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理论范文

社会工作理论范文篇1

5简述——基本观点 1心理诞生的发展阶段

2客体关系的基本观点

3投射性认同的类型

4理性情绪疗法中ABC理论

5认知疗法基本观点

6现实疗法的选择理论

7现实疗法四种基本心理需要的内容8如何进行自我察觉

9完形治疗基本观点

10人本主义基本观点

2论述——理解生态系统观点増权理论优势视角

心理动力（几个概念）弗洛伊德心灵的组成人格结构

性心理发展阶段焦虑防御抗拒移情处遇过程与原则诠释过程方式防御系统概念

自我心理学自我功能（11项内容）+内容

埃里克森危机发展阶段

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概念）客体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心理诞生的发展阶段（自闭共生分离简答）

病理：投射性认同概念基本类型

存在主义人本主义治疗-个案中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简答）

自我（概念）自由和责任的概念

社会支持社会网络（概念）社会支持概念生态系统观点（论

述）

增强全能优势观点（以老年、青少年角度看待消权）

认知行为理性情绪疗法（基本观点ABC理论）

现实治疗法（概念）选择理论4种心理需要

社会工作理论范文篇2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邓修权, 夏国平.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形成背景分析[C].全国第七届工业工程与企业信息化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3.

[3]卢让林, 李子奈.企业理论的发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1) .

[4]吕中楼.企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 1994, (7) .

[5]徐传谌, 刘凌波.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的理论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篇3

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本条件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1 市民社会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市民社会的概念缘起于西方。在古典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实质上是指称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者野蛮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合理内核,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社会相对应。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①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真正分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②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因而他也常常直接把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逐渐收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再度合而为一,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考察现实中的市民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基本理论,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中也一定有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存在。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它是与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代表特殊利益的领域;(2)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3)它的典型特征在于,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机构和过程。

2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

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作用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实现相对的分离的根本原因,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改革。中共十四大上,党正式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逐渐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并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私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再由政府的计划决定,而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这就构成了一个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2政府权力下放和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同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我们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按照宪法中确立的“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合理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使其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合理划分两者之间的权限,政府逐渐把从社会集中来的权力还给社会,政府只做社会和公民个人无力做和做不好的事情,把主要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面来。

2.3个人的正当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

具体的、特殊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基本要素,他们的利益和需要,自由和权利成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的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渐承认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鼓励个人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牟取正当利益,并积极地对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予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第一,改革国家的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在城市,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第二,改革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第三,明晰现代“产权”概念。“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③努力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四,加强以法律手段保障私人利益。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

2.4自治性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将个人与国家、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结合起来的中介,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维护特殊利益的自治性团体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出,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大为松动,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都在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下放权力。在国家放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意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为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等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截至2008年底,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0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④各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和公益性的社会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体重中担任重要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活跃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在维护同行业利益,促进同行业发展,避免行业内部无序竞争,进行行业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日渐成为人们寻求自身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社会寄托的最为直接和简单的形式。

3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路径的选择

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能够彼此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认识到只有人人遵守活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才能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时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境界,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市民社会才能从其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来,否则就只能依靠国家用强力从外部去建立秩序。

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从政府选择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社会选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市民社会的成长和作用开始给予较多的关注。但是,无论在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还是公民自我意识的培养的过程中,都显见国家的权威和推动作用。因而,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战略思考和可用手段,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其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推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国家而言,一方面必须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尊重和保护市民社会成员的基本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为市民社会活动确立对人人适用的普遍法律规则,培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自治的契约性精神和理性精神,同时对市民社会内部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对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或冲突进行协调,以稳定社会秩序。在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要力图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而,笔者主张“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要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⑤

社会工作理论范文篇4

一、“一把手”带头，增强领导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中心组的第一责任人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乡党委书记陈飞同志自觉把抓好中心组的理论学习作为履行党组书记职责和衡量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习中充分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一是亲自抓思想发动，切实把各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上级的要求上来，增强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二是亲自指导拟定中心组的学习计划，确定学习的内容、时间和方法，明确提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三是带头自学，带头重点发言，带头调查研究，带头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动中心组学习的深入开展。

二、健全学习制度，确保学习人员、学习时间、学习内容落到实处

乡党委中心组采取集中辅导、专题讨论、学习交流等学习形式，紧密联系工作实际，不断深化理论学习，丰富学习内容，突出学习重

点。把理论学习当成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理想追求、一种工作需要来抓，落实到人。

1、严格执行学习考勤制度、学习档案制度。每次集中学习，全体成员都能按照要求，按时参加集中学习讨论。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都事先向学习组长请假。乡党委书记亲自主持学习会。中心组专人对每次学习进行考勤记录，存入学习档案，公布出勤情况，确保学习人员的落实。

2、严格执行月学习计划，采用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的方式，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学习讨论，每次集中学习讨论都确定一名同志作重点发言，谈学习心得体会，其它同志补充发言，共同探讨，相互启发，共同提高。中心组学习，做到年度有计划、每月有实施、个人有笔记、重要学习有专题活动。除集中学习外，中心组成员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自觉开展读书自学活动，保证了学习时间的落实。

3、全体中心组学习成员集中学习了创先争优活动精神，每个中心组成员作了详细的学习笔记，并结合分管的业务、工作写出了调研报告，确保学习内容的落实。此间中心成员针对我乡地域特点加快凸显的现实出发，构建了以重构区域经济结构为目标，创新党委领导方式，增进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首选策略，吸纳技术、人才、信息、管理、服务等市场要素，来提升乡域经济综合竞争实力的发展战略目标。

三、坚持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相结合我们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深化理论学习、增强学习针对性和实效

性的重要环节来抓，要求各成员结合自己工作深入基层搞调研。并写出调研文章6篇，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福田的目标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决策。实践证明，要把中心组学习深入有效地坚持下去，就必须从各个环节保证学习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在过去的基础上，坚持和不断完善理论学习的各项制度，使中心组学习做到有计划、有人员、有考勤、有成果、有记录、有检查、有汇报，保证了中心组学习的正常开展，有效地促进了中心组成员严格自律，提高了中心组成员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使学习的成效转化为实际工作的效果，转化为提高中心组成员的思想理论水平，转化为增强中心组成员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化为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通过学习，班子成员政治信念更加坚定，工作思路更加拓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自觉性、使命感、责任感得到提升。

中共简阳市福田乡委员会

社会工作理论范文篇5

2011年8月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考试

模拟试卷试卷类型：（A）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于（B）。

A．党的创立时期

C．抗日战争时期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B）。

A．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

B．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C．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D．实现共产主义

