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推荐8篇）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 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已于2010年12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2月16日施行。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法释〔2011〕3号

（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

第四条公司因故未成立，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

部分发起人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请求其他发起人分担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他发起人按照约定的责任承担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责任承担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出资比例的，按照均等份额分担责任。因部分发起人的过错导致公司未成立，其他发起人主张其承担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过错情况，确定过错一方的责任范围。

第五条发起人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公司成立后受害人请求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未成立，受害人请求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或者无过错的发起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起人追偿。

第六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认股人未按期缴纳所认股份的股款，经公司发起人催缴后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公司发起人对该股份另行募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认股人延期缴纳股款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请求该认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第八条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九条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未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十条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

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人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出资人以前款规定的财产出资，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

（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

（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

（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

股权出资不符合前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该出资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采取补正措施，以符合上述条件；逾期未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股权出资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发起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以偿还该第三人，发起人依照前述约定抽回出资偿还第三人后又不能补足出资，相关权利人请求第三人连带承担发起人因抽回出资而产生的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原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受让股东损失，受让股东请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 篇2

一、股权内部转让的辩证分析

所谓股权转让, 是指股东依法转让自己依据出资而享有的股东权益, 他人取得该股东权益的法律行为。《公司法》第72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这条规定很明显地体现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从本质上看, 有限责任公司是资本的联合, 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联合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尤其是某些高科技企业, 股东的选择往往不是看资本的充裕程度, 而是关注股东的财产状况、个人能力和人身信赖。在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的股东股权转让, 并不会破坏公司的人合性基础, 因为虽然股东的出资比例和权利分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并不会受到损害。所以只要这种股权内部转让在比例、价格、时间等事项上达成一致, 其他股东没有干涉的必要。

但同时, 《公司法》第72条第4款又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关于本款规定, 从法条内部的逻辑关系上理解, 应该是对前款规定的例外规定。也就是说, 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东之间自由转让股权做出限制, 《公司法》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从而赋予公司股权转让方面更多的自治权。从司法实践上看, 这一规定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虽然股权内部转让并不会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和股东之间的人身信赖关系, 但却涉及到股东出资比例和股东权力的重新分配, 这意味着在公司内部话语权和股东地位的重新整合, 进而影响到股东权益的实现。

《公司法》关于股权内部转让的规定兼顾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资合性的双重要求, 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这一规定仍有瑕疵之处, 假设公司章程并未对股权内部转让做出任何规定, 股权依据《公司法》第1款规定在股东内部自由转让时, 多个股东同时提出愿意受让该股权, 此时股权该如何转让?对此《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也就是说, 出让股东可能与受让股东达成转让协议, 排除其他股东的购买愿望, 造成股权在公司内部的不公平转让。

二、股权外部转让的辩证分析

[1]《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 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遵守的法定程序。[1]从法条的立法目的上考虑, 这两款规定意在平衡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平衡又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一是平衡转让股权之股东与公司本身的利益;二是平衡转让股权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

首先, 股权向外部转让, 意味着股权外流, 新的股东加入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基于信赖关系的人合性特征被破坏。这势必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变动。为了保护公司利益不受股权对外转让的影响, 《公司法》首先规定内部股东过半数同意的限制性条款, 设置股权对外转让的第一重障碍, 平衡了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

