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共6篇）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 篇1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

举行

6月27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教授，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教授，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先生，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赵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局级秘书张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教授，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方教授以及来自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安徽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11所高校的20多位老师、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的全体教师以及校友代表出席了会议。张宇院长主持了论坛开幕式，方教授主持论坛主旨演讲。

陈校长在开幕词中提到，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前身是1950年设立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建校时的八大专业之一，为我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他指出，高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专业化人才，而专业化人才的培养要依靠坚实的专业学科建设和发展，这次针对学科建设问题举行的高层次论坛意义重大，希望通过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的成功举办将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以及整个经济学科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胡教授在致辞中结合自身从教五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两方面对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一是加强学科建设应该从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先进性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大纲设计以及课堂讨论等六个方面入手。二是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不能把自己仅仅看成是教书匠，应通过教书来达到育人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按照德才兼备、德育优先，“四有”为准，做国民表率和社会栋梁为要求，以言传身教的方式，随时随地、因人而异地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刘教授所做的《国民经济学科发展报告2015》包括十一个方面，系统回顾了国民经济学科的由来，明确了国民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分界，阐明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命题和理论体系，区分了国民经济学科流派，介绍了国民经济学科的教学组织、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学术组织以及国内外国民经济学学科情况，并对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宁主任作为校友代表发言。他作为人大培养出来的首批国民经济学科博士，回顾了国民经济学科发展历程，高度肯定了国民经济管理学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经验，对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黄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新时代下的国民经济学，应明确为市场经济时代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项下的二级学科这一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学科对象和边界，并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发展面临着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西方智库和中国实践等五方面的巨大挑战。最后，他指出国民经济学要找到立足点和增长点，积极为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

吴教授提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要与时俱进学科才有生命力；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一定要有战略思维，要具备很深的理论功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应对中国重大问题重大现象予以重点关注，并强调国际化视野。

李教授认为新时代下国民经济管理学科遇到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在国内国际受到如此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也面临着空前旺盛的需求。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不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应当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作为国民经济学使命。基于此，他提出，在研究中要紧紧抓住中国实际问题，提升到学术水平；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宽口径培养，重交叉、强写作、精英语、多互动。

李先生在发言中讲到，对比几次大危机之后，危机前都有一段自由放任，危机之后都有政府干预的加强。政府如何履行职能，这个问题国民经济管理正好满足需要。他认为国民经济管理的定位一是理论的指导，包括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二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管理职能，对经济进行定量研究，可以给国家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赵教授认为学科发展报告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对论坛举行表示祝贺。她对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强调学科建设，厘清其定位和边界；二是须形成特色研究方向；三是要与时俱进；四是要以包容和开放的视野明确研究内容和方法。

张研究员指出国民经济管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方面。中国的宏观调控要实现机制化，首先应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如明确什么是结构性问题、中国如何创新、如何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等。其次是总结中国特色经验，要有中国道路自信，发展理论自信。因此需要建设好体现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

当天下午的分会场根据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与机遇和国民经济学科的重点研究问题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来自全国11所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的40余位学者报告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的老师、校友、同学踊跃提问、讨论热烈，达到了预期目的。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 篇2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姚兵会长、建筑门窗配套件委员会刘旭琼主任, 佛山市三水区委常委西南街道党工委何永祥书记, 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陈平会长, 合和建筑五金公司谢耀洪董事长、公司董事潘永祥总经理、公司唐业强总经理共同启动启动仪。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哲主持, 顾问杜宗翰、副秘书长兼铝门窗幕墙委员会主任黄圻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姚会长对此项活动的开展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自主创新是第一竞争力。他强调产品质量的竞争、价格的竞争、最高层次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 科技创新使自主企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建立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是科技兴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不仅要成为制造大国, 还要成为品牌大国, 全世界made in china应成为中国品牌的符号。同时, 他对合和建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举办的首届“品牌·经济·合和”高峰论坛也很赞赏, 认为这次活动体现了合和文化理念的软实力也体现了科技创新的经济硬实力, 表示行业和谐发展的理念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并祝福合和从今天的辉煌走向明天的更加辉煌!

刘哲秘书长宣布科技创新论文大赛从今年开始, 每年一届。每年的春季将对上一年度评出的优秀论文举行颁奖仪式。具体评选工作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门窗配套件委员会组织实施。奖励基金由合和建筑五金公司永久性独家资助。他希望科技创新优秀论文奖成为反映我国建筑门窗配套件行业科研创新最高水平的论文奖项, 并通过激励在建筑门窗配套件科研创新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来提高建筑门窗配套件行业的研发水平及产品价值体系, 并期望全行业同仁共同关心、参与和支持这项活动。

2007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举行 篇3

本刊讯2007欧亚经济论坛11月8日在西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作演讲。

蒙古国第一副总理门德赛汉·恩赫赛汗、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联合国驻华总协调人马和励、美国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集团大中国区董事长杨光出席论坛并讲话。

开幕式由欧亚经济论坛秘书长张德广主持。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分别致辞。陕西省省长袁纯清、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代主任崔林涛、陕西省副省长赵德全、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保庆、西安市市长陈宝根、西安市政协主席程群力等出席开幕式。

鲜花吐艳，彩旗飘扬。昔日丝绸之路起点的古城西安，以崭新的姿态迎来了各方宾客。上午9时30分，2007欧亚经济论坛拉开帷幕。围绕“加强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主题，来自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

在热烈的掌声中，贾庆林发表演讲。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对各国贵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欧亚各国在维护稳定、振兴经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参与下，欧亚地区各国携手努力，区域合作目标已经确定，框架日益清晰，机制不断完善，合作积极推进，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贾庆林希望论坛发挥代表来自各国不同阶层、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的优势，开展交流对话，增进相互信任；把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宗旨，确定优先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充分运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本地区各国的资源与优势，坚持对外开放，拓宽合作领域；根据本地区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论坛职能，注重合作实效，实现持续发展。

