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党课

创新社会治理党课（推荐8篇）

创新社会治理党课篇1

枫桥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北部，镇域面积16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万，辖29个行政村、2个社区，连续三次捧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枫桥镇是“枫桥经验”的最初发源地，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最主要阵地，是传播辐射“枫桥经验”的最重要基地。

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近5年来，枫桥镇勇立时代潮头，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一、“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及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回顾

“枫桥经验”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走向善治。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枫桥经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反映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深刻而广泛的变革。

1.“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用管制的方式，尤其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采用打压、歧视的方式。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枫桥区的干部群众与众不同，在阶级斗争年代，也注重以人为本、分类评审，提倡“文斗”不要“武斗”，通过说理和教育的方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枫桥经验”由此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示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枫桥区又率先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调动最广泛人员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新事业。此阶段，“枫桥经验”是全国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

2.“枫桥经验”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动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社会大转型、人口流动加剧，刑事犯罪持续高发，尤其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治安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为维护社会稳定，我国采取比较刚性的社会管理手段。此阶段，“枫桥经验”紧紧依靠群众，先后探索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和社会管理等经验，有效确保了社会稳定、平安和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此阶段，“枫桥经验”先后被誉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楷模。

3.“枫桥经验”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枫桥经验”逐步转型，着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创新了“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培育、乡村道德重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基层治理四个平台、最多跑一次”等新经验，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此阶段，“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

（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1.多元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改变党政包揽的做法。基层多以党委政府包揽、行政式推动为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第一，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囊括了群众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并没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反而出现少数群众抱怨政府、坐等思想严重等情况。第二，社会组织数量很少，呈“低小散”现象，且大多数属于文体类社会组织，没有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发挥作用。

2.法治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加强法治配套建设。基层虽然已经有了法治思维，但因为法治配套性措施的缺乏，法治方法还没有切实运用起来。一是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法治机构（如法治办）；二是基层村干部的法治水平较低；三是基层群众的法治自觉和法治素养有待提升，甚至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扰乱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3.互联网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提高智慧化治理手段。枫桥镇虽然是乡镇，但信息化进程快，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上网非常便捷，微信、微博、QQ等通讯工具成为群众获取信息和网上社交的主要手段，同时群众对政务服务、政府管理、矛盾化解的诉求越来越要求便捷化，人人都是自媒体，随时会到网上去曝光。但与群众纷繁复杂的需求相比，基层政府的智能化治理手段仍然匮乏，当时也没有真正有效建立起统一的数据平台，解决问题的效率有待提升。

4.精细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精细化治理除了要依靠技术手段，还要依靠专业人才。但乡镇一级政府跟上级对基层的精细化、专业化治理的高要求不相匹配。一是缺乏综治专业人才。二是缺乏专业社工人才。枫桥镇有百树、天竺2个集镇社区，有28个农村社区，但在2015年之前，这些农村社区的专职服务人员普遍由老文书担任。另外，枫桥镇2015年已经培育了近30个社会组织，但当时没有一个专业的社工来负责这项工作。三是缺乏社会心理服务人才。枫桥镇有一些精神病群体、留守妇女和儿童、信访户都存在着心理疾病问题，甚至一些机关干部也因工作压力过大而存在心理焦虑，但一直没有建立专业的心理服务机构和队伍。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

（一）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

近五年来，枫桥镇以党建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共治，重点创新社会化项目，充分彰显出“枫桥经验”的群众性、自治性。

1.实施党建引领基层自治提升工程。党建引领“五星达标、三A争创”创建活动。

2.培育孵化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每个村都有建立乡贤参事类、平安巡防类、乡风文明类、志愿服务类、矛盾调解类等五类基础型社会组织。

3.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

“大桥经验”四项机制

1、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议事。建立由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村民议事会，针对重大问题，召开听证会，聘请法律顾问参与，一起商讨问题，一起拿意见。这是东阿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的核心一环。

2、村务监督。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通过完善监督职能，强化监督，将村干部权利置于阳光之下，实现了干部清廉和群众满意。

3、代表委员派驻。东阿县创新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在乡镇驻地设立代表委员工作室，在街道村庄实行党员网格管理服务，畅通了联系渠道，满足了群众诉求，4、民主评议。东阿县改进农村党员干部民主评议机制，倒逼基层党员干部转变作风。选取代表听取村支部书记的述职报告，填写民主测评表，对支部书记工作做出具体评价。

X会议“三配套”

X县“以党支部为核心，抓好村级组织的配套建设，强化整体功能；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抓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启动内在活力；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不断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三个配套制度建设”经验。

X会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运用实践经验，推动农村基层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创造性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发端于诸城的农业产业化经营、X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等，在全国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山东增强进取意识，勇探新路。”这为新时代深化拓展“X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8年12月18日，农村基层党建“X经验”的实践创新者周明金，被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近年来，省委书记刘家义多次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提出要求。

X县治理“金钥匙”

干群关系紧张，村两委班子顶牛，党组织作用弱化……如何解决这些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问题?河北省X县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村代会常任制”这把“金钥匙”，形成了“党支部领导、村代会作主、村委会办事”的村治新模式。已在全县345个村庄推广的“村代会常任制”是X县的一个创新，就是平均每10到15户选出一个村民代表组成村代会，并依法选举村代会主席，建成常设性的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下设理财小组和民主监督小组，给村民提供一个全程参与村务的平台。

