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共5篇）

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1

时间：(20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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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友江 执笔人：基层处调研课题组

一、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历史沿革及现状

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化解民间纠纷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诉讼程序之外，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一种手段，是提高公民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是维护新时期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0年来，北京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共调处各类民间纠纷194万件，仅2000年－2003年间就调解纠纷35.8万件，防止纠纷激化3871件，开展专项排查22604起，在化解民间纠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社情民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市人民调解组织自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创建之初，我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322个，人民调解员1200人。“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司法局恢复重建，将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1981年6月，北京市司法局召开了北京市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培训人民调解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截至1981年底，北京市共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0085个，人民调解员66972人，全年共调解纠纷93397件。随着工作的开展，人民调解在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突显出来。1988年3月，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奖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人员的办法》，决定每年从市财政拨款10万元用于表彰奖励防激化有功人员。并于同年4月1日起实施。司法部对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制定该办法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北京的这个做法，对于进一步调动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做好预防和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建立防激化奖励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90年代，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5年1月，北京市司法局、河北省司法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京冀毗邻地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分别在京冀毗邻的23个县（区）、106个乡镇、407个村建立了联合指导中心（协调中心）、联合调解领导小组和联合调解委员会，加强首都接边地区的调解工作力度，为首都稳定发展搭建外围屏障。这一做法被形象的比喻为“护城河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情况交流》刊载了司法部、中共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向中央作的《关于实施“护城河工程”，维护首都稳定的基本情况》的报告，向全国予以介绍和推广。与此同时，我市丰台区首创的“邻里一家亲”活动，掀起了预防和化解邻里纠纷的高潮。

2002年9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司法部《人民调解若干规定》的相继出台，北京市司法局分三个阶段对全市所有社区和村调委会组织进行了整顿，指导各区县于2003年9月底之前在全市314个街道、乡镇全部建立起街、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对全市调解委员会全部实现调委会名称、印章、标识、徽章、程序、文书的“六统一”。使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化管理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03年底，北京市已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7163个，人民调解员56911名，2003年全市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76489件，调解成功73725件，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6.4％。

历经20年的改革和发展，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实现了组织网络健全、工作制度规范，服务社区、服务群众，适应首都建设发展需要，具有首都特色的人民调解工作模式，为维护首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20年来我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情况

（一）民间纠纷调处情况

调解民间纠纷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根据我市调解组织对所调处的民间纠纷类型分析，现阶段我市民间纠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婚姻家庭类纠纷。这类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种纠纷。包括：因恋爱解除婚约，夫妻不和，离婚，妇女带产改嫁，借婚姻关系索取财产；父子、婆媳、妯娌、兄弟姐妹、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扶（抚）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2、生产经营性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工具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在实践中，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3、财产性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是指因财产的确认、归属、损害等问题所发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

4、侵权性纠纷。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受侵害的一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如噪音扰民纠纷、物业纠纷等。

据统计，自1980至2003年，北京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平均每年调解各类纠纷84369件。从调解纠纷数量看80年－87年我市调解组织年调解纠纷基本保持在5万件/年；88年－97年的10年间我市调解纠纷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平均调解纠纷11万件/年；98年——2003年，我市调解组织平均调解纠纷9.8万件/年。从纠纷类型看，97年－03年婚姻家庭（婚姻、继承、赡养、扶养）纠纷占纠纷总数的36.7％；邻里纠纷占26％；生产经营纠纷占9.1％；宅基地纠纷占纠纷总数的6.3%；赔偿纠纷占3.1％；债券债务纠纷占2.6％；其它类型纠纷占16.2％。

（二）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开展情况

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北京市历来重视通过调解工作预防和减少刑事犯罪的发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8年3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司法局制定的《奖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人员办法》，规定：对在调解工作中能及时捕捉纠纷激化的征兆和迹象，积极采取有效的防范和制止措施，排除隐患，避免因民间纠纷导致自杀、他杀、重伤和聚众械斗事件发生做出突出成绩的调解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使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的奖励形成制度化、经常化，“干调解光荣，防激化有功”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的广泛开展。

与此同时，在防激化过程中，北京市的基层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超前防范与应急措施相结合，创造出“敢、快、细、灵”的“四字”工作法。具体来说就是面对濒于激化的纠纷，思想上树立一个“敢”字，行动上坚持一个“快”字，工作中突出一个“细”字，沟通信息体现一个“灵”字。

据粗略统计，仅00－03年间，北京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3871件，平均每年970余件，防止伤亡1800余人。

（三）20年间民间纠纷变化情况

1、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80年至90年代初，婚姻家庭类纠纷主要因感情不和引发，而现阶段的婚姻家庭类纠纷多因个人经济利益引发。以继承纠纷为例：80年代初因财产继承引发的纠纷仅占全部纠纷的0.9%；94年已占到所有纠纷总数的2.3%；据03年统计，财产继承纠纷已占到当年所有纠纷总数的5.3%，成为婚姻家庭类纠纷中的主要纠纷。

2、引发婚姻、邻里等传统型纠纷的原因日趋多样。以邻里纠纷为例，80年至90年代初的邻里纠纷多表现为简单的水、电纠纷，而现阶段的邻里纠纷日趋复杂，如饲养宠物、停车泊位、室内装修引发的纠纷等等，涉及到邻里关系的方方面面。

3、新型纠纷激增。新型纠纷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纠纷类型，如土地承包纠纷、村务管理纠纷、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破产、物业管理纠纷等，这些新型纠纷与传统纠纷相比有很多不同，突出表现为：第一、当事人一方往往人数众多，且多处于弱势的受害者地位。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因村委会擅自流转土地引发的农民丧失承包经营权纠纷。

二、新型纠纷起因复杂，个人和公共利益往往交叉其中，其争议的焦点往往涉及公共利益。

三、新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表现为人数众多的群众，另一方则是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部门。这类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容易激化并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20年间调解组织变化情况

