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智慧启示录
少年跟妈妈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夜晚四处游荡的他万分饥饿，在一个面摊前站立了许久后，老板娘终于喊他坐下，并送他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面，少年万分感动。老板娘告诉他：“我只是给你一碗面，你妈妈每天给你好吃好喝，你却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习惯了索取，我们忘了感恩。
犹太人智慧启示录————做有智慧的人
一个富豪到华尔街银行借了5000元贷款，借期两周。银行贷款须有抵押，富豪用停在门口的劳斯莱斯做抵押。银行职员把车停在车库里，然后借给富豪5000元。两周后富豪来还钱，利息共15元，银行职员发现富豪帐上有几百万，问为啥还要借钱？富豪说：“15元两周的停车场，在华尔街是永远找不到的。
认识自我————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1. 经营目标市场:瞄准女人和嘴巴
现代营销理论中, 在制定营销战略中, 首先要在市场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自己的目标市场。犹太商人在市场选择上, 通常把女人和嘴巴作为首选。
女人口袋里的钱是商人的第一钱包。犹太人的经验告诉我们:男人工作赚钱, 女人使用男人所赚的钱。如果想赚钱, 就必须先赚女人的钱。有经商才能的人, 如果瞄准了“女人”这个第一商品消费者, 财源必定会滚滚而来。反之, 如果经商者想席卷男人的钱, 拼命“瞄准男人”, 这笔生意则注定会失败。因为男人的任务是赚钱, 能赚钱并不意味着持有钱、拥有钱, 消费金钱的权限还在于“女人”。因此, 犹太人告诉我们, 做“女人”的生意, 绝对没错。大凡节假日举家上街, 通常都是男人与小孩在择地嬉戏, 而女人却不厌其烦地在挑选产品, 一直挑到小孩或男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而女人若是自己或是与女伴一道, 则会一家商场又一家商场地挑选产品, 往往一逛就是半天甚至是一天, 然后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
日本SEZON综合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即使经济不景气, 但女性的购买能力却少有削减, 特别是中年女性的购买热情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女性市场的特点是:她们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 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自信;勇于尝试不同方式, 享受全方位的乐趣;对从媒体特别是电视上获得的信息反应异常敏捷, 获得了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之后便立刻跃跃欲试。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获得了女性的认同, 那么它将很容易成为一种时尚。
因此, 开发女性市场的路径主要有:了解女性的消费动向, 紧跟女性的见异思迁, 适应女性的时尚情结, 满足女性的消费偏好, 贴近女性的爱美追求, 打造产品的新潮卖点。不管是闪光夺目的钻石, 豪华的女用礼服、戒指、别针、项链、耳环等手饰服饰用品以及女式高级日用皮包等商品, 都内含着相当的利润, 等待着商人去亲近它。商人只要稍稍运用聪明的头脑, 抓住时机, 以“女人”为对象来赚钱, 大叠大叠的钞票必定会像长了腿似的自动进入商人的皮包。
“嘴巴”可谓“第二商品”。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 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而人类生理需要中, 最重要的莫过于吃, 只有吃进去, 人体吸收营养, 才能得以生存, 从而社会得到繁荣,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犹太人就是抓住了这个人人都懂、十分简单的道理来寻找赚钱的机会, 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 总结出“嘴巴”也是最能赚钱的商品之一。
所谓“嘴巴”生意, 就是“经营用嘴巴的生意”。犹太人认为, 这是庸俗的凡人或比凡人才能低的人都可以做的生意。而且这种生意也必定是最赚钱的。犹太人把“嘴巴”列为“第二商品”。犹太人说, 经营用嘴巴的生意绝对赚钱, 华侨则利用“嘴巴”生意在侨居地立住了脚根。其原因何在?道理很简单:入嘴的东西, 必被消化而排出;一个两块钱的冰淇淋, 或者一盘10块钱的牛排, 经过数小时后出来, 变成废弃物而排出。换句话来说, 人总是需要不断地吸收能量、消耗能量, 因此作为有一定能量, 入人嘴的商品, 总是不断地消费, 在吃完冰淇淋或牛排几小时后, 人体内吸收的能量被消耗掉, 又需要其它的能量商品。卖出的商品, 一般当天就被消费变成废弃物。这样迅速就得到循环消费的商品, 除了“嘴巴”以外, 还有什么呢?“嘴巴”只要生存一天, 就绝无停止消费的理由, 因此不管礼拜或节假日, 它也永不休息, 指示主人把钱乖乖地送进商人的钱包。风靡世界的麦当劳、必胜客充分说明了不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如何, 嘴巴是第一位的。即便如此, 犹太人认为经营入口的商品, 仍不能像妇女用品那样易于赚大钱, 故将妇女用品列为“第一商品”, 将入口商品列为“第二商品”。
2. 善于运用78∶22法则
在自然法则中, 有一个78∶22法则, 在漫长的经商生涯中, 犹太人发现这个自然法则与一些商业经营活动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首先, 让我们画一个边长为10cm的正方形, 再做一个内切圆, 然后计算一下它们的面积, 你就会发现, “78:22”是一个“规矩方圆”中不可逾越的法则;在人体中, 水的比例是78%, 其他物质占22%。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利度曾提出:“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原理, 大意是: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 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 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 因此, 只要控制重要的少数, 即能控制全局。这个原理经过多年演化, 已变成“80/20原理”, 即80%的价值是来自20%的因子。犹太人把这条法则作为从事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 并把它当成一个总的指导原则。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根本法则, 所以犹太商人做起生意来, 总是左右逢源, 得心应手。也许有人会问, 他们在商业运作中, 是如何运用78∶22法则去赢得优势的呢?这个78∶22法则, 在犹太商人手里, 主要是一个用来把握全局的指导原则。服饰、餐饮、建筑、珠宝、药物等22%的行业, 基本上占了约78%的生活消费。由此,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犹太商人的传统经营领域大多集中在餐饮、服饰、珠宝、建筑、药物方面尤其集中在妇女和儿童用品上了。男人挣了这个世界78%的钱, 女人则消费了这个世界78%的钱。日本当代著名企业家藤田田被称为“银座犹太人”, 他赚钱的绝招就是运用78∶22法则, 设法赚财主的钱。每年日本国税局发表年收入1000万日元以上的人的姓名, 藤田田把他们看成是公司的顾客, 显然, 和这种阶层的人做生意, 一定会赚钱。财主的人数远少于一般大众, 财主们的人数是22时, 财主所持有的金钱则为78, 即以22为对象做生意, 肯定会赚钱。
