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错误。此问题下面我会专题陈述。4）“唆使”，法律上没有“辩护人教唆罪”，辩护人对被告进行法律帮助，保护自己不被误导，是基本辩护功能，指控没有法律依据。5）“编造对其刑讯逼供”，本案中公安机关自己的笔录中明确记载，被逼供吊打，是龚刚模自己先说的，李庄再追问查证的。哪来的律师“唆使编造”？

第三，“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这是《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和通信权”。是对被告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承认、事实有无错误进行核实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准律师这样做。律师不对口供、证言进行事先当面核实，根本无法判断真相，理出辩护思路，写出辩词；根本没有办法上法庭辩护。

第四，“干扰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是否开庭，这是法院的权力范围。律师有什么权力？如果是律师的质疑导致法院发现重大问题不开庭，检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师辩护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错案，是职责所在。是有功，怎么说是“干扰”？本案中，李庄向法院指出了严重刑讯逼供问题，口供矛盾问题，申请对龚刚模有无被刑讯的伤情进行依法鉴定，何错之有？何来干扰？

因此，《起诉书》概述中，每句话都体现出了严重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混乱，都出现了基本法理上的违背《刑诉法》规定的错误。体现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础性、全局性的差错。在这种错误的基点上，组织起诉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错诉。

二、程序之辩：从李庄介入龚案刑诉阶段看，不可能构成本罪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李庄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会见龚。这已经是在审判阶段。侦查起诉阶段李庄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还根本没有举证。李庄什么证据都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提交给法院一份证据。这个阶段，说辩护律师发生了“伪证犯罪”，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这样说？

刑案审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都已经结束，控方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案件和被告、证人、证据都已经移交法院。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给予公安、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准备，已经全部完成。这个阶段，法律规定是辩方进行工作的时段。即通过法院阅卷知道案情，获取控方证据副本，对被告口供、证人证言、相关证据进行审查、核实、质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证据的漏洞，保护无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轻的人不被重判。这种审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被告本人进行核对证实。这时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证据给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证据都是可以出示的。因为法庭上也是必须经被告质证的。他有权知道、必须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说法，确实有可能改变原供，但这种改变已经不可能影响原有在卷证据，包括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的口供。只会让法庭多一种判断座标。其新的辩解，只会让法庭更加全面的进行分析，不可能因为这种辩解而会误导法庭导致错判。因为法庭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听则明，辩析各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指控证据已经固定好，不会因为被告知情、辩解而改变其固有含义。如果被告的辩解被法庭采纳，恰说明原证据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被告的辩解。辩解只起发疑的作用。这种宣读、核对、交叉审查，是每个刑案律师都必须做的。除非只收钱不办实事的律师、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顾被告利益的律师，才会不去做这一工作，而且这种律师肯定不可能真正辩到焦点上。因此，说律师会见被告时不能出示口供和证言给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一种特权观念。是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进入审判阶段后，公安机关侦查使命已经结束。在没有退查的情况下，按《刑诉法》已经无权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侦查机关。他只是法定羁押场所，除了在羁押管理中附带对在押嫌疑人进行狱侦深挖犯罪，他没有对其他社会人进行侦查的权力和职能。更无权监视、侦查律师。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国，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统管理而已，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机关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权力，监视律师、干扰律师会见、甚至动员罪犯来检举律师，这是中国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现象。已经结束侦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利对审判阶段的律师，还进行监视性质的”陪同”。那种认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办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定，是直接违法的。任何部门无权违反《刑诉法》自订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们警察权力的长期侵越，使这种错误做法习惯成自然，违法成常态，提醒和制止其违法的律师反而成了违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还没有开庭。伪证罪，必须有个“证”。本案这个“假证”在哪里？律师还没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如果一个律师尚在会见、尚在调查、尚在向证人取证，其行动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来监视和评价，来判断其会见行为、调查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伪证，并由其作出判断，而且是该不该抓的判断，那么，所有律师、公安机关不高兴看的律师，都可以被罗织成罪。律师举证都没有进行，司法机关没有拿到任何的律师举证，证据的物质载体都没有产生，伪证“标的物”何在？他伪造了什么证据？伪证罪的侵害客体是法庭判断。法庭举证都没有开始，他侵害了谁？公安有没有权利去违法越权干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和证人调查权？因此，这一阶段，根本不可能产生辩护人伪证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律常识。但在重庆江北居然发生了。

