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的发展演变(精选8篇)
朝代
诗体流派
代表诗人及作品
先秦
《诗经》现实主义
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楚辞》浪漫主义
爱国诗人屈原《离骚》
两汉
汉乐府民歌
《孔雀东南飞》汉赋 司马相如《凤求凰》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张衡的《四愁思》
《四愁诗》是东汉诗人、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张衡的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之一。
四愁诗 东汉·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魏晋南北朝
文人诗
曹操《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进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建安风骨
三曹:曹操 曹植《七步诗》曹丕
建安七子
田园诗
陶渊明《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hè)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山水诗
谢灵运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
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
南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木兰诗》《敕勒歌》
南朝《西洲曲》 《江南》
初唐
初唐四杰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咏鹅》《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杨炯 《从军行》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唐朝
盛唐
山水田园诗
王维
孟浩然
边塞诗
高适
岑参
王昌龄《出塞》王之涣《凉州词》
诗仙 诗圣
李白 《将进酒》
杜甫“三吏”“三别”
三吏:《石壕吏 《新安吏》 《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 《无家别》 《垂老别》
中唐
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
孟郊《游子吟》 贾岛
刘禹锡
“诗鬼”李贺
晚唐
小李杜
杜牧《泊秦淮》《清明》
李商隐《无题》《锦瑟》 宋
词
豪放
苏轼(北宋)《念奴娇 赤壁怀古》 辛弃疾(南宋)
婉约
柳永(北宋)李清照(南宋)
诗
爱国诗人
文天祥《过零丁洋》
陆游《示儿》
元
曲
散曲
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 明清
龚自珍《已亥杂诗》
20年代代表诗人 徐志摩 闻一多 冯至 郭沫若
20世纪20年代 徐志摩,1897-1931,新月派诗人,曾任《新月》主编:《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20世纪20年代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曾与梁实秋等成立清华文学社:《红烛》《死水》 《七子之歌》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著述颇丰,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中国新诗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935年 现代派:由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孙作云首次提出现代派概念,代表诗人有戴望舒 卞之琳等
20世纪30年代 戴望舒,1905-1950,1926年创办《璎珞》旬刊,成名作《雨巷》:《望舒草》,《望舒诗稿》„
20世纪30年代 李广田,与卞之琳何其劳一起被称为汉园三诗人:《汉园集》《春城集》„
20世纪30年代 艾青,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堰河》《北方》„ 20世纪30年代 卞之琳,1910-2000,《三秋草》《鱼目集》《慰劳信集》„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1931年发表作品:《预言》《夜歌》„ 20世纪50年代 余光中,1928-,台湾诗人与散文家,主编《篮星诗页》:《舟子的悲歌》《莲的联想》《乡愁》„
20世纪60年代 食指,1948-,原名郭路生,新诗潮诗歌第一人:《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20世纪70年代 北岛,1949-,原名赵振开,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
20世纪70年代 舒婷,原名龚佩瑜,1969年开始写作,《双桅船》„ 20世纪70年代 顾城,朦胧诗代表诗人:《黑眼睛》《顾城诗全编》《顾城的诗》„ 20世纪80年代 海子,原名查海生,《河流》《传说》《但是水、水》„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 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 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②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 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④ 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
2. 从诗歌的题材可分为: ① 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古代有些诗人由于不满现实,常寄情于山水,通过描绘江湖风光、自然风景平寄寓自己的思 想感情。② 咏物言志诗,诗人对所咏之物的外形、特点、神韵、品格进行描摹,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情,表达诗人的精神、品质或理想。③ 即事感怀诗,因一事由而引发诗人的感慨,如怀亲、思乡、念友等。④ 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沧桑变化的感慨。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们乐观豪迈或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宏浑,笔势豪放
中国古代诗歌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战争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1.爱情诗 主要描写男女爱慕之情和爱情生活,或抒发离别相思之情。如《兼葭》、《迢迢牵牛星》、《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鹊桥仙》(“纤云弄巧”秦观)等等。2.讽刺诗 这是以嘲讽或劝喻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世态炎凉,表达人民或正人直士呼声的诗歌,亦称“讽喻诗”,有时也称“政治讽刺诗”。《硕鼠》、《伐檀》、《蜂》(唐·罗隐)、《题临安邸》苏轼的《题西林壁》、朱熹的《观书有感》等。有的诗句富有哲理(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等。
3.送别诗主要抒写离情别恨,或用以激励劝勉,或用以表达深情厚谊,或用以抒发别离之愁。因为送别常与登山临水相联系,故又称“山水送别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别董大二首》(高适)等。4.记行诗又称记游诗、行旅诗。或描述个人游历见闻感受,或表现思亲怀乡之情,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这类诗离不开山水景物,又称“山水记行诗”。如杜甫的《旅夜抒怀》、马致远的《秋思》
5.边塞诗这是以描写边塞风光,反映边疆将士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出塞》以及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6.咏史诗这是以吟咏或评论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为题材,借此抒发情怀、讽刺时事的诗歌,李商隐的《贾生》、杜牧的《题乌江亭》
7.咏物诗。这是借吟咏自然或社会事物,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托物言志,象征比拟是其常用手法。这类诗先秦两汉已出现,唐以后佳作渐多。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李白的《白鹭》、杜甫的《归雁》、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于谦的《石灰吟》、王冕的《墨梅》等等,都是借自然之物,抒自己心志的名篇。8.咏怀诗。这是以吟咏个人抱负,反映或讽刺社会为题材的诗歌,比兴、象征、联想等是其主要手法。咏怀诗也源自《诗经》,是古诗中最重要的诗歌之一。如屈原的《离骚》、《涉江》、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苏轼的《定**·沙湖道中遇》,陆游的《书愤》等等,都是令人感动的咏怀名作。
9.怀古诗。由凭吊古迹而产生联想、想象,引起感慨而抒发情怀抱负,这类诗就是怀古诗。怀古诗可归入咏怀诗大类之中,但独有特色;怀古诗与咏史诗略有不同,怀古诗是身临旧地古迹而抒情言志,而咏史则不必亲到历史遗址,在书房中就可以写作。怀古诗如杜甫的《蜀相》、刘禹锡的《乌衣巷》、《石头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等,都遗响千古。
关键词:礼乐制度,钟声,时间,禅,演变
