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工程中的伦理问题(共8篇)
1、课程介绍、基本内容与要求。
第四讲包括工程事故中的伦理问题的讲授与讨论。
在这一讲中,在总论部分,首先通过“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和“温州动车组追尾”事件这两个典型案例及其他工程事故案例,介绍了什么是工程事故中的伦理问题。然后介绍了“工程”与“技术”的区别,工程的历史和基本特征,中国文化语境对“工程”的理解,工程师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工程伦理的含义。
接下来,通过一些案例,专门讨论了工程事故中的伦理责任问题,包括工程事故与工程风险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工程风险、对工程风险的感知、工程事故中的个体伦理责任和工程事故中的共同伦理责任。
在分论部分,分别介绍了工程设计中的伦理问题、工程实施中的伦理问题、工程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工程事故带来的环境伦理问题、工程事故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
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问题,通过“三门峡工程”这一典型案例,说明工程设计中单纯功利主义的方针和不民主的决策造成的严重后果,揭示其中体现的工程伦理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关于工程实施中的伦理问题,通过分析“凤凰沱江大桥垮塌”和“綦县虹桥垮塌”典型案例,说明工程实施中的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包括随意更改设计方案、在施工中偷工减料、降低质量、不合理地缩短工期等违背工程伦理的现象)。
关于工程使用中的伦理问题,通过分析“美国花旗银行大厦幸免于难”、“吉林化工厂爆炸事故”典型案例以及煤矿透水、瓦斯爆炸事故、尾矿溃坝事故等工程事故案例,说明工程使用中的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为,当发现工程使用中存在设备老化、违规操作、安全隐患严重等问题时,如果揭发和制止可能招致企业主管和同事的排斥,可能有损企业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坚持伦理道德底线,采取必要的行动。
关于工程事故带来的环境伦理问题,通过分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和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典型案例,指出工程事故带来的环境伦理问题实质上是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在工程伦理中的具体体现。
关于工程事故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通过分析“华夏第一祖龙”事件、美国和印度局部电网瘫痪事件等典型案例,指出工程事故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会引发社会资源如何公正分配的伦理问题,工程事故带来社会生活的局部意外瘫痪会引发风险社会中责任如何合理分担的伦理问题。
这一讲最后一部分讨论如何发挥工程伦理的作用问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自律和他律、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涉及工程伦理实践中的解释环节、操
作环节和对话环节)、工程人员道德行为的制度保障(涉及仲裁体制,表彰奖励和宣传、职业保障体制、经济救助和职业安排、建立工程人员的职业信誉登记咨询体系等措施),以及工程伦理在工程职业认证中的应有作用。
学习这一讲,首先要仔细收看网易视频公开课第四讲,然后根据PPT文档,收看辅助学习的电影和案例视频,阅读指定的拓展阅读文献,然后完成规定的测试题。之后进入“讨论区”,参与开放性讨论。对测试题的回答和参与开放式讨论的情况,作为这一讲作业考核的依据。
2、教学和辅助学习的案例视频:(1)网易视频公开课第四讲50分钟
http://open.163.com/movie/2013/5/9/4/M8UUVA33K_M8VHEPF94.html(2)工程事故中的伦理问题PPT文档(3)“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件的相关视频 http://(4)“温州动车组”事件的相关视频
https://
3、拓展阅读文献:(1)技术决策伦理(阅读王前主编《技术伦理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212页);
(2)工程伦理和环境伦理问题及相关案例(阅读王前、杨慧民主编《科技伦理案例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36页,第137-206页);(3)工程中的责任、工程风险、工程师与环境(阅读查尔斯·E·哈里斯等《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4页,第115-136页,第164-183页);
工程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它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活动是一种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如果没有工程活动,现代社会就要崩溃或瓦解。工程活动中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复杂、多样、重要的伦理现象和伦理问题。
1 工程伦理学概述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工程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制度构建和研究领域等方面日趋成熟和完善。但在具体的工程伦理实践中也存在不足和缺陷,比如:大多数工程伦理规范限于一般性抽象条款,而且条款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不可能直接解决实践情境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换言之,伦理道德规范与实际道德境域发生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实践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则强调从具有重要伦理意义的实践问题开始。在实践伦理学中,考察的焦点是具体情境以及来自实践者的带经验性的伦理和受利益相关者影响的带经验性的伦理”。换言之,工程伦理不是一种抽象的职业伦理规范和孤立的个人决策,它必然会与具体的工程实践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必然会与具体社会政策与社会境域紧密相连。因此,无论从工程伦理学教育还是具体的工程实践方面,都要求我们必须足够关注和重视工程伦理研究的境域问题,从而回到生活世界本身,灵活地面对和处理工程伦理主体(包括个人或共同体)与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工程实践场景中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进而摆脱传统工程伦理规范的灌输性说教。境域问题一直是工程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2 工程伦理的境域问题