贾庆林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他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而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中国，一定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陈元代表主办单位在致辞中说，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欧亚地区的务实合作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当前，在欧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各方达成了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高度共识，确定了合作的主要目标和优先领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多层次的实施机制和多样化的合作渠道，进一步推动欧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说，金融是欧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和支撑，2005年10月上合组织银联体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行积极协作，按照市场运作模式，共同为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使银联体已成为推动区域内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陈元表示，作为上合组织银联体的成员之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愿意在推动欧亚经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与各方的互利合作，共同推动欧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赵乐际代表承办单位在致辞中说，欧亚经济论坛开创了新的经贸合作模式，深化了地区经济合作，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企业和金融界交流的重要平台。他说，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能源资源丰富，科教实力雄厚，文物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工业基础比较强。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的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西安的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他指出，今后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動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他表示，陕西省和西安市将竭诚为论坛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为各位来宾创造良好工作和生活环境，确保本届论坛顺利举行。

这次为期两天的论坛是由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亚经济共同体秘书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博鳌亚洲论坛协办，西安市人民政府、北京当代世界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共设能源、金融、旅游、地方政府合作和教育５个平行分会，与会代表就相关领域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对具体合作倡议进行论证，以推动欧亚合作取得新突破。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 篇4

6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2011卓越企业发展论坛系列活动在宁波启动，并举行了首场论坛。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工业与信息化部正司级巡视员狄娜出席了此次论坛，来自宁波市政府以及江浙沪等地优秀企业代表逾100名精英人士参加了活动。论坛以“卓越铸就品牌”为主题，围绕贯彻落实银监会新的监管“十条”意见，合作发展中小企业业务，对创新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建立“社区金融”服务模式、构建专营服务渠道以及相关产业及信贷政策、银行卡支付助力中小企业成长等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上市以来，建设银行经营业绩稳步提升。截至2010年底，资产总额超过10万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1350亿元，平均资产回报率1.32%，总市值居全球上市银行第二位。2010年被英国《银行家》、《亚洲金融》、《财资》等国际知名媒体评为中国最佳银行，2011年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品牌500强”中位列第10名，在“全球商业银行品牌十强”中位列第三。这其中，有传统业务的持续贡献，同时，也得益于小企业业务的快速发展。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近年来，建设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监管机构支持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将小企业业务作为全行战略转型的重点，积极探索服务小企业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办法，形成了一整套专门的发展机制、运行模式、业务流程、产品体系和技术手段。目前建设银行已打造了以226家“信贷工厂”为核心的小企业专业化经营模式；创新了包括“小贷通”、“速贷通”、“成长之路”、“网络银行e贷款”四大品牌，30余项融资产品。同时，持续加大资源倾斜力度，每年新增信贷规模的40%用于发展小企业。从2007年到2010年，建设银行小企业客户总量实现翻番，占全行企业客户比重超过70%；小企业贷款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远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水平，不良贷款连续四年“双降”；三年来，建设银行累计为超过13万户小企业发放1.4万亿元贷款，间接提供了超

过2000万个就业岗位。建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品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首席财务官》杂志连续三年授予建设银行“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2011年被《亚洲银行家》杂志评为“中国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是国内唯一获得此奖项的商业银行。

在做好传统信贷支持的同时，建设银行充分利用网络、渠道等优势，拓展“社区金融”服务领域，不断深化对小企业的综合服务，全面助推小企业成长。在信用卡领域，建设银行是国内最早开展信用卡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2003年正式发卡以来，建设银行信用卡持续创新推出富有竞争力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目前，建行信用卡累计发卡已超过3000万张、客户超过2500万户，累计客户数、消费交易额、资产质量等核心业务指标均保持同业领先地位。特别是2010年与中国银联合作，将信用魅力与卓越品牌完美结合，首创企业自主设计卡面、团体专属的卓越信用卡，面向优秀中小企业员工发行。短短半年多时间，合作企业已突破1500家，累计发卡超过8万张。卓越信用卡已成为信用创造资本、信用成就品牌的新型金融服务工具。

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建设银行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全面解决方案，覆盖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可根据每个阶段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包括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项目投资、股权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债、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IPO、买壳上市等。2010年全年通过发行债权类集合型理财产品为中小企业融资达22亿元，通过产业基金和创投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达20亿元。短期融资券承销、新型财务顾问、并购重组等多项业务同业排名第一。

在私人银行业务领域，小企业家是建设银行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占到客户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提供以私人财富管理、综合金融和专享增值服务为核心的尊贵、私密、专业、稳健的全面金融解决方案，满足私人银行客户个人、家庭及其事业发展需求，与客户建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长久信任合作关系。

今年5月份，银监会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进一步强调落实“六项机制”和“四单原则”，并创新提出，把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贷款按零售贷款进行监管，对小企业贷款实行差别化考核，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建设银行积极落实银监会要求，2011年初，即将小企业业务由批发业务条线纳入零售业务条线管理，从战略上进一步明确了小企业业务的管理模式和经营定位，并以新政贯彻为契机，确立了小企业业务新的发展策略。一是通过大力发展小企业业务带动整个资产结构的调整。由中长期贷款为主的格局逐步转向长、中、短期合理配比，逐步增大对小企业信贷资源配置的力度，并合理平衡好业务风险和收益。二是突出重点城市打造新的小企业业务战略布局。将业务资源主要投向经济比较发达、小企业比较活跃、各类经济元素多、信用和法律环境良好、机构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区域，先行划定20个重点战略城市，对重点战略城市中小企业信贷资源配置要达到70—80%，占领市场制高点。三是以社区金融为切入点，加快小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市场、商会、居民小区等社区平台开展小企业业务营销，实现由传统等客上门向主动营销的转变、由单一信贷服务向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变。四是打造专业化的营销渠道，推动小企业业务零售化转变。建立以小企业业务经营体系，把银行内部的评价、审核、监测等中后台环节集中在小企业经营中心办理，实行扁平化管理，建立起前后台分工细致、配合有序、相互制约的经营模式。五是释放存量贷款资源，用于支持小企业业务的发展。进一步做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客户的营销拓展，加强对网络资源的应用，推进各种产品的整合，同时加强对存量贷款的回收再贷管理，下决心从长期贷款存量中拿出一部分规模用于小企业贷款，通过存量挖潜解决规模问题。六是提高容忍度，建立相对独立的小企业贷款风险管理控制体系和原则。核心是研究推出对小企业的信用贷款。通过客户经理真正了解客户的信用状况，来决定授信额度，改变一味抵质押和担保的控制方法。七是研究发行专门用于小企业融资的产品。积极探索发行专享用于小企业贷款的金融债，积

