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精选7篇）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1

摘要：话语是思想文化的载体、表达思想与开展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对观察世界的地位、行为方式等将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意义与价值都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包含的主张、思想等能被更多的人掌握，并转化成自觉行动。建构中国政治学构建规范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使其成为维护并体现群众利益，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与话语习惯，发挥好政治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与实践指导力。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68-02

中国政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要建构并全面发挥政治学体系的效用，服务于我国政治建设，必须构建适合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同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所获得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积淀，以及政治学方面所获成就和理论队伍研究建设实际，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来构建适宜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挥政治学服务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展示政治学发展实践价值，说明其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文化、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认知上的束缚，势必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其都始终围绕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所开展的，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价值的阶段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是通过透视理念，采用理论形式去展现政治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如果政治实践价值在整个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迷失，政治学话语体系势必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1]。因此，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展现发展的社会价值。同时，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应该全面反映政治发展实践。经大量的实践表明，对全面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都是对政治发展实践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全面反思政治发展实践历史，更全面进行总结经验，而审视当下和未来，是为了保障价值的所在，设计未来不仅是实现更好传承政治发展的实践重要价值，也是探索今后政治发展的愿望。当前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在总结过去、现在以及审视未来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系统性总结，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水平，满足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设立为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给予了制度性保障。上面谈到的这些制度的顺利运作，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不断得到锻炼，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并提出话语，很好融入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2]。自从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开展了全面的探索与实践，不断创新及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党在应对多种挑战、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我国进一步的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广大公民的权利，法治建设、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建设，进一步完备，政治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形成了和谐的对外关系的新局面等等，这些在政治学领域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从当前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实际和我国的国情出发，还不得不面对以下困境：一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人民群众来讲，关键好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能团结一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而对国际社会来讲，需要创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巩固并发展人民民主，但是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整体上不高，并且社会文化发育程度也有待提升，当前的政治体制建设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话语体系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追求，还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实现[3]。

四、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路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体现着某一特质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阶级采用表现其意志与利益的理论来主导政治学话语体系，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于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全面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以及方法等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巩固社会发展进程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奠定坚实基础[4]。

其次，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般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语境中的思考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使用术语总称，本质是政治学人精神与工作特征的整体描述与概括。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其决定了对政治生活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的抉择。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价值取向，应注重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全面巩固并发展厚爱社会主义民主。

（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一般来讲，话语体系和政治学理论体系、概念、研究方法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都需要使用话语进行表达与说明，但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需要全面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在全面推动政治学发展的进程中来开展，因为政治学本身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需要坚持采用科学的态度、精神与方法，严谨审慎地对待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哲学是使用超验以及思辨的方法，对政治的价值、本质以及发展规律开展深层次的解释以及科学论证的学问，影响并决定政治学的学术化、理论化水平，以及对政治的引领力、解释力，呈现出不可代替的认证、评价、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反观学术史，政治哲学的发展与繁荣总是与社会的变革、进步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需要关注政治哲学方面的探索。强化政治价值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完成既定的政治目标。政治本体论强调政治学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规律相符，能更好解释政治现象，全面展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同时，政治认识论也能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与新视角，政治哲学呈现出明显的思辨性特点，这也决定其拥有重要的说服力、解释力以及理论深度，需要关注对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也要积极开展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方面的探索。通过全面提炼以及总结政治学的方法、原理、范畴等，建设更为严密、有序的政治学理论系统，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全面扩展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始终采用问题为导向的发展思路，逐一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学科限制，并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研究，提升政治学解决实际问题基本能力。与此同时，也应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影响到学科状况以及话语体系。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是一重要工具，能决定政治学功能的发挥，创新并全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让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合理，也可以适当引入数理统计的方法，提高政治学研究的水平，并全面加大对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力度，通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创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实践中去汲取话语体系营养，确保我国政治学话语更生动与鲜明，更富有引领力和说服力。

（三）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

首先，全面理顺好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科学化强调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要全面展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要义，彰显政治学的生命力与凝聚力，这需要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需要全面阐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规律、本质，做到实事求是。大众化指出建设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重点是阐释为谁开展服务的问题。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有其概念、研究方式，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大众化的必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被广大群众所认知、使用，才能赢得社会实践的广泛认可，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更好服务我国政治发展。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大众化，不仅要将政治学话语体系植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也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群众的广泛认同[5]。

其次，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采用开放的姿态，在全面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并融会贯通政治学话语体系，将其适应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国情，并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对话政治学话语体系。一是始终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在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长期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广泛认可的“民本”“忠恕”“和谐”等思想，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思考政治问题的原则，并且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能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发展。同时，也要积极从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汲取营养，从当前发展的情况来看，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当前处于优势地位，在政治学范畴、方法、理论、概念等多个方面的话语，已成为世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学话语研究成果，并在不断借鉴与吸收基础上，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世界政治学范畴内的影响力。最后，也要尝试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普及，让中国话语体系承载的内容得到世界的广泛理解与认可，全面发挥中国政治学话语的效能。

总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不断推动我国政治的发展，同时，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尤其是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全面推动了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因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还要广泛借鉴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包括国内与国外两种视野。为了能够适应国家的发展与时代化的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掌握话语权, 掌握向世界表达中国话语的权利。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兴国之魂”的必要条件及实现措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兴国之魂”的必要条件