3、（B）在党的七大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A．毛泽东

C．邓小平

4、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是（A）。

A．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B．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罢工

C．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D．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商人罢工5、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是（B）。

A．发展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

C．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6、我国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C）。

A．机械化

C．合作化

7、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D）。

A．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B．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8、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的主要标志是（C）。

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B．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调整

C．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D．人民专政政权的建立

B．土地革命前中期D．解放战争时期 B．刘少奇 D．周恩来 B．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D．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B．土地革命 D．承包责任制

9、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B）。

A．国家资本主义

C．合作化

10、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B）。

A．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B．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

C．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D．发展生产的路线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有（CDE）。

A．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

B．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

C．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革命性强

D．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E．高度集中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和煤矿、纺织等企业，便于组织、发动

2、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屡遭失败主要是由于（ABCD）。

A．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B．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

C．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纲领

D．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E．缺乏共同的革命理想

3、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物质基础是（AB）。

A．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

B．工人运动的发展

C．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D．农民运动的发展

E．城市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4、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BCDE）。

A．新民主主义思想领导的文化

B．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文化

C．民族的文化

D．科学的文化

E．大众的文化

5、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成分有（ABD）。

A．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B．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

B．和平赎买 D．租赁

C．资本主义私营经济

D．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E．个体经济

6、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ABD）。

A．官兵一致

D．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B．军民一致 E．政治民主 C．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的原则，“四马”是指（ABCD）。

A．所得税

D．资本家的利润 B．企业公积金 E．购买国家公债的基金 C．工人福利基金

8、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AB）。

A．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

B．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C．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

D．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E．中国开始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9、“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包含（AB）。

A．以“一个中国”为基础

B．实行“两种制度”

C．保证台、港、澳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

D．台、港、澳地区实行高度自治，具有独立的外交权和防务权

E．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AC）。

A．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B．社会团体的联合组织

C．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组织

D．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民主党派的联合组织

三、辨析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8分，共24分）

1、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同一概念的不同提法。

答：错，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的思想既有正确的，又有错误的。

2、中国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答：错，（1）中国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小资产阶级因为买办资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私有者，是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小私有者，劳动者不是剥削阶级。（2）如果把小资产阶级包括在资产阶级之内，就混淆了剥削者与劳动者的界限。

3、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

答：错，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因为：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基本的群众，也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榨取的主要对象。如果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中国的民主革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对比”，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2）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如果没有广大的同盟军，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是一句空话。在同盟军中，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工农联盟的形成，就成为无产阶级实现其领导权，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的首要条件。（3）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且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要求充分重视农民问题，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获得最广大的人力物力支援。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8分，共16分）

1、简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及其相互关系。

答：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依托，三者密切结合，缺一不可。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如果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发动农民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歌舞剧和工农政权；土地革命是基本内容。如果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育雏发动群众。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农民的有力支持，根据地也不通通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战略依托，如果没有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没有工农政权，武装斗争就会失去依托而变成流寇主义，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巩固。

2、如何理解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要性？

答：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

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顺利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我们必须发展而不是静止地、具体而不是抽象地看待党的先进性问题。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第二，这是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更新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给我们的历史警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世界上一些执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党、老党，先后失去政权，有的甚至走向衰亡。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不注重执政能力建设，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推向前进，党要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党的性建设。

第三，这是中国共产党保证其执政地位。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成就有目共睹，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适应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领导方式和

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素质及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相适应的问题，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成效。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党才通通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论述题（本大题1小题，共20分）

为什么说统一战线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大法宝？

答：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是胜利的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它依然是我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统一战线的内容、性质、任务所决定的。

（1）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沾边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另一个是全体劳动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它的基本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从1949年至1952年，当和人民通过统一战线，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从1953年起，素者过度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来，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读资本注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联盟更加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基本上被消灭。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当派已经基本上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它的基本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继续奋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方针。在这一根本方针的指导下，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统一战线的和乡正确的政策：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与民主当派的关系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的方针；在国内政治生活问题上提出了正确分析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等。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和贯彻，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发挥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显示出统一战线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大法宝。

经典媒介理论教案范文篇6

教学目标：1.掌握英尼斯、麦克鲁汉和戈夫曼媒介理论的基本内容。

2.全面、深入地总结、评价经典媒介理论的意义。3.激发学生深入学习媒介理论相关课程的兴趣。

课时：2课时教学内容：

第一讲英尼斯、麦克鲁汉的媒介理论

一、英尼斯的媒介偏倚理论

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Adamslnni8，1894—1952)是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鼻祖，也是麦克鲁汉的老师。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可以194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的英尼斯是位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后期的英尼斯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40)是英尼斯的第一篇传播研究论文，认为报纸是推动市场的动力。此后，他着重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讨。这方面的著述有：《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倚》(1951)、《变化中的时间概念》(1952)，还有一部上千页的未完成的手稿——《传播的历史》，一直未能出版。英尼斯的后期著作“不过是口头表述和文章的集合”，“普遍给人一种粗糙、不完整的感觉。它的文体经常是太隐晦折衷，使读者感到恼怒，感到灰心。”因此，他在世时，其传播研究并未受到传播学界的重视。他的学生麦克鲁汉如明星升空之后，人们才注意到星光照耀下的英尼斯，人们也在麦氏的著作中看到了英尼斯对这位学生的深刻影响。

英尼斯有着深刻的加拿大民族主义意识，对美国继法国、英国之后力图征服加拿大的帝国野心，保持着高度警惕。英尼斯(1950)认为，传播媒介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西方文明的发展受传播媒介的影响。美国报业的强大实力使它能够垄断加拿大的纸张市场，进而形成文化垄断和知识垄断，于是美国的文化轰炸威胁着加拿大人民的生活。在印刷媒介中，“加拿大的作家们必须使自己适应美国标准。我们的诗人和画家沦落到要和美国竞争又要仿效美国的两难境地。”在征服空间的行动中，报纸改造了人类的时间观念，同时，将新闻变成了商品，使其可以在竞争和垄断中被出售。于是，人们在新闻中强调刺激、轰动和个性，责任已被弃之一边。

英尼斯清楚地看到，加拿大的政治生活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压抑，处于扭曲变形的危险之中。但更可怕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是由舆论决定的，而舆论又是靠耸人听闻的报纸来激发的。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英尼斯孤军奋战，大声疾呼：注意所有帝国的结局，美国趋于空间偏倚的问题必将造成危害。