X县村治模式的独到之处在于，从农村实际出发实行“村代会常任制”，把村代会作为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最佳结合点。在制度设计上，大力提倡村支书竞选村代会主席、党员竞选村民代表，将党的领导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把党的领导作用具体化，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农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X县模式”提出后，县里曾为每一位村民代表制作了一元硬币大小的圆章。如今，时家楼村的村民代表们却已经对这个当时举足轻重的小圆章不再“感冒”———多数村民代表不再随身携带小圆章。在很多村代表眼中，“村代表做主”的制度发生了“变化”。一组数字显示，从2003年起，X县农村信访总量连续三年比上一年下降11%、26.8%、22.6%。现在，X县各村因村班子问题的上访基本绝迹。

（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1.提升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2.健全人民群众依法维权机制。

3.加强村规民约“软法”之治。

4.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2016年以来，XX市全面实施“一乡镇一团队、一村居一顾问”工程。全市各镇（街）、村（居、社区）建立了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工作机制，各法律顾问主动参与法治扶贫、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等中心工作，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合法性建议。我市加强了公共法律服务实体阵地建设，市级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镇（街）设立法律服务工作站，村（居、社区）设立司法行政工作室，特别是每个镇（街）都有示范性的司法行政工作室。

（三）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

1.打造“最多跑一次”升级版，深化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

2.推动“雪亮工程”。全市安装725只高清摄像头，实现重要部位、复杂场所和农村薄弱地区公共视频监控全覆盖，有效提升防控体系。整合交警抓拍系统，强化交通秩序监管功能，车辆停放及交通事故问题实现动态管理。依托视联网技术，开通市镇村三级联网即时磋商系统，实现镇村24小时视频连线沟通，做到重要事项应急联动和快速反应。

3.实现“互联网+”矛盾化解。通过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和枫桥人民法庭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等，对各级各类矛盾纠纷数据进行收集、汇总、梳理和研判、预测、指导，并由镇综合信息指挥室对上述数据进行流转、交办、考核，实现网格、行政村（社区）、镇党委政府之间无缝对接，第一时间发现矛盾隐患、第一时间解决矛盾纠纷。在镇联调中心，推广在线调解服务，增补优秀调解员在线，24小时不脱节，线下初步了解申请人情况，再开展线上调解、司法确认一体化，真正打通调解为民的“最后一公里”。

XX市线上政法：

XX市探索建立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长效机制，创新政法工作“线上模式”，开发了“XX市扫黑除恶举报平台”小程序。具备以下三个亮点：一是使用方便。无需注册，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XX扫黑除恶举报”即可进行举报。二是专人负责。举报平台后台由XX市扫黑办派专人管理，每天查看举报信息，并按照扫黑除恶线索管理规定及时移交处理。三是严格保密。严格按照保密制度予以管理，为举报人保密。

XX市新媒体工作室

为了推动平安XX建设向纵深化发展，由XX市委政法委牵头，结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交警队宣传科，以及十六个镇办，联合成立“XX政法E媒体”工作室。创建“线上政法”服务品牌，以“连心桥 E家亲”为定位，开展多种线上+线下的政法主题活动。

（四）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

1.推进镇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由党委副书记任综治办主任，以镇综治中心为主轴，一站式涵盖综治、司法、禁毒、反邪教、应急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职责，实施矛盾联调、治安联防、事件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服务联动“六联”机制，与警务站、综合执法分中心合署办公。

2.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设立镇级心理服务站，按照“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要求，推动社会心理服务教育进学校、进村、进社区、进企业，目前已实现校园、行政村和社区心理咨询室全覆盖。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又不断创新党建引领路径

“枫桥经验”一直坚持党的领导，既服从中央政策方针，又能结合地方特色善于机制创新。同时，“枫桥经验”也能适应时代变化，改善党在基层的领导方式。

（二）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又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不断创新做群众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从传统群众工作方法向现代群众工作方法转变，从网下群众工作方法向网上群众工作方法拓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三）始终坚持“方法为术”，又不断创新不同治理方法

“枫桥经验”诞生之初是用政治动员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是用自治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法治的方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法论又有创新，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四）始终坚持“共建共享”，又不断创新成果共享形式

最初是共享阶级斗争的成果，保证新中国革命事业不被颠覆。后来是共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果，保护国家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新时代又有了新的共享成果形式，创新社会治理和“枫桥经验”品牌效应。

（五）始终坚持“平安和谐”，又不断创新化解矛盾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党课篇2

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次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进程,需要从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育人、典型示范、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全面协调。因此,需要建立培育的长效机制,需要把党课教育的先进性要求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广泛性要求充分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培育方法,形成多渠道的培育格局。

(一)高校党课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协同创新

对90 后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本身就是一项系统的、艰巨的工作。将高校党课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充分结合、协同创新,是党课教育的创新发展方向。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强化大学生内在自我提升的教育,通过党课教育由外至内地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因此,广大高校党课和思政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党课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认识大学生群体的身心特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活动中去。事实上,通过党课对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比在普通大学生群体中的教育效果要理想得多,主要是他们作为大学生中的先进群体能够使其自身能动性、积极性、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