第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进行价值方面的引领, 成为社会实践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追求内容, 在不断内化的过程中成为人民群众内在的信仰。第二, 在国家与民族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实现中国多元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共同生产与共同发展, 成为国家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心与思想中心。第三, 通过国际化的眼光对国际社会进行观察, 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并且接受。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兴国之魂”的实现措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兴国之魂”的实现过程中, 最为关键的就是话语权。话语权是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所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中都有所体现,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作为关键的问题所在。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能够对话语权进行掌握,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失去了群众根基、价值认同等。因此,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话语权进行牢牢掌握, 通过自身话语形式与形态的不断丰富来促进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话语权的重要性

2.1 话语权能够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多元价值观念交流与较量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 话语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在语言竞争的过程中, 对话语权的掌握已经成为了非常关键的环节, 对民族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安全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国际局势出现的新态势体现在价值观念领域中就是不断激烈的国际多元价值观念冲突, 在这种冲突中话语权的掌握决定着主导权的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在国家多元价值观念交流与较量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掌握话语权。

2.2 话语权能够帮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对各种泛滥的思潮与错误思想

当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 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冲突不断加剧的状况, 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较量不断加剧,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将民怨解决与民愿满足作为主要问题。掌握话语权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思潮领导能力得到增强, 对各种泛滥的思潮与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与抵制。

2.3 话语权能够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认同与支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得到认同与支持, 主要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服务方式的创新。因此, 话语权的掌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统的过程中失去了对话语权的掌握, 将会导致其他的价值观念在话语权中处于上风, 导致人们群众的精神受到损害, 甚至最终失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占有的主导地位。

2.4 话语权能够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败

中央的相关政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支持与发展平台。但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接触的价值观念是多元化的, 只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遵循价值发展的规律才能够实现健康的发展。在遵循价值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 要实现话语权的掌握, 从而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命力与领导力, 对其他的思想及思潮进行驾驭与应对, 从而确保其主导地位。

总之, 只有掌握了话语权, 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顺利、健康发展。当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构建问题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权建构策略

话语权是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权建构的过程中, 必须对话语体系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 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层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层面。两者是不能够等同的, 对两者进行区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要求所在。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所在。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权建构策略包括:

3.1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力与解释力

从国际角度进行分析,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力与解释力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力量在国际多元价值体系的较量中得到展示;从国内角度进行分析,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力与解释力是社会转型期中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与社会价值观变革的必然要求。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力与解释力, 能够更好的帮助群众解除思想与价值方面的困惑, 实现管理过程中理、情、义的统一。

3.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批判力

参与国际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对话与交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话语体系的建设来应对国际中一些价值体系语言渗透的态势, 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批判力主要的目的是批判各种对我国主流价值观有不良作用的行为, 将其真面目揭露在大家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与国际多元价值体系接触的过程中, 在应对能力与防范能力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

3.3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影响力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影响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分别是国际影响力与国内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影响力的主要措施包括对语言价值论基础理论加强研究, 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 还要注重社会主流媒体优势的充分发挥, 通过社会主流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艺术水平进行不断的传播。

3.4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领导力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所具有的领导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从内容方面对其领导力进行提升, 另一方面是要从话语艺术与水平方面对其领导能力进行提升。

4 总结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话语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兴国之魂”的关键, 只有掌握了话语权才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戴木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之一[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2 (14) :01-08.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3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中国电影艺术话语空间

一

21世纪的人类社会跨入了“地球村”时代。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密切，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进入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及艺术等方面。日趋走向一体化。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基于民族性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艺术交流和沟通也日趋密切起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全球化的话语空间正在形成和发展。

全球化时代是真真切切地到来了，它成为21世纪最宏伟壮观，最无可抗拒的潮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不相同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前者大都依赖自己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强盛，想将己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文化艺术传统，连同科技、经济一道进行跨国推销，在用强势经济和科技征服世界的同时，也希望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绝对支配的地位，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取的全球化，就是以己为本统摄他者的“大化全球”，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便成为被支配和改造者，顶多是被观赏的“异国”，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实行经济和科技改造、政治同化、文化艺术统摄的全球化，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它却是全球化趋势中的一股强劲的潮流。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性，面对汹涌而至的世界性科技、经济大潮，发展中国家既感到欢欣和鼓舞，又会滋生出恐惧和忧虑，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经济改造的过程中，这些国家还需，时时防范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艺术之魂的强势侵入，防止西方的话语霸权将自身的话语空间扭曲和统摄，以至化为虚无。

全球化语境下，当下中国文化艺术的活性因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趋势的激发，例如，中国电影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借助全球化的信息交流、资本流通和技术互动，便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中国民族性艺术与世界性艺术情趣展开交流与沟通的互动平台，同样，当下中国电影叙事的话语空间，也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艺术视野的发展趋向，中国广大观众无论欣赏表现本国民族生活和习俗的国产影片，还是欣赏呈现异国风情的进口的世界大片，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着本民族电影艺术在全球化文化艺术格局中境遇和品位。

在文化艺术领域，全球化语境的形成已是无可否认的客观现象，当下所需的是国家之间及民族之间多元性的沟通与交流，实际上，世界的文化艺术正在形成一种开放、互动的语境。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叙事的话语形式也将发生质的变化，两种趋向应给予高度关注，一是立足本土意识形态和尊重他者意向的审美价值定位，二是在全球化的信息交流、情感交流和价值互信中生成审美意义的话语形态。中国电影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应该采取高度灵活的开放姿态，话语空间需显现出对中外电影艺术形式的充分引鉴，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共存共生，以电影叙事为审美沟通的“桥梁”，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本土特色在电影的影像世界中焕发着魅力，而且，世界性文化艺术交流的信息也在这种话语空问中不断被传递出来，不仅是中国观众，外国电影观众也可通过这审美沟通的“桥”，领略到中国文化及民情风俗的丰富的魅力。