境域性问题,一直是美国工程伦理教学和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定义境域(context),这一概念,可以说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按国内研究工程伦理的学者张恒力、胡新和的看法,境域这一概念,包含诸多层次和要素:(1)是指工程实践中主要是工程师、工人、工程科学家对潜在的工程伦理问题和工程道德规范和道德责任的认知和整体把握;(2)是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辨别、解决和处理伦理问题时的具体环境状态;(3)是指工程活动外部的相关实际状况,如普通公众对工程活动中存在着伦理问题和伦理现象的关注和认识,以及他们的工程伦理认知水平。(4)工程师工程实践活动中面临的生态性环境,包括诸多要素: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国外学者古德曼(Steven L.Goldman)同样也认为:“工程实践正在被社会所建构,也被公司的管理层所控制,而不是由工程职业自身进行管理。换言之,工程实践是被技术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所约束,而技术行为是人们有选择性地利用工程技术,因此限定了工程师所关注的问题和选择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就说,在工程实践中重大的工程政策和技术决策上,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和决策的结果,不光是工程师或管理者单一主体决策的问题。这恰好印证了工程伦理中的境域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德国伦理学家尤纳斯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可以说是零,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我’将被‘我们’、整体以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所取代,决策与行为将‘成为集体政治的事情’。”现代工程活动和工程科技的发展,显然不是靠传统的科学家个人奋斗的研究模式而是由科学家组成的联合体进行集体合作的结果。在这个意义说,现代工程更是一种集体参与和合作的社会化活动过程,组成成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投资方、管理者、决策者、工人、验收鉴定专家等各个层次的共同分工和参与合作。同时,在复杂的工程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工程责任也出现了模糊化、深刻化和集体化的倾向,这样,作为工程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工程影响必然对有危害性的工程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履行责任时同样面临道德困境,同时工程共同体的伦理困境也会逐渐凸显出来。这就要求科学家、工程师、投资方、管理者、决策者等必须共同参与进来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工程伦理问题的方案,从而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提高其道德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工程师作为工程实践的主体,面对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清晰认识和定位工程伦理的境域问题,实现工程实践和工程师个人行为的同一。在同一中着重处理好工程师与其他职业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本质关系。首先,处理好关爱工程师自身和自己的成就之间的关系。自我关爱不同于自私自利,而是展示为在工程伦理境域中肯定工程师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履行自己的责任。“自我责任”意味着工程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完善和发展自我作为价值目标,使内在的道德法则成为约束自我的内在动力。其次,承认和肯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之所以负责是因为工程师与利益相关者存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或处于同一境域,对他人负责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负责。最后,随着复杂工程活动的运作和技术不断进步,有义务推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和文明进步,从而阻止或避免重大事故和灾难的发生或重现。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当时堪称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但1986年突然失火引发爆炸,迄今已经致使乌克兰250多万人因核辐射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万多儿童。这就告诉我们,在具体工程实践情景中,工程师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必须以人为本,以人道关怀为基础,承认并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在促进人类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维持人和自然、人与人、人和社会之间的有机和谐。
3 工程伦理学的相关启示
通过对上述工程伦理境域问题的探讨,给予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1)大力发展工程伦理教育。工程伦理教育不仅可以推进工程伦理学向深入发展,而且可以提高工程师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敏感性。要借助各种媒体和教育平台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质性进展和开拓。例如在高等教育的工科院校和科研机构有针对性地、适度地、高质量地对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开展工程伦理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工程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增强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境域性问题也昭示着工程伦理是一种实践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当前,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实践相对缺乏宏观指导性方针以及具体的操作原则与实用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必须注意把工程伦理与其他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注意把工程伦理研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机地统一起来。诚如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应该说马克思这句名言话对我国工程伦理学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依然具有可借鉴的指导性意义。