英尼斯还认为，媒体是人类思维的延伸，而传播就是思想的扩张。在他看来，西方近代史是一种传播偏倚的历史，也是一部由印刷业兴起而导致的知识控制史。谁掌握了报业，谁就掌握了权力。但是，报业只有在优秀的知识分子手中，才会有理性的运作，才能提供全面的决策信息。

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倚》(1951)中不仅分析了媒介与帝国(广义)垄断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论述了传播媒介的偏倚性问题。他认为，要了解各种传播媒介传播思想、控制知识、垄断文化的实质，必先认识媒介的时间偏倚(timebias)和空间偏倚(spacebias)的特性。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强的媒介，如粘土、石头和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较能长久保存；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因此，任何传播媒介若不具有长久保持的特性来控制时间，便会具有便于运送的特点来控制空间，二者必居其一。人类传播媒介演进史，是由质地较重向质地较轻、由偏倚时间向偏倚空间发展的历史，而且与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相协调。用树枝在潮湿的粘土上书写符号而后烘干或晒干，或者在石上刻画符号，这类媒介反映了人类远古时代的文明特征；树皮和纸草纸的媒介反映了古埃及和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特点；羊皮纸则是由罗马帝国到公元10世纪的通用媒介；纸和笔则是15世纪中叶的主要媒介；纸与手工印刷是文艺复兴至法国大革命(18世纪)期间的重要媒介；进人19世纪，相继迎来报刊时代、电影时代和广播、电视时代。

在英尼斯的笔下，偏倚时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商业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但是，它不利于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例如，使用粘土和石头媒介的权力中心就只能在小区域内行使权力，而无法对广阔无垠的领土进行有效管理。

偏倚空间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因此，它有利于帝国扩张、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力，也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例如，文字传播和公路系统，就在较长时间内帮助罗马人维持了罗马这一大陆帝国的统治；印刷媒介的兴起，则摧毁了教会对传播的垄断，引发了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和教育普及。但是，英尼斯认为，权力中心要想确保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过分倾向于使用偏倚时间的媒介已不合时宜，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倚和空间偏倚的平衡，使之取长补短、互动互助。

英尼斯的著作好像是一只塞满稻草的花枕头。许多学者曾力求从中找出其理论框架，结果都空手而归。因为，他几乎排斥抽象的演绎推理，不追求建立高层理论进而形成一套通则，他注重归纳、罗列，让一长串缺乏条理的具体事实涌向读者的视域；他常把段落压缩成句子，或者不作推理直接陈述结论。切特罗姆(J．Czitrom，1991)说他“不曾连贯清楚地为我们论述过他的见解，他要求读者富于探索精神，愿意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坚韧力，来探索他那真知灼见和渊博学识的灿烂星空。”

英尼斯的观点似乎是消极和悲观的。他对“帝国”从纸张、印刷垄断到知识、文化、信息垄断的情况分析，有点夸大和过分恐惧，因为美元并不能支配一切。他认为，人类传播中的所有革新都意味着是对偏倚时间媒介的挑战，进而造成对时间偏倚的破坏，结果妨碍人们对事物的系统理解，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永恒问题的理解，于是现代大学和现代文明都面对着共同问题：如何建立道德的力量去与物质科学释放出的力量抗衡?“智力的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知识”使军事、商业、政治受益匪浅，却使大学和文明日益没落。他的这种看法不仅悲观而且简单、武断，显然是科技决定论的因果模式在作怪。

英尼斯认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与之相关的是，任何传播媒介不是具有长久保存的倾向性，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便是具有远距离运送的倾向性，便于对空间领域的控制，二者必居其一，他把前者称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把后者称为“偏倚空间的”媒介。

二、麦克鲁汉的媒介决定论

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2)是加拿大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也是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代宗师。麦克鲁汉的事业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是他的成长期，热衷于文学批评，其重要成果是《机械的新娘》(1951)；50年代是他的转化期，他接受了英尼斯的学说，沉浸于文化人类学之中，并编辑了《探索》杂志；60年代是他的成熟期，致力于传播研究，相继出版了《谷登堡群星：印刷文人的诞生》(1962)、《人的延伸：媒介通论》(1964)①、《媒介即是讯息》(1967，与昆廷·菲奥尔合著)和图画书籍《媒介是按摩、是逆风》(1967)等书。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位专家学者像麦克鲁汉那样能够引起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使无比热情的赞美和十分尖锐的批评同时集于一身，以致于形成了“麦克鲁汉学”(McLuhamism)。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说：《媒介通论》这本书是十年来争议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甚至认为：“麦克鲁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来最主要的思想家。”《生活》杂志则称该书为“电子时代的先知”。相反，伊利诺大学乔治·道格拉斯则在《语义学评论》上针对麦氏的“媒介二分法”发表专文予以批判：“你这种热凉媒介的论调，究竟是‘学理’呢?还是‘标新立异’呢?”旧金山大学校长早川一荣(S．Hayakawa)则针对麦氏的代表作《媒介就是讯息》，发表了观点截然相反的著名评论《媒介并非讯息》。《媒介通论》的编辑在与麦氏交谈中一语道破该书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你所写的东西有75％是新的。一本成功的书，不宜有10％以上的新东西。”

纵观麦克鲁汉后期著作和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三个重要的观点应予评介。1.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麦克鲁汉似乎不太重视媒介传播信息的功能，却十分看重媒介延伸人体的意义。麦克鲁汉在《媒介通论》序言中写道：“要回答‘人体的延伸’这类问题，就必须把人体每一部分之延伸一并合在一起探讨。人体任何一部分的延伸，不论是手、脚或皮肤的延伸都会影响到整个心灵与社会。”的确，传播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所嗅”，因而亦能改变人的“所知”和“所为”。在麦克鲁汉的书中，“媒介”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书籍、报刊和广播、电视等典型媒介之外，还包括服饰、房屋、车辆等任何具有延伸人体性质、可以传递信息的人造事物。于是，穴居人的石斧是手的延伸，书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车轮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而数字则成为触觉的延伸，电报成为社会的荷尔蒙——一种奇特的化学性报信的物质，电话成为耳朵与声音(嘴巴)的延伸，电视成为触觉与知觉的交织感的延伸。“总之，要想了解和认识传播媒介，就必须先探讨它与人体和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因为，“媒介是我们人类生理与神经系统的延伸，它构成了一种系列化交互作用的世界。”