自先秦时期的“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再到后来的“晨钟暮鼓,超然夜钟”,钟声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钟”这一器物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变化,文学作品里的“钟声”和它所象征、关联的诗情诗境也在不断发展,丰富甚至发生偏移。正如傅道彬在《晚唐钟声》中所言,“自从远古钟声的第一次鸣响,它就融进古老的历史内容,挟历史风霜,走进文化与艺术的世界,由一种单纯的物质形式,演变成艺术象征符号。”[1]因而,以历史的眼光来梳理“钟声”意象的演变,既可以考察古典文学中的意象生成生长的脉络,又可管中窥豹得见千年来文化演变的冰山一角。
一、礼乐制度与钟磬之声。
在先秦时期,礼器是礼制的物质形象与文化载体,即所谓“器以葬礼”,礼器使用的兴衰变化直接蕴含着礼乐体制的历史变迁。西周早期,“鼎”逐渐成为文化的象征;至中后期,雅乐体制的兴盛促使了钟磬乐器的成熟,自此,西周礼制的“列鼎制度”与“乐悬制度”成为雅乐体制的核心内涵。鼎是政治等级与王权的象征,它的形态与气势给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震撼,而那亢奋深沉,气势磅礴的“钟鼓之乐”又充分体现了西周贵族的威仪与高贵。它成为周代通行的礼器,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祭祀与礼仪等各个社会生活。
《周礼·春官·大司乐》谓:“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2]在井然有序的宗教祭祀中,黄钟宣养六气九德,应钟完备器用,以配合时序的周而复始,林钟平衡百事发展,使其恪尽职守。钟声超越一切乐音,具有的特殊的宗教意味。《诗经》中也多次提到:“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钟鼓送尸,神保聿归”(《楚茨》),由此可以想见华夏子民祭祀祖先的庄重森严的场面,而铿锵有力的“金石之声”更渲染了先秦祭祀时闳丽的气魄与炎黄子孙的庄敬诚孝之意。“钟鼓喤喤,磬莞将将,降福穰穰。”(《执竞》)在鼓声咚咚、磬声嘹亮中,人们希冀着“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将美好的称愿通过钟声进献到伟大的祭坛之上。
钟声是人神沟通的语言,同时也是政治的象征物。“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周礼·春官·大司乐》)礼仪中钟罄悬挂的位置,标明着不同阶层大夫的身份地位,彰显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也体现了“钟鸣鼎食”之家对自身优越地位的满足与惬意。另一方面,西周时期,编钟音节的构成比较简单,不出宫、角、徵、羽四声,“不用商音。”(《周礼·太司乐》)只因商为周人的政治大敌,周人灭商,作为演奏宫廷雅乐的重要器具编钟,也就不允许奏出商音,其政治含义可见一斑。直到春秋以后,礼崩乐坏,编钟才出现了商音。
钟负载着政治教化的意义,维护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它将统治掩藏在温情脉脉的钟磬之音的面纱下。《史记·八书·乐书》记载:“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乐达”是统治者向往的最高统治境界,又是一种宝贵的政治品格——和,即音与人之和,与天地之和,社会秩序借此达到统一。而钟那不卑不亢的浑融雄厚的声音正是和之美艺术追求的典型代表。[3]所以,伶州鸠曰:“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4]钟声将时代最重要的礼与乐联系在一起,其意涵早已超脱这一器物本身,广泛地回荡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诗经》中的钟声,天然便有着端庄和谐、肃穆浩荡的美:(《小雅·鼓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壮阔画面之所以引人忧思,钟声之所以令人怀想君子的嘉言懿行,追慕昔贤的高尚品德,正是因为以钟声为代表的乐与礼,乃至修身养性为人之道的密切关联。由此出发,才能理解诗人慷慨沉痛的时代之悲,理解这浩荡钟声在历史中回响的真正含义。
先秦时期的钟从体制上说分礼钟与乐钟,礼钟主要用于宗教祭祀以及典礼政治,乐钟的出现,意味着“乐”开始从“礼”的束缚下逐渐解脱出来,正是礼崩乐坏的开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关雎》)从“寤寐求之”的“哀而不伤”到最后结成琴瑟之好君子以过去庄严的琴瑟、钟鼓“友”之“乐”之,钟声终于转换了音色,不再是庄严雄浑肃穆的,而是欢畅淋漓的,满足着“淑女”的感官享受。这时钟实现了其礼器性质的衰弱和乐器性质的回归,从礼制的工具而真正成为人们表达情感的载体。又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钟鼓既设,举酬逸逸”,诗歌弱化了钟的典礼功用,而突出了“乐”的愉悦功能,让人感到亲和与欢快。
二、晨钟暮鼓中的禅意与警醒
打鼓敲钟表示着僧人佛事的开始与结束,钟声让人反省,给人以时间的警告。就时间而言,有晨钟、暮钟以及半夜钟,钟声在不同的时间奏响,给诗人以不同的感受。有人在钟声中警醒与觉悟,有人因钟声叩响处在羁旅途中的思乡弦,也有无数友人在晨昏旦暮的钟声奏响之后悄然离别。
杜甫在《游龙门奉先寺》中写到: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这是诗人游洛阳而夜宿奉先寺所作,诗人白天已在僧人的引导下参观了奉先寺,而却未对奉先寺的种种景象进行详细描写,而把重点放在夜宿的感受上。“三四状风月之佳,五、六见高寒之极。闻钟发省,乃境旷心清,倏然则有所惊悟欤!”[5]诗人在经历一夜的不眠后,梦将觉,忽然听到钟声,内心豁然一亮,遂发深省,意有所得,直如禅家顿悟。此诗的妙处就在于,全诗前三联都在极力描绘出一个虚白高寒的环境,而真正引领诗人进入纯净愉悦境界的却是尾联那缕悠扬的晨音。这里的钟声,和佛界超尘拔俗的深思相关联。正如文学家王嗣奭所说“此诗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故妙。”[6]
唐代诗人常建更是真正将晨钟与禅意联系在一起。“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人清晨入古寺,留恋徘徊到禅房后院,听到钟罄之音想起,得以“悦性”、“空心”,禅宗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阐述,“自性是佛,见性是佛”,脱离尘世的羁绊,清除杂念,当万籁皆空时,只有几个疏钟在颤悠悠地回荡,成为空无的永恒。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悠远的暮钟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也经常出现,多寄寓着诗人们的人生感慨。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对暮钟的领悟是最具代表性的:(《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王国维谓:“一切景语皆情语。”[7]该诗前三联纯乎写景,又无一处不透露着诗人的心情。诗人在日暮之时踏足深山密林之中,古木参天,却杳无人烟,隐隐的钟声若有若无地响起,给原本幽寂的山林蒙上一层禅意的面纱。前人多赞扬“咽”与“冷”二字妙更入神,而“何处”二字实则更显绝妙。由于深山古林,空寂无人,使人不知这悠悠暮钟从何处传来,这与上句“无人”相照应,更暗承首句“不知”,它来自远离污泥尘垢的世外,穿透灵魂。正是这钟声,让诗人真正领悟到佛家宣扬的空寂的世界本源。全诗最后,诗人终得以“安禅”进入这空寂之境,遏制住了内心的“毒龙”。《涅槃经》[8]云;“但我住处有一毒龙,其性暴急,恐相危害。”王维三十岁以后,亦官亦隐,在空寂的境界中求得内心的安适,正如其诗所言:“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叹白发》)而其他诗人也同样具此空寂之境,如孟浩然“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黄昏般在下山路却,听钟声连翠微”,(《国融上人兰若》)日复一日的暮钟,不仅仅是寺庙的法器,超拔幽冥的苦难,更是诗人超越生命永恒的领悟。
“半夜钟”则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为最: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晚上,诗人夜泊在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这幽寂安宁的夜晚悄然拨动了这位怀着羁愁的游子。前两句写了“霜天”、“残月”、“栖鸭”、“枫树”、“渔火”、“不眠人”六景,只是从浅层描绘了枫桥夜泊的情景,而最后阗寂之时那饱含禅意的钟声传入舟中,无声与有声相衬托,景皆为情中之景,音皆为意中之音,羁旅之愁相思之情难以自禁。明人胡应麟称此诗:“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和调,生象之和。”[9]
“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于鹄《送宫人入道归山》)白乐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宿蓝桥题月》)与钟声相伴,诗人那些难言之情全托这半夜钟来传递,诗意美而因此也带上了浓厚的禅思之妙。
历史江水滚滚流动,我们既可以感受到“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声。以雅以南,以龠不僭。”(《诗经·小雅》)的庄严肃穆;又可以感受到“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的空寂与自然,直到如今再次听到梵钟奏鸣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停止。走进钟声,我们得以看到历史演进的风风雨雨,也得以体悟一代代文学家的哲学沉思。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傅道彬.晚唐钟声[M].东方出版社,1996.第233页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王嗣奭.杜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王国维.人间词话[M].凤凰出版社,2013.
