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辩护词（精选8篇）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迟某近亲属委托，依法指派本所宋曰刚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迟某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详细的阅读了本案相关案卷材料，并且通过今天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现根据本案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中被告人迟某盗窃的事实和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辩护人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构成盗窃罪定罪无异议，但对公诉机关对本案认定的盗窃物品数量、盗窃数额有异议。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盗窃彼岸新都被害人陈静的盗窃数额有异议。在对彼岸新都盗窃数额认定中，被告人迟某与被害人供述的盗窃物品数量存在差异，被告人迟某在历次讯问中供述其盗窃貔貅一个、白玉镯子一个、男士机械手表一个、黄金项链一条，现金四百元。陈静在2012年12月12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被盗物品为手表一块价值4500余元，玉佛一个价值5000余元，玉观音一个价格6000余元，和田玉手镯一个价值5000元，千足金项链两条价值20000余元，白金项链一条价值3000余元，福禄寿玉项链一条价值1000余元，现金400余元，而陈静在2013年3月29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被盗物品为金表一块；金项链一条2003年10月26日购买，价格为2080元；玉貔貅一个2005年11月1日购买，价格为600元；翡翠观音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价格为6980元；翡翠佛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价格为5820元；和田玉手镯一个2009年5月1日购买，价格为18600元。
被害人陈静在前后两次陈述中明显存在矛盾，因此被害人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盗窃数额认定的证据使用。
在本案中证人张群在2013年4月2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陈静在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所购买物品：金项链加实心吊坠一条，2003年10月26日购买，价格2080元；翡翠貔貅挂件一个，2005年11月1日购买，价格6980元；翡翠玉观音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翡翠佛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价格5820元；和田玉手镯一个2009年5月1日购买。陈述：因为陈静提出饰品再便宜点，所以我只开了销售日报表。并向公安机关出具了2003年10月26日、2005年11月1日、2008年1月22日（两份）、2009年5月1日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销售日报表并加盖了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经辩护人向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2日，而5份销售清单证人张群却陈述是当时陈静购买时向其出具，由此可以清晰证明证人张群在本案中向公安机关所作陈述系虚假陈述，其所出具证据系伪证。首先辩护人认为该份证据系伪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辩护人恳请司法机关追究张群作伪证的刑事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向法庭出具的2013年7月21日张群的询问笔录中张群也对其伪造证据进行陈述，更加证明其伪造证据的事实，另外张群后又改口陈述其与被害人陈静共同回忆出具的，购买日期距今已有十年之久，被害人陈静与张群在陈述却将日期时间记忆如此清晰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对于翟茜于2013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只能证明被害人陈静有其所陈述珠宝不能证明这些珠宝被被告人迟某盗走。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依据被害人陈静陈述，张群证言、翟茜证言对被告人迟某所盗窃陈静物品数量及数额作出认定明显存在证据不足并且存在使用非法证据错误，因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迟某盗窃彼岸新都被害人陈静的盗窃数额是错误的。
（二）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盗窃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45号富翔天地小区10号楼4单元102室的盗窃数额有异议。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盗窃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45号富翔天地小区10号楼4单元102室金牌价值认定有异议。公诉机关认定该金牌材质及价值依据是被害人陈述及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出具证明。辩护人认为该证据明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公诉机关在确定该被盗物品价值是明显存在证据不足，该奖牌系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作为奖品奖励给被害人，如该物品系其购买其应提供当时购买该物品发票，如该物品系其委托他人制造应提供制造单位名称及价格，首先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作为大型企业其财务制度健全，其次黄金制品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产品，对于该物品溯本追源能完全能做到的。
