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机制

调解机制（共8篇）

调解机制 篇1

动机制实施意见

为有效整合我镇各方面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形成工作合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更好地服务“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现就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以下简称“三调联动”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三调联动”工作机制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民间纠纷在形式和规模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原因复杂、主体多元、规模扩大和调解难度大、易激化等特点。仅靠一个部门、一种方式、一种手段很难有效化解矛盾。这些矛盾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就地化解，一旦激化或聚合，容易酿成治安刑事案件，诱发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建立“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实现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做好矛盾调处工作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效率，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减少群众诉累，节约司法成本。各部门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协调、夯实基础，着力建立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机制。

二、建立“三调联动”工作机制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

则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实现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目标任务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又有机衔接、紧密结合，运行机制规范高效；调解人员运用法律、政策的能力和调解技能明显增强，调解质量和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矛盾纠纷排查制度进一步健全，纠纷信息收集、报送、分析制度进一步完善，及时把矛盾纠纷消除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重大群体性事件、民转刑案件和集体赴京到省上访事件的产生；引导人民群众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努力实现人民调解成功率、民事诉讼调解率、行政诉讼案件协调结案率提高；实现民转刑案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三）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协调配合的原则。坚持镇党委、政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优势，建立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职能部门积极参与、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二是坚持依法调解与以情以理调解相结合的原则。调解矛盾纠纷，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调解。同时，在调解过程中，要教育当事人用社会主义道德观、荣辱观规范自己的行为，引导当事人遵循公序良俗，引导和启发当事人自觉达成和解。三是坚持自愿调解与引导调解相结合的原则。在调解工作中一方面引导当事人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不以公共权力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另一方面，充分尊重

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

三、组织机构

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工作平台，在XX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矛盾纠纷联合调处工作室，以联调工作机制为载体，组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信访办等职能部门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联防联调。联合调处工作室设调解员，由XX镇司法所直接管理使用。

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设立调解联络员工作室。

村（居）委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组建立人民调解小组。

四、工作职责

（一）镇矛盾纠纷联合调处工作室职责：做好来信来电来访接待中收集到的和矛盾纠纷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分流调处；组织好较大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督办有关职能部门承办分流的案件；组织有关成员单位通报、研究案件；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调解领导机构报告工作情况；提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奖惩建议。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公安派出所调解联络员工作室职责：接受公安派出所委托，调解公安派出所和110报警服务台受理的治安纠纷。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人民法庭调解联络员工作室职责：做好简单的可调案件的调处工作，协助法庭进行诉前、诉中调解和诉后执行和解。

（四）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小组职责：认真做好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上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对一些较大的矛盾纠纷，及时上报处理，防止事态扩大。

五、工作机制

（一）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联动工作机制

1、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制度。当事人寻求公安机关帮助解决治安纠纷时，凡属可调解范围的，接警人员应主动建议并征得当事

人同意后，移交至驻所人民调解联络员工作室处理。

2、联合调处制度。对较大的矛盾纠纷实行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组织联合调处，相关单位参与。

（二）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联动工作机制

1、行政调解案件受理制度。行政调解案件受理来源为：行政职能部门在排查或接待来电来信来访案件及日常工作中掌握到的；公安派出所或人民法庭人民调解联络员通过政府法制办移交的；镇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室交办的。

2、分流与行政调解移交制度。根据行政部门的职能和矛盾纠纷的性质，先行归口调处。对归口办理单位调解确有困难或分工不明确的矛盾纠纷，逐级交镇矛盾纠纷联合调处工作室协调有关部门调处。

3、限期调处制度。根据矛盾纠纷的大小，明确不同的调处期限。对于切实难以达成调解协议的，引导当事人进入法律程序。

（三）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

1、分类调解制度。法院（庭）对各类起诉案件先审查分类，对适应调解的案件，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将案件移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2、诉前告知调解制度。对于可调解的民事纠纷，由法院（庭）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暂缓立案，移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调解，双方达不成协议，由人民法院审查立案。

3、诉中委托调解制度。民事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对部门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移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调解，双方达不成协议，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

4、调后审理执行制度。对经调解形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后又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要及时受理，依法确认其法律效力；对当事人不主动履行协议的，人民法院要依法执行。

