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代理合同

股权转让代理合同（共8篇）

股权转让代理合同 篇1

乙方(受托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下列条款为本合同的内容：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苏谦律师为甲方代理人。代理事项为：代理甲方签署协议。

二、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律师的权限为全权代理。

全权代理包括：在甲方与相关方协商过程中代为承认、放弃、变更主张，代为和解、调解、签署相关协议、法律文书;(3)其他约定事项：。

三、代理的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协议第一条约定事项办理完结之日止。

四、代理费

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代理费人民币贰仟圆整(￥20xx)。

五、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甲方所在地和乙方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二路云天大厦6层网址：电话：029-86563216传真：029-86563219差旅费由甲方依据票据实报实销。

六、乙方承诺：代理律师将认真办理受托事项，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保守甲方的秘密。

七、甲方承诺：甲方将积极配合代理律师办理受托事项;为代理律师提供办理受托事项所需的条件。

甲方未协商或通知乙方而自行对本合同委托之事项作出处分的，乙方免除委托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甲方自行承担。

八、甲方未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足额缴纳律师费用时，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已付的律师费用不再返还。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

十、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提请西安仲裁委员会仲裁。

甲方(委托方)：(签字)

股权转让代理合同 篇2

(一) 国外文献

最早对代理成本的论述可追述到1776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职业管理者是管理别人钱而不是自己的钱, 象照看自己的钱一样, 用相同热情, 这是不可能的。”Berle和Means (1932) 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 首开代理成本理论讨论之先河, 分析了两权分离带来的问题——“所有与控制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所有者和最高经理的利益可能存在不一致, 也经常不相一致, 在以前限制经理权力的许多制约机制已经消失了”。但公司代理问题直到1976年, 才被詹森和麦克林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正式提出。之后, 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Grossman和Hart (1982) 第一个提出使用债务比使用股权更能让管理者努力工作;Shleifer和vishny (1986) 的模型则表明, 一定的股权集中度是必要的, 因为大股东具有限制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谋取自身利益行为的经济激励即能力, 可以更有效地监督经理层的行为, 有助于增强接管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降低股权代理成本。Agrawal和Mandelker、Jenen等从管理者持股的角度, 验证了适当提高管理者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Chang Barclag和Smith、Guedes和Opler等则从债务期限的角度研究认为选择合理的债务期限都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

(二) 国内文献

近几年, 国内学者对代理成本的研究也开始增多。宋力和韩亮亮 (2005) 的实证研究发现, 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呈显著负相关, 与股权制衡呈显著正相关。肖作平和陈德胜 (2005)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管理者持股与代理成本不成显著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少数大股东联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随着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李寿喜 (2007) 以电子电器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产权制度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关系, 发现在代理成本上, 国有产权企业普遍高于混合产权企业, 混合产权企业高于个人产权企业;在代理成本差异上, 混合产权企业与个人产权企业的差异小于与国有产权企业的差异。张兆国、何威风、闫炳乾 (2008) 对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实证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 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 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 公司治理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公司治理实质就是如何以最小代理成本激励代理人和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本文将要考察的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包括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第一,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Jensen (1976) 认为股权越集中, 控股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越一致, 大股东也越容易监督经营者。所以, 适当提高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将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道德风险, 降低代理成本。股东之间相互制衡, 即多个股东持股比例相当, 虽然可以使代表各自股东利益的董事相互制约, 但持股相近的股权结构也可能使股东之间发生权力争夺, 无暇监督管理者。管理者持股使经理们的收入与企业的业绩挂钩, 削弱管理者进行过度在职消费、消极怠工和过度投资等行为的动机。Jensen与Meckling (1976) 认为管理者持股的增加减少了由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起的代理成本。张兆国等 (2005) 实证发现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权代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但不具有企业资产剩余索取权, 所以无法从制度上保证其拥有充分的监督动机和积极性。国家股权没有形成人格化的产权主体, 大股东对企业的监控机制难以建立, 这种制度容易造成管理者道德风险。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H2: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H3: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与代理成本负相