2.媒介就是讯息

麦克鲁汉写道：“传播媒介是我们人类意识的延伸，意识则是我们个人能量的‘固定资产’，它塑造了我们每个人的认知经验。”因此，“果”随着“因”同时出现，媒介与讯息如影相随，密不可分；媒介传递的是媒介本身，与具体内容无关。“一种传播媒介的‘内容’(Content)经常即是另一种传播媒介。写作的内容是演说，就像手写的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据此，麦氏指出，媒介间存在着极端的“乱伦”倾向，即有很高的百分比的媒介内容是由其他媒介形式的项目组成的。

“媒介就是讯息”，显然指的就是由传播技术的任何进展引起人类事物在规模、步伐或类型上的变化。在麦克鲁汉的眼里，媒介是重要的，讯息是次要的。“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因为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电影形式产生影响与它的节目内容没有关系。文字或印刷的‘内容’是言语，但是读者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刷的内容，也未意识到言语的内容。”所以，李金铨(1981)对此的解释是“媒介是一种科技，一种形式，它本身便是信息；而‘内容’则是科技的‘使用’。形式重要，内容不重要。”

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媒介是传播的基础，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相应带来的社会变革。

3.媒介之热性与冷性

麦克鲁汉对媒介也采取了二分法，但他不像英尼斯是以时空的偏倚将媒介一分为二，而是以冷热的特性将媒介一分为二。所谓“热媒介，是指对某一感觉器官具有高清晰度扩张的一类传播媒介(如照片、拼音文字、印刷品、收音机、电影)。”冷媒介则是指对某一感觉器官具有低清晰度抑退的一类传播媒介(如卡通画、象形文字、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在麦氏看来，“清晰度即讯息、资料完备、明确的状态。”热媒介作为高清晰度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较多，明确度和完备度较高，因而要求接受者补充的信息少，参与的程度低，无需发挥想象力和进行再创造。冷媒介作为低清晰度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较少，明确度和完备度较低，因而需要接受者积极参与、发挥想象力，努力填补媒介在传播中留下的许多空白和“回旋余地”。

由于“媒介”在麦克鲁汉的笔下是广义的，于是热媒介和冷媒介的概念也就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人要愉悦身心，麦氏认为应“让许多感官交织地参与，而不要使某一感官个别地偏激发展，而使该感官主宰一切。”女孩爱穿短、露、透的衣服，是因为她“不只是把自己装扮成供人看的样子，还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以触摸的人。”换句话说，这是为了让周围的人视感与触感交织参与，获得好感。戴墨镜的女孩，“则会造成高深莫测与不易接近的意象，因此容易惹人注意，而令人想参与以一窥究竟。”对观者来说，前者是热媒介，后者是冷媒介。

在文化娱乐中，“威仪堂堂的华尔兹舞是一种适合于工业时代的热而快的机械舞蹈，而摇摆舞则是一种冷的使人想深人参与的即兴舞蹈。”爵士舞过去是一种机械、重复的热媒介，现在渐渐成为一种即兴起舞的冷媒介。人一旦进入某种机械性、一致性和重复性的热媒介之中，就等于扼杀人的创造性和参与性，那么他会很快变成精神崩溃者。只有幽默、平淡、松弛的冷媒介才能解放人的精神，“造成一种猛烈的政治性摇撼作用”。

麦氏进一步指出：“就冷热媒介而言，落后国家是冷的，而进步国家则是热的。城市是热的，乡村是冷的。但就程序与价值之复原而言，则以前的机械时代是热的，而现在的电视时代是冷的。”在这里，“热的社会”显然是指那种高度集中、秩序化、强调服从的社会；“冷的社会”则是指那种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高度参与社会管理、又有自由的社会。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发达国家的弊端和不发达国家的优势。

此观点的提示在于：不同的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反应也有所不同，研究媒体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4.地球村

这个概念最早由麦克卢汉提出，１９８０年他去世后，在他与同事合著的《地球村》一书中出现。

他认为，在人类早期的口头传播时代，人们交流只能面对面进行，范围很窄，因而当时的社会只能处于“部落化”阶段。印刷媒介出现后，社会交流可以扩大范围，个体可以单独脱离开部落，人类进入了“脱离部落化”阶段。电子媒介出现后，人类的时空距离又一次缩短，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部落，地球就变成了一个村庄，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个部分。

5.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英尼斯媒介的理论的关系及发展。

麦克卢汉的研究是以将媒介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探讨而著称的。事实上，真正首先开拓传播学中这一研究领域的，是他的老师罗德·英尼斯。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的重要著作之一。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重要的是媒介本身。这个观点与英尼斯关于传播和文化史的理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英尼斯的理论认为，控制传播媒介是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看来，一切传播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英尼斯认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麦克卢汉借用了英尼斯关于媒介偏倚性的观点中的某些成分，又大加发挥，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点。他提出“感觉的平衡”概念，提出：对于不同传播技术的使用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媒介的影响改变人类的感觉生活，进而和社会的发展有关。

英尼斯的研究方法偏重归纳，麦克卢汉是拼盘式表述方式。6.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评价

麦克鲁汉犹如来自外空的一颗流星，其与大气层剧烈摩擦闪现出来的巨大光芒曾让举世瞩目。随着这颗巨星的陨落，往日的那种狂热已不复存在。在“麦克鲁汉热”期间，几乎所有的美国新闻与传播学系的学生都曾经读过或打算阅读他的著作，甚至他的忠实信徒也因此受益匪浅，他成了尼克松1％8年竞选总统期间的一位重要顾问。人类对待新鲜事物犹如钟摆，狂热到极点时就会向冷漠一方回摆。结果，不仅普通公众漠视麦氏，就连较为理性的西方传播学家也在他们大部头的著作中只用两三段文字打发可怜的麦氏。

麦克鲁汉的著作犹如天书一般让当代人无法读解，这是他在死后受到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施拉姆评论说： “他的论述方式使得他的观点难以捉摸”，“因为他不信任印刷媒介那种直线的、逻辑的表述方式”，而有意采用一种不连贯的螺旋状的反复展示无数横断面的方式写作。他声称把握这种横断面的观察方法是“探针”。但是，“这些‘探针’往往是些含义隐晦的语句，其措词不是令人震惊就是令人困惑，不是不完整就是不加界说(例如媒介就是讯息)。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态度是有些玄妙的，他发出的讯息可以作种种不同的解释。”所以，“鉴于麦克鲁汉本人的文体，引用解释他学说的人所著的论文往往(读解)效果更好一些。”