三、事实之辩：李庄帮助伪证的事实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实和证据之辩都是基础。李庄到底有没有进行证据伪造？他伪造了什么证据？法庭开到现在，一份也没有。这么全国关注的伪证案件，居然是一个没有一份“伪证”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实很简单。伪证罪，一种是指影响被告，一种是指影响证人。控方指控的伪证，主要是指影响被告。因为龚刚模案的180多个的证人，李庄一个也没有找过，也没有间接影响过。因此“妨碍作证”就没有了。其他的辩方证人，由于没有控方的笔录，就不存在“改变”的问题。他们即使“被影响”，只要李庄没有带上法庭，都不是证人。不可能构成本罪。李庄也只是通过家属寻找中，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做过一份笔录，都是希望他们到法庭作证，何来帮助伪证？那就简单了，只要看他有没有影响被告。我们来看事实。

（一）被刑讯逼供，都是龚刚模先告诉李庄律师，而不是李庄律师指使编造

这有公安机关自己做的笔录为证。有刑讯逼供，是龚刚模先讲，李庄据此追查，并要其当庭指控，并要进行伤情鉴定。根本不是《起诉书》所称的李庄指使编造。《起诉书》同自己的证据体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的第一份笔录,（《检察卷》112页），就露出了马脚。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P113）“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 “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我的律师。”（P113）这些公安机关作为可以立即抓律师的最主要的口供证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律师，律师才进行对策帮助的。

我为了弄清李庄为什么要“剑走偏锋”，自己冒这样大的风险，准备不惜自己用“罢庭”来达到查明被告龚刚模被刑讯的目的，认真审查了龚刚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结果以我的刑事办案经验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庄律师完全一致的结论：龚刚模根本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而是一个软弱的、被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利用、裹挟甚至敲诈勒索的企业主。他有为樊私藏枪支的犯罪、行贿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贩毒罪、贩卖枪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为龚辩护，我不多展开。把龚的合法经营所得财产理解为黑社会经营所得，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可能导致错判错杀的大案，李庄律师体现了自己对律师职责的忠诚和一种大无畏精神，在重庆律师已经对涉黑案不敢辩的环境下，进行了尽职的辩护。

为了涂黑李庄律师，侦查机关不惜创造出“眨眼串供”的情节，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向社会上散布，把李庄宣传成一名很坏的黑律师。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的回答，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刚模时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国青年报所称的李庄教龚刚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法律帮助权范围行为。指责这些行为，是不懂刑事诉讼法的人的误解。

（二）《起诉书》指控的李庄指使龚妻程琪编造龚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不存在。

首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律师权利，怎么在重庆成了犯罪？律师不作笔录，直接把证人送给法庭来作证，他作了什么假？证人上庭，要受法官、检察律师盘问，得出案情真相，律师伪证何在？如果向证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出庭证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导伪证，那等于取消了辩方的证人制度。

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证，一直因病住院开刀，李庄也没有提交证人名单，法院也 没有开庭，也就是说这个“证人”连身份都没有确定，怎么符合306条？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师向其核实案情非常正常，因为龚刚模说给樊奇杭70万，他妻子不同意，这怎么成了引导证人？如果这样，律师还能办案吗？

第四，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对龚刚模的敲诈勒索，在龚案的在案证据中，事实很清楚。九月份李庄尚未介入本案时，这个说法已经在卷．一个是70万的买奔驰车款，程琪坚决不肯，龚为安耽给了；一个是高利贷问题，龚根本不用借钱，樊一定要给他，拿取高息；还有拿他的钱去放利，200万只给10万利息。另有200万收回的钱连本也不还。这样的情节，李庄要其妻子作证：到底是谁控制谁，是不是都象起诉说的整个团伙“都听龚刚模的，龚是大哥”，这又错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诱伪证？

（三）李庄从来没有直接见过保利公司员工，也没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们作伪证。连人是谁都不知道。

《起诉书》指控，李庄在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说龚不是公司老板。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李庄从来没有同保利的任何员工见面，没有见过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认识。他们三人也没有同意出庭作证，李庄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人名单。他们的身份还根本不是证人。法律要件上就够不上。其次，龚刚华自己怎么说，怎么问员工提要求，证据显示李庄根本没有授意也没有指使，他的行为同李庄无关。他找了谁，李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庄负责？

第三，书面的工商档案显示，龚刚模在保利娱乐公司没有股份。李庄根据这一点，告知其员工按法律性质，这个公司老板不是龚刚模，这算什么伪证？这是法律常识。公安为了把保利定性为涉黑基地，硬说这个公司是龚的，这才是不顾公司法规定作假证。对于实际控制权，李庄根本没有否认，也没有要他们去作假证。

第四，龚刚华是龚刚模的亲兄弟，又是请律师的经办人。李庄到重庆后同他进行洽谈、研究办案思路，分析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点，这是律师必须做的工作。根据《公司法》的知识和查档结果，告诉他们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老板不是龚刚模，是完全合法的。这样的话算什么伪证？