H4:国有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第二, 董事会特征与股权代理成本。Fama与Jensen (1983) 认为董事会在监督管理者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变大, 沟通和协调问题增多, 董事会控制管理层能力下降, 从而导致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代理成本增加。另外, 董事会的独立性也会影响到代理成本, 董事会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独立董事的比例和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状况。Fama (1980) 、Fama和Jensen (1993) 关于董事会构成的理论预测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提高董事会对管理者监督的有效性。总经理与董事长是两个不同的工作角色, 只有二者分离, 才能更好的发挥董事会对总经理监督作用。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H6: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H7: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2) 债务融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Jensen指出, 负债的好处是能够提高管理者及其所在组织的效率, 从而起到“控制效应”作用。Grossman和Hart (1982) 认为负债既可作为信号又可作为对管理者自由度的检查。如果破产对管理层是有成本的, 如使他们失去控制的利益或声誉, 则负债可以创造一个使管理者更加努力工作的激励, 消费更少的“额外津贴”、制定更好的投资决策等等。不仅债务的总体水平对代理成本有影响, 债务的期限结构也会影响到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假说认为, 短期债务的增加迫使管理者定期为投资者生产信息以评价主要经营决策的风险和收益, 从而节约了股东的监督成本。而长期债务此项功能较弱。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债务的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H9:短期债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长期债务对与代理成本影响不显著

(3) 公司特征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要考察的公司特征因素包括公司规模和公司的成长性。规模大公司, 各种机制越健全, 对代理成本的控制能力应该越强。成长性好的公司, 所需的现金较多, 因而可供企业管理者侵占的自由现金流量就较少, 代理成本也就较小。因此, 本文假设:

H10:公司规模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H11:公司的成长性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二) 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3年至2005年沪深股市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数据来自中国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财务异常的影响, 剔除了ST、PT公司和财务资料不全的公司, 最终得到样本3479个, 其中2003年1079个, 2004年1172个, 2005年1228个。

(三) 变量定义

对于股权代理成本的度量, Ang, Cole和Lin (2000) 在研究中采用了经营费用率和资产利用率两个指标作为表示股东和经理人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间接指标, 并认为经营费用率可以较好地表示出经理人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勤奋工作还是追求个人的额外在职消费, 因为经营费用往往是管理者五花八门在职消费的“避风港”。而资产利用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经理人在投资决策方面的代理成本, 表现了经理人是将公司的资金投入到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项目中去还是投入到了增加自身价值的专用项目中去, 反映了资产运营的效率,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管理者经营公司资产的努力水平和决策效率。本文将采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对股权代理成本进行度量。这两个表示代理成本的指标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管理费用率与代理成本为正相关关系。这一指标越高, 表示经理人额外的在职消费多从而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资产周转率指标与代理成本是负相关关系, 这一指标越高, 表示经理人积极利用企业的资产, 为股东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从而代理成本越低。各变量的定义见 (表1)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通过 (表2) 对所有样本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 除董事会规模和公司的成长性变量样本外, 其他变量样本的标准差都比较小, 说明数据稳定性较好。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均值分别为10.89%和0.697;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达到将近43%, 而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才不到19%,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 第一大股东在股权结构上具有绝对优势;管理者持股比例很低, 表明我国给予高管的股权激励还十分有限。国家股比例均值为32.94%, 依然较高。董事会人数平均为10人左右, 独立董事比例为1/3左右;大部分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两个职位是分离的;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9.73%,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偏低, 而且短期负债较多, 达到85%以上, 长期负债只占不到15%。

(二)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 本文建立如下两个数学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关于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的回归分析结果分别由 (表3) 所示, 为了防止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影响, 将反映股权结构、负债融资的各指标不同时放在同一个模型中。可以看出,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显著负相关, 与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代理成本有显著正面影响, 即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减少股权代理成本。管理者持股可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 尤其是对以资产周转率代表的股权代理成本影响显著。与本文假设一致。国家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正相关, 即国家股比例越高, 股权代理成本越高。与本文假设一致。独立董事比例增加可以减少股权代理成本, 但其影响不显著。与本文假设一致。负债总体水平和短期债务水平可以显著抑制股权代理成本。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以上这些回归结果都与本文的假设基本一致。然而, 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显著正相关, 而与资产周转率也是正相关, 但不显著, 说明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对股权代理成本的负方面的影响要大于正方面的影响。这与本文假设不太一致。董事会规模与股权代理成本负相关, 但不显著, 与本文假设不一致, 可能因为只有董事会超规模扩大才会增加股权代理成本, 而当董事会规模在一定范围之内时, 其扩大对股权代理成本有抑制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在各模型不一致, 说明其对股权代理成本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比较均衡。与本文假设不一致。长期债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 与本文假设相反, 说明长期债务不能对管理者起到约束作用, 反而增加了其可以支配的资源。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上标“*”、“**”、“***”分别表示t检验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通过本文的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代理成本有显著负相关;管理者持股与股权代理成本负相关, 但不显著;国家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股权代理成本负相关, 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负相关, 但影响不显著;负债总体水平和短期债务水平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长期债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基于以上研究结果, 本文得出如下启示:我国上市公司应提高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 从而使经营者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 抑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适当逐步减持国有股比例, 降低代理成本;加强董事会的制约机制, 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适当增加债务融资, 发挥债务对经理人的约束监督功能, 但要加强长期债务的监控。

