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

传统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精选6篇）

传统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 篇1

核心提示：

关键词: 公共服务/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行政手段 内容提要: 本文立足于现代行政的发展与演变趋势，阐述了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即：政府义务的积极化；行政规则的服务化；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行政手段的间接化。

公共行政的范围取决于不同阶段的社会公共需求，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共需求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中，因而，行政的内涵与外延亦具有相应的阶段性与变动性。从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传统行政走向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正是这种阶段性与变动性的体现。

就西方国家而言，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在此种模式之下，政府角色相当于消极的“守夜人”，行政职能主要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处理国防、外交等事务，所谓行政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

自20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产业革命、科学革命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有限的消极行政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积极的服务行政成为一种时代趋势。行政已不再是“公共权力”的代名词，同时还意味着政府的服务与保障功能，体现为公共事业的提供、社会福利的保障等等。在这种社会需求之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作为战后发展模式的“福特主义”在经济领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新兴的理论与政策强调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公共服务领域，推行国家垄断调节政策，大力强化行政职能。在这种演变之下，行政已由消极有限的权力行政转化为积极扩张的服务行政，无论从其活动范围、方式以及主体而言都日趋多样化、灵活化。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迸发，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局面，“福特主义”生产与分配模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共识破裂了，各国再次受到世界范围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在重塑政府的口号下，以服务为行政的宗旨，顺应社会需求，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行政管理的模式，打破公共职能的国家垄断，实现政府、社会分担行政，在有限政府的前提下，满足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中心，并为以“公共服务”为理念的公共行政赋予新的内涵。

就我国而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具有单方命令属性的行政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政府管制范围无限膨胀与行政管理方式单一化的双重弊端，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改革的深化，这种传统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单一行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转变行政理念，在“公共服务”的行政理念下，重新估价、界定政府作用，调整政府职能，改变单一的权力行政方式，改革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同时，深化行政改革，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在这种社会发展与行政理念的变迁下，促使现代行政的范围、方式、手段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形成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的如下特征。

一、政府义务的积极化

伴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公共领域的拓宽，单纯的“公共权力”已经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职能，代之而起的是“公共服务”的理念，这一变化标志着行政已由传统消极的权力行政步入了积极的服务行政。就政府义务而言，主要体现为政府由传统的不得侵权的消极义务过渡为积极的保障义务。

（一）以“权力”为核心的政府消极义务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之下，政府的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行政的方式体现为具有单方性、命令性以及强制性的规制行为。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理念下，这种公共权力的行使只能限定于维护公共秩序所必要的幅度和范围之内，并恪守其权限，以防对公民自由、权利造成不应有的侵犯。在这种行政理念之下，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指消极的不得侵犯个人权利的义务。所谓行政法治的内涵局限于规范政府行为，以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埃斯曼看来，这种限制只是为国家设定不得危害个人权利的消极义务，并不能促使国家承担或履行某种积极义务。他指出：“……现代时期中那些最为牢固确立下来的，最为丰富的观念之一，就是个人拥有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并高于国家权力的权利……它禁止主权者制定侵犯个人权利的法律，……个人权利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限制着国家的权力，但却没有强加给国家以任何积极的职责，以及任何为着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先期工作。国家必须为了使个人的活动保持自由开展的目的，而避免某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这句话概括了“公共权力”理念下个人权利为政府所限定的责任与义务——消极的不得侵权义务。

（二）以“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积极义务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有限的消极行政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积极的服务行政成为一种时代趋势。正如狄骥所言：“今天，作为某种复杂变革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归因于知识进步，另一方面归因于经济与工业的发展，政府的事务已经超出了提供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人们要求它履行各种其它职能，……包括公共教育、济贫、公共工程、照明、邮政电报电话、以及铁路运输。” 在这种形势下，行政已由消极有限的权力行政转化为积极扩张的服务行政，由单纯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并促使政府义务由消极走向积极，即以积极的行动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为此，在现代社会，“国家不仅有义务不损害个人的物质、智力、精神活动的自由发展，而且还有义务为保证所有个人充分发展其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而制定必要的法律、组织必要的公用事业。”

对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我国改革而言，为改革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单一体制，行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放松政府管制，培养与扶持市场与社会机制。前期经济与行政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功能，实现政企职责分离。但在政府从市场退步抽身的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新的政府职能与义务应运而生，如：环境保护与治理；建立现代监管制度；建立增强竞争出口的生产支持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逐步向外开放市场，对某些产业、部门、地区实行援助、保护政策，限制某些产品或服务进口；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和缓解国际贸易摩擦，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环境和发展空间；熟悉WTO体制、规则、运作方式，防止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因而，当前的行政改革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削减政府职能，它意味着社会变革中政府职能的分化与整合，它要求在合理地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的同时，保障公共服务的履行。为此，在服务理念下强化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心。

二、行政规则的服务化

20世纪初，面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狄骥曾指出：“现有的证据已经断然向我们表明：以前曾经作为我们政治制度之基础的那些观念正在逐步解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将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建立在截然不同的理念之上……”。这一理念就是公共服务。随着这一理念的确立，在原有的权力行为之外，政府更多地在实施非权力性的服务行为。公法也不再把解决个人的主观权利与人格化国家的主观权利——公共权力之间冲突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还旨在对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行组织，即对政府大量的非权力性公务行为进行规范、调整。因此，作为行政规则的公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发布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权者来加以执行的规则。……现代国家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诸如法国行政法中所确立的公务实施原则；公务不间断原则；公务适应性原则；公务的实施平等原则等。这些建立于“公共服务”理念的规则，适用于规范那些非权力性政府行为，体现了现代行政从“公共权力”——“公共服务”，从“权力规则”——“服务规则”的发展，标志着现代公法不再局限于规范“公共权力”，而扩展到了 “公共服务”实施的保障。这种新的行政理念的确立，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要求一系列建立于公共服务理念之下的政府行为规则必须得以完善。

