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批评的作文(精选6篇)
――题记
我是个特别能玩的人,具体地说,就是能把老师气得七窍生烟的那种。不过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老师也不怎么收拾我,于是我就继续“为非作歹”下去,不过……
刚开始的英语晚自习,在我的“英明领导”下,班里一片欢声笑语,就像在举办“春晚”一样。有唱的,有笑的,还有呱唧呱唧鼓掌的,分贝“蹭蹭”往上冒,喧闹声充斥了整个教室,谁也没有发觉头顶正在“呼呼”冒烟的老班(物理老师)早已出现在了门口。
只听“哐”的.一声,门就被狠狠地摔到墙上,老班冲出了教室,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静得能听到因预感到大难临头而咽口水的声音。老班站在讲台上,双眼像雷达一样扫视了全班同学,然而我就被“请”了出去,在所有人面前“挺身而出”。
“XXX,你想干什么?”老班发飙似的对我怒吼,那感觉就像天津化工厂是我炸得一样,不容我丝毫辩解,老班冷峻的目光透过镜片的反射,笔直的插入我的心脏,我蔫了,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再也直不起身,此后老班又吧啦吧啦数落了我一通,说什么身为班长不以身作则,只知道玩,连我的八年级历史都翻了出来。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这赤裸裸的事实,真相彻底把我击倒了。
老班批了我将近十分钟,等我面带羞愧的回到教室时,同学们对我投来复杂的目光,嘲笑、鄙夷还有些许怜悯,我的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好好的学习不好吗,非要贪玩,还带着全班一起,活该!身为班长应该好好带领同学,结果却刚好相反……心中的五味瓶被打翻了,后悔、惆怅、忧愁、自责的味道让我一天尝了个够,顿时,我无地自容。
据作者自己说,诱发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作一系列随笔的动因在于批判当时“正在走向末路”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的直观感觉,使他意识到“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而他尤为不满的是这个日益丧失否定性的“文学”却成为六十年代左翼政治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的退路。有意无意地把“外面的政治”与“内面的主体”对立起来,使得“文学”被视为主体免受伤害、独善其身的避难所、“自我”“表现”的工具。可这种对立在作者看来是虚幻的,它的不证自明恰恰是“现代文学”掩盖其真实起源的结果。“现代文学”或者说“文学”是一种机制的确立,而不是自然的“文学”长河的下游,无限制地去追溯它的源头正是对其规定性不加反思的结果。在作者看来,“现代文学”的规定性和现代发生的一系列“颠倒”密切相关,“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才是“起源”的真实性。作者要剖析的就是“风景的发现”、“内面的发现”等等一系列“文学”转折中蕴含的这种“颠倒”的本质。换句话说,在“风景的发现”背后正是一种现代制度建立的过程,因此,作者称之为“对现代的物质性装置的一个讽喻”。进一步讲,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现代文学”并非外在于政治和现代制度,它本身就是现代制度建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风景,不单是作为反制度的东西,而且其本身正是作为制度而出现的”。表面看,作者集中讨论的是“文学”问题,像“风景的发现”、“内面的发现”、“自白制度”、“私小说”、文学的“深度”等等,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非仅仅与“文学”相关,这里的“文学”其实是现代“认识装置”的表征。同时,“文学”又不只是这个“装置”的“产品”,它恰恰是这个“装置”得以确立的动因和工具。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除了对现实的敏感,促成柄谷直取“现代文学”核心的视野是如何获得的。后来者曾将柄谷反思“现代文学”的方法概括为“现象学”的方法,但作者坦陈他在写这些文章时对“现象学方法”一无所知。就其文章中的引用来看,他对诸如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胡塞尔、雅各布逊、福科、德里达等人的理论颇有体会,但这些理论与柄谷的问题并非完全对等或重合。特别值得重视的倒是作者自己强调的,这一内在的历史性转折和日本文化特殊性及历史语境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力图显示日本的现代性转变不是处于现代社会普遍转化的决定性过程中被迫发生的,而是由日本固有的文化特质和资源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柄谷在书中借助最多的两个人是柳田国男和夏目漱石,因为他们都曾生活在“前现代”的文化环境中,身上携带着难以删除的文化“剩余物”,对正在发生的“颠倒”保持着不可替代的敏感。同样,“汉文学”、“物语”等“前现代”的文化形态在书中也起到一种“反观”的作用:“汉文学是被设想在文学的彼岸无以回归且不确定的某种东西。”它们身上那些不能被“现代”完全消化的“无以回归”和“不确定”性就像画布上偶然滴下的油彩,裂痕一般破坏了“现代”的自然面貌,却把我们引向“风景”背后的东西。