（四）李庄从未要吴家友律师去贿买警察作假证，这明显是罗织罪名、诬告陷害

第一,吴家友关在看守所,但审讯笔录中“告知权利和身份”却是证人。取证地点违法。由于其自己有问题，有利害关系，在审讯情况下的孤证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李庄不可能知道吴有朋友在打黑专案组，是看到刑讯的在场的医生。这一消息来源证明吴才是主谋。

第三，李庄要求找这样的警察医生来，不是要他作伪证，而是为了揭开刑讯逼供的黑幕，还原龚刚模被吊打的真相。这怎么是贿买伪证？

第四，康达所已经有李庄、马晓东两位律师，没有要吴配合，李庄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何来贿买？

第五，吴家友交代，他没有去找过警察，也没有去送过钱。那么，这个“证人”又是谁？证人都没有出现，犯罪对象都没有，影响证人进行伪证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国也要搞个“腹诽罪”或者叫“密谋罪”？触犯了306条的那一个要件？侦查机关、指控机关也太想定李庄的罪了，罗织也不讲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龚刚模案180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找过，也没有见过。

截止李庄被拘留日，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一个龚刚模。李庄妨害谁作证了？他找的证人都是控方没有作为证人的，而李庄想要其作为辩方证人的，他们又不愿不敢。一个也没有产生，一个也没有见面，一个也没有作笔录，一个也没有向法院出示证人名单，这样的影响证人妨害作证，又从何谈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等到李庄向法院举证后再来找他的罪名，可能会更方便些。可是现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动。

四、证据之辩：本案全部指控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庄有罪

本案为了办成“铁案”，又没有证据，就采取了数量战术，生拼硬凑了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算作证据。

控方举证连补充证据共99份，庭前复印给辩方只有15份。这些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李庄犯了指控之罪。1、99份证据绝大多数同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是无用证据。

一类是李庄根本没有见过接触过的。象保利员工，不认识的警察、大多数证人根本没有见过李庄，怎么证明他进行了帮助伪证？

一类是同本案指控情节毫无关系的物品。李庄包里的办案材料和出庭函，会见室照片，律师收费发票、专家意见书等等，同想证明李庄伪证的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拼凑成本案证据。

一类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证据。象文强案、黄代强案的证据，也跑到本案中来了。李庄从来没有辩过那些案，控方想证明什么？

一类是关着审出来的律师的证言。象李庄助手马晓军、重庆律师吴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审讯出来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诉，不出庭作证，硬凑成控方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李庄进行了伪证行为。

因此，别看本案举证好象多，难掩虚夸不实的案情。关键证据一件都没有。

2、伪证的“证据标的物”不存在

本案庭审到现在，作为一个伪证罪，伪造的证据一份也没有。被影响的证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按李庄自己的话说，哪怕一个烟头大的纸片也没有！我们问一下控方，李庄伪造了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现在在哪里？影响了哪一份证据？影响了哪个证人？妨害了哪个人作证？查遍99份证据和所有证人，没有一个是龚刚模案中的证人和证据。没有一份假证据出现的伪证案，在重庆这样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3、法庭没有出现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

由于伪证的物质载体一份也没有，本案没有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控方想用一些举报、证言，来证明李庄“想”进行伪证。但是这个伪证实施了没有？李庄直接指使了没有？无证据可以支持。

4、关于证据虚假性

一是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的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员自证言宣称，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与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连续40余小时被审讯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在李庄会见之前早就说过的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三是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侦查人员已不可能对龚刚模公司的员工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遣散员工，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四是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五是我们用警方自己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伪证。我们举的八份证据中,七份证明了对龚刚模案各被告审讯时间都是夜里,有的是从晚上8:45时开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证明控方证据中一些警察的证词“每天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伪证。（见辩方证据八份）

5、关于证据违法性

我们申请了八个控方证人出庭，没有一人到庭。而且，七个证人是在押的控方证人，完全能够出庭作证。这直接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有违法治公平正义，严重损害本次审判的公信力。

《刑诉法》97条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家中、单位，必要时可以传到办案机关。《刑诉法》49条规定：公检法要保障证人和亲属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胁证人进行作证。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实际上是逼取口供当证言，真实性根本不具备。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进行取证核实。

法律规定取证不能限制证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证人，都被关押。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但他们声称是“证人不愿出庭”。这是很明显的谎言。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摆着？他们有“不愿”的自由吗？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可以申请证据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已经证实了有伤痕。应当进一步查明伤痕的原因，不能视而不见。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也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伤痕。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这不是自揭谎言？