本案中对于该涉案奖牌的价值认定明显存在证据不足，辩护人恳请法庭和公诉机关本着对被告人和法律负责的态度，对该涉案奖牌进行调查取证重新该涉案奖牌材质、价值，使被告人受到公平的判决。
二、关于本案中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的事实和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辩护人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定罪没有异议，但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犯罪系未遂有异议。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迟某敲诈勒索犯罪系犯罪中止。
辩护人认为区别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根本标志，是看罪犯是否自动放弃犯罪。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虽同属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但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行为状态；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状态
即欲达目的而不能是未遂，能达目的而不欲的是中止，但对于能达目的而不欲中的“能”应以行为人的认识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也不同时根据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进行判断。即只要行为人认为可以继续实施犯罪或可能既遂而不愿既遂的，即使客观上不可能，也是中止，反之，只要行为人认为不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不可能既遂而放弃的，即使客观上可能，也是未遂。
本案中被告人迟某给被害人打电话，听到被害人要打电话报警后，即把电话卡扔掉，放弃继续向被害人索要5万元的犯罪企图。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当时并未被公安机关抓获完全可以继续实施犯罪，被告人虽然是由于出于害怕被公安机关抓获而放弃犯罪，但却是被告人主观上主动放弃犯罪。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迟某属于敲诈勒索犯罪中止。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并且未给被害人造成损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犯罪，免除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迟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减轻处罚：
被告人迟某归案后，全面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彻底坦白，特别是对作案手段、作案经过作了详细交代，便于本案的彻底查明。其对自己的犯罪确有悔罪表现。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
宋曰刚律师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 L. 富勒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例: 4299 年5 月, 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 受困山洞等待救援。十多日后, 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 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 水尽粮绝为了生存, 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 以此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 不过投骰子前他又收回了提议, 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 结果威特莫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32天, 剩下四人被救, 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而根据《刑法典》规定: “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1)
富勒和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针对本案共虚构了十四位大法官的法律判决书, 引得法学界人士纷纷就此案发表了自己的第十五个观点, 众说纷纭, 观点不一, 至今无统一定论, 洞穴奇案现在仍然是法学界激烈讨论的一个神奇案例, 吸引着无数法律人士及法律爱好者去探讨其中的法律、道德、哲学等问题, 探寻它所蕴含的法律精神。相信每个读过洞穴奇案的人心里都有一份判决书,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把正义的尺子, 都会想用这把尺子给这个神奇的案例一份相对公正的判决, 但是每个人对于公正的理解都不一样, 没有统一的公正, 何来公正的判决。
二、被告人的辩护词
我们的确有罪, 但是罪不至死, 在生死存留之际, 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争取。我们相信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人, 而是引导人, 我们追求的公平正义并不是以命抵命, 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我们心中崇高的法律信念。
( 一) 生存是我们的人权,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我们受到生存的严重威胁, 只要有活下去的机会, 大家都愿意去尝试, 威特莫尔也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们五个都已经达到身体的极限, 只要有活下去的希望, 哪怕是很残忍, 也能接受。当一个人面临死亡威胁时, 脑子里只有生存的念头, 很难去想着脱困以后的后果, 当时想着能多活一分是一分, 多活一秒是一秒, 如果被选的是我, 我也不会怨恨别人。