3. 讲究商誉
我想到做一项题为“为什么犹太人那么聪明？”的研究。上帝为什么把这种天赋赐给他们？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可以人工操作？我花了8年时间，收集犹太人从饮食、文化，到宗教、胎教等方面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其他人种进行对比。
我的研究从胎教开始。在以色列，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孕妇，她总是不停地唱歌、弹钢琴，此外，她还总和丈夫一起解决数学难题。不少身怀六甲的以色列准妈妈都随身带着数学课本，有一次，看到一个孕妇在解数学题时，我心里的疑惑再也压抑不住：“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胎儿，还是为了自己解闷？”“当然是为了训练腹中胎儿，这样，他长大后能成为天才。”
她的回答笃定而自信，她坚持做数学题直至孩子出生。另一件引起我注意的是食物，我发现孕妇们对杏仁、红枣、牛奶情有独钟。午餐时，她们会首选面包、鱼和杏仁等坚果沙拉。她们相信，鱼对胎儿大脑发育有好处。
当我应邀去参加宴会，我发现犹太人总是喜欢吃鱼，而很少吃肉。肉和鱼混在一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好处，对此他们深信不疑。而坚果沙拉则是必须的，杏仁更是必不可少。正餐前他们通常先吃水果，因为正餐（如面包或米饭）后再吃水果，会使人感到困倦、昏昏欲睡。
在以色列，吸烟是被严格禁止的。如果你去以色列家庭做客，千万别在人家房内抽烟，否则你很可能会被礼貌地请出门去。以色列大学的科学统计数据表明，尼古丁会损坏大脑的主要细胞，也会影响基因和DNA，从而导致后代痴呆或有智力缺陷。
犹太儿童的饮食总是处于父母的引导之下，首选的是水果和杏仁，然后是鱼肝油。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犹太儿童懂得三门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从幼儿开始，家长就训练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那是他们的必修课。犹太人相信这些训练会提高孩子的智商，有助于他们成为天才。按照犹太科学家的观点，音乐的波动会刺激大脑活动，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天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们都要学习经济数学。通过比较发现，加利福尼亚的孩子与他们相比，智商大概滞后6年左右。犹太儿童还涉猎竞技体育，如弓箭和射击等。因为他们相信，练习弓箭和射击会使大脑在进行判断和决策时更为专注。
犹太中学生倾向于学习理科，他们会动手制作产品，热衷从事各种企划。尽管其中不少看似搞笑、无用，但如果这些工程涉及武器装备、医药或者工程研究时，会受到高度重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会被推荐到高校或研究所去讨论可行性。
大学的商务系是最受欢迎的，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商务系的学生将被安排从事一个项目，小组只有创造100万美元的利润后他们才算合格并毕业。不要感到惊奇，现实就是如此。
犹太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富有、最神秘的民族，也是一个视教育如敬神的民族，拉比和教师的地位仅次于上帝，这也就是这个民族历经浩动而不灭的真谛之一。本书力争用通俗幽默的写作风格，描述出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成功黄金律、生命教育、美德教育、健康教育、处世教育、享乐教育、婚姻观、金钱教育和公民教育……
犹太民族的智慧包含了永不消失其温情与魅力的伟大东西，就仿佛玫瑰色的晨星闪耀在寂静的早晨，它们之中蕴含的最可贵的东西，是那种对于人类灵魂秘密的充满激情的.探索……
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立红
摘要
本文以赴德国对电子装备制造研修为主线，首先对德国“工业4.0”计划进行阐述，包括计划形成由来、计划内容等；然后针对本次学习的心得感悟，从研发教育培训模式、企业不断积累、良好的机制、政府规划指导、大工匠精神五个方面进行总结；最后结合心得感悟，对中国经济发展、电控产业发展、智慧企业发展提出想法，并对培训工作提出建议，希望能有对企业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本文研究方法采用：
（1）文献研究法：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通过查阅中文数据库和外文数据库网，搜集有关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相关文献，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2）归纳法：通过查阅资料，将理论与实际结合，综合分析得出中国经济、电控及智慧企业发展建议。
关键词：工业4.0 中国制造2025智慧企业启示建议
一、德国“工业4.0”计划
德国“工业4.0”计划是由德国产、学、研各界共同制定、以提高德国工业竞争力为主要目的的战略。德国“工业4.0”这一概念问世于2011年４月在德国举办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成型于2013年４月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表的名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的报告，进而于2013年12月19日由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细化为“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目前，“工业4.0”已经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成为德国面向2020年高科技战略的十大目标之一[1]。
之所以称为“工业4.0”，是因为德国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18世纪末引入机械制造设备的“工业1.0”，20世纪初以电气化为基础导入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工业2.0”，始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在IT技术和信息化之上的“工业3.0”，而支撑“工业4.0”的则是物联网技术和制造业服务化倾向的兴起。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尽管德国因其强大的制造业传统而表现较好，但依然能感受到产业空心化和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威胁，因而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这一工业升级的战略。
解剖德国政府的“工业4.0”计划，可以概括为“1个核心”，即以“智能+网络化”为核心，通过虚拟－实体系统（CPS）构建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的目的；“2重战略”，即通过“领先的供应商”，“领先的市场”双重战略增强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3大集成”，即“生产的纵向集成”、“工程数字化集成”、“制造业横向集成”在计划具体实施过程中形成支撑；“8项举措”，即“实现技术标准化和开放标准的参考体系”、“建立模型来管理复杂的系统”、“提供一套综合的工业宽带基础设施”、“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创新工作的组织和设计方式”、“注重培训和持续的职业发展”、“健全规章制度”、“提升资源效率”①。