如果说“现代文学”的特性在于它一旦确立自身就抹去了其“起源”的历史性,而以普遍性的架构宰制“前现代”的文学;那么,对这种“自然性”的打破也就是揭示其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步骤。反过来说,将“汉文学”和“现代文学”看成两种对等的形态,而不是“进步”链条上的两个阶段,也有助于理解夏目漱石等人的选择。在柄谷看来,夏目漱石对“汉文学”的依恋不是文化惰性的产物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选择:“对于漱石,可以说所谓‘汉文学’意味着现代诸种制度建立起来以前的某种时代气氛,或者明治维新的某种可塑性。”事实上,对“自然性”的打破本身就蕴含着对“自律性”的打破,因为对“文学”作为一种自足体制的想像和“文学”作为实体在固定的轨道中演化的想像是互为表里的。我们一旦意识到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可以自我解释的文学,我们自然会把每一种文学形态的选择和它们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因此,柄谷在解释“风景”、“内面”的出现时特别强调了“当被引向政治小说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性之冲动失掉其对象而内向化了的时候,‘内面’、‘风景’便出现了”。历史的解读和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在这里合二为一。
一旦“文学”被解除加在身上的律令,还原到它的历史可能性中,它就不可能再作为一个封闭的存在,而必然地重新建立与其他历史因素的开放式关系。因此,在剖析了书写方式的现代性转变之后,作者面临的问题就是产生这一系列变化的动因何在? 七十年代末柄谷在撰写文章时其视野仍集中于认识装置转化的内在剖析,因此,屡屡在文中与西方的认识论反思形成对话,哲学气息颇为浓厚。但这种倾向到了书的第二部分时得到了修正。他在韩文版《后记》中曾提到:“读到英文版初稿时,我初次感到有一种读自己的书如他人的书似的感觉。那时我发觉本书中所讨论的如文言一致和风景的发现等,在根本上乃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装置。”从认识的装置到民族国家的装置,不同的角度显示着作者问题视野的调整。在这一调整中给作者以关键启发的据说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安德森在处理现代民族主义起源这一棘手问题时特别面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现代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事件,但每一地区形成民族主义的具体路径千差万别。安德森没有选择从理念上梳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他采用的也是一种地质构造学式的历史考察方法:总结出复杂地貌下相似的结构因素,达到一种不抹杀差异性的普遍性,并坚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去定位每一个因素。而以往对边缘地区现代性的讨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将其历史特殊性的意义建立在作为普遍性的“镜像”的基础上。像杰姆逊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所做的英译本《序言》中就赋予此书这样的意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但这里值得追问的是这个“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它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如果说“现代化”是各种类型现代性的最大公约数,那它无异于取消了差异性的价值,而导向一种“标准化”的现代性;如果说“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只代表作者身处其间的一种特殊的现代性,那么另一种现代性是否只是作为“镜像”才有意义? 杰姆逊以自身文化的立场把柄谷的工作赋予“镜像”的意义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这样的定位一旦转化成作者自身的立意就会大大缩减了它的视野。如果柄谷当年真是抱着为“先进”的现代性立照的意图去展开讨论,就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深度。他的工作并不负担着反思西方式现代性的使命,一旦他将这一维度纳入反而会陷入一个循环论证的泥潭;因此,他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不去顾及那个“成熟”的现代性的规定性,而是径直由一个历史的关节点切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已经把种种结构性转化揭示出来以后,似乎仍未确定自己的发现的意义。于是,在参照了西方理论家的解读和相关研究后,他又不断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追认”。杰姆逊的总结就得到了他完全的认可,而安德森的研究则使他意识到“我在自己的书中所考察的诸种问题同时也正是民族主义‘起源’的问题”。尽管杰姆逊和安德森看待现代性的方式甚为不同,甚至对立,却不妨碍柄谷将他们同时引为同道。由此恰好可以看出柄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向度上的层级展开,它有一定的基点却又是勾连式的,它们的不确定性正造成了其包容性。