威特莫尔的提议激起了我们的求生意志, 给了大家一丝希望, 大家经过公平商议后决定将命运交给上帝。通过杀掉同伙维持其他人的生命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唯一的办法, 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接受的。我们把命交出来, 如果没被选中, 就相当于捡回一条命, 那将会是一种恩惠, 可以再多活一段时间, 如果不幸选中, 也能接受,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办法, 将同样是死亡的结果。
( 二) 生死契约应更具有契约精神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 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 可见古代思想家对契约精神的重视。威特莫尔在决定投骰子前撤回了他的同意, 这是一种背叛, 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时都是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方式, 并心甘情愿的接受后果, 我们虔诚的彼此相信, 不管会是谁, 都会心存感激, 毫无怨言, 毕竟每个人的死亡与生存的机率是相同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到对方手中, 这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 一种生死契约, 我们并没有强迫威特莫尔, 我们只是履行了我们的生死契约, 更何况大家死亡的机率是等同的。对于最终威特莫尔被选中, 这只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 并不是我们有预谋的杀死了他。
( 三) 我们心存感激, 我们将一生赎罪
威特莫尔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患难之交, 至今我们对他仍心存感激, 是他想出了获救的办法, 是他给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机会, 是他让我们享受到生命的可贵, 因为感激, 我们也憎恨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 将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 放到嘴里吃掉, 这将永远是我们的噩梦, 我们的罪恶, 我想即使我们活了下来, 我们也会在罪恶中度过, 这将是比判处我们刑罚更加残酷的惩罚。这是一生的罪, 今后我们都会在赎罪中度过。
我相信我的朋友在撤回同意前想法也和我们一样, 只要有生存的希望都愿意去争取, 去尝试, 要不然他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 我并不是想为自己开脱罪名, 我们吃掉了朋友, 我们一生都是罪人, 但是, 我们都想活下去,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及家人, 也是为了威特莫尔, 在威特莫尔提出吃人办法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可能就是那个被吃掉的人, 但是我们都同意了, 就算是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愿意, 我们当时约好, 不管那个被吃掉的人是谁, 我们都会照顾他的亲人。威特莫尔已经死了, 他一定希望我们替他把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履行完, 而不是我们也要因为他而死去, 这样他的死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三、结语
我们有罪, 但罪不至死, 只有经历过生死才懂得生命的意义, 我们现在生存的意志很强, 我们会为了来之不易的生命争取, 即使背负一生的罪名, 我们也要活下去, 为了威特莫尔, 为了自己, 为了生命, 也为了公正, 法律是为了彰显正义, 它明白我们不是大恶之人, 我们相信法律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
注释
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会见或通信等(多限于律师)。在前言的最后，可概括说明辩护人对此案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或定罪不当，等等。
辩护理由：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从事实上、从法律上、从被告的认罪态度上提出辩护理由。具体可从分析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辩护理由；或者运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见，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罪名发表意见；认罪态度主要是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可以从轻的理由。
结尾：归结辩护理由，提出有关判处被告的建议。
写明辩护人姓名，并注明具体日期。
格式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 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
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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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_________
XX年XX月XX日
例文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省××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之亲属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张××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我认为，本案事实不清，存在诸多疑点，难以定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张××作案的证据
公诉人所列举的能够据以认定张××强奸杀人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安局对被害人和被告人所作的血刑试验结论，二是被告人身上的伤良。由于其他证据只能证明案件确实发生，但并不能证明罪犯是谁，因此，我仅就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看法。
关于血型试验结论