极发展适合小企业的债权类集合性理财产品、小企业集合银团贷款、小企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等，为小企业提供综合化服务。八是合理定价，切实实现银企双赢。要建立对中小企业贷款合理的定价模型，在覆盖银行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资本回报，实现风险与收入的平衡，而不能一味追求高利率。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 篇5

第十三分论坛议程安排

时

间：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上

午：08：30～12:00

下

午：14:30～18:20 地

点：经济管理学院603报告厅、601会议室

一、开幕式（08:30～9:30）

主

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敏娟教授 地

点：经济管理学院603报告厅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霍学喜教授致开幕辞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征兵教授致辞

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代表冯娟娟发言

4、合影留念

二、主旨报告（09:30～10:30）

报告人：谢高地 研究员

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科学中心副主任，首席研究员。

报告题目：自然资产与生态服务

地点：经济管理学院603报告厅

报告人简介：谢高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科学中心副主任。1987年获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生态学专业硕士学位，1995年获德国吉森大学农业与环境安全博士学位，1995-1997在德国吉森大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自1997年4月以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资源生态、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安全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和参加国家“九五”科技攻关专题：“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管理技术”等多项科研课题，主持开发研制了“县级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管理决策支持系统”，被评选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优秀成果。2000年起负责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领域前沿项目：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2001年负责主持了“西藏莽措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

三、学术报告（10:45～18:00）

论坛主题：农业经营体系、组织创新与现代农业

1、上午安排

第一组：农业经营组织

时

间：10:45～12：00

地

点：603报告厅 点评人：陆

迁

教 授

主持人：闫小欢 博士

10：45～11：00 刘明月

禽流感疫情风险下养殖户防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比较

11：00～11：15 马燕妮

专业化农户正规与非正规市场融资分析——来自苹

果主产省1079户苹果种植农户的微观数据 11：15～11：30 高

照

家庭农场：比较优势及规模标准分析 11：30～11：45 杨慧莲

国内家庭农场研究综述 11：45～12：00 评委点评

第二组：土地经营

时

间：10:45～12：00

地

点：601会议室 点评人：夏显力 教授

主持人：南 灵 副教授

10：45～11：00

彭艳玲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11：00～11：15

李星光

农地流转：正式、非正式契约选择——来自多年生高价值作物种植户的数据

11：15～11：30

侯建昀

专业化农户农地流入及其福利效应

11：30～11：45

谢

刚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杨凌示范区失地农民调查为例

11：45～12：00 评委点评

2、下午安排

第三组：农村金融

时

间：14:30～16:30

地

点：603报告厅

点评人：孔

荣

教授

主持人：石宝峰

博士

14：30～14：45 陈祥民

基于DEA——Malmquist的农业上市公司货币资金利用

效率分析

14：45～15：00 任

劼

农户收入对其信贷配给类型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收

入结构视角

15：00～15：15 张

珩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

于陕西省2008~2013年数据的经验解释

15：15～15：30 朱

宝

国家农业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与优化路径研究

——以杨凌示范区为例 15：30～15：45 评委点评 15：45～16：30 会场休息

第四组：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时

间：14:30～16:30

地

点：601会议室 点评人： 郑少锋 教授

主持人：魏 凤

教授

14：30～14：45 Fanus Asefaw Aregay

Public perception and awareness about the

prevailing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issues: a case of Northwest China residents 14：45～15：00 黄伟伟

资源稀缺性感知对农户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15：00～15：15 乔

丹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

15：15～15：30 蔡起华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15：30～15：45 评委点评 15：45～16：30 会场休息 第五组： 农村社会发展

时

间： 16:30～18：00

地

点：603报告厅 点评人： 王征兵 教授

主持人：姜雅莉 副教授

16：30～16：45 文龙娇

建立农地适度规模化公积金制度构想

16：45～17：00 颜

俨

支付卡本就该这样布置的吗？螺旋形支付卡和行列顺序支付

卡的比较——以陕西省西安雾霾治理支付意愿为例

17：00～17：15 同海梅

陕西省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动态变化分析 17：15～17：30 刘彬彬

社会资本改善老年人健康质量吗？

——来自西海固农产数据的实证检验 17：30～17：45 评委点评

第六组： 农户经营效率

时

间： 16:30～18：00

地

点：601会议室 点评人： 朱玉春

教授

主持人：王永强 副教授

16：30～16：45 史恒通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mpr-ovement and nonmarket valuation:An Exploration ofChoice Experiment in Wei River Basin,China 16：45～17：00 冯晓龙

苹果种植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研究——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分析