1、调解组织变化。（1）建立了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02年以来全市各区县按照中央要求在规范原有居、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在全市各街道、乡镇全部建立起街、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北京市共建立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314个，居村调解委员会6594个。形成了街乡调委会、居村调委会、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组成的四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人民调解员56911人。（2）调解组织形式多样化。按照哪里有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部分区县成立了调解特定人群或专门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如宣武区的侨界人民调解委员会、民族调解委员会等。（3）企业调解委员会数量萎缩。9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随之，国有、集体企业调解委员会数量减少。

2、调解员结构变化。随着调解事业的发展，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较以前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为我市调解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3、调解方法上的变化。以前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往往通过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调解靠的是情面，“磨破嘴、跑断腿”是调解员调处纠纷时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随着我市对调解员培训力度的加强，调解员自身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民调解员运用法规、政策进行依法调解，依法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截至03年底，我市没有出现一起因调解协议书违法而被法院判决变更、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的。现在调解员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依法调解最重要，情法并举效果好”。

三、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与目前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一直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积极探索和开拓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尤其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发挥人民调解反映民意、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了成效。

（一）狠抓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建设，健全组织网络结构，实行人民调解工作“六统一”标准，为工作深入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加强组织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水平，是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和实现调解与诉讼制度衔接的重要环节。2003年，我们在健全调解信息员、调解小组、社区（村）调委会和街道（乡镇）调委会四级调解网络的基础上，在全市人民调解组织中实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称、印章、固定调解场所标识、人民调解员徽章、调解工作程序和调解协议书格式的“六统一”标准，规范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各项标准，为公平、公正调解提供了必要的程序保障。另外，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一批具有不同特色的调解场所，有家庭温馨式的、有严肃庄重式的，总之，都在为当事人创造一个良好解决矛盾纠纷的环境和场所。

（二）大力开展培训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加强人民调解的队伍建设。2003年，根据我局制发的《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建设工作的意见》，完成了对两级调解组织人员的整顿建设。街道、乡镇建立调解组织，调解人员为司法助理员、退休法官、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院校老师及有丰富经验的调解主任组成。为解决以前培训工作存在的时间得不到保障、培训内容不统一等问题，规范培训工作，今年，市局根据司法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的意见》制定了《北京市司法局关于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的意见》，对全市民调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作为全市调解员培训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同时，积极与法学院校联系，共同研讨了人民调解工作现状，并聘请专家编写了《人民调解概论》一书，该书已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发行，它作为北京市人民调解系列培训教材中的第一本规范化教程，详细阐述了调解制度、人民调解的基本知识、人民调解的程序方法、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写法、调解技巧和方式、域外民间调解等，并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指导。目前，本书已经免费发放到全市近8000个调解组织手中。

（三）健全排查机制，发挥调解网络作用。2003年以来，整顿和建设了街道（乡镇）、社区（村）两级调解组织，进一步健全了包括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在内的调解网络。广大调解组织始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充分发挥网络健全的优势，对本辖区纠纷情况进行挨家挨户摸底排队，登记造册，对排查出的纠纷按难易程度分类，特别关注重点矛盾纠纷苗头，争取把它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现在，按照市局《关于建立纠纷信息报送制度的通知》要求，调委会按规定时间报送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情况，特别是对于上访、群体性事件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到当地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便于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四）创新工作机制，拓宽调解领域。在做好传统纠纷的调处工作基础上，西城、宣武、朝阳等区县大胆创新调解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西城区司法局积极协调、配合区公安分局和各街道工委、办事处，指导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把民调阵地延伸到社会矛盾纠纷的“汇集地”——派出所，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联动，帮助人民群众依法正确选择治安纠纷、民间纠纷的解决渠道和方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化解治安纠纷和民间纠纷千余件，为西城区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2004年7月10日，10家联合接待室民警处理治安纠纷964件，出具治安调解协议书187份；驻所人民调解员共接待咨询、调解、分流民间纠纷205件，达成书面协议28件，口头协议54件，解答群众咨询88件，向城管、法院、劳动及国土等部门分流51件。

针对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取代传统邻里纠纷成为小区的多发矛盾的情况，海淀区上地街道西里社区利用居民年龄结构低、文化素质高的特点，以社区居民自治为基石，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调委会。本届调委会在组织成立以及人员构成上突破传统惯例，形成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新模式。人员结构年轻化，知识层次明显提高，调委会委员包括5名专职人员、4名兼职人员，其中两位是私企经理，两位为高校老师。通过这些变化，上地西里调委会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调委会敦促和协助小区业委会依法定程序形成《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等规则，建立了一条合法便捷的业主意愿表达途径，成为全体业主共同遵守的社区“法律”。小区中除住户外，还有百余家公司，业主构成的复杂性导致了矛盾纠纷的多样性。调委会以保辖区稳定为第一要务，注重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及时处理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朝阳区望京地区呈现出新建现代化小区与待拆迁建设的村庄并存的局面，辖区内城市建设的特点和居民构成的多样性，决定了地区矛盾纠纷涉及面广、利益冲突尖锐、社会影响也比较大，经司法所建议，在街道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街道调委会下设的专门调解工作组，参与地区群体性、疑难涉法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近一年来，专门工作组先后参与调处群体性纠纷6件（涉及3000余人次），其中已调处成功3件（涉及2000余人次），解决了1个历时数年、且涉及的1700名当事人多次上访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法律意见书10余份。专门调解工作组由四名专业法律工作人员（2名律师、1名退休法官、1名退休法律工作者）组成。司法所与专门工作组成员签定了协议，制定了工作章程。在实践中，专门工作组与基层调解组织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基层调解组织发挥情况清、信息灵的优势，做到及时掌握纠纷苗头和动态，并先期介入，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缓和矛盾事态。当遇到较为疑难复杂或涉及专业法律问题的纠纷时，则及时报请街道调委会，请专门调解工作组出面开展工作，并按照了解情况——明确纠纷争议焦点——法律分析——调解矛盾——指出合法正当解决途径的程序进行调处。凡调解成功的，由街道调委会主持签定调解协议书。调解专门小组针对矛盾纠纷的不同特点，实施分类调处，化解群体性的纠纷。例如2004年5月，因方舟苑三期工程开发商未能满足业主关于配套设施建设的要求，业主迁怒于工地施工方，以施工方噪音扰民为由，与施工方发生争执，业主与工人动起手来，一名业主被对方用热水烫成轻微伤，业主方借此提出8万元的高额赔偿要求，并称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上访等方式“维权”。司法所立即再次组织业主与开发商、施工方召开协调会，同时请调解工作组专业人员提出法律建议，指出业主提出的赔偿要求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有法律依据，哪些没有法律依据，使业主与施工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并签订了调解协议，避免了矛盾激化。