因此,即便是吸纳了杰姆逊、安德森以及萨义德等人的理论,柄谷并没有使自己的思考固着在他们的结论中,或仅仅沿着他们的轨道伸展。他对诸如民族国家、国民等问题的理解总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他曾受萨义德的影响从知识学的层面上把“日本”与“西洋”都视为“‘现代’这一观念中形成的表象”,同时,他也在复述安德森的意义上提出“‘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像的共同体’”。但是这样的认识并不能解释在“日本”的“现代”中这样一种“想像”是何种性质的想像,这不能通过“理论”而要通过历史的发现与批判去实现。因此,柄谷提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十五年正是“民权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十五年;“文学”中“风景”的发现和现实中对“他者的排斥”被视为同构体勾连起来。
以殖民地的开拓解释“风景”的发现很难是普遍性的解释,与其说这是因果关系式的解释不如说是相互参照。但这种参照预示着柄谷开始突破单纯以“想像”去说明“国民问题”的框架。这一意识到了他撰写中文版序言时已经颇为清晰:“称nation为‘想像的共同体’是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nation只是单纯的想像之物,而应该说想像自有其必然性存在的。”这想像的必然性是建立在乡村共同体解体造成的需求之上,也就是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确立的产物。因此,现代民族国家正是“由资本制市场经济、国家和民族以三位一体的形式综合而成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单独成立的,相应的,对任何一个因素的批判也不能单独进行。这也许就是作者说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不仅因为“现代文学”已经变得无力,更因为集中于“现代文学”的批判将无法真正触及“文学”在民族国家中的位置。在文学体制中反思文学只能是对既有体制的强化。而柄谷以“文学的危机”引发的思考最终却以“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走出资本制=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圆环的办法来”为归途。
在作于一九九七年的韩文版后记中,柄谷特别引用了一段中江兆民的话,谈到“理论”与“实践”之别,即,“陈腐”的理论作为实践仍可能是新鲜的。这段话颇引起柄谷的共鸣,我想,其共鸣之处正在于一种特殊的“态度”和话语方式,柄谷将之概括为“‘批评’的话语”:“批评本身与理论不同,毋宁说‘批评’乃是对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之脱节的一种批判意识。”柄谷对“批评”的解说正好可以拿来概括他自己的文章。虽然柄谷的书充满了理论的思考以及与各种理论的对话,但就其根本的精神而言恰恰是批评的而非理论的。他并不满足于从一个问题出发、最终达致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相反,在他的文章中问题总处于伸缩、游移中:从“风景之发现”“内面之发现”这些基本点一直延伸到民族主义的批判乃至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形式的反思。正因他不会满足于一个“完成”的解释,所以任何新的理论都是他延伸自身问题的工具而不是栖身的归宿。不能忘记,他的问题是从文学无法作为批判的主体的栖身之地开始的,最终他找到的不是一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而是在一系列“间性”中确立了批评的位置:日本与西方的间性、传统与现代的间性、解释与实践的间性……如果说他的书中有太多捉摸不定的东西,那并非完全来自日本式的暧昧;当我们的问题是要在现代社会确立自己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时,我们如何才能变得不捉摸不定呢? 柄谷的书、他的结论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当然是甚可借重的资源,但更要害的是如何建立我们自己“对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之脱节的一种批判意识”,对我们而言,批评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有一天,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到学校上学了。“叮呤呤”,第一节课上课了,我像往常一样积极地举手发言。“杨静,这个问题你来回答!”老师清脆悦耳的声音传到我耳边。我想:老师这次终于叫到我啦,真是太好了,又可以表现自己的“小聪明”。因为我喜欢老师的表扬,非常爱表现自己。
当我回答完问题就要坐下时,突然,我那好朋友把凳子轻轻地挪开,不知情的我,一屁股坐了下去,顿时,摔了个仰面朝天。同学都捧腹大笑起来。当时,我的脸一阵又一阵的发烫,心想:我的面子全部给她丢光了,下课后,有你好受的。我气鼓鼓地问她:“你干嘛这样捉弄我,我又没捉弄你。”她嬉皮笑脸地说:“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呢?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老师不是经常说别人有错误,要包容她(他),要宽容别人。我说:“好,这次,我原谅你,下次不能再捉弄我了!”
