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共7篇）

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篇1

员工退出机制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能给员工以危机感，促使他们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是实现企业战略以及人才职业生涯设计的需要。但在实施员工退出机制的过程中，如何区分人才和庸才，如何保证在庸才退出企业时，保留住人才，这是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人力资源专家-华恒智信通过对数十个行业的企业员工退出机制的调研，分析研究了员工退出和离职与人才保留的权衡。

一、员工退出机制的构建

企业人员退出机制的建立须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开展工作，确立企业人才退出标准、开展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定严密规范的实施程序、注意法律问题以及推出机制的支持系统建设，这些工作都与人员退出机制的建立密切相关。

1、确立企业人才退出标准和程序，并在招聘时向新员工介绍这些标准和制度。这一环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以后执行人才退出政策疏通渠道。因为企业招聘到的都是接受这一政策的人员，这样就避免了将来在实施退出政策时，遇到员工方面的阻挠和劳资纠纷。

2、公平公开的绩效考核。通常人才的退出机制要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同时要做好这一环节的工作，缓冲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所谓缓冲是指员工绩效考核达不到要求并不直接导致退出企业，企业要针对每个员工绩效考核的具体结果做出恰当的反馈，比如，对于那些本来很有潜力和能力、但是被安置到不适合其发展的岗位上而失去发展空间的员工，这时的退出就是指退出目前的岗位到新的适合其的岗位上去；而对于那些有学习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培训而导致绩效低下的员工来说，这时的退出就是离岗培训或在职培训；只有那些绩效低下且已经没有潜力和那些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的员工才会直接面临退出企业的结果。

3、重视解雇程序的管理。要做到刚性裁员，柔性操作。既然裁员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就只有理性正视，才能予以解决。裁员本身是较为刚性的，但在裁员过程中如果过于刚性则会导致矛盾激化，使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裁员成本也必然增加。所以，企业在裁员的操作中要具有一定的柔性，即在理性的基础上采取柔性化方式。对企业来说，裁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降低员工的心理

失衡，降低裁员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企业的战略转型制定系统的裁员计划，把裁员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实施方式保证裁员的良好成效。

4、注意法律问题。在建立“退出机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还要关注法律的要求。在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该注意相应的解除合同条款，避免在裁员时出现违法现象。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要按相关法律和公司规定给予员工相应的经济补偿，避免由此引发争端。首先，退出方法要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必要时要向当地劳动部门咨询，甚至可以把退出方法到当地劳动部门备案，确保退出方法的合法性。其次，要有书面材料记录员工相关行为，使人力资源退出具有充分证据。最后，在人力资源退出时，要和劳动部门做好沟通，解释裁员原因，取得劳动部门的支持，按照劳动法规定，确定补偿金额。

5、退出机制的支持系统建设

人员退出机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一个环节，与人力资源管理其他活动密切相关，所以需要考虑退出机制的各种相关支持机制的建设，这些相关支持机制包括：（1）人才流入机制建设。员工流入环节是企业人力资源形成环节，是由招聘、筛选、录用以及员工的早期社会化过程所组成的。（2）绩效考核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建设。设计和建设科学的人员退出机制对绩效考核结果的公平、合理和有效性有很高的要求。绩效考核总是和激励机制整合利用、激励与约束机制一起引导员工朝着企业成功的方向行进，形成良性循环系统。（3）人才培训机制和储备计划。企业的培训机制是保证退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同时，为了避免关键岗位人才退出后，企业找不到胜任者而遭受损失，企业须有持久发展的人才战略眼光，设计企业的继任计划。加强内部人才市场建设、实施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规划与管理、规范关键岗位继任人才培育流程建设等，留住人才、培育人才。（4）企业文化建设。退出机制的设立必须以文化先行，首先让员工转变观念，在思想上认同退出机制，从而为退出机制建设铺平道路。

二、人才保留机制的构建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只有使员工与企业心心相印，才能留住优秀人才，保持企业永盛不衰的竞争力。华恒智信认为人才保留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事业留人

企业竞争的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要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通过长效的事业发展机制才能真正留住人才，让人才感觉到在这个企业是有希望的，他就能用心去工作，以获得自己的发展。具体来说有：对岗位实行竞聘上岗；提供职业发展建议；进行转岗、轮岗；开展提升培训；提供创业支持等。

2、机制留人

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为员工创造了成长的平台，提供了激励的动力，使得员工能够和企业长期共同发展，具体来说：

（1）招聘与配置。在人才选拔方面，采用笔试、面试等多种人才测评方法，以争取获得合格人才。同时在人才录用方面，要重学历更重能力，重资历更重业绩。优先考虑内部招聘的策略降低了员工的离职风险，并且严格考察确保员工和企业文化的适应性，这样就从源头上控制了员工的离职风险。

（2）培训与发展。建立了实用完善的培训体系、编制专项培训预算、制定具体的培训目标，全面推进培训工作。

（3）绩效与激励。全面推行了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结果评价与行为评价相结合，做到能者上、庸者让、无能者下，强化结果导向，注重行为控制。

（4）薪酬福利。薪酬福利坚持对外具有竞争性，对内具有公平性的原则，充分发挥薪酬福利的保障性、竞争性和激励性的作用。同时，以岗位为核心，建立岗位评价体系，对各个岗位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制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在同工同酬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3、感情留人

留人要留心，工资福利固然重要，然而感情的融洽尤为重要。人是重感情的，在平日里能将员工当作自己的亲人，时时处处多一点关心，当企业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尽己所能，不会轻易离职。这就要求企业注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关系建设，同时企业与员工要保持无界限沟通，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三、建立绩效基础之上的员工退出和离职机制