17：00～17：15 麻丽平

农户多风险管理决策行为分析——基于中国苹果主产

省1086个苹果种植户数据

17：15～17：30 冯娟娟

果农合作社治理结构优化思路与对策——基于4省

13苹果主产县27家合作社的调查与思考 17：30～17：45 蔡 洁

陕西省农业生态效率测度与实证分析——基于非期

望产出的SBM-DEA模型 17：45～18：00 评委点评

四、闭幕式（18:00～18:20）

地

点：经济管理学院603报告厅

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在人大经济学院举行 篇6

我们的会议日程上，对我的会议介绍，有两条，一条是全国政协常委，一条是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我认为是不属实的。第一，我们是一个学术的讨论会，但是，诸位可能不太习惯，我们这里的陋习，一介绍就是一大堆的官职。我觉得我们还是学一学，跟国际接轨。我的主要工作，一个主要是委员们的研究机构，也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实际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它是一个国务院的机构，按照官员的规定，我65岁退休。我是跟几个退休的，比如陈金泰研究员，我们发挥余热，算是编外的自己讨论小组，叫做振兴产业。另外一个工作，我现在主要时间，占用时间最大的，是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教书。至于说那个政协的工作，早就退了，现在我跟全国政协没有任何关系。

言归正传，今天想讲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主要讲那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要经济学者理论的知识，第二个问题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是要面临很多障碍，有社会的障碍，还有自身方面需要作出努力的，第三个问题是为怎么改善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一点想法。先讲，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应该说我们经济科学的进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在上个时代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上上下下，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意识到要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需要理论的指导，最开始的阶段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意味着就这样摸下去。其实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不是过一条小河沟，而是过大江大海，这石头是摸不着的，还没有底。所以很明显看到，你中国领导说，邓小平、陈云他们在早期都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可是到了八四年，共产党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第一次播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定，有十条，对邓小平的决定做了很高的评价。他同时指出在这十条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有各方面的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这个大江大海是过不去的，因为这石头是摸不着的，所以他非常地强调，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没有这样的经济科学和别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支持，改革开放是难以进行的。正好，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主席的介绍，正好我们留美经济学会也是在这个时候酝酿。那个时候我正在耶鲁，杨小凯从中国来了以后，和耶鲁的钱颖一他们就找____先生来捣鼓这个事。那是八三年，八四年，到了八五年，CES建立了。我们的协会，对中国的改革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这里就不详细地讲了，在2003年第二届经济学会年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有一个讲演，这个讲演里面历数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到2003年，经济科学对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支持。社会上的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都用的是“摸石头过河”的方法，其实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是这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从1984年那次决议，更重要的是1993中国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个决定现在拿出来看，它是对经济制度的各个子系统，他的目标，他的方向，甚至具体实施的步骤，都做了相当深刻的说明，以至于有的问题到今天还没完全实现，所以说，1993年这个决定里面关于宏观调控，是实意义的。它是应该通过怎样的手段，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科学的知识，那是写不出来的，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跟_____教授讨论到最近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很多问题，经济科学是弄明白了，而且政府的文件里也有了规定，但是现在仍然出了很多问题。就是说，它的成就跟经济学的贡献有关，它发生问题，跟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不足或者说经济学已经得出的正确的结论，包括它理论上和分析方法上的结论，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以至于出现一些问题。

现在呢，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转型，还是没有实现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善到位，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还需要改进。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话，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建设，都很难向前推进。从本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改革推进不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探索矛盾就积累起来了。我们现在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式，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我们不能说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和我们这个专业无关，我也说不太清，但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这两个问题一共就是我们研究的不足，或者说是我们经济理论的不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论的成果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就有两方面的问题了。一个就是社会______和我们文化传统上的问题。这个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情况不能很尽人意，我想这个有很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似乎我们社会里有一种传统，就是轻视理论思维，甚至抵触理论思维，这么一个很深的传统。举一些例子来说，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提倡一个叫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个我们也被请去接受许多干部和讲授，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要根据政府的文件，利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但是很少有人讨论，发展的科学是什么。有一次，我在浦东干部学院讲这个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发展转型，给我们的这些领导干部提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大家都很同意，提出要号召科学发展观，以此来指导工作，那么，大家能不能说说这个关于发展的科学到底有什么内容。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我私下也问了好多出去宣讲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展的人，怎么理解这个关于发展的科学，发展的科学讲过些什么吗，比如说发展经济学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印象。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说是要用科学来指导，但是科学本身讲了什么，没有人去讨论，没有人去关心。当前还有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宏观经济的形式，现在显得很迫切。在十月初的时候，发现九月的CPI突破了3，接着出现了各种推测，我们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季节性的，主要是农业，到了十月十一月后，CPI就会平缓下去。结果十月十一月，既是上市，也是减价不起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其实在三十年代时就发生多次，最近的一次就是在07年，07年的7月CPI就突破了5%，但是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出现了经济过热。而经济过热的问题是从03年的第四季度就开始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官方统计局的官员们在这个中央台给群众做了宣传，当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口号，叫做“经济没有过热，只是要防止从偏快变为过热”。到了08年，CPI突破了8，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钱都堆积到中国来。当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学界的讨论，就是货币超发，但货币超发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超发，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做深入的理论上的讨论，而是就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货币超发，从04年开始，它的主要渠道就是左右外汇占款，就是收购外汇，保持人民币的低汇。那么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汇率机制，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做深入的理论讨论。现在外国人都要求人民币升值，我们应该注意一个外交问题，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去年的货币供应，M2广义货币增长了27.7%，______增长了9.1%，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做理论上的讨论，这就成了和现行政策保持一致还是不一致的问题。去年十二月份，中央台做一个总结去年工作的节目，为去年的工作提供经济上的看法，我做了一次采访，其实我也有批评09年的宏观经济学，对10年提出一个希望，经济增长稳着点，悠着点，别那么海量地发货币。这边，据说这个节目叫做不合时宜，没播出。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后来在今年1月28日的时候，曾经有个国际讨论会，我今年刚好过生日，我说我们别庆祝生日了，改为讨论吧。讨论会的最后天晚宴讲演的主要是是我们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他讲了一通后，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有一些经济学家说那天晚宴上，周行长的讲话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逆周期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时间滞后期，所以要做逆周期的调节，必须有科学的研究，要有预见性。但在我们这里，人们不大相信这个经济科学，相信的是感觉，于是决策就慢，加上我们这个决策传导机制也有问题，于是就会发生延误。比如说，这个经济周期是一个正漩涡，因为决策不依据科学而依据感觉，就会发生延误，延误了90度；这个宏观经济传导政策也有问题，所以又延误了90度，结果逆周期的调节，180度旋转之后，正好跟周期重合。当时，有的人听出点音来了，有的人看得比较浅，就说他在讲08年的事。有的人更加忧心忡忡：他是不是在讲现在的事，假如是，那就麻烦了。我当时不知道，今年一月的前十个工作日，每天平均贷款是1000亿，一月份是贷出了13000亿。他做的是央行行长，我估计他是知道的，但他无法让人相信这样海量的贷款会引导什么后果。这种事情，我们刚才讨论过了，在87年到88年也发生了一次。现在的问题就是今后几年，面对现在这种困境，如何能解决。到这时候，从现象上已经看出来了，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地多，最近还有一件事，我们刚才说，也许我们对宏观经济学还掌握得不够，有些学者，他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经济增长方式，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选择了一种优先发展重工、大规模向重化工业投资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所以在七十年代末期和81年，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是为了抑制斯大林模式所带来的后果。这两次都做了什么呢？降低对重化工业投资，把轻工业发展得更快一些，恢复农业，这是解决由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而造成的后果，但是对斯大林模式本身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有些经济学家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就受到了上级的反对，认为调整过度。在理论界，这个问题就被提高得更高一点，认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基本原理。在1953年的《红旗杂志》上，连续三期发表文章，叫《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意再生产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斯大林，叫做第一部类优先增长，优先玩发展重工业。