（五）围绕政府中心工作积极予以配合。在主动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的基础上，司法所和调委会还围绕政府中心工作，例如换届选举、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方面做了大量配合工作。今年3月，北京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司法所和调委会提前介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矛盾排查工作，随时掌握选举进程和工作动态，关注新情况、新问题，预防和调处有关选举方面的矛盾纠纷，争取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群众性上访事件的发生，为此次选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利用宣传画、小册子、标语等形式，集中开展宣传教育，让广大村民充分了解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政策和要求，掌握投票选举的程序和办法，做到享有选举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在换届工作中，积极化解因选举产生的各类矛盾纠纷，其中还有部分司法所与派出所、综治委等部门建立了紧急事件处理保障机制，以便在选举期间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选举的正常进行。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在农民种粮热情高涨的同时，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承包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给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各司法所和调解组织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妥善处理土地承包纠纷这项中心工作，做到小纠纷及时主动就地调处，大矛盾纠纷积极协助配合，以法律为核心，运用分类研究，个案处理的手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调处矛盾纠纷。对于因土地承包合同变更、解除和履行、相邻纠纷等引发的矛盾通过《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加以调处；对于案情复杂、不易解决的矛盾纠纷，司法所积极为当事人指明解决问题的合法途径并加以引导，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失地农民和承包大户纠纷的工作，尽量避免由于矛盾纠纷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在调解过程中，各区县调解组织建立和加强了与经管统计站、林业站等部门的联系，充分发挥群体协作的力量，控制纠纷事态发展，并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报告。密云县18个乡镇调委会还与所在辖区人民法院的地方法庭建立了“化解矛盾纠纷互动”制度，及时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土地承包纠纷。延庆县仅永宁镇司法所就调处解决了北京建雄公司租赁土地、西灰岭村土地发包、罗家台村林地纠纷、南关村土地承包纠纷共4起涉及大面积土地、多名农民群众的矛盾纠纷。

随着郊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拆迁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民间纠纷总量中已经占了很大比例，而且由此带来的群体访事件也呈上升趋势。有效地避免拆迁纠纷，防范和化解拆迁群体上访，成为司法所和调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丰台区成寿寺社区调委会针对本地区成片拆迁改造的特点创出了“抓住一揽子纠纷的导火索”的纠纷预防调处模式，他们抓住“拆迁”与“施工”两个导火索，成功排查调处了社区拆迁改造中“一揽子纠纷”，为社区居民讨回工地扰民费13万余人民币，协助安置强制拆迁户六十余人，防止拆迁群体上访人数五百余人，使当地的八百余名拆迁户顺利获得拆迁补偿费近八千万元，有效确保了危改地区居民的平稳过渡。

虽然我市调解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形势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由于调解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目前还有一些问题与困难值得我们思考与解决。第一，人员稳定性差。调解委员因每三年进行换届选举，流动性强，一方面不利于提高人员素质和调处能力，常常出现调解主任经过培训开始熟悉调解工作、掌握调解方法技巧就面临换届的问题；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调解委员情绪不稳定，不把调解工作当作长期事业认真对待的情况。第二，人员素质不完全适应职责要求。由于调解主任职责比较特殊，应当把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和调处能力纳入选任条件，而经过换届选举出的社区（村）干部的工作由民政部门负责分配，司法行政机关缺乏一定的选任自主权，经常造成新当选的调解主任没有法律知识或从未接触过调解工作，与依法调解的实际需要不符的局面。第三，调解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调解主任和治保主任具有不同的职责分工，而目前北京市调解主任兼任治保主任，无法保证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调解工作中来，削弱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力量。第四，缺乏调解经费保障。虽然经过大量努力，北京市已落实了人民调解员每人每年80元的培训业务经费，但是仍没有解决人民调解员劳动报酬的问题，也无法建立调解员人身伤害保障制度。这样，一方面无法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部分调解员对工作采取应付的态度；另一方面，无法吸纳具备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加入调解组织，阻碍了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第五，社会各界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足。人民调解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建设工作，不像公安机关侦破大案要案一样社会效应立竿见影，导致有些领导对这项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同时，虽然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但缺乏对人民调解的了解，没有认识到其方便、快捷、高效、无偿的特点，尤其是人民调解协议被赋予法律效力的优势，没有意识到其化解矛盾纠纷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把诉讼当作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这需要各方面积极协作，扩大人民调解的宣传力度，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四、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有的还可能激化。从近年来调解的实践上看，人民内容矛盾较已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地说呈现出矛盾的主体多元化、纠纷的多样化，纠纷的客体利益化等新特点。

（一）利益多元化导致纠纷多样性和复杂性 过去的民间纠纷多发生在公民之间，涉及面窄、影响力小，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纠纷更多是公民与法人的纠纷，有些还牵涉到政府。如房地产开发引发的矛盾，即有公民与开发企业的矛盾，有些纠纷政府也牵涉其中。

（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政策调整过多过快导致的问题

我们许多改革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有时主观设想不错，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如房地产开发补偿标准、农村种植结构调整等。政策多变造成一些问题沉淀形成纠纷或群体性事件。

（三）基层干部贯彻执行法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在基层，部分干部素质较低，法律、政策观念和服务意识差，缺乏民主作风，甚至为政不廉，导致执行法律、政策走样，造成一些矛盾纠纷。

（四）部分群众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关系或法制观念淡薄，一不合意就采取过激行为，使矛盾复杂化。