员工退出和离职要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让那些低绩效的员工退出企业，保留优秀的人才。这就需要公平、公开的绩效考核，从而对员工绩效进行有效甄别。

根据员工的考核结果决定人才的退出与否。通常人才的退出机制是以定期的绩效考核为基础的，通过定期的绩效考核，对员工的近期工作表现进行审核和评价，然后以考核的结果为依据做出相应的人事决策，如降职、降薪、调岗、退休甚至解雇，这样就可以有效淘汰庸才，保留人才，保持企业中人员与岗位、岗位与能力的匹配。

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篇2

一、人才退出机制的内涵

我国企业的人才退出机制大多处于缺位或不健全状态，原因就在于人们通常对退出的概念理解不清楚，常常把退出和解雇联系起来。人们通常认为退出就是指员工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从而退出企业。解雇只是人才退出的一个环节，真正意义上的退出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完整的退出机制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它是以工作分析为基础，制定考核目标，结合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制定出绩效考核的标准。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绩效考核，通过结果与考核结果的对比，进行结果分析，对那些达不到企业要求的员工，采取降职、调职、离职培训、解雇等措施。对考核合格者予以留任。通过退出机制更好、更持续地促进人员与岗位、能力与绩效、绩效与薪酬的匹配。[1]

由此可见，解雇只是人才退出的方式之一。退出也包括暂时退出岗位去接受教育和培训，等教育培训结束后，如果受培训人员能够达到企业的岗位考核要求则可以在组织中继续工作。所以，退出与解雇之间存在着一个缓冲区，如内部待岗、试用期制、离岗培训等。实施人力资源退出机制，是为了保证组织人力资源团队的精干、高效和富有活力，通过自愿离职、再次创业、待命停职、提前退休及末位淘汰等途径，让不再适合于组织战略或流程的员工直接或间接地退出组织及其机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战略目标。

二、我国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1. 国有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国有企业基本上处于人才退出机制缺位状态。几十年来，国有企业超稳定的生存状态使企业员工产生了观念保守，害怕竞争，不易接受变革，依赖思想严重等心理特征，许多职工习惯于平平淡淡的固定工作的生活，对变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很不适应。他们宁愿追求清闲、低收入的生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企业员工进取精神不足、素质低，对内部改革和约束措施反应激烈，企业“铁饭碗”和“大锅饭”难以打破。

自从中央提出国企要减员增效、提高效率之后,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掀起了一股下岗裁员浪潮, 企业隐性失业显性化, 这应该算是中国企业的一次集体人才退出。但是这次下岗裁员的目的是除去企业中多余的冗员, 而人才退出机制的目的是使企业人才处于流动状态, 在企业中营造能进能出、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氛围, 最根本的是通过引入退出机制来给人才以危机感, 促使他们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经过这一浪潮之后, 国有企业面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人才竞争, 由于自身体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弊端，导致其内部的优秀人才向外企、民营企业流动的情况时有发生，国有企业面临人才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 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招揽优秀人才。招聘到的人才，由于人才退出机制的缺失，对于不能胜任岗位要求的员工，难以像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那样辞退；对于优秀的员工主动提出辞职，企业又往往缺乏有效的措施去挽留。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淘汰：员工可以自由地淘汰企业，而企业只能有限地淘汰员工。

2. 私营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在私营企业中, 企业管理的方式主要还是人治，缺少成文的制度规范，导致了许多制度规范建设的不完善。企业的大小事情通常都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企业中基本没有客观的绩效考核体系, 员工绩效好坏通常都是由其直接上级主管评价, 因此, 员工能否得到好的评价不是取决于其绩效的好坏, 而是取决于其与直接上级或老板的个人关系, 由此导致的以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的人才退出决策便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严重偏离了以绩效定升降、以能力定去留的理念。

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心理契约是作为构成员工与组织间交换关系和相互责任的一种心理期望，也就是员工和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企业和员工经常忽略他们之间达成的“心理契约”，尤其是企业一方，常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员工进入企业以后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当初对员工的隐含承诺，即违背双方的心理契约。当员工付出的努力没有换来期望中的报酬时，这种心理落差往往会导致核心员工和优秀人才心理上极为不满，他们对企业的看法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不知不觉中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上，即离职。

我国的私营企业中大部分是家族企业, 一方面是频繁的雇员流动, 另一方面却是人才退出的无序性和随意性, 也就是说缺乏规范科学的人才退出机制。这种强烈的反差时常同时存在于许多家族企业之中。当家族企业的规模成长到一定程度, 超出家族成员所能应付的范畴时, 家族成员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开始日益显露“家族情感”、“家族矛盾”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这个阶段的家族企业应该雇佣非家族的成员来代替企业主从事生产与经营。

由于家族企业“家”的观念非常浓郁，在重要职位的人事安排上，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候选者的身份，而非任职能力。即使同等职位，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地位和权力也往往不同。过于任人唯亲，一方面会使管理混乱，原来制定的规章制度难以执行；另一方面会使一些有才能的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因此，当企业的规模继续成长, 非家族成员越来越多, 企业内的分工也愈来愈细时, 企业主必须在“人治”和“法治”之间做抉择, 这直接关系到家族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不能及时建立家族成员退出机制, 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日后经营甚至会造成企业的衰亡。[2]

三、人才退出机制的构建

1. 建立健全的人才退出机制首先在于其主体———企业员工的认同。

退出机制的设立必须以文化先行，让员工转变观念，在思想上认同退出机制，从内心意识到退出机制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优势在于突破羁绊、寻求合理、拓宽事业，从而在市场中选择、在流动中发展、在发展中成功，以此为建设人才退出机制铺平道路。