二

全球化时代，文化及艺术形态发生了质变。那就是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消费群体的成份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变，市场化和休闲性成为文化艺术创造和传播的源动力。当下中国电影叙事的话语空间中。叙事样式不断强化着如下特征：一是充分迎合中国大众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的生活习性，同时。兼顾到中国大众探求世界变化的心态：二是顺应了国外观众探寻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及关注中国现实生活变化的域外情趣。借助于全球化交流的传媒科技和运营机制。中国电影艺术可以全方位展现本民族的生活习尚和文化形态的特异性，将大众生活的原汁原味以生动的影像情节广播世界，还可将世界潮流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变迁展示给世界观众，可以说，全球化语境影响下的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最能够体现时代发展的艺术视野。

全球化到来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和艺术被推向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和迅速交流的崭新领域，在建构起开放性话语空间的时候，一种危机也在潜滋暗长。那就是“后殖民语境”的时显时隐的侵入。印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中谈到：“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充满了野蛮、愚昧、孱弱、丑陋，是被严重扭曲和畸形化的“异国风情”，这便是西方世界乐于认同的“东方文化身份”，这是一种被贴上了“后殖民主义”标签的全球化话语形式。对中国而言，这种“后殖民语境”的危险性更多地存在于向世界开放的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中。我们曾经那样兴奋地赞赏张艺谋、陈凯歌为中国电影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在1990、1991、1992三年中，他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又分别入围威尼斯、且二度入围奥斯卡，其中《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分别获“银狮”和“金狮”，不久，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上甚是风光，荣获了“金棕榈奖”。同时入围奥斯卡。此外，我们也曾经由衷地敬佩张艺谋所代表的“大腕”们能够引进巨额海外资金，人们免不了会有这样的认识，这些电影大腕们为中国电影艺术指出的是成功走向世界的光辉大道。然而，在这些被制作出的“文化盛宴”和“艺术大餐”的背后，潜藏着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被“后殖民化”的危机。

这些电影的叙事大都创造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滞后于西方的“东方寓言故事”，它们呈现出让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异国情调”：

《红高粱》里是包围在望不到边的高粱中的酿酒作坊，这里发生了一幕幕近乎原始的狂情勃发的场景：颠轿，野合，撒尿酿酒《菊豆》中是令人目炫的重彩铺缀的杨家染坊，这里演绎的是叔婶乱伦、拦棺哭殡之类颇为罕见而刺激的景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则是深居、闭锁、牢狱似的陈家大院，呈现的是妻妾成群、点灯封灯等等严重摧残女性灵魂而又极大满足男性封建家长淫威的一幕幕丑剧：《炮打双灯》中的蔡家大院也是“阴气极盛”，一种愚昧而野蛮的封建文化氛围令人窒息。诸如此类的古老、落后的文化及民俗景观，是用电影影像的形式向西方世界呈现的久已被时代屏弃的老中国的丑陋面貌，所建构的话语空间笼罩着被“他者”审视和赏玩的“异质化”的情境，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艺术以所谓最民族的特色走向世界的叙事策略的缺失，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的电影必须是一种‘他性的’、别具情调的‘东方’景观：要想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我们就必须将欧洲艺术电影的传统、标准、趣味内在化，将欧美世界的‘中国想象’内在化。”当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西方国家当作可以化入己方的“异国”文化艺术而加以观赏时，难道我们不会产生悲哀和惊悚心态吗?诸如此类大受西方赞赏的电影作品的话语形式，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成为了西方国家审视和玩赏的“异国情调”。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会在与世界潮流接轨的过程中，将自身的话语形式化入西方准则的文化艺术潮流中，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并且可能会更加强烈地发展下去。在此种境遇下，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自身的话语权，也为了能够以光彩而健康的“身心”步入世界大家庭，中国电影艺术所建构的的话语空间，应该显现出与时俱进的本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而不可形成“臣服他者”的“后殖民语境”，也就是说，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要突破“西方中心性”的误区，将曾经存在过，而且可能继续存在和扩展的“西方中心”的视界打破。

三

随着海外投资的涌入。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中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意识”，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危机。早在1987年。由意大利、英国、中国联合出品的影片《末代皇帝》在中国出场亮相，让中国人获得了一种海外电影公司加盟中国电影制作的新奇感。该片的制作是海外电影资本向中国市场渗透的最初的而且是成功的尝试，片中除了演绎的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故事，女主角陈冲是国内演员外，导演、男主角及其它主要部门的电影制作人员皆是外国人担当的，也正因如此，本片容获了1987年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始音乐9项金像奖，《末代皇帝》上演的辉煌令中国人兴奋。令中国人大开眼界，也令中国人产生了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强烈渴望。然而，实际上《末代皇帝》的辉煌不是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西方的，从本质上说，它是西方电影市场甩向中国的一个极富诱惑力的钓饵，或者说，是一个诱使中国电影投入西方全球化阵营中的别有用心而又对中国有益的巨大香饵。于是，中国人便有了美妙的憧憬，希望中国人作导演和主演的影片在国际上获大奖，更希望中国人作导演和主演并由海外资本加入的影片进军海外电影市场，应当说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必须经受的洗礼。