（四）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

1、受理纠纷制度。各行政职能部门统一受理涉及本部门的矛盾纠纷。信访部门可受理其他行政职能部门的纠纷。

2、分类办理制度。行政职能部门和信访部门对于受理的一般矛盾纠纷，由其指令下属部门按程序调处；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引导当事人进入司法程序。

3、案前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对可以行政调解的案件，在立案前，应主动告知当事人，可以先行行政调解。

4、优先审执制度。对经行政调解已达成协议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优先审执。

5、息诉罢访制度。对不服司法部门处理结果而引发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各相关部门应及时主动采取联动行动，积极配合司法部门做好息诉罢访工作，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六、考核奖惩

调解机制 篇2

一、目前行政诉讼领域“协调和解”现状

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统计数据看, 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均在1/3以上, 最高时曾达57.3%。据调查, 行政案件撤诉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原告起诉后, 认识到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或处理决定正确, 因而主动申请撤诉;二是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改变原来的行政行为, 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三是审判机关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 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以促使原告撤诉。以上三种情况中, 第三种情况导致的撤诉较为普遍。

从上述情况看出, 在司法实践中, 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是通过审判机关“协调”双方“和解”的方式解决的。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 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裁定前, 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而原告因此申请撤诉符合相关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这一规定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肯定了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和解”的合理存在。这种“协调和解”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 只不过囿于《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才将这一实际具有调解性质的诉讼活动措辞为“协调和解”。笔者以为, 与其让这种“协调和解”顶着“规避法律”的帽子, “犹抱琵琶半遮面”, 倒不如顺应实践需要, 从立法层面构建起法律框架内的、规范的行政诉讼调解机制。至于有些学者担心行政机关 (甚至法院) 恃强凌弱, 假借“协调和解”之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 而因此反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了。

二、构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 构建和谐社会所需求的司法理念转变。

调解, 号称“东方经验”, 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之一。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古已有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 它又成为人民司法的一大特色, 至今仍为世界许多国家肯定和借鉴。如今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传承“和为贵”的司法理念, 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可以强化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能力, 通过调解 (和解) 达到“案结事了”, 实现双赢, 达到司法和谐的目的, 正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 也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司法价值追求。

(二) 现代行政行为的深刻变化为构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 主要是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能的管理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行政行为的运行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这些自由裁量型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拥有有限的处分权, 这就为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请, 再一次反省和检视自身所作出的行政行为, 在行政裁量权所限定的合理幅度内, 可以对原行政行为进行适当的修正和变更”。

(三) 行政诉讼终极目的实现及诉讼效益的需求。

行政诉讼目的在于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 所谓“定纷止争”, 才是其终极目的。然而, 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运行框架内, 这一目标的实现却大费周章。从《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在行政诉讼中, 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一般只审查其是否合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许多行政案件中, 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争议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这些行政行为, 法院判决维持, 无助于纠纷的解决, 反而往往导致涉法信访;而那些判决撤销或限期履行的, 行政机关在判决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相对人如果仍然不服, 再提起诉讼, 则又周而复始,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国家司法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 当事人的情绪、心理也饱受折磨, 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而调解作为一种诉讼手段和纠纷解决方式, 一直以低成本、高效率为人所称道。高秦伟曾将行政诉讼调解的实务价值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原告在较短的时间实现起诉目的;二是当被告行政机关意识到被诉行政行为确有错误时, 可以主动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三是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减轻法院的压力。因此, 构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对于息诉减讼, 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 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 维护社会稳定,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域外较为成熟的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经验可资借鉴。

放眼世界,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律都设置了诉讼调解 (和解) 机制。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审判法官有权试行和解, 且有效成立的和解等价于法院裁判, 具有执行力。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有学者研究, 英国的行政案件, 大约4/5是通过调解解决的, 1/5是判决解决的。日本、瑞士等国虽未明确规定行政诉讼可以进行调解, 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 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在域外的有效运用对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2007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机制”, 全国人大也已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纳入法律修订的议事日程。种种迹象表明, 当前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将调解制度应用于行政诉讼领域已是大势所趋。因此, 笔者建议, 修改《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 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不适用调解”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可以适用调解。”, 然后再从司法解释的角度, 对行政诉讼调解加以规制。