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是：对辩方异议的证言只宣读不让看，是直接违法的。证据必须当庭质证。不出示，我们如何相信控方没有断章取义地读？又如何发现其没有读的证言中的问题？如果知道其审讯时间、地点是不是合法？审讯人员有没有必须回避的状况？我在全国开庭的刑事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荒唐的现象。本案中，我们的法庭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证据质证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审判成为有众多缺陷的审判。如果在证据认定上不能客观公允，那么势必导致一个缺陷的判决。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严格按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不要被违法证据、无关联证据、无用证据混淆了真相。

五、法理之辩：

李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306条原文是：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306条规制的行为对象有三种： a)一种是律师本人毁证伪造证据； b)一种是帮助被告人毁证； c)一种是引诱证人伪证。

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两个是对有物质载体的有形的证据的毁证、伪造；后一个是对言辞证据的影响。

本案中，龚刚模的对象是第二种b)。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物证才可能构成犯罪。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犯罪。而会见中的提醒和引导，即使是引诱说假话，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对被告的会见口供影响。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认为被告在会见龚刚模中有不当行为。这是不了解306条的要件。李庄凭这一条就是无罪的。

证据对被告的帮助伪证，只有毁灭伪造证据才构成，是对有形的证据的改变，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变。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没有说改变其口供的律师影响也是犯罪；

影响言辞的伪证行为，只限于“证人”的范围。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只有改变“证人”的“证言”，才构成本罪，改变“被告”的“口供”，不构成本罪。

因此，这三种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构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条的罪状构成，根本不包括影响被告本人口供的改变。这是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没有准确理解《刑法》306条，再加上对阻挠其“严打”的律师的偏见和敌视，导致的一个错误定性。

解决了这个对象范畴和特征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件。即306条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

那么，306条是按行为定罪，还是有了结果才能追究？显然是后者。

请看第二款：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

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

因此，李庄从法理上也是无罪的。其会见中、调查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合法行为。

六、公义之辩：本案如果有罪判决，将严重影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执业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

实际上，谁都明白，这个举报并不是真正来自于龚刚模，而是来自于个别公权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动员。而他们的动机，又明显是想镇住真正的正义的声音，掩盖自己无法见人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龚的“检举”会发生在凌晨二点多？这个时间江北看守所为什么还允许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他？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院，人已经换押，侦查已经结束，公安深夜审什么？

因为法院审判阶段，没有退查，警察无权再去提审被告、调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警察处在指向目的对立的双方。如果允许一方可以不经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对方，那这个另一方是可以经常被抓的。法律设计上的这种错位，观念上的对立，往往会立即变成付诸后果的行动。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公允地看一下，李庄案立案启动程序是违法的。楚河汉界，互守一方。《刑事诉讼法》其实划分了各自的权力界线。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有自己的空间。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机关违法地在审判阶段还去限制、监视律师会见，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李庄律师根本不会闯祸。《律师法》 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还是指侦查阶段。审判阶段，警察和律师则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公安已经不能参与。本案不是李庄律师去侵犯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他们滥用职权来无辜地干扰律师。由于违法的限制干预，导致了合法的抗议；抗议又导致了对李庄的进一步的迫害。现在，有过错的、违法的一方，反而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强权和专横。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舆论居然还要谴责这样的弱者，鼓吹这样的专横。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代表着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警察的权利。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坚信李庄无罪。期望法庭能够在这种快侦快诉的态势下，坚守司法的公正、独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对现实和历史负责，对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公正判决李庄无罪。

谢谢法庭。

李庄辩护人：

二审辩护词范文 篇2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律师接受柳立国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柳立国、鲁军等人被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上诉一案上诉人柳立国的二审辩护人。本辩护人自审查起诉阶段便全程参与本案，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根据本案的证据和法律，坚决认为柳立国不构成犯罪。详细论述如下：

一、宁波“地沟油”案是典型的“先抓人、再找证据、后造法条”的反法治案件。

先入为主的报道给本案的办理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侦查机关在未查明涉案油脂产品具体流向的前提下，便联合央视等权威媒体，向社会作出格林公司制售的“万吨地沟油已流入餐桌”的不实报道，引起全社会的极大恐慌，并激发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对地沟油及其制售厂商的痛恨。这显然是人为制造的恶劣社会影响，严重误导了社会大众，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朗，所谓的“万吨地沟油已流进餐桌”的新闻报道，一步一步地被证明为不实的新闻报道，但始终没有具有良知的媒体机构对“地沟油”案的客观事实进行有效的澄清，使得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及其员工预先陷进“未审先判”、“媒体定罪”之万丈深渊。