麦克鲁汉在著作和演讲中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做法，也遭到众多批评。人们说他如同罗马神话中守卫门户的两面神——雅努斯，以两种不同的面孔，讲着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他又“像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小丑，在一场欢闹的智力滑稽剧中说着双关语，大吵大嚷。”③他一会儿竭力为他所说过的一切辩护，一会儿又声称乐意放弃他所说过的一切；他宣称他没有任何背景、不带任何观点，而实际上，他有好几种背景和明显而真实的道德和政治信念；他说继承了良师英尼斯对媒介的批判精神，而人们发现后期的他对媒介是大唱赞歌，找不到一点“英尼斯的严厉”。

麦克鲁汉在言论上的神谕性和论述上的极端性，也是公认的缺点。麦氏认为媒介的冷热不限于科技，亦涉及人与事。热人物或热事物，宜用热媒介传播；冷人物或冷事物，宜用冷媒介传播。他说，肯尼迪在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中取胜，就是因为前者作为冷人物遇到了电视冷媒介；可是，作为“热人物”的尼克松最终仍是靠电视的“包装”当上总统的。这又如何解释?同样是以声音和画面传播信息的媒介，麦氏将电影看作是热媒介，而将电视认定为冷媒介，这也让许多人困惑不解。对此，徐佳士(1％7)一针见血地指出：麦克鲁汉是企图用“热”媒介来鼓吹“凉”媒介的好处。针对“媒介即是讯息”的论点，施拉姆(1973)赞同早川一荣的观点，他认为：讯息是讯息，媒介是媒介，媒介未必即是讯息。媒介与讯息互相影响，但不互相排斥。而且许多研究证明，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影响差异小，讯息与讯息之间的影响差异大。肯尼迪被刺事件，不论它是由电视、广播、报刊传播还是由口头传播的，都会比家庭室内剧中的事件重要得多。

从长远的和客观的观点来看，麦克鲁汉在传播研究上是个有贡献的并且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他对现代传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20世纪生活的观念，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观念。他同英尼斯一样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固然错误，但他着眼于传播科技的历史影响的研究至少是对长期局限于媒介内容的短期效果研究的一种补充或丰富；他对传播科技本身的形式的发明或进步便是变革的动力和不靠“内容”而起作用的论述，是对以往那种媒介不起作用、只有内容才起作用认识的一种订正或完善。他预言的地球已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世界村)的浪漫情景，不仅让当代人兴奋不已，而且着实成了当代科技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小结：理论意义

开拓了从媒介技术手段发现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唯物论观点---信息技术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的媒介作用机制富有启迪意义。地球村的语言符合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局限性

强调了人的生物延伸性，而不是人的社会延伸性；强调技术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忽略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社会因素的作用其理论强调人被媒介技术和工具主宰-----忽略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其理论依据集中在媒介对人的中枢感觉系统的影响----忽略了人的理性活动

第二讲戈夫曼的媒介理论

一、戈夫曼的“拟剧论”（情境决定论）

欧文·戈夫曼(E．Goffman，1922-1982)是符号互动论者，又是“拟剧论”的倡导人。他1922年出生于加拿大曼维尔，1945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他在逝世前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在他的八部著作中，最为学术界推崇的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①。戈氏在这部著作中出色地介绍了“拟剧论”(或“编剧论”)在社会相互作用上的应用。而对梅氏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一理论，尽管梅氏将其解释为情境决定论，其实质是一回事。

戈夫曼在社会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重要见解，但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对在短暂的人际交往中人们制造印象以及别人根据自己的印象做出反应过程的研究。戈夫曼把人际交往比作演戏，把“场所”(社会)比作剧场，社会成员则在这里按照社会剧本的需要扮演角色，以取得别人的赞许，而演出又受到十分警觉的观众的鉴定。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作戏，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以把握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印象，从而使自身形象能最好地为自己欲达到的目的服务。戈夫曼认为，一场演出要包括三种人：演员、观众和观察者。演员或集体表演，或演独角戏。他们使用“道具”，对照“剧本”，登上“舞台”，并活动于“前台”和“幕后”之间。戈夫曼把专门为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所做的动作称为前台行为，而将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能看到的暴露演员真实感情的动作称之为幕后行为。例如，饭店的服务员在“前台”接待顾客时扮演的若是一种恭维的角色，回到“幕后”——厨房以后扮演的也许是一种批评的角色：“你看他那副傻样!”所以，人类的演出一般都具有欺骗性，人不会在“前台”暴露自己的真实感情。

但是，有时演员在表现一种(前台)印象时，会由于他无意识地或不恰当地表现使观众觉察或观看到另一种(幕后)印象。例如，一个正在被面试的人可能会因表现得过分从容自如，而暴露出他内心十分紧张的一面。戈夫曼接着说，尽管人们常常知道人仅仅是在扮演各自的角色，他们还是要保护演员的角色。因为，如果印象受到挑战，演员“丢了脸”，就会使观众和演员都感到窘迫。因此，人们会有礼貌地装作没看见一个本来衣冠楚楚的绅士那半开的裤门，学生会有礼貌地不去指正教授在授课时的错别字和语病。

戈夫曼的情境决定论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戏剧进行类比，他认为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大量不同的角色，在每位或每群观众成员面前显示自己的略有不同的“变体形式”。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为举止可分为两大类：“在前台的行为”和“在后台的行为”合适的在前台的行为代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的人按其所扮演角色的社会规范应有的行为。

戈夫曼的理论遭到了杰克·道格拉斯等人(1980)的批评。他们说，戈夫曼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怎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控制“社会形势”；他所强调的也只是自我表现的非常静止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动态的一面。梅罗维茨虽然接受“拟剧论”，认为这是一种观察社会角色及规则的既有用又有趣的意见，但也批评戈氏以静态的观点而不是以动态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指责他仅局限于短暂的面对面的人体交往范型的研究，而忽视了通过媒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符号互动现象的研究。因此，梅罗维茨认为，必须把英尼斯、麦克鲁汉的媒介理论同戈夫曼学说中的情境论融合起来，从而将戈氏的静态的场所研究结合麦氏的媒介环境观点延伸为动态的情境分析，将自然环境和场所研究延伸到传播媒介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研究，以更全面地揭示社会现实。

（一）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

美国传播学家乔舒亚·梅罗维茨(J．Meymwitz)的可贵处在于：既能冷静、客观地对待麦克鲁汉的媒介理论，不跟随在许多人后面起哄，善于从麦氏著作和人们的争辩中吸取营养，又能以开放、综合的观念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社会互动论引入媒介研究，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层面上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媒介理论。

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1985年出版的《空间感的失落》一书中。他声称，他的媒介情境论是英尼斯、麦克鲁汉的媒介理论同戈夫曼的情境理论的有机融合，因此，要了解和认识梅氏理论必须先了解和认识另三种理论。