由于世界电影艺术及市场环境存在着西方话语霸权，中国电影的话语空间若缺少西方视角及西方关怀，中国的电影艺术便很难在世界上获得承认。得不了世界大奖，也挤不进世界电影市场，相反，由于西方电影生产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西方电影不仅引领了世界电影艺术的潮流，而且牢固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霸主地位，甚至能够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使得中国电影的生产与消费在话语空间上。不可避免地向西方意识臣服，这既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今天，全球化已成为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与此相关，跨国公司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资源、市场资源威为支持、制约、控制中国影片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电影生产与消费的运营机制方面，中国越来越向西方发达国靠拢，这种趋向会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本土化机制的电影经营策略，使以往满足于本土化描绘中国民族风·隋和百姓生活的电影艺术的话语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更充分地与世界电影主流接轨，中国的一些电影集团公司和大腕级影片制作人，以国际市场作为定位和导向。以大胆的国际化制作和经营模式，生产出让外国观众感到惊奇，具有全球艺术视野的中国电影新作。不仅如此，在中国电影的胶片上，我们发现了哥伦比亚、索尼、艺玛等好菜坞以及其它境外背景的公司的名字，《刮痧》、《庭院中的女人》、《西洋镜》、《蜀山传》、《洗澡》《大腕》等皆从海外资金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同时，中国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不可避免地被西方价值形态改造了，这些影片不是作为被西方人远距离观赏的“异国情调”而进入西方艺术视野，而是西方人以超然的智者和启蒙者在影片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在审视中国民族文化及百姓生活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弊病。例如，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摄制冯小刚执导的《大腕》，其话语空间便明显存在着民族立场“失真”和“失衡”的现象。应该明确的是，对海外投资的尊崇，使得西方电影公司不仅轻松占取中国电影市场的很大的份额。而且能够在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中逐步确立启蒙者和批评者的尊贵面孔。于是，在中国电影大腕成功开拓世界电影市场的大进军中。中国电影的话语空间丧失了中华民族及普通百姓的主体地位，丧失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进而实现共存共生、和谐发展的平台，这是中国电影的生产与消费领域需认真反思的严峻现实。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4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14日 08:5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忠杰

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话题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话语体系又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着有时激进、有时渐进的变化。它既深深扎根在中国本土的深厚土壤，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又带上了苏俄文化的浓厚风格；既接受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不断在时代的熏陶中与时俱进。

这种话语体系，是中国社会实际生活、历史进程、价值观念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它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除了纯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外，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统领的意识形态方面，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非常独特的系统。它既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衔接，又在很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今天，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体系。所以，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内容来说，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辉煌，也指引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研究解决自身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同时，还要解决内外两个问题。一个是进一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认同问题，一个是解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如何被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并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问题。前者关系到能否团结13亿人民继续共同奋斗的问题，后者关系到能否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体现在实践上，但同时也表现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上。实践是本质、是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是形式。但两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话语体系不可能决定实质内容，但它是实质内容的反映，也是实质内容是否广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得到普遍赞同的晴雨表、温度计。

应该肯定，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话语体系也面临着很多这样那样的挑战和考验。因此，除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外，把话语体系这样的问题提炼出来，专门研究和探讨一下这种话语体系的传播、普及、接受、认同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我们的话语体系要进一步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进一步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需要注意进一步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这“三化”问题。

第一，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因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思想在进步，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要进步。这种进步的实质，就是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社会实践更加科学了，思想观念更加科学了，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就要更加科学。

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话语，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红卫兵、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这些独特的话语，曾经在当时火红一时。但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不科学的，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体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话语体系上。比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物质利益、资本、雇工……这些曾经被打入另册的话语，堂堂正正进入了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创造出了大量新的鲜活的话语。如，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步走”战略、西部大开发、“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这样的表述语言，概而言之，就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到了今天，无疑，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其科学化水平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时代在继续进步，所以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继续不断提高这样的话语体系科学化水平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不断提高改革的科学化水平，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正因为这种实践都处在进一步科学化的过程当中，它们在现有成就、做法的基础之上，都还要进一步精雕细刻、丰富完善，所以，相应地，表现在话语体系里，也就要同时提高其话语表现形式的科学化水平。

这种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我认为应该做到：话语内容科学化，话语形式科学化，具体话语科学化，话语结构科学化等等。

近年来，我们大力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在，又进一步提出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如何提炼？从科学化角度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把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但又有差别。核心价值，是价值观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一般用几个语词来概括；核心价值观，是由核心价值引发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判断、命题，它表达的是一种陈述、一种观点，形式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语句；进而，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系列成套的理论主张、观点的综合，是内容非常丰富、结构比较规整、联系比较紧密的理论体系。三个概念，依次递进，逐步扩大。我们所要提炼的，实际上不可能是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我们现有的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不可能再从这个体系中提炼出什么新的体系来。当然，我们所要提炼的，至少暂时也不可能是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是很多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语言陈述。尽管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很多重要陈述，但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可以归入“核心”之列，一时很难罗列或区分清楚。提炼这样的很多语句，大概也不是提出提炼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任务的初衷。实际上，现在大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若干语词上，而这种语词，恰恰不是核心价值“观”，而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并且能够提炼的，既不是核心价值体系，也不是核心价值观，而只能是核心价值。如果概念没有搞清楚，就会文不对题，提炼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话语体系的科学化问题上，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见很多复杂的语言现象。很多人在网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主张，发表了很多很重要的见解。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低俗的语言。尤其是骂人现象。凡是有不同意见就骂。使用的语言污秽不堪，一大堆的脏话。还喜欢扣帽子，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有时候其低俗和野蛮的程度，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这种语言现象，是科学和文明的吗？是符合和体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吗？看到这种低俗语言流行，我们非常痛心。中华民族的文明应该表现在各个方面，最低程度要表现在语言的文明上。网络是沟通交流的现代平台，也是每一个人乃至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反映。低俗的语言，损害的不仅是使用者的心智，更是中华民族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网络文明、网络科学，而且在我看来，首先要从不说脏话、不骂人开始。谁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讲道理，而不能骂人。要尽快在网络上消除一切骂人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在话语体系方面需要科学化的地方。