[6]郑玄贾公彦.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郑祖襄.伶州鸠答周景王“问律”之疑和信——兼及西周音乐基础理论的重建[J].音乐研究,2004(02):28-35.0
摘 要:作为美国重要的黑人诗人,从20年代到40年代,兰斯顿·休斯以黑人女性为对象,创作了大量诗歌。纵观休斯对黑人女性的描述,可以看出其经历了一个从种族到阶级再到多角度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其创作视角的深入和开阔。
关键词:黑人女性;演变;视角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34-03
在美国文坛,尤其是黑人文学方面,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美国甚至世界文学的贡献巨大,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历史、传记等各种文体的作品的写作,西班牙文和法文的诗歌的英文翻译,甚至其他黑人作家文选的编辑,但是,休斯主要还是以其诗歌创作著称,被誉为“黑人民族的桂冠诗人”。
本文将以休斯作品中的黑人女性问题为研究视角,探讨其20-40年代作品中所描绘的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具体来说,在20年代,休斯主要是从种族的视角来观察和解析社会;到了30年代,休斯开始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种族和社会问题;进入40年代,发展到了将种族、阶级、文化、女性等多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多角度来讨论黑人女性问题。
一、种族视角下的黑人女性
虽然蓄奴制自南北战争以后就被废除了,但美国黑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仍然遭受种族歧视,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证。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了大批黑人作家,他们站在完全属于黑人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独有的目光、方式,对黑人艰难的生存条件,社会处境进行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黑人的社会地位,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但是,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美国黑人的民族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些黑人作家在描述黑人所处的悲惨处境时也更多地是从种族民族的角度来进行讲述和探讨。因此休斯这一时期的诗歌也主要的是从美国黑人民族内部出发,以追求伦理道德为目的,来探索黑人民族自身的文化共性和精神力量,从而树立黑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以此角度来看待和审视其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休斯作品中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的描述更多的还是以黑人种族的视角单纯地来呈现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其他并无明显的更深层次的探讨。
从休斯二十年代所创作的诗歌来看,其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描述主要有两种形象,一类是黑人母亲形象,以一种抽象的象征来代表其作为整个黑人民族的化身;另一类是社会受害者形象,体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黑人女性形象。通过对作为社会受害者的黑人女性的描述,休斯生动地展现了黑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种族压迫。这些实际上反映了20岁左右的诗人休斯“对美国黑人民族比较笼统的了解,还没有认识到黑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这一时期的休斯更多的是用道德的眼光关注和表现美国黑人民族及其理想。
在《苦难》一诗中有这样的描述:“像我这样的黑女孩,/像我这样的黑女孩,/必须得听布鲁斯/才能顶得住苦难。”黑人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着种种苦难,但是她们还是在努力寻找排解现实痛苦的渠道和办法,那就是黑人音乐,这也成为了黑人在无助和孤独之中的慰藉。
在诗歌《母亲对儿子说》中,休斯通过一位黑人母亲的讲述,来告诫儿子生活之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从而展示了美国黑人民族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听着,孩子,听我说,/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有曲折,/有坎坷,/有掀翻的地板。/有不铺地毯—/地面裸露的场所。/但是我永远/不停地攀,/不停地拐弯。/有时在暗中摸索,/不见一星光亮。/哦,孩子,别向后转,/别因为遇到了难处/就停步。/你还不能倒下—/因为我还在走,好孩子,/我还在攀,/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休斯借一位母亲向儿子的讲述来谈人生经历。诗中母亲用一系列的类比来表明人生的逆境和不顺之多。在当时社会,黑人,尤其是女性,遭受到各种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等不公平待遇。但这位坚强的母亲始终坚持向前,并鼓励儿子效仿母亲,继续这执着的旅程。“这里的母亲形象可以看作是整个黑人民族的象征,她对生命的体验和认同体现了整个民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这既是体现黑人女性对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态度,也象征着黑人对自身解放事业、追求平等、幸福权利的斗争。
《苏婶的故事》这首诗则是通过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黑人妇女向黑人孩子讲黑人奴隶的故事。黑人,黑人女性,以这样一种口口相传的方式将黑人的过去保留在他们的民族记忆之中。
在年轻知识分子休斯看来,黑人女性,无论是上面的“母亲”,还是“苏婶”,其实都可以看做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而休斯则借用这些传承者的讲述,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和展现了黑人的奴隶经历,体现了休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认同和表现。同时,黑人女性在面对和承受苦难孤独无助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自己的种族身份,并不断努力依靠自己的强烈意志和精神力量生存下去。
二、阶级视角下的黑人女性
作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阶级统治,实现平等自由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保障。受其影响,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纷纷起来反抗。
美国共产党建立于1919年,是为美国工人阶级服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构成具有多种族和多民族特点。30年代前期,美共積极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领导和组织产业工人工会。与此同时,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向全世界宣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又称美国新黑人文化运动,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是新黑人知识分子争取黑人民族以平等身份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次唤起黑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行中,美国黑人作家也更清楚地认识了美国社会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以他们自身特有的方式来分析和呈现。
受30年代这样一个激进左倾时代的影响,休斯开始转向于用阶级的视角和国际化的视野来看待和认识世界,来分析黑人民族问题,来展现黑人形象。相比二十年代的诗歌,其三十年代的诗歌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言,在这一阶段,休斯将其重心转移到以阶级视角来反映黑人女性的力量,黑人女性作为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意识到了她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力量,而不屈从于任何的社会不公平,并且以此为骄傲。在《约翰逊姐妹游行》中,“那一大批游行的/人是谁?/天哪!你不知道?/那是工人阶级!”这首诗表现了黑人女性的反叛形象,同时也将黑人女性的命运与整个工人阶级紧密联系起来了。
30年代的休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左翼思想的广泛影响,其政治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其诗歌创作也更加体现了对美国黑人民族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和表现黑人民族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思想,这在其创作的有关黑人女性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休斯在《黑人母亲》一诗中写道:“我是那横渡大洋的黑皮肤女孩,/在我的体内珍藏着自由的种子。/三百年我身处南方的深渊;/上帝把一支歌和祈祷放在了我的唇间。/上帝把钢铁一般的梦想放在了我的灵魂里面。/我曾经希望在我的身上,而现在希望在你们——/今天的黑人身上,看到我的梦想成真。”这首诗中的黑人母亲已经化身为了黑人民族之母,300年来一直珍藏着自由的种子而没有失落,这也正体现了黑人民族对自由梦想的牢牢守护,并为梦想的实现而不断努力着。
在休斯看来,阶级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存在,正是黑人民族苦难生活的根源,是他们的梦想实现的巨大障碍。因此,这一时期,休斯不再单纯地从种族的角度来描述黑人民族,而是将种族视角与无产阶级和反法西斯主义视角结合起来,强调了对未来和理想的关注。
三、多角度下的黑人女性
进入4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南方黑人迁移而导致的种族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加剧。对外,美国推崇所谓的为民主而战;对内,美国社会对黑人民族的剥削压迫仍然非常严重,这样一来,美国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黑人作家代表,这一时期休斯的创作视角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开始逐渐从各个角度将国家、阶级、性别和文化等方面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其对黑人民族问题的见解和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和深入。在这一时期,休斯开始将其创作重点从开始的社会变革逐渐转移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上来。
在40年代,休斯创作了一系列以一位黑人女性阿尔伯特·K·约翰逊(Albert K. Johnson)为中心叙述者的诗歌,反映了诗人对黑人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黑人女性尽管仍然扮演的是社会受害者的角色,但和20年代相比,40年代的诗歌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更加全面和深入。
一方面,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遭受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迫害。休斯创作了大量反映男权主义下黑人女性遭受种种苦难的诗歌。在《算命婆之歌》中,这位算命婆能预见和告知别人的将来,却唯独不能预测自己的未来。最后她被一位她诚心相待的男人所骗,失去了一切。“他残忍的虐待她,/狠狠地打她。/然后毅然离她而去,/偷走了她的一切。”与同样受到男权主义压迫的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无论在精神上、身体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遭受着更为沉重的压迫。在《女士和她的女士》中,与她的女雇主相比,阿尔伯特除了受到性别歧视之外,还承受着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休斯还描述了美国社会中的各类黑人女性,如妓女、失业妇女、女佣等,通过对他们生活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中黑人女性由于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剥削而面临的种种苦难。
然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休斯在其诗歌中也把黑人女性作为了反叛者和抗争者的角色进行了描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种种令人窒息的苦难和压迫,黑人女性选择的不是一味的忍受,而是勇敢面对、奋起反抗。面对难以承受的残酷的现实,甚至是死亡,休斯笔下的黑人女性表现出来的是坚强、独立和反抗。对黑人女性来说,现实是苦难的、残酷的,但休斯却创作了《生命多么美好》表现了一位与痛苦现实抗争的黑人女性形象,尽管一开始难以面对,甚至选择了死亡,但最终还是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既然我还活着,/我想我会继续活下去。”这时的黑人女性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和人格尊严,在她们看来,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你的命运,乖乖,/拽在你自己手里。/千万不要在别人的架子里/去寻觅。”(《女士与算命女》)体现了黑人女性对社会现实的反叛和她们的坚定决心,她们要实现其作为美国黑人女性的尊严和独立,同时也追求她们善良人性的充分解放和和谐人伦关系的建立。