2. 确立人才退出标准。

人才退出标准主要包括：无法胜任工作者、无法适应公司发展战略者、无法适应企业文化者等几类。人才退出标准的建立是建立人才退出机制的关键和前提。企业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公平的、公开的绩效考核, 并根据员工的考核结果结合退出标准来确定员工是否适合现有岗位的工作。科学的人才退出标准能够能使员工明确奋斗目标，同时也使退出机制程序化、公开化，有效消除人力资源退出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3. 做好裁员管理工作。

要做到刚性裁员，柔性操作。裁员本身是较为刚性的，但在裁员过程中如果过于刚性则会导致矛盾激化，使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裁员成本也必然增加。所以，企业在裁员的操作中要具有一定的柔性，即在理性的基础上采取柔性化方式，即做好人才退出的缓冲工作。所谓缓冲是指员工绩效考核达不到要求并不直接令其退出企业, 而是针对每个员工绩效考核的具体结果作出恰当的反馈。例如, 对于那些本来很有潜力和能力但是被安置到不适合发展的岗位上而失去发展空间的员工, 这时的退出就是指退出目前的岗位到新的岗位上去；而对于那些有学习能力,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培训而导致绩效低下的员工来说, 这时的退出就是离岗培训或在职培训；只有那些绩效低下且已经没有潜力和那些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的员工才会直接面对退出企业的结果。这一环节是企业人才退出的核心环节, 如果做得好, 就可以从退出机制中获益如果做得不好, 不但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而且还会影响员工士气和忠诚感。对企业来说，裁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降低员工的心理失衡，降低裁员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企业的战略转型制定系统的裁员计划，把裁员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实施方式保证裁员的良好成效。

4. 建立“回聘”制度。

回聘，即与业绩良好的离职员工建立长期联系，在企业经营状况转好时可以考虑重新录用。经某些人力管理调查机构的测试，回流员工再次主动离职率非常低，而且由于熟悉企业内部工作流程，能够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减少招聘新员工的大量培训支出。特别是裁员过程中离开企业的员工，其中大部分不是由于员工能力和过错离开的，相反只是由于阶段发展弃用的人才。此外，感受过外界企业文化的离职员工通常更能体会到原企业文化的精髓，具有更高的企业认同感。

5. 在执行退出机制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操作。

首先, 退出方法要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制定, 必要时要向当地劳动部门咨询, 甚至可以把退出方法到当地劳动部门备案, 确保退出方法的合法性。其次, 要有书面材料记录员工相关行为, 使人力资源退出具有充分证据。最后, 在人力资源退出时, 要和劳动部门做好沟通, 解释裁员原因, 取得劳动部门的支持。严格按法律程序签订和解除劳动合同, 无论对企业还是劳动者都是十分重要的。[3]

摘要：良好的企业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保持活力、增强员工士气、增强企业创新力的源泉, 但是传统观念和我国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影响, 我国企业人才退出机制处于缺位状态。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论述人才退出机制的内涵, 分析我国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提出我国企业建立人才退出机制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源,退出机制,解雇

参考文献

[1]司曙光.企业的人才退出机制研究[J].现代商业, 2009, (2) :99.

[2]李文武.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构建[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7, 23 (5) :98-99.

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篇3

蔡武谈到他在担任文化部长的5年中深刻感受到的一点——文化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经常被地方政府忽略，但在这几年，文化建设已逐渐从边缘地带走上舞台。他指出，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确实需要文化。“腰包虽然鼓起来了，但是脑子里空了。”他说。

蔡武表示，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当前我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而文化产业其实是最“绿色”的。“过去传统污染的产业不能搞了，”蔡武说，“文化产业投资少，又是无烟产业，以创意为基础，以人才为中心，不需要传统的配套生产，而只需有一个宜居的环境、好的创意、足够的带宽。”

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人们的认识也随着时间不断发展。近来有网友反映，各地不断兴建文化产业园，质量参差不齐。蔡武对此表示，经过严谨的调查研究，发现实际情况与网友的感受还有一段距离。“目前文化部批准命名的全国性文化产业园区只有8个，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有240多个，标准还是很严格的。”他说。

外资企业退出机制 篇4

马玲

随着我国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而对相关法规及政策所进行的调整，一些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外资企业逐渐退出中国。可以说，这是世界产业链的移动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那么，探讨和分析导致一些外资企业退出的具体的法律政策变化，以及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外资企业可供选择的合法退出途径，以及这些途径和出路有哪些需要完善之处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导致某些外资企业退出的法律政策变化原因

（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对该法律的误读，使某些外资企业认为是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

（二）中国的税收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的两税合一，另外，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外资企业，这均致使外资企业原本享有的税收优惠不复存在;同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波及到相关行业的外资企业。

（三）我国对加工贸易的抑制政策，以及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也从客观上造成了相应的外资企业难以生存。

（四）人民币的升值及信贷紧缩政策，使得出口型外资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外资企业非法退出的法律后果

首先，从民事责任的角度分析，根据“公司法”规定，出现符合法律规定的清算事由时，股东负有清算责任。虽然目前在理论上，对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股东因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被判承担债务的案例。可见，有限责任原则对股东的保护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应该就是股东是否尽到了清算责任。