其次, 规定公司内部股东对所转让的股权具有优先购买权, 为股权的对外转让设置第二重障碍。所谓优先购买权, 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转让其持有的股权时, 该公司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优先购买权发生在股权可能对外转让的前提下, 因此第72条第2款为这种股权外流设置了“股东过半数”同意的障碍。但根据第72条第3款的规定, “不同意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设置了其他股东受让股权的强制性条款。这一条款看似合理, 实际并不周全, 尤其股权转让涉及到股东实际利益, 在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外流, 本身又没有购买力的情况下, 这一条款的规定就容易造成公司僵局的现象。另外, 第3款“同等条件”的规定, 似乎平衡了转让股权之股东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但“同等条件”的标准如何确定?是通过股份价格还是另有标准, 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从实践上看, 在转让股份之股东与第三人有意向签订的转让协议中, 股份价格并不是唯一影响因素, 还可能涉及其他方面的利益, 从而造成股份价格虚高或者虚低的情形出现。股价虚高, 有意向的其他股东碍于自身购买实力不够不得不同意第三人进入公司权力结构;而股价虚低, 其他股东争先受让, 则会造成转让股份之股东的利益损失。这都是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除此之外, 在第3款规定中, 行使优先购买权时, 如果不只一个股东提出受让意愿, 那么可以协商或者按出资比例购买, 那么, 在这个立法逻辑下, 单个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又实力不够时, 理论上也可以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从而限制转让股权全部外流。而假如司法实践支持这种股权购买方式, 又将造成新的问题, 即试图进入公司权力结构并获得话语权的第三人无法达到应有目的, 甚至可能使公司利益受损;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也在实际上背离了第3款规定之“同等条件”, 因为从语义逻辑上分析, “同等条件”不仅应该包括价格上的相同, 标的数量也应当相同。

第三, 《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的规定与第4款规定的关系问题。从立法逻辑看, 第4款规定强调了公司章程的重要性, 肯定了公司自治权和公司法私法属性的回归。但假如公司章程为了公司和股东利益做出与前款截然不同的规定时, 如何在公司自治与法律权威之间形成平衡?是以前款规定为底线还是可以超越前款规定?这些都是实践中可能碰到的复杂法律问题。

三、《公司法》第72条的完善探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不管是股权内部转让, 还是股权向第三人转让, 在实践中, 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之处, 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必过分悲观, 《公司法》第72条总体来说是我国公司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 即使白璧微瑕, 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笔者认为, 在股权内部转让时, 如果公司章程未做任何限制性规定, 那么股权自由转让, 且多个股东同时有受让意愿, 应该协商或按照出资比例购买, 这样股权转让的目的得以实现, 而内部股东权力结构的变动可以控制到最低程度。而在股权向第三人转让时, 则需要分几种情况探讨:第一, 优先购买权不应否认, 但“同等条件”的具体标准必须明确, 为了防止转让股权之股东与第三人串通从而损害公司利益, 在股权价格和更具体的标准上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予以规定;第二, 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范围应该予以限制, 只能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按比例行使, 而不应该受让部分股权后, 再同意无力购买的部分可以转让给第三人, 否则就可能损害转让股权之股东的利益;第三, 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该以法律规定为底线, 上述两方面法律规定不周延之处, 都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具体规定予以补充, 但公司章程不得随意超越法律做出规定, 否则《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各种规定都不再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议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张保华, 李晓斌.股权转让, 有程序, 无自由——兼谈《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修改[J].中国律师, 2005 (, 05) .

[3]孙长安.论有限责任公司违反法定限制条件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J].法制与社会, 2008 (, 08) .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 篇3

Myers和Majluf（1984）提出的融资优序理论认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顺序应是先内部资金，然后是低风险债务，最后才是权益融资。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却恰恰相反，一般表现为先股权融资后债务融资。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因。黄少安、张岗（2001）则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美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得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是有的经验证据却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并不低于债务融资成本，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与公司股权融资的概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并不能有效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李志文、宋衍蘅（2003） 研究表明，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利用上市公司的配股资格进行圈钱是上市公司进行配股的重要动因。张祥建、徐晋（2005） 建立的模型表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 “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苗雨、刘丽娟（2006）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性因素。苏国强（2005）也认为制度缺陷是股权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其对上市公司上市前后业绩变动情况的实证研究支持该观点。管征、范从来（2006）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结论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上市公司采用股权再融资方式找到充分的理由。我国不合理的制度背景，产生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证研究结果来阐述；而国内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主要从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公司治理、信息经济学、股权结构等角度来说明。本文则从金融心理学的角度对公司管理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来阐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原因。

二、理论基础——态度的效果

框架和参照点是影响处理信息的重要因素，态度是一个隐藏的需求和愿望，人们一般不会刻意去关注它，但这种隐藏的态度却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通过很多实验和调查表明，人们不管自己是否熟悉这些事情，都会采取某种态度。因此，可以假设态度影响人们的思想，现在一般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分成四类：适应态度、自我实现态度、知识态度和自我防御态度（McGuire，1969）。