根据××公安局所制作的刑事科学鉴定书，死者血型为B型，阴道内精液为A型，犯罪嫌疑人张××血型为A型，唾液为A型，公诉人遂将此认定为张××强奸杀人的一条主要证据。对此，我作为辩护人认为，死者阴道内精液与犯罪嫌疑人张××同属一种血型，并不能证明就是张××作的案。因为现代法医学认为血型鉴定毕竟不同于DNA指纹鉴定，它只能作排除认定，而不能作同一认定。具体到本案来看，死者阴道内精液为A型，可以据此排除血型的B型、O型人作案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出必然是张××作案的结论。因为世界上A型血的人有很多。
关于被告人身上的伤痕认定。根据公诉人提供的照片，张××的伤痕均在右侧，即右侧肩部、右耳后、右额和右手。这是与张××的供述相一致的。张××对此的解释是：案发第二天上午正值家里买煤，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干体力活是责无旁贷的，由于肩挑、肩背和爬楼梯，造成了身体右部的多处划伤。按常理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解释是有待辩证分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张××身上的伤痕形成时间来具体分析他的这一供述是否真实。按照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笔××是在××年××月××日××时许作的案，这也就是说，张××身上、耳后及额上的伤应形成于此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案发当天，并没有人发现他有伤。因为案发当天下午，张××去单位值班，单位里的人并未看见他的脸上、额上有伤。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提供的书面证据证明。并且，张××当天值完班回家后，邻居也未曾见过其脸上、额上有伤。
二、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的张××的作案时间 无论是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还是公诉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公诉意见，都认定被告人张××是在××年××月××日××许作的案。但当天××时左右，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以及门卫黄××都能证明张××在单位值班。这有刘××、王××和黄××提供的书面证词予以证明。而且，张××在单位值班时，所翻阅的报纸和所作的读书笔记也能证明张××在××月××日××时许不在作案现场。以上证据与张××本人的辩解相印证，证明了张××在××时许没有作案时间。
综上所述
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认定被告人张××作案的证据严重不足。因为事关人命，我认为人民法院在采证时不可不慎。我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年××月××日修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条第××款之规定，宣判被告人张××无罪。
辩护人：××律师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而根据本案材料及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王某之女和被告人王某恋爱引发的，被害人王某因不满女儿与被告人王某在一起，而找到王某对其进行辱骂，继而两人对骂，后面刘某就提出并安排被告人王某等去敲诈被害人王某的钱。在主观方面，被告人王某本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因为被害人王某是其女友的父亲，对于被害人关心女儿这也是人之常情，被告人能够理解(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五次讯问笔录)，故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对被害人产生敲诈之心，也因此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而他们之后去找被害人也是听从了刘某的话，且和被害人协商最后解决事情的金额王某并没有参与到其中（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九次讯问笔录），所以被告人对敲资是多少和怎么处理并不知情，只是机械的听从他人的安排，而所敲钱财本没有落入被告人手中，只是从刘某手中获得100元现金，故在客观方面被告人只是充当了刘某的类似于“工具”的角色，而他所获得的100元现金就变相的相当于是刘某给被告“工作”的报酬，被告人为刘某做事而获取报酬。故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故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根据本案材料和我们的调查发现，对于敲诈李某一事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事件是由刘某的朋友想承包修路权引发的，在2008年11月21日，被告人王某等在刘某的带领下去修路工地要求工地工人停工未果，而将工人殴打，后来刘某以在殴打工人肖连生的构成当中被肖某打到为借口，向李某敲诈3500元现金（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录）。在主观反面，被告人并没有和李某有什么过节，也没有打过交道，故其不存在敲诈李某的可能性，客观方面被告人也没有参与敲诈一事当中，只是在阻止修路过程，对肖某进行了人生伤害，且肖某受伤不重，故辩护人认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只是一般性的违法行为。
四、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不能成立，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未遂。
根据本案材料和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调查发现，该案件是由被告人王某与其女友恋爱的事情引发的，被害人王某找到被告人王某要其不要管其女友的家事，被告人王某不听，于是被害人易鹏的战友陈涛也找到被告人易鹏，要其不要管其女友的家事，并威胁被告人王某，被告人觉得这样很没面子，对陈某进行了报复并对被害人王某进行敲诈，要其花4000元来解决这件事情，而后在取钱的过程中被害人逃离并报警。当时，被害人是、身上只有200元钱，且200元钱也没有拿出来，4000元是刘某、钟某要被害人拿出来的，4000元是刘某和钟某敲诈勒索的金额。最终，被告人王某当场未取得钱财。