其次，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讲，如果企业有关人员在撤离时未经法定程序擅自处置并占有企业资产，将涉嫌构成“走私”、“职务侵占”等犯罪；而撤离前明知企业财务情况，却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与供货商签订合同或开具空头支票等行为，则有可能构成“合同诈骗”或“票据诈骗”等犯罪。而根据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中国有权请求引渡相关涉嫌犯罪人员，即使外国方面以涉嫌犯罪的人员系本国国民为由拒绝引渡，也应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案件提交其主管机关，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予以追诉。

三、外资企业合法退出途径及出路

（一）股权转让

如果外资企业并非属于国家或当地相关政策调整的对象，如“两高一资”等夕阳产业，而仅是由于财务状况恶化等原因撤离，首先可以考虑股权转让的方式。即，将外国投资者在外资企业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境内机构、个人或其他第三方投资者，此方案最明显的好处在于，外国投资者既可以合法退出，又可避免因非法撤离或企业清算带来的职工安置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可以说是“创伤面”最小的一种退出方式。但目前由于缺乏股权交易的信息平台，外国投资者可能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因此，需要外国投资者应提前做好计划，完善公司的各种管理经营制度，做到各种债权债务清晰，以便于潜在的买方能否尽快取得良好的尽职调查结果。

（二）境内搬迁、异地经营

因为目前中国各地招商引资政策及条件要求均有区别，且各地劳动力的成本亦有差异，故也有不少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搬迁到内陆地区继续经营的实例。据有些企业反映，其在搬迁的过程中遇到了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其返还其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的问题，如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待遇的企业未满十年即搬迁的，则须补缴相应的税款；再如，免税进口设备且尚在监管期内的企业境内迁移时，也应补缴税款等。

而实际上，从法律角度分析，外资企业境内迁移不同于通过清算方式退出中国，其还属于中国法人，只不过是注册地址发生了变化，因此，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取消了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将税收优惠政策由地区性优惠变更为行业优惠，故外资企业的境内迁移将不会涉及到税收优惠的问题。当然，为了便于各地有关部门正确处理维护地方利益与法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就此问题出台相应的解释加以规范。

（三）清算

这里的清算主要是指企业根据章程或董事会决议，主动清算的情形，而非被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被撤销后清算的情形。自2008年1月份《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被废止后，外资企业的清算即应按照《公司法》及《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规定执行，但上述法规对外资企业的清算事由、程序等规定较为笼统，缺乏操作性，相信随着有关清算的规定将会越来越完善和利于操作，清算将成为外国投资退出的自由畅通的渠道。

根据目前规定，外资企业清算时须返还的税款如下：

1．经营期限未满10年的生产性企业清算时，需补缴减免的企业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以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的，再投资未满5年撤离时，需补缴已退企业所得税税款；

3．享受进口设备免税待遇的企业在监管期未满进行清算时，如该免税进口的机器设备留给合营中方继续使用或转让、出售给国内单位的，则应按使用年限折旧补税；

4．鼓励内外资企业在购买国产设备后监管期未满清算时，补缴增值税已退税款；

5．加工贸易企业在免税设备监管期未满清算，且在境内转让设备时，补缴进口设备关税和增值税等。

（四）破产

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规，外资企业也可以申请破产，但法院实际上并不受理，外资企业无法通过破产的方式退出中国。根据2007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企业破产法》之规定，适用破产的企业由国有企业扩大到现在的外资企业等所有企业法人。因此，当外资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或债权人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申请破产清算。另外，外资企业在清算过程中发现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也可以申请破产清算。

《企业破产法》的适用，无疑给外资企业打开了另一道合法且无后顾之忧的退出之门。因此，应采取各种措施保障该法律的实施，使破产成为企业存续消亡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不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景象。

四、建议

（一）对外国投资者而言，建议其在决定投资之前，周密考察、审慎投资，并重视由专业人员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在中国法制化建设日益推进的今天，慎重对待某些部门机构或个人的口头承诺甚至与之达成的书面协议，以免在投资之后因承诺无法兑现或达成的协议无效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另外，外资企业设立后应自觉遵守中国法律、守法经营，出现纠纷依法解决。

（二）对政府部门而言，首先应从管理的角度，建立和完善劳动、税务、海关、工商、公安、外经贸等部门的联动预警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免外资企业非法撤离引起的局部社会动荡；其次从服务的角度，投资前、中、后期均应做到细致周到，避免造成招商初期和清算撤离时“笑脸冷脸”的反差现象；同时切实保障现有外资企业的服务工作，积极为其排忧解难，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不良效应。

（三）从制度层面上，需要更加切实可行的法律及政策创新与改革。而青岛外经贸局对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和探索值得借鉴。该部门在最近出台的外资企业清算工作指导程序中提出“先清算后审批”，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先由企业自行成立清算组并开始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将清算报告等资料提交审批机关即可，同时拟推进和尝试网上审批的模式。无论其最终效果如何，均具有形式上简化程序、实质上降低清算难度的积

极意义，目的就是使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来得顺畅、住得安稳、走得便捷。

（四）最后，在制度已创立的情况下，关键问题是如何具体操作和保障实施。目前，各地对外资“进门”均有一套效率极佳的“一条龙”服务规定，“出门”却不甚便利和通畅。就清算而言，除了清算时间长等客观原因之外，在自行清算过程中来自于债权人及工人的阻力是那些原本计划通过正常清算的方式撤离的企业遇到的实际障碍。另外，目前，新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出台，其适用范围虽然包括外资企业，但由于该法确立了许多新的制度，故对于审理法院来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实务经验。因此，在制度已有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其顺利贯彻实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浅析证券公司退出机制 篇5

一、我国关于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的法律规定

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章第117条到第145条的有关法律条款对我国证券公司的有关法律地位问题进行了立法解释。