从梅氏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英氏和麦氏理论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前面介绍了，那么戈夫曼的理论中有哪些内容影响了梅氏的媒介研究以及他的媒介理论的特色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重点分析研究的。

1.主要观点

梅罗维茨(1985)认为，在现代社会，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其中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令人瞩目，因为它能更有效地重新组织社会环境和削弱自然环境及物质“场所”间一贯密切的联系。因此，梅氏声称，他提出新的媒介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化的新方法”，以解释和说明人类传播活动中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这类变化现象。

梅罗维茨指出，戈夫曼只是分析了人际交流中“场所”不同、“话语”不同、所表达的情感亦不同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揭示出“场所”对交流情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真正原因。饭店服务员在“前台”和“幕后”的讲话固然不同，但是，如果他们在议论顾客的古怪行为时忘了关上通讯联络系统，而让这几位顾客听到了这种幕后的说笑，那么这种说笑就不再是“幕后”的而是“前台”的了，也就显得窘迫而不适当，从而会影响整个事情的情境。所以，他认为，地点场所对情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允许某些人听到和看到正在其间发生的交流活动，而不让其他人听到和看到这些传播活动。这就是说，由媒介所造成的信息环境比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场所重要，而在确定信息环境与物质场所的界限时，接触信息的机会则是判断和辨别的一个关键因素。一间卧室可以充当某对夫妻之间进行密谈的环境，因为其他人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密谈的信息。同样，一位政府首脑将他对成千上万公众演讲的情境照搬到家庭或卧室之中，也是不适当的。因此，在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中，情境就是信息系统，是一个重要观点。构成信息系统的是“谁处在什么地点”和“什么类型的行为可被谁观察到”的两种情形，或者说是以人们接触社会信息——自己和别人行为的消息——的机会为核心。在这信息系统内，“信息不但在自然环境中流通，也通过媒介传播”，因此，“运用媒介所造成的信息环境如同地点场所一样，都促成了一定的信息流通形式。”

梅罗维茨的另一主要观点是：每一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他认为，不同情境的分离使不同行为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不同情境的重叠或混淆则会引起行为的错乱，因此，真正不同的行为需要真正不同的情境。人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情境一旦重叠或混淆，社会角色就会随之变化，面对混乱的角色特点，人们会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

情境是动态的和可变的。梅罗维茨不同意“拟剧论”者的情境静态观，认为，“情境的分离和结合形式是一个可变因素，而不是个人或社会存在的一个静态的方面。制约此情境的分离和结合形式的因素包括个人的生活决定和社会对媒介的运用情况。”这就是通过人们在传播活动中努力使特定的行为与特定的动态的情境保持一致，从而前后一贯地演好某个规定的角色。但是，梅罗维茨指出，相安无事的人际交流情境，一旦遭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入侵，原先的和谐与平静往往会受到破坏，引起麻烦。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运用混淆了区分不同情境的界线，将那些只适合某些人观看的演出原封不动地搬给了整个社会来观看了。比如，60年代后期黑人权利倡导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不同的特定物质场所里演讲，他会既有忠实的黑人受众群，也有热情的白人听众群，因为他能根据听众对象的特点设计自己的演讲内容和风格，投其所好。但是，当他需要运用广播电视来讨论黑人权利时，他既找不到明确的解决办法，也无法设计出一种让两者都欢迎的演讲内容。于是，他在大众传播中采用了适合运动主体黑人需求的办法，结果他的演讲激发了黑人受众群的巨大热情，但却激起了白人受众群的敌意和恐惧。

在对上述观点论证中，又导致梅氏提出第三个观点：电子媒介能促成原来不同情境的合并。首先，它促成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群的并合。梅氏认为，电子媒介不仅使在自然、物理环境中的团体传播的不同受众群趋向合并，也使许多世纪以来印刷媒介占统治地位下造成的不同受众群趋向合并。印刷媒介要求传播过程的参与者有阅读能力和懂写作技巧，接受一定的教育，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人们对印刷媒介的接触，从而形成适合不同文化层次和类型的受众群。相反，电视所展示的日常生活的视听形象，几乎“完全不是一种代码”，是一种一看就懂的画面，观看电视的技巧极易掌握，无需接受特殊的训练和教育。其次，电子媒介还促成了原先接受情境、顺序和群体的改变。原先读者阅读印刷晶总是随着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增长，先读浅显、简单的，逐步再看深奥、复杂的；而看电视不需经过固定的阶段和顺序——人们不必先看简单的电视节目，然后才能看复杂的电视节目。原先印刷媒介的受众较为单纯和易于把握，现今电子媒介的受众是混杂的，不易把握。第三，电子媒介使原来的私人情境并人公共情境。梅罗维茨论述道：由于电子媒介代码的简单性，它们能将来自不同经验世界的视听形象显示给许多不同的受众群，造成了不同阶层的受众群对信息的更大程度的分享，从而促成许多公众领域的合并。他还认为，由于电子媒介的传播具有具体、生动和体现事件进展这一性质，公共经历和私人经历的界线有时变得比以往难以确定得多，甚至不可能确定。通过电视，人们可以观察到别人的私人行为，原来的私人情境成了公共情境。情形若任其发展，那么人将会成为日本传播学者所形容的“透明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隐私，都处于被公众观察之中。

小结： 1.主要论点：

① 把情境视为信息系统。梅罗维茨认为，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人们表现自己行为时所处的自然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考虑进去并当作关键因素。

②每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梅罗维茨认为，对于每一社会情境来说，人们都需要一种明确的界限，因为人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不同情境的分离使不同行为的分离成为可能。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不的情境重叠时，会混淆不同的社会角色，令人们感到困惑、不知所措。

③电子传播媒介促成许多旧情境的合并。由于电子传播媒介代码的简单性，它们能将来自不同的经验世界的视听形象显示给许多不同的受众群，造成不同阶层的受从群对信息更大程度的分离，从而促成许多公众活动领域的合并。他得出结论说，由于电子传播媒介造成的社会情境形式的变化，人们的社会角色形式也在变化。

梅罗维茨理论认为，谁被包括进某一情境，谁被排斥外，这是规定情境形式及与此适应的行为形式的界限之关键因素。根据这一观点来，受众的类型、人数多少和特征实际上影响着传播方式。因此，在通过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中，应根据受众群的分离和结合形式设计媒介讯息。

在承认受众的重要性的同时，梅罗维茨的理论也未低估媒介的力量。受众成员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对媒介的使用方式。他们的选择，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媒介正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2.对媒介情境论的评价与思考