80年代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吉耶曾提出，“现代的国家是谦虚的国家”，要求国家减少干预，这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十几年以后，法国总统希拉克旧话重提，说他赞同“谦虚的国家”的提法，但同时认为，一个“谦虚的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家”。他强调现代国家应继承“公共服务”的观念，提高国家效率，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更好地扮演普遍利益保障者的角色，加强社会协调，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下，重塑政府，具体措施包括以公众为对象，引入竞争机制，以企业的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这种改革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强调行政的服务理念与功能，从而使得行政规则成为真正意义上服务规则。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下，转变行政观念，完善政府行为规则，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诚实、信用，改善政府服务，完善公共服务规则也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行为方式的多样化

（一）传统行政下行为方式的单一化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中，所谓行政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构成行政行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具有单方意志属性的权力行为，这种行政方式被称为规制行政或警察行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限定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行政的方式多为此种规制行为。

就我国而言，在长期计划经济的单一体制下，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公共领域的泛化，政府主要通过公权力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强制控制，实行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政府职能与管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管理方式却呈现单一化，从而形成政府以权力行为的方式管制复杂社会生活的局面。

（二）现代行政下行政方式的多样化

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以及政府公共职能与义务的加强，传统的单方命令性行为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今天，除维持治安和确保税收这样一些传统的权力作用外，与人民福利紧密相联的非权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动领域越来越占主要地位。” “……再经一、二次大战，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保护国家（Fursorgestaat）、助长行政（Forderung srerwa ltung）、给付行政（leistung sverwaltung）等新颖之国家目的及行政作用论逐渐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级数之增繁多涉，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日益迫切……”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行政的内涵除传统的警察活动之外，亦增设了大量的公务活动，诸如：工商业公务、社会公务、职业公务等。这些公务活动，不但涉及到产业经营，而且包含众多的社会救助与保障的实施，充分展示了现代行政的活动空间，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此外，为适应现代行政的复杂性，激励公共行政的活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新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它以现代经济学，以及私营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其核心思想在于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并将私管理方式和手段运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广泛采取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根据服务的内容与性质选择相应的供给方式，如政府业务的合同出租、竞争招标等。在这一理念下，行政指导、行政合同、政府采购等非强制性行政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以私法的方式实现行政的目的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它标志着政府的行政方式已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在我国，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扩大以及政府职能的调整，单纯的权力行为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求，由单一化权力行政向多样化的服务行政过渡已是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的入世，这种行政方式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根据ＷＴＯ的规则，各成员国必须取消关税壁垒，取消工业品进口的数量限制、许可证限制。这意味着原本在我国普遍采取的行政许可、审批等单纯的管制体制逐步被淘汰，转变政府行为方式已势在必行。在这一形势下，一些新的不具有单方命令属性的非权力性行为大量涌现，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等带有契约、指导、协商、鼓励、帮助等具有私法性质的柔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这些“非权力行为”的出现对于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打破传统的单方命令属性的单一管理方式，从而改变政府形象，改善执法环境，降低执法成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行政手段的间接化

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发展极大地拓宽了行政的外延。伴随着这种扩张趋势，引发出行政民主化、灵活化以及方式多样化等现代行政的需求。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僵化体制，调整政府模式，在“有限小政府”的前提下，发挥行政作用，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成为现代行政面临的双重目标。这一矛盾最终的解决途径是行政分散化，即将公共行政的职能分散于多个主体，培养、扶持政府之外的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在法国，这种行政分散化通过行政分权制度得以实现。这种行政分权制度改变了传统国家垄断公共行政的局面，使得现代行政从政府的直接行政过渡为直接行政与其他非政府机构间接行政的并存，从而实现了公共管理的分散化与间接化。

（一）公共职能的扩张与分担——行政间接化的根源

如前所述，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公共行政的职能与活动领域日趋扩张。但70年代末的经济滞涨与财政危机，使这种税收与服务的等式开始倾斜。政府面临提高税收或拒绝服务的两难抉择。加之政府职能膨胀所产生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赤字累累、行政机器运转不灵等弊病，使得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再次陷入困境。弗里德曼•A•哈耶克、戈登•图洛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人在对现实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发达国家行政机制的弊端在于国家奉行的垄断调节政策压抑了民间的积极性，滋长了市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弱化了其自主与自立能力，造就了许多专向政府提出非分要求的压力集团，从而削弱了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因此，重新估价、界定政府作用，调整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推行新一轮的行政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提出的行政分散化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其实质在于改变传统政府行政的模式，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性质选择相应的供给组织与方式，实现服务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合理配置，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实现行政分散化，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减轻政府行政负荷。这一方法使得政府、社会、市场各自以其特有的组织以及活动方式分担公共服务的供给，打破了“大政府“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局面，为现代行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顺应这一形势，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涌现出众多的社会中介组织，诸如：商会、同业公会等。这些非营利性组织以其各自的方式实现市民社会的自主管理，参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形成介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调节机制，分担着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弥补了政府组织官方色彩过浓、行动僵化等弊端，这种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促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这些公共服务从政府的直接管理与提供转变为由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承担，正是现代行政由直接走向间接的具体体现。它改变了公共职能国家垄断的全能政府模式，并最终促使政府职能调整，实现公共职能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分配。

（二）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行政间接化的前提

国家全能性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核心。在这种一元化的体制中，国家集政治、经济、安全、福利等所有职能于一身，在这种全能化的国家体制下，国家垄断所有的社会需求配给手段与功能，成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最终意义上的占有者和分配者。与此同时，个人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生活被最大可能地公共化。伴随着这种全社会的公共化改造与同构，私人领域淹没于公共领域之中，市场与社会被吸纳、同化于国家内部，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与纯粹化，形成了公与私复合，国家与社会同