五、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策

新时期人民内容矛盾纠纷涉及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而化解这些矛盾纠纷，防止纠纷激化，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处理。从人民调解工作出发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大服务”思想，深化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

人民调解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牢固树立“大服务”的思想，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作用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以加强组织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和拓宽业务领域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努力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1、各级党政领导应当重视、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使其更好地发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作用。在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整体工作中，人民调解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一项高效益、低成本、投入少、见效快的治本性措施。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把一般性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可以把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纳入视线，引导到适当的解决渠道，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无序性、盲目性流动，纳入到总体控制，合理分流，依法解决的轨道上来。这样，可以使各级领导摆脱纠纷缠身的被动局面，集中精力抓改革、抓发展、抓大事。各级党政领导要重视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同时财政上加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经费、表彰奖励以及宣传等经费，以利于迅速健全人民调解组织，提高队伍素质，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2、大力拓宽服务领域。努力拓宽人民调解工作业务领域是当前人民调解工作改革的重点。要认真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等多发性、常见性民间纠纷的调解。同时，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做好涉及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破产等方面的群体性、易激化纠纷的调解工作。要进一步探索总结在农贸市场、外来人员聚居地、大型建设工地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作法和经验，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服务。

3、加强组织建设，壮大队伍，提高素质。要在整顿健全现有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接边地区的调解组织。要积极从离退休干部、教师、下岗职工中，挑选有文化、懂政策、年富力中的人员充实到调解组织中来；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作，利用公开审判的机会，有针对性地提高调解员的业务能力，要结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变化，制定中期规划，逐步使培训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4、建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要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制度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标准化调委会创建活动。制订明确的工作规范，教育广大调解人员自觉遵守调解工作的原则、纪律和职业道德，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奖励机制，大力表彰宣传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提高调解人员的待遇，解决调解人员的人身安全、养老等后顾之忧。

（二）应加强与人民法院、民政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多方配合，共同做好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虽然实现了初步的衔接，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也逐步加强。但要真正实现法院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健康、有序地互动与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加强对调解工作的指导水平，进一步深化民事审判的改革，建立多种培训指导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探讨。随着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的确认和调解工作改革的深入，人民调解工作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手段，作为整体解决矛盾纠纷机制中的一个环节，还应与公安、法院等政法部门配合，在人民调解的范围上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我们认为，在指导思想、工作理念上，应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整合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三种资源优势，使三种资源优势，使三种调解力量的优势得到互补，政法各家联手做出这一努力，在维护首都稳定中发现更大作用，不仅有着可行性，而且也非常现实必要。

1、人民调解组织与法院配合，将人民调解设为诉讼前置。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优势在于权威性、强制性。然而，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既有法律问题，也有思想问题，还有具体问题。法院对当事人的思想问题不可能花很大精力去疏导，所以有一部分民事纠纷尽管在法律上得到了解决，实际上为“官了民不了”。首先，法院可将一些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简单民事纠纷及一些标的额的经济纠纷设定为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法院不在直接立案受理。这既可以减轻法院的压力，也深化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其次，法院在纠纷案件结案后，若仍有后继工作需做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纠纷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送调解书或判决书，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做好后继调解工作，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反映有关情况。

2、人民调解与公安部门配合，协助其调处矛盾纠纷。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受理大量纠纷，许多纠纷由于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除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外，民事部分只能指导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对于当事人行为不够治安处罚，确有民事争议存在，而又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公安机关只有说服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对于当事人调解达成协议，事后反悔或不履行协议，只能指导当事人向法院起诉，重新启动诉讼程序。如果人民调解组织介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法院只需对协议进行审查与认可，而不需重新对原纠纷进行再审。由于大量的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纠纷牵制了公安相当大的力量，人民调解组织应当给予应有的支持。首先，人民调解组织应与社区民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其次，人民调解与公安机关建立具体的衔接机制。调解组织在调处疑难纠纷时，遇到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社区民警应积极参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民事争执部分，在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分清基本责任的情况下，可移交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有关材料。这可大大减轻了公安派出所处理大量矛盾纠纷的压力，集中精力力量做好侦破与治安防范工作。

3、民政部门应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工作。人民调解组织是在居委会和村委会下设立的一个群众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的选配，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但由于人民调解专业性决定了对人民调解员的特殊要求，民政与司法部门应加强沟通，共同解决人民调解员稳定性差，民调与治保会合一力量弱，人员专业性差等问题，努力建设一支素质较高，有一定专业性、适应性新形势发展要求的调解员队伍是提高调解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措施。

（三）党委、政府要加强应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在经费保障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 篇2

聚科技群星，创电子先河。(星河音响)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白丽美容香皂)

东方航空，飞向世界。(东方航空)

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容声冰箱)

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中)

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城乡路万千，路路有航天。(航天汽车)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公益广告)

她工作，您休息。(凯歌全自动洗衣机)

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酒)

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新飞电冰箱)

拥有健康，当然亮泽。(潘婷洗发水)

声声百思特，遥遥两相知。(百思特通讯)

青春宝，使你永葆青春。(青春宝)

海尔，真诚到永远。(海尔电器)

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大宝)

1996年：太阳更红，长虹更新。(长虹电视)

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联想电脑)

1998年：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

足及生活每一天。(搜狐)

知识改变命运!(公益广告)

科技让你更轻松。(商务通)

无限自由，轻松拥有联想电脑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与你同在 中国移动

无微不至的通信网络 中国移动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上海电信

让沟通无处不在 中国移动

由我天地宽 中国网通

打，就打个痛快淋漓，爱打才会赢 中国电信

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氏咖啡)

国内首创，驰名中外。(珍珠霜)

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计时。(铁达时表)

“飞跃”目标――世界先进水平!(飞跃电视)

戴雷达，闯天下。(雷达表)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汽车)

燕舞，燕舞，一片歌来一片情。(燕舞收录机)

一切为用户着想，一切为用户负责。(海信电视)

上海大众永远和您在一起。(大众汽车)

大宝，天天见。(大宝)

万家乐，乐万家。(万家乐电器)