3月16日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监管的若干意见》对证券公司设立、变更、风险管理、日常监管等提出了进一步意见;同时根据该意见还制定了《证券公司的报批程序》，对其筹建、开业、增资扩股等做了进一步规定。

但在以往的有关法律和条例中，大家对证券公司的理解更多的是在公司的设立、发展等方面，而对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则没有概念和认识。此次明确提出要将其中的“害群之马”驱逐出证券市场，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实际上，证券公司作为公司的一类，适用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12月25日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公司法》中除了公司设立、合并分立等外，还在第八章详尽规定了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第189条到198条)。我们对此总结为以下两类：

自行终止：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股东会决议解散;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强制终止：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并进入清算程序;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并进入清算。

从这个意义上讲，证券公司将出现自愿退出和被迫退出行业竞争两种情况。简单来说，资不抵债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将成为证券公司被强制退出证券业的主要条件和标准。

同时第124条规定：证券公司的对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规定倍数，其流动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其具体倍数、比例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证券公司退市有例可寻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国外发达证券市场还是在国内新兴证券市场上，证券公司退出的案例都已经并正在不断地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传统大公司破产倒闭，合并的同时是证券公司的倒闭破产;11月3日，三洋证券公司破产，负债31亿美元，这是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类上市日本证券公司的第一宗破产事件;17日，日本十大商业银行之一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因坏账累累，不得不宣布倒闭;24日，有如金融界的七级地震，山一证券公司宣布清盘，结束了它整整100年的历史。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公司倒闭事件;12月5日-韩国第八大证券公司-高丽证券公司破产;19春节前夕，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香港百富勤投资集团，竟由于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失误，导致全盘资金周转困难，一番痛苦挣扎之后，于1月12日正式宣布停业清盘。百富勤一度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大的投资银行，利润可与世界第一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在亚洲的经营纪录相媲美;百富勤关门仅仅十天以后，香港另一家大证券公司正达行又于1月22日宣布停业清盘。当然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导致这一轮证券公司倒闭风潮的原因，实际上各国在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等。

在国内，我们今天看到的国泰君安来自国泰和君安两家证券公司，申银万国来自申银和万国两家证券公司。这些案例的发生也都是源于原来公司没有能够消化市场风险所导致的结果。

三、哪些证券公司有可能成为首批退市者

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是严格和一贯的，就证券市场的准入，包括证券公司的各种业务形态的法规意见将近20个。同时强调持续监管，就证券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内控制度、检查办法、年检等更是不断地推出新的有效监管措施。

但是对于部分证券公司来讲，临时抱佛脚的`措施恐怕在相关办法实施前难以奏效，退出市场将难以避免。

而截至6月15日我国证券公司共有101家，近期公布的有关数据表明，4月末净资本符合监管要求的证券公司为57家，有将近一半的证券公司的净资本存在问题，截至末，没有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证券公司为74家，有30%左右的证券公司存在资金挪用问题。

下半年大部分存在问题的证券公司将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但不排除其中一些公司将遭到市场的残酷淘汰。

四、购并重组是证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未来，中国证券市场仍将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的证券公司也将因此而迅速发展和壮大。从证监会网站公布的信息看，截至206月15日，登记在册的证券公司数量达到101家。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公司还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和竞争阶段，无论是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人员数量，还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水平、行业的集中度等等都还相距甚远。

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

面临加入WTO的严峻挑战，证券公司的结构整合工作将逐步拉开序幕。一批规模大、资产质量佳、市场信誉好、市场基础好、抗风险能力强的证券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而另外一批规模小、盈利能力弱、资产质量差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淘汰或兼并。同时，证券公司的市场行为将更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和国际化。

合并重组、同业兼并、强强联合等将成为我国证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购并、重组、联合在迅速改善单个券商资产营运质量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将最终提高整个证券行业的经济效益和整体综合竞争力。

国际上的经验也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公司破产倒闭之后紧接着就是更大规模的购并重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成为欧美资本向亚洲资本市场扩张的重要契机。美林日本证券公司的成立迅速扩大了其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收购了百富勤投资大中华业务、美国培基证券公司收购了泰国纳华证券券香港及新加坡业务、东方汇理惠嘉收购了泰国联合证券49%的权益、法国兴业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日本山一证券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怡富公司收购了百富勤资产管理8个亚洲基金、西班牙国际银行收购了百富勤投资大中华以外的亚洲区业务。

因此我们相信建立在“优胜劣汰”这一市场基本法则的购并、重组和联合，将逐步提高行业集中度是证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增强与国外巨型投资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迅速打造出我国自己的国家级巨型证券航母。

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篇6

——以重庆市为例

滕亚为

2010年8月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出台，放宽了本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门槛，分主城区、远郊区县城、其他乡镇三级城镇设置了更加宽松的准入条件。这一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户籍改革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进步和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良策。但是，目前的户籍改革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在农村土地退出方面。本文仅就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退出土地的态度及原因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态度积极农民对制约自身发展的户籍制度期盼改革，特别是本身在城市工作稳定、有住房的农民工，在遇到孩子上学、生病住院等问题时，意愿特别强烈。重庆市从2010年8月15日正式启动户籍改革，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有190万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说明户籍改革很有必要。在户籍改革前，重庆市各地对农村人口流向和居住意愿进行了专题调查，结论是广大农村居民进城意愿强烈。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目前江津全区农村人口108万人，其中外出进城42.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9.2%，通过江津区农村人口流向和居住意愿专题调查结果，愿意到江津主城购房居住的占11.7%，到镇（街）购房居住的占36.1%。”