摘要：由于我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 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须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5年的数据, 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债总体水平、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长期债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股权代理成本,公司治理,债务融资

参考文献

[1]宋力、韩亮亮:《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

[2]张兆国、何威风、闫炳乾:《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 《南开管理评论》2008年第1期。

[3]苏坤:《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4]张兆国、宋丽梦、张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会计研究》2005年第8期。

[5]高雷、宋顺林:《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代理成本》, 《经济评论》2007年第3期。

[6]Jensen, Michael, Meckling, William.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 AgencyCosts, and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1976.

[7]S.Grossma, Hart.Corporat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The Economies of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2.

股权转让代理合同 篇3

关键词：委托—代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声誉机制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上存在三个主体：最终投资者、融资者和中介机构(通常是采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人)。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是以代理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归纳为一种双重委托一代理关系(Sahlman(1990)、Fenn、Liang和Prowse(1995)、Klausner和Litvak(2001))：在私募股权基金资本的募集阶段，作为委托人的最终投资者与作为代理人的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在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阶段，作为委托人的基金管理人与作为代理人的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关系的研究都使用了“纯粹的代理关系”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基金管理人是委托人，创业企业家是代理人。这些研究把投资合约完全看成是基金管理人减少潜在代理成本的机制。根据这种观点，投资合约的主要目的是统一创业企业家的激励和基金管理人的目标，由于委托人的唯一义务就是支付资金，这种行为通常在代理关系开始的时候就完成，委托人的能力也就无关紧要，也不会出现什么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代理人并不像委托人那样面临同样的风险。实质上，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之间不仅仅是纯粹的单向委托一代理关系，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双方互有交换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承担代理义务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

一、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双向代理关系分析

在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代理关系中，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通常拥有共同的目标：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直到其能够实现公开发行上市(IPO)。基金管理人从IPO中获得的回报要远远大于其他退出方式。在企业实现IPO、风险资本退出以后，基金管理人和创业企业家根据双方的合约分别得到各自的收益。

从表象上看，基金管理人支付资金给创业企业家，由创业企业家按照合约规定支配这部分资金，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样一种代理关系中，似乎创业企业家没有什么成本，基金管理人在资金投出以后，也就大功告成，等着企业上市了，其对企业的发展也不必尽什么义务。其实不然。一方面，对创业企业家而言，在他决定引进风险资本的时候。一定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基金管理人，这时他会面临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基金管理人，无疑对企业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不同的基金管理人，对于企业的发展贡献必然不一样。因此创业企业家存在着机会成本；同时，如果创业企业家选择的基金管理人不但不能帮助企业发展，相反，由于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的差异而阻碍企业发展时。创业企业家还面临时间成本，相对应的是其支付的人力成本，从而会造成所谓“私募股权基金燃烧金钱、创业企业家燃烧青春”的境况。另一方面，对基金管理人而言，企业要发展并最终实现IPO，通常需要基金管理人不仅仅提供资金。也需要他们对企业做出大量的非财务贡献，包括制定市场开拓与企业发展战略、提供技术与管理支持、拓宽融资渠道、招聘高级管理者、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关系并协助寻找其他关键性资源等。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作为委托人的创业企业家，基金管理人就成了代理人。也就是说，创业企业家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因为创业企业家的成本不是显性、易于计量的，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不是必须且无法考量。所以他们之间的代理关系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

二、基金管理人在反向代理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1、创业企业家面临的道德风险。在私募股权投资关系中。创业企业家面临的最大道德风险就是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基金管理人试图在创业企业家谈判能力降低时与创业企业家重新谈判。基金管理人通常分期向创业企业家提供资金。从而给予创业企业家发展公司的动力。在每个阶段，基金管理人都拥有购买新股以保持其所有权权益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后续资金是基金管理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而已经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拒绝提供后续融资可以被认为是该公司不值得投资的信号。这种权力与激励的结合给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留下了空间。

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例如，基金管理人可能重新谈判创业企业家的雇佣合约从而迫使创业企业家离开企业。解雇创业企业家的权力通常是通过合约的显性条款来确定的。并且通常与买断创业企业家所持股份的权力结合起来使用，它使得基金管理人可以迫使创业企业家完全离开企业。同样，基金管理人通常会清算掉那些被称为是“活死人”的企业(Ruhnka等人(1992))一有利润但是利润并不足以实现IPO的企业。从而可以去投资更加有潜力的创业企业。