批判卡斯米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增长模式，叫做投资拉动这种模式，不是现代经济学家，就是马克思本人。我们学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分析的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用他的语言，叫做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就是物质资本投资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所谓的可变资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由此就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经济上的，因为这样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消费的比重越来越低，所以就产生了经济危机。另外一个方面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因为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低，所以劳动者的份额就越来越低，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失业的增加，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但是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我知道是怎么问题，他居然忘掉了。在_____先生的回忆录里讲，他这篇文章是有感于时弊，和当时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权威讨论后写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违反了经济学最起码的常识。也就是说，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不被人所接受。比如说06年那次春运的问题，春运期间大量在外的民工要返乡过节，在供给不能很快增加的情况下，那应该有什么办法呢？铁道部过去用的是价格调节的方法，后来06年的时候说改了。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坚持不涨价，于是____就提出了批评，说这种办法不是好办法，得到最大好处的就是黄牛党。我复合了____教授的意见，还给他做了点改良。我说了，供给不能增加，只好用价格调节，但是为了给那些不在年三十以前返乡的农民工补偿，当年不涨价是少收了两个亿，把这两个亿发一个普遍的年奖，那么你推迟的人就可以得到一点奖励，结果就被骂了一塌糊涂。说我为富人讲话，不顾农民工的利益。那么这个事情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很大的事，但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不被人们所承认，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前几天我到广州去跑火炬，就躬逢其时，广州政府为了办亚运，给广州市民办十件好事，其中有一件就是三十天坐公交车免费，这个发布会上，就有人提出来，这不会挤爆了吗？而且安全事故会发生。这个负责人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安全措施，没问题。结果，一实施，不但是挤爆了，学生还无法上学。五天以后，这个政策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还有人在网上批评这个事件，说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刚给老百姓干那么点好事，一遇到困难就取消了。那天在郑州和凯文教授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是起码的东西，对于有稀缺性的资源，把价格降到零，会发生时很么情况？这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就会发展成大事。所以我们要充分普及。我们这个忽视理论思维的传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说这是很强的一种传统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国，小生产和现代生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它依靠的是直接经验，而不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眼见为实，但是它忽视理论。第二个背景就是秦代以来，一切研究，文化，教育等等的发展的评价标准就变成了是否有用。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你看他们讨论的问题是“白马黑马”的问题，这是哲学上的问题，而不是说有用没用。在秦代以来就变成那样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有一种书是不烧的，就是农业技术的书。，因为它有用。至于儒家什么的，则造成黔首的混乱。这个变成了一个传统。到了近代的时候，我们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整风之后，对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夸大到了一个非常片面的程度，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知识的来源，最终是来源于实践的，可是作为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绝不是都从他本人的实践而来的，否则人跟动物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主人，从他的整风文件中看出，他有一句话是说得对的，理论要走在实践的前面，也就是先想好了再干，而不是盲目乱干。这句话是有的，但大量的篇幅都是说，只是来源于实践。所以，对实践没用的知识叫做“狗屎不如”，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数学院搞数论的人就一直在问，如果要有用，那么你说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啊？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在整风以前总结的时候，有一篇很有名的孙冶方和刘少奇的通讯。他们在1940年的时候，都认为共产党内这种错误的政策和路线，它的根源是经验主义。但是1942年以后不是这样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你的理论脱离实际，和实际不符”或者说，“你这个理论没用”，就是这么形成一种传统，我认为这种传统危害性比较大。因为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别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的，其实理论往往把人们引入歧途。所以正想凯恩斯在《通论》里面说的，许多人自以为不受哲理的影响，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的奴隶。那么，这个说的是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能说我们总是怨这个环境不好，或者说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不相信理论。