(二)高校党课教育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性的辩证统一

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缩影,更是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与和谐稳定,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应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政党的先进性,是指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中的先进分子,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代表和实现本阶级利益的各种思想和行动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作为大学生党员,其先进性的示范具有凝聚效应,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肯定与鼓励先进,突出先进性而达到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又要从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使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循序渐进,做到寓先进性于广泛性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共同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普遍价值取向,是全体中国人民应该拥有的共性的基本价值观,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征。

只有深刻理解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才能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要求并不是所有人能够同时达到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要循序渐进。对于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共青团员、先进分子来说,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要求上应该比一般学生高,应使他们起模范带头和示范作用。就广泛性而言,就是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从大学生思想、文化、教育和道德的实际发展水平出发,兼顾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现实状况,提倡正确的价值观,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于达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要求的大学生,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逐渐教化他们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他们真正实现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成为真正的先进代表,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二、高校党课教育创新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策略

2014 年12 月29 日,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高校党课教育是发展大学生党员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一定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科学制定授课内容,改进党课教学形式,优化教师队伍,结合实际安排专题教育。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科学制定授课内容

高校党课教育应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教学大纲要求,可以采用传统的专题讲授、研讨、实践等方式,也可以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推动网络育人。比如,运用QQ课程资源、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网络资源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自主交流学习的平台,开辟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互动渠道,提高互助互促式学习的自觉性。通过引导大学生的主动内省,将外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的校园学习生活中,自觉地将理论的外在要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高校党课的教学安排,各高校要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制定教学任务,同时也要兼顾世情、国情、党情的形势,机动灵活地安排专题教育。比如,结合时政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及“十三五规划”的学习辅导。目前黑龙江省正在进行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辅导、“四进四信”、“三严三实”等专题教育活动。在党课授课过程中,对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考察对象等不同层次的授课对象,制定分层次的不同水平的课程内容;此外,结合党和国家时政热点问题正确解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建议采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以生动的实例客观讲述。

当代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由于高校学生宿舍基本安装了宽带,他们会实时浏览网络信息,关注时政新闻,广度遍及国家、社会以及学校的一切发展变化。从创新发挥第二课堂教育作用的角度出发,高校可以积极拓展第一课堂理论教育渠道,通过丰富高校校园文化生活,使大学生主动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教育和引导。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及校园网,在高校构筑社会主义网络文化高地,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生的头脑。高校可以通过网络载体及时客观地播报违反法律、触碰道德底线和破坏和谐社会秩序的反面案例,引导大学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理性方式看待社会现状及问题,从世情、国情、党情角度出发,认真分析问题,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高校也可以通过校园网向大学生免费推送深受他们喜爱的访谈类电视节目、积极向上的综艺节目以及主题纪录片,如《开讲啦》、《最强大脑》、《筑梦中国》、《较量无声》、《居安思危》等等。此外,还可以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增加与课堂理论教学相关联的宣传片、教育片、专家主题报告等深受大学生拥护与认可的教育形式,尤其像刘媛媛、周小平等优秀青年的事迹,更容易在情感上精神上得到他们的认同与共鸣,使他们从主体意识上,自觉自主地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秀时代先锋为榜样,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中国梦的价值追求。

(二)改进党课教学形式,优化教师队伍

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加强师生互动和交流,如组织学生结合实际开展辩论、有奖竞猜、学生讲演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环节。同时,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安排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课时比例分配。可以让学生通过参观红色文化资源参与社会实践教学,让学生通过参观纪念馆、博物馆、参加志愿者活动、暑期三下乡、慈善义工等活动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接受社会教育,真正理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含义,自觉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创新活动中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因此,这就对党课教师团队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应该考虑该教学团队的教师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有丰富的思政课教学经验,也可以考虑邀请对社会形势观察透彻的社会工作者和资深的专家学者加入党课专家导师团来创新党课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增强高校党课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协同创新性。此外,还应积极与各省市党校系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增设高校大学生党建研究机构,不断提高高校师生的理论水平以及对党和国家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解读和国家发展趋势的掌握。

目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现状总体呈现出乐观态势,从国家、社会到家庭以及个人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西方不良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冲击、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消极因素、社会不良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的欠缺之处以及大学生个人原因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对培育的效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还需要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进。在理论培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践培育;在接受学校教育时,也要不断加强自我教育。通过党课的先进性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性培育相结合,实现了我党社会主义价值观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和创新,同时也丰富了我党党建理论,从实践层面促进了当代大学生的德育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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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贵仁.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J].求是,2015,(3).

[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0L].新华网,2014-05-04.

[4]张龙.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党课教育创新探析[J].学理论,2015,(11).

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篇3

一、社会治理创新是现阶段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4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54.7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35.9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使我国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第二，从社会层面看，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第四，从社会治理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式的要求。

二、当下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社会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会治理逐步受到重视并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相关政策陆续出台，社会治理方面的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许多地方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注重增强基层自治功能，逐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水平。各地普遍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就业、公共财政、公共服务等制度建设，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不少地方注重运用调节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创新联动机制处理突发事件，构建大防控格局维护社会治安，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但是，现行社会治理方式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与民众期盼和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甚至较大差距。如有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等观念仍较严重，不重视如何在管理中更好地服务公民、社会，而偏重于怎样方便政府自上而下的实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响应慢、效果差、效率低、成本高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行政色彩明显，有的基层组织自治意识不强，影响了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的成效。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社会治理体制存在一定缺陷。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仍干预过多，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履行仍显不足。同时，有的政府部门尚存在职责不清、结构不顺，协调不力、运行不畅，管理无序、效率不高等问题。