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3

发布时间：2010-9

-[作者简介]崔永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相关研究。

以下简要说明讨论20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八个热点,讨论大致依据首次高峰期出现的时间顺序进行。

(一)构建学科理论框架(一)构建学科理论框架

根据一些文献,探讨构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框架的首次高峰期应当始于1984年。其重要标志是当时几位著名语言学家就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地位发表的意见。王力1984年6月题词:“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朱德熙1984年11月说:“实际上这是一门学问。在国外已经变成一门学问,这需要研究。”林焘1984年指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是门学问,是具有理论性的一门学问。”另外,1984年12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施光亨1994:34,刘2000:48)吕必松(1990:115—124)认为,这一时期“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论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学科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总体设计的理论”。盛炎(1990)认为:“70年代末以前,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多注意教学法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教学方法、技巧。80年代初以来,冲破了„方法‟概念的束缚,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全面地探索汉语教学问题,力图建立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体系。”笔者以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有两点。第一是确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老一辈语言学家把对外汉语教学定位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表现出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学有它不同于汉语语言学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其不可替代性。第二项是确立了吕必松提出的“四大教学环节”的学科建设框架。四大教学环节的框架,是从我国以往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归纳、梳理出来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教学论”。教育学中教学论、课程论、教学设计所探讨的问题,大都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了体现。二十多年来,它一直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建设的纲领。这个框架的缺陷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没有主动取得教育学的指导。因此经验的成分偏多,理论基础显得薄弱。但是这个框架在20年来的教学实践和理论探讨中不断丰富、充实,围绕这个框架进行的各项研究、建设和讨论所取得的丰厚成果,仍然是今后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

(二)国外语言教学流派介绍

我国外语教学界对国外语言教学流派的介绍始于70年代末期,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介绍始于80年代初期,盛于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应当是美国学者黎天睦在中国的讲演稿《现代外语教学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和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内语言教学界面临着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外语言教学流派。介绍和了解这些流派,对刚刚起步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无异于一次语言教学理论的“扫盲”运动。它提高了从业者队伍对语言教学本质的认识,特别是对当时建立新的、符合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模式起了指导作用,为沿用至今的课程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流行不衰的《初级汉语课本》(鲁健骥等编)、《实用汉语课本》(刘等编),以及国内现行的分技能教学的模式,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三)文化与文化教学研究

张德鑫(2000)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研究……成规模的研究大致始于80年代,盛于90年代,……比较突出的是张占一发表了《谈交际文化因素》(1989)、《试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1990)、《交际文化琐论》(1992)等一系列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的论文,引起了广泛兴趣的讨论。”卢伟(1996)说:“1992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结束以后至1995年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召开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不断地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问题,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长足的进展。”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探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是一股世界潮流。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也进行了颇为激烈的讨论。这次讨论对我国的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了汉语中的文化因素(所谓“交际文化”)教学,二是加强了文化对比(所谓“跨文化交际”)研究,三是确立了文化(所谓“传统文化”“知识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这三方面的成果,一直影响至今。

(四)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的多媒体课件研究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次成批出成果则是到了90年代后半期。在近10年的时间里,相关的呼吁和理论探讨不少,也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研制出了一些课件,主要是汉字教学的课件;本世纪初也建立了个别教学网站,但是真正投入使用的多媒体和网络课件并不多。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是一个具有广泛前景的领域。实际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网络传输速度、资金投入等。但是实质性的障碍有两个,一是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的研制、运行、管理需要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管理学人才的结合,而对外汉语教学界缺少这种综合人才。另一方面,这种教学不是现成的课本搬家或者课堂录像进计算机。开展多媒体和网络教学,需要建立与一般课堂教学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一整套专门的运行机制。而目前我们对此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教育部2004年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应当有很大的启发。尽管进展不尽如人意,但是改进教学媒体,开展网络教学,这种追求已经深入人心,局部的教学媒体改进也蔚成风气。这种尝试不但提高了教师建立现代教育理念和利用现代化手段的意识,也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科研能力,为今后的发展积蓄着条件。

(五)语言习得研究

张德鑫(2000)说:“1984年,鲁健骥《中介与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言偏误分析》一文,首次将„中介语‟理论引进我国语言教学界……1992年《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三刊联合邀请了语言学界、心理学界、语言教育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召开了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专题座谈会……由此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在90年代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刘(2000:204)说:“中国学者在80年代大量进行偏误分析的基础上,90年代初也开始了运用分析的研究,研究汉语的习得过程。”从发表的文献看,这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进行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习得过程研究几乎是跟国际同类研究同步进行的。这种研究借助了心理学、统计学、测量学、数据库的方法。尽管限于教师和其他研究者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但是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受到国内外关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如北京语言大学研制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就得到广泛的关注和使用。“北语研制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得到„中介语之父‟塞林克教授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他所见到的最大的中介语语料库。”①这种研究更重要的成果是开始了教学理念的一个根本转变,即突破了以往只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研究的局限,开始注重对学习者的研究。就此,吕必松(1992)特别纠正了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对象的传统的通俗提法,把研究“教什么、怎么教”修正为研究“学/教什么、怎样教、怎样学”。

(六)汉字教学研究

佟乐泉(1997)说:“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外国人对学习汉语文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表现,促使我们加强对汉字教学的研究。”如佟所说,90年代后期,汉字教学突然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研究热点。几年间,研讨汉字教学的论文、会议陡然增多。重要的会议有1997年6月在宜昌举行的“汉字与汉字教学研讨会”,1998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汉字教学研讨会,1999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汉字应用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各种有关会议和刊物上,研讨汉字教学的论文数量大增,汉字教学实验报告也时有发表。汉字一直是非汉字圈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一个难点。随着这类学习者的增加,汉字教学问题特别引起西方汉语教学专家的重视。改进汉字教学涉及文字学、语言学习理论、教育学(包括识字教学研究)、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教学实践经验,还有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等各个方面。当时确有各路人马参与,对汉字教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讨论的收获除了推动了汉字教学的理论研究和研制出数种汉字教学软件之外,跨学科的研究思想,也给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界同人利用跨学科方法的研究风气日盛。