2)工程伦理教育对象由工程师个体扩展到与工程活动相关的共同体以及利益相关者。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使得工程伦理责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由于工程伦理主体由单一变得多元,这就使得工程伦理教育对象不能囿于单个的工程师,教育对象和范围必须扩大和调整,这样,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工程活动和工程项目的实际要求。显然,在今天单纯地讲工程师伦理道德规范,仅仅从职业伦理的视角去看待工程伦理问题显得也不合适宜。公众也有责任反对不满足工程技术条件的工程,从而减少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在工程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要求工程伦理的多元主体的道德观念和范畴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从而实现伦理理念良性互动和完整的革新。
3)在一定意义上说,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与其说是伦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离不开公众、政府、团体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合作。我们知道,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极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工程事件消极后果的不可逆转性。对社会公众来讲,为了避免工程活动可能导致的不良伦理问题,就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工程实践中来献策献计、舆论监督,从而消除工程活动的潜在伤害或负面影响。比如全国各大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除了道路交通施设落后这个客观原因之外,从伦理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工程伦理问题。假如大家都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情怀,尽量不开车出行而选择公共交通,那么交通拥堵的现象就会逐渐改观。如果一味地从交通工程技术的视角思考问题,那么可能会使交通拥堵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必须充分尊重社会公众对工程活动特别是重大工程活动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甚至反对权。特别是公众的参与权,能使公众的意见得以表达,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促进公众参与而求得共识。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的参与度较高,我国公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有待于国家法律、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关于航天员之死
上述伦理问题如果是在地球上是不成问题的,在近地轨道上或在月球上也不难解决,但是在飞往火星的途中或是在火星上就非常棘手。在地球上,人死后的遗体处理来说不外乎两种方式:土葬或火化。航天员如果是在近地轨道上死亡,一般是将遗体运回地球来处理。当然如果有航天员愿意“天葬”,也可将尸体留在太空。如果是在月球上死亡,也是将遗体运回地球来处理,目的是不要“污染”月球环境,因此要想将遗体埋葬在月球上是不可能的。
航天员如果是在飞往火星的途中或是在火星上死亡,遗体是不可能运回地球的,不仅因为路途遥远和费用昂贵,而且将尸体长期停放在飞船上或是火星基地上,一来没法保存,二来污染环境,第三还会严重影响其他航天员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如果将遗体就地“星葬”,不仅污染火星环境,而且严重干扰人类对火星的生命探测,更不可取。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遗体留在太空。
将遗体留在无边无际的太空,在太空中永远的飘来飘去,这似乎很“浪漫”,但有悖传统观念,对航天员的家人也不好交待。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不管怎么说遗体最后还得回到地球上来。看着亲人的遗体,即便是火化后的骨灰,对活着的人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安慰。
航天员是否需立下生前遗嘱、表明生命结束时对后事安排的意见?从上述情况来看,如果航天员立有生前遗嘱,对后事安排有具体意见,航天员死后遗体的处理就不成问题。因此让航天员立个生前遗嘱似乎是明智之举。但是航天员应在什么时候开始考虑遗嘱?对于立遗嘱的时间,法律上没有硬性规定,一般人习惯在生命将尽时考虑这个问题。然而当伤病航天员生命垂危时,思维难免受病痛的影响,考虑问题容易糊涂和失误,甚至无法亲自完成遗嘱的书写和确认,在这种时候让他来提出遗体的处理意见,未必明智。万一他坚持一定要将遗体运回地球上来处理,怎么办?是执行遗嘱还是不执行遗嘱?另外,如果在航天员刚一负伤或生病时就让他立遗嘱,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必死无疑?这对他精神上是不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对其他航天员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是在航天员登上火星飞船前让他们立下遗嘱,虽然航天员未必都迷信,但有谁会愿意在临行前写下这种不吉利的文字?
对于生命垂危的火星航天员是否还应继续给他吸氧?处理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火星飞船或火星基地上氧气供应有限,这是一种有限而宝贵的资源,如果继续给生命垂危的航天员吸氧,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还影响对其他伤病航天员的氧气供应,威胁到其他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但如果不等病人自然死亡就撤下呼吸机,相当于是在执行安乐死。在没有本人或亲属同意的情况下,怎能给一个生命垂危的航天员执行安乐死?退一步说,就是要给这位航天员执行安乐死,应选在什么时候?也就是说,是早一些执行好还是晚一点执行好?如果执行早了,节约了氧气和其他医疗资源,但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如果执行晚了,“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但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至于航宇局如何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与火星任务成功之间作出选择,更为棘手。这种情况可以举一个宇宙辐射的例子。假设火星飞船在飞往火星的途中,地面飞行控制中心突然从太空环境观测站得到信息,说是太阳表面黑子活动强烈,预计会有大的太阳耀斑喷发,而且这次太阳黑子的活动会持续很长时间,更可怕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耀斑喷发还会越来越强烈。初步计算表明,太阳粒子辐射的强度可能大大超过飞船上防辐射屏蔽的能力,航天员最终可能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在400雷姆以上,这就是说有一半的航天员可能在返回地球后死于放射病。面对这种情况,主管部门必须作出选择:是终止飞行立即返回地球还是继续完成火星探测任务。
根据目前的估算,人类的火星探测总费用大约在3900亿至5800亿人民币。火星飞船从近地轨道上组装完成然后飞到火星轨道的时间需要258天。1100天以后火星飞船返回地球轨道,与在地球轨道上的再入返回飞行器对接,将航天员接回地球。如果主管部门决定终止飞行,火星飞船立即返回地球,数千亿人民币就付诸东流,但航天员保住了性命;反之,火星探测任务得以完成,不过航天员就可能命丧黄泉。如果您是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您将怎样决策?