本案立案侦查没有事实依据。2011年7月，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提炼涉案油脂产品一案案发，含柳立国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此即宁波“地沟油”案。侦查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的罪名，对本案进行立案、侦查。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第19条规定：本条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而在没有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尚未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断然进行立案侦查，这显然属于违法立案，违法启动刑事程序的行为。

指控缺乏有罪证据。侦查人员抓捕柳立国等上诉人后，本着有罪推定的思维，通过诱供、逼供，非法换押等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的非法取证行为，制作了大量的企图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进入或可能进入食用油渠道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案件进入全面的“找证据、制造证据”阶段。但现有证据已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的油脂产品就是工业用油产品，侦查机关也始终未能提供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进入食用油渠道的证据。在涉案金额高达近亿元，案发前几个月侦查机关就开始侦查本案的情况下，最终竟然连几千公斤食用油的实物证据都无法提供，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在无“罪”可依的情况下，出台《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卷宗材料移来移去，办案机关最后竟然发现没有合适的罪名能适用于本案。原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并不能适用于本案，也无法满足法定的鉴定程序，而适用其他罪名于本案，又不符合严惩本案的政治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只能层层上报，最终促成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于2012年1月9日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下称《通知》）。该《通知》就是专为本案而造的第一部“事后法”。《通知》出台后，本案涉案罪名又被换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到了提起公诉阶段，控诉机关最后又增加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名，最终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罪名对本案提起公诉。连涉案罪名都如此不清，一改再改，这样的案件在中国法制史上都极为罕见。

一审辩护对《通知》无效性及鉴定意见无效性的有力辩护推动案件继续发展。不管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入罪的前提条件都是具有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但根据现有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即便是参照现有的食用油的标准，也无法得出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是有毒、有害食品或伪劣产品的结论。这也是本案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始终未提交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实物证据的真正原因，也是始终未提交博汇公司、格林公司下游厂商生产、销售的终端油脂产品实物证据的真正原因。对此，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应对策略是委托根本就不具备相应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即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和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这二个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鉴定意见》证据必然不具有证据效力。即使是按二者出具的鉴定意见，也无法证明涉案成品油有毒有害或属伪劣产品。一审判决最终采纳了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将上述证据认定为无效证据。

一审阶段，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核心辩护观点包括：《检测报告》《鉴定意见》是无效证据，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缺乏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证据，根本就不能证明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有毒、有害；是否属伪劣产品，案件缺乏足以定案的证据，应对各被告人宣告无罪；《通知》不是法律性文件，即便是其合法有效，根据本案事实，也不能适用于本案；本案不存在法定加重结果，即便是强行入罪，本案也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于一审审理期间公诉人提出的《检测报告》《鉴定意见》不是鉴定意见，而是书证的主张，辩护人认为《检测报告》、鉴定意见》只能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的司法鉴定结论证据，而不能是书证，根本就不存在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专门机构就专业问题出具的书证。面对《通知》不是法律性文件的“硬伤”，面对《通知》是“事后法”且不能适用于本案的“硬伤”，面对鉴定意见证据无效、本案缺乏足以定案证据的“硬伤”，面对柳立国等七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强力辩护，一审阶段的公检法等办案机关明知本案难以定案，不得已只能向各自的上级机关逐级“汇报、请示”。

《通知》无用，求助于《会议纪要》。案件办理至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不得不走到宁波“地沟油”案的最前台，并于2012年9月28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下称《会议纪要》），并为此大张旗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坦言，该《会议纪要》就是专门针对宁波等地沟油案件的。这是专为本案造的第二部“事后法”。该《会议纪要》专门针对本案的核心规定有两条：一是对于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行为人在食品中掺入国家行业主管机关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质的，对涉案食品不需由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二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该条款的实质是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由原来的“法定结果加重犯”修改为“数额犯”和“法定结果加重犯”。该《会议纪要》第16条还专门规定：“本纪要下发后，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认真贯彻执行，如有新的规定，按照新的规定执行”。这明摆着就是要求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按《会议纪要》的规定、精神对本案进行定罪量刑，正可谓“用心良苦”。但问题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有权制定具有普遍效力法律规定的权力吗？刑法、刑事诉讼法属于典型的公法，公法领域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是“法不授权即禁止”。毫无疑问，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会议纪要》存在侵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的“硬伤”，存在侵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硬伤”，存在上级法院侵犯下级法院独立审判权的“硬伤”。毫无疑问，《会议纪要》不是法律性文件，宁波“地沟油”案仍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仍面临依法不能入罪，更不能入重罪的局面。综合可见，本案辩护人提“鉴定结论证据无效”之辩，《会议纪要》就制定无需鉴定的条款；辩护人提“若强行入罪，在无法定加重结果的前提下，本案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辩护意见，《会议纪要》就专门规定五十万元金额以上的，就可以判处最高档刑罚为死刑的条款。毫无疑问，单程序上而言，本案就是办案机关“见招拆招”、“因案造法”、适用“事后法”的非正义案件。最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会议纪要》的规定和精神，对被告人柳立国作出判处无期徒刑的违法判决，对其他被告人也进行违法重判，从犯不从。本案全体被告人只能依法提出上诉，案件进入二审阶段。