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在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如果针对的是被害人的财物，即使在行为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身伤害，亦不能以本罪论处。而在本案中，被告人是针对被害人的财物而行使暴力，最后的结果是，被告等人并没有当场及最终取得财物。在主观反面，被告等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可以发现被告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因被告等人并没有最终取得财物，故辩护认为应当以敲诈勒索未遂认定本案。
五、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绑架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
根据本案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本案是由被害人陈某散烟一事引起的，2009年元月的一天中午，被告等人在被害人陈某打工的饭店吃饭，其间陈某给被告等人散烟，在给被告人王某散烟的时候，烟掉到地上打湿了，被告人就要被害人再发一根，但被被害人拒绝，被告人王某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其后对被害人进行了轻微的人身伤害，后被害人叫人向被告人王某索要医药费，并想殴打被告人王某，但是被害人叫的人因与被告人王某认识而没有打成，后来刘某等人带被害人到溜冰场，而被告人是后面才去的，随后刘某等人要被害人打电话到家，要其父母过来商量解决的事情。
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根据材料分析，被告等人并没有采取暴力或胁迫等手段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被害人陈辉自愿和他们一起去的溜冰场，而被害人打电话给家人，只是要他们过来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而且被告人并没有参与到将被害人带到溜冰场中，是后来才去的（见被告人王某的第六次讯问笔录），而且在溜冰场待了一会就离开去上网了（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讯问笔录），要刘某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被告人并没有要求刘某去敲诈被害人陈某的财物，仅仅是要求其处理下这件事情，故在主观方面，被害人王某没有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发要求为目的，没有勒索的意图，这一切都是刘某在从中安排，被告人王某也没有以暴力或胁迫等方式来控制被害人的人生自由，等到他们到了溜冰场后，被害人陈某和他的帮手及刘某等人都在一起（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讯问笔录），双方人马都在场，所以当时并没有人限制了被害人陈某的人身自由，其后被害人陈某父母来了，刘某向被害人陈某亲属索要财物，这符合了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在客观上，通过被害人陈某要挟其父母拿钱，也符合敲诈勒索的客观要件，但是因其并没有采取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故不构成绑架罪，而是构成敲诈勒索罪。
鉴于被告人王某在犯罪中一直是处于被动地位，只是机械的服从刘某的安排，主观恶性不深，因其法律意识不强，才会犯下以上错误，而且在讯问过程中主动承认错误，坦白、悔罪态度良好。犯罪后产生的后果也相对较轻，因此请求法院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和“惩前毖后，救人治病”的原则，本着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政策，以改造犯罪分子为目的，可以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绑架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均是共同犯罪，但是，被告人王某主观上在以上五个犯罪中，均无共同犯罪的犯意，因其他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与被告人王某发生过一些纠纷，为了解决纠纷发生的争斗或者超越法律敲诈一些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被告人王某刚满18周岁，对所涉嫌的事件缺乏辨别分析能力，出于江湖义气，王某在整个五个所渉犯罪中，仅仅从中获取200元钱，况且，被告人王某一直都没有对五个所犯罪纠纷结果任其发展下去。因此，请求法庭，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从轻，敲诈勒索罪未遂，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此致
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X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妹XXX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涉及的事实及应适用的法律有了准确的认识。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2008年8月至2010年7月30日期间，被告人XXX在xxXX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施工员、项目部经理。‛而事实上，根据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证人XX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XXX离开XXX有限公司的时间并非2010年7月30日。被害人XXX证实‚2010年8月4日，…我是上午到的XX，到了以后我给XXX打电话，XXX在公司开会。‛（见2010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被害人XXX的询问笔录P2〃第7行）、被害人XXX证实‚8月7日上午，我就到曼哈顿来，走拢XX，XXX在开会…8月9日，我和弟弟XXX下午来到李家沱XX，我们给XXX打电话，他说‘在开会’，我们等了30分钟‛左右，XXX就出来了。‚（见2010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被害人XXX的询问笔录P2〃第11行、倒数