从重庆市目前已转户分布情况看，不同地区和不同人对户籍改革的期待不同，“转户进城人员中，进入“一小时经济圈”的占63%、渝东北地区占12%、渝东南地区占25%；18-60岁（女55岁）农村劳动力转户占转户总人数的53%，18岁以下转户占16%，60岁以上转户占31%。从区县进度来看，合川、江津、璧山转户人数最多。”

（二）多数农民不愿退出土地在农民强烈的转户意愿下，有多少人愿意放弃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呢？其主要顾虑又是什么呢？为此笔者组织调研组对“一小时经济圈”及远郊区县的农民的退地意愿进行了抽样调查。

表1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农民转户退地意愿调查表(略)从调查中也发现，农民进城愿望强烈，却不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特别是主城区、近郊区的农民，以及青壮年农民。愿意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是远郊、丘陵和山区的农民，以及年老体弱、希望得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生活方便的农民。

“截止2011年4月22日，重庆户籍改革半年内，全市已经有180万人的户籍从农村转入城市。转入主城区约占26万占15%。转户的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是农民工以及新生代群体，约90万，占502%。全市共受理转户居民宅基地退出申请406户，914人，实际有18户，共35人办理了宅基地退出。同时，有165万人办理了社保，还有210户转户居民申请到了首批公租房。” 由此可见，农民对退出承包地、宅基地持保守态度，政府也很谨慎。

（三）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农民转户意愿强，却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一些农民即便让土地撂荒，无偿请人代耕，也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究竟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此，我们对受访的180人进行了进一步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表3农民转户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略)调查显示，农民不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保障功能，担心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有低保也无法维持城市生活。其中，害怕失业是最主要原因，其次是住房问题，担心无钱买房，房屋租金太高，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成本无法承受。重庆进城农民在主城区租房成本较高，首批进入公租房的租金达10元/m2，这是多数进城农民无法承担的。主城和近郊区农民想法不同，他们一般经济状况较好，期望通过土地获得高额补偿，获得较大物质利益。

因此，重庆户籍改革最大的阻力与东部发达地区有共同之处：“怕失去承包地是已进城农民不希望农转非的首要原因。”

二、户籍改革对重庆城乡统筹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比较效益差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瓶颈。”特别是重庆市地理环境特殊，深丘、山区占农村幅员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市东部库区、南部乌江流域及綦江、江津、南川、万盛等区县深丘山地，山高沟深，交通不便，生产环境差。农户散居，各自生产，加之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庄稼，不如外出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差，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承包地临时委托他人耕种，甚至一些地方，农民举家外出、承包地没有人愿意代耕，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农业生产全靠老弱病残维持，效率低下，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二）调节城乡人口比例，缩小城乡差别重庆作为西部直辖市，要解决大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使城乡收入增加，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成为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力军，需要农民工在城市稳定下来。在城市就业稳定，居住稳定的情况下，退出无法继续耕种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归还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人口减少，人均土地增加，再通过政府指导下的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大大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初步统计，2010年重庆全市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超过400亿元、增长28倍。今后三到五年内工业产值将会增加到3万亿，劳动力需求加大，能够再增加500-600万个就业岗位。户籍制度改革对吸引农民到城市就业、为缓解“用工荒”也有一定作用。

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立法先天缺陷现行立法对农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存在两个明确的缺陷：一是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二是权利内容残缺。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类型：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者之间关系模糊。《民法通则》规定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宪法》、《土地管理法》又规定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没有买卖、出租、抵押等处置权。这些立法上的先天缺陷留下许多隐患，导致实际运行中权属支配关系混乱，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权责不清，纷争不断。

上述立法的先天缺陷让农村土地退出补偿产生一系列问题。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退出由哪个农民集体补偿和受益？由谁对退出的农民补偿是否到位进行监督？产生纠纷由谁解决？农民进城后如果失业，城市低保不足以维持租房等基本生活开支，想回农村又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重庆地方制度设计存在漏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中明确了“自愿有偿”的基本原则，“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参照同时期区县（自治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根据该规定重庆市各区县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然而，各地的实施细则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庆市荣昌县荣昌府办发2010年222号文件第九条规定：农村居民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其宅基地及建（构）筑物退出按下列规定补偿：转户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的，参照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筑物、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对宅基地使用权参照地票政策以合法使用权面积（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为准）按8000元/亩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偿。购房补助按荣昌县城入户购房1万元/人、城镇规划区国有土地购房7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而重庆潼南县潼南府办[2010]222号文件规定县城规划区内14000/亩，乡镇规划区内13000元/亩，其他规划区内12000元/亩。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补偿标准不统一。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各地补偿标准不一。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县对农民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补偿标准不一样，甚至有的同一个县城、同一个乡镇的补偿标准都不统一。

第二，补偿标准低。重庆2010年上半年主城区出让的房地产类用地的平均地价为274万元/亩，重庆市地票交易的平均价格10万元以上，荣昌县补偿给农民8千元/亩，潼南县最高可补偿到1.4万/亩。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相去甚远。

第三，退出程序存在问题。虽然《重庆市公安机关办理转户流程图》非常清楚地规定了转户程序，《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规定了申请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的程序，然而，实践中一些地方土地确权都还未完成，农民究竟拥有多少财产，承包地剩余年限，承包地、宅基地权利人与集体之间利益如何划分？土地退出归集体所有后又如何分配？归集体所有集体是受益者，集体如何承担对退地的补偿，其中承包地不能改变用途，宅基地复垦后做农用地，除地票交易价外，集体应承担什么样的补偿责任？上述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程序混乱。