关于太空中的性
1989年国外媒体流传着一份美国航宇局编号为12-571—3570号的内部文件。这份文件是美国航宇局在航天飞机执行STS一75任务飞行期间让航天员进行的性实验的总结报告的一个摘要。
该实验是在航天飞机机首的下层甲板舱内进行,在飞行甲板与下层甲板之间还装有消音设备,以保证实验过程不受干扰。研究人员从各种做爱方式中找出20种在失重条件下可能使用的方式,然后用计算机模拟,再从中筛选出10种。在这10种方式中,有6种是借助机械外力来克服失重的影响,4种是被试者自己想办法解决,两者交替进行。6种借助机械外力的做爱方式主要是使用弹性绑带和充气套筒,弹性绑带是将两个人“绑在一起”,绑的部位分为3种。4种航天员自己设法解决的辅助方式主要是一方用腿、脚或手“钩住”或“抱住”对方,无需借助机械外力而达到固定身体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所有6种借助机械外力的和4种航天员自己解决的做爱方式,没有一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使用充气套筒将两个人从膝盖到腰部套起来,并充气施压,听起来似乎理想,但实际并非如此。男航天员反映,套在套筒里面他没法勃起,如果在套筒外勃起,他又没法再回到套筒里面去,十分尴尬。
这份实验报告一经在互联网上公布,立即遭到美国航宇局的否认,认为这是一份伪造的实验报告,完全是对公众的欺骗,因为航宇局从来没有在太空进行过有关性的实验,不仅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当间美国航天员在太空有没有这种经历时,无论男女航天员都闭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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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俄罗斯航天局的态度就开放得多。俄罗斯太空医生说,太空中的性是一个复杂问题,他们在太空进行过动物实验,他们还认为有些人可能将性用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在未来的载人航天中如果有机会让夫妻航天员一同上天当然是件美好的事情,不言而喻他们会在天上过性生活。另外未来的航天飞行可能时间很长,长期的禁欲对航天员的身心健康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太空中的性实验被美国航宇局否认,但如何对待火星航天员的性爱问题是航宇局必须回答的。如果火星机组成员全由男性或者全由女性组成,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男女混合编组,这个问题就不可回避。国际伦理学家认为,未来的火星航天员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中年男女,他们要在一个狭小的环境里共同生活三年,发生性关系不可避免。关键是不能怀孕。女航天员在飞往火星的途中或是在火星上怀孕,后果不堪设想。在南极科考队,如果发现有女队员怀孕,就立即遣送回国,但是在火星飞船上没有这种条件,不可能将怀孕的女航天员遣送回地球。因此航宇局不仅应给航天员做爱创造条件,而且还应提供避孕工具。但如果避孕失败,女航天员真的怀孕了,怎么办?这才是个大难题。
如果航天员在太空做出“缺德”事
航天员并非“圣贤”,他们也是凡人,因此也可能会做出一些“缺德”的事情来。
2008年,美国《航空周刊和航天技术》杂志发表一条爆炸性新闻:“航宇局领导让喝醉酒的航天员上天。”文章说,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在对美国航天员的健康情况进行调查时意外发现,至少有两次,美国航天员曾经在喝醉酒以后还被允许上天。这两名航天员中一名是航天飞机的航天员,他在喝醉酒后仍然被允许驾驶T-38教练机从休斯敦飞往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场,准备航天飞机的飞行,虽然这次飞行后来因航天飞机故障被推迟;另一名是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到国际空间站去的美国航天员。在上天前太空医生和同机组的其他航天员将这种情况向在场的负责官员作了汇报,但这些官员仍然同意让酒醉的航天员上天。委员会没有公布这两人的名字。委员会的负责人说,事实上曾发生过多起美国航天员上天前饮酒的事件,不过这两个人比较典型。委员会说航天员饮酒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应该由航宇局自己查明,也许这只是个别事件,也许这是一座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无独有偶,2007年2月5日,美国航宇局的一名女航天员被警方逮捕,罪名是绑架未遂、私带枪支和暴力行凶。这名女航天员名字叫莉萨。诺瓦克,原美国海军上校,已婚,3个孩子的母亲。
尽管已婚并有3个孩子,但诺瓦克仍和另一名航天员厄夫莱恩有暧昧关系。在得知厄夫莱恩还和一名美国空军女军官希普曼保持亲密关系后,诺瓦克驱车1500千米,从休斯敦一路追到奥兰多拦截情敌。诺瓦克抵达奥兰多国际机场时,希普曼注意到有人跟踪她,于是赶紧回到车上,锁上车门。诺瓦克拍打车窗,要她打开车门。希普曼将车窗摇下来一点,诺瓦克趁机向车内喷洒化学毒剂。
在诺瓦克被捕时,警方在她的提包中发现金属棍、折叠刀和绳子等。同时警方在诺瓦克的汽车内还发现辣椒水喷剂、霰弹枪子弹、希普曼的家庭住址以及前往希普曼家的路线。理和行为内部评估组对诺瓦克的心理和行为进行评估。据太空医生反映,诺瓦克在执行航天飞机飞行任务的前、中、后都没有异常反应,她的健康记录也没有异常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她的上司、同事和朋友都没有想到诺瓦克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听到她被捕的消息他们都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诺瓦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爱交际、坦诚、害羞、对人不太热情,但她组织纪律性强。在执行航天飞机飞行任务期间,她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任务很出色。虽然有时跟她相处比较困难,但是她工作能力很强,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诺瓦克的家人还表示,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母亲,一心一意地照顾3个孩子。诺瓦克和她的丈夫是大学同学,两人在19年前结婚。
在未来的火星飞行中,航天员酗酒是可以防止的,只要不让航天员将酒带到飞船上,但是让伦理学家担心的是,如果在火星旅途中出现第二个莉萨·诺瓦克,航宇局还有何对策?航宇局的心理和行为选拔能否百分之百的阻止像莉萨·诺瓦克这样的人上天?
论博客传播中的伦理问题
文章探讨了博客的概念和特点,分析了博客传播带来的`伦理问题,分析了引发博客传播伦理危机的原因,并提出了消解博客传播伦理难题的对策.