梅罗维茨的理论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发展和超越了英尼斯、麦克鲁汉的理论，而且也的确成功地融合了英尼斯、麦克鲁汉和戈夫曼三个理论的精华，吸收了亚历山大(1971)关于社会交往中情境认同论的一些见解，摒弃了一些片面、消极的内容。所以，与前人的媒介理论相比，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应该说又前进一步，又踏上了一级新的台阶。其可以肯定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媒介研究与社会研究有机结合。为什么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呢?梅氏认为，媒介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社会环境制约媒介选择；而媒介对社会环境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将媒介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二是以动态的和可变的眼光分析情境与行为的关系。以往人们在研究情境与行为的关系时，往往着重分析其静态的中止的特征，而梅氏则注意这两者间动态的可变的关系形态，强调不同情境要求有不同的行为，而不同的行为又会引起不同的情境，所以行为与情境的特征应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三是将受众的概念纳入媒介情境的分析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情境合并”的论点。这样做突出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弥补了英氏、麦氏理论的缺陷。这意味着，传播行为要受到受众的类型、人数的多少等特征制约，从而迫使传播媒介必须根据受众群的需求、特征以及分离、结合形式设计信息内容。

透视社会形态理论篇7

关键词：社会形态,中间形态,分类系统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问题, 因此, 应当随着时代变迁对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不断分析, 以此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发展道路, 分析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

一、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 并以此作出了不同的表述, “两形态说”、“三形态说”、“四形态说”、“五形态说”、“六形态说”从不同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阐述了对于人类社会形态划分的观点。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人的发展为视角的“三形态说”和以所有制形式为视角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以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依存程度为标准, 认为人类社会进程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在经济上分别对应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而“五形态说”则以所有制关系为区分标准,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综合“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的两种视角, 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图式, 如图1 所示。图1 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简单抽象, 由此图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二者均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的概括, 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但二者都有一定的缺陷。“三形态说”是以历史主体为标准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但其本质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基础上的。离开了“五形态说”, 是不可能揭示历史主体本质的, 其理论便失去了基础。

“五形态说”可用表1 表示, 由此可知,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社会形态概念的划分中, 使用了两种标准。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 不存在剥削和阶级, 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相同。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 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适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就造成了位于同一层次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只有将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归类为无阶级对抗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归类为阶级社会的概念, 才能在逻辑上完备。此外, 五形态说还存在另一缺陷。恩格斯说: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 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五形态说”的各种社会形态是平行关系, 彼此间隔, 而处于各种形态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定位就成为难题。复杂多样的中间形态, 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 将其排列于社会形态的系列分类层次中容易引起混乱, 因此将这些中间形态依据其基本属性, 纳入五大社会形态中较为合理。应当明确的是, 中间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其所孕育的先进生产力因素应纳入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形态中, 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

综上所述, 社会形态的划分应当层次分明, 明确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有无剥削和阶级, 社会成员平等与否的标准, 划分出无阶级对抗社会和阶级对抗社会。第二层次依据不同剥削方式的标准, 将阶级社会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将无阶级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科学可以借鉴生物学中属种分类系列, 宏观把握人类历史, 建立起逻辑清晰的社会形态分类系统 ( 图2 所示) 。

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寻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对接, 解决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 应当澄清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 从而阐明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在农业文明时代, 中国社会制度经过几千年的调整, 小农生产力的磨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 使其可以将其潜质发掘到极致, 从而遥遥领先于同时代其他国家。近代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却被资本主义文明抛在了身后。在后来的发展中,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 也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马克思在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基础上, 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思辨方式推测出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预测, 勾画出的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经过苏联模式的实践可以看到, 理论不等于实践, 逻辑上的严密体系并不等于可操作性。马克思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 是不能被教条主义当作不能怀疑的真理而指导一切的。社会发展应以具体时间和条件为基础, 马克思是在人类整体进程中宏观地把握历史规律的, 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可能性与现实性表现为发展顺序上不同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步性和跳跃性。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何种发展道路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是带有国情特征的, 应从全球化和局域化的双重视角综合判断和选择。就是说, 具体到一个国家, 其发展并不是一定要经过每个社会形态, 而应主要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目睹到的资本主义, 在今天现在看来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 其自我调节与修复的能力还非常弱小。而当代资本主义已拥有较为完备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克思主义以及后人的实践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备, 使其自我调节能力得以增强。而社会主义从出现到今天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密切相关,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独立部分。当前我国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仍未达到资本主义的高度, 因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探索新的组织与制度结构, 创造能够提供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对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的中国, 更应当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参考文献

[1]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闫铁力.关于社会形态的再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3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554~555, 第20卷

[4]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浅析篇8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国家；政治社会

伴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理论界的焦点所在。“市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不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下历经变化，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特性分析，考察其演变过程，无疑是市民社会研究的题中之意。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Civil society"可同时被译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和明确的区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市民社会是文明社会，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三层意思。①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一词的最早涵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个城邦之国，城邦的出现一方面代表着古希腊从部落走向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但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生产的规模十分有限，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过于简单化，个人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共同生活紧密相连，个体的价值取向以及私有观念没有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最初表述的市民社会即“Politike Koinonia”的概念，其涵义只是一种城邦社会（polis）的代名词，城邦的形成虽然晚于家庭和村落这两种共同体，但它在道德上却是最高的共同体，是一种由热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公民享有参加政治共同体各种活动的基本权利（享有权利者只是少数人，奴隶、妇女、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这个共同体中，“城邦至上”是一种官方学说，也是公民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为如果离开了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和协作，也就意味着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处在一种非人的状态；而在城邦政治之外想要发展自己的公民性格，甚至属人的性格的愿望是希腊人眼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谈到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形式，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古罗马时期的农业、城市手工业得到发展以后，商业贸易和生产领域也随之扩大，整个罗马处在了一种不断城市化的运动中。尽管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仍与政治国家高度合一，但单从社会结构来讲，却较希腊城邦共同体来说要复杂和进步了许多。城市生活中如何分配剩余产品和保护个人利益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这是政治制度所被迫面临而又无力直接解决的，现只能由法律制度来承担并弥补其缺陷。罗马城邦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价值和法律意识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市民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较古希腊初级形态而言，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在其含义和内容上要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西塞罗看来，古罗马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并不仅仅只作为古希腊单纯的政治共同体，它还有异于野蛮民族的工商业生活、都市文化，和特定私法体系以及政府。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或野蛮状态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作为一种城市文明，有着自己的都市文化、工商业生活等；其次，它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政府，这些都是人民的共同财产，共和国乃是“人民的事业”；最后，它是一个道德的集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用道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起来。这时，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②