第3行）。XXX证实‚在2010年8月9日15时左右，我、XXX三人到李家沱XX工地项目部大门等签合同的人。过了半小时左右，一男子从项目部办公室里出来，XXX介绍说：‘这个是XX有限公司的经理XXX。’…XXX喊我们等会，现在公司在开会，我回去交代一下。‛（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2〃第12行）。XX证实‚他是2010年8月初，大约是8月4日左右走的。…我是2010年8月4日左右受公司的委派来李家沱XXX工地进行现场管理，我来接工作时，XXX在工地办公室，我见到了XXX的。‛（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笔录P1〃倒数第5行、P2〃第1行）。XXX证实‚大约是8月9日或者8月10日，XXX就走了‚（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笔录P2〃第6行）。综上，被害人与证人证实的被告人任职的时间与公诉机关起诉书中认定的时间相互矛盾，而公诉机关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认定的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任职的时间是区分其是否具备与被害人签订劳务工程合同以及保证该合同得以履行的能力的重要证据。因此，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被告人XXX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从主观上看，被告人XXX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没有诈骗的故意，所以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首先，根据被告人与被害人XXX签订的《建筑工程
外墙保温施工<劳务责任合同>》上载明的签订时间，可以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8月4日（虽然被害人XXX称实际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8月9日，只是签订合同的时候看到被告人签订的8月4日，所以签的2010年8月4日，辩护人认为，此说法违背了一般的社会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应当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为准）。此时，被告人并没有离开XX有限公司。并且，根据XX有限公司的内部规定，被告人作为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其权限包括劳务班组的确定（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1〃最后1行以及2011年4月19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2〃第7行）。所以,作为项目经理的被告人，代表XX有限公司与被害人签订合同，是一种正常的职务行为，被告人具备签订合同以及保证合同得以履行的能力，并非有预谋地进行诈骗。其次，早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知道被害人没有承包到劳务工程后，遂立即委托代理人XXX将其当初收取的3万元保证金退还给被害人。在被害人拒不收取的情况下，被告人又委托代理人将上述款项存放于承办法官XX处，以便被害人随时领取。由此可见，被告人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
2、从客观上看，被告人XXX既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行为，又没有骗取保证金后逃匿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利用自己曾任该公司项目部经理的名
义，私自与XXX签订假工程劳务合同，骗取被害人XXX工程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后逃匿。‛如前所述，被告人并没有私自与被害人签订假工程合同，而是代表公司的一种正常的职务行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骗取保证金后逃匿的行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对证人XX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在X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期间，公司为其办理了V网（即将企业内部的号码加在某个虚拟的网络里面，这个网络里面的码号在互相通话时可以享受优惠），并且由公司支付加入V网的费用。在被告人辞职离开公司以后，已不再是公司的员工，理所当然的会选择更换手机号码。所以被告人并非有意躲避被害人或者公司。其次，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以后，被告人委托了代理人积极参与诉讼。可见被告人并没有逃匿的意思。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规定，被告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符合上述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XX事务所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北京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夏立军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他的一审辩护人，今天出庭参加诉讼。经过会见被告人、阅读案卷材料、分析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本律师对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没有异议，但对公诉人起诉被告人所涉及的具体案件有些异议，现就对被告的涉案案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起诉案件1公诉人提供证据不足于证明是被告人所为。二审裁决书对2009年12月15日的案件事实认定中证明：犯罪人王卫国供述证实2009年12月15日，王卫国“联系大胡子、王