(七)汉语认知研究

语言认知研究是当前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国际潮流。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认知研究是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汉语认知研究(或简称“非母语者的汉语认知研究”)。国内此类研究始于90年代后期,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是一个成果比较多的时期。非母语者的汉语认知研究,跟汉语习得研究有重合,又有所区别。其主要差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语言认知研究依据信息加工理论,研究影响学习的因素和学习策略等问题,使用严格的心理实验方法。

通过几年来接触汉语认知研究的成果,学界逐渐认识到,运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探索影响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因素和学习策略,对于认识汉语学习的规律,改进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这从“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2001—2005)科研规划课题指南”②中包含的选题可略见一斑。“指南”中的选题范围包括:学习策略的研究,认知语言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汉语隐喻现象的研究,认知域的研究,认知图式的研究,语境与语言理解的研究等。由此可见,这个热点还在持续之中,参与研究的教师也越来越多。这对认识语言学习的本质,改善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汉语认知研究是一个对专业理论、知识、技能要求较高的研究领域,所得到的结论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虽然这几年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运用到教学实际(包括运用到教材、课堂教学中等)的不多。这应当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八)研制教学大纲

刘(2000:302)对2000年前对外汉语教学界制定的教学大纲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表1包括了刘提及的大纲和2002年国家汉办公布的三个大纲。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是研制大纲比较集中的时期。这些大纲在研制过程中,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起到了明确教学目标和规范教学活动的作用。我们还注意到,恰恰在此时,我国外语教学界也在研制外语教学大纲。教育部公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01年)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

4年)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比较起来,2002年公布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大纲,似乎还是显得沉闷。原因是对多年来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吸收不足,对新的教育思想和语言教学理念关注不够,特别是在基本的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摆脱“教”语言理念的束缚。

国内外汉语专家集聚广州大学研讨“对外汉语教学与语言服务”

2009-12-24 14:39

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要切实推进汉语教学发展与汉语的国际传播，就务必正确对待汉字文化，回归汉语本体解释，同时设立专门的语言服务协调与推进机构。汉字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认识汉字的时候应该是整个形体去认识，而不是逐一辨认它的笔画。比方说笔画多的字，写起来是麻烦，可是认起来未必难认，有时候笔画多的字，因为富有个性，反而容易认。认是一回事，写又是一回事。对此，对外汉语教育专家、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金铭教授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汉字，比如，有的老师把“宿”字解释为“一百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把“哭”解释为“一滴眼泪从两眼中流出”。这违背了汉字文化的本意，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汉字文化，要依照汉字造字原理科学地讲解汉字。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词汇的多义现象是留学生最难理解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上课时老师对留学生说，“要方便的学生可以悄悄地由后门走出去。”因此该留学生把“方便”的意思牢牢记住了。但当留学生听到老朋友的问候“如果方便的话，我来看你”的时候，却被吓倒了。显然，该留学生只是片面地理解“方便”的意思。崔希亮教授强调：“汉语国际教育最关键的是汉语本体的研究，脱离对汉语自身的研究而一味追求掌握教学法是不可能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 因此，当学生在汉语学习中遇到此类困惑时，教师应该回归到汉语的本体为学生进行解释。

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4

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3-3-9 5:21:01来源：2013年03月08日 21:36:50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３月８日电 吴邦国委员长３月８日下午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走群众路线，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的发展要求中获得动力，努力使人大各项工作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贴近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是健全民主制度，发展人民民主。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证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人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提出做好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有关法律问题作出决定。各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顺利完成，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顺利产生，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基层民主制度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常委会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村委会选举和罢免程序，健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民主议事制度，强化信息公开、村务监督、民主评议等方面规定，保证基层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二是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和监督，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常委会制定社会保险法，明确国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并对群众最为关心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作出原则规定。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确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逐步提高老年人保障水平。听取审议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报告，要求加快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国覆盖，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切实保障城乡生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还组织有关专门委员会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开展跟踪检查，并听取审议跟踪检查报告，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工作，新农保参保人数从２０１０年初的３３２６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２年底的４．６亿人。

住房、医疗和教育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常委会听取审议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投入机制，严格区分保障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的界限，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和运营机制，真正使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得到实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规范义务教育，十届常委会修改了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并就此开展执法检查，本届常委会又开展新一轮执法检查，重点推动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听取审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情况报告，强调要确保２０１２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４％。

食品安全、饮用水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针对食品非法添加、滥用食品添加剂等突出问题，常委会制定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只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的食品添加剂才能使用；确需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必须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品种、范围和用量。还两次开展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推动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健全食品安全统筹协调机制，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立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开展食品非法添加、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依法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为推动解决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问题，在听取审议国务院相关报告时，要求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管理，积极推进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和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着力提升水源、水质监测能力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贯彻２０１１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我们把推动扶贫开发作为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入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地，实地了解连片特困地区群众所思所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建设工业园承接