第三，社会治理工作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治理滞后。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民主程度的日益提高，需要全面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但目前由于多种原因，新的机制如社会治理综合决策与执行、社会利益整合、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与管理、危机应急管理等机制，有的虽已建立但欠健全，有的尚处于探索构建阶段，以致社会治理力度不足，甚至存在一定“管理空白”。社会治理的缺失导致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四，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比较单一效能难以发挥。如有的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社会治理，导致其社会治理活动突击性、简单化，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有的管理人员执法不当，以强制性手段侵犯相对人利益，从而造成管理过程中与公民的冲突，降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社会治理模式的弊端不但不利于解决矛盾纠纷，在某些领域还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带来更大的社会冲突。

第五，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尚未形成整体合力。近年来，各地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金会3549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其中，村委会58.9万个，村民小组466.4万个；居委会94620个。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基层自治制度不断深化，覆盖群众日益扩大。但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部分组织行政色彩浓郁，成员素质不高，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比较有限，效果不甚明显。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因担负的行政事务重，加之自治意识不强，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公民因缺乏机制保障，参与立法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较少，全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公开透明从而促进政府与公众互信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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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几点建议

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转型期社会变革需要与之相适应社会治理模式。基于考证和实证分析，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位，即应成为为公民和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管理者、服务者，应更加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努力促进和实现成果共享，使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参与社会发展的不同群体，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同时，应最大程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充分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应着力减少社会治理和发展的成本，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深化改革，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作治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创新的重点应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部门之间关系，明确职责，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切实提高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更加注重公民文明素质的培养，引导公民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应以确立“管理”与“服务”并重理念为基础，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逐步实现统筹规划与政策引导、法律法规制约、利益调节、行政控制、舆论宣传与思想道德教育等方式的有机结合，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科学化水平。

第四，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社会治理能力。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完善管理机制等途径，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统筹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发展社会事业，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社会引导等方面的能力，为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第五，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机制体系。应着力建立健全以下机制。

一是社会治理综合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构建由政府部门、有关社会组织和利益群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综合决策机制，有利于满足决策主体多元化和决策过程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使政府在社会政策、法规制定等方面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奠定基础，为推进依法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依据。为此，应进一步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等制度，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执行机制，即要求执行主体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有违政府公共管理法规标准和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相关信息，指挥调遣各方面的管理资源及时执法，保证政府社会治理职能执行到位，使各种违反社会治理政策法规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这两个层面的机制既要有所分工，又要密切配合，做到决策符合实际、利于执行，执行过程出现的新情况又能够及时反馈到决策层。

二是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和谐，核心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行政干预，打破垄断，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使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促进各利益群体在利益分配上机会均等，逐步扭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利益群体差距扩大的趋势。二是建立和完善公正的利益约束机制。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防止在社会利益的获取过程中出现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减少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加强道德约束，进一步引导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利益，使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发展精神上的健康需求。三是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作为各阶层利益表达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制度平台，积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表达各阶层利益诉求的作用。其次，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的作用。应扩大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将传统的来信来访、来人来访，进一步向来电来访、网上来访等渠道拓展；推进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化、下访常态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限时办理制度，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办结。再次，应建立规范利益表达方式的运作机制，支持合法的制度性表达，控制和疏导抗议性表达，防止和化解非制度性表达。四是建立健全利益矛盾调处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健全矛盾发生前的超前联动排查调处机制、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和矛盾解决后的责任追究机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不同矛盾纠纷，避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

三是社会保障机制。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保障困难群体———失业者、低收入者、残疾人等的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将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真正纳入城市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视野，加强其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工作。应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方式，积极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优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和管理，打造新的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拓宽社会保障的内涵，加大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扶持的力度等。

四是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与管理机制。各类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更是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协同作用的主体。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建设机制：一是要注重制度规范，在国家相关法律及配套政策出台、修订完善之前，根据地方实际，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培育发展的地方性规章，以促进其健康发展。二是要进一步实行放权，实现社会组织由“官办”向“民办”的转变。三是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集中有限资源，对公益性、互助性、专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予以重点扶持。四是要指导、帮助、监督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组织持续发展能力。应将党建工作覆盖到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或设立兼职党建联络员等途径，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党建促进和保障其顺利发展，发挥其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五是要建立健全社区建设机制，进一步理顺社区内不同组织机构间的相互关系，逐步改变社区纵向管理模式，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扁平化社区管理与服务网络；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合理界定社区居委会职责，使居委会摆脱行政化束缚，减轻负担，切实发挥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作用；切实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对基层政府转移延伸给社区的有关工作进行合理分类和规范，确需社区协助完成的工作，按照工作量向社区转入必要的人员和经费。

五是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由社会安全、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环境等突发性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危机，对公共利益构成较大甚至严重的危害，必须构建有效的机制予以应对。应建立社会运行状况的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关领域的监测，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机提前预判，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以及善后恢复的保险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陈兴林，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一级法官；江北区政协委员；民革重庆江北区副主委，民革重庆市社法委委员。）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