一、合体的特有社会现象。在这种公共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体制下，公共行政的职能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即私，私即公。从而形成国家对公共职能，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垄断与控制。

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并通过“单位”这一中介实行社会配给。这种单一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导致各种类型的“单位” 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本单元，并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延伸体”而存在。这使得所有的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所承载的功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构性，从而使必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淹没于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体系中。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场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以经济领域为突破口，进而引发出社会领域的变革，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面临一次大的调整与变迁。这一调整与变迁预示着全能国家的逐步解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的重新整合与分化。自改革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开发，传统的单一体制开始分化，这一分解首先以政企职责分离为突破口的，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各自的社会角色及功能，从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功能体系。这一改革促使全能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逐渐走上解体，市场与社会因现实的需要脱颖出来，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结构已逐步朝着国家、社会、市场三元结构发展。总结中国社会经历的这场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权力多极化”过程，并指出：“伴随着政治领域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那种政治领域垄断一切的‘单级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这是1978——1998年之间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 这种多极结构的实质在于将市场与社会从国家桎梏中解放出来，明确其各自的功能，活动的方式与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多极化结构打破了公共职能国家垄断的传统，并促使传统“公共职能”履行模式的瓦解，进而为公共行政职能的社会分担以及行政的间接化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三）中介组织的发展——行政间接化的体现

如前所述，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不但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而且引发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瓦解了原有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促使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模式的初步形成。随着单一体制的解体，“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标志着政府从社会领域的退却，以及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在这种自主性的要求之下，社会承接起政府“退卸”下的公共职能，并通过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即社会中介组织）实施公共服务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实现公共职能合理分担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专业经济部门要逐渐减少”、“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些决议对社会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社会中介组织行使公共职能提供了政策依据。

传统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 篇2

高校体育作为学生接受学校体育教育的最后阶段, 是提高学生运动能力和培养终身体育习惯的最重要环节, 将对学生今后从事终身体育锻炼产生重要影响。然而, 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现状并不容乐观, “以竞技技术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还普遍存在, 传统的技能掌握式教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致使大学生体育兴趣弱化现象逐年加重, 身体素质近20年持续下降。因此, 本课题通过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进行深入探索, 结合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指导纲要》) 的文件精神和时代背景, 提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论证其应体现的主要特征, 以期为我国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

1.1 指导思想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应以《指导纲要》为指导, 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高校体育教学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增进学生身心健康, 传授学生健康知识、体育技能, 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帮助学生形成个人体育专长, 培养学生自主锻炼的习惯和体育欣赏的能力, 树立终身体育思想。

1.2 培养目标

课程培养目标对课程内容的选择、教学任务的确定以及课程的评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指导纲要》对高校公体课提出以下基本培养目标。

运动参与目标: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并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 基本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能够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 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掌握体育竞赛的欣赏方法, 能够欣赏和评论体育比赛。

运动技能目标: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 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

身体健康目标:能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状况, 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能合理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养食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心理健康目标: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学习目标;自觉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 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社会适应目标: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2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的主要特征

2.1 教育观念的更新化

更新教育观念是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的先行环节, 对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更新教育观念的过程中, 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师一定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树立全方位的教育观念和终身体育的思想, 在教学过程中要体现因材施教, 注意发展学生的良好个性和特长, 全面提高学生的运动知识技能、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复合型人才。

2.2 项目设置的多元化

近年来,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逐渐由传统的固定班级制改变为选项课制, 在项目设置上有了进一步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不够, 一些被大学生喜欢而又实用的休闲运动项目并没有在高校中全面开设。

通过调查统计, 10所高校全部开设了篮球、足球、排球、健美操和武术传统运动项目, 而开设羽毛球、轮滑、游泳、跆拳道、艺术体操、形体训练等休闲运动项目的高校在50%以下, 网球、体育舞蹈和健美的开设率也仅为60%, 说明目前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还是以开设传统运动项目为主, 休闲运动项目只是有选择地开设。而从600名大学生的调查情况来看, 小球项目和休闲运动项目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高校公共体育的项目设置应拓宽口径, 坚持传统运动项目和休闲运动项目相互渗透、协调发展, 体现多元化的特点, 以满足大学生的选项要求和学习兴趣, 为“终身体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教学大纲的规范化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 一定要严格遵循《指导纲要》的具体要求, 明确课程性质和课程目标, 制定好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课程评价, 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指明方向。同时, 教学大纲还要对学生应掌握的运动知识、技能、身体素质和能力的指标范围及所要达到的标准进行详细的说明, 从而为高校体育教师进行教学提供有利依据。

2.4 教材内容的适用化

当前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材, 大多以介绍各体育专项的技战术为主, 由于教材的竞技性内容繁多, 使用的语言文字较专业化, 致使大学生在体育教材使用效果上并不理想。所以, 高校公共体育教材的建设应该从学生的社会适用性出发, 紧密围绕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求, 尽量减少竞技性过高的教材, 适当增加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健身知识内容, 提高学生的基本身体素质和健身能力。除此之外, 还应考虑从各地区、各院校的具体教学情况出发, 编写适应各地高校自身特点的校本教材。

2.5 教学方法的科学化

高校公共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一定要依据体育教学的特点, 广泛研究各式教学方法为自身教学服务。不仅要掌握传统的语言法、直观示范法、完整与分解法、预防与纠错法、游戏法、比赛法;还要掌握现代化的程序教学法、发现教学法、表象教学法、领会教学法、掌握教学法等。通过自己坚实的知识储备, 合理有效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进行多边互动,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合作意识, 发展学生个性、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并要做到因材施教。