三、我国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构建设想

(一) 含义。

笔者所设想的行政诉讼调解, 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在法院的主持、引导下, 涉诉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 (必要时还有第三人) , 围绕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自愿、平等、合法地进行协商, 并形成合意, 从而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活动。这一含义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的角色定位。法院在行政调解中, 绝不能仅作为一个中立的主持者, 被动地等待双方达成合意。有学者认为, 法院不可“代替当事人出主意”, 笔者不敢苟同, 如果当事人囿于知识或信息的缺陷, 无法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那么法院适当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并不有违中立立场。而且, 对于当事双方自己达成的合意, 如果法院发现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处, 也有义务运用释明权, 提醒有关当事人, 防止原告方被误导、被诱骗或基于自身认识错误签订调解协议, 也有权制止原被告双方签订有损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协议。二是第三人参与行政诉讼调解。众所周知, 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 有一些会牵涉到第三人利益及至社会公益, 如行政裁决、行政合同等, 在行政调解中, 行政主体作出了一定让步, 有可能侵害到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益, 而被侵害对象对此却毫不知情, 显然是不公平的, 还有可能酿成新的行政诉讼, 有违法院进行行政调解的初衷。域外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法律制度中, 是允许第三人参加的。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第二款:“第三人经行政法院之许可, 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 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同时, 第三人既然可以依法参加行政诉讼, 那么参加作为行政诉讼过程之一的行政调解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于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具体而言, 有下列几类:

1、行政赔偿案件。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笔者在此不再赘言。

2、行政裁决案件。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 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 (争议) 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裁决案件中, 相对人是围绕着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来衡量被诉的行政裁决行为, 这里面交叉着行政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 而民事争议是可以调解解决的, 当民事双方就争议达成合意后, 行政机关变更或撤销原来的行政裁决, “实际上是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 并不涉及公权力的调整减让”。因此, 行政裁决案件是可以调解的。

3、行政不作为案件。

所谓行政不作为, 是指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对于此类案件, 如果判决, 只能是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或确认其不作为违法 (如果履行已无实际意义) , 对于可能急需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原告来说, 这种判决离自己的预期目的相差甚远或并无助益, 而如果进行行政调解, 则行政机关可以以“作为”程序的启动来体现对原告的让步。这种让步本来就是其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 因而无关公权力的妥协和减让, 原告也得以迅速实现诉讼目的, 从而解决争议, 实现双赢。

4、行政合同案件。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 行政合同是一种普遍的行政现象, 近十多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行政合同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 如政府采购合同、科研合同、国家订购合同、公用征收合同、公益事业建设投资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管理合同等。行政合同案件可以适用调解, 因为行政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 这种合意是对行政合同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律基础。

5、其他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案件。

如, 在被诉行为是自由裁量型的法定行政奖励和裁定的行政奖励案件中, 在规定了幅度的行政处罚案件中, 由于行政机关都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因而也具备行政调解的可能。

(三) 适用原则

1、自愿原则与合法原则。

这是调解制度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所有调解活动概莫能外, 毋庸赘言。需要强调的是, 法院在调解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审查原告接受调解是否真正出于自愿, 被诉行政机关有否在背后施加压力, 法院本身更不能以明示或暗示方式“以压促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 防止调解结案率的畸形上升。

2、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不是“和稀泥”, 而是要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前提下进行, 必须先查明案件事实, 分清双方责任, 在不损害社会公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否则, 既放纵了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 也不利于对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四) 程序

1、启动。

域外的有关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的启动有依当事人申请的, 也有法院依职权提出的, 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第一款:“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 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 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亦同”。笔者认为,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以当事人的书面申请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程序较妥。

2、阶段。

笔者认为,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只适用于一审程序中。因为在二审阶段, 法院不仅要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还须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正确, 此时若进行调解, 相当于放弃自己的审查职责, 也是不尊重当事人上诉权利的表现;再者, 调解须遵循自愿原则, 既然一审中当事人不接受行政调解, 在二审中再行尝试调解, 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3、参加人。

当事人 (包括原被告双方和第三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 (监护人) 、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 (台湾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要求必须“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本人到场”) , 笔者认为,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多不愿意亲自出庭应诉, 为便捷、高效起见, 宜允许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前提是被委托人有此代理权限。