这里再说，就是去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这需要发挥我们这个科学共同体的作用，我想我们留美经济学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但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也好，从我们历史背景也好，我们官学的传统太严重了。本来这次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个去行政化的建议，结果好像受到了我们学界领导的强烈抵制，好像就没下文了。因为如果不能有我们学界的共同体，所谓学家的共同体，来制定，执行学术规范和奖励科学。由官府用一套行政的体系，用官位的高低来评价和奖惩科学家，科学很难发展起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诸位也是从海外回来的，但是由于中国有几千年，这套体系曾经在农业社会里发挥很好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的重要的积淀，于是就会成为传统的一套制度和规则，这是一个大染缸。入乡随俗，在外国生活几年后，生活有所变动，但是当大家回国服务以后，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这个染缸染回去。也许在我们灵魂深处还保留很多东西。当今，这个学风的败坏真的到了很严重的地步，需要倡导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那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严于要求自己，发扬独立思考，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和培育人才，我们就能够不辜负民族对我们的培育和期望，也不辜负我们这些年在国内外受到教育的熏陶。

田国强教授

刚才吴敬琏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看法，一个就是要重视经济学的理论，它会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实践，另一个就是对我们海外归来学者一种语重心长的期待。今天我讲座的题目就是根据吴敬琏教授对我们的期望，进行一个展开，就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CES的历史使命。在我给这个讲座之前，我想做一个说明，这个主题发言，本来是让央行副行长，老会长，易刚教授，代表老的CES会长们来作一个发言。但因为易刚教授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去了开会，所以两天前，大会组委会和会长王艳玲教授就把这个任务压在我头上。为什么我要谈的是历史改革和CES的使命呢？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第一个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面临一个新的局面，就是方向性问题，新一步的改革是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还是国济民配，让政府主导经济，发挥更大的重要，紧密相关的就是“中国模式”问题。第二个是CES的宗旨和中国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留美经济学会1985年5月26日成立时起，支持和参与到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际中去，在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中，我们CES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会做出怎样的贡献？我想在讲这两个问题之前，不妨把CES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在过去25年，我们这些会长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为中国市场改革充当改革得先锋，并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去。从三个方面来看，从1993年以来，咱们CES每年都在中国大陆举办年会，以宽阔的国际视野，前人的眼光，特别是言简的现代经济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在一些光圈视觉上给有关部门谏言，比较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对于当时某个关于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从深层次，从经济体制转型的方面，大家就去探讨。大家看到这个表格（字太小），比如说1993年就是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得研讨会，随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中西部的发展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你们可以看见CES18年来举行的年会都和当时的经济热点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CES的会长们和会员们也逐步回到了国内，成为中国改革的参与者。比如说，林一夫中心就是由CES和______经济协会共同创办，由林一夫教授担任主任，我们在座历届会长都是中信的创始人。这些年来，中信依然还有它的历史地位，它是首先系统地介绍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项目，对引领经济学的教育起来很大的作用，对现代商学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我想我们最近几年，在各地高校，单位的各位领导，也在推行经济学的教育，也有商学和科学的工作。另外，还有易刚，方新海在政府本部的工作。

现在我就正式开始讲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我想，对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过分的。可以说它是结合中国确实的资源贫富条件，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政治结构，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取得了我认为前所未有，甚至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就是中国经济在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32年以来，以10%的速度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也就在短短的30年内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成为世界上经济和政治举重若轻的力量。为什么取得那么多成绩，有许多原因，在转型的过程中，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不外乎推行了开放的政策，满足了一个经济体制运行良好的四个条件，就是承认个人利益、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上选择自由、执行分散化的决策以及引进国有和市场的经济体制，成了很好地解决了任何一个经济体制必须面对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当然，说到这个原因，还有国家以及社会的稳定，允许地方政府的竞争，包括建立时的改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总结就是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由于30年来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带来的巨大的动能和势能，像一个正在腾空的火箭，尽管有许多外部阻力和摩擦力，但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型当中所面临的波动。但是由于许多动力、阻力和摩擦力在一起，就造成很多现实上和理论上的混淆和误区。一些当事者和利益既得者就把阻力当成动力，把缺点当成优点，是本末倒置的、似是而非的论断。现在有的认为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过分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了一个终极发展模式，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区，把“次优”当成“最优”，误将“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当做“终极性的制度安排”。所以说，其政策的要点在于不断扩大政治规模，提高行政财政收入，不断加大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这样造成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裹足不前，还造成了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局面。我们把视角切换回来当前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功地实现了“保八”的路，因为一旦低于8%，有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代价是巨大的，以短期的巨额经济刺激和政府强力干预所导致的后果是深层次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和制度障碍的局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久保持在8%以上，因为这是边际收益原理，随着从低收入向中等国家跃进，它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如果在一个达到平衡增长的轨道下，这么一个低速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经济良好地运行，关键是在于深层次的市场化的改革，改变它的方式，让人们满足更加的参与性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看看中国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教学书，只是一味地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当然，必要时是需要的。就像一个人快牺牲掉了，给他打强心针可以，但是每天给他打他受得了吗？所以说，不断地对国家宏观的政策调整，大幅度调整，像1983,1984的宏观政策，好人也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宏观调控，导致了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价格，干预市场供给，使得市场的三个功能扭曲，实质上凯恩斯的政策用多了不好。应该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用熊彼特的创新使得在市场经济上能够激发群众的创新来证明市场最优，用海耶克的认识，市场机制从信息的方面是优于计划体制的这么一些基本的结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少干预。因为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赫斯认为在市场实名的情况下，怎么样地制定各种机制。应该用这些人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以后的经济改革，就是说要从制度改革，长项建设抓起，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从“道”，“势”和“术”三方面抓起来，“道”讲得就是基本皈依，一种基本原理；“势”就是世界潮流、大势；“术”就是方法。随着中国经济的治理，就是刚才吴敬琏教授讲的，许多地方都是不要理论，实质上是需要标本监制，短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长期深层次的问题，长期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短期热点的解决成为障碍。我们必须理性地看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调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长期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在与深层次制度障碍。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社会与市场治理的边界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了“三重三轻”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深层次改革得低一点就是政府把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抓住不放，该管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去管或没管好，就出现了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导致了大政府小市场的现象。也就是说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使得政府从市场维护的管理者，变成市场活动参与的主体。变为市场的参与主体，就像我们刚讲的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受到了限制。由于有这层次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动力。这还导致了当权者对民企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还有导致许多别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政府与民争利、政策反复变动、收入分配不合理等等。这是第一个关于“重政府轻市场”。