2、创业企业家面临的逆向选择。创业企业家面临的逆向选择问题要比上面所描述的多种道德风险问题简单一些。创业投资关系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主要是与基金管理人为企业提供非财务贡献的能力相关。在创业投资的谈判阶段，大多数基金管理人主要是依赖于声誉(“品牌”)来让创业企业家确信于他们“购买”的未来服务的质量。但是如果创业企业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基金管理人因能力有限而不胜任，无法兑现其原先的承诺，那么逆向选择的成本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允许创业企业家终止这种关系，但是创业企业家通常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利，或者即使拥有这样的权利而不愿意使用。

3、创业企业家面临的特殊代理问题：基金管理人的逐名行为。私募股权基金的绝大部分投资回报通常来自于很小一部分成功实现IPO的公司。IPO是基金管理人获得作为“成功”声誉的机制。因此，基金管理人有很强的动力尽快实现IPO，这就可能会导致其逐名行为(Grandstanding)。逐名行为是创业企业家面临的一种特殊道德风险。逐名问题的动机是为了建立作为成功基金管理人的声誉，因为如果基金管理人无法获得良好声誉，他们将难以募集新的基金。年轻的基金管理人会比资深的基金管理人更有动力让企业尽快实现IPO，从而建立声誉。相反，经验丰富的基金管理人通常已经通过一些成功的IPO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因此他们无法从企业过早上市中获得额外收益。

在公司足够成熟之前启动IPO可能会导致很大的折价。因为处于信息劣势的外部投资者会担心逆向选择问题。而对于逆向选择的担心越大，初始发行价格就越低，折价程度也就越高。折价对于发行企业是有害的，因为企业

将无法从IPO中获得足够资金来进行研究开发或吸引优秀人才，从而限制了企业的未来增长。

三、基金管理人代理关系中机会主义问题的治理

对基金管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可以透过显性的投资合约、声誉市场(类似于隐性合约)、联合投资等方式进行。

1、投资合约的对创业企业家的保护。

(1)通过使用股权而不是债权并且限制红利的支付，可以有效避免基金管理人逃避责任。降低其道德风险。投资合约的各种规定整体上为基金管理人提供了最大化企业价值的动力。基金管理人通常通过购买优先股来投资创业企业，并且至少在公司成立的最初几年不要求支付现金红利，这反映了基金管理人通常预期通过资本利得——IPO或并购——来获得回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支付红利的限制向基金管理人施加了额外压力，要求其必须帮助公司获得成功，因为如果没有IPO或并购，基金管理人就无法从投资中获利。如果公司失败。基金管理人将只能获得清算优先权，而且基金管理人通过清算实现的收益要远远低于IPO或并购，甚至可能亏损。

(2)自愿股票赎回是创业企业家应对逆向选择的有效合约机制。自愿股票赎回规定允许创业企业家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赎回基金管理人持有的股份。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当公司考虑行使自愿赎回权利时，公司的价值已经上升。那么这时候基金管理人将会把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以保留其在公司中的权益，从而避免了自愿赎回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损失，但是基金管理人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完成转股以后将丧失以前拥有的许多控制权。这说明创业企业家自愿赎回权利的潜在实施可以迫使基金管理人转股，从而使其丧失通过众多控制机制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

大多数现代创业投资合约缺乏自愿股票赎回规定。这说明创业企业家通过这种机制应对逆向选择问题的成本可能要大于其收益。即使创业企业家提出了要在合约中加入自愿股票赎回规定，基金管理人也可能不会接受这种规定，因为这些规定限制了基金管理人决定其投资形式的能力。

2、声誉市场的制衡作用。声誉市场相对于以上显性投资合约而言，类似于一种隐性合约。声誉市场对基金管理人尤其重要。一方面，良好的声誉对基金管理人持续募集资金、成立新基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优秀的创业企业家在进行私募股权融资时，将会避开那些有机会主义记录、声誉不佳的基金管理人。从而使基金管理人丧失许多很好的投资机会。

高效率的基金管理人声誉市场。有利于创业企业家利用来区分“好的”和“不好的”基金管理人。要弥补投资合约的缺陷。声誉市场必须能够向创业企业家迅速地、正确地传递信息。与资本市场一样，信息成本与信息传递机制是决定声誉市场效率的两大要索。首先。特定的信息成本越低，信息的传播就越广泛，与之相关的市场就越有效率。其次，如果要想使基金管理人市场有效率地运作，必须存在向创业企业家传递声誉信息的机制。基金管理人声誉信息主要来自于三个渠道：基金管理人(自我推销)、中介(律师、会计师、其他创业企业家等)和媒体(特别是那些集中关注私募股权投资的媒体)。