适应态度是指人们无意识地形成和自己认同的人一样的态度。比如说：当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都说股票要上涨，人们在形成同样的意见，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而是无意识地适应他们。如果市场正处于大规模上涨阶段，所有的人都受到价格上涨和他人的反应的影响，形成一致的态度，就如同2006年我国上证A股在6000点时的情形。

自我实现态度是指人们做某些事情，因为它令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调查表明，证券公司和股票分析师的社会声望与股票价格的波动息息相关。当市场上涨时，他们大受欢迎；而当市场下跌时，他们无人理睬。这种态度的结果在证券市场上的表现是，牛市的最后阶段将吞没所有的散户，因为他们急于求成。

知识态度是解决信息问题的。人们保存研究一切有可能产生内心冲突的正反两方面材料。与此同时，人们通过接受规范的信息来源，使自己的态度获得“免疫能力”。态度一旦形成，有关的知识很快就被忘记，但人们对态度的坚信程度也随着时间的流逝缓慢减弱。

自我防御态度是由人的强烈的协调欲望产生的，这种协调需求在两方面做到和谐统一；一方面，他所知的和他所信的；另一方面，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

这四种态度又体现以下心理特点，具体如表1所示。

三、管理者股权融资偏好心理学分析

第一，错误舆论效应表现为一般过分重视那些与自己持相同态度的人的意见；而社会比较表现为对于自己难以理解的事情，使用别人的行为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目前，在我国企业界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的氛围。各企业的管理者之间通过各种事务的相互交往，或通过媒体报道的相互了解，在自适应态度的作用下也形成了股权融资的偏好，而错误舆论效应更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偏好。即使有的企业家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因，在社会比较的心理作用下，也会加入其中。

第二，自我实现态度是管理者在偏好股权融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态度。又包括自负行为、感觉综合症、集权主义等心理特点。自负行为表现为人们过高地估计自己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因此对各种可能性分析不够全面，不能正确判断风险和确定性；感觉综合症表现为过分看重自己的个人选择，并从中感觉自己是个人物；在我国，集权主义决定了“官本位、权利本位”思想。调查表明（图1），相当大比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行政级别。

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通过“行政提拔制”选拔任命企业领导层的传统方法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企业上市不仅能提高当地的名声，也是衡量当地政府领导人及企业管理当局“政绩”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企业成功上市并募集到可观的资金，直接关系到当地领导人和企业管理当局的职务和晋升。当企业管理者把企业做大做强之后，面临越来越多的称赞，其对自己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在自信行为的心理影响下，不能客观认识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我国特有的“官本位，权利本位”思想下，强烈追求公司上市，或进行配股、增发等募集资金行为，扩大公司规模，表现出非理性的融资行为。

第三，知识态度又有易记性偏误和易得性偏误等心理特点。易记性偏误是指在获取信息过程中，对容易记起来的事情更加关注，感觉其发生的可能性大；易得性偏误是指简单地根据已获取的事情信息来理解被认知对象。企业控股股东在易记性和易得性偏误的心理特点的影响下，过分关注其他企业在股权融资成功后获得的好处，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股权融资偏好。

第四，自我防御态度又有选择性暴露和选择性理解等心理特点。选择性暴露是指人们只是试图暴露对自己行为和态度有利的信息；选择性理解是指人们往往曲解信息，使它看起来可以验证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依然认为上市意味着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是企业发展的“救世主”。而对于那些上市后由于大股东占用资金、掏空上市公司被查处的案例很少能给那些后继者一些警示，他们在选择性暴露和选择性理解的心理作用下，看到的是更多的公司为上市或再融资“粉饰”财务报表或进行盈余管理等非理性融资行为。

通过全文的分析，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更热衷于IPO和SEO的原因。而我国2005年4月底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新股发行不会再出现非流通股问题、同股不同价问题，非流通股股权融资的资本收益失去了制度基础，应该说这是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在全流通时代，控制权市场、股东用脚投票等外部机制也将发挥作用，形成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外部制约机制。