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

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

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创新社会治理党课篇5

泰兴是全国有名的黄桥革命老区，当年的一首“黄桥烧饼歌”传唱大江南北，唱出了依靠群众打赢黄桥决战的制胜之道，唱出了几十年来党群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唱出了老区人民坚韧不拔、克难奋进的坚强意志。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大力弘扬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全力打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黄桥战役”，为增进老区人民生活福祉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市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连续六年被命名为全省平安县（市）。我们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千难万难，群众参与就不难。我市宣堡镇郭寨村曾经缠访闹访不断，四年换了三任书记。我们到郭寨村进行驻点调研，发现这个村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还是面广量大的群众工作仅靠几个村干部来做，很多矛盾既发现不了，也不能及时解决。为此，我们探索实施了发动群众参与、依靠群众管理的中心户长模式，推选出16名作风正派、责任心强、个人威信高的群众代表担任中心户长，每人联系30～40户。由于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群众又信得过，大量的矛盾得到了及时发现、就地化解。目前，郭寨村已创成国家级生态村，省民主法制示范村、文明村和最美乡村。我们及时推广这一做法，使我市无越级上访、无刑事案件等“六无村”比例稳定保持在70%以上。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全省率先建成三级综治中心，把全市划分为6050个网格，明确1500多名楼栋长、7300多名网格员，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社会治

理中来。2016年，我市进京、去省上访量同比分别下降了23%、15%。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市全国人大代表、江平路邮政支局局长何健忠，几十年如一日服务基层群众，还成立何健忠志愿服务社，带出5900多名志愿者常年活跃在百姓身边，打造了“预防邮路平安行”这个社会治理品牌，最高检和国家邮政总局在泰州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技术手段多么先进，恪守群众观念的立场千万不能变，发动群众参与的理念千万不能丢。走进群众，办法无穷；依靠群众，力量无穷。目前，我市正在泰州市的统一组织下，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双百攻坚”行动，通过司法调解、群众评议、律师援助、结果公开的“12348”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信访维稳工作中的作用。半年来，我市49件信访积案已成功化解办结43件。

二、千事万事，解决问题是大事。坚持问题导向，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急迫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就解决什么问题，是我们多年来确保群众工作推得开、抓得牢的一个重要原则要求。古溪镇常桥村是我市传统的养殖大村，养殖户要发展，村民要环境，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我在大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感觉到这不是一件小事。泰兴是全国生猪养殖大县，畜禽养殖是老区群众致富的传统项目之一。如何做到既鼓起群众的钱袋子，又营造宜居的好环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必答题。带着这个课题，我到常桥村与群众一起想办法、找对策，最终采取“户用蓄粪池+田头调节池+大田利用”模式，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养殖户安心了，群众满意了，久违的安定和谐又回到了常桥村，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农业部和省农委的肯定和推广。今年我们把这项工作作为“263”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在全市推开，到年底将全面完成18个规模养殖村的集中整治。在“大走访大落实”活动中，我们紧紧抓住“政治责任、问题导向、善做善成”三个关键词，市乡村三级共排出了3826个事关群众利益、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发展大局的问题，敲定时间表、落实责任人、签订军令状，挂图作战、全程跟踪、对标销号，解决率已达97.3%。其中，卫生室和居家养老进村部、基本医疗保险精准扶贫、重度失能农村五保老人护理补贴等一批重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不少老百姓感慨地说，想不到党委政府实打实、硬碰硬，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病”。老百姓的夸奖，对我们是最大的鞭策。天大地大，老百姓最大，只要是事关群众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再难也要办好。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员，努力让老百姓的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获得感一年更比一年强。

三、千访万访，常态长效是良方。做好群众工作，老百姓最痛恨的是“一阵风”，最害怕的是“三板斧”。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的工作指向，着力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构建上持续发力，确保党员干部常访基层、常下基层、常在基层，激发了群众工作的持久活力。我们先后组建五批群众工作团，结合下派“第一书记”，累计派出671人次驻村工作，真正变“常访”为“常驻”，这一做法被评为全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创新案例。去年12月以来，我们按照泰州市委的统一部署，在

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落实”活动过程中，组建“巡回接访团”，由市分管负责人任团长，邀请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律师参加，每月到乡镇园区一线开展一轮巡回接访工作。我们还硬性规定2300多名机关党员必须回居住社区报到，深入开展“六带头”活动，带头亮身份、做义工、树新风，每季度都由社区组织群众打分评议，推动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真正沉下去、深下去。不少机关干部深有体会地说，不访不知道，一访吓一跳。过去坐在办公室里看到的全是困难，现在深入群众得到的全是办法。大走访常走访，不仅走出了真情走出了信心，而且走出了思路走出了干劲。实践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打好“两聚一高”主攻仗，首先必须打好群众工作主动仗。我们必须眼睛向下、脚步朝下、身子扑下，始终走在“进村赶考”的路上，赢得群众工作的主动权，厚植跨越赶超的新优势。

创新社会治理经验交流材料篇6

二、致力工作创新造氛围，凝聚治理合力。一是在宣传教育中凝心聚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新策。作为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广泛宣传，掌握政策。把社会治理课题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的议程，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结合禁毒宣传“三进”和“一村一警、三员联村”活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熟悉新政、转变观念、跟上节奏，自觉投入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潮中。二是在树立典型中凝神聚气。按照典型示范带动、知名品牌促动的思路，抓好先进典型、亮点品牌培植，塑造一批模范代表，打造一批响亮名片。深入开展社区(村)警之星、十佳社区（村）民警、十佳公务员等评选活动，为党员干部融入社会治理搭建平台，激发全县创新治理的精气神。积极推进“4+x”社区管理、“一村一警、三员联村”农村服务等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广施行。三是在组织创新中凝力聚智。着重把牢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重点在合作共治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