四、结语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到40年代,休斯所创作的诗歌中对于黑人女性的描述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种族视角到阶级视角再到多视角的转变历程。诗人通过描述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忠实地表现了当时黑人的社会生活。诗人诗歌中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也表明诗人更多地关注了社会现实。这样一种转变使得其诗歌在视角上更加开阔,意义上更加深入,时间的磨练使得其诗歌变得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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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教学反思
首先我对汉字的发展演变内容进行了整合,从甲骨文到行书草书发展变化,我都进行了概述。其中重点讲了甲骨文小篆楷书等。比如,学习甲骨文时,让学生自由读阅读材料《甲骨文的发现》、辨认甲骨文十二生肖等环节,让学生在与甲骨文的接触中感受祖先用聪明才智所创造出来的文明。学习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这几种字体时,则设计了作品欣赏、字体比较、写一写等环节,对各种字体有个大致的了解,增强学生对汉字的兴趣,感受汉字的美。
课堂是门遗憾的艺术,这节课因为综合性课堂,所以在课堂中干涉得比较多,该让学生评价的地方自己充当了主角,1.没有充分展现学生的主体性;
一、新疆宗教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重要的交通动脉和商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要通道。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宗教,很早就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相互传播。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新疆,自然成为东西方许多宗教的传播和汇聚之地。
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地区流行的主要是原始宗教,一些地方已出现了原始宗教的高级形态——萨满教。大约公元前4世纪左右,外来宗教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新疆。这些外来宗教与新疆本地的原始宗教一起,逐渐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各个宗教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变化,新疆的宗教也随之不断演变。有的宗教因统治阶级的推行兴起了,有的宗教因统治阶级的压制衰落了;原有的一些宗教消亡了,一些新的宗教又传入了。但是,不管各种宗教如何兴衰更替,各种宗教的地位如何变化,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的古代居民信仰本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至今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及遗俗。
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俗称拜火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置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的管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祆教。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不久,佛教就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音:秋词)、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公元五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是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直到清代,道教才传播到全疆各地。
公元六世纪前后,摩尼教由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九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西迁新疆后,促进了摩尼教在新疆的发展。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基督教的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也传入了新疆,但早期传播不够广泛。到元朝(1206年-1368年)时,才因为大量回鹘人接受景教而兴盛起来。
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于阗佛教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于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和阗地区。十四世纪中叶起,在察合台汗国(蒙古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的藩属国)的强制推行下,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等信仰的主要宗教。十六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等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后,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随之逐渐消失,但佛教、道教仍然存在。从明朝起,藏传佛教还有了重大发展,成为与伊斯兰教并列的新疆两大主要宗教。十七世纪后期,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借助藏传佛教的力量,消灭了自己的政敌黑山派和卓势力,并灭亡了叶尔羌汗国(蒙古察合台汗后代于1514年-1680年间以今莎车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权),足见当时藏传佛教势力之大。大约从十八世纪起,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些宗教的寺院、教堂遍布天山南北,有些穆斯林甚至改信了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历史上,新疆的宗教虽然一直在不断演变,但自从外来宗教传入以来所形成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一直保持下来。现在新疆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仍然有较大影响。概括起来,历史上新疆宗教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阶段。这一阶段从新疆出现原始宗教直到外来宗教传入,历时至少数千至数万年。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1000多年。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衰落。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公元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主要在汉族中流行。公元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二、新疆宗教发展演变的特点
(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与传播的地区
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伊斯兰教传入后,新疆不仅继续维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传入。历史上,新疆的宗教虽然一直在不断演变,但自从外来宗教传入以来所形成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一直保持下来。
(二)、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 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三)、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信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维吾尔族历史上就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兰教。民族宗教信仰的不断改变,也是导致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的重要原因。
(四)、新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双重作用
1、宗教对新疆发展的积极作用
宗教包含劝人从善、乐助他人、扶贫济困、不做恶事、淡泊名利等积极因素,如佛教的“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渡人”、“天人合一”;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天主教、基督教的“荣神益人”等。
2、宗教对新疆发展的消极影响
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广大农村发展水平落后,人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胡达”的身上。他们认为种植是共产党带着干的,收获却是“安拉”给的。这种虔诚的宗教意识对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世界观的影响是很大的。南疆许多地区的农牧民只满足于吃饱穿暖、缺乏进取和承担风险的精神,没有更高的生活要求。长期靠救济过日子,贫困户心安理得等着、争着领救济。在贫困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话:五十年代领救济,感谢共产党;六十年代领救济,真是救命粮;七十年代领救济,政府该这样;八十年代领救济,开始学撒谎;九十年代领救济,公开叫喊给少了。“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在部分贫困地区已成为少数民族贫困者懒惰和混日子的依据。这种把改变生活命运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胡达身上以及满足于低水平的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是不利于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开拓创新,创造美好生活的,对发展民族经济起着制约作用。
(五)、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的基本特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民族分裂主义却不顾历史事实,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胡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流行伊斯兰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这是新疆的非常突出的特点。近代以来新疆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骚乱事件都是利用宗教。包括 “7•5”事件上街呼喊的口号依然是所谓的“圣战”。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新疆宗教的演变历史,肃清“泛伊斯兰主义”和分裂思想在新疆的流毒和影响。我们要清楚地看到,新疆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做出了贡献,共同维护了祖国统一。新疆的各族人民都是一家人,都是新疆这一方热土的主人,都是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我们第一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用事实和史实去批驳他们的反动谬论,从根本上摧毁“三股势力”鼓吹“新疆独立”的反动思想理论体系。使“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等正确观点在各族干部群众头脑中牢牢生根。
三、认清非法宗教活动的本质及其危害,旗帜鲜明地制止和打击非法宗教活动
(一)、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什么要利用宗教
国际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什么往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要以宗教作为利用的工具?深究起来,这也是由宗教自身的一些特点决定的。宗教的特点很多,但敌对势力和分裂主义分子主要是抓住宗教的如下几个特点进行加以利用的。