第四，土地退出参照标准有问题。目前重庆土地退出是以征地标准为参照，但是征地的前提是公共利益，而土地退出应以市场为标准，应由市场定价。单纯参考市场定价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市场变化大，土地价值波动大，农民能否承受先后退地差价太大等等。

第五，远期考虑不足。目前，国家经济形势好，重庆市财力雄厚，农民工办户籍退地时往往有工作。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一旦农民工失业情况突出，都需要社保救济，国家财力如果不足以支撑，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尽管重庆市政府官员多次表示，重庆经济发展，足以提供农民工作岗位。但接受采访的农民普遍担心：所得补偿，进城难以购房，或购房所剩无几。另外其文化程度不高,多靠体力干活,如失去工作或年老,如何生存?特别在若干年后，进城群体收入比留乡农民低，生活差，可能会导致进城农民对政府不满，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三）政府行为面临拷问第一，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是否可以强势推进。重庆市户籍改革中土地退出机制设计与政府关系密切。与以往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同，“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由重庆市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在重庆模式的操作中,无论是宅基地拆迁后的农民集中居住,还是农村宅基地复垦后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地票交易”,其推动主体都是地方政府。重庆市政府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土地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者和安排者，区、镇政府是相关规则的制定者、实际指标转移操作的管理者,也是复垦项目的投资主体和参与收益分配的利益主体, 具体的转户农民是被安排者。基层政府组织(区县、乡镇及村集体)对参与宅基地复垦、农民集中居住、地票交易及其利益分配热情高涨。

有学者将重庆模式的户籍制度改革界定为：“在不根本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框架下，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力，以转户为基本动力的驱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城的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城市化本是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演变的过程,但目前做法是以行政力量强势推动,产生矛盾不可避免，政府在整个制度设计中的行政性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认真考察。

第二，农民财产权是否受到侵犯。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家庭承包制度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可分解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土地物权,是农民的独立财产,这个财产权益不与成员身份挂钩。农民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是农民正常自愿交易的结果，而不应作为获得城市户口的先决条件。目前的做法要进城农民最终在“城市户口”和“农村土地”之间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3年过渡期后不退出农地，则必须转回农村户口，把农民财产权与身份混为一谈。

第三，农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是否受到保护。政府的政策、决策和制度出台应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如果制度出台不久就发生变化，特别涉及利益问题，会发生纠纷，也影响到政府公信力，损害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行政法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信赖保护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行政相对人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在行政行为变更、撤销、废止时，政府应当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给予补偿，由此原则来进一步维护政府诚信和法治。比如前面调查中一些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宁愿土地撂荒或者无偿转包给其他人种植，就是担心几年后，用地指标费大涨，现在退出不划算。前些年，重庆城市周边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情况。事实上2010年7月出台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渝办发〔2010〕203号）与201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0〕269号）相比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后者补偿明显大于前者。虽然后者是为了解决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制度上的不稳定让农民不敢轻易相信政府，对户籍制度和土地推出补偿产生怀疑和抵触。

四、改革与完善

（一）发挥政府行政指导作用，尊重农民退地意愿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现有法律法规不变的情况下，要解决好农村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以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政府必须首先进行科学的设计、规划和安排。通过对农民进行指导，让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知道土地规模经营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同时，加大对退地农民的补偿力度，让进城农民切实体验自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所得到的利益与市场价值相吻合，甘心情愿按政府的指导，退出宅基地、承包地、林地。

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退地意愿，有的农民进城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愿退出土地，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强迫，只能进行引导。农民感觉退出土地，宅基地对自己有利，会配合政府政策自动退地。有了退地的成功案利，进城农民自然会效仿，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财产进行理财，投入农民自己认为该投入的地方。由于农民完全出于自愿退出土地，转让按当时的市场价值进行，即便以后土地使用价值大涨，退地农民也不会找政府的麻烦。

（二）协调补偿机制，规定最低保护价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农民自己自由流转，还是在政府指导下流转，关键是财产转让利益的保障。目前重庆尝试对退地农民穿上“五件衣服”，即住房、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然而，农民退地积极性并不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五件衣服”的含金量不足，对退地的补偿不认同。“在就业方面，市场化就业中进城转户农民并不比未转户农民具有优势，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全国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正在快速趋向城乡一体化”。今后政府在农民退地方面主要应该起指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价值交换，帮助农民获取应得的利益，并通过政府规定最低保护价，保障农民利益。目前重庆规定了地票的最低保护价为每亩9.6万元,有利于对农民财产的保护。随着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低保护价还应当逐步提高。

另外，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土地征收补偿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土地征收费和土地赔偿额。其中土地征收费相当于土地价值，一般按照征收时的市场价格给足补偿；土地赔偿额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征收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在很多国家，法律给予被征地者的补偿往往要超过土地的市场价值，这既有利于保证被征地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不降低，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设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是各国保护失地农民的通行做法，这有助于降低他们面临的风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应包括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失地农民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

我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应考虑退地农民土地转让金和土地补偿金，土地转让金相当于土地流转价值，土地补偿金保证土地退出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不降低，降低退地农民的风险，让农民放心退地，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健全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对土地纠纷解决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随着城乡统筹力度加大，农民转户、退地会越来越多，土地流转量加大，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也会大量增加，退地纠纷可以通过何种纠纷解决渠道解决是不明确的。应当建立协商、调解、信访、仲裁、复议、司法等多渠道的土地纠纷调处机制，特别是诉讼制度应当成为有效解决土地退出和流转纠纷、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制动阀和灭火器。