第二个就是“重国富轻民富”，如果你们看看国内的收入史财政史，发现国内财富的格局使得政府与民争利，国富民穷，内需严重不足的现象。问题严重突出，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对于外需我们必须考虑不可控的外部条件，如果民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那么内需怎么被拉动呢？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保持在年均10%左右，但同时政府的收入增幅却在20%左右，这就是说超过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一倍，这两者间的差距现在又有拉大的差距。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更与早期发展中国家形成对比。比如说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才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我们从发展开始就收，那么老百姓怎么会有钱去购买东西呢？刚刚看到的数据也说明了国民收入的配置向政府倾斜，这就是我国国民消费上不去，只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09年我们的种植业的消费额仅有78%，不但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是80%，也低于其他新兴国家，比如巴西、印度。追溯到和那些发达国家在同一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消费率是偏低的。由于消费偏低，老百姓的消费偏低，就会出现群体性的社会冲突事件。因为发展史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无论如何也很难发展上去，那么由于收入过低就会导致收入的不稳定。那么这里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是低于世界大多国家。“国富民穷”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市场作用欠发挥，可以说咱们的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做对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必须关注老百姓的经济选择。根据过往的经验，哪里的政策越放松，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益就会更高。比如说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转手以商业化手段高价收购，形成巨额的土地财政，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造成的。垄断国有企业靠垄断利率高，一旦发生亏损，就由全民来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使得市场的三个基本功能全部失去作用，导致了滋生腐败等问题。十七届五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转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富民的内在逻辑弄清楚，收入分配的鸿沟可能以弥合的。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后，我看到社科院的教授说提出“要民富先要国富”，这人还敢说自己是社科院的教授，竟然说出这种话。要我说，就是“要国富，先要民富；要民富，必赋予私权”。我这里讲的“私权”就是关于经济的自由选择权、财产的私有产权、以及生存权。要赋予私权，就必须卸公权，就是应该对政府的作用有所界定，所以关键又回到关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界定，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是“重发展轻服务”，把财政收入用来发展而不是用来服务，不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自己用，或者用来发展经济建设，这样就形成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的模式，使得政府充当经济活动主体，在公共服务里面是严重的缺位，忽视了自己要有的服务职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问题。尽管就当期来说，我们政府已经预示到这些问题了，在医疗卫生，教育等的经费有所增加，但在财政支出的总额中仍然是偏小，并且是非常小。在2009年的财政支出中，76000亿的支出，仅有30%的支出是用于医疗卫生、支持就业、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失衡、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这一切都与政府的错位有关。尽管咱们城乡居民的收入在整体上升，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差距是2.5，曾经降到了1.82，到去了去年却增长到了3.3。并且基尼系数在08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0.47，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看出来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收入的分配问题不加以修正的话，就会出现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起点就难以得到保证，社会的公正正义将无法实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制的首要价值一样。

互动环节

雷司长：我不是经济学人士，作为一个外行人，提一个外行问题。网上议论说房地产经济绑架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我想听听田教授对这个的看法。

田教授：房地产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是效益和公平的问题。从中国今年的房地长形势，可以看出政府要打压房地产，可是打压有用吗？刚性需求太大。那还有税收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日本20年前不同，日本在20年前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长期发展的正常轨道，GDP只有3%，中国的GDP多少？都10%了，如果算上灰色收入，更高。从98年以来，中国房价的增长速度比日本好。而且，房子是耐用品，从发展和动态角度看，用现代经济学的假设，我觉得房价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北京上海这些国际化大城市。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里面包含了很多综合复杂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政府缺位错位的问题，包括房产税的问题、物业管理费的问题、土地不能自由流动的问题„„限制了供给，需求就变得刚性。

马院长：其实田教授刚提了，也包括吴老师提了，理论是很重要的，需要一些约束条件。中国和国外有很大的不同，最终归结为很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一个约束条件，和别的都不一样。一个看着很好的办法，执行不了，那就是没用的方法。

学生：若干年后我们从美国学友所成回来，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声音总是无法被采纳，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心态？

吴敬琏：那得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探寻经济学的奥秘。对于科学来说，最大的冻·动力应该是求知欲和好奇心。因为我们生存在地球上，经济发展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作为一个人你就要弄清楚这发展规律。我们以此为动力，我们就要先弄明白自己。如果说你是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闻达于诸侯，很可惜我提不出什么好的意见。

田教授：我觉得应该是常态心，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呢？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就是信息对称，把自己的观点亮出，领导可能有别的考虑。他有几百种方案，为什么要选你的呢？所以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把你的观点讲出来，供领导参考，用不用是领导的事，不是你的事。

马院长：不知道这位同学听明白没有，你的意见不被采纳，有两层原因。一是你的观点根本就是错的，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观点是对的，但大多数人没意识到这是对的，于是“众人皆醉你独醒”，那么你醒着也没用，你应该把大伙唤醒，然后告诉他们你的观点，你还得提升。

陈平教授：吴老师，对于你提出的深刻的观点，理论应该走在实践前面，我很赞同。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话，发现很多理论都有问题，包括弗里德曼的理论、凯恩斯的理论。从你的观察来说，中国改革的实践，有没有出现一些好的现象来发展现有的理论，让中国经济学对世界有贡献。

这是我给吴老师的问题，我跟教授也提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里面，宏观经济学家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消费比例是最佳的，美国的消费过度，中国的消费不足。从你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说，你对宏观经济学这个问题有答案吗？你刚才举的巴西、俄国的例子，他们的宏观表现是远比中国差的，如果以他们的消费比例来作为标准的话，好像有点问题。