4、文书材料。

除去当事人的申请外, 学界和实务界对调解 (和解、协调) 最后形成的法律文书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制作和解笔录, 以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字认可作为裁定撤诉结案的依据;二是认为出具“终止审查决定书”。审判机关认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后, 直接出具终止审查决定书等法律文书终结案件;三是出具调解书。法官对调解协议审查无误的, 应制作调解书。笔者认为, 前两种法律效力偏软, 而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效力与生效判决相当, 其救济途径只能是申请再审, 两者都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 当事人之间签订调解协议, 并由法院审查后予以效力确认, 结案方式仍以准予原告撤诉方式为宜。

(五) 法律效力。

调解协议一经法院确认, 应具备强制执行效力。因为在原告撤诉后, 如被告不履行调解协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之规定, 原告将无法再就原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既不利于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有损法律的权威和行政主体的诚信。所以, 应赋予该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

(六) 救济途径。

有关当事人对行政诉讼调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设置, 即当事人可提起请求变更、撤销或确认无效之诉。调解协议的无效情形为: (1)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2)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3)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4)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5) 违反自愿原则, 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可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为: (1)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 调解协议显失公平的; (3)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同时设置合理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和诉讼时效。

参考文献

[1]罗豪才, 湛中乐.行政法学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 1998.

自组织调解机制探讨 篇3

关键词： 自组织 ； 调解纠纷 ； 小小鸟

一、自组织的界定

各国对于自组织的称谓并不相同，包括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第三部门、慈善组织等。虽然称谓有别，但它们都是对同一类组织针对其不同功能而给的不同的称呼，实质是相同的。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认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我国学者陈伟东认为，社区自组织是指不需要外部指令的强制，社区成员通过面对面协商，取得共识，消除分歧，解决冲突，增进信任，合作治理公共事务，使社区逐步进入自我维系的状态。

目前对自组织的理解是多视角、多方位的。大而言之，有的从静态角度理解，有的从动态角度理解。作为动词的自组织是通过自由、自发、自生而走向组织的一种过程，而作为名词的自组织则是通过自主、自发、自生而走向组织的一种结果。因此，自组织应该是人们自主、自发的以结构和有序的组织方式构建的。

二、自组织调解机制的现状考察 --以"北京市小小鸟调解委员会"为个案

（一）"北京市小小鸟调解委员会"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小小鸟调解委员会"已走过十几年的风雨，是中国NGO组织中经验比较成熟的先驱。虽然如此，其发展还是遭遇和面临了困境：如何获得组织自身发展的合法性。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是采取预防制。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原则和非竞争性原则，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很多非政府组织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政府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

（二）"北京市小小鸟调解委员会"组织经费的来源问题

我国NGO组织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政府财政资助，二是组织内部会员的会费缴纳，三是社会捐赠，四是境外基金会资助等。但据2010年基金会中新网的新闻报导和通过采访北京小小鸟打工热线的刘明介绍小小鸟的情况可知，作为一个专注于劳工领域的草根NGO，发展10年来，生存压力仍不可回避，机构还要花很大的一块精力来筹资，这些扎根在基层服务的草根NGO，目前普遍面临着生存压力的难题。

（三）自组织调解过程中的政府介入问题

小小鸟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身份，即由司法行政机关授予民间组织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资格，并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小小鸟调解的首要经验是对行政权威的依仗，官方权力还极力向草根NGO调解机制中渗透，例如"小小鸟调解委员会"通过授牌和配发"人民调解员"工作证，小小鸟调解人员实现了从民间人士到官方代表的转型。过分依赖政府权力解决民间纠纷必然使民众产生过分依赖政府的惯性，从而影响调解组织的发展和民众参与的积极性。

（四）调解中社会化规则的突显和法律规则的弱化

小小鸟调解的高成功率，其原因之一便是对社会规则的全盘运用，对法律规则的相对排斥和拒绝。与通过裁判和强制执行实现权利的诉讼等机制相比，立足于社会规则的调解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义务人对社会规则的信服以及对法律的蔑视。那些给了钱的老板会认为，促使资方遵守履行义务的动机不是因为法律的威慑力，这极大的折损了法律的威严。