产业转移、加强职业教育、完善基础设施等具体措施，并加强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推动这些重大举措落到实处，努力探索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常委会还听取审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组织有关专门委员会开展调查研究，督促有关方面认真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中央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进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完善诉讼、刑事、行政法律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按照这一宪法原则，我们贯彻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精神，修改刑事诉讼法，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从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要补充和完善。修改民事诉讼法，进一步保障民事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健全举证制度，完善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强化民事诉讼法律监督。为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十届常委会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本届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5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历史原因（远因）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工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就会看到，无论中外，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1]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认识又有深入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多种因素说。漆永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了《乾嘉学术成因新探》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发达是多种因素所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2]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学术内部嬗变规律的同时，兼顾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以及乾嘉学者自己言行的探寻，力图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3]他认为考据学萌于先秦，成于两汉，一盛于南京，再盛于清乾嘉时期。其次，他从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认为对传世古籍进行大规模整理研究已成为一种客观需求，势在必行，这种客观需求与乾嘉学者的自觉活动合而为一，遂成为乾嘉考据学发达的重要成因之一。第三，他分析了实事求是、学宗汉儒风气的形成，认为对宋学贬斥与对汉学的提倡使民间学术界将此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实事求是成为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并迅速向全国范围弥漫开来。第四，他一反过去将乾嘉学者描绘成避祸苟活者的形象，通过对乾嘉学者积极入仕、反对归隐，反对结社、卑弃讲学，排斥释道、反对享乐等积极心态及致用观念的变化进行考察，认为乾嘉学者将正本清源、董理群籍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就。第五，他分析了乾嘉时期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国内经济以及清廷的“稽古佑文”的文化政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成为乾嘉学派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遂使考据学达到全盛。第六，他对三种观点进行了驳论，一是在乾嘉时期疑古辨伪之风逐渐走向了消歇，因而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并无必然因果联系；二是认为西学方法对当时学者影响不大，且影响也仅限于天算学范围之内，不可任意夸大而失实；三是清廷的禁书与文字狱，可以对乾嘉考据学起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应该说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二，内在逻辑说。1991年，由王戎笙总负责的《清代全史》出版，陈祖武为该书撰写了学术文化部分。他认为，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是为其自身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特征所决定，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进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由此而导致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辩，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逻辑依据。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上述两方面特征都发生了地位的转换，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其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于是中国儒学“只是以一次‘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迄于乾隆中叶，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4]。他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辩录》中继续申述了上述观点，要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5]

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这是王俊义一直坚持的观点，除了80年代已经发表的文章外，在1993年10月出版的他与黄爱平合著的专著《清代学术与文化》中，又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原因，除了要考虑到明末清初为反王阳明学派导致的空疏学风，学术界逐渐由虚趋实，顾炎武等提出重调查、重考证的经世学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思潮本身演变的内在规律外，还应更多地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当然，也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需要联系当时整个社会形势，而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他通过对康乾盛世社会状况的分析，认为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等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自觉地倡导“稽古佑文”，“崇儒重道”，发展传统的汉族文化；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起来，正是由上述原因所促成。他批评了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设问“如无康乾盛世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那样浩瀚的类书和丛书及各种通志、通典和通考？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经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穷经’？应该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无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如果只从文字狱角度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难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6]。

1995年，王俊义再次申明自己的康乾盛世为主说，批评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对陈祖武的内在逻辑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性，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至于对“康乾盛世”说的诘难，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承认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要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可能出现象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其辩驳之点在于：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王俊义在文中还谈到自己的认识：“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7]

其四，远因近因说。这一观点由陈其泰继续坚持，他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分析了朴学盛行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认为“从学术文化发展的渊源说，乾嘉时期考证学的特殊繁荣有它的远因和近因。”[8]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欧阳修、朱熹的辨伪之作等，即证明当时已开始出现考证的风气，这是乾嘉朴学兴起的远因；清初顾炎武等人的重视，则是朴学兴盛的近因。而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至于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以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成长起为数众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会典》等大的文化举措，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主义淫威的逼迫，使聪明才智之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再一个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乾隆年间学者喜谈天文历算形成风气，戴震、钱大昕等都著有数学方面的著作，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有利于训练和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

其五，其他观点。路新生在《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一文中开篇就援引钱穆和余英时的观点，提出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点却“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忽略”。同时又提出：“余氏在考校清代考据学风的形成时，仅仅着力于宋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的影响，而对于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这一制约清代考据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就使余氏的论据显得比较单薄，而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这一问题似也忽略未论，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9]。通过阳明后学援佛入儒之发展及其反动、资治与辟佛；东林学风转轨的内在动力、弃虚蹈实；从清初的仇佛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三个层面的分析，他认为“清初士大夫社会的仇佛心理，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着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辩学风同时遭到了学术界的摈弃，而学风愈趋于实证”。“下逮于乾嘉年间，一般考据学家排斥佛氏的立场遂沿清初余波而起。如洪亮吉、武亿、朱笥河、洪榜、阮元皆辟佛氏”。而他对这种排佛之风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看乾嘉时期的考据论文，枯涩干瘪，既无活泼清新之文风，亦无高屋建瓴、沛然而下之气势，实与整个学术界缺乏理论思辩之素养大有关系焉！究其根源，则是因学术界囿于传统的资治治学观，铲芟授佛入儒的心性之学所造成的。”

李岚在《乾嘉学派成因再探》[10]一文中，力图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她提出有下面几个因素：

一、康乾盛世经济上的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相对安定的社会，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治学环境；

三、清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学派在钦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渐形成；

四、学术者（界）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与开拓性；

五、个人对乾嘉学派形成的推动作用。

此外，于鹏翔又提出要从民族因素对乾嘉学派的形成进行考察。[11]

二、关于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争鸣

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历来有吴派、皖派之说，多数学者都承认此一分野划自国学大师章炳麟。章氏在19世纪末出版的《虺书·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后来章氏将此书修订再版，在戴震前加上江永之名，书名改为《检论》。其后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立足于章炳麟的说法而又加以阐发，他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12]

自章炳麟、梁启超二人提出吴、皖分野说之后，20世纪的史学家多沿此说，论述乾嘉学派必谈吴派、皖派。如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在其第十章第三节“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中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13]戴逸在其所著《汉学探析》一文中说道：“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14]

其实，梁启超虽也倡吴派、皖派分野说，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两派，在前引文之后他又说道：“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15]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遂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说。张舜徽于50年代末著《清代扬州学记》，其中谈到：“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学宗汉，其失在固，徽学虽实事求是，但不及称举大义，其失在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6]柴德赓在其《史学丛考》中也说到：“乾隆时经学流派，吴、皖两派之外，还有扬州一派，扬州派以王念孙为首，汪中等和之，各人有各人的成就。”[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日趋展开并逐渐深入，对吴派、皖派分野说又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经、史分野说。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提出：“从治学内容方面来看，乾嘉考据可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又可分为若干学派。”[18]他将以考据方法研究经学的分为：1.苏南学派：以治《尚书》和《春秋》为主要成就，包括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惠栋弟子余萧客、沈彤、还有王鸣盛，同时他把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者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也纳入进来，还包括了顾栋高和张惠言。2.徽州学派：以治小学为主要成就，始于江永，后传其学的有戴震、胡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及段的弟子陈奂、江沅，还包括程瑶田。3.苏北学派：以研究小学及《左传》等经书为其主要成就，人物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苏仪征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宝应的刘台拱、宝楠、崧云以及阳湖孙星衍。4。晋学派：主要是以治《尚书》为主的阎若璩。5.浙学派：主要是以治《周礼》为主的孙诒让。6.鲁学派：有张尔歧以及桂馥。以考据法研究史学的被分为三派：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