1、神圣性——是指宗教具有的神秘色彩和威严性。在生活中,一种外部力量一旦被超现实化,就带上神圣的意义,人们得神秘感、恐惧感和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宗教信仰的对象——神灵表现为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这种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是不可感知的,因而具有神秘色彩。其次,宗教信仰的又一显著特征是来世观,由于神灵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人们的今世福祸,荣辱升降,来世或进天堂进地狱,全由这种神秘力量决定,信徒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忧虑,尤其是对来世的关心,无不对神灵怀有虔敬之心和畏惧感。这样,神灵在信徒的心目中就具有特殊的威严性,信徒不仅对其顶礼膜拜,且绝不允许非信仰者对神灵有丝毫的不恭和亵渎。宗教的神灵性直接造就了信徒的感性和意志的高度圣化,进而表现出特殊的宗教氛围。在非宗教徒看来是奇特的、无法理解的,甚至是装模作样的言行、礼节、禁忌以及思维方式,在宗教徒的实践和体验中却有着无法言传的神圣、庄严和伟大。从外在的服饰、礼仪、禁忌到内在的信仰传递、信仰功能的发挥,全被置于神的旗帜之下,染上了超凡圣人的色彩。在此特殊的宗教氛围中,一个誓言可以约束信徒的终身行为,一件圣物可以叫信徒自毁肢体以示敬畏,一定的服饰和特殊的仪式可以让信徒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神的召唤可以叫信徒赴汤蹈火而毫无畏惧。
2、盲目性——由于宗教信仰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虚幻的颠倒的超人间形式的反映,永远不能被人所感知,更无法为实践所证实,因此,人们队这种对象的服从、信仰与崇拜,完全是盲目的,这就使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如政治信仰和科学信仰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宗教信仰的盲目性极易导致一些非生理性的行为。
3、敏感性和狂热性——任何一种信仰对信仰者来说都是不可亵渎的,宗教信仰更是如此,它是信徒精神世界最敏感的地带,他们的情绪和感情极易从这个方面激发出来。由于宗教信仰具有突出的非理性色彩,因此,一旦信徒的宗教感情被激发出来之后,就很容易走向狂热,尤其是当众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狂热极易导致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4、民族性——对于历史上几乎是全民信教的民族来说,宗教教义与宗教礼仪已渗透到这些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世代相袭,广大群众对祖辈信奉的宗教有着朴素的宗教感情,宗教信仰与宗教感情已转化为该民族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单个宗教信徒的个人感情往往受群体心理的支配。在这里,由于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对广大信教群众来说,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态度,往往被视为是对这些民族本身的态度。
5、排他性——各种宗教,尤其是世界宗教无不宣称,它们所信奉的神灵都是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全美全善的,在宇宙具有唯一的至尊至上性,这就使这种神灵具有强烈的排它性,这种排它性使信徒的宗教感情呈现出强烈的排斥异己的色彩,也是把信徒的宗教感情引向狂热的重要诱因。另外,宗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竭力夸大宗教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夸大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差异,大肆散布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要消灭宗教,叫嚣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必须“以宗教压倒马列主义”,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6、信仰性——宗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思想信仰,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而精神世界的东西,人们相信或否定什么是不能用行政、暴力手段予以强加或予以取缔的。加之,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以,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比资产阶级更加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据此,无产阶级政党制订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通过国家宪法肯定下来。敌对分子正是利用我们尊重和保护信仰自由的法律和政策,大肆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以合法掩盖非法。
此外,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的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群众的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在那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未从根本上改变;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族际交往有限,人际交往狭小,人们被封闭在狭小的社区圈内。这一切,使宗教的传统性、神秘性、盲目性(迷信和非理性色彩)、保守性、不宽容性和排它性都较为突出,宗教氛围较为浓厚,人们的宗教感情极易被激发出来。
由于宗教的上述特点,加之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划不清正常的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界限,而从事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人常常是故意混淆这种界限,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通过大搞非法宗教活动,激发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情绪,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恨,最终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祖国、颠覆人民政权的目的。由于宗教具有被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的某些特点,可以肯定,他们今后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加紧利用宗教,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认清非法宗教活动的本质及其危害,旗帜鲜明地制止和打击非法宗教活动
1、非法宗教活动的本质及其表现
对“非法宗教活动”的界定是一件科学性和政策性很强而又必须做的事。正确界定非法宗教活动,有利于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制止违法、非法宗教活动;有利于揭露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活动、恐怖活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宗教活动是宗教信徒为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独自或集体进行的一种较为固定或有规律的仪式或习俗行为。诸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那么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进行上述活动都是合法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呢?当然不是。宗教活动是一种社会公共事务,属于国家管理的范围。为了保障宗教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国家除在相关法律中有所规定外,还专门制定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法规、规章以及相关政策,对宗教活动进行规范。只有那些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宗教活动才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是指不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宗教活动。这也是它与合法宗教活动的区别所在。非法宗教活动,是泛指一切违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及自治区有关法规、条例和政策的种种宗教活动。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非法宗教活动有二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一是宗教活动,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主要表现有:(26)
以宗教为由影响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计划生育政策和遗产分配,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强迫或变相强迫他人信教、封斋、礼拜;或以斋戒为借口干涉群众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强迫妇女进寺礼拜和戴面纱。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伊斯兰教倡导着装得体、举止文明,充分展现妇女的美和青年人的活力。由未经爱国宗教团体聘任、无宗教教职资格证书的人员组织、主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
未经批准,在本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人员在本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地方讲经布道、聚众进行宗教活动。
礼拜应当到法律许可的地方去做
未经批准,擅自从外地搬请宗教教职人员。未经批准,擅自邀请内地宗教教职人员来我区进行宗教活动。
自封传道人,随意发展教徒。擅自祝圣神职人员。擅自接受国(境)外宗教组织的祝圣。
非法开办教经班(点),修道班、神学班,未经批准私带学经人员。未经批准,在各级各类学校和非学历机构开设宗教课程或进行其他宗教活动。
强迫、唆使、纵容、放任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礼拜、学经、封斋。
未成年人为什么不能信教? 为什么要推行双语教育
给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未依法办理离婚手续而以念“三个塔拉克”就离婚等方式干预婚姻。
恢复或变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搞“教主”继承,放口唤,派阿訇,收宗教课税。
在宗教活动场所架设高音喇叭进行宗教活动。
利用参加婚礼、葬礼、家庭聚会,以及“麦西来甫”等机会,进行“太比力克”等讲经布道活动。以“阿拉力”和“哈拉木”为名宣扬、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
内地非法宗教组织以派遣人员、培训骨干和提供资金等方式,拉拢我区信教人员,培养地下势力,建立非法宗教组织。
未经批准,擅自进行“**转世”,以及跨地区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
蓄意挑拨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或同一教派内的纷争、制造混乱。
未经批准,擅自编辑、翻译、出版、印刷、复制、制作、发行、销售和传播宗教类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未经批准,利用数字出版和互联网、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等媒体宣扬、传播宗教。
非法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擅自组织、参加非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的赴国外朝觐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抵制零散朝靓
未经批准,擅自接受国(境)外组织或个人宗教性捐赠。接受境内非法宗教组织宗教性捐赠。
未经批准,擅自参加国(境)外宗教组织的各种培训和会议,擅自与国(境)外宗教组织联系进行宗教活动和交往等。参加境内非法宗教组织的各种培训和会议等。
境外组织和个人以经商、旅游、讲学、留学、文化交流以及给受灾地区捐款、捐资助学、扶贫帮困、防病治病等为名,进行宗教传教活动。
未经登记和批准,私设活动点。未经批准,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或者修建其他建筑变相用以宗教活动。以出资修建为由把持操纵寺院。
未经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这些非法宗教活动干扰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我区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危害。近年来,非法宗教活动已经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直接利用的一个重要阵地。事实告诉我们,哪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哪里就不得安宁。中央把非法宗教活动最为影响我区稳定的主要危害之一明确提出来,这是非常正确和很有针对性的。
2、旗帜鲜明地制止和打击非法宗教活动
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宗教活动场所是履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地方,不得搞违法、破坏活动。当前的任务是要对我区现有的宗教场所进行一次普遍的等记,建立档案,并对一些重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一整顿。凡在宗教活动场所主持仪式和讲经的,都必须是经过考核取得合格证书的爱国宗教人士。对态度暧昧甚至坚持民族分裂主义立场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负责人,应及时稳妥地调整撤换,使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宗教人士手中。