但是即使是全流通情况下，仍然存在著控股股东的侵占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当初的剥离上市、分拆上市，留下诸多隐患，其后的关联交易，大股东长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也就屡见不鲜。从这个角度讲，整体上市带来的损失远远小于剥离上市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当存在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其中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公司决策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之间形成制约和相互监督，可以起到限制侵害的作用，保护所有股东的权益。因此，在我国目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中，可以考虑减持国有股份，形成制衡股权结构，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

此外，还需要制定一个严格的上市标准，对发行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严加控制，真正做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建立起完善有效的价值型市场，即资本市场功能定位从企业本位转变到投资者本位上来。通过这种转变，使投资者趋于理性，从而市场上存在的逆向选择、代理人问题、道德风险等问题带来的成本由融资者而非投资人承担，这将迫使上市公司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述成本，根据资本成本的大小作出融资选择，实现上市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2］陆正飞、高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会计研究》2003年第10期。

［3］李文君：《再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编辑向玉章）

公司法解释三关于出资的最新规定 篇4

（二）】

第十一条 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

（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

（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

（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

股权出资不符合前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该出资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采取补正措施，以符合上述条件；逾期未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权出资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劳动合同法司法解释三 篇5

出现上述情况，是对法律的理解不全面、不准确造成的。比如，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是回到“铁饭碗”，会导致用工机制僵化，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误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是“铁饭碗”。

在许多国家，这种类型的劳动合同恰恰是劳动合同的主体。从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是不可以解除。为了用工能进能出，法律除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外，还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依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特别是允许用人单位在经营方式调整等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与《劳动法》的规定相比，这些规定都放宽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正确理解和实施法律，不会导致用工机制的僵化，而是会增强企业对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再比如，在用工成本这个问题上，一些说法也是缺乏理性分析的。

从制度设计看，因《劳动合同法》规定而增加的成本实际上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企业主动终止期满的劳动合同或者因企业破产、解散等原因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只涉及企业一部分劳动者，而且增加的成本只是潜在的，并不经常发生。

另一项是企业支付给试用期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这对一些原来任意压低试用期工资的企业增加了一定成本，但涉及的仅仅是试用期劳动者。对这个问题反映强烈的，主要是一些管理不规范、工资偏低和不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

这些企业过去之所以 “成本低”，实际上是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利润侵蚀工资，是不正常的，甚至是违法的。缴纳社会保险费引起的用工成本上升并不是《劳动合同法》带来的。

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制性，参加社会保险本来就是企业和劳动者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早就明确规定了的，只不过 《劳动合同法》对缴纳社会保险费做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这些企业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从目前的情况看，真正规范的企业对这一点认识是到位的，认为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企业内部来讲有利于增强凝聚力和职工的归属感，对外有利于增强竞争的公平性。至于说到对就业和投资环境的影响，认真贯彻《劳动合同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这与扩大就业并不矛盾。

从长远来看，法律的不断完善、劳动关系的进一步和谐，有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对改善投资环境也是有利的。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中劳动者一方处于弱势地位，因而 《劳动合同法》更加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同时也对保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重点解读 篇6

如何确定受益人直接影响到保险金的归属,实践中受益人通常是由保险格式条款提前拟定的,由投保人或者受益人进行选择,但是由于格式条款表示不够规范以及被保险人身份关系变化等原因,实践中对于受益人的确定存在不少争议。

刘竹梅解释了《解释三》中针对实践当中争议比较多的情形做出的统一规范。第一种情形,就是受益人如果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的,实务当中存在没有指定受益人以及以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形都可以根据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定予以明确。所以,我们规定,受益人约定为法定或法定继承人的,应当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第二种情形,受益人谨约定为身份关系,但是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身份关系发生变化,应以保险合同成立时的身份关系还是以保险合同发生时的身份关系来判断受益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例如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为配偶的,被保险人如果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离婚并再婚,将导致保险合同成立时的配偶与保险合同发生时的配偶不一致,这时候应该以成立时的配偶为受益人还是事故发生时的配偶为受益人容易产生争议。我们根据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为同一主体来区别对待,以尽可能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的,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来确定受益人,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主体,要根据保险合同成立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来确定受益人。