三、致力观念创新依法治，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牢树法治思维，促进自觉守法。努力克服思维惯性，创新工作模式，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切实做到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二是健全法治体制，促进规范用法。加快推进法治xxxx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法治县和第二批基层法治示范县区创建活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普法教育机制，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加快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监督等制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必公，本着立法利民、执法为民、善治惠民的要求，对群众的诉求坚持“一碗水端平”，依法公正受理、审理、处理各类案件，坚决打击刑事、治安、涉毒等各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建设，公开、透明、依法审判各类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

创新社会治理党课篇7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含义与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 也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治理”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 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情况的时候就提出了“治理危机”的概念, 从此广泛运用到政治领域发展中。随后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下的定义, 也是目前对治理的共识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我国“治理”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 著名学者俞可平把治理引进我国并开始推广及应用。今天我们提出的“治理”概念是有历史根源的, 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里面就谈到:“明分职, 序事业, 材技官能, 莫不治理”;《孔子家语》中也谈到了“吾欲使官府治理”等论述, 历代先贤都反复强调“天下大治”而非“天下大管”。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建设性思路。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点, 基层社会治理是特指由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辖区派出机构 (街道办事处) 所主导、由社会多方参与的, 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和过程。并且现在我们党强调, 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或单方面的活动与控制过程, 而是一个多元参与、多方互动的过程。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从“管理”到“治理”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选择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二者仅一字之差蕴含着重大的转变, 同时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这些新的特点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一)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管理的主体一元化, 突出体现大政府小社会, 强调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其他的社会组织、公民等方方面面都是受体, 是接受管理的对象;社会治理的主体则多元化, 强调小政府大社会, 社会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 还包括包括了社区、居委会、老百姓, 城乡的广大人民群众等。这种转变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已然从过去社会管理的受体向社会治理的主体转变。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二) 治理机制扁平化的必然趋势

社会管理侧重垂直化布局, 社会治理侧重扁平化布局。管理强调的管理权是由上到下层层授予的, 是一个垂直化的管理布局, 而社会治理是将管理权利授予多个组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政府职能转变, 把部分权利下放给市场、基层组织、社会, 使过去政府统管的职权向扁平化运作。此时, 基层组织在未来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工作, 所以对其加强和创新治理工作, 也是适应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

(三) 双向互动的治理方式的必然结果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其实是方式从单项指令变成双向互动的过程。在社会治理中社会、居民参与决策、执行、监督的力度、广度、深度都得到加强,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展现,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度提高。这也是适应社会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提高需要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研判形势, 必然影响社会治理成效。这就要求我们基层治理主体加强自身建设, 改进治理方式, 具备可以从下至上的互动意识及能力。

(四) 平等合作关系的必然需要

社会管理偏重单方面的、刚性的。各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偏重合作、协商、沟通。所以决定了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合作、协商、伙伴的关系”的特点。我们过去用社会管理的概念, 强调的是掌舵而不划浆, 虽然不划浆但必须掌舵。突出的是“管”, 管理更多地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管理更多的是指令和控制的过程。而治理更多强调的是合作, 也就是说, 在互动的过程中有合作也有协商, 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基层是发扬民主的主阵地, 只有把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好, 才能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更好的发挥民主的作用, 体现各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旨在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 这既要符合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 又要紧密结合中国基层的国情。通过对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执政理念的转变, 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的深入分析。我认为只有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确立多元治理主体、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才会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 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治国理念的重要发展, 表明中央政府赋予社会建设新的内涵, 并将逐步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区域性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但是长期形成的管控思维, 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框架需要逐步建构起来。在理念的转变过程中, 对社会治理理论及其方式缺乏足够的认知, 基层党政组织存在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 重强势群体权益、轻弱势群体权益的思想,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管控思想根深蒂固、服务意识淡薄的现状, 为此我们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

1、树立民生为重的理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老百姓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 我国社会存在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民生问题并且这些民生问题大都滋生基层, 所以关注基层的民生问题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 更加关注民生建设, 树立民生为先的理念,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 化解社会矛盾。

2、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 我们强调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激发社会活力。而基层社会治理会涉及到很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基层党政组织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才能在治理中做到维护农民等弱者权益, 实现和谐治理。

3、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

为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充分优质的社会服务, 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基层组织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主体, 基层组织特别是行政组织应该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 对近年基层社会服务对象增多和服务需求多样的现状充分认识, 提高服务水平。

(二) 确立多元的治理主体

十八届三种全会文件明确指出: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际上是在讲“政府、社会、居民”三方力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治理重心下移, 突出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基层是问题的发源地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很多问题发生在基层, 最后还是要在基层落实。所以, 加强基层党政组织的治理工作, 不仅体制上顺畅, 而且更容易治出成效。因此, 治理重心下移势在必行, 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在未来要承接更多的工作。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就是要改变我们垂直化的管理布局向扁平化转变, 夯实基层, 重心向基层下移。