2.6 考核评价的灵活化

贯彻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考核内容和方法应该灵活而富有弹性。不应以一次技术考试就判定学生的成绩, 应采用主观评定与客观评定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改变传统的 (达标+技评) 固定模式, 增加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评定, 考核学生健身、实践及创新能力的内容。在技术考核中对竞技性要求过高的内容应适当降低标准。通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等全面评定学生的学习情况, 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进行评定。

3 结束语

新时期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是在保持原有课程优势基础上的理性改革, 并不是盲目的、随意的、胡乱的变革。构建新的课程体系, 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同时, 必须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其一, 课程理念和课程体系构建如何以人为本;其二, 课程体系如何通过改革实现整体优化。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前者关系课程体系改革以什么为目标和如何达到目标的问题, 而后者则关乎课程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成效。

参考文献

[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M].北京:国家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 2002.

[2]陈小蓉, 顾渊彦.大学体育课程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3]毛振明, 赖天德.解读中国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6.

[4]季克异.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新思路[J].中国学校体育, 2002 (6) :1-2.

传统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 篇3

关键词：渎职职务犯罪；种类；法律特征

一、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一）徇私舞弊不移交形事案件罪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正常的行政执法活动和执法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以罚代法的现象比较严重。这种行为亵渎了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不良的影响。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利益，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由上级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比照《中华人民共和人民共和国刑法》专门增加规定了询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2.犯罪主体是行政执法人员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特殊主体的犯罪，只有行政执法人员成为本罪的主体，其他人员本能构成本罪。所谓“行政执法人员”，是指在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公安人员、税务人员、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等。

（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认定

实践中办理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求刑事责任而不移交案件时，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与工作失误之间的界限。工作失误的情况在实际中经常发生，如今的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欠缺，对此，应予批评教育，并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但对行为人不应技犯罪处理。

二、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

（一）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证券的管理制度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募集股份、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实施了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的行为，即对明知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的行为。关于公司设立、登记和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

3.犯罪主体为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是特殊子体的犯罪，只有国家有关入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设立的登记工作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时，必须向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二）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的认定

1.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

根据刑法的规定，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才按犯罪处理。虽然实施了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的行为，但情节较轻，尚未造成实际损失，或者损失未达到重大的程度的，不应按犯罪处理，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政纪处分。

2.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与滥用职权罪的界限。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与滥用职权罪均属特殊主体的职务犯罪，同是故意犯罪，都是滥用职权行为，并都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二者的主要区别：一是主体不同。前者为负责公司设立、登记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审批工作的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后者则包括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行为方式不同：前者表现为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后者的表现形式则很多，总的来说，表现为超越职权、按自决定、处理无权决定和处理的事项或者故意违法处理公务。

三、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一）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在实践中，也有少数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工作不认真负责，无视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在工作中出于私情私利，枉法渎职，对明知依法应当征收的税款不予征收或者擅自决定免收；或者不按规定的数额征收税款，故意少征或者擅自减收税款，这些行为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刑法规定了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这一新罪名，并规定了相对较重的刑罚。

2.在客观上表现为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如数征收应征税款，是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征收税款是一项十分严肃和复杂的工作，它要求税务人员在工作中必须认真、仔细、严格依法办事，对每一个纳税人的纳税资格、应税税额，是否已经纳税、已纳税的数额及纳税的时间等，都应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记载和核实，否则，就会使国家税收遭受损失。

（二）构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认定

1.要注意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的规定，询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的行为，只有因此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才构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致使国家税收遭受的损失尚未达到“重大”程度的，不能按犯罪论处。

2.要注意区分罪与罪的界限

国家有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有时也会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这时该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较为相似，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点：①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国家机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②二者的犯罪主体不尽相同。前者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后者的主体仅指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主体，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公共关系的主要职能 篇4

1.信息管理（即信息采集职能）--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信息传播与沟通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信息有：组织形象信息，产品形象信息。

2.咨询建议--指公共关系人员向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提供有关公关方面的信息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内容包括：（1）对组织内部方针政策提供咨询意见（2）对组织公共关系战略、经营战略提供咨询意见（3）对组织生存环境相关发展变化预测咨询。

3.宣传推广--社会组织通过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手段，向其内部及外部公众宣传传递有关组织各方面信息的过程。

4.协调关系（即协调沟通职能）--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其与社会公众间的协调状态，而沟通保证了关系的协调。协调关系的方法有：反馈调节，感情疏通，信息分享。

5.危机处理--社会组织为了预防危机的发生或在危机发生时为及时控制危机减少损失而采取的措施。危机处理可以维护、恢复或刷新社会组织形象。

指以公共关系的客观现象和活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与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课程，适用于个人及任何组织。

公共关系学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是社会组织为了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运用传播、沟通媒介和手段，与其公众结成的利益一致的社会关系。

本课程开设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务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实务，扩大知识面，以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编辑本段对象

作为一个学科，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看，它必须包括所有的公共关系的社会现象和活动规律。公共关系作为社会组织运用传播手段处理其各类公众的关系的行为，它的社会现象和活动规律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三大方面，即公共关系学研究的三个具体对象：

一、是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公众关系的现象和规律。

二、是作为社会组织与其公众间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公共关系的现象和规律。

三、是作为处理与各类具体公众的关系的公共关系的现象和规律。编辑本段内容

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九个方面：

（1）公共关系学的概念、范畴及其本质（说明“什么是公共关系”）；

（2）公共关系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公共关系的来龙去脉”）；

（3）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及其功能（说明“谁在搞公关？搞什么？”）；

（4）公众对象分析（说明“与谁开展公关活动”）；

（5）公共关系的管理过程（说明“公共关系怎样做”）；

（6）公共关系的媒介及其应用方法（说明“公共关系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进行”）；