第二，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出话语体系大众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语言是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创造的。但是，这只是从根本上、从最终源泉上来说。事实上，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远远比这丰富和复杂得多。比如，中国古代极为浩瀚丰富的诗词，来自哪里？这就远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了。

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根本上来自于实践和群众，但作为国家政权组织者领导者的党和政府，对这种语言也做了大量提炼、加工、改造、制作的工作。有的，原本就来自于群众；有的，进行了筛选和提炼；有的，就是党和政府直接创造的。

这种经过加工的话语体系，表达上更加准确，内容上更加科学，形式上更加规范，逻辑上更加严谨，因而，是一种更加正式、正规的语言。

但是，这样的话语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里、文件上、报告中，是难以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因此，所有这种话语，都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流传，对社会实践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次再加工、再制作的过程。这就是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化，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也要大众化。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话语体系的大众化呢？这种大众化包含些什么内容、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大都由一系列严谨规范的书面语言构成。在书面上、文件上，多一个字、少一个词都不行。如果少了或多了，就可能产生误解，在流传中就有可能产生种种偏向。所以，成型的主流话语当然应该以书面语言为基础和范本，保持它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更习惯于接受和传播的，恰恰又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比较，口语更亲切、更鲜活、更能打动人心，也更能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固然要尊重书面语言，但是，为了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并使之广泛传播，一定要善于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日常口语。用口语来转述书面语言，用口语来传播书面道理。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创造了很多丰富生动的口头语言，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等，都可以说非常生动、非常鲜明，易记、易懂、易传，富有生命力。

第二，要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官方语言，经过加工提炼，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形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规范、严谨和精准的。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官方语言来自于群众语言。经过提炼以后，更加科学，有的还更加生动，再转化为群众语言，不仅能指导实践，而且还很受群众欢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这两种语言之间有时也会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人不相信、不认同官方语言。有的甚至嘲笑和抵制官方语言。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此，必须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缩小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办法可以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是要抓住一个“理”字，用“理”字做桥梁，加强两种语言的对接、沟通和交融。中国人历来强调“讲理”。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讲得让老百姓接受了，相互之间就衔接了。当然，老百姓也要讲理、认理、信理。小道理要讲，大道理也不能排斥。有时候小道理也要服从大道理。大家都统一到“理”上，两种语言就交融了。除了讲明道理，话语形式也要适当转换。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方话语和书面话语，老百姓平时是不会这么说的，甚至老百姓对这句话都听不懂。这就要做转化工作。

第三，要正确处理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是规范的、精准的。但是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必然造成话语的多元化。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铺垫了话语多元化的社会基础，而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则为话语多元化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因而，当今社会，除了主流话语外，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亚话语、俗话语、逆话语、反话语，甚至恶话语。因此，如何处理好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引导其他多元话语向健康话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社会，冀图在话语体系上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越是有活力的社会，话语多元化就可能越为突出。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主流话语，也都要发挥主流话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不能任由多元话语朝畸形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特别是要对各种非主流话语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有的放矢做好规范化工作。坚持主流，引导大众；鼓励创新，消除低俗；善待差异，加强规范；建设文明，推动进步。

第四，要正确处理传统语言与时尚语言的关系。话语体系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必然会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形成比较基础的、规范的话语体系。但是，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实际生活中就会不断出现各种时尚的语言。特别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微博、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各种时尚化的语言大量涌现，甚至到了目不暇接、日日翻新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语言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在网上交流方便、快捷，有心人便罔顾语言规范，随意加以简化、指代，生造出了很多不规范的时尚语言。这种语言，有的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有的，却可能在某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和认可。习惯成自然，不承认也不行了。这种时尚语言，还常常与多元话语、群众语言、口头语言结合在一起，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好。因此，不仅向传统话语，也向官方话语、主流话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既要善于使用传统语言，又要对时尚语言加以引导；既要保持话语体系的纯洁性、规范性，又要注意向时尚语言学习，促进主流话语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的语言文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比如说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天然地形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更由于实际生活、文化观念和历史进程的差异，中国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话语体系。

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大幅度提高。面对中国的发展，国际社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种摩擦不时发生，各种关系有待调节。中国需要以新的态势、新的战略和新的方式在世界上展开博弈，同时，也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将良好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这些年来，我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与外国的政要、智库等进行交流。深感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震惊，迫切希望知道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因而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其中有些人对中国的制度和政策颇为不解，对中国的未来抱持怀疑态度。对此，我们就要通过坦率的交流，把事情的真相、成功的原因、未来的前景等等告诉他们。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客人则一般都希望向中国学习，想了解中国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此，我们就要有的放矢地介绍中国的实际状况和有关体会和经验，供他们研究参考。

在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水平，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转换，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从而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使中国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传播，使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亲和。

提高中国话语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整个世界，文明类型多元化，充满着个性和特殊性。但是，在所有的个性和特殊性当中，又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和普遍性。因此，在国际性的交流中，就要善于以双方认可的共性为基础，将独有的中国话语转化为具有一定共性的通用语言，来阐述双方关心的一个个特殊的事实，在交流中加深理解，扩大共识，增进友谊，推进合作。