（二）中世纪的市民杜会理论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城邦共同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封建君主专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和庄园生活。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情调仅局限于闭塞割据，自给自守当中，它看不见熙熙攘攘的市井气象，更不可能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规则来。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不再为市民提供诸如古罗马时代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这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讨论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教会理论家和帝国理论家就教会与国家、教权与政权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展开争论。他们都试图从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寻找依据，以此为各自的权力作辩护。帝国理论家往往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思想，坚持认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它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伦理需要。因此，国家的权力不需要教会批准，仅以它的道德之力就能足以证明其合法性。据此，他们强调国家有全权对世俗世界加以管制，教会无权进行干涉。而教会理论家虽然也承认国家或政治社会能够引导人们过上幸福生活，但在他们看来，幸福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的丰裕与社会秩序的安宁，更包括精神上与上帝共享天伦之乐，而后一方面只有通过高扬神权才能做到。③可见，并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及西塞罗所赋予市民社会的涵义，即将市民社会视为建立在共和政体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国家或城市文明社会。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自10世纪后，随着当时西欧生产力和商业要道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商业日益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起来，这时市场交换己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维持其经济生活的纽带。越来越多的农奴、手工业者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脱离封建庄园，并在城市中的商业据点得以定居下来，于是商业逐渐繁荣，城市日益兴起。当商人，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人们对权利的更大要求和自由意志的更大体现——一种庶民自治的城市自治机关由此成立。在这里，市民阶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物，并且随着社会各层人士的加入，这种自治机关而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隐性的，能享有一定空间的自由和独立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组织中分离，因而可以自己当家作主，其生活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化。在此，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中单纯透过政治结构来界定社会的单一路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为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以及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存在的观念做好了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准备。

（三）近代契约论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

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契约论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康德等人）使用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武器，通过自由主义和自然法的基本精神来反对为专制王权提供理论依据的君权神授思想，并以此捍卫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契约论思想家们认为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由于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如缺乏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这必然要求过渡到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或者是国家领域，而这种过渡则是通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自愿出让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国家，以求换得国家的保护而完成的。在契约论者的笔下，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旧披着政治国家的外套，市民社会也只是被他们描述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所形成的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因此，市民社会一词实质上还是与野蛮、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既表示社会又表示国家，仍局限于古典意义上，指的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质上表达的还是同一个意思。比如洛克为了反映和说明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重大作用，他把市民社会等同于人类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矛盾和缺陷，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政治社会，并且经常把这两个词互换使用。因此，“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也就成了洛克思想中相对应的范畴而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而卢梭则比洛克更加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就是政治国家；康德则进一步继承了这一思想，他把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权利的公设，并以此来理想化所谓的政治国家。可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之间仍旧是高度合一的。

二、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关于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状况，市民社会其古典意义上的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文明和道德层面上具有鲜明的意境。我们知道，文明和道德是相对于野蛮和罪恶而言的。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看来，从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在中世纪，人们离道德和文明相隔甚远。而且由于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之中，所拥有的也只有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缺乏政治共同体。因此，理论学家在社会结构的划分上往往会坚持二分法，即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或者是自然状态和自然社会的二元划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自愿达成协议，形成一个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之外的政治共同体时，才意味着人们从自然那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才会有别于周围的野蛮民族；与此同时，人类理性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轮廓已逐步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概念的出现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一种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其次，其概念的使用往往围绕着政治社会含义来界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个人权利、价值意识的提高，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契约论者已经看到了家庭、私有财产、工商业生活的逐步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令人关注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仅仅依靠这些还不足以占据市民社会的主要地位，也不足以构成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因为这些也同样存在于野蛮社会或自然社会中。由此，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撇开市民社会的经济含义不谈，始终围绕着政治意义来兜圈，从而把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只界定在拥有像政府和法律这样一些政治因素之上。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还体现了公民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④“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向往共和国，捍卫祖国独立自由。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各城邦公民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在中世纪继续得到发扬。

最后，由于其市民社会政治含义的独断性与专横性，整个社会结构也相应呈现出一元性的局面，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高度合一。国家由此成为了市民社会的权利掠夺者，实施了对整个社会的全权代理和监控，政治权力的影响遍及了整个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看不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离的，更不用说去区分和探究二者的之间的内在关系了。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支配着城邦发展，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使国家政权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的基本组织——封建庄园，既是政治实体又是经济实体，封建政治的经济强制使得市民社会经济利益实体不可能形成。马克思就曾指出“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⑤这也就决定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产生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逻辑分离成为可能，但是在现实中，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二者是重合的或者说是一体的，“市民社会的等级与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⑥

三、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学术史中的回响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深厚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其影响已渗透到了多种研究方向当中，且在當下的学术场域中仍有无穷的效应，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在当下的学术场域中。

第一，关于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来看，“市民社会”一贯都是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⑦这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是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异的另一个层次的概念，它以市民社会为依托，与市民社会同步成长，国家权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它以市民社会成员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的形式体现出来，并使国家权力的调整方式和对象通过接受公众的批判而得到公众认可并最终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与之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既指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同时还代表了一种公共领域。他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家庭作出区分，实质上是界分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即城邦对应公共领域，而家庭则对应私人领域。

第二，关于民主法制。古典市民社会重视法律的作用，建立了较发达的法律制度，具有公民共同参与的民主传统，初步形成了民主法治国家与社会的观念和传统。法律被视为保障共同体公共化和公民利益的最高力量，被看作公民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至高无上的原则。“良法之治”的法治主张，既在晚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里得到了不朽的表现，而更是为西塞罗等罗马共和国的一批法学家所发扬光大。而且，为了给法律的重要性和法治观念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法学家，借助自然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的论证方法，创立了早期自然法概念。他们主张，国家本身和它的法律永远要服从上帝的法律，或道德的或自然的法律——即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统治。在国家的本质中暴力是一种附带的事情，而只有在需要它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时暴力才是正当的。⑧当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时，为了防止众多私人利益的相互抵触，法律规定和限制了私人权力。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国家权威向专制方向的发展，它又限制了国家的权力，在法律保障下，国家与市民社会有效互补。可见，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然法则的理性和正义规范与千年之后的现代市民社会理念形成跨越历史的犄角之势，包含了现代乃至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思想元素。

[注释]

①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②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126页。

③李佃來：《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 期。

④谢天冰：《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汉斯·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28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334页。

⑦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⑧[美]乔治·萨拜因，刘山等译，：《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7页。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