（7）公共关系实务活动（说明：公共关系工作主要做些什么“）；

（8）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制约；

（9）公共关系在中国应用和研究的国情和特色。编辑本段意义

学习公共关系学的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

（1）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双沟通，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了解世界，一方面向世界传播自己；对外开放使形象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树立公关意识和加强公关管理；对外开放需要按国际惯例办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即，学习和运用公共关系有利于完善和规范组织的行为。

（2）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体制改革促进了横向联系的发展，使组织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给组织的关系状态（社会关系和舆论）和行为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因此需要应用公共关系加强组织的社会沟通和社会协调。

（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带来了大范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激烈和市场竞争关系，企业组织需要运用公共关系来拓展合作关系，加强竞争能力，树立组织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和沟通方法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观念和交往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播的发展使公众舆论的作用日益增强，从而使组织形象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运用公关手段来了解舆论，引导舆论，改善组织的生存、发展环境。

（5）适应社会稳定的需要。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需要加强社会的公共关系工作，增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增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了解、理解、信任和合作，形成和谐的社会气氛。

编辑本段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是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新课题。要回答这个课题，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公共关系实践暴露出来的特殊问题，分析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和条件，努力总结经验，概括规律，再指导实践。

研究”国情“，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的先决前提。这里仅就公共关系成长所需的条件角度去分析”国情“。从文化心态来看，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了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帮本，平均平等及重情轻理等诸多方面，分析这些传统文化精神，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公共在中国传播或正或负的种种影响。再从经济方式上看，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仍未达到充分的市场经济水平，而是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混杂的结合体，最后一方面，则是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在开放浪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市场经济。它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这是造成我国公共关系事业发展先后快慢不一的主要原因。最后从管理体制上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仍是中国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尤其突出的是，我国现有的舆论一统，媒介垄断，极少民办报刊，其结果必然是媒介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传播体制僵化，沟通渠道单一，民意和舆论的社会作用不强。这将大大影响公关的社会效果。

尽管公共关系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尽管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信息化等方面还有相当多不完善，不发达之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公共关系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并不可阻挡的，公共关系中国化有着令人鼓舞的辉煌前景的。

公共关系是什么意思？

1、社会组织

2、公众

3、传播

公共关系的基本特征

1、形象至上

2、沟通为本

3、互惠互利

4、真实真诚

5、长运观点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联系和区别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公共关系指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与沟通。人际关系指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联系：（1）从工作内容上看，公众关系中包含了许多人际关系。（2）从工作方法看，公关工作需要运用人际沟通的手段，要求公关人员具备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力。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1）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组织，人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是个人；（2）公共关系的对象是公众，人际关系的对象是私人关系；（3）公共关系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人际关系是个人的交际技巧；（4）公共关系较强调运用大众传播，人际关系局限于人际传播。国内专家学者关于公共关系的定义也比较多，如：

⑴ 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公众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一种活动或职 能。

⑵ 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在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相互了解和信 赖的关系，以取得理解，支持和合作，从而促进组织本身目标的实现。

⑶ 所谓公共关系，就是一个产业或组织，为了增进内部及社会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为自身事业发展创造最佳的社会关系环境，在分析和处理自身面临的各种内部、外部关系时，采取的一系列科学的政策与行动。

公共关系的定义,尽管说法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主体、客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我们这里指企业;客体,这里指社会公众,指用户;媒体,指新闻媒界,如电视、报纸等。第二、“三体”利害相关,利害一致,这是公关活动开展的基础。第三、内求凝聚,外求开拓,志在发展。第四、公关的内容是三体之间的关系,公关的核心是塑造主体形象,感染影响客体,达到共鸣的目的。第五、公关是一种软性的外施艺术,是管理科学人事管理的艺术化等。

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九个方面：

（1）公共关系学的概念、范畴及其本质（说明“什么是公共关系”）；

（2）公共关系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公共关系的来龙去脉”）；

（3）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及其功能（说明“谁在搞公关？搞什么？”）；

（4）公众对象分析（说明“与谁开展公关活动”）；

（5）公共关系的管理过程（说明“公共关系怎样做”）；

（6）公共关系的媒介及其应用方法（说明“公共关系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进行”）；

（7）公共关系实务活动（说明：公共关系工作主要做些什么"）；

（8）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制约；

（9）公共关系在中国应用和研究的国情和特色。

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

公共关系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构成这个学科的基础也是一些基本概念。公共关系一词源自英文的Public Relations。Public意为“公共的”、“公开的”、“公众的”，Relations即“关系”之谓，两词合起来用中文表述便是“公共关系”，有时候又称“公众关系”。

自从公共关系诞生以来，人们给其下一个准确定义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由于每个人的认识角度不同，对公共关系内涵的理解也各异，于是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公共关系定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公共关系学者莱克斯·哈洛(Rex Harlow)博士就搜集到47个公共关系的定义；还有人说，公共关系的定义已有上千条之多。于是有人不无幽默地说有多少公共关系学者，便有多少种公共关系的定义。

⑴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提出的定义：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职能，属于一种经常性与计划性的工作，不论公私机构或组织，均通过它来保持与相关的公众的了解、同情和支持，亦即审度公众的意见，使本机构的政策与措施尽量与之配合，再运用有计划的大量资料，争取建设性的合作，而获得共同的利益。

⑵美国公共关系协会征询了2000多名公共关系专家的意见，从中选择了四则定义，中两则的内容是：首先，公共关系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为获取大众之信任与好感，借以迎合众之兴趣而调整政策与服务方针的一种经常不断的工作；同时，公共关系是将此种已调整的政策与服务方针加以说明，以获得大众了解与欢迎的工作。