过了不久,她又用假话捉弄我。“杨静,语文老师叫你到办公室去,有好消息告诉你!”我开始半信半疑,怕又像上次一样被捉弄。她见我半信半疑,便说:“这次真的不骗你。”我又被她那“狡猾的计谋”给蒙了过去,我满心欢喜地跑到办公室,问:“老师,你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老师亲切地答道:“我哪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呢?我没叫你呀!”我又一次被她捉弄了,顿时,心里感到十分难受。心想:“她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我跟她既无冤无仇,又是她的好朋友,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通过这件事,使我懂得:被人捉弄的滋味真不好受啊!并忠告大家,被人捉弄滋味真不好受,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欢笑。
午睡被人罚的滋味作文450字
每间学校中午时都要求学生午睡,但我们班的同学却没有在午睡,全在干些什么呢?全部在一起说悄悄话。
叮铃铃,一阵清悦的声音响起了。全校同学都像一只赶着搬家的蚂蚁似的走进了教室,马上摆好床铺,立刻就睡了下来。虽然我们班也有这样的动作,但与别班相比,我们就差多了。因为别班睡得连一只苍蝇飞过的声音都听得见,可我们班却连一张桌子敲打的声因都听不见,一睡就传来一阵阵说话的声音,像市场卖菜的声音那么吵闹。但老师一来,就会与别班一样那么的安静。
当天,当胡老师来了的时候,听到吵闹声,便严肃地说:“只要我在听到一点声音的话,全班就出来站十分钟。”可当老师走了大约一米时,班里又开始传来了吵闹声。于是,老师就立刻把我们一个个的抓出来,让我们在走廊里站十分钟。但这十分钟并不好受啊!面对着猛烈的太阳,像一棵大树似的耸立在那里,连一阵风都没有,搞到同学们一个个都满头大汗的,我心想:唉,这下该知道说话的后果了吧!看你们等一下还说不说话。果然,进去睡觉的时候,安静得不得了,心里想:啊!终于有好觉睡了,可刚才却跟说话的人一起受罚,唉,总而言之,终于可以睡觉了。
这午睡的惩罚,使我们班以后的午睡作为一个严厉的教训,让我们以后的午睡都变得十分安静了。
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因为天气寒冷,我躲在被窝里迟迟不肯起床吃早饭,结果只能饿着肚子,急匆匆的就赶时间去上舞蹈和作文课了。中午,我饥肠辘辘的赶回家,累的一头栽在沙发上。可妈妈仿佛根本看不到我的样子,于是我大声喊:“妈妈,我饿了,赶快做饭吧!”妈妈说:“早上因为你的懒惰,该完成的作业都没有完成,现在我要惩罚你,先完成你的作业才可以吃午饭。”说完她就再不理我了。
我只得央求妈妈先去做午饭,我也做出赶紧去写作业的样子。看到妈妈去厨房忙碌了,我马上放松了自己,偷偷拿起妈妈的手机玩起了游戏。等妈妈把午饭烧好,看到我的作业本上才写了几个字,立刻就生气的吼起来:“就你这样的学习态度,还想吃饭啊?今天你如果不把这些作业全部完成,你永远也别想吃饭了……”说完把我按在书桌旁,狠狠地锁上了我的房门。
看到妈妈严肃的表情,我只得忍着委屈的泪水乖乖去写作业,尽管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噜的提着抗议。
等我终于写完了妈妈给我留下的一堆作业,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我被饿的晕头转向的。可是妈妈还要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种错误才让我去吃饭。我妈真的太狠心了。那天虽然给我吃饭了,但是那碗饭却是我伴着泪水吞下的。
那是一次数学课,老师正在讲台上将今天练习的题目,但是讲得太没意思,太无聊了,许多同学都在写作业、看书、背书。我也情不自禁地从书包里拿出手机来玩。