三、还有邱志红，王三又找来张二子，我给他们分了工。” 犯罪人王春个供述证实：“2009年12月份，王卫国和我说通过撞车的方法敲诈司机钱，我同意。王卫国找了邱志红、大胡子，我又找上我大哥王有和张二子。”两人供述认证参案人有王卫国、王春、邱志红、王有、大胡子六人。王卫国和王春在供述中多次提到多次案件的参与人是六人，因此可以认定是这六人参与了2009年12月15日的案件。王卫国虽在供述中提到：“刘传周、夏立军、邱志红负责从外地打车。。”但这是所有案件的分工，不表明该起案件被告人也参与。被害人的供述中也未能证明被告人参与此案。因此辩护人据此认为起诉被告人参与2009年12月15日的敲诈勒索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二、起诉案件6公诉人提供证据不足于证明是被告人所为。
王春在2010年08月11日在松山区看守所第二次询问笔录中提到参与案件至少五人。表明有的敲诈勒索案件是五个人进行。犯罪人王卫国在对2010年7月27日案件中供述道：“参与的人有我、刘传周、王景峰、王俊军、夏立军。”共五人，没有王忠。但王忠的供述中证实：“2010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王彬（王卫国）、王井峰、老王（王春）、刘传周……”,“这次敲诈了司机人民币五千元……被敲诈的出租车是黑丝的……司机是男的河北口音。”可以认定为所说的就是发生在2010年7月27日的案件，表明王忠参与了该案件，但当中没有提到被告人参与。犯罪人王井峰供述证实：“2010年7月某8月初我和阿
四、彬哥、老刘、老王在距离辽宁省凌源市一块玉米地边上，制造了假交通事故，敲诈司机五千块钱。”表明参与该案件中没有被告人。被害人供述中也未表明有被告人的参与，据此，辩护人认为起诉被告人参与2010年08月11日的敲诈勒索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同时辩护人就对被告的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被告人夏立军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从犯
从起因来看，该案件是由王卫国积极策划组织的，夏立军只是被拉入伙，在案件中属于从属地位。
该案件是由王卫国提出制造假的交通案件来敲诈勒索出租车司机，其他犯案人积极响应，由于被告人和其他犯案人原同属狱友，所以被其他犯案人找到。
从主观来讲，虽然被告人参与了此案，但是他只是负责在外叫车，并没有积极主动的预谋敲诈被害人，但被害人反抗不想给予钱财时，被告人并没有积极的实施暴力等恐吓手段，因此，被告人在主观上对实施暴力的行为也就是一种放任的态度。被告人供述中表明被告人发现这种行为危害性后，曾抵制参与活动，拒接电话，拒绝继续参与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人主观上有悔过之心。
从客观上来看，整个案件中被告人夏立军的分工就是把被害人带到事先安排好的地点，他的任务就结束。整个过程被告人均听从王卫国等人的安排。
从分工的角色和地位上看，被告人夏立军只是一个参与者，未参与整个计划的组织谋划，可以看出被告人夏立军在整个案件中也仅仅是一个配角，听从其他人的领导和指挥。
综上所述，根据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被告人在本案中构成从犯，《刑法》规定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依法具有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过程中，表示后悔并希望政府宽大处理。
2、被告人有坦白情节。在公安机关的侦查、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均承认了其参与敲诈勒索行为认罪，态度端正、积极，属于坦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3、被告人案发后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夏立军做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家有老父亲和妻子需要照养，年近四十仍到处打工，现在社会就业生活压力大，其迫于生存压力，采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但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给被告人夏立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酌情考虑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又有利于挽救被告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充分考虑，采纳。
辩护人：翟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
山东AAAAA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RRR的委托，指派AAA律师作为李苓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意见，供法庭参考和采纳：
辩护人对被告人LL犯盗窃罪无异议，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应当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
被告人在犯罪之前，一直靠自己的劳动赚取收入来生活，一贯表现较好，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这次是由于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受到网上一些不良视频的诱导，是这些不良视频教会了其开锁的技术，同时网上还出售相关开锁工具，正是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因素，为其开启了犯罪之门，将其引入犯罪之路。其实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只是因为被告人太年轻，社会经验不足，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终酿成苦果。
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犯罪之后没有一意孤行，不思悔改，而是积极向公安机关坦白其主要的犯罪行为，始终没有拒绝、抗拒，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发破案经过记载：本案案发是在2013年3月7日，被告人除了交待案发当时的犯罪事实之外，对于自2011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的所有犯罪行为，均为被告人主动供述，构成坦白，请法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应当认定有立功表现。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讯问笔录，被告人到案后，揭发HHH收购赃物，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公安机关提供抓捕线索，使公安机关能顺利抓捕HHH归案，对此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四、在本案中，涉案财物共计516920元，其中只有60611元的财物未追回，其余456309元的财物全部被追回并发还受害人，从另一方面讲，减轻了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五、被告人家庭面临严重困难。