《会议纪要》必然乏力，寄希望于司法解释。二审阶段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面对一审判决在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方面的种种“硬伤”，面对全体上诉人依法上诉和全体辩护律师在一、二审阶段强力辩护的局面，深知单单依靠《会议纪要》不足以将本案办成“铁案”，也只能上报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继续宁波“地沟油”案艰难之“个案造法”过程。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得不走到本案的最前沿，并于2013年5月2日出台了法释〔2013〕1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专为本案而造的第三部“事后法”，以图实现“毕其功于一役”之目的。很明显，办案机关的逻辑是：既然《通知》不能适用于本案，浙江省级司法系统就联合出台《会谈纪要》的文件；既然《会谈纪要》不能适用于本案，并侵犯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那么二审法院就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顺势出台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至此，宁波“地沟油”案的全体上诉人理应认罪伏法，上诉人的全体辩护律师理应歇声止辩。但本案全体上诉人及辩护律师，仍严格依照证据和法律，继续为本案作无罪辩护，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法释〔2013〕1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本就不能适用于本案。

宁波“地沟油”案始终都是无罪的案件，不因办案机关“找”了很多证据就变成有罪的案件，不因办案机关“造”了《通知》、《会议纪要》和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等非法律性文件、司法解释就变成有罪案件；相反的是，一个简单的宁波“地沟油”案件，案发后竟然引发有关机关先后制定了《通知》、《会议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份非法律性文件和一个司法解释，作为专为本案而造的三部“事后法”，这必将成为载入中国法史册的重大反法治事件，宁波“地沟油”案也必将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极为典型的“先抓人、再找证据、后造法条”的反法治案件之一。

二、即便是柳立国等全体上诉人均明知涉案油脂产品就是供下游厂家勾兑食用油或食用豆油的，本案也不构成犯罪；即便强行入罪，一审判决也不应违法重判

（一）即便是柳立国明知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加工、提炼而成的油脂产品，就是供下游厂商用于勾兑食用油的，下游厂商就是以食用油的名义将经勾兑的油脂产品销售给下游经销商或食品加工企业的，也无法得出本案构成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结论。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刑法意义上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必须满足“质”和“量”的要求，但本案并没有满足入罪所必备的“质”和“量”的要求。具体而言，“质”的要求是指：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加工、提炼而成的油脂产品本身，必须是有毒、有害的油脂产品；同时，还应满足下游厂商用上述有毒、有害油脂产品和正常食用油勾兑出来的终端食用油产品，也是有毒、有害油脂产品的实质性要件。本案事实是：侦查机关于2011年3月份就开始侦查本案，直到2011年7月份才抓捕本案七名上诉人，经过几个月的侦查，竟然提供不了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的实物证据，也提供不了下游厂商经勾兑后的油脂产品实物证据，在庭审中还爆出提供给鉴定机构的鉴定油品检材，竟然是来源不详的“乌龙”检材，而鉴定机构依据检材来源不明的油品所出具的《检测意见》和《鉴定意见》证据最终也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证据。也就是说，本案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博汇公司的油脂产品是有毒、有害产品，也无法证明经勾兑后的油脂产品是有毒、有害产品。量的方面，即便是下游厂商用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用于勾兑食用油，但用何种比例勾兑的，无法查明；即便是查明了具体的勾兑比例，也无法得出超过何种勾兑比例的终端油脂产品就是有毒、有害食品，本案证据也无法证明案件满足入罪的“量”的要求，无法排除合理的怀疑。

其次，从现有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角度分析，现有检测手段根本就无法检验出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有毒、有害，不能以将来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来认定本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感冒药康泰克事件，以前最畅销的感冒药康泰克，其核心成分是PPA，但该成分是对人体有损害的物质，长期食用会致癌，但50多年来人类都没有认识到该危害，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发现，美国药监局专门对此提出安全警示，生产厂家也作出对康泰克药品进行下架处理的决定，但整个事件都不涉及犯罪的问题。