但是与资本市场不同，基金管理人声誉市场具有两大结构性缺陷。首先，这个市场缺乏一个类似于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场所来让对基金管理人声誉的不同评价进行“交易”。通过在集中场所的交易，资本市场把所有相关信息收敛到价格这一单一度量上。但是基金管理人的声誉市场就缺乏这样的特征，因此不同交易之间关于基金管理人声誉的度量会有很大不同。而且，基金管理人也没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关于其声誉的信息，这与上市公司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同。其次，拥有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信息的人，包括曾经与其交易过的创业企业家，并不一定有动力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未来的创业企业家。最后，诸如律师、会计师和其他创业企业家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同原因(包括自利原因)而推荐特定的基金管理人。

私募股权基金的以下特征有助于提高声誉市场的效率：(1)基金管理人的数量相对较少，(2)基金管理人具有地域集中性。(3)基金管理人具有明确的投资半径，(4)基金管理人资金募集和对外投资上都是重复博弈者。实质上。可能少数可以验证的糟糕传闻就足以毁坏基金管理人的声誉，特别是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在美国，基金管理人投资的企业通常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区，例如加州的硅谷、麻省的波士顿和德州的奥斯汀，这种地域的集中性可能证明了声誉是影响基金管理人——创业企业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3、联合投资的风险分散。与私募股权基金的分期投资相对应，创业企业家在引进资金时，可以选择多个基金管理人同时投资的联合投资方式。通过分期投资。基金管理人实现了在时间维度上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目的。同时将企业再融资作为对创业企业家有效的激励与约束。而创业企业家通过寻找不同的基金管理人实现了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避免了依赖于单一基金管理人所带来的谈判能力不足的窘境。

在投资谈判过程中，创业企业家可以通过比较和相互印证来确认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外部投资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向选择问题。投资后，不同的基金管理人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甚至管理)，从而可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减少道德风险的影响。例如，如果投资联合体中既有资深的基金管理人，也有尚未建立声誉的年轻基金管理人，那么在企业的上市安排上。前者可以对后者的逐名行为将会形成制约。

四、结论

本文研究虽然也使用了委托一代理模型来研究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的关系。但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这里创业企业家成为委托人。而基金管理人是代理人，创业企业家雇佣基金管理人来同时提供财务投资和各种非财务贡献。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基金管理人相对于创业企业家所掌握的各种控制机制，基金管理人有能力并且有时候也有动力来采取一些损害创业企业家利益的行为，因此创业企业家也面临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股权转让委托代理协议 篇4

委托方：

（以下简称甲方）受托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文件，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甲方的股权转让事宜，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委托代理协议：

第一条 委托事项

1、委托标的：

2、转让底价：人民币

元（下称委托标的总额）。

3、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委托事项的完成：乙方依据甲方委托的事项，在买受人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确认书、付清款项，即为完成委托事项。

5、委托的其他事项：（1）（2）

第二条 甲方承诺

甲方委托乙方出让项目的股权权属明晰，无任何瑕疵，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可予转让，甲方拥有无可争议的处分权，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对本合同标的所涉及的一切资产状况债权、债务、人员安臵等问题均按确认后的资产转让协议处理。

在委托期限内不得再与第三方订立同一标的转让的委托合同，否则有次引起的法律后果由甲方负责。

第三条 费用及支付方式

1、费用：乙方按甲方委托标的成交总额的％，收取差旅费等费用。

2、支付方式：甲方在委托合同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预付

万元前期费用，余款在甲方与买受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时一并付清。

第四条 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有权随时了解委托标的转让活动的进展情况，要求乙方提供相关材料；

2、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3、根据乙方的要求及时提供转让事宜所需的所有材料，并且保证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完整、有效；

4、应积极配合乙方，根据客户的合理需要，为现场察看，资料查阅提供方便；

5、根据合同约定按时支付交易佣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6、对乙方提供的相关材料承担保密义务。未经乙方同意，不得提供給第三方，否则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

7、甲方应积极地协助买受人依法办理变更、过户手续，因甲方的原因造成产权不能实现转移，甲方应承担法律责任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按照甲方的委托内容、权限要求和期限完成委托事项。

3、对甲方提供的相关材料承担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提供給第三方，否则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