必须划清正常的宗教活动与非法的宗教活动的界限。党和政府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了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宪法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所为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指信教群众按照各教的教义、教规和习惯,在宗教活动场所及在自己家里进行的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封斋、终傅、追思、以及过宗教节日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应由各宗教的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自己来办理,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全面正确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必须理直气壮地保护正常的合法的宗教活动。只有真正保护了合法的宗教活动,保障了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制止和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决不能因为非法宗教活动猖獗,就对正常宗教活动也横加干涉、制止,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
必须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前,宗教方面的问题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又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处理这类问题,必须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要把宗教问题与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区分开来。一方面要坚决地同分裂主义势力作斗争,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要坚决抵制和打击;对利用宗教在境内建立反革命集团,公开进行分裂主义的宣传煽动,制造有组织的骚乱事件和武装**事件等犯罪活动,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另一方面,又要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对于那些出于宗教感情等原因进行的一般性的违法行为,要立足于教育,切忌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政策的演变
摘要:在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史中,中国独特的国情,短暂的对外贸易发展历史,以及如今中国对外贸易世界地位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从建国、改革开放到加入WTO至今,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也反映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以了解真正适合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政策,使之在国际竞争中更具竞争力,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关键词:中国 对外贸易 政策演变 影响
正文:以几次大的转折点为依据,笔者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分成了四个阶段:
一、极端的进口替代阶段(1979年以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一种辅助的从属地位。对外贸易只是国内生产的简单延伸,只能被动地跟着生产走。
在国家的统一干预下,对外贸易的管理不是价值管理而是外汇实物计划调控;对外贸易的动机不是追求贸易的比较利益,而是实现互通有无和追求创汇的最大化。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战略必定是极端的进口替代战略。
建国初期,我国的部门偏向是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即在对进口实施较高保护的同时对出口几乎没有鼓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统治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是通过高度的集中计划体制来实现的:①统一计划管理。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统制对外贸易计划,包括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运输计划、包装计基本建设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教育计划等。并按行政层次下达、强行。②外贸专营。对私营外贸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最终使国营外贸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国营外贸企业分为专业外贸总公司(设在北京)业外贸公司(设在各省、市、自治区)两个层次。
2、较高的进口限制:进口限制政策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限制政策主要体现在较高的关税壁垒水平上。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关税税则规定的算术平均关税达到52.9%,其中农产品税高达92.3%,工业品税为47.7%。非关税壁垒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这些措施根本就不需要。在这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是计划的产物,因此不可能主动发挥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受到调剂余缺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制约,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借以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进口战略的总体思想是:凡是国内有生产,并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得到满足的,应坚持不进口;凡是国内有条件生产,暂时需要进口的,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国内发展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应逐步减少进口,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急需的方面,使我们的进口商品的结构更加合理。
绝对成本理论这种观点说明了国际贸易中自然优势和获得优势带给一个国家发展的益处,但是倘若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生产商都没有优势的话,就很难在国际贸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没有很好的表现。
在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我国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最初级的地位。该时期我国从总体上推行的是片面重工业化的战略,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造成了消费品的生产落后于社会需要,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导致了传统出口产业迟迟得不到发展,对外贸易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
从表3一1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不是反映中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这类产品上,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偏向发展重工业,使得劳动相对密集的轻纺产品国内自己都不能满足,没有能力再出口。如前所述,由于出口结构的低下,出口产品主要为农副产品和简单农副产品加工品,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可能有较大的发挥。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是对资源依赖较大的一种生产,且农产品换汇率低,如果不尽可能多地附加劳动价值,单纯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换取足量外汇,则国内资源必定会遭到较大损耗。
二、温和的进口替代阶段(1980年一1991年)
改革开放以后,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贸易亦第一次被放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
贸易的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关键。而贸易的自由化是以自由性的贸易体制为
基础,因此对外贸易体制就必须进行改革。
这一时期我国的部门偏向开始从极端的进口替代向政府干预较强的“中性”转变(即既有较高的进口保护又有较高的出口鼓励),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
1.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口限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鼓励措施的多样化。一方面,中央对整个对外贸易的计划控制有所减弱。以进出口计划商品的逐步减少为例,在出口商品计划中,到1988年,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第一类商品下降到21种,受指导性计划管理的第二类商品下降到91种。另一方面,在计划控制逐步削减和取消的同时,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也相应展开。1991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出口补贴、在适当增加外贸企业外汇留成的基础上,让各类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同时改变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实行按不同大类商品全国统一的外贸留成比例,以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2、为了避免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迅速冲击和继续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成长,国家在削弱计划控制的同时,又运用商业手段加强了对进口的限制。为了鼓励贸易,国家在较高的进口限制之外,又采取了“抵消性”的鼓励出口政策作为激励。从对出口的较高鼓励方面而言,该时期的中国使用了一系列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贸易补贴和外汇留存都是在国内价格改革还没有到位、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脱节的情况下为弥补外贸企业的亏损而采取的鼓励出口的手段。除了外贸补贴和外汇留存以外,为了鼓励出口,我国政府还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给予出口企业退还国内征收的间接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投入品免关税、进口资本品减关税的优惠待遇。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形式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映,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在产品的生产商不需要有绝对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从贸易中获取利益,但贸易利益实现的条件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此时期中国就参与进了国际贸易,开放了市场,并着重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发挥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下图为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三、边际出口导向阶段(1992年~2001年)
上一阶段我国外贸体制的初步开放促进了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追求静
态的贸易利益成为可能。随着国家对贸易作用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入WTO步伐的日渐加快,人们对市场开放的要求也在提高,对外贸易体改革也就有了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也开始成为可能。
1992年以后,我国的计划控制已基本取消。国家在自营进出口业务方面已比较放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一部分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私营企业经营自己产品的进出口.进口限制政策。从1992年起,中国的进口体制开始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关税和非关税水平都开始明显下降。关税和非关税的变化请看
下图:
这一时期国家对出口贸易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出口不再以创造更多外汇为其首要目的,而逐渐转向了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上。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需要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其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则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竞争效应、乘数效应、学习效应来推动。
这一时期国家寻求突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桎枑,在资本密集型等产业上加足马力,为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不惜以市场换技术。虽然此时我国对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定高度,也采取了贸易促进国内产业动态升级的相关措施,但毕竟外贸政策的调整己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而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短期内又不可能见到效果,因此国内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由于加工贸易的投入品基本上来自进口,出口对国内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大,乘数效应很小。而且由于加工贸易中漏洞不少,一定程度上易诱使贿赂、贪污和走私等腐败犯罪行为。为了加强管理,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对加工贸易和关税减免加强管理,这又导致管理成本提高。所以这一时期的贸易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4、出口导向阶段(2002年至今)
该时期的贸易战略在继承上一阶段贸易战略总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
降低了政府干预。这一时期各项政策的颁布虽然从总体上看基本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外贸战略总体思想的片面化仍导致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在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关税税率在持续降低。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2002年1月起,总关税水平降至15.3%,3000多个税目的税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1%降低到16.8%;工业品平均税率由n.4%降低到10.3%。从2005年1月起,我国又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9.9%,涉及降税的共900多个税目。2002年,我国的进口配额许可证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从26种减少到12种,2003年又进一步减少到8种,取消了摩托车及其关键件、照相机及其机身、手表、汽车起重机及其底盘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取消部分税号汽车及其关键件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继续鼓励扩大出口的政策。为了抵消加入WTO后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冲击,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出台了一系列。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2002年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面由2001年的62%增加到100%(即全部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退税总金额达1259亿元人民币,比2001年增加17.1%。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出口增长方式粗放;出口商品核心竞争力不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增加了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对外贸易发展的高外需和高外资依赖性;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出口导向贸易发展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面临调整要求。
加入WTO后就必须完全的自由贸易,我国正在转型阶段,发展过程中因为“中国制造”的低价和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遭遇了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两种政策的互相结合。
参考文献:
一、“子”的历时演变
王力先生认为至少在上古时代,“子”已经有了词尾化的迹象,中古时代,词尾“子”已经很发达了,并且有构成新词的能力。有些文献中的“子”意义半实半虚,其虚化的痕迹在一些典籍中可以看到。如:
[1]胸中正则眸子了焉。(《孟子·离娄上》)
[2]童子佩觽。(《诗经·卫风·芄兰》)
[3]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丽。(《春秋穀梁传·僖公元年》)
[4]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史记·三王世家》)
[5]美於色,薄於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列女传·孽嬖传》)
[6]贼臣乱子,往往错互,指麾妄说,传相坏误。(《后汉书·苏竞传》)
到中古时期,词缀“子”逐渐普遍使用起来,除了上古的表示小而圆和表示某种人之外,其主要用于器物名、动物名、植物名后,例:
[7]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全唐诗·碾驴鞍判》)
[8]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髻”。(《搜神记》)
[9]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封氏闻见记》)
[10]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全唐诗·杜甫·绝句二首》)
[11]《尔雅·释木》:“木齐,白枣。”郭璞注:“即今枣子白熟。”
还有用于其它名称后,如:
[12]或戏谓此二诗乃落叶及柳谜子。(《苕溪渔隐丛话》)
[13]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宋史·食货志》)
在《说文解字》中,“子”是“婴儿”,由此而派生出小义。《释名·形体》:“瞳子。瞳,重也。肤幕相褁重也。子,小称也。”我们认为词尾“子”是由“小”这个意义虚化而来的,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我们只能大致描绘出它的发展脉络:先是附着在表示小的事物的名词上,后来更加虚化,可以附着在表示大的事物的名词后。
《世说新语》中,作为词缀的“子”共出现6次,用于构成名词“貉子、谢虎子、鬼子、小子”。这些后缀“子”已不至与实义的“子”相混。后缀“子”的虚化已基本完成。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也常可见到这种情况,例:
[14]凡五谷种子,邑舒则不生。(《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15]在马坊教诸奴子书。(《魏书·温子升传》)
[16]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17]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北齐书·魏兰根传》)
[18]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南史·刘子遴传》)
[19]检家赤贫,唯有质钱贴子数百。(《南齐书·萧坦之传》)
[20]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笑林·啮鼻》)
[21]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荀氏灵鬼志传》)
到宋元时期,词尾“子”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可以做所有名词的后缀。
[22]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子、夹杖、龙牵等。(《昭明文选·奏弹刘整》)
[23]五下乃是调子。(《敦煌变文集新书燕子赋》)
[24]他自是转,连那上面磨子、筛罗一起都转。(《朱子语类》)
[25]何处有岭子。(《乙卯入国奏请》)
[26]均誊轿子过了,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碾玉观音》)
[27]宋四公再出房门来,只听两个狗子吠。(《简帖和尚》)
[28]众人不由分说,将一条索子扣了婆娘的颈。(《简帖和尚》)
[29]不是别人,是我妹子阎行首。(《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30]看碾子人李镇抚家驱口阎喜僧状招。(《元典章碾死人移尸》)
[31]咱们住前行十里来田地里,有个店子,名唤瓦店。(《老乞大》)
[32]唐僧往西天取经去时节,到一个城子,叫做车迟国。(《朴通事》)
词尾“子”在中古时期已经发展完备与成熟,很多带词尾“子”的词,到现代汉语中丢掉了“子”。如:鹿奶子→鹿奶,锅子→锅,狗子→狗、店子→店等。可见词尾“子”在当时口语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人们使用它似乎也很随意。
总之,“子”作为构词的后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虚化已基本完成,在唐宋以后的近代汉语中,广泛运用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从古代汉语演变到近代汉语,书面语更接近当时的口语;另一方面,南方方言南方(如苏北)多用“子”的现象有关系。
二、“妻子”的历时演变
“妻”、“子”作为普通词汇,早在诗经时代,就被载入文学作品。
[33]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毛诗·国风·草虫》)
[34]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毛诗·国风·鹊巢》)
这是分开单用的例子,也有连着合用的例子。
[35]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毛诗·小雅·常棣》)
[36]凡冯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礼记·丧服大记》)但也有例子表明“妻子”在偏向“妻”的意义,例如:
[37]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韩非子·外储说·卜子之妻》)
[38]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汉书·游侠传》)
此时的“妻子”还不是我们现代汉语中的“妻子”,只能说明它们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偏向了“妻”的意义,不表示“子”的含义。这种偏义现象是临时的,不固定的,是一种语用的现象,也就没有产生新的词语形式,并不同于我们现代汉语中所说的偏义复词。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不断地变化。从中古开始,“妻子”在开始凝固成词,并普遍地只表“妻”的意义。例如:
[39]于是举骰子,与妻子约曰:“彩多得儿,彩少得女。”(《五代史补·戴偃摈弃》)
[40]曦性既淫虐,而妻子李氏悍而酗酒,贤妃尚氏有色而宠。(《新五代史·闽世家》)
[41]妻子谏曰:“老人何终日自苦?”(《新唐书·儒学传上·萧德言》)
[42]妾刚酷,虽纵显官而数笞诟,然率妻子候颜色,承养不懈,时以为难。(《新唐书卷120·列传45》)
[43]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全唐诗·杜甫·昔游》)
[44]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全唐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5]妻子候间请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旧唐书卷198上列传139上》)[46]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太平广记·宜君王老》)
[47]是夜三更归家,妻子惊骇,谓是鬼物。(《太平广记·报应记》)
[48]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太平广记·出记闻》)
[49]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玄怪录·董慎》)
[50]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呼其夫与姑餐。(《广异记·李叔霁》)
[51]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稽神录》)
[52]丈夫岂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辈善自为谋(《续世说·方正》)
[53]杀了他大儿子脱古思别乞,要了他两个女儿并他妻子。(《元朝秘史》)
[54]则俺这妻子似瑟和琴,弟兄如手共足。(《全元杂剧·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
[55]兄弟是同气连枝,妻子是多情伴侣。(《全元杂剧·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
[56]不想这释迦佛倒做了画眉郎。想俺糟糠妻子倚门傍。(《全元杂剧·布袋和尚忍字记》)
[57]你这厮怎么要诳骗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全元杂剧·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58]前日那一个女人,本等是我伯父与我配下的妻子。(《全元杂剧·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