⑶美国公共关系研究与教育基金会主席R·哈罗博士，通过征求83名公共关系领导人的意见，研究了472个定义，得出结论，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一个组织与其公众之间建立和保持相互沟通、了解，接受与合作的渠道；参与问题和纠纷的处理，将公众的意见传达给管理部门并做出反应；明确与加强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管理责任；它还作为监视预警系统，帮助管理部门预先做好应变准备，与社会动向保持一致并有效地加以利用。它用调查研究和正确并合乎道德的沟通技术作为其重要手段。

《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报告 篇5

一、背景

1、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世界格局动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为了解决出现的新的问题，人们的思想趋向寻求变革。同时期的美国社会充满着激荡和变革的压力，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风起云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使公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

在当时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于社会和组织的变革关注不够；过分信赖专业化和组织的能力，对于官僚体制的运作缺乏反思；对于公民的需要和要求、以及政治的回应性关注不够；对于政府和行政的作用盲目乐观

2、学术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公共行政学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尤其是对官僚制以及效率至上观的反思与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学的观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行政理论解决政府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公共行政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从美国公共行政的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出发，从价值层面反思公共行政的趋向，例如如何有效和平等地管理社会，公共行政应该更加关注信念、价值和习惯问题。

二、主要内容

1、公共行政新原理的阐述

作者在导言中向我们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含义，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公共和什么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除了需要关注效率和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社会正义，即“要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它关注的是当代公共行政领域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解释这些问题，作者深刻分析了公共行政的精神所在，也阐述了公共行政的新原理,提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的构建需要具备宪法基础、品德崇高的公民、对集体和非集体回应的制度、乐善好施与爱心等四个构成要件,这种新的理论还应该包括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解决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问题、非人情化关系的有效性以及发展当代相互依存的公共关系等四个概念。

2、公共行政中的新治理

弗雷德里克森通过对治理的描述和治理定义来指出作为治理在公共行政中的优势与不足。他指出定义治理包含的四种含义：第一，治理包括了参与公共活动的各种类型的组织和机构。第二，治理包括了对多元组织或网络的互动模式的描述。第三，治理与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趋势有关。第四，治理意味着合法性、重要性和为达成公共目的而作出的崇高而积极的贡献。然后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治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治理强调的是组织间的协作，强调企业家式的创造力和试验与冒险，它不强调组织管理中的秩序、预见力、稳定性、责任和公正。第二，治理是作为一种改革理论，一种改善公共行政的良策而提出的，而改革的建议往往容易言过其实或过于夸张。并且治理可能成为民选的行政首长在政治上得到公众支持的一手段，也可能造就一支对公众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公务员队伍。最后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治理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同样也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组织。但还必须注意不能把组织机构削弱到以至于失去了制定优质的公共政策及有效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

作者通过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反思和对新公共管理和服务理论所进行的理论整合的基础上，而探究了“治理”的定义。新的治理观念明确了参与公共领域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衡量了政府、市场与组织网络等不同形式，以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的态度在处理公共事务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作者在本书的第三章节着重指出新理论，即治理模式极力主张公共工程的契约外包模式，这种模式要比大规模的公务模式更具有弹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治理”理论成了当代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治理则是能够使公共行政与政治、政府、官僚体制在言辞上保持一定程度距离的一个概念。管理和治理都是统治的办法或方式，只是管理强调了一种控制和硬性的处理方式，而治理则是指在统治过程中，非政府行动者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公共活动的关系。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旨在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去意识形态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新的治理观念明确了参与公共领域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衡量政府、市场与组织网络等不同形式，以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的态度在处理公共事务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中国的公共行政是单纯的政府活动，政府是一切公共事务的主体，其起到了统领和指挥的作用，而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发展不良，并没能在管理公共领域事务的空间中“斩露头角”，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管理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将更多的公共服务或公共工程以契约外包的方式交给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来承担，政府则主要担负起公共服务的规划及监督等职责。

3、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理论

这一部分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开始进行讨论，从哲学层面阐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法律的适用性进行的争论，弗雷德里克森支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法律是具有普通的模糊性，每次事件对法律的运用都应该是对法律的进一步阐释，而不是柏拉图所讲的只是法律的简单运用，因为每一次的事件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作为支撑的。

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将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规范性支柱要求公务员致力于更合理地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务，更代表那些没有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人，要追求公共的利益和更大的善，要尊重个人(公共雇员以及其他公民)的尊严并且不遗余力地维护他们的权利。”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须拥有将社会公平作为政策实施的指导方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否则，许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会悬而不决。也就是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社会公平得以成为公共行政精神之必要成分的重要前提。根据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的逻辑，公共官员应竭力采取和实施那些有利于代际之间社会公平的政策。我们要为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得更好。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西方传统公共行政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不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即认为公共管理者能够中立地和成功地使用法律，并且认为让他们并不做有关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的决定；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比较偏向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

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

同时，作者给我们创建了一个“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框架：个人的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的公平，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将公正、正义和平等概念整合到一起。从而又衍生出代际公平的概念。

他所倡导的公平观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中国社会流行这样的提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想用此来平衡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之间的区别，但是现实操作中，“效率至上”，“公平靠边”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常态化的“景观”，也成为困扰国家和政府政策取舍的一对矛盾。而弗氏对二者关系的解析给了我们茅舍顿开的感觉，他说：“实用的或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找出下列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1）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利用的资源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2）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保持服务水平（经济）？新公共行政学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9]他指出，将经济和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和衡量标准是必要的，但仅此还不够，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根支柱，使公共行政强调社会责任，回应公民的需要，也就是最终“推动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福利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10]二是社会公平的含义。社会公平是政府理论的范畴，是关于政治和公共行政最终应实现什么目标的具体问题，从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和路径出发，得出了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认为社会公平应包括：单纯的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的公平、公平的领域、机会的公平和公平的价值。