其次要充分激发基层社会组织活力。近些年来我们倡导简政放权, 也就意味着社会组织未来要承接简下来的权和政。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 我们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认识上, 自身建设和发挥作用上还有待提高, 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基础薄弱, 监督管理职责难以落实到位等问题。为此, 对新的基层社会组织, 要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 既要注重发挥其积极作用, 又要依法规范其行为, 使其在治理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要积极探索居民自治途径。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仅仅依靠八千多万共产党员, 亦或是七百多万公务员是实现不了的, 是要靠千百万的老百姓要有组织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 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上, 一直是承认居民自治的, 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其实是居民自治的组织。我们的村委会其实是村民自治组织。但过去所有的居委会都是在完成街道指令, 而所有的村支部, 他们都是在完成乡里的指派任务。在今天的新形势下, 我们应该探索居民自治的多种方式和模式。

(三) 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在社会治理方面, 最终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法治。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也是一样。拉美就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没有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所以出现了今天的局面。所以, 无论是社会治理, 还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都要以法律为依托, 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才可以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完善治理方式的科学化及有效性, 只有把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才会凸显成效。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理念和实践上的转变和升华, 也是党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同时, 基层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点, 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点和落脚点。创新基层治理可以从西方先进理念、我国传统文化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三个维度来理解。而基层社会治理又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扁平化、双向互动的治理方式、平等合作关系等新特点的必然选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则要求从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确立多元的治理主体、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等具体方面入手。

社会治理创新的“凯旋样本” 篇8

杭州西湖让海内外游客满足实体山水画的体验。龙井茶、杭帮菜和叠加的景区历史文化资源，亦向世人展示杭州生活方式。从“断桥残雪”往东，沿凤起路横穿杭州主城，10分钟开外便是江干区凯联街道——一处仍保有老杭州味道的生活街区。

得益于杭州城市化发展思路，地处省会主城的江干区凯旋街道面貌变得规整、有序。4平方公里辖区，社区被方格子路网包围，楼宇经济拨地而起，地铁4号线亦从此地穿过。一个互联互通的城市新街区正在成型。

城市规划已然“大而精”，街区生活如何“小而美”？

凯旋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君却说，与杭州主城一些街区类似，凯旋街道是典型老小区，老住宅楼多、老年人口多、困难人口多，“连买个菜都得精打细算。”街道服务提升空间还很大。随经济发展涌入街区的新住户增多，亦考验街道原有管理能力及服务水平。

2011年来，在不改变现有基层管理体制下，凯旋街道以问题导向为基础，街道从单一的机构渐渐转变为综合治理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基层建设新模式。“从单一机构向治理平台的转变，是把社会各阶层发动起来的过程。”朱君说，街道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既锤炼了干部队伍，又调动群众主人翁精神。

“凯旋街道是一种典型的基层再造。”浙江理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刘国瀚教授说，居民获得更大自治权，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互动更频繁，符合社会对于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期望。

规范：从无序到有序

64岁的朱红珠是南肖埠社区“姐妹帮扶团”当家人，这支30人妇女队伍共结对47位老人。形象地说就是，60岁大姐服务75岁（及以上）老人。

退休干部沈大伯是朱红珠的邻居，也是后者结对对象。极端天气登门慰问，平常生活搭把手。在儿女面前脾气执拗的沈大伯，对朱红珠倒是挺客气的。

凯旋街道2011年引入专业社工、社区干部助力“姐妹帮扶团”规范发展。这个源于10多年前的邻里帮扶计划，将志愿活动提升为组织化运作，以定期活动和资金支持等手段规范发展，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

“姐妹帮扶团”规范之路不过是街道鼓励居民投身社区治理的一个范例。凯旋街道从人、钱和机制支持居民投身社区治理，让居民获得更大自治权。凯旋街道决定5年内向社会筹集1000万元，支持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截至目前已筹集160多万元，远超今年预定目标。参与社会治理已成为街道社区共识。

解决民生需求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抓手。凯旋街道民政科科长张琴娟说，街道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问卷调查，由此收集的微心愿、微公益及民生问题，街道社区将联合企业、社会组织及居民共同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比较典型。”

以养老为例，除整合居民资源，让社区老人帮老人的方式。凯旋街道还整合企业、社会组织及居民力量，打造养老服务圈。如凯旋街道设立“凯乐居”老年生活馆，方便老年人健身的服务项目，由企业捐赠健身器材，并委托专业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据悉，凯旋街道8万居民中，现有在册志愿者1万多人，今后将发动2万居民每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活动，达到先进群众带动后进群众参与的效果。

问题导向：科学思考方法

全球经营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著作《思考的技术》中，告诫读者放弃对既有经验的迷恋，学习有创意的思考方法，才能导出正确思路。并在“谁都有能力预测未来”一节提到分析问题的方法：将问题逐一分解，导出构成要素，按重要程度抓取“牛鼻子”。

凯旋街道社会治理实践从党员干部抓起，通俗说就是“换脑子”，包括理念、机制、工作、载体系统及思维方式再造。“很多东西必须彻底调整，直至推倒重来。”朱君说，每年为干部开设5堂党课，内容包括“什么叫创新”、“党员干部语言逻辑和思维逻辑如何匹配”、“如何讲话”等。活用党课载体，演示“问题导向”等原则。

早在2011年，凯旋街道提出“问题导向”、“系统整合”、“民生优先”、“文化引领”16字工作原则，排列了基层治理顺序。

问题导向，即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分解并导出问题，成为凯旋街道工作法则。虽说16字工作原则制成烫金大字，印在街道办一楼大堂好几年，实际在社会治理中亦能体现。