吴敬琏：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说30年的经济发展，至少在中国是取得一个空前的成就。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这种发展的状况，或者说我们的经济状况、经济体制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其实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给我们树立了不少反例，我们并不比日本、韩国和台湾高明多少，但是和自己的历史比较是很辉煌的，辉煌是来自于我们吸收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这30年来的发展史自豪的，但是我并不承认中国自己发明了这条道路。至于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在我看来，造成这次危机的扭曲的世界金融体系不但美国有责任，我们也是有份儿的，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我们老说形成了一个影像互补的情况，通过中国大量的出超和美国的出超，在两个扭曲失衡的经济间搭起了桥梁，这个曾经维持了美国的高消费，也促成我们的高增长，但是在这个变化了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模式就是高消费低储蓄，我们呢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还有一部分通过进出口送给美国人，当这种情况一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及时调整。至于美国为什么无法调整，我无法替美国人回答，但是我的美国朋友们十多年前就提出来这个是维持不了的。至于中国，因为有日本失落十年的先例，韩国、台湾的先例，一直在给我们敲警钟，但是我们没有进行调整，所以造成了现在的金融的危机。我们又要做出贡献，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总结一下，就是要认真地研究和探索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出贡献的就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应对这个危机，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领头国家，负有很大责任，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但是我们也有问题，就是摆脱不了老的增长毛病，一直说了多少次要转变新的增长模式，转变靠出口靠投资拉动经济。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还是没变。明年我们就要开始“十二五”计划了，我们的经济是否能发生转变呢，就是解决我们方面的结构失衡，如果能够做到，这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贡献。

田教授：这就是我们CES的辩论风气。我想对吴老师的回答做出补充，你说是你人错了，我说是你话错了。你人没有错，除了有逻辑问题。学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行业里面如果有外部性，金融行业就是典型的外部性。从1984年以来，美国不断放宽金融方面的规制和管制，有人说是华尔街的人太贪婪了。可是他贪婪有错吗？他也不违法不违规，要是把你放到那儿去，你不也一样吗？至少把我放上去就是我一样会贪。那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政府，甚至美联储犯的错。另外，所有的理论都是谈理想状态，都有限制条件。

第二个，谈得是我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中国消费内需不够，你怎么知道高了还是低了？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判断是，在美国是过度消费，这个判断我没认为是正确的。我可以用一个参照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政府的功能就那五个，由于内需不足，使得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因为政府的前还没用到公共服务上面。你可以通过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来看出比例，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多少，但我知道它是既定的。另外，你刚才说现在这个比例，不是美国就是8%，而中国就是30%，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会发生波动，而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它是合理的，这是我的看法。

学生：谢谢马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我想问田教授一个问题。田教授是生活在上海吧，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你有去买菜吗？

田教授：有过。

学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农副产品的价格飙升得很厉害。体现在我们大学生活里面，我们想不出一些什么高端的问题，比如说一套天津的典型的早点，大饼鸡蛋，涨价幅度甚至达到了20%。前些天看到农副产品的涨价，官方和媒体给出了不同解释，有的是成本推动说、资本炒作说、资本的预期推动。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对于这个农副产品的涨价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是刚才您和吴老师都提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前些天国家颁布了法令来抑制农副产品价格的攀升，而你们也提到了之前国家发布类似的法令要抑制房价，但是成效甚小，想问一下你对这个政策有什么看法，您能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分析一下这个关于民生民计的问题吗？

吴敬琏：你是学经济学的吗？ 学生：对，我是经济学院的。

吴敬琏：我想知道你提的是农副产品涨价的问题还是物价总水平的问题。

学生：我想问的是农副产品问题，毕竟关乎到我们日常生活。吴敬琏：你的问题是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 学生：宏观问题

吴敬琏：宏观问题这就没有办法讲农副产品了。宏观问题说的就是物价总水平。以你学过的知识，物价总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

学生：我忘了。

吴敬琏：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框架的问题，物价总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根据不同的框架，我们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田教授：所以说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把内功练好就来给国家献计献策。我也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我看了一下报道，在广东的小白菜竟然比美国还贵。农副产品的价格攀升受很多因素影响，也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就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说有这个大年和小年，和高考一样的，有可能今年高，明年低，都有这种周期性，因为人们的预期不是那么准确的。这个问题当然重要，因为价格一旦升上去以后，许多低保人士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包括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政府打算提高退休人员，包括低保和学生的伙食补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那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前两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的，印了大量的钞票，就有可能是货币量过多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宏观政策会发生大的变化，不希望因为通货膨胀而把房价和股市打压下去。

吴敬琏：我们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大概都承认一点，就是物价总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决定的。总供给是比较慢的，但是需求可以变化得很快的，并且当局可以对其造成影响。这就是很简单的情况，你看看过去10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情况，同时过去10年M2广义货币的增长是18%，而供给的增长，我们用GDP来表示，就是接近10%。就是购买力的增长比供给高，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货币化问题。实际生活中的垫底资金会影响，每年应该有5%的货币的购买力是没有实现的。09年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广义货币增长了27.1%，而总供给到头也只是9.1%，这个总需求和总供给对比会有什么状况？根据过去的说法，大概M2货币的增长18个月之后就会表现为低压，但是日本90年发生的货币超发现象，因为房地产便宜之后，一方面抑制货币升值，另一方面拉动内需，所以采取宽松的货币，但是它物价并没有上涨，从此之后人们就认为这个多余的货币量不一定表现为消费指数，可以表现为股票、收藏品。现在的房地产，在我看来是明显地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打压房价就是药不对症的。但是这个房价现象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房价高涨，不能让它太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长时间。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家庭都买不起房子，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根本解决的同时需要治标，现在的方针也许是对的，就是公租房，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给予不同的补助或者不补助来解决人人都有房子住的问题，这样标本兼治或许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