二、心得感悟
德国依托强劲的实体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稳健表现得到了广泛认可和推崇，不仅是欧元区国家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而且成为美、英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直接的“灵感来源”。本次为期12天的德国之行，接触了大学、研究机构、职业技术培训公司，了解了库卡机器人、大众汽车、机器设备生产商（ZOLLNER）、格林策巴赫（生产线）、罗德与施瓦茨（射频相关测量仪器及设施）、等企业，参观感受了凤凰设计室、工业产品创客空间、智慧化城市及智能系统等，也得到德国外贸与投资署、能源管理局、工商会等机关事业单位的业务职责等介绍，紧张的行程，大量的信息，围绕工业4.0从多方面系统感受了德国工业发展的全貌，感触颇深。
（一）研发教育培训模式
德国式研发教育培训模式的是以企业为主、以市场需求、为主，①德国政府下属高科技战略网站，http//www.hightech-strategie.de/ 以实践为主的培训模式，通过职业培训，培养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对技术、工艺、质量等的掌握，达到企业的基本人才需求。通过对新技术、新趋势的研究，确定下一步产品的方向，确定下一步企业的战略目标。通过创意，构思产品创新的雏形，通过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一体的合作模式，研发产品，推向市场。
（二）企业发展不断的积累
罗德与施瓦茨成立于1933年，距今83年历史，从射频产品到现在覆盖移动通讯、无线电行业、广播军事等领域；大众汽车成立于1938年，有77年历史，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行列；格林策巴赫从一个做玻璃设备的小工厂，到现在的光复产品设备供货商，尽管每个企业有着自身的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完善产品，不断的世界布局，不断紧跟新技术，开创新纪元，根本的原因在于不断的积累。
（三）企业发展良好的机制
参观考察过程中，我们对不同的企业的运行体制也有过简单的了解，德国的家族企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ZOLLNER、罗德与施瓦茨都为家族式企业，通过建立健全知识和技术转化机制，加速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此外，中小企业是德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大量中小企业“隐形冠军”是德国产业竞争的“软实力”。中小企业政策思路是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鼓励中小企业更多地进行中长期研发，以及形成制度化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四）政府的规划引导
德国竞争力的提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有效性提高，二是德国教育系统质量的改善，均得益于政府前期对发展整体的规划引导。此外，构成德国竞争力的创新能力指标，应归功于政府对先进技术的购买和科学家与工程师可得性的增加，德国的创新态势“工业4.0”计划也需政府联合科研机构、大学以及工业界推进，通过政府规划引导，促使产业结构改革与产业升级，进一步增强竞争力，保持德国制造业优势。
（五）大工匠精神
大工匠精神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他们数年如一日的追求职业技能的极致化，拒绝浮躁、传承钻研、专注坚守，当一个社会、一个企业形成大工匠精神文化，就能带动所有人专注于细节，专注于精益求精，专注于把事情做好，才能培育出产业创新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型生产者。
三、启示建议
此番之行，不仅认识到处于工业化先进水平的德国是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更希望通过德国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战略、实践特点、关键政策工具等，对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取得借鉴意义，并且在发展智慧企业中，通过德国“工业4.0”计划的带来启示。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建议
2013年4月，德国发布“工业4.0”计划。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制造2025”，这是未来10年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纲领。比较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二者在背景、框架、优先发展领域、行动目标和路径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借鉴德国工业“4.0”，中国应配套制定“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细则，让相关原则、指导方针落地实施；设计未来制造业生产模式，构筑新生产模式下企业职工的培训和持续教育机制；引导构建制造企业联盟，搭建企业信息平台，推进新产品和制造技术的集成和开发，对接全球制造市 场；建设适应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制造企业参与国际竞争[2]。
（二）对电控发展的启示建议
电控主营产业分布在液晶显示、集成电路与光伏设备、广电发射设备、自助服务设备、特种电子元器件及精密仪器仪表等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属于技术、资金、人才密集型产业，对于推进我国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工业4.0时代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首都“四个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行动计划，以广电设备、自服设备、仪器仪表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智能设备产业将长期保持增长态势，电子信息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要实现电控“制造”向“智造”的转变，则要在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的技术和设备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和服务；清楚掌握产销流程、提高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上的人工干预、正确即时地采集生产线数据、合理地编排生产计划与生产进度；集绿色智能的手段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于一体，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的人性化工厂。
（三）对智慧企业发展的启示建议