第三种情形,受益人的约定包括姓名和身份关系,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发生变化了,是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姓名还是以保险事故发生时符合身份关系的人为受益人?举一个例子,张三以自己为被保险人,约定受益人为配偶李四,后来张三与李四离婚了,又再婚,他再婚的配偶是王五,这个时候,应当以李四为受益人还是以王五为受益人?我们认为,保险合同所约定的身份与姓名一致,是确定受益人的条件。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所约定的身份关系与约定的姓名不一致了,这时候就应当视为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不明确,没有指定受益人。

《保险法》新司法解释下月实施 指定受益人后还可变更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明确人民法院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主动审查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以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同时还规定，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还可以变更受益人。该司法解释12月1日起施行。

明确人身保险利益主动审查原则

据最高法民二庭副庭长刘竹梅介绍，近年来，保险纠纷案件数量呈连续增长态势。司法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一审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数为41752件， 2015年前10个月的案件数即为91555件。同时，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

为防止他人为牟取保险金杀害被保险人，《保险法》第31条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第34条要求，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需要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为强化人民法院防范道德风险的意识，以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解释三》第三条要求，人民法院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主动审查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刘竹梅说，实践中，有保险人为开展业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主动审查死亡险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甚至明知死亡险未经过被保险人同意依然承保，这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到事故发生时，当被保险人死亡后，却以保险合同未经过被保险人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拒赔。

为此，《解释三》第一条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或是其他形式。这样一方面可以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也可以规制保险人的不诚信行为。

指定受益人后还可以变更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还可以变更受益人。《解释三》明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自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作出时生效。同时，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合理信赖，变更受益人没有通知保险人的，不得对抗保险人。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 篇7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一致同意

一、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对外转让规则的适用对象

(一) 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

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种基本类型。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 合作经营企业包括取得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两种组织形式;又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 外商独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及经批准的其他责任形式,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可以采取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多种形式”。此外, 国务院外经贸部于1995年发布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亦对以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形式予以充分肯定。由此可知, 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既包括有限责任公司, 也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经济组织。

(二) 该规则对合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适用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对外转让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适用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当无疑异, 但其能否适用于以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需进一步分析。

1、外商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以适用于以合伙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 但外商投资企业的一切活动均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已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外资合伙企业理应适用我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通观《合伙企业法》, 其中并未出现股权转让的字眼, 而唯一与股权转让具有类似意义的便是财产份额转让这一术语, 但二者却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的适用以合伙协议没有另外约定为前提, 亦即若合伙协议对合伙人对外转让财产份额做出了或宽松或严格的其他约定, 则首先适用合伙协议的约定;而后者系股权对外转让的直接适用规则, 并无其他前提性限制条件。由此, 上述股权对外转让规则并不能适用于外商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2、外商投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并未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作出专门性的规定, 而是以准用性规则的方式明确:按《公司法》的规定处理。由此可知, 外商投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应通过上市交易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而不适用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综之,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11条仅适用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其他组织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适用。

二、公司章程的个性化规定与该规则不一致的处理

(一) 现存观点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毛海波法官认为, 只要股权转让行为不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外商投资比例的限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不随之发生变动, 章程与《实施条例》不一致的个性化规定就应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二) 问题的处理

前述观点虽然认识到了外商投资企业基于资本组成的特殊性,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从法理的角度而言, 仍有待商榷。

首先, 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言,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在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后, 并未像《公司法》第72条第4款那样作出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反而于其第4款明确“违反上述规定的, 其转让无效”。虽然《实施条例》第13条要求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事宜作出规定, 但立法者的本意是公司章程可对除第20条规定以外的有关股权转让的事宜作出规定, 而不允许公司章程对第20条规定的事项另作任何规定。由此可知,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必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 应以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为准, 公司章程就此所做的任何规定都将归于无效。

其次, 对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而言, 其情形与前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相同, 虽然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并未作出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4款一样的规定, 但也未授权允许公司章程对既定的股权转让规范作出另行规定。