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是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二是主要针对的是长期以来社会当中的两级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不和谐诸多问题，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是其最大的诱因。市场经济中的多元价值观和原则，泛化到行政领域就会出现公共行政价值的缺失，表现为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导致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责任等基本价值被边缘化的危险，也就会忽视对农民工、下岗工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对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如何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为依托，来践行社会公平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如前所述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务的提供者之一，意味着政府与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处理的。只是政府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处于主导的作用，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当作核心任务来捉。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为保证，正所谓“效率优先”，但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置“兼顾公平”于不顾，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公共行政的精神。

4、公共行政中的伦理、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是不可能去证明的，在公共行政中的官员也是一样的，他认为由于环境和工作的性质不同，善恶的标准也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环境会促使人走向不同的方向。并且人们对于政府官员或行政人员是有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道德期望，而这些是在政府组织内通过教育、思考和分析是可以提高的。他还认为价商业部门的人员去担任行政官员可能更容易破坏政府道德。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作出符合道德的决策中的对与错是很难分辨的，是有弹性的，因此，应该把公平、平等和善行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政府不应该就只重视实用主义，而不重视理想主义，他认为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虽然是理想主义，但它可以使我们迎接所面临的挑战并改变和影响现时代功利的现实主义。理想是人的精神的王国，是人所寄托和依附的领域，是人产生信念和追求，而不至于产生绝望和悲观。弗雷德里克森讨论了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他认为作为代表性公民，公共管理者必须寻找用于治理国家和遵守法度的合法的个人权威及制度权威，即高公民精神和高行政管理。

不同的职业领域对道德责任的界定的不一样的，对于政府中的行政部门，人们有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道德期望。而往往来自其他环境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后，可能比政府中的其他人更倾向于破坏道德政治。因此，民营化政府的趋势会增加政府道德败坏的可能性。此时，采取规章、制度、报告、检查、监督等措施能够强化伦理决策的可能性，而教育和训练也将成为政府、职业界、大学试图用来提升道德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现代技术，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的道德基础上的，乐善好施意味着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同时，乐善好施也意味着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到公民需要的承诺。这样公共行政精神就与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联系在一起了，实现了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精神的融合。充分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保障他们的权利，而要杜绝利己主义。弗雷德里克森在行政伦理上倡导的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相对于职业主义和利己主义，更加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三、新公共行政精神对中国的启示、虽然，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但是我觉得其影响意义应该波及整个世界，邓小平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就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的观点，针对目前我国的实况启示自己的看法。

1、实现社会公平与促进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确实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对公平的忽略，导致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恶化的趋势，这必然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根据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的逻辑，公共官员应竭力采取和实施那些有利于代际之间社会公平的政策。我们要为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得更好。

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述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务的提供者之一，意味着政府与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处理的。只是政府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处于主导的作用，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

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当作核心任务来捉。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为保证，正所谓“效率优先”，但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置“兼顾公平”于不顾，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公共行政的精神。

第三，社会公平能否实现更大程度还依赖于人们对公平的普遍认可和理解，即公众的公平观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内为部分学者认可。在实践中，如果抛开这种主张深层次的含义，直接在本国行政中倡导“公平”，最终将会因没有深厚的动力，仅仅存在与技术层面，而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因此，我们政府应该赋予人们充分、平等的权利，引导他们学法、懂法、用法，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培养一批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改变他们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植入“公平”观念。

2、在中国，得要在公共行政中体现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在加大道德教育的同时，最主要的是以法律制度为保障。

近年来，裸官现象不断增加，高层官员携款外逃的事件也越来越多，这充分说明中国官员对政府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机。因此，寻找一条解决之道已迫在眉睫。首先，对行政官员进行定期的道德教育，使其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培养其对国家和人们的乐善好施意识。

其次，在法律制度的设计方面，应从“人情”出发。一个好的制度，不仅仅体现在行政效率的提高上，而应该能维护公平、公正，保证每个人的权益都能得到伸张。因此，制度的设计应该释放更多的善意。

再次,行政方面的立法，应该实现由“权力保障”向“权利保障”的转变。过去行政立法观念主要以保障政府的权力为中心，强调公民的“服从的义务”。随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私权保护的加强，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要求在立法的过程中首先要确立公民权利保障的理念。

二、领悟公共行政的精神

公共行政的精神意味着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持久的承诺。整体而言，公共行政的精神说明了集体的看法和信念存在的原因。”由此可知，公共行政的精神是从事公共行政这领域的行为人所必需树立的信念和习惯问题，是一种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在行政实践的过程中起到了约束和规范的效用。以现实公共行政的视角为出发点，所谓公共行政的精神是指“公共行政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追求理念和目标，以社会公共精神为其重要基点，同时还包括行政管理职业活动所特有的伦理规定，涵摄了民主、法治、公正、宽容、廉洁、高效、协调、公共服务、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等多元化、动态化、发展性的精神维度和德性要求。”公共行政的精神博大精深，韵味广泛，涵盖了公共行政活动的多个层面，（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的寓意