人才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篇7

从1990年至今，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二十余载。它正如一个青年人，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有过挫折，偶犯错误，但是它在不断健全完善，也许这正是它走向成熟的标志。2011年11月28日，深交所出台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意见征求稿，这意味着创业板退市制度方案已经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其“多元化退市标准、直接快速退市和不支持借壳上市”等内容直指上述主板市场痼疾。作为改革趋势，不但是创业板，整个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改革的也是势在必行。

一、我国A股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制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沪深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当前我国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暂停上市交易规定主要有以下：1.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2.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3.上市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4.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

出现前三种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出现第四种情形的,交易所暂停其股票上市。并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设定了一些最终可能会导致摘牌的几个层次:上市公司如果连续2年亏损、亏损1年且净资产跌破面值、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违法行为等情况之一,交易所对公司股票进行特别处理,亦即ST制度。

对ST公司,如果再出现问题,比如下年继续亏损从而达到《公司法》中关于连续3年亏损限制的,则进行终止处理。我国《公司法》第157、158条规定,上市公司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将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上市:1.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并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2.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经查实后果严重的；3.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经查实后果严重的；4.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5.公司被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终止上市,就是失去了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资格,又称为摘牌。由于以前我国公司上市采用配额和审批制度，所以上市公司这个“壳”成为有较高价值的资源，摘牌 1

自然就成为了一个交易费用比较高的退出办法。在此情况下，ST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权衡各方面轻重之后的权宜之计。这样就会导致“二一二”游戏在ST公司的年报中大行其道：即连续两年亏损，然后来个扭亏为盈，接着再连续两年亏损，又来一个扭亏为盈。因此，业绩不佳甚至是资不抵债*ST公司成了A股市场的“不死鸟”。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底PT水仙正式拉开中国资本市场退市的序幕之后，仅有45家公司退市，约占A股2320家上市公司的2%。而退市制度更为严格的创业板市场，三年来291家公司无一退市。这种退出制度，首先是引来ST炒作，加强了A股市场的赌性，它严重毒害了A股市场应有的价值投资风气，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其次，助长某些企业投机上市的动机，前期花高成本用近似于作弊的行为上市圈钱，其后金蝉脱壳，卖壳“转世”，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相较于A股市场，外界的退市制度有比较细致严格的规定

首先是上市公司退市的批准权限，交易所对上市公司退市一般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如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6 04规定，交易所对它认为不符合上市标准的公司，有权终止其上市。联交所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无须经过证交会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802 01规定了上市公司退市的具体标准,同时指出，即使公司符合这些具体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交易所仍有权对它认为不适合继续交易的公司作出终止上市的处理。与香港不同的是,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交易所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之前，必须报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

其次，关于上市公司退市的标准。在美国,上市公司退市的主要标准包括：股权的分散程度、股权结构、经营业绩、资产规模和股利的分配情况。上市公司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就必须终止上市：1.股东少于600个,持有100股以上的股东少于400个；2.社会公众持有股票少于20万股,或其总市值少于100万美元；3.过去的5年经营亏损；4.总资产少于400万美元,而且过去4年每年亏损；5.总资产少于200万美元,并且过去2年每年亏损；6.连续5年不分红利。

日本的证券市场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必须退市：1.上市股票股数不满1000万股，资本额不满5亿日元； 2.社会股东数不足1000人(延缓一年)；

3.营业活动停止或处于半停止状态；4.最近5年没有发放股息；5.连续3年的负债超过资产；6.上市公司有“虚伪记载”且影响很大。2000年6月设立的日本纳斯达克市

场也引进退市制度,亦即上柜之后的股东数及市价总额低于一定的基准时，则令其下柜。其目的在剔除流动性低的上柜股，以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三、对比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我们认为A股的退市制度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目前市场上还存在比多的问题。

首先，相对于美日香港等成熟市场的财务退市标准和市场化退市标准，如在具体的股权的分散程度、股权结构、经营业绩、资产规模、分红，公众股东数量、股票最低交易量、持续经营能力等标准方面，A股主板市场退市制度的标准单一，容易出现人为操作情况。正如上文所述，ST股票通过类似“二一二”的游戏成为资本市场“不死鸟”。此外，由于退市审批制度的权限尚未市场化，普通的投资者无法对企业进行“投票”，一家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存续是否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

其次，近年来我国股市大幅扩容，但是上市公司同步退出的极少。据统计，从2011年3月2日到2012年3月12日，A股上市股票（网上发行）249支。在增量上，已经超越了许多国家的总和。从2004年中小板开闸，到2009年创业板开板，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至今，A股市场已经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此情况下，必然是大浪淘沙，适者生存。A股的扩容，在市场存量资金规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那些劣质公司难免要被投资者抛弃。因此，完善并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变的尤为重要，优胜劣汰，让更多的，劣质的、没有生存价值的企业离场，给优质的有持续盈利发展前途的企业更多的空间。优化金融市场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优绩股冷场，ST股票热炒此等“劣币驱逐良币”的倒置现象。

再者，针对A股市场的其它违规行为，如欺诈上市，现有退市制度也未列入到退市的范围。《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根据这一条款，欺诈上市公司只需要缴纳一定的罚金就可以继续上市。

另外，针对退市制度相配套的限售股减持制度也存在规定不明的情况，如根据现行的限售股减持办法，大小非是可以抛售一空的。问题是一旦公司控股股东也将股份减持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退市，那么利益受到损害的就只有公众投资者了。

此外种种，归根结底，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需要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近年来金融危机的考验，其退市制度的改革已经到了有利的转折关口。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也具备了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在此体系下，A股市场有必要也有充分条件实施市场化的，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缺少优胜劣汰竞争的市场，必然是创新能力缺乏的市场。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完善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