作 者:张峰 ZHANG Feng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刊 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9(5)分类号:B82-05 G206.2关键词:博客传播 博客伦理 网络伦理
西方当代伦理学的发展与译学研究-翻译研究中的伦理性问题
翻译是跨语际、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只要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发生跨文化的交流行为,就会涉及到对待不同文化间关系的伦理性问题.本文首先阐述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然后重点梳理和分析西方当代伦理思想的主要发展阶段,并详细分析其对几种译学研究范式发展的影响.我们认为翻译伦理研究应该以史为鉴,以伦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为参照,以便促进译学研究全面而深入的发展.
作 者:杜玉生 DU Yusheng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刊 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年,卷(期):200819(1)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伦理 伦理思想 范式
电气六班刘向前 摘要: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和见解。笔者试图从工程实践的伦理内涵中分析我国工程实践活动中伦理意识缺失的原因,从而提出工程伦理的制度化建设。通过对工程师伦理责任历史演变的梳理,分析了影响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内、外在因素,认为要使工程师承负时代赋予的伦理责任,就必须建构工程师与雇主、社会和自然的互动、共生、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关系;规范工程师职业伦理,明确法律责任;造就生态化工程师。
1、工程实践中伦理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
工程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的产生都与工程师和社会大众的工程伦理意识缺失有关。正如美国学者Augustine所观察到的,在伦理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工程师多数不是由于他们人品不好,而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具有伦理性质。结果,他们做出了不好的决定,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也就是说,伦理意识缺失是导致工程师不能处理好工程中事关社会伦理的重大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重要根源。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外国,忽视工程的社会伦理意义的现象都很普遍,从而引发了各种工程问题,是什么导致工程师以及社会大众的工程伦理意识缺失呢?
从工程观上看。长期以来,许多工程师和社会大众都否认工程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对象和独立的社会活动,他们把技术看作是科学的应用,又把工程看作技术的应用,认为工程只有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道德上的好坏之分。于是,工程的独立地位就被消解和否定了,工程成了科学的附属品,是完全客观的解题过程,根本排斥伦理价值因素。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附庸论"观点的笼罩下,工程伦理学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也就否认了工程伦理的必然存在。从技术观上看。技术自主论观点认为,技术是自主的,人控制不了技术,只能听任技术按照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不断地发展和扩张,凡是技术上可能的都应当得到实现。正如其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埃吕尔所说:“人类最终将完全臣服于技术。"∞而“技术根本不顾及人们在伦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考虑,所有事物都要适应技术的自主的要求",并且“技术选择不是由人所做出的,而是由技术本身做出的。”圆这种技术放任主义观点导致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乐观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是造福人类的得力工具,只要技术发展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如饥饿、贫困等)都会迎刃而解。在这种观点看来,应当听任技术自由发展,不要限制和阻碍现代技术的发展。一是比较悲观的观点,认为面对技术发展,人们无能为力。乐观主义的技术观还停留在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幻想之中,根本无视现实中现代技术给人 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双面性结果,忽视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悲观主义的技术观是当下最紧迫的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各国、各企业、各个工程师之间竞相开发新技术,惟恐错失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机遇,技术发展已经在现
实的社会中确实出现了不可阻挡的势头。正是由于这种技术泛滥的倾向,大家都盲目追求技术产品的高精尖,忽视了技术发展的副作用,才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技术泛滥的问题,也在积极控制技术发展的自主性。例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决定不发展超音速运输(SST)这一技术上可行的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又决定放弃己经耗资300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SDI),终止己经投入80—120亿美元的超高能超导对撞机(SSC)计划。①为了防止技术发展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国际社会己经就控制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护动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开展合作。在许多国家,己经有了一系列控制、指导技术发展的新举措,例如技术预测、技术评价、技术选择、技术规划等。人们伦理观念的增强以及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必定会为更好地发展技术、使技术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做出贡献。
工程科学是讲究量化的硬科学,而人文伦理因素则是软因素。社会伦理问题虽然不容易定量、主观性强,但不能由此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于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我们希望弥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但不得不承认这种隔阂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即使将来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或融和,也绝对不会是取消人文。外行人对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不热悉,社会赋予他们职业自治,允许他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师职业活动的特点及社会体制与医生、律师等典型专业 人员存在很大的不同,工程师特有的职业困境造成工程师的伦理意识远不如医生、律师的强。