再者，从客观证据角度分析，即便是下游厂商勾兑的食用油产品全部销售给食品加工企业或进入食用油渠道，但并没有证据证明终端食用油产品是有毒、有害物质。客观事实上，本案并没有发生任何损害人体安全、健康的事件，甚至连消费者吃了拉肚子的事件都没有，更不要说致人死亡、重伤、轻伤或其他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这也正说明涉案成品油不具有毒害性。案件客观事实无法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生产、销售的油脂产品有毒、有害，也无法证明下游厂商勾兑出来的食用油产品有毒、有害，也就根本无法得出本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结论。

最后，从罪责刑均衡角度分析，本案并不存在法定加重结果，即便是强行入罪，也应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法院以《会议纪要》第9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和有毒、有害食品，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条款为依据，认定本案具有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量刑情节，从而对柳立国作出无期徒刑的重判；二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9条、第12条，《刑法修正案

（八）》第25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2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最终裁定。但《刑法修正案

（八）》根本就没有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数额犯的规定，《会议纪要》又不是法律性文件，根本就不能适用于本案，而早在2001年已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其中第5条是专门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具体司法解释条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根据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本就不能适用于本案。为了避免歧义，最新司法解释还明确写明该司法解释自2013年5月4日起施行。因此，根据当时的法律及当时的司法解释，即便是强行入罪，本案也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明显是违法重判。

综上所述，本案根本就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即便是强行入罪，依法也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否则就是错判，就是非正义的判决。

（二）即使柳立国明知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加工、提炼而成的油脂产品，就是供下游厂商用于勾兑食用豆油的，下游厂商就是以食用豆油的名义将经勾兑的涉案油脂产品销售给饲料加工企业、农药兽药加工企业、金属机械加工企业等厂家，并最终用于饲料油、化工用油、金属加工用油等工业用途的，也无法得出本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结论。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如上所述，本案只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不能适用《通知》、《会议纪要》和最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是伪劣产品，应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产品质量鉴定，但本案并没有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的油脂产品就是伪劣产品，也无法证明下游厂商销售的经勾兑的终端食用豆油产品就是伪劣产品。事实上，案件证据已证明下游的50多家饲料加工企业，对进厂的涉案油脂产品均依照饲料油的标准进行严格的检测，而检测结果均为合格，且利用涉案豆油生产的饲料产品也都合格，足以证明涉案油脂产品就是合格的饲料油产品，就是合格豆油产品，根本就不存在涉案油脂产品是伪劣产品的问题。

其次，本案被诉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质性条件，但一审判决却以“豆油交易”的形式要件认定本案构成犯罪，明显违背了刑法以实质要件定案的法律原则，明显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要求。具体分析如下：其一，本案并不存在“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事实；其二，博汇公司、格林公司不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事实；其三，在本案中，不管是博汇公司、格林公司，还是下游厂商，销售的就是饲料油，下游饲料厂家收购的也是饲料油，进厂时也是按饲料油的标准进行检测，最终用途也是用于饲料生产，更关键的是，当时的法律并不禁止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提炼饲料油，且最终饲料产品是合格的。不管以任何名义交易，都改变不了交易的就是饲料油的案件实质，更无法得出涉案油脂产品是伪劣产品的结论；其四，在本案中，流向药品培养基用途的化工用油，流向金属、机械加工用途的金属用油，买卖双方都明确就是工业用油，跟食用油无关，也不管以何种名义交易，都改变不了交易的就是化工用油和金属用油的案件实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以“豆油交易”的形式要件来认定涉案油脂产品是伪劣产品，这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油脂产品实质上就是饲料油、农兽药药品培养基化工用油、金属机械加工用油，涉案油脂产品实质上就是合格的工业用油产品。

最后，即便本案构成犯罪，本案也认定为共同犯罪，起主要作用的应是勾兑、生产、销售食用豆油的下游厂商，柳立国只起到次要或辅助的作用，理应认定为从犯，甚至是从犯的从犯。但一审判决根本就不对本案上下游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致使判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从犯不从。显然，本案就是非正义的判决，对王波、刘凡金等弱势打工者尤为不公正。

综上所述，即便柳立国是明知的，本案也不构成犯罪；即便是强行入罪，一审判决也明显是法外断案，违法重判，量刑畸重，正义缺失。

三、对宁波“地沟油”案件的几点反思

对整个宁波“地沟油”案件，我们的办案机关，我们的社会，追求的是人治，还是法治？追求的是依法办案，还是依长官意志、领导指示办案？

侦查机关、权威媒体作出“万吨地沟油进餐桌”的不实报道，导致恶劣社会影响的出现，严重贬损党和政府的形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是由本案上诉人担责，还是由蓄意制造不实报道的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和媒体机构自行担责呢？