德国“工业4.0”计划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力图使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在深刻理解德国推出“工业4.0”，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背景下，意识到建设智慧企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智慧企业是企业追求信息化、智慧化的目标，能够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获得和利用信息，科学决策，应用智能设备，合理整合、配置企业内外资源，更好地满足和引导用户需求。通过加快推动技术创新，加强产融结合，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益泰作为中小企业，智慧企业成为了发展方向，面对市场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趋势的转变，企业需清晰认识到一场深刻的工业生产变革即将来临，机会与风险并存。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内部等都将面临重新洗牌，企业只有具备快速感知环境变化、准确决策、整合资源、快速反应的能力，才能取得竞争优势。
（四）对培训工作的建议
培训内容希望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扶持政策、市场机遇及挑战、行业成功案例等紧跟市场发展的前瞻性资讯展开；培训形式以座谈会、研讨会为主，可实地考察标杆性企业；培训时间根据内容确定，不拖沓，不重叠；希望通过培训及企业间的交流，对工作形成实质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
1843年不伦瑞克版
德国的犹太人渴望解放。他们渴望什么样的解放？公民的解放，政治解放。 布鲁诺?鲍威尔回答他们说：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你们犹太人，要是为自己即为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你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而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而你们所受的特种压迫和耻辱，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例外，相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证实。 或者，犹太人是要求同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承认基督教国家是无可非议的，也就承认普遍奴役制度。既然他们满意普遍奴役，为什么又不满意自己所受的特殊奴役呢？既然犹太人不关心德国人的解放，为什么德国人该关心犹太人的解放呢？
基督教国家只知道特权。犹太人在这个国家享有做犹太人的特权。作为犹太人，他享有基督徒所没有的权利。那他何必渴望他所没有而为基督徒所享有的权利！
如果犹太人想从基督教国家解放出来，他就是要求基督教国家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而他，犹太人，会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吗？就是说，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放弃宗教呢？
基督教国家，按其本质来看，是不会解放犹太人的；但是，鲍威尔补充说，犹太人按其本质来看，也不会得到解放。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这两者中的一方就不可能解放另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基督教国家对待犹太人，只能按照基督教国家的方式即给予特权的方式：允许犹太人同其他臣民分离开来，但也让犹太人受到分离开来的其他领域的压迫，何况犹太人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处于宗教对立的地位，所受的压迫也更厉害。可是，犹太人对待国家也只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即把国家看成一种异己的东西：把自己想象中的民族跟现实的民族对立起来，把自己幻想的法律跟现实的法律对立起来，以为自己有权从人类分离出来，决不参加历史运动，期待着一种同人的一般未来毫无共同点的未来，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员，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
那么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渴望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德国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诉求的对象不是人一样。
鲍威尔批判了迄今为止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案以后，又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道：应当得到解放的犹太人和应该解放犹太人的基督教国家，二者的特性是什么？他通过对犹太人的宗教的批判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立，他说明了基督教国家的本质，――他把这一切都做得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
那么，鲍威尔是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结论是什么？他对问题的表述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总之，可简述如下：
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宗教对立不能成立？废除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做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做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做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
德国的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和国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但是，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不以德国的特殊状况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他认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条
件，无论对于想要得到政治解放的犹太人，还是对于应该解放别人从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的国家，都是一样。
“有人说，而且犹太人自己也说：很对，犹太人获得解放，不应当是作为犹太人，不应当是因为他身为犹太人，不应当是因为他具有什么高超的普遍的人的伦理原则；相反，犹太人自己将退居公民之后，而且也将成为公民，尽管他是而且应当始终是犹太人；这就是说，他是而且始终是犹太人，尽管他是公民，并生活在普遍的人的关系中：他那犹太人的和狭隘的本质最终总要战胜他的人的义务和政治的义务。偏见始终存在，尽管普遍的原则胜过它。但是，既然它始终存在，那么它就会反过来胜过其他的一切。”“只有按照诡辩，即从外观来看，犹太人在国家生活中才能始终是犹太人；因此，如果他想始终是犹太人，那么单纯的外观就会成为本质的东西并且取得胜利，就是说，他在国家中的生活只会是一种外观，或者只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二十一印张》第57页）