首先,工程师一般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工程活动,工程师个人的力量很难识别,尤其是日益加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更容易造成工程师忽视自己工作的环境及其后果。由于大的工程项目存在众多工程师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负责其中一部分工作的工程师可能对自己狭隘的领域着迷,而对整个工程的最终用途漠不关心。他会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研究这个零件,为什么要对机器的使用负道德责任呢?"其次,大多数工程师是在企业里工作的雇员,一般情况下他们要听从企业管理层的指挥。工程活动的这样一种组织体制特点,使工程职业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工程师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及影响,容易忽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把自己仅仅视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不是负责任的决策者。工程师既要对雇主忠诚,还要对大众负责,当二者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他们面临着选择。例如工程师布拉德从工程技术学院毕业以后,在公司设计许多涉及公共安全的工程项目时,往往在没有得到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审核以前,就被公司转交给了工程承包商开始施工建设。这让他感到十分忧虑,尽管他努力严格的按照标准来设计,但是随着项目的越来越复杂,他日益担心自己会犯致命的错误,他向上司反映了此事,但他的工作依然还是常常得不到充分的审查。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工程师对雇主的责任和对公众的责任有时是有冲突的,这种双重的责任在工程师的职业章程中也有体现,美国的NSPE章程要求工程师在履行其职业责任时,既要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置于首位,又要作为忠诚的代理入和受托人为雇主和客户从事职业服务。面对这种双重的职业责任要求,工程师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而导致工程伦理问题的产生。最后,工程师的职业组织也不健全。目前,在我国还缺少工程师职业组织,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工程师协会等工程职业组织也很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有号召力的组织,加入职业协会的工程师在工程师总数中只占少数。工程师组织载体不健全,影响工程师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强化。总之,伦理问题是工程内在蕴涵的,工程中本身就存在伦理道德问题,而不是我们把伦理维度硬塞给工程,或者带着伦理学的变色眼镜把工程看作是道德负载的,把本不属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强加给工程师,使他们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正是由于存在事实前提,我们才能够并且也需要从伦理的角度对工程进行审视,思考其中的伦理问题。而从事工程活动的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关心和了解自己工作的环境,关注自己工作的更为广泛的含义,不能只埋头于局部的技术工作。爱因斯坦在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呼吁青年学生,“如果你们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 这一点。"回工程师应当自觉地意识自己职业的伦理意义,提高道德敏感性,增强责任感,以保证自己所从事的工程活动真正为人类造福。
2、工程社会责任
工程师是工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工程师包括研发工程师、设计工程师、生产工程师等。一般把工程师定义为拥有科学知识和技术应用技巧,在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建造人工自然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过程中从事研发、设计与生产施工活动的主体。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高峰院士认为,现代工程师“应该能综合运用科学的方法及观点和技术手段来分析与解决各种工程问题,承担工程科学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任务。他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知识、能力、品德三个方面”。
工程师的伦理行为是工程师作为道德主体出于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动的改造特定对象的活动。其中工程师伦理行为选择是工程师伦理行为的核心和实质部分。工程师伦理行为选择是指工程师面临多种伦理可能时,在一定的伦理意识的支配下,根据一定的伦理价值标准,自觉自愿、自主自决地进行善恶取舍的行为活动。从工程实践看,工程师在工程决策、工程实施、工程后果等阶段都存在诸如“义”与“利”的抉择、“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两难抉择、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冲突矛盾、经济技术要求与人权保障矛盾冲突等。
工程师在伦理行为选择中还存在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目的和手段都存在着善 与恶的问题。只有善的目的和善的手段才能达成工程师的伦理行为;善的目的和恶的手段抑或恶的目的和善的手段都会把工程师的行为推向不道德的行为途径上去,从而产生消极影响,破坏社会伦理秩序。
现代工程活动使工程师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专业角色,工程自身的技术复杂性和社会联系性,必然要求工程师不仅精通技术业务,能够创造性地解决有关技术难题,还要善于管理和协调,处理好与工程活动相联的各种关系。最重要的是,工程活动对社会和环境越来越大的影响要求工程师突破技术眼光的局限,对工程活动的全面社会意义和长远社会影响建立自觉的认识,承担起全部的社会责任。因此,现代工程要求工程师除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外,还要具备在利益冲突、道义与功利矛盾中作出道德选择的能力,除对工程进行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判断外,还必须对工程进行伦理价值判断;除具备专业技术素养外,还应具备道德素养;除了对雇主负责外,还要对社会公众、环境以及人类未来负责。
1 产前诊断中的法律问题
1.1 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法律依据
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的健康,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根据宪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七条规定:经产前检查, 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 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制度, 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 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由卫生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对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实施细则进行了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由卫生部发布的《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对保障母婴健康,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保证产前诊断技术的安全、有效, 规范产前诊断技术的监督管理进行了规定。
1.2 产前诊断的法定概念及内涵
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对产前诊断定义为: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诊断, 包括相应筛查。产前诊断技术项目包括遗传咨询、医学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传和分子遗传等。其内涵包括:①产前诊断的对象是胎儿而不是孕妇。而胎儿在母亲子宫内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②产前诊断的目的是对胎儿所患出生缺陷进行的诊断, 而这些缺陷是先天形成的, 本身与医疗活动无关。③产前诊断的方法包括对胎儿出生缺陷进行诊断的实验室技术、临床技术以及相关的临床取材技术。④遗传咨询纳入产前诊断的项目。但这里所指的遗传咨询仅限于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有关, 涉及与生育有关的遗传咨询, 而不应该包括仅限于对先证者进行的遗传咨询。⑤产前筛查不是诊断技术, 仅仅是将其纳入产前诊断管理。