再次, 关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在《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均未见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相关规定, 而根据《公司法》第218条, 应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公司法》第72条要求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也允许公司章程对此作出另行规定, “公司章程如果规定了比公司法有关规定更为宽松的股权转让条件, 比如股权对外转让时有三分之一的其他股东同意即可, 该规定有效。如果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比公司法的规定严格, 如股权对外转让需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 也应认定有效。”此时究竟应适用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还是依公司章程的规定, 究其根源, 系应适用《公司法》还是司法解释的问题, 而该问题将在下文进行详细探讨。

三、司法解释第11条与现行其他法律规定的矛盾

依前所述, 司法解释第11条确立的股权对外转让一致同意规则虽然仅适用于外商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但将其适用到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时, 矛盾依然存在。

(一)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虽然在股权对外转让问题上也采取了与司法解释第11条相同的一致同意规则, 但其《实施细则》中却对同意的方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即需采取书面同意的方式。

面, 管理意识淡薄是根本性的原因。企业要管理好固定资产, 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至关重要, 企业高层要给固定资产的管理和监督给予足够的重视, 企业各级管理人员要牢固树立固定资产管理意识。企业应要求各资产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建立固定资产台账, 详细记录其管辖范围内固定资产的名称、规格型号等基本信息和增减变化情况, 发现固定资产丢失、毁损, 要及时向管理层报告, 与财务部门及时沟通, 以便财务部门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 以确保固定资产账实一致。

(三) 加强财务人员培训, 提高固定资产核算和监督水平

企业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 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强化财务人员的监督意识, 提高财务人员核算水平和专业判断能力。要求财务人员严格按照标准确认固定资产, 严谨细心地工作, 准确记录固定资产的信息, 积极参与对固定资产的监督管理。财务部门发现固定资产的问题, 要追溯原因, 认真分析总结, 促进改善固定资产的管理。财务部门要指导、推动、协助资产管理部门正确使用固定资产标签, 实现固定资产账、卡、物一一对应, 方便资产管理。

(四) 完善固定资产盘点制度

企业财务部门要牵头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的清查盘点, 发现差异, 及时查明原因, 分别不同的情况, 作出相应的处理, 如调账、固定资产清理的账务处理等, 使账实保持一致。通过盘点, 总结归纳固定资产管理和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促使管理水平的提高, 以减少和杜绝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的现象发生。企业应该规定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的盘点次数和频率, 财务部门可不定期抽查。盘点中发现因违规、违法行为造成固定资产盘盈盘亏的, 要报告企业管理层进行处理。

(五) 加强设备出厂管理和监督

企业固定资产之所以会存在有账无物的现象, 很多时候是因为各种原因资产被转移出厂, 而财务部门不知情。为了防止固定资产流失, 企业应加强资产出厂管理, 确保固定资产调拨、出售、报废处置均受财务部门监控。针对固定资产出厂, 可设置一种专门的一式多联、连续编号的放行出厂单。设备出厂, 必须凭经包括财务部门、设备管理部门、设备使用部门的主管人员联合签署的放行出厂单, 企业保安部门严格把关。财务部门通过签署和控制出厂单对固定资产的出厂进行监控, 防止固定资产逃避监督违规出厂。

四、结论

总之, 加强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 不仅要求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和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 准确理解把握法律法规内容的实质,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还要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规章体系, 以真正达到加强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 防止固定资产流失, 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益。

参考文献:

[1]谷淑华.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存在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1年第2期

[2]潘传辉.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的原因及对策, 会计之友, 2008年第3期

[3]郭建华.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账实不符的原因探析及相关的改进措施, 交通财会, 2011年第10期

[4]付炜巍, 付毅然.企业固定资产账实不符问题分析, 内江科技, 2010年第7

(责任编辑:王平勇)

参考文献

[1]杨森.《企业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272、292页

[2]毛海波.《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疑难问题探析》, 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10期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股权 篇8

山东省妇联密切关注解释三的实施对妇女权益的影响，2011年10月18日特地邀请解释三的起草人之一、最高法院民一庭的吴晓芳法官举行了专题公益讲座。近日，我刊记者孙玮专门采访了山东省妇联主席翟黎明。翟黎明主席表示，新解不是恋爱准则，它的出台主要针对近年来出了问题的家庭，是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司法实践的依据，总体看是符合婚姻法基本精神的。

记者孙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实施后，有人说，它会防止“傍大款、分财产”式的寄生行为，有利于女性自立、自强；有人说，这样的解释，现实中对女性权利保护不够，当婚姻遭遇险滩时，男性会更容易“保持优势”，女性会面临“扫地出门”的风险。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部司法解释呢?