另一方面，我们看看鲍威尔是怎样提出国家的任务的。他写道：
“不久以前〈众议院 1840年12月26日的辩论〉，法国在犹太人问题上，就像经常[1]在其他一切政治问题上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生活的情景，这种生活是自由的，但又通过法律取消了自己的自由，因此，它宣布这种自由是一种外观，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上推翻了自己的自由法律。”（《犹太人问题》第64页）
“在法国，普遍自由还未成为法律，犹太人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法律上的自由――公民一律平等――在生活中受到限制，生活仍然遭到宗教特权的控制和割裂，生活的这种不自由对法律起反作用，迫使它认可：本身自由的公民区分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上］，第65页）
那么，在法国，犹太人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决呢？
“比如说，犹太教徒不让自己的戒律阻止自己履行对国家和对同胞的义务，就是说，例如在犹太教的安息日去众议院并参加公开会议，那他必定不会再是犹太教徒了。任何宗教特权，从而还有特权教会的垄断，必定会被消灭，即使有些人，或者是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宗教义务，那也应该看成是纯粹的私事而听其自便。”（第 65页）“如果不再存在享有特权的宗教，那就不再有什么宗教。使宗教丧失其专有的势力，宗教就不再存在。”（第 66页）“正像马丁?迪诺尔先生把反对在法律中提到礼拜日的建议看成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如果宣告安息日戒律对犹太人不再具有约束力，那就等于宣布取消犹太教。”（第 71页）
可见，一方面，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国家。
“当然，宗教观念给国家提供保证。可是，给什么样的国家？给哪一类国家？”（第 97页）。 这一点暴露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片面理解。
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 “当代的普遍问题”。[2] 鲍威尔并没有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因此陷入了矛盾。他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政治解放本身的本质引起的。他提出的是一些不包括在他的课题以内的问题，他解决的是一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的课题。鲍威尔在谈到那些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意见的人时说：“他们的错误只在于：他们把基督教国家假设为唯一真正的国家，而没有像批判犹太教那样给以批判。” （第 3页）我们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
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如果鲍威尔问犹太人：根据你们的观点，你们就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3]那我们要反问：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权利要求犹太人废除犹太教，要求一般人废除宗教吗？ 犹太人问题依据犹太人所居住的国家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国，不存在政治国家，不存在作为国家的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神学的问题。犹太人同承认基督教为自己基础的国家处于宗教对立之中。这个国家是职业神学家。在这里，批判是对神学的批判，是双刃的批判――既是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又是对犹太教神学的批判。不管我们在神学中批判起来可以多么游刃有余，我们毕竟是在神学中移动。
在法国这个立宪国家中，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因为这里还保存着国教的外观，――虽然这是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的形式，并且以多数人的宗教的形式保存着，――所以犹太人对国家的关系也保持着宗教对立、神学对立的外观。
只有在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至少在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其神学的意义而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对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呈现其本来的、纯粹的形式。一旦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一旦国家是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这样，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在问题不再是神学问题的地方，鲍威尔的批判就不再是批判的批判了。
“美国既没有国教，又没有大多数人公认的宗教，也没有一种礼拜对另一种礼拜的优势，国家与一切礼拜无关。”（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214页）北美有些州，“宪法没有把宗教信仰和某种礼拜作为取得政治特权的条件”（同上，第225页）。尽管这样，“在美国也并不认为一个不信教的人是诚实的人”（同上，第224页）。
尽管如此，正像博蒙、托克维尔和英国人汉密尔顿异口同声保证的那样[4]，北美主要还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不过，在我们看来，北美各州只是一个例子。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怎样对待宗教？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但是，因为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我们撇开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而去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这样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国家和某一特定宗教例如和犹太教的矛盾，就是国家和特定世俗要素的矛盾；而国家和一般宗教的矛盾，也就是国家和它的一般前提的矛盾。
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5]。鲍威尔自己默认了这一点，他提出了如下的政治解放条件：
“任何宗教特权，从而还有特权教会的垄断，必定会被消灭，即使有些人，或者是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宗教义务，那也应该看成是纯粹的私事而听其自便。”[6]
由此可见，甚至在绝大多数人还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因为自己是私下信奉宗教就不再是宗教信徒。