凯旋街道还有个“傻瓜研究会”，这种形式类似一场小型头脑风暴，专用于锻炼干部思维，从事情的规律入手，找准问题出处，讨论解决方法——

凯旋街道社区居民曾受盗窃所害，公安部门极力打压，发案率虽说降了，案件数量依然不少。政法委、派出所一干人凑在一起聊开了：有人发问，“哪个发案率最高？”“第一个是入室盗窃。”派出所所长脱口而出。“小偷怎么进去的？”有人答，“爬漏水管吧，杭州都是老小区，管子又大又坚固，爬起来方便。”问题找到了！凯旋街道随后在社区安装防护装置，切断小偷的后路，街道盗窃案呈直线下降。

“问题导向”并不抽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冬英说，干好基层工作关键在落实，找准问题出处再解决，“做实基层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障。”

政府治理“有所不为”

变身治理平台，具体事情交由专业组织打理，街道是否做了“甩手掌柜”？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互动频繁，政府最适合扮演哪类角色？

凯旋街道专为5幢楼宇打造“凯尚e家”服务站，是白领充电、社交新平台：设立企业家“四名工程”，邀请高校专家和企业家面对面，帮助后者整合资源；街道助力格力电器和华家池绿地项目对接，两者初步达成合作；将慈铭医疗与辖区众多企业高管中层年度体检建立合作关系等。

“凯尚e家”设立伊始，由街道党群口、经济口干部单位、楼宇两边跑，负责前期搭建工作，如组织架构、业务范围及联系企业等。“等做到一定程度，交给社会做，街道人员就抽回来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厘清它所承担责任的边界，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社会需要再组织。

街道既要介入问题治理，又不能大包大揽。惯常做法是：搭建治理平台，引进专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朱君说，企业、社区及社会组织，都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从单一机构向治理平台的转变，其实是把各阶层发动起来的过程。”

相比发展经济，社会治理更像纯粹花钱的行为。这能否反哺经济？凯旋街道楼宇以商务型企业为主，便捷服务让上班族安心，企业也吃下定心丸。候鸟变家禽，卯足劲儿谋发展。据悉，凯旋街道近3年招商引资工作获江干区一等奖2次，二等奖1次。

实际上，凯旋街道共打造“凯”字民生服务系列，打造系列的“凯”字民生服务项目。如“凯乐惠”社区老年爱心食堂，两年来服务27.3万人次。在社区设立“凯乐购”便民服务一条街，打造社区生活圈。在提供集体活动、居家养老、就业指导等大众服务的同时，单个“凯”产品实施问题聚焦，常就某一方面问题，搭建独立平台，打造专属团队，实行专业化治理水平。

“凯”系列绝非包打天下，对于单个问题，凯旋街道设立“凯益荟”，引入专业机构，孵化培育社会组织解决问题。其负责人陆玫表示：“‘凯益荟’作为服务平台，将激发企业社会责任，让专业机构做政府管不到的事情。”“凯益荟”孵化和管理的社会组织目前有261家，实现对“凯”系列动态完善。

凯旋干部“忙与闲”

“凯旋街道大问题差不多解决完了，干部这两年也能轻松了。”朱君说，为建成街道层面的社会治理平台，凯旋街道一度“一套人马，掰作两用”。

利用“问题导向”，凯旋街道的问题浮出水面。一些问题有鲜明地域特征，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街道工作重点或方向与上级要求不相一致，这也是“街道创新”遇到的压力。因此，几十号党政干部既要投身“街道创新”，又要对接上级各项工作，履行街道职能，“一个人等于同时做两项工作，但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络信息安全是近年的热点问题，凯旋街道建成杭州首家防骗体验站，模拟电话录音诈骗、ATM机转账诈骗、互联网诈骗等真实诈骗场景，不定期播放安防短片、展示红外线动态报警监控装置，普及最新犯罪手法，提升居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等荣誉称号。

早在2011年，凯旋街道便提出建设“幸福、文明、和谐”目标，由于街道缺乏行政权威和刚性执法权，做起并不顺畅。

关键是将群众发动起来。朱君谈及4年前一次探访社区的经历。彼时，一些社区环境脏乱差，杂物乱堆放现象突出。“是不是又有上级来检查，共产党干部是不是喜欢做表面文章。”面对街道书记的清洁要求，一位社区大伯反问到。朱君表示并非如此，“你再看三个月，如果是表面文章，你来我办公室拍桌子、骂人都可以。”

凯旋街道始终把眼睛放在群众身上，以实干破除形式主义，居民对党委政府好感增强，街道号召力也增强了。4年多来，凯旋街道有6名干部进入江干区区管干部（处级）行列，提振了基层干部谋事创业的积极性。

党建引领基层再造

在党建工作中，凯旋街道活用“平台”这一创新思维，扩大党组织在街区覆盖面，更为新环境下进一步发挥党组织优势作出实践。

有专家指出，街道层面的基层再造是事关全局的软性改革，党组织既有自上而下政治动员能力，又有自下而上社会组织能力，必须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

“党建引领”是凯旋街道核心理念之一，通过设立“凯联盟”统领区域化党建，凝聚街道37家企事业单位力量，打造区域党建共建综合体。即党组织联系辖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让横向联系的党建工作在区域内最大化。凯旋街道还将党组织引入社会组织内部，加强区域凝聚力，有利于基层再造政策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