三、自组织调解机制的完善及建议

（一）建设有利于自组织调解机制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目前，中国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非政府组织的全面、严密的法律，完善非政府组织法律体系最重要的是加紧制定《中国非政府组织法》，对非政府组织的基本问题，如非政府组织的设立、组织和活动、资产与财务管理，管理与监督、扶持与奖励、变更与终止，以及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我国自组织登记制度可采取要求某些特定类型的组织必须登记和基本采取自愿登记原则的方式，经过登记的组织按照规定可以享受税收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这是鉴于我国政府职能改革对行政部门执法力量配置的要求，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大、非政府组织数量多的实际情况，也考虑我国改革开放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需求。

（二）建立自组织调解的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

目前，拓展调解NGO 的资金来源已成为NGO 发展的当务之急：首先，促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NGO组织在我国发展过程中遭遇严重的资金困境根本原因是法律缺位。其次，加大政府资金支持。政府应当放弃简单行政干预模式，转变为在尊重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前提下，在法律的范围内引导NGO组织发展并加强财政资助。最后，建立调解收费制度。可遵循如下几个原则：涉及人身权的纠纷所应收取的调解费用应当低于财产权纠纷所应收费用；为体现自组织调解的公益性，因行政权滥用引发的矛盾纠纷调解可免费进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可适当减免费用；调解未成功的应降低收费标准或者视情况免费等。

（三）扭转自组织调解的行政化趋势

一方面，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因而对于类似于"小小鸟调解委员会"这样的自组织应当从政府这种行政体系中抽离出来，财务自主，不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人员自择，不再保留编制，而是采用聘任制，从中选择有调解能力的优秀调解员任职。另一方面，促进各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构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建议鼓励地方各级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与有关的公益型非政府组织之间签署合作协议，推进各级政府逐步在更多领域的公共服务上通过政府采购或委托，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为它们提供更多的资金并给予必要的税收等优惠。

（四）促使调解行为由社会化向规则化的转变

促使调解行为由社会化向规则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调解依据的规则化和调解协议书的规则化。实现调解依据的规则化的关键，就是要从形式上的依法调解转变为实质上的真正的在法律指引下的调解。调解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合乎法律的规定，终其只要不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应当称其为是"规则化"的。同时，调解协议书也应当规则化，即在调解员协会与各科研机构和国家机关进行充分研讨后，统一进行规范，规范调解协议书的格式，以标榜其示范作用，供各自组织进行参考。

参考文献：

[1]H.哈肯着：《协同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

[2]孙志海着：《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魏伟着：《我是一只小小鸟--一个打工仔的公益事业梦》，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姜霞：《我国非政府组织调解机制的反思与完善》，载《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邓国胜：《政府与NGO的关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第4期。

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篇4

化解矛盾纠纷能力

近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杞县司法局阳固司法所积极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努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镇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基层矛盾纠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排查、调处和化解。主要工作情况是：

（一）进一步建立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排查化解、纠纷信息快速快递等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二）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三）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目标考核激励机制。

（四）健全完善调解组织内部管理机制。

（五）健全和完善预警机制。

（六）规范应急处置机制。

（七）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多年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人民调解工作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离不开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离不开各部门的协作配合。阳固人民调解工作将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调解工作方针，在新的形势下积极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预防功能、化解功能和法制宣传教育功能，积极

建立社会化调解机制的建议 篇5

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调解工作，大力推进大调解工作，努力构建党政统筹、综治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但具体实践中，相关部门调解资源有效整合，社会团体民众参与的社会化调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建立全县矛盾纠纷调处社会化工作平台。建立县级层面的常设机构，完善大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工作例会、通报会商、督查督办等制度的落实。推进调解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县级、部门、乡镇、社区等平台的业务对接，形成信息互通、工作互动、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

二、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运行机制。坚持“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处理、限期办理”，理顺调处工作流程，完善议事例会、首问责任、情况报告、督查督办、协作配合、检查考核等工作制度。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权制，严格落实责任奖惩，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高效，形成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整体合力。

三、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能力。不断加强矛盾纠纷调解网络和队伍建设，将调解工作和调解网络覆盖到社会各个方面，保证调解工作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加强对调