1.3 产前诊断的管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产前诊断技术是一种必须经过行政审批的技术。所以开展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是医疗保健机构, 同时应获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而从事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也必须获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产前诊断技术应用实行分级管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各自的管理职责和义务,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承担不同的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职能, 即产前诊断技术服务机构必须是市州及以上的医疗保健机构, 而市州以下的医疗保健机构只能开展产前筛查技术服务。
1.4 产前诊断的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经产前检查, 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 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规定: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治医师应当建议其进行产前诊断:羊水过多或者过少的;胎儿发育异常或者胎儿有可疑畸形的;孕早期时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的物质的;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娩过先天性严重缺陷婴儿的;年龄超过35周岁的。
依照以上法律法规, 产前诊断的实施应该涵盖两个方面, 一是在具有产前诊断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内实施产前诊断技术。另一方面, 所有具有或不具有开展产前诊断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 应当对上述应该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具备识别能力并有向当事人进行告知和建议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有责任和义务对一般孕妇 (高危孕妇除外) 进行广泛宣传产前筛查技术服务。
1.5 关于性别选择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严禁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 但医学上确有需要的除外。而医学上需要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的疾病目前限定为:怀疑胎儿为伴性遗传病, 严重X连锁智力低下的, 但没有确切产前诊断手段的, 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医学技术鉴定组织进行医学技术鉴定并出具同意进行性别鉴定的意见后, 医疗保健机构才能进行性别鉴定。
2 产前诊断中的伦理问题
2.1 产前诊断的伦理原则
产前诊断是一项涉及夫妻、胎儿以及医疗保健机构四方的医疗技术服务。为了安全、有效、合理地实施产前诊断, 尊重和保障当事各方的权益, 在产前诊断技术服务中实施伦理学监督是法定的要求。
2.1.1 尊重自主、知情同意的原则
产前诊断的实施, 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人格和尊严, 保证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并完全理解了有关产前诊断的相关信息后, 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选择是否实施产前诊断并知情同意和签署知情同意书。因此, 医务人员应当尽可能地向当事人提供有关产前诊断的信息:可实施产前诊断的方法及目的、实施程序、对母亲和胎儿可能的危害及风险、减少危险的措施、成功率、失败的可能性等。还应提供所实施技术的准确性、局限性、费用等有关信息。知情的当事人应该是夫妻双方, 因此, 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必须是夫妻双方同时签署。
2.1.2 趋利避害、有利母儿的原则
介入性产前诊断可能给孕妇和胎儿带来损害, 而部分非介入性产前诊断, 如X线、CT等可能对胎儿有一定危害。因此, 关系到母儿的安全和健康。医务人员应以科学的态度, 按照趋利避害, 有利母儿的伦理原则, 根据产前诊断的适应证来选择产前诊断的方法, 尽可能地采用风险低、准确性高、花费少的诊断方法。应该完全避免由于人为的因素而选择或不得不选择风险更大的产前诊断手段, 比如:本身可以选择羊膜腔穿刺技术, 但由于预约时间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脐血穿刺技术。
2.1.3 保守秘密、尊重隐私的原则
产前诊断的所有信息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信息, 涉及到当事人或其家庭的隐私。因为当事人所携带的遗传信息不仅对个人有影响, 也可能对其亲属有影响。因此, 医务人员的基本责任是为其保守秘密, 避免由于产前诊断的结果给当事人或亲属带来不良后果。但如果产前诊断的结果所涉及的遗传风险可能影响当事人亲属时, 医务人员有义务将对亲属的可能影响告之当事人, 并向他们陈述有关的道德义务。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告诉有关亲属。
2.1.4 遵守法规、社会公益的原则
从事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 应该具有相应的法定资质, 在实施产前诊断时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伦理原则, 不得实施任何非医疗目的的产前诊断技术。同时, 有责任积极参与有关产前诊断的公众教育, 提高社会对产前诊断的认识和选择能力, 以利于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2.1.5 伦理监督、权益保护的原则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实施产前诊断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 指导、监督本单位产前诊断中的伦理问题, 培训相关人员的伦理知识。同时, 对产前诊断技术服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伦理问题, 进行审查、咨询、论证和建议, 以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2.2 性别选择的伦理问题
性别选择有利有弊。符合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能够保护胎儿和家庭的利益, 而非医学目的的性别选择将对人类造成不良影响、性别歧视和人口比例失调。但是, 即使符合性别选择的情况, 医务人员的责任仅仅是让当事人理解两种性别胎儿各自的患病风险、致病基因携带者风险和正常胎儿的比例, 是否进行性别选择由当事的夫妻双方自己决定。
2.3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办学体制伦理制度正义
一、办学体制改革中两大伦理问题的内容
原有的办学模式下,学校的资金由政府提供,办学体制改革打破了这种供给模式,政府以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以举办学校,提供教育产品。办学模式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是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公平竞争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来实现的。市场配置资源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对教育的属性带来了挑战,公平与效率,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取舍是办学体制改革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首先,学校的竞争力以及基于学校的竞争力而产生的社会评价、受教育者的择校倾向等方面将会成为学校最为关注的问题。升学率、学生成绩、学校排名等因素往往成为人们判断学校竞争力的关键性指标。受这种片面绩效观的影响,学校往往会改变原有招生标准,更重视根据学习成绩和能力高低选拔学生。弱势学生和弱势学校在这样的选拔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市场的介入使教育具有了私人产品或准私人产品的某些特征,价格机制成为确定教育消费价格和付费标准的重要手段,对投资回报率的追求是基本的市场伦理,按市场价格付费和分担教育成本成为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时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在受教育者之间的竞争中,付费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受教育者的选择机会、选择内容和选择范围。最后,在区域之间的教育竞争中,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聚集了较多的民间资本,这些地区的学校和受教育者在教育资源的占有和选择机会上都多于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和受教育者。可见,在现有的办学体制中,由于社会成员在考试成绩、付费能力和所处地域资本增值环境的差异,导致其选择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部分人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