不过，国家，特别是共和国对宗教的态度，毕竟是组成国家的人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就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这种限制。其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就是用间接的方法，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最后，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即使已经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就是说，他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这时他总还是受到宗教的束缚，这正是因为他仅仅以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通过中介承认自己。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
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例如，像北美许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国家作为国家就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人就以政治方式宣布私有财产已被废除。汉密尔顿从政治观点出发，对这个事实作了完全正确的解释：
“广大群众战胜了财产所有者和金钱财富。”[7]
既然非占有者已经成了占有者的立法者，那么私有财产岂不是在观念上被废除了吗？财产资格限制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一个政治形式。
尽管如此，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因此，黑格尔确定的政治国家对宗教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要使国家作为精神的认识着自身的伦理现实而获得存在，就必须把国家同权威形式和信仰形式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只有当教会方面在自身内部达到分裂的时候才会出现；只有这样超越特殊教会，国家才会获得和实现思想的普遍性，即自己形式的原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版第346页）
当然！只有这样超越特殊要系，国家才使自身成为普遍性。
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做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做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人作为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他人所发生的冲突，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对于作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来说：“在国家中的生活只是一种外观，或者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8]的确， bourgeois，像犹太人一样，只是按照诡辩始终存在于国家生活中，正像 citoyen［公民］只是按照诡辩始终是犹太人或 bourgeois一样。可是，这种诡辩不是个人性质的。它是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宗教信徒和公民之间的差别，是商人和公民、短工和公民、土地占有者和公民、活生生的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差别。宗教信徒和政治人之间的矛盾，是bourgeois和citoyen之间、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和他的政治狮皮之间的同样的矛盾。
犹太人问题最终归结成的这种世俗冲突，政治国家对自己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像私有财产等等这样的物质要素，还是像教育、宗教这样的精神要素――的关系，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
“正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即保证市民社会的持续存在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必然性的那种需要，使它的持续存在经常受到威胁，保持了它的不稳固要素，产生了那种处于经常更迭中的贫穷和富有、困顿和繁荣的混合物，总之产生了更迭。”（［《犹太人问题》］第8页） 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根据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要点写成的《市民社会》整个一节（［《犹太人问题》］第8―9页）的内容。鲍威尔承认同政治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是必然的，因为他承认政治国家是必然的。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它最初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特殊的颠倒、私人的奇想和任意行为的抽象教义。例如，宗教在北美的不断分裂，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 人分解为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宗教信徒和公民，这种分解不是针对公民身份而制造的谎言，不是对政治解放的回避，这种分解是政治解放本身，是使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方式。当然，在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的时期，在人的自我解放力求以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进行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必定会做到废除宗教、根除宗教的。但是，这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消灭生命、通过断头台，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