解队伍的岗位培训及日常管理，提高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四、建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奖惩激励机制。按照责权利一致的原则，明确各部门、各系统调解岗位、调解人员，落实调解职责，完善调解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做到“四落实”（组织、制度、工作、报酬）。落实“以奖代补”、“一案一补”等调解工作奖励和补助制度，充分调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主动性。

人民调解组织机制调研报告 篇6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纠纷也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尤其是医患、交通事故、消费维权、环境污染等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特点的矛盾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各行各业中纠纷的频发，给相关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并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

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是指专门调解特定领域矛盾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是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对于化解特定领域的矛盾纠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职责范围主要包括：接受当事人咨询;宣传法规政策，开展纠纷预防工作;受理、调解特定领域的矛盾纠纷;协助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截至目前，鼓楼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拥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289个，下设区大调解中心、鼓楼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交通调解工作室、诉调对接工作室和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五个专业调解组织。

一、设立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原则

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工作，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的重要内容，是发挥人民调解基础作用、化解社会重点领域矛盾纠纷的重要举措。因此，设立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坚持严格依法依规调解，便民利民和不断创新发展的工作原则。

(一)依法依规。严格依照《人民调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便民利民。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设立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民服务，便利群众，因此在地理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更应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需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三)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矛盾也会不断出现，人民调解工作也要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及时发现新的矛盾增长点，做好相应工作，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管理

加强规范指导，依法规范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设置和人员选聘，规范名称、标识、标牌和业务开展等，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通过建立健全检查、考核等工作机制，健全完善符合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特点的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履行、回访、登记统计、档案管理、重大矛盾纠纷分析报告等制度，切实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管理。

(一)强化规范化指导。要按照规范化调解委员会的要求，做到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有房子、有牌子、有章子、有制度、有人员”，“调解委员会名称、标识、印章、工作台账、工作程序、调解文书统一”，“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工作报酬落实”。建立健全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岗位责任、学习、例会、登记、考评、统计、档案管理等各项制度，设置专用的接待室、调解室、档案室，室内外要安装电子摄像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二)加强组织队伍建设。紧紧围绕深化改革部署和经济社会建设，在矛盾纠纷多发、适宜调解化解的专业和行业领域，推动建立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形成覆盖重点专业和行业领域、适应社会热点矛盾纠纷化解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要积极发展专业化、社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注重从退休政法干警和有关行业部门退休人员以及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人员中发展人民调解员，注重邀请律师、其他法律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大力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积极将专职人民调解员聘用纳入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岗位范围，将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熟悉法律或专业技术知识、有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人士选聘到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中来。

(三)切实做好业务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履行对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职责，指导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严格遵守调解程序，规范使用统一的调解格式文书，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实施调解，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开展调解业务培训，帮助调解员分析、掌握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发生、发展规律，总结、运用调解工作的成功经验，提高调解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三、完善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机制

近年来，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已由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劳资纠纷等一些常见性的民间纠纷，向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延伸。各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建立运行，应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矛盾纠纷为着力点，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积极介入消费、旅游、保险、互联网等新型专业性行业性领域，将医患纠纷、涉访纠纷、涉诉纠纷和交通事故纠纷等专业性行业性纠纷纳入人民调解范围，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更好地解决这类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建立协调共享机制。在同类别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建立调解协作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专业调解人才资源共用;在相关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建立合作机制，相互配合，有效化解纠纷;在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与区街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建立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区街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及时预防、化解纠纷;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调对接的衔接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调解质量。

(二)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建立矛盾纠纷所涉类型的专家库，以其专业性和权威性，积极帮助人民调解员辨明纠纷主要事实，接受调解委员会的咨询，分清双方权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兼顾公平合理，从而有效化解各类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设立应急处置机制。制定预防与调解特定领域矛盾纠纷的应急预案，明确职责和任务，遵循预防为主、依法调解、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预防与处置工作。专业行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对可能激化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特定领域矛盾纠纷，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直至地方党委、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做好预防和调解工作。

(四)建立教育培训体系。理论联系实际，建立初任调解员的上岗培训及调解员年度岗位培训制度，使调解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有关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新经验、新方法，强化调解方法和技能训练，不断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努力实现调解员队伍由松散向紧密转变，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建立长效人民调解教育培训体系。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探析 篇7