其二，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三派说。戴逸继《汉学探析》之后，又将乾嘉学派分成了三派，他说：乾嘉汉学继吴、皖两派之后，“再下去是扬派，即扬州学派，阮元、焦循、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到了这批人手里，汉学发展到顶峰，并转向衰落，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大的”[19]。这是他比吴、皖两分说的不同变化，但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确提出吴、皖两派之后还有一个扬州学派观点的是王俊义。他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这两篇文章着重强调要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认为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它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将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成就；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反对汉学的墨守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1993年出版的《清代学术与文化》中，除了论述吴派、皖派之外，王俊义还辟出专门章节论述乾嘉扬州学派，其结论认为“从乾嘉汉学分化出来的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乾嘉汉学；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实际上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中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龚、魏经世思潮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乾嘉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0]。王俊义是乾嘉扬州学派存在的最强有力主张者。

其三，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说。漆永祥在其专著《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四章，专门论述“乾嘉考据学派别”，他分析了前述诸家分派说的局限，认为：第一，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他指出，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属，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而皖与扬州之分，实为同一师承而强分为二，自乱其法；第二，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他指出，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而钱大昕在治学特点上明显不同于惠、戴而自成一派；第三，吴皖两分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故诸家之分，尚有阙失；第四，以地名学并不为错，名称只是学派之代称，故吴、皖之名下虽并不皆吴、皖之人也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划分学派的作用。从上述认识出发，他在认可惠、戴之分的前提下，将钱大昕从吴派析出独为一派，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戴、钱三派。他的理由是：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浙东学派如章学诚，今文学派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因其学术宗旨与考据学派迥异，故排除在外。其二，学派划分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并考虑到将当时北方学者各归其所近之派。其三，扬派归入戴派，扬州学者的通学是对戴派的发展而非异帜。其四，从惠派中析出钱大昕一派，因其学既不同惠，也不同戴，而自为一派之首。[21]到目前为止，这是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最新划分方法。

其四，否定乾嘉学派内部分野说。这一观点以陈祖武、暴鸿昌和鲍国顺先生（注：鲍国顺的论文笔者未能见到，故叙述从略，谨致歉意。）为主要代表。当《清代全史》第六卷于1991年出版时，陈祖武已经在该书第六章第一节三“乾嘉学派分野”中说到：吴皖分野之说，虽然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但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未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23）。他认为惠栋、戴震之学不仅不是对立的学派，而且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1992年，陈祖武又在《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一文，分为“关于惠学和戴学”，“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焦循与乾嘉学派的衰微”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庶几能将乾嘉学派的研究引向深入。1994年，陈祖武在《文史知识》第9期又发表《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一文，从治学的领域、学者的地理分布和学术演进的实际状况三个方面再次提出商榷，认为以地域强分门户，实有违历史实际。

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发表于《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是他研究清代学术的一篇力作。他首先提出了学派划分的标准，即学术以地域称流派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该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方可以地名冠以学派；

（二）治学及学术风格迥然别于其他地域而自成特色，方可以派称之；

（三）其独特之学术风格，渊源流长，师承有绪，方可以流目之。可是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皆不具备上述特征，如以地域而论，皖派学术中坚除戴震以外，多为皖外之人，四大弟子中三人为江苏人，一人为山东人；如以治学宗旨与学术特色而论，乾嘉考据学者皆有共同的学术宗旨，认为吴派重考核、皖派重义理缺乏根据，颇失严密。乾嘉学者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治学特色，而这些特色又不是以地域区分的，即使同一地域的学者，也可以找出他们的相异之处，所以决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学派的根据；如以师承渊源而论，惠、戴后学皆互有借鉴和共鸣，以戴震的思想来说，在所谓的“皖派”中并无人师承，而却与“吴派”学者取得共识。所以，乾嘉考据学者实乃同一个学派，不必强分“吴派”、“皖派”以及“扬州学派”。他把乾嘉学者们的治学风气概括为：1.相互推崇。2.不立门户、唯从所是。3.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正是由于有上述学风，才使乾嘉考据学营垒之内未能出现流派的分野。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清代乾嘉考据学自成流派，于内部无派可分。如强为之分，于事实不符，必牵强附会，为我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混乱。如果要对乾嘉时期众多的考据学者及其著述进行区分以便研究的话，可以从他们研究的学科、方向、课题，也就是从他们的擅长和学术贡献来区分，这要比以地域划分所谓“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于实际更贴切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王俊义对否定吴、皖分野说和扬州学派的观点很不赞成，并在《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一文中作了驳论：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仅是个代称和概称，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而是在乾嘉当时的学者中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事实上，如果要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分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

以上我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的研究状况作了纯客观的介绍，意在沟通学术信息、总结治学经验、衡量是非得失、促进研究发展，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您有所裨益。若有叙述不当之处，乃是笔者学术水平不够所致，还望得到同行的教正。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3年02期）

------------------[1]赵永春著《乾嘉学派讨论综述》，载胡凡主编《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又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

[2]《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3]《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4]《清代全史》第六卷第六章第一节《乾嘉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70页；375页。

[5]《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6]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

[7]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8]《文史知识》1995年第11期。[9]《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10]《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11]于鹏翔：《论乾嘉学派形成中的民族因素》，《松辽学刊》1990年第3期。[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13]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14]《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2年6月版，第11-20页。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16]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2页。[17]柴德赓：《章实斋与汪容甫》，《史学丛考》第293页。[18] 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19]戴逸：《论中国传统文化·清代思潮》第323页。[20] 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