的确，那种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对其他宗教抱排斥态度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就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相反，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把宗教归为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那种仍旧持神学家观点、仍旧正式声明自己信奉基督教、仍旧不敢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国家，在其作为国家这一现实性中，还没有做到以世俗的、人的形式来反映人的基础，而基督教是这种基础的过分的表现。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基督教来否定国家，而决不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基督教。仍然以宗教形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还不是以国家形式信奉基督教，因为它仍然从宗教的角度对待宗教，就是说，它不是宗教的人的基础的真正实现，因为它还诉诸非现实性，诉诸这种人的实质的虚构形象。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在前一种情况下，甚至完成了的政治具有的那种不完善性也在宗教中显露出来。所谓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成为国家。民主制国家，真正的国家则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确切地说，它可以撇开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而所谓基督教国家则相反，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当它把国家形式降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
为了阐明这一对立，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根据对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观察所得出的有关基督教国家的构思。鲍威尔说：
“近来有些人为了证明基督教国家的不可能性或非存在，常常引证福音书[9]中的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当前的］国家不仅不遵循而且也不可能遵循，如果国家不想使自己［作为国家］完全解体的话。”“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福音书的那些箴言到底要求些什么呢？要求超自然的自我否定、服从启示的权威、背弃国家、废除世俗关系。这一切也正是基督教国家所要求和实行的。它领悟了福音书的精神，即使它不用福音书借以表现这种精神的那些词语来复制这种精神，那也只是因为它用种种国家形式来表现这种精神，就是说，它所用的这些形式虽然来自这个世界的国家制度，但它们经过一定要经历的宗教再生过程，已经降为单纯的外观。基督教国家是对国家的背弃，而这种背弃是利用国家形式实现的。”（第55页）
鲍威尔接着阐明：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只是一种非人民，他们已经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他们的真实存在体现于他们所隶属的首脑，但首脑按其起源及本性来说是与他们相异的，就是说，他是上帝所赐，他降临于人民面前并没有得到他们本身的帮助；这样的人民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创作，而是实际的启示；他们的元首需要在自己和本来意义上的人民即群众之间有一些享有特权的中介人；这些群众本身分成许多偶然形成并确定的特殊集团，这些特殊集团是按各自利益、特殊爱好和偏见区分的，并且获准享有彼此不相往来的特权，等等（第56页）。
但是，鲍威尔自己却说： “如果政治只应当成为宗教，那么它就不再可能是政治了，正像把刷锅洗碗的事看做宗教事务，这种事就不再可能是家务事一样。”（第108页）
但是，要知道，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宗教是“家务事”，就像“家务事”是宗教一样。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宗教的统治就是统治的宗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布?鲍威尔原著中写的是：“就像七月革命以来经常……”――编者注
[2]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3页和第61页。――编者注
[3]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19―21页。并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4] 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218―221页，亚?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制》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09―234页，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2卷第241―244页。――编者注
[5] 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在这句话中，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含有“自由国
家”的意思。――编者注
[6]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65页。――编者注
[7] 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1卷第146页。――编者注
[8] 布?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57页。――编者注 [9] 指《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编者注
独树一帜的管理风格
从控制欧洲金融命脉的罗斯柴尔德到华尔街超级富豪摩根，从红色资本家哈默到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巨富洛克菲勒，从金融大鳄索罗斯到股神巴菲特……不胜枚举的犹太商业巨子们令世人仰视。人们在津津乐道于犹太人的经商之道时，对他们的管理之道却很少有人提起。其实每个犹太商人“传奇成就”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们独树一帜的管理风格。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最善于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素质的民族。尽管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勤劳好学的民族，但与犹太民族还是存在着本质区别：比如，犹太人善于精算，中国人力求掌握大势；犹太人预测未来，中国人研究历史；犹太人凡事考虑负面状况，中国人遇事总往好处想……
犹太民族也是个幽默的民族，他们很喜欢讲笑话，他们的笑话，恰恰能够折射出一个民族潜意识中的种种想法。这可从以下两则流传已久的经典笑话中得到展现。
第一个笑话体现的是犹太商人如何精于算计：一个犹太商人走进纽约的一家银行，贷款部经理问：“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犹太商人答：“我想借些钱。”“好啊，你要借多少?”“1美元。”“只需要1美元?”“不错，只借1美元。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有担保，再多点也无妨。”犹太商人掏出50万美元的国债、股票等作为担保，而按过1美元，年息为6％。银行老板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犹太商人有50万美元却还要借1美元?只见这个犹太商人不慌不忙地答道：“请不要为我操心。我来贵行之前，已问过好几家金库，他们保险箱的租金都很贵……所以嘛，我肯定首选贵行寄存这些股票，因为租金每年只需花费6美分。”这则笑话说明，犹太商人的精于算计不是一般人可以学会的，因为他们不仅是盘算上的精明，而且也是一种思路上的精明。