翟黎明主席：《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逐年增多有关。目前案件相对集中的有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亲子鉴定等争议类型。新解重点对亲子关系诉讼中当事人拒绝鉴定的法律后果、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收益的认定、父母为子女结婚购买不动产的认定、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不动产的处理等问题作出了解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内容不仅包含了法律关系，同时也融入了人身关系和伦理关系，使得《新婚姻法》更加完善、公平。

记者孙玮：新解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房产问题，它第一次将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且产权登记于子女名下的，规定为夫妻一方财产。这个规定合理吗?

翟黎明主席：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子的登记户主是谁，房子就归谁。这是物权法上的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这一点提出来，实际上也是对《物权法》的一个肯定。另外，父母买房给儿女，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赠与，父母作为赠与人，是有选择受赠人是谁的权利的。

记者孙玮：这项解释一出，有些女性陷入了一种恐慌状态，认为新解中的规定让自己的地位更加弱势了，对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翟黎明主席：現在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闪婚闪离的现象，目前一些年轻人结婚离婚非常随意，一旦离婚，父母用一生积蓄购买的房屋有一半就属于“外人”了，对于出资购房一方的父母显然不公平。另一方面，这一解释的出台，也让女性对于婚姻的选择更加谨慎、稳妥起来，能引导女性自立、自强。

记者孙玮：现在有人说，新解一发布，家庭主妇、全职太太成了高危人群。新解针对这个群体吗?

翟黎明主席：这一解释的针对群体是离婚群体，只有离婚才会涉及到房产等分割问题。家庭主妇、全职太太在不涉及离婚的时候，是不存在什么危险与否的。即使涉及到离婚，她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分割共同财产的。

记者孙玮：社会上最大的议论就是：今后女孩找老公，不但对方要有房子，还要在结婚之前把女方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这势必会给男女的婚恋战添加一些火荮味，对感情原本就脆弱的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对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应对呢?

翟黎明主席：男女之间的结合，还是应建立在感情基础上。如果两人感情深厚，是不会为了房产证上的名字归属而影响到婚姻的。换句话说，《婚姻法新司法解释(三)》是一部保护妇女感情不受伤害的法律文件，它的发布，让更多的妇女从以前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老传统中醒悟过来。嫁给有钱人不一定幸福，有钱人的财产只是其婚前财产，不属于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也分割不到。、幸福生活要靠夫妻一起创造。明确这一点，女性就会提早做好心理准备，把离婚所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孙玮：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婆婆买房儿媳妇没份儿。这种说法正确吗?

翟黎明主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婆婆买房儿媳妇没份儿”，要看购房出资方的具体情形。现在房价不断升高，买房困难，“80后”买房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让子女能够安家立业，很多父母不惜拿出全部积蓄买下一套房。而现在“80后”离婚率高，闪婚闪离现象居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并将产权登记于一方子女名下的前提下，该房产才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换句话说，这条新规的出台，保护了老人家一辈子的血汗钱。

记者孙玮：新解提出妻子堕胎不侵犯丈夫权利，可是很多男性认为这一点侵犯了自己的生育权。

翟黎明主席：早在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就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而没有提男性生育权，这与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有关。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可以请求离婚。新解对生育权的再次确认，正是权衡了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知识女性自愿不育者有增多的趋势，男性自愿不育者也可能增多。因此，男女双方应在婚前就生育问题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以避免婚后的所谓“生育权”纠纷和甚至分道扬镳的后果。总之，夫妻发生生育纠纷时将决定权赋予女性主体，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媒体不应再强化“丈夫生育权应受法律保护”或“妻子不能剥夺丈夫生育权”之类的偏颇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