[59]妻子以手拭开两目,瞳睛炯炯,因藏于家,时一启视。(《謇斋琐缀录》)
[60]光颜曰:“战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何以女色为乐?为我谢公。”(《鷃林子》)
[61]如今说一个棋家在棋盘上赢了一个妻子,千里姻缘,天生一对,也是一段稀奇的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62]要娶他回家,家中先已有妻子,甚是不得意。(《二刻拍案惊奇·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
[63]原来他这妻子姓苏,也不是平常的人。(《二刻拍案惊奇·杨抽马甘请杖富家郎浪受惊》)
[64]想道:“好个女子,我孙润可惜已定了妻子。”(《今古奇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65]后因吴金病死,他妻子赘我,顶名运船度日。(《今古奇观·蔡小姐忍辱报仇》)
[66]以背妻子之欢。(《弘明集·牟子理惑·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
三、分析与结论
造成上述语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第一、名词词缀“子”逐渐普遍使用起来,语言的发展具有连带的作用,“妻子”也随着“子”意义的虚化逐渐失去了“儿子和女儿”的意义,同一种组合形式长期地反复运用,那么组合的方式和表达的意义就可能固定下来,变成我们现在的仅表示“妻”的“妻子”。
第二、在中古之时,特别是从隋唐开始,“女儿”、“儿子”、“儿女”开始大量的单独使用。笔者根据文献统计出了“女儿”、“儿子”、“儿女”在各个时代的使用频率,先秦:女儿0次,儿子32次,儿女0次;秦汉:女儿5次,儿子33次,儿女28次;
魏晋:女儿5次,儿子21次,儿女9次;南北朝:女儿8次,儿子44次,儿女56次;
隋唐五代:女儿197次,儿子69次,儿女180次;宋辽金:女儿81次,儿子105次,儿女234次;元:女儿307次,儿子246次,儿女210次;明:女儿2157次,儿子1771次,儿女397次;清:女儿3453次,儿子3083次,儿女921次;
数据显示,从隋唐开始,“女儿”、“儿子”、“儿女”开始大量运用于文献中。所以“妻子”中“子”的意义开始被上述三个词所取代,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妻子”中“子”便会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成为不表意义的音节。其语义作用消失,构词作用占据了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代汉语中。
通过比对词缀“子”和“妻子”只表示“妻”的意义年代,我们发现,“子”在魏晋南北末期基本虚化,在隋唐开始被广泛使用为词缀,“妻子”也在这一时期普遍的表示“妻”的含义。“妻子”在“子”虚化之前出现的偏义的现象,只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受特定的语言环境所决定,即随文释义。随着汉语语词复音化的趋势,“妻子”随着“子”的虚化,逐渐脱离了妻子和儿女的意义,“子”成为一个只起陪衬作用的语素。“妻子”也变成一个合成词,只表示妻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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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丽霞.论汉语构词的双音节化趋势——从“儿”尾与“子”尾的使用频率谈起[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23卷第3期
陶瓷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瓷器萌芽于商代,成熟于汉代,隋唐为繁盛时期,宋元达到鼎盛,至今还在继承、创新和发展着。彩陶是中国原始社会中卓越的工艺创造。青瓷自东汉晚期作了成功的烧制之后,迅速进入日常生活之中,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漆器和金银器,成为主要用具。宋代陶瓷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不仅有为供应宫廷贵族而烧造的高等瓷器,并且民间陶瓷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陶瓷生产地遍及全国,名窑遍布南北各地。
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瓷器萌芽于商代,成熟于汉代,隋唐为繁盛时期,宋元达到鼎盛,至今还在继承、创新和发展着。广义的“陶瓷”包括陶器、瓷器、炻器。陶瓷是由陶器和瓷器两种形式组成的,先有陶后有瓷。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较重要的有泥质灰陶、彩陶、黑陶和几何印纹陶四种。泥质灰陶是古代最普遍的陶器,最初的陶器因为受编织物影响较大,在烧成的陶器上还保留着编织物的痕迹,像布纹、席纹和绳纹都成了简单的装饰。陶器表面的绳席纹装饰,在汉代以后消失。绳席纹陶鬲的形式与装饰方法都表现了陶器与编织物(或皮革器)的密切关系。因长时期的应用而成为工艺造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陶器上的绳纹装饰,后来长时沿用。
彩陶是中国原始社会中卓越的工艺创造。马家窑彩陶,以点、圆、波纹、旋纹、直线纹搭配成图案,非常匀称得体,上口部的图案是河水平稳波动,碧波荡漾的涟漪;中部是汹涌的波涛翻卷层层浪花,形成激流漩涡。下部的平行直线构成了水波的恬淡温柔的景象。半山彩陶罐是古代工艺中的杰出的作品。在造型上彩陶罐各部分有一定的比例,如高度和宽度,腹径和底径的比例,使之有助于柔和优美的外轮廓线的形成,在中国工艺史上为最成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造型之一。装饰因部位的不同而不同。几何形装饰花纹的组成,或疏或密,都结合了形体的变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一项重要传统手法的开始。几何形装饰花纹以波状弧线效果最鲜明。装饰图案虚实相间,黑白互相衬托成为“双关图案”。这是中国图案传统的一种卓有成效的组织方法。半山彩陶纹饰以锯齿纹为特点,黑戏两彩相间,构成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网格纹等。半山彩陶造型浑厚典雅,纹饰繁密优美,是马家窑文化繁盛的标志。
秦统一中国后,陶器制作仍沿袭战国时代的传统,如咸阳故城一带出土彩绘着弦纹的灰陶茧形壶、流云纹陶钫等,具有造型庄重、纹饰艳丽的特色。洛阳、咸阳、长沙、临沂等地的西汉墓,还出土不少彩绘陶壶,通常绘饰流云纹,或在壶肩部位画四神图案。洛阳的彩绘陶壶,还有以人面虎身、人面鸟身等神怪形象入画者,亦有彩绘骑士射猎场面者。我国商周时代已经萌芽的原始瓷,于秦汉初期在越国故地复兴。浙江义乌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一组原始瓷器,包括鼎、盒、壶、瓿、勺等器形;其中,瓿的肩、盖部位饰弦、人字形针点纹及水波纹,瓿身前后饰绶带谷璧图案,瓿耳面上饰有罕见的捺印而成的持盾举剑武士像;器盖及器身上半部施土黄色釉,挂釉上厚下薄,并且都不到底。这组纹饰考究的器物,标志着原始瓷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青瓷自东汉晚期作了成功的烧制之后,迅速进入日常生活之中,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漆器和金银器,成为主要用具。随着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青瓷的烧造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形成越、瓯、婺、德清四大窑系。青瓷以浙江越窑质量最高,胎质致密,釉色均匀。北魏孝文帝在迁洛之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陶瓷业得到恢复,壶体塑造出多人组成的胡人乐舞,场面欢快而有运动感,再现了胡旋舞的风貌。青瓷在唐五代时期不仅在国内引起普遍重视的工艺品,也大量运销国外。唐代越窑风的青瓷残片曾在海外发现。
宋代陶瓷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不仅有为供应宫廷贵族而烧造的高等瓷器,并且民间陶瓷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陶瓷生产地遍及全国,名窑遍布南北各地。北方有汝窑、官窑、定窑、钧窑、耀州窑,南方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其产品各具特色。其中,汝窑、官窑、定窑、哥窑、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宋代陶瓷以青瓷和白瓷为主,同时也发展了釉下彩绘瓷和各色窑变的彩釉瓷。越窑青瓷制作手法是用印花、刻花、堆塑等多种装饰手法,有的以金银镶边,釉色呈纯正的湖绿色,器型优美精致。汝窑窑址在今河南临汝,北宋时曾在这里设置官窑,专门烧制宫廷用瓷。汝窑胎土细腻,多为浅灰色,釉料厚重莹润,颜色呈淡蓝色,隐现有细碎的开片。早期多为素面,晚期出现了印刻花纹,常见的有莲花,萱草等纹样。由于汝窑烧造时间很短,因此其传世作品很少。耀州窑兴起于唐代,所产瓷器受越窑影响,有印花、划花、刻花等多种装饰手法。尤以刻花技巧见长,所刻花纹,依器形及图案主次,分出高低深浅多种层次,线条豪放洒脱,立体感很强,有的近于浮雕。又因釉料施于高低起伏的花纹上,自然形成厚薄不匀,使釉色出现深浅不一的变化。其釉色呈现橄榄绿和淡青色,装饰纹样题材丰富,在宋代也曾为皇室看中,神宗元丰及徽宗崇宁时为宫廷烧造贡瓷。
元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它对唐宋以来制瓷经验所进行的商品化基础上的扬弃和为探求市场而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使中国陶瓷主体在这一个世纪中完成了从色釉瓷向彩绘瓷的脱变,其标志是青花瓷的成熟。元代被称为杂剧的时代,元瓷中以戏剧人物为装饰内容迎合了社会各阶层对这一娱乐形式的爱好。元青花以戏剧内容进而以历史人物作题材,有昭君出塞、三顾茅庐、西厢记、百花亭、唐太宗等内容。明清的陶瓷工艺,在釉彩、纹样、造型、品种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已被推进到五彩缤纷,争奇斗妍的崭新境地。青花是釉下彩,先画后烧,它出现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明清时期的青花不仅蓝色色彩较元代更丰富鲜丽,同时纹饰也更趋复杂多样。明代青花瓷以永乐、宣德时期所造尤为精致。成华至正德年间,使用国产的“平等青”,胎薄釉白,发色浅淡柔和,器形小巧轻盈,图案装饰简洁明快。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发色幽静匀润,较康熙时趋于淡雅,比较突出的有仿明宣德、成化的青花瓷器,从器形到制作工艺几达乱真的程度。装饰图案除传统纹样外,又以幽雅娴静的折枝花、花鸟蔬果为多。明清民窑清华也得到长足发展,青花瓷已成为各阶层普遍使用的日用器。民窑青花,器形似盘、碗、瓶、罐居多,色彩朴素沉着,描绘洒脱。这类彩瓷色彩于单纯中求变化,或描绘吉祥图案,或画人物、花鸟、山水,前者借鉴了织绣、建筑彩画图案,后者则受到了水墨画的影响,而戏剧、小说、故事等装饰性画面也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
陶瓷釉色装饰宋代以前以单色瓷为主。图案装饰大多用印花、刻花的方法,唐代长沙窑首开在瓷器上绘画之新风。宋代磁州窑加以发展,元代时青花釉里红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成就是烧成青花釉里红,改变了唐宋陶瓷主要以印花、刻花、划花为装饰的方法而用绘画表现,白地蓝花,清新素雅,颇有水墨画的意味。常见装饰有松、竹、梅、牡丹、菊花、荷花、缠枝莲、芭蕉、湖石及龙、凤、鹤、鹿、鸳鸯、鸟雀、鱼类等,也有装饰历史戏曲人物故事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花松竹梅纹炉》,器物高大,造型庄重优美,图饰丰满,绘画技巧娴熟,是元青花中的精品。上海博物馆藏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人物生动,情节鲜明,装饰和绘画处理得相得益彰,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成熟于明成化时期。成化斗彩是明代最脍炙人口的瓷器,主要为宫廷赏玩品,由于烧造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在明后期已相当名贵。五彩是斗彩后彩瓷的又一突破,其彩绘烧制方法大略同与斗彩。但釉下青花已非釉上“点彩”、“填彩”或其它施彩方法的主体,而是构成整个画面纹饰的一个因素,与釉上的红、绿、黄等色处于同等地位,致使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辉,浓艳绚烂。明代的五彩瓷以嘉靖、万历时期为代表,图案花纹满密,尤其突出红色,使色釉浓翠红艳,刻意追求华丽的效果。康熙五彩能够熟练使用釉上篮彩、黑彩和描金等装饰手法,因此大大丰富了釉上彩色,加强了绘画效果,同时基本改变了自明朝以来釉上釉下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康熙斗彩以官窑小件器为多见,器形形制种类较少,但胎薄釉润,彩画工细。也有一些专仿成化斗彩,贵重稀见。珐琅彩又称瓷胎画珐琅,以取法桐胎珐琅器而得名,盛行于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瓷器,因多属皇室珍玩,故制作极为讲究。珐琅彩瓷最早始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珐琅彩瓷制作日趋精致,大多是在经过严格遴选的白瓷器上精描细绘而成。图案表现内容也日益广泛,改变了康熙时期只绘花枝或有花无鸟的单调画面,创造出花鸟、竹石、山水等丰富多彩的题材类型。同时吸收中国书画的优秀传统,致力于将图画与精美的书法题诗相匹配,成为了制瓷工艺和诗、书、画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
在经历了商周原始瓷,六朝青瓷,唐宋青瓷、白瓷、彩瓷,元代青花、釉里红瓷的发展后,明清瓷器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瓷业生产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景德镇瓷器一统天下,缤纷艳丽的彩瓷逐渐替代了如冰似玉的青瓷,成为瓷品主流;青花瓷新晶迭出,釉里红进一步成熟;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特种工艺瓷争奇斗艳,使瓷器的装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色彩亮丽、釉汁匀净的颜色釉瓷器,在美轮美奂的彩瓷世界中,别具神韵,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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