当我们谈到公共时，常常想当然地把其与政府、选举和民选官员的行为等同起来。殊不知，这种惯性思维的流行已经加速了“公共”一词本义的丧失，泯灭了“公共”性的崇高信念。书中，弗雷德里克森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五种不同的“公共”的观点：公共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观点）、公共是理性选择者（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公共是被代表者（立法的观点）、公共是顾客（服务提供的观点）和公共是公民。以上这些观点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比如多元主义的观点不能充分代表公共利益，经常会忽视弱势群体；公共是顾客的观点忽视了公民的公共的神圣性，缩小了公共的适用范围。通过对这五个方面的阐述与分析，弗氏提出了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的构成要件：宪法、品德崇高的公民、对集体的和非集体的公共的回应、乐善好施与爱心，并在书中最后界定了“公共”的内涵。他认为：“公共即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把公共等同于政府，我们事实上限制了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作为一种理念，公共意味着所有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来。作为一种能力，公共意味着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在一起工作的一种积极的、获取充分信息的能力”。[5]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如此的博大，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志愿组织。但是在中国，把政府行政等同于公共行政的现象比比皆是，对公共性的这种歪曲看法，无法认识到“政府是体现公共性的一个重要的部门，但它只是体现公共性的部门之一。”[6]于是，造就了中国社会“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主体，体现为社会的“划桨者”而不是“掌舵者”，社会生活的各种事宜都有政府的影子。这与中国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不健全有关，于当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浪潮下，政府相关权威部门在制定改革蓝图时必须树立这样的一个思路：公共性才是政府改革的本质。政府的公共性改革说到底是一个破除过去政府行政资源垄断、运作封闭和权力不受限制的问题，建立公共性政府，破除政府行政垄断，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只有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才能跳出“越改革越膨胀”的樊篱，从能建立强而有力的政府和蓬勃发展的社会共同治理的“大政府，大社会”的新面貌。

距离悖论所衍生出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就是公众对公共部门的具体运作过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信息，而组织又没有完备的信息交换机制，这种不对称的感觉便显现出来。这就要求公共机构和组织在其运作的过程中，要注意适当的向公众公布其相关信息，使公众至少对公共部门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和认识。另外，政府官员的工作似乎也是保密的，我们看不到他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也几乎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这与他们作为人民公仆的完美形象差距甚远。因而，如何加强公务员与公众之间的亲切感十分重要。适当减少他们的在案办公时间，增加其离案办公时间，走出办公室，多与公众接触，这样在增强其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会增强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感和亲切感。这样，距离悖论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缓解。同样道理，角色差异也可以通过与公众多接触来缓解。

总而言之，弗雷德里克森所倡导的公共行政应该是这样的：强有力的政府，并且要有政治为其保驾护航；呼唤公平正义的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中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呼唤具有爱国主义、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公共管理者。

最后，作者将行政管理和公民精神融合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认为美国的公共精神应该的发展方向是高行政管理和高公民精神结合的方向；同时，在个人层面上，乐善好施作为一种对公民广泛而问心无愧的热爱和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公民需要的承诺，把公共行政精神与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融合联系在了一起，而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最后，以上一切逻辑的核心政策主张就是强调社会公平，扩大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扩大公民的参与，让政府培养民众的公民精神，并且构造具有公共行政精神的政府官员。

评论

作者的初衷是好的，是和公众的利益一致的。看到了公共选择学派对官员理性人假设对于现实官员堕落腐化的负向激励的消极作用。作者想要建立一直价值层面的东西强调一种行政和公民精神，使得官员从自己心里内部要求重视社会公平，使得民众自发加强政治参与。然而，笔者认为，作者良好的初衷实质会导致比现实更加危险的结果。每个人的精神观念是私人领域的价值，道德（或者正义）是相对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也是长期人们追寻有秩序地生活相互妥协的社会契约性质的产物。用统一的精神去压制每个人独立内心的动机去要求行政官员和公民的行动是侵犯公民自由的，是危险的，容易为政府进一步高度集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者赞同弗氏对于美好政府的期望，但是不同意弗氏实现这一期望的精神之路的方式。精神之路是危险的，是容易侵犯人们自由权力的，制度设计制度才是实现美好政府期望的道路。我们不应该从价值层面去统一地要求公民和公共行政人员具有高尚的道德，而应该从程序或制度的设计出发，在保证每个公民在基于价值自由的自由行动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公民的利益的最大化。

政务接待工作的主要特征 篇6

接待工作是党委、政府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窗口、桥梁和纽带作用。把握好接待工作的特性，是做好接待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一是政治性。政务接待有别于商务接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精神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工作意图，为政治、经济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其它接待与政务接待发生冲突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务接待。

二是规范性。政务接待要求规范，不能随意，在接待范围、接待礼仪、接待程序、接待安排、接待经费、接待纪律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和要求。

三是灵活性。接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由于来宾职务、宗教信仰、民族等方面的不同，其要求也各有所异，特别是接待重要来宾时，有时既定日程也会因来宾的要求而调整，这就要求接待人员要具务较强的应变能力，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好各类临时变化或突发的事情。

四是保密性。接待工作是否保密，决定着重要领导的安全和重要工作机密的安全。在领导的各项活动中都要注意保密，不能在公共场所讲领导的行踪及活动安排，特别要防止打手机泄漏机密。一级警卫接待任务只能使用任务代号，不得泄漏首长姓名。

五是时效性。所有接待人员都必须守时，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和超前意识，提前把活动日程告诉来宾，并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是重要接待任务经过路线、参观点、重要活动等所用的时间，必须做到准确无误。进行交通管制也要严格时间要求，未经批准，不得轻易改变。

六是协作性。接待工作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大型接待任务，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各单位都有一些特殊规定和要求，工作人员也有不同的工作风格，这要求大家必须顾全大局，相互协调沟通、理解支持，形成整体合力。七是公关性。要破除接待工作就是吃吃喝喝的错误观念，牢固树立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强烈意识，在搞好接待服务的同时，积极开展公关活动，不失时机地宣传本地的区位优势、自然景观、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要推进一些优势企业和重要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促进经济技术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