据此，在交流的方式上，就要注意研究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爱好，贴近外国人的实际，改进双方沟通的渠道，转换对外讲述的语言，拉近相互认知的距离。比如说，对外交流的时候，除了比较正式的场合，一般不要念稿子。一念稿子，照本宣科，给人的感觉就比较生硬了。要善于把坚定的原则包裹上柔和的语言。在基本立场、方针政策问题上坚定不移，但使用的语言要柔和、亲切，给人以坦诚、友善的感觉，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在演说、讲解、交流的时候，不能尽说一些干巴巴的文件语言，要尽可能口语化、生活化，因地制宜结合当时场景加以发挥阐释，增加交流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幽默感。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大道理，但是外国人更喜欢听故事。所以，在交流中，要善于讲故事、讲事例、讲实际，娓娓道来，自然得体。用故事来让他们体会、感悟、理解。对他们关心和提出的问题，不要回避。要敢于直面应对，理直气壮地作出我们科学、准确的回答。这类方式方法，还有很多，都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中需要注意的。通过不断改进，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水平就能不断提高，对外交流的效果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什么是“公共服务”

章建刚

精彩宣讲词

何谓“公共服务”？可以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买私家车，但走的路不是私家的，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车专门去修路。所以，路通常被叫公路，其实就是说道路是一个公共用品。那么，现在一些城市交通拥堵，就说明一个问题：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之间不匹配，公共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私人用品不断增加，最后产生矛盾。第二个例子就是球赛。比赛不仅有双方球员，还要有裁判。裁判是第三方，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的球员那边，否则另一方就必输无疑，体育赛事本身也没有办法得到发展。裁判要求秉公执法，他所做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5

授课目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并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新时代的人民战士，在十八大召开之年，我们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话题，为同志们更好地贯彻中共思想，做好本职工作，全力保安全打下更好的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背景

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经过认真总结、深刻反思和积极探寻，于1978年底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被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推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那时起，当代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同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开始形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就现实的实践基础来讲，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之，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基本命题的提出：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第二阶段，理论轮廓构建：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概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展的十二个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第三阶段，思想体系形成：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境界。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从九个方面（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从理论的精确度和内容的完备度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指导地位确立：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在党章中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9年又写进宪法。

2、基本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要观点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这些观点和内容全面展开，涵盖着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

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的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科学理论体系。

(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 生活水平都上一个大台阶，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从根本上说，靠的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理论提高了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3)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尽管现在国际国内形势比起当年有很多新的变化，但是邓小平理论为我们确立的基本思想依然有着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仍然要继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4)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1、形成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基本内容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三个代表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推进理论创新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根本指针。

(3)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紧紧围绕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

（五）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1、形成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2、基本内容

(1)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2)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3、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1)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2)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集中体现 ；

(3)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被活生生的共产主义运动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科理论的继承和延续。

2、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恢复和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正确原则，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把他们提出但不够完善的理论，加以充实、拓展和深化，而且在于突破了他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党才与时俱进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合着时代脉搏跳动的理论

1、邓小平作为一位坚定而又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密切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并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的新特点，敏锐地捕捉时代发展的新机遇。他果敢地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并明确表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 7 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尽管如此，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面对当今时代的历史性课题，在正确分析、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适时提出了‚两个转变‛的对外发展战略，制定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国策。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抵御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2、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十分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两个治国方略‛、‚三个代表‛、‚四个如何认识‛、‚五种精神‛等重要思想。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为新时期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些新探索、新发展给邓小平理论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3、21世纪的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前景喜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样前所未有，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改革进程中比较集中地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和矛盾，进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党内外、国内外均有不同声音。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面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才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

1、邓小平理论在7O年代末开始酝酿和准备，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理论的主题，党的十三大形成初步轮廓，党的十四大确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五大正式写入党章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巨轮开始起航，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2、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经历了国内外政治**、经济风险的严峻考验成功驶向21世纪。

3、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并将其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正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发!可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史、国富民强史，也是伟大的实践检验成熟的理论的历史。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在于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我们党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丢‚老祖宗‛，同时说出了新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我们党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 10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生命线、以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任务、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为总体布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纵观新时期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体现和展开于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结合新的实践继续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其永葆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刻领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6

关键词：公共领域,话语移植,本土建构

进入Web2.0时代以后, 以论坛、博客、微博等为代表的SNS型或准SNS型网络应用大量涌现, 网络社会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网民选择加入不同的网络社区, 彼此之间交流互动不仅借助新媒体平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 甚至趋向于实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交融。这一现象引发了大量的反思, 各种探讨、批评、预测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逐一展开。其中, 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作为工具, 从新闻、传播、政治、社会等角度分析当前的网络舆论的作用和影响成为学术热点。

和众多其他引入中国的学术词汇一样, “公共领域”也是泊来品, 它以及其所指代的思想内涵进入我国学术领域的方式被概括为话语移植。话语移植固有的跨文化交流特性决定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和中国学术语境之间存在着匹配难题, 具体表现为对它在中国的适用性、适用度的反复追问。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则是学术共同体的努力, 是依据本土经验的创造性运用。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本土适应、发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译介输入、套用借用、本土建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它与中国学术语境之间的匹配难题得以解决。