第五条 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

1、除因不可抗力事由外，提前提出解除合同一方应按委托标的总额的％向另一方支付赔偿金。

2、若甲方提前提出解除合同的，已支付給乙方的委托费用乙方不予退还；若是乙方提前提出解除合同的，乙方还应全额退还已收取的委托费用。

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1、合同标的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变更、登记等相关税费，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甲方、买受人各自承担。

2、甲方委托股权转让业务成交后，应由甲方与买受人签订相应合同，并严格履行，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甲方与买受人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

4、本合同一时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

乙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账号：

转让协议纠纷代理词 篇5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上诉人A的委托，指派xx律师作为其与上诉人B合同纠纷案的二审代理人。通过参加庭审，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望合议庭采纳：

一、合同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无需支付价款及利息

2011年2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将xx宝石照明灯饰商行（以下简称“商行”）转让给被上诉人经营，并将库存商品折价26万元，被上诉人于一年内向上诉人A支付26万元的价款。

然而，上诉人自签订协议至今，从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具体包括交付商行的经营场所及租赁合同、库存商品、公章、营业执照等。

基于上述原因，上诉人已经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未履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价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1.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

首先，证人C、D的证言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其次，证人C和D都是上诉人的老部下，已听命于上诉人多年，并且D是上诉人的同乡（两人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厚），因此，两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再者，两证人的证言存在与事实不符之处，具体如下：

（1）C称其于2010年7月与被上诉人一起经营商行，而事实上商行是于2010年10月20日才开始申请设立的（工商档案与之相印证）；

（2）D称该转让商行事宜发生在2010年10月，其于2010年10月、11月负责盘货并移交给被上诉人，而事实上上诉人于2011年2月25日才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处理转让商行事宜。

综上，证人证言疑为伪证，不应予以采信，更无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履行了交付商行的义务。

2.2013年8月17日的短信不应予以采信

关于2013年8月17日的短信内容，被上诉人从未见过，因为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17日没有去过南京，更不是政府职员，也从未在政府上班，显然，该短信是上诉人故意伪造而成；并且该短信也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因此，该短信内容不应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自《转让协议》签订至今一直未履行交付义务，其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合议时予以考虑并采信。

谢谢！

移动卡高校代理转让协议书 篇6

甲方：

乙方：

因为甲方个人原因，现欲转让“移动卡高校代理”于乙方。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经协商，签订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必须将自己与中国移动高校市场部签订的协议书中的所有权力与义务转让于乙方。并且将自己在与中国移动高校市场部签订的协议中所承担的风险转让与乙方。即将信用保证金转于乙方承担。

第二条：

乙方必须接受甲方转让甲方与中国移动高校市场部签订的协议书中的所有权力与义务。以及乙方要承受甲方转让于乙方的所有甲方在与中国移动高校代理签订的协议书中甲方所承担的风险。即承担并支付于甲方信用保证金。

第三条;

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至2012年11月30日有效。

注：乙方可从甲方处拿到甲方与中国移动高校市场部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乙方享有且承担甲方与中国移动高校代理部签订的协议书中甲方所享有的所有权力与承担的义务。所有协议依附于甲方与中国移动高校市场部签订的协议书。

附加协议：

甲方:

联系方式：

年月日

股权转让代理合同 篇7

关键词：代理成本,股权结构,公司治理

1 引言

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是现在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 双方利益冲突会诱使经营者采取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 这样就会产生代理问题, 而为此设计监督、约束、激励和惩罚等措施都是有成本的, 它们的总和即代理成本。股权结构通过影响公司内外治理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管能力与监管动力是有差别的, 原因在于不同的股权结构下, 委托人因代理人行为而承担的成本或获取的收益是不同的。所以, 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 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才能保证公司取得并维持良好的经营业绩。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未流通股比重过高等突出问题, 导致公司治理实践中出现“内部人控制”严重、国有股东代表“缺位”、大股东掠夺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产生, 必然会在根本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经营绩效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2 代理成本与股权结构研究分析

2.1 委托代理理论和代理成本

Jensen和Meck1ing在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构建了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作者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 在这种契约下, 委托人聘用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 包括把一定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 而委托代理的前提是代理人忠实服务于委托人。但是, 由于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经济人, 其行为目标与委托人不可能完全一致, 以及严重的契约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从而产生代理人问题, 包括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解决代理人问题, 委托人力图控制经营权所支付的费用构成了代理成本, 包括委托人支付的监督成本, 代理人支付的保证成本, 剩余损失。

2.2 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分析

股权结构即所有权结构, 是股份制企业中不同属性出资者所持股份的数量、所占比例及相互关系, 是股份制企业中一切契约关系的基础, 也是研究公司控制权、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成本等公司治理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股权结构不同, 代理成本就存在较大差别, 所以分析不同性质控股股东与不同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从而研究代理成本与股权结构的关系。