第二个笑话体现的是犹太商人的变通能力。以色列的住房很紧张，几个德裔犹太商人只好将一个报废的火车车厢用作临时住舍。一天晚上，只见他们身着睡衣，在寒风中颤抖不巳地来回推动车厢。一个本地犹太人不解地问：“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因为有人要上厕所，”推车人耐心地说明，“但车厢里写着‘停车时禁止使用厕所’，所以我们才不停地推动车厢。”
表面上看，推动车厢的犹太人不知变通，死守规定，最后还弄得两头不讨好：人冻得要命，环境卫生仍未搞好。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可以看出犹太商人的变通能力：他们从形式上遵守规定，但同时又不真正改变自己的原有活动方式。这几个寄居在火车车厢之中的犹太人，就像长期寄居在其他民族社会中的犹太人一样。因为“停车时禁止使用厕所”的规定是其他民族的铁路部门订立的，寄居的犹太人当然没有立法的权利，所以自然也不会有废止某项法律的权利。
其实，身处异国的诸多犹太人当中，经常要面对此类本该自然废弃但却仍然起决定作用的法律规范和规章制度，如果他们不顾身份、处境以越俎代庖的方式加以触犯和更改，造成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笑话中提到的“环境卫生”问题了。由此，他国的规定既然不能废除，用厕所又在情理之中，聪明的犹太商人自然想出了让火车“动起来”的点子。
经营管理的智慧
诚然，犹太人的精明、智慧并非与生俱来，但他们更加懂得如何铸造智慧这枚“无价的金币”。在孩提时光，他们的母亲就会把蜂蜜滴在书本上，让孩子去舐书本上的蜂蜜，其用意是想告诉孩子：书本是甜的，智慧是永恒的财富，书本将引导孩子通向成功。成人之后，犹太人更加善于运用简明、理性的管理策略引导企业走向成功。归纳起来，犹太人经营管理的智慧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用人环节。
犹太人强调简洁、高效，杜绝繁文缛节，这从人才选拔与考核环节可以得到充分体现。例如犹太老板通常都会把专业问题交由专业人士判断，老板只需确认交易价格并最终决定生意是否成交。因为他们既懂得适时授权他人，又同时兼顾了职权分明的用人理念。此外，犹太商人认可休息本身包含着价值，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由此，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很多犹太企业都会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休假制度，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可以享受到豪华的娱乐休闲设施和时尚、舒适的办公环境。
第二，战略环节。
任何犹太商人头脑里都会树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目标定位——最大限度地追逐商业利润。他们深知，做企业不是讲政治，更不是讲哲学，生意的最大本质是实现盈利。在此观念的指导下，犹太人在生意场上从不作秀，对没有商业价值的事情更不会投入时间、精力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追逐商业利益，而不考虑诸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股东风险及家庭风险，相反，他们会提前做好各种风险规避举措，不厌其烦地进行资本运作，设立数十乃至成百上千家企业以构建庞大的商业帝国。此外，他们更加善于把握一切机会，把一切事情都当作商业经营。
第三，危机意识。
几百年来，犹太民族一直是全球最富有的民族，而帮助他们取得如此殊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犹太人一年365天都处在高度警觉和奋进的状态中。由于历史原因，犹太人天生带有永远的危机感，这激励他们掌握了更多抵御风险的经营良策。比如，在避税岛国进行公司注册便是犹太人想出的“点子”，同时，由于避税岛国可以申请豁免申报真正的股东，从而最大限度地起到了保护商业隐私的作用。
一般说来，犹太人在经商伊始就会有目标地去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他们对“商业帝国”管理架构的铺设也是无以伦比的，这种架构能使其抵抗来自于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自然灾害的种种风险，因此，有人戏称其为“抗8级地震”管理模式。
很多年以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三。”后来，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了几十万人，这父子俩却活了下来。1946年，他们来到美国，在休斯敦做铜器生意。一天，父亲问儿子一磅铜的价格是多少?儿子答35美分。父亲说：“对，整个得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的价格是35美分，但作为犹太人的儿子，你应该说成是3.5美元，你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把看看。”
20年后，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器店。他做过铜鼓，做过瑞士钟表哂上的簧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他曾把一磅铜卖到3500美元，最后他成了一名成功的犹太商人。然而，真正使这位犹太商人扬名的，则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自由女神像翻新扔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依然无人应标。正在法国旅行的犹太商人听说后，立即飞往纽约，看过自由女神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他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了字。
纽约许多运输公司对犹太商人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笑，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商人笑话的时候，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像；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把废铅、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像身上扫下来的灰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现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
生在犹太家庭里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负责启蒙教育的犹太母亲们几乎都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你的财富被人抢光了，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有的孩子会想到钱这个好东西，也有孩子会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珍宝出逃，可这些都不是犹太母亲们所要的答案。接着，她们会进一步追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要是孩子们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耐心地引导：“孩子，你们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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