尽管早在哈贝马斯之前, 汉娜·阿伦特对“公共领域 (public realm/sphere) ”的分析就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 也影响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的思考。但是,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一词受到各个领域的普遍关注, 还要归功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并不是阿伦特思考的核心, 她从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入手, 将公共领域中的“行动 (action) ”看作人之为人的条件之一。在她的政治哲学思考中, 公共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将个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 (the common world) 。[1]哈贝马斯则致力反思西方社会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 其“公共领域”的含义指涉历史、政治、文化、新闻媒体等诸多领域。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 哈贝马斯正式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 对“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2]进行分析。因德语中的Bürgerlich一词兼具“资产阶级 (bourgeois) ”、“市民阶层 (citizen) ”和“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诸义, 英文译者勉强将之译为“资产阶级”。[3]德语Bürgerlich一词内涵的复杂性既让哈贝马斯的论述充满了复杂的张力, 也为一些读者提供了文本依据, 将“市民社会”视为“公共领域”的基础, 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引发一代学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重新思考。托马斯·博格 (Thomas Burger) 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为英文。英文版出版后, 哈贝马斯三十年前思考的问题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 无论学术讨论, 还是日常交流, “公共领域”都成为高频词汇。[4]

在此背景下, “公共领域”理论传入中国。1995年, 汪晖在《读书》杂志上概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一词的内涵及美国学者利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学的情况。[5]1998年9月, 曹卫东、刘城北等人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译成中文, 1999年1月, 该书中译本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前, 曹卫东曾撰文《从“公私文明”到“大公无私”》于《读书》杂志介绍《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写作背景、历史效果、受到的学术批判和挑战。并于1999年另撰文《走进“公共领域”》专门介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6]上述国内学者为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进入中国架起了桥梁, 其中以曹卫东为首的译者更是功不可没。此一时期, 对“公共领域”的研究集中在译介方面, 在翻译的基础上转述、概括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通过上述学者的努力, “公共领域”这一范畴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接受。其中, 部分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基本界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沟通领域, 并运用它来剖析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公共领域”由此被移植到中国的学术领域, 并逐渐成为一个影响巨大、跨学科的学术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 在国内一些学者借用这一范畴的内涵、框架分析、批评中国社会状况之前,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用它研究中国问题, 当时研究焦点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7]回答这一问题时, 学者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共领域的问题。无论是罗威廉对晚清汉口的城市研究, 还是玛丽·兰金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国家权力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都把公共领域或近似公共领域的社会机制的出现作为支持其观点的依据。他们以及他们的批评者魏斐德都默认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7]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观念是由他们想要解答的问题决定的, 或者说取决于他们的提问方式。在哈贝马斯那里,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借用它们来解析中国的社会现象, 在逻辑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于是, “中国曾经存在过公共领域吗?”和“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这两个问题之间就形成一种循环论证, 或者说, 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互为因果。这种抽离文化、历史语境和现实情境的话语运用本身就是话语移植的一种表现, 在话语和其适用环境的匹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 罗威廉为自己所做的修正与辩解[7]以及黄宗智具有创见的分析与发展[7]都表明学术话语的跨文化移用存在着诸多弊端, 创造性地参照、批评、改造才是合理的移植途径。

西方学者学术实践中的警醒并没引起紧随其后的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 早期国内的公共领域研究并没有规避、修正业已出现的弊端, 而是采纳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 沿袭其研究理路, 分析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区域性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情况。哈贝马斯笔下带有特定文化历史内涵的公共领域概念被缩减为更具代表性的模型, 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现的社会现象被视为这种模型的样本。公共领域的内涵被设定为官私之间并无交集的社会领域。国内较早涉及公共领域应用研究的王笛就认为:“‘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领域。……虽然关于公共领域问题存在各种争论, 但是在晚清, 处于‘私’与‘官’之间的公共事业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勿庸怀疑的事实。本文将借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 揭示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事业及其组织的扩张与意义。”他列举带有公益性质的以民间组织、官民合办组织、新兴传媒报刊为例, 指出这些组织在当时社会结构中处于民间与官方 (国家权力) 二者之间, 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交往中介的角色, 具有公共性的特征, 完成了社会赋予公共性的任务, 大体符合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 由此推定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公共领域”。[8]将长江上游的上海作为研究地点的周青松是这样看待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是指由私人构成的不受官方控制的私人有机体, 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通讯、交通、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组织或机构, 是介于个人和官方之间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坚持自我调整的地位, 但同时却诉求公共权力来公断和调停其内发的冲突。”[9]正因为历史学者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涉及到新闻、出版、报刊、杂志等媒体, 媒体公共领域日益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从数量上看, 已经超过了对公民社会的关注。一些学者把近现代报刊杂志作为中国媒体公共领域的雏形, 或是建构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申报》、《民报》、《大公报》、《时务报》、《生活周刊》等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报刊被视为建构早期公共领域的重要场所。其中, 有人将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作为“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10]基于学养、史识, 一些历史学者在利用“公共领域”为工具进行研究时, 本土特色越来越明显。在这方面, 方平、许纪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方平将传统意见表达模式分为帝王官吏模式、在野精英模式和民众反抗模式三种, 他认为通过民办报刊上的新闻报道、社论时评又增加了代言模式, 在代言模式上又生发出灌输模式。通过报章代言—灌输模式所表达的社会舆论其性质属于“公众舆论”, 是“公共领域实现‘自我理解’的产物”, 成为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重要依据。[11]。“代言—灌输模式”是颇具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概念, 是分析中国本土的问题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地运用。许纪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明确提出可以跨文化地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现象, 并认为“中国的经验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和模仿, 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公共领域, 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移植而来的外来理念或结构, 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12]在方平、许纪霖等学者的努力下, 中国本土元素不断加入公共领域这一外来学术话语中, 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套用、借用逐渐向创造性地应用转移。