关键词：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

调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解决矛盾, 平息纠纷, 化干戈为玉帛, 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 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资源, 因此调节制度被西方称为东方经验 (1) 。我国目前较为成熟的调解制度除了具有综合性的人民调解, 还建立了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劳动争议方面的专业的第三方调解制度。伴随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教育改革的深入, 各类涉校矛盾纠纷急剧增多, 建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已开始成为理论界研究的课题, 但目前为止研究不多, 本文拟就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进行一些探讨。

一、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意义

(一) 克服诉讼弊端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法制意识逐步增强, “打官司”成为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 但是, 诉讼伴生的各种弊端也日益突显, 诉讼周期长、费用高, 给当事人的时间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教育领域建立专业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将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各类复杂的矛盾纠纷, 且不向双方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克服诉讼弊端, 缓解诉讼压力。

(二) 维护合法权益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是独立行使职权的中立性、公益性自治机构, 其跟教育行政机关和其他教育组织没有任何隶属、依赖关系。为此,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可以不带偏见, 不受各种关系影响, 在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础上按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解决矛盾纠纷, 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矛盾纠纷双方合法权益。

(三) 提供专业援助

涉校矛盾纠纷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引起的。此类事件发生后, 家长一般情绪容易激动, 不稳定, 应激反应强烈, 易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 这时候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进行干预, 而此时家长对涉事单位人员比较敌对和排斥, 而由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专业人员如心理专家进行专业心理干预, 效果就会比较好, 能帮助家长稳定情绪, 有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

(四) 维护校园和谐

涉校矛盾纠纷发生后, 非学校当事方会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 围困、打骂校内师生, 或聚集学校吵闹、纠缠, 一些学校不得以做出取消部分教学活动或停课等决定。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环境, 亦造成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第三方调解机构能一定程度上劝阻此类不理智行为的发生, 尽最大努力使当事双方配合调解人员, 在平等的氛围中及时达成谅解协议, 尽量不影响和谐校园建设。

二、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理论和实践基础

从理论研究看, 学术界对于调解、人民调解、第三方调解的概念、性质、特征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证, 为调解制度和实践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2010年颁布、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概念、原则、性质、程序、效力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为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实践经验看,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关于第三方调解发展迅速, 并形成了一些实务理论。目前, 我国一些地区已先后建立了专业性第三方调解机制, 比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 给我们建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目前关于教育领域第三方调解制度的研究和实践已在我国一些地区先行尝试,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进入了实践阶段。

三、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构建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隶属于人民调解, 其设立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考虑教育行业的特点和需要来构建。

(一)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机构

涉校矛盾纠纷调节组织可以“XX市 (县) 校园纠纷调解委员会”等名称来命名, 是依法设立的专门调解涉校矛盾纠纷的中立性、公益性自治组织, 其可以独立设置, 也可在现有的第三方调解组织下设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办公室。其无论以何种方式设置, 都是独立于任何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组织的, 在人、财、物等方面和教育机构没有任何隶属、依赖关系, 由当地财政给予必要经费支持和保障, 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管。

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 设主任一人, 必要时, 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 (2) 调解员应当公道正派, 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除了具备一定法律知识, 还应了解教育行业相关政策和法规。调解员选聘和日常管理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可以专职, 也可兼职, 可以是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 也可以是长期从事调解工作的专家, 但必须有熟知教育行业的专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 (3) 不断提高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二)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程序

涉校矛盾纠纷当事人可以主动向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第三方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 但必须在当事人自愿前提下进行, 如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 不得调解。 (4)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接到案件后首先要甄别案件是否属于可调节的受案范围。确定调解案件后, 根据需要指定一名或数名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员调解前要做好准备, 进行必要的调查, 收集材料, 拟订调解方案。调解员调解过程中要坚持公正、合理为原则, 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 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不成的, 应当终止调解, 并告知当事人可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5)

(三)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保障机制

地方法规要赋予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合法性, 并依法明确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申请方式、受理时限及法律效力等。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不向案件当事人收取调解费用, 调解委员会的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

经调解, 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达成并签字确认的调解协议, 经法定程序确认或直接赋予法律效力, 协议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 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方调解与其他非诉讼程序如行政复议、申诉、仲裁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之间要实现良性衔接, 保证解决矛盾纠纷渠道畅通。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将对妥善化解校园矛盾纠纷, 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参与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研究, 更多的地方开展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实践。

参考文献

[1]李红雁.关于建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 2012, 03.