面对法律滞后、无法可依的法制现状，是通过修改法律、制定刑法修正案、制定司法解释等合法手段予以完善，还是强行适用非法律性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将法律不完善的责任统统强加在本案上诉人身上呢？面对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该不该适用“事后法”？该不该“因案造法”？该不该专门为该案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有毒、有害，是否是伪劣产品，凭现有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根本就无法得出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也要由本案上诉人承担吗？能不能以将来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来认定本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呢？

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的被诉员工，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打工者，他们应承担多大的罪责呢，究竟承担多重刑责才合理呢？比得上重挫司法公信力的浙江张氏叔侄奸杀冤案全体办案人员的罪责吗？比得上政府贪官污吏的罪责吗？

总而言之，宁波“地沟油”案就是彻底无罪的案件，如认定柳立国等七名上诉人构成犯罪，该案判决必定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反法治判决！

以上意见，尊请考虑。

辩护人：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鲁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继承案件的二审代理词 篇3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

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XX的委托，指派我们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

接受委托后，我们做了必要的调查，刚才又认真的听取了法庭调查，我们注意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与被上诉人其孙女王XX平均分割继承遗产。我们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状称“王XX与王XX系同一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遗产的一半，且王XX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生活上需要他人照顾，王XX的法定监护人也有能力抚养、照顾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要求平均分割遗产。

原审法院认为，“因王XX有固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而王XX尚年幼，生活，学习费用的实际需求仅靠其母郭俊英的退休金支付，明显不足，故对王XX应当给予照顾，可适当多分得遗产。”

我们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继承开始时，王XX年仅十一岁，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具有法

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的特定身份，分配遗产时，依法“应当予以照顾”，“可以多分”。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作出的实体判决部分，我们认为，根据继承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并无不当。原审实体判决体现了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正如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诉人有固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生活有穏定的国家保障。根据我们调查和走访，上诉人还有自己购买的房改房居住，至今仍居住在自己的家里，并非具有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在遗产房屋居住的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诉状称上诉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生活上需要他人照顾”。上诉人的确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生活上需要他人照顾，但据我们所知，上诉人仍有成年的子女王忠礼，坐在上诉人代理席位的王忠伟先生就是上诉人的儿子。根据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成年子女法定的义务，上诉人生活的照顾义务应由其健在的子女承担。法律没有规定未成年的孙辈负有赡养爷爷的义务。

上诉状还有一条上诉理由是被上诉人的“法定监护人也有能力抚养、照顾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我们认为，被上诉人的监护人是本案的案外人，其权利与义务与本案无关。不论被上诉人的监护人是贫穷还是富裕，与上诉人依法主张财

产继承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状诉称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我们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原审判决书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给予纠正

我们认为原审判决书存在两处错误，不予纠正，在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影响人民法院司法文书的权威及公信力，也不利于本案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审判决的一处错误是，在判决书主文部分，有两个第“二”项。第二个第“二”项，处分的是遗产的不动产及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第二个第“二”项显属原审判决书的笔误，应予纠正。

原审判决的另一处错误是，原审判决书判决履行的期限是“本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执行”，而不是全案同时执行，即时清结。继承开始已经两年多了，我的当事人，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在失去父亲之后，因遗产继承纠纷被拖累已有两年之久，现在官司总算快结束了，但这分判决书的执行期还有两年。很难想象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一个未成年少女伴随诉讼成长，一边学习，一边还得牵扯诉讼。这就严重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被上诉人的学习和成长。

我们认为，原审判决第二个第“二”项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执行”，这一执行时限的判决，有悖人

民法院民事诉讼的“两便原则”，即便利诉讼，便利当事人原则。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还将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向法庭举证新的证据，是为了说明，这项判决的标的物，并不存在“上诉人在遗产房屋居住的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诉人在原审法院亦表示希望分得房屋，有能力支付折价款，本案判决一并执行不存在任何障碍。原审判决生效前，被上诉人对遗产房屋享有继承权，这种权益还可以认定是这物权，他人因房产登记制度不存在侵害的可能。原审判决生效后，上诉人依原审判决享有所有权，上诉人有权任意处分。“生效后两年内执行”，正如上诉状所称，上诉人年事已高，这两年被上诉人的这项权益没有切实的法律措施保障，被上诉人的财产份额就有被侵害的现实危险。“生效后两年内执行”，无疑是原审法院给一个未成人开了一张法律“白条”，必将使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实现，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请求二审法院在审理时给予纠正，本项判决应与本案的其他各项判决同时执行。原审判决第一个第二项判决归上诉人所有的货币，应在执行时优先折抵支付被上诉人，即时清结债务。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我们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也比较

公正。我们请求二审法院纠正原审判决这两处错误，维持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一个第二项、第三项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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