在关注媒体公共领域时, 研究者仍然会涉及到公民社会的问题, 但是, 在受关注程度上, 公民社会越来越不如媒体公共领域。新媒体的出现让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正是对新媒体的解读过程中, 中国学者接继并发展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网络公共领域概念。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基于它而形成的互动平台日益成为网民发表见解、讨论公共事物的虚拟空间。一些学者敏锐地捕捉到在我国特定的传播环境中互联网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陈洁指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BBS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带来了新的曙光。[13]苏晋京发文讨论网络革命和国内公共领域发育的问题。认为网络信息的特性“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 网络的发展, “将构建起新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中的“电子广场”和虚拟社区具有“类似于巴赫金的杂语概念所指称那种无中心话语优势或去中心话语优势”, 为自由平等的对话和讨论创造了条件, “具有自由批判的特征, 以致公共领域的重新崛起”。[14]尽管一度有人置疑这种观点, 认为“网络媒体的繁荣不能宣告公共领域的形成”, 中国建构公共领域还需要具备其它相应的条件。[15]但是, 更多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几乎淹没了反对、质疑的声音。2000年以后, 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逐年递增。博客、SNS社区、微博等新型网络应用普及以后, 与网络公共领域相关的研究更是呈爆炸性增长的趋势, 批评、反思、建议等不同立场的文章大量见诸学术期刊。网络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术概念被我国学界所接受。

与国内热烈地讨论网络公共领域的情形不同, 国外学界对互联网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多见, 即便有, 也多倾向于阐述互联网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珍尼弗·斯特罗姆盖瑞 (Jennifer Stromer-Galley) 对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选举投票行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明显带有制度反思、制度设计的特征。[16]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博曼 (James Bohman) 曾撰文分析互联网和公共领域的关系, 在区分传统交流和网络交流的差别后, 他认为互联网上的公众是一种“弱化的公众 (‘weak’publics) ”, 只有当这些网民参与到传统的制度化决议程序时才可能成为“强化的公众 (‘strong’publics) ”, 届时, 才可能借助现代科技创造出一种分布式公共领域 (“distributive”public sphere) 。[17]他眼中的网络公共领域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 还是一种未来的理想。总体上看, 西方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互联网公共领域, 涉及者也并没有把它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代表形态。个中原因不难推想:各方政治势力借助各种形式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 对西方民众而言, 互联网并不是他们表达公共意见、讨论公共事物的首先或主要途径, 学术界自然也不会对这一问题多加探讨。

我国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都和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西方经验对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反思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 不能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其独特的发展历史隔离开, 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也就是说要把学术话语和它的生存情境、具体语境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我国学界对新媒体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索, 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探索,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哈贝马斯并没有预见到网络社区的发展, 自然也不会讨论虚拟社区的公共性问题, 更不会讨论网络公共领域。他对媒体公共领域的见解仍基于西方大众传媒的现实, 并非源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网络公共领域的提出, 是中国学者针对本土新媒体发展和社会现实, 创造性地运用国外学术话语, 构建对本土问题的理解。这种方式正是黄宗智当初采用的研究理路, 其间的差别在于黄宗智提出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来取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18]而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者保留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并对它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是以当前我国媒体发展的现实情况为基础的, 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对我国的学者而言, 网络公共领域的概念不止是一个汉语词汇, 还是对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现状的反思和期许, 是基于中国地方性经验的一种理论建构, 因此, 国内学者提出并大量讨论网络公共领域, 实质上是在发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是对移植而来的学术话语的一种本土建构。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篇7

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曲艺在漫长的传承发展中，产生并留下了许多原始的“春典”“艺谚”“艺诀”等独特术语。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明多样化的今天，作为现实中的曲艺，避免不了西方艺术思潮和学术话语的影响，在交流交融交锋中一旦失掉了自己特有的话语权和传播能力，将直接面临艺术传统和艺术价值的丧失。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具有完整的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一门艺术理论学术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曲艺学者曾尝试用戏剧的三大表演体系来诠释曲艺的表演特征，但终究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是曲艺界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特色的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应该是以曲艺创作、表演、传播、审美等一整套曲艺理论学术体系为框架，批判吸收传统的“春典”“艺谚”“艺诀”合理内核、借鉴其他姊妹艺术的有益成果、符合曲艺实践需要的专业术语，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加以科学化规范化的话语体系。从曲艺创作方面来看，历来有梁子、扣子、坨子、公案、种根、花辙、串辙、纂弄、书胆、银子儿、肉里噱、外插花、铺平垫稳等等说法和称谓，应结合曲艺创作关于结构、体裁、题材、人物、手法等方面的理论对其进行规范。从曲艺表演方面来看，业界常讲贯口、垛口、风搅雪、闪垛卸叠、迟急顿挫、抓哏现挂等等这样的行内话，应把它们融会于曲艺表演中关于特征、技巧、方式等方面的理论表述之中。从曲艺传播方面来看，艺谚艺诀常讲入乡问俗、把点开活、问道走、趟着唱、千人一面没人看、一人千面看不厌、台上演员情不真、台下观众乱纷纷等等有关感染观众、扩大影响的内容，应按照曲艺传播的特点规律以及现代传播学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从曲艺审美方面来看，有净口、暗臭等美与丑的评价，有火、泥、热书、冷书、恨场等演出效果的反馈，有书品、书忌等表演技法的标准，应按照中华美学精神和独特的审美风范来对其进一步梳理和提升。这只是一些构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概括和拓展。应当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须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性要求。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必须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应对创作、表演、传播、审美等作出准确而系统的科学阐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通俗易懂、开放融通，群众乐于接受并易于传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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