(1) 不同性质控股股东下的代理成本。

虽然中国上市公司控制股东的类型细分起来有若干种, 本文主要研究两大类: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代理成本分为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三部分 (Jensen&Meck1ing, 1976) 。相比之下, 国有企业中的监督成本显得尤为突出, 中央政府非常注重国有企业的监管, 不但成立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党委纪委工作组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 同时董事会、监理会的设置也对国有控股企业经理进行监控。而民营控股企业, 其外部监督机构主要是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出资者, 其承担的监督成本相对国有控股企业低得多。

在财务报表审计, 应收账款、应付账款、贷款项目、投资项目、担保业务等方面, 国有企业由于设置了相对严格的控制流程, 强调了相关部分的约束成本, 从而提高了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另一方面, 在民营控股企业中相对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 增强了委托人的监督意识, 因此代理人进行自我约束以保证民营控股企业委托人利益的守约成本也较低。

委托人与代理人行为决策之间会产生企业价值差异, 它包含代理人的低努力水平、决策失误、公司治理漏洞、在职消费、过度投资、及相关道德风险问题所造成的企业价值损失, 这就是剩余损失。由此看来, 剩余损失是由于代理人不完全遵守最优契约而带来的成本费用, 其难以计量的特点明显区别于在契约签订、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可调整可控制的实际成本——监督成本和担保成本。在一定条件下, 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因此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可有效控制监督约束成本,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一般而言, 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机制由于设置了较多的监督机构和内部控制程序较民营控股企业相对复杂, 监督与担保成本较高, 在职消费和隐性损失也较大。此外, 高度分散的全体人民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初始委托人, 他们没有实际监督控制的能力, 而拥有国有控股企业决策控制权的主管单位不因监督经营者在职消费、建立“个人帝国”等行为而获得超额报酬, 也不会承担经营者决策不力而造成的企业损失, 所以他们在没有任何激励或危机的条件下自然不会实施有效的监督措施, 这些都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总代理成本显著高于民营控股企业。

(2) 不同股权集中度下的代理成本。

按照股权集中度的不同, 本文将股权结构可划分为高度集中型、集中型、和分散型的股权结构。

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是指在企业中形成“一股独大”, 第一大股东拥有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 大股东要承担由于公司经理人背离委托人意图、不完全遵守和执行契约内容损害公司价值的所有成本, 他们必须对经理人的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频繁、严格、有效的监督控制, 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股权过度集中, 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就会越加严重, 从而增加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同时经理人或与大股东合谋或就个人谋取私利, 侵占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加大代理成本。

集中型股权结构是指企业中存在若干持股比例较为接近的大股东, 他们之间相互抗衡, 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控制企业, 必须与其他大股东共同协商才能解决公司控制问题。集中型股的股权结构使大股东既拥有对公司的相对控制权, 又不会因为绝对控股而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 各股东之间能形成相互制衡关系, 其他大股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不但不会像小股东那样采取“搭便车”行为, 而且在必要时会联合起来, 加强包括控股股东在内的管理者的监督;同时也存在其与控股股东合谋的可能。监督提高了控股股东“掏空”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而合谋需要控制联盟内部的统一协调, 因此, 无论监督还是合谋, 都会提高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成本而抑制控投股东的“掏空”行为。

分散型股权结构是指股东持股比例高度分散, 没有一个股东可以单独对公司实施控制。分散型股权结构的企业, 公司经理人员往往掌控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其侵占股东权益、中饱私囊的行为就显得更为严重。同时由于股权相当分散, 股东力量相对薄弱, 从而削弱股东监管管理层侵害、利己行为的能力, 并且股东实施监督的成本也远远大于从中获得的收益, 因此公司的股权结构越分散,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程度越低, 代理成本越大。

3 结论

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得出股权相对集中, 存在可以相互牵制、抗衡的若干控股股东的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结构代理成本最低。保持适当的股权集中度、合理配置投资主体的持股比例 (逐步减持国有股、适度增加法人持股) 、增强股权的流通性、健全资本市场结构和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降低代理成本, 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

参考文献

[1]Jensen, Theory of the Firm:Meckling.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 :126-143.

[2]Shleifer, Vishny.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88 (21) :32-37.

[3]平新乔, 范瑛, 郝朝艳.北京: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3, (11) .

[4]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35-288.

[5]龚晶, 刘鸿雁.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4, (5) :82-83.