不一会儿,我就融入手机游戏,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又舒展开,一会儿笑,一会儿伤心。但是老师继续讲题似乎没有对我起太多疑心。“我终于把这关过了,太好了!”我开心地叫出声来,但由于十分激动,跳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股“杀气”正向我移来。我凭第六感觉,抬头看看,只见老师眉头紧锁,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睛中仿佛冒着火花,两个鼻孔快速地一张一合,像两个火山口,上牙齿磨着下牙齿,简直像个从地狱来的魔鬼。他快步向我走来,手拿我们班的“班法”——一根木棒,一把枪过我的手机向后扔去。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木棒已经狠狠地敲在我的桌子上。我立马被吓得魂飞魄散。妈呀!老师这是要干什么?妈呀!上帝,快救我!快救我!
老师先用棒子打在我的脸上,我感到火辣辣的。好像我的皮要绽开似的。就在这时,他马上又使出狮吼功:“老师上课有那么无聊?你居然在玩手机,而且又妨碍其他同学,上课还说话。”我嘀咕着:“你上课本来就很无聊,如果你讲得好,我会干这些事吗?所以罪魁祸首是你。”可就这么小声,还是被老师听见了。
老师比刚才更生气了。脸一青一白:“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你在玩手机我却知道,我看你早点回家睡觉,我要报告校长让你……”老师说得每一句话,我都十分气愤。哼,你有什么资格骂我!人人平等,如果我是你校长,我一定会把你开除。那时候回家的是你。但这些话我始终不敢说出来,老师看我沉默不语,也就管自己上课了。
百余年来,一代代少年為家国而奋斗,或抛头颅洒热血,或埋头实干,攒成白发。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是迭代的努力,今日之老年人功不可没。
现在,每秒有1人退休,中国老年人已累积2亿以上,中国已是老龄人口总量和老龄化发展速度双世界第一的老龄化社会。不幸的是,贫困、疾病、失能、孤独是老年人难以摆脱的四大难关;他们已成定势的思维和行为赶不上社会转型,难免发生观念冲突和行为摩擦,其中干扰或伤及他人的行为,更激起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共愤。
他们之中,有人在公交地铁的座位前貌似身体虚弱,在斑马线的红灯前居然脚步飞快。他们之中,有人并非因为爱,仅仅因为色欲未满,而对异性或幼女行苟且违法之事。他们之中,有人认为到了自己什么都不用付出、所有人都应该对自己好的年纪……
有人觉得中国老人不该被批评或批判,理由包括:谁都会老;人孰无过;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不少老人自尊自爱自强,堪称人生榜样;他们年轻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老了还在为社会发挥余热;他们老了还在为下一代服务(提人生忠告、付房款首期、帮带孙辈);老有老的难处;年轻人的问题不比老人少;社会也有责任。
但为求一团和气而把中国老人目前存在的问题掩盖起来,并不能止息观念冲突和行为摩擦,反倒剥夺了帮助老人们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中国人从未丧失敬老尊老助老的传统,倒是缺乏对老人一视同仁的观念。人孰无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山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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