[2]李红雁.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难点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03.

调解机制 篇8

中医有“防大于治”“治未病”的理念。这非常切合我们依法处理校内纠纷的思路。认真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坚持党务政务公开、完善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坚持办事程序公开公正，如此等等，都是化解校内纠纷的必要措施，是依法治校题中应有之义，也应该是依法治校的重点和中心。这些都做好了，校内矛盾和纠纷大概就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

先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12年7月，我校接到市信访办转来的一位早年从我校自动离职的教师写来的一封上访信。事情的大致经过是，1999年1月，该教师因体检出身体携带乙肝病毒而回家养病，此后再也没有回校上班。学校在1999年9月把他自动脱岗已超过3个月的情况报告了上级主管部门，并停发了他的工资。随后，2003年，市编办下文取消了一批自动流失教师的编制。13年后，这名教师因病做了大手术，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自认为需要原单位承担，于是他找到了信访部门，问他的医保问题怎么解决。

当然，这件事情最终得以合理解决。但它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开始思考解决校内纠纷的途径和机制。

首先，我们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实岗位责任制，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学校有校委会、党支部和工会组织，又设有各年级组、处室等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如果发生了纠纷，隶属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负责处理到底。

其次，我们畅通了教师反映问题的渠道，即使小的矛盾纠纷也能够及时被发现，保证了解决纠纷的即时性。在制度及办事程序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学校设有信访校长，专门负责学校的信访工作，设立了多元化的信息反馈渠道，如意见箱、校长接待日等，校内领导的电话、微信、邮箱全部公开，打电话，发微信，书面写，当面谈，任何问题都能及时沟通交流、疏导解决。

最后，设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灵活机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根据工作需要，我们设立了很多常设机构及一些临时机构，甚至还有一些外聘、委托机构，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矛盾纠纷。

家长理事会。这是一个由学生家长组成的公益性质的常设机构，可以帮助我们调解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成功的案例是帮我们协调了禁止学生上课带手机的问题。由家长理事会出面，号召所有家长，不给孩子买手机，更不让孩子把手机带到学校。

学生自理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常设机构。它曾经成功地帮学校协调解决了食堂饭菜涨价问题。2010年，由于社会上物价上涨，食堂老板擅自提高了饭菜价格，学生哗然。在处理这次危机的过程中，学校后勤处、食堂管理人员联合学生自理委员会，与食堂老板谈判，搞调研，做协调，确定了饭菜质和量的标准，商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饭菜价格，约定食堂不得擅自涨价。从那时起，学生自理委员会参与了对食堂饭菜质量、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职评委。这是一个在校委会监督下抽签组成的临时机构，职称评定工作开始时，在符合设定条件的人群中抽签产生；按照学校文件要求为参评对象积分排序；负责对参评对象递交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核，对积分情况进行解释说明；评审工作一旦结束，职评委就地解散。它协调解决了校内职评工作的绝大多数纠纷。

绩效考核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校委会监督、任命的临时机构，每半年一次，根据学校文件要求和教师们的业绩表现评定积分，核算全体教职员工的绩效工资。它协调解决了校内绩效考核工作的绝大多数纠纷。

市人社局劳动仲裁处。这是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个部门，也是学校和老师们都非常信任、可以依赖的政府职能部门，它代表政府来协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纠纷，非常权威。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案例，就是在市人社局劳动仲裁处的帮助下解决的。

学校外聘法治校长。我们学校不仅有一个负责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的副校长，而且还从当地人民法院外聘了一位法官担任我们的法治校长。他也兼做我们的纠纷调解人，偶有学生发生冲突，当事双方家长也掺和进来、学校调解不了时，我们就请这位法官来，协调当事双方解决纠纷。

学校法律顾问。我们学校常年聘请了一位资深律师担任我校的法律顾问，帮助学校师生提高法律意识，尽量消除学校在管理中的法治漏洞，最大限度地降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法治风险，从根本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使学校真正做到预测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旦有了调解不了的、涉及法律层面的纠纷，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时，学校一定会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积极应诉，依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