论财产保险合同转让条件 篇8

摘 要 2009年我国的立法机关对《保险法》进行了修订。本文从修订后的《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为出发点,通过分析我国新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转让规定的合理性,提出保险标的转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

关键词 保险合同 保险标的 转让

一、保险合同转让

新《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承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法的本条修订被人们认为是“新保险法改采对物主义”,“新保险法有利于发挥保险法的保障作用”①。新《保险法》的修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保险合同的转让问题仍然值得分析,以便能在实践中更好的应用。首先,就保险合同的转让作一下限定:以财产保险为准进行讨论。保险合同转让就是作为保险标的的财产基于法律和事实发生权利和义务的转移而导致建立在保险标的之上的保险合同的转让。

二、保险合同转让的条件

保险合同的转让条件和保险标的具有复杂的关系,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以下仅就其中主要立场相对的两种条件进行分系,以阐释我国《保险法》修訂的合理性。

(一)保险合同随保险标的的转让而自动转让

《日本商法典》第650 条规定,“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的权利,但保险标的转让显著变更或增加危险时,保险契约即丧失效力②。”从日本商法典的规定来看,采保险合同随保险标的自动转移。这种立法例的意义主要出于以下理念和考虑。首先,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个人作为主体与社会中的经济组织相比,处于市场的弱势低位。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调整这种关系,以限制契约自由下的利益失衡。其次,规定保险合同可以随保险标的转让自动转让,有利于市场交易。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里,财产自由流转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保险制度作为一种财产保障措施,在不削弱它的保障功能的同时,让保险合同随保险标的自由流转。从而尽可能的促进财产的流转。第三,保险合同自动转让,有利于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保险合同是特殊的合同,保险指向风险,保险的目的是经济补偿,确保经济生活的安定。保险人基于保险事故发生的偶然性来获得利益,同时要满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的射幸利益。保险人并不因为保险标的的转让必然加大风险,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同时也获得风险保障,如果限制保险合同的自由转让,就违背了保险的初衷。

(二)保险合同经保险人同意后才能转让

我国前《保险法》采用的就是此种条件,可以看出这种立法例的背后蕴藏着如下的理念。第一,维护契约自由的原则。契约自由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最朴实的基础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的核心部分。契约自由的思想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契约是当事人相互统一的结果;其次,契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③。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契约,当然的是契约自由的结果。故保险标的转让并不必然导致合同转让,需要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尊重他的选择权。第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的坚守。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效力的相对性。合同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除非第三人同意。李永军教授认为“契约的相对性是契约自由的副产品,契约自由包括契约的相对性”④。我个人认为契约自由和契约相对性虽然渊源深厚,但有各自的范畴,所以将合同的相对性单独提出。保险标的的转让的效力不能及于保险人,故保险合同不当然转让,除非保险人同意。第三,维护保险的安全性及稳定性,防止保险欺诈,维护保险的诚信原则。一般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对人合同,是以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原则上其主体不得任意更换。一方当事人能否取得订立合同时所期望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他在订立合同时所选定的对方当事人的。如果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而未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因为对方当事人未必了解第三方是否有能力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就有可能相信,并有可能发生在第三人没有能力履行合同时,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权利或利益上的损害。另外,也存在一方当事人有欺诈目的,而不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就转让合同的情况。所以合同的转让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第四,有利于保险人重新确定保险利益,估算风险,决定是否继续承保,及是否增加保险费率。从保险利益原则来看,财产保险合同的有效要件之一就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在财产保险合同存续期间,转让保险标的,原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丧失,从而导致原保险合同因保险利益的丧失而失去效力。

通过对比两者的不同,两种条件从不同的角度维护了不同的利益。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比较赞同保险合同随保险标的自动流转。首先,契约自由原则是随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契约自由在当代经济组织以绝对优势的地位屡屡侵犯个人的权益的现实情况下,如继续坚守契约自由的固有含义而不变通,则有违追求正义之宗旨。第二,合同相对性也因为现实的变迁而被突破。在通常的保险标的的转让中,保险人的风险一般不会增加,再加上保险业本身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保险标的的转让合同自动转让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格局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新《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转让条件的选择和规定是科学和合理的,既采取了自动转让的条件,又为维护保险人的利益规定了通知义务和风险增加下的解除权,维护了一种平衡,有利于市场的发展和交易的促进。只是通知的义务和风险增加解除权的实践可操作性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尤其是风险增加的评估问题需要法律的进一步界定。

注释:

①邢海宝.保险法中转让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09(4).

②石慧荣.保险合同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4(5).

③[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程正康等译.法律出版社.1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