(二)公益性与营利性的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宏大事业,由公益性取代以往教育的私事性就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前提。2004年1月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是教育的基本属性。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就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使用者之间不排斥,同类产品之间不竞争。
在现代国家中,教育的公益性主要是通过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系统来实现的。公立学校通过公共选择机制,可以解决由于教育产品的非排他性所带来的无人付费消费的问题。同时,通过无偿或低价提供教育服务产品,政府还可以解决由于教育产品的非竞争性所带来的定价问题。因此,可以说公立学校系统是实现教育公益性的最重要的保障机制。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商品一样完全通过市场来提供,而必须通过市场以外的资源配置机制来提供,尽管教育也可以通过市场向社会提供,但一旦适用市场机制来运行时,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就会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就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可分性和竞争性,从而使教育变成一个具有营利性质的领域。这时,民间资本开始进入教育领域,资本的寻利性导致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并存。对于由民间资本或利用混合机制举办的学校来说,获得利润或取得其他形式的回报往往是基本的办学动机。
二、价值冲突是两大伦理问题的实质
办学体制改革中凸显的两大伦理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教育公益性和教育的公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教育属性的特征使然;而追求效率和营利则都是市场法则的外在表现和必要结果。两大伦理问题体现的是教育属性和市场机制的对抗,两大伦理问题争论的实质也是要平衡二者之间的价值冲突。办学体制中的两大伦理问题,实质上是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在教育改革中,关于举办学校的制度是倾向于正义,还是倾向于功利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影响下,政府的教育政策也体现出“效率优先”的特征,若干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城市地区,有利于强势人群,有利于重点学校,有利于高等教育,有利于公立学校。建国以来,教育政策就体现出明显的城市偏向与“效率优先”的特征,重点中学政策、示范性高中政策等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现代政府的基本教育职能之一是供给保障教育公平的有效率的教育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教育制度安排。事实上,在公立学校领域中,某些改革举措的取向片面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公平;某些改革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某些人假公立学校之名谋取私利,等等。这些现象,证明教育的公益性正在经受挑战。选择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作为办学体制的主导价值,代表了一种基本的价值倾向,即公平正义。社会的价值体系往往是多元的,除了正义,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效率至上也是一种价值倾向,这是功利的价值倾向。对公益性和公平的诉求,是正义的重要内容,在公益性的范畴内,确保公众对机会、利益和权利的公平占有,才是不偏不倚的分配,才是正义的真正内涵。尤其是教育资源,这种对个人发展前途有重大决定作用的资源,对它的分配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正义和功利作为表征社会基本价值的两种倾向,也被用来衡量社会基本结构的价值。那么,关于办学体制中伦理问题的讨论,最终也就转化为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
三、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
办学体制规范着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和受教育者的行为,办学体制是分配教育资源的公开规则。教育资源对个人生存和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制度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对分配教育资源的办学体制的改革和设计,也必须受社会基本伦理价值的约束。在正义和功利之间,正义应该作为教育资源分配制度的首要价值。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必须符合正义的标准,办学体制的改革也必须以正义作为第一重要的价值。美国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者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且提出了评判制度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罗尔斯关于制度正义的理论有助于深刻认识我国办学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伦理问题。
(一)制度正义的作用。
正义的作用是“它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公正的社会生活只能通过基本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的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因素对于社会公正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实现受教育权为目的的学校制度,是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制度的内容。调整利益的平衡是制度正义的应有之义,解决办学体制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实现教育公平、坚守教育公益性的根本途径在于正义的制度安排。正义的办学体制能够确定生活在不同背景下的人们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适当的份额。
(二)实现制度正义的两个原则。
正义的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罗尔斯主张通过两个正义原则实现制度的正义。一是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民主原则,该原则又包括两个子原则,一个子原则是,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个子原则被称为差别原则;另一个子原则是,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这个子原则被称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有着一种词典式的先后排列顺序,即两个优先原则,一是自由的优先性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优先于民主原则;二是民主原则内部的优先性原则,即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表达的是,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即任何人的拥有不应该少于他们在平等的首要分配中所得到的,而在社会合作可能产生一种普遍改善的结果时,现存的不平等要有利于那些地位改善得最少的人,并把平等分配作为基准线。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对于我们构建一个正义的办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关于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艺的机会不应当依赖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所以,学校体系,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应该设计得有助于填平阶级之间的沟壑。”这是罗尔斯对正义的学校体系的预设。制度的生命在于公平和正义,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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