由于这次盗窃行为，被告人家中已经是负债累累，需要家里有一位男性来承担起照顾妻子儿女的职责。可是，被告人却因为盗窃，被关押在高墙之内。将心比心，我们可以体会到被告人现在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而被告人的妻子儿女，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又是多么盼望丈夫和父亲能够在自己的身边。被告人的妻子和小孩委托辩护人向法官和检察官求情，请各位在法定的幅度之内高抬贵手，让她们家庭早日团圆，走出困境。
六、庭审至此，大家亲眼所见，被告人一直配合庭审，认罪悔过的态度较好。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代表被告人，代表被告人的丈夫和父母，真诚地请求你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从轻处理，惩戒也是为了教育，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AAAAAAA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及被告人亲属委托，我们作为被告人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公司以及公司董事长孙大午的辩护人，现依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和质证的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 公诉人所指控的大午公司的行为属于合乎民事法律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
首先，从形式上看，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有大午公司出具的“借据”为证。公诉人已经提供了大量这样的借据，其主要内容包括作为抬头的“借据”字样，出借人姓名、借款数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以及借款人大午公司的财务印章。从借贷关系主体来看，这是大午公司向自然人借款的合同。
其次，从有关司法解释来看，大午公司借贷主体以及借贷利率合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是既可有效。”由此可见，企业是完全有权向个人借贷的，大午公司作为企业具有向个人借贷的民事权利能力，借款主体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从借据上看，大午公司借款约定的利率大都是银行贷款利率的1倍多，不超过2倍。因此，大午公司对外借款对利率的约定并不违法。
第三，从实质内容来看，大午公司的确是借款供自己发展生产以及办教育使用，而不是挪作他用或者转贷给他人。大午公司在孙大午先生带领下多年来勤勤恳恳发展生产，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如今资产上亿元的大午集团。在民营企业普遍贷款难背景下，民间借贷为大午公司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基本上局限在员工、员工的亲朋好友以及有经常经济往来的临近乡亲中间。
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我们当然认为民间借贷需要规范。这些规范除了前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以及人民银行通知涉及的借款主体、利率的限制之外，还包括1998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该《取缔办法》把“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款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决定给予取缔和制裁。
且不论该行政法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是否合理--我们将就此问题在后面进一步阐释，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该行政法规并没有清楚界定到底什么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款的行为，更没有充分考虑和民法上的借贷关系相冲突的问题。公司的员工算不算不特定社会公众？员工的亲朋好友算不算“不特定社会公众”？与公司有经常性经济往来的附近村民算不算“不特定社会公众”？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能够证明公司借款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既然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那么公诉方凭什么认定“非法”的数额？
大午公司成长在中国农村，借款对象绝大部分都是与公司员工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或者他们是大午公司的客户--很多农民每年都把自己产出的玉米卖到大午公司，事实上大午公司所谓的“吸收存款”也正是从村民挑来玉米暂时不领走现金开始的。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对于一个成长在中国农村的企业来说，这些沾亲带故的或者有着业务往来的周边村民就属于“特定对象”，属于合法的借贷范畴。
针对公诉人提出的涉及523户总计1400多万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们经过了部分取证查明，其中有283户与大午公司员工有亲友关系或者有经常性业务往来。我们认为，这些农户都属于大午公司合法的借贷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遇到了重重人为设置的障碍。我们来取证的律师在徐水被以“非典”的名义多次盘查，取证律师在一些村庄里听到村大喇叭公开威胁村民不准给大午公司提供证据，为我们提供证据的张庆余等三位大午公司员工在律师离开的第二天就被刑事拘留，至今仍被关押。重重障碍导致取证工作难以进行，对此，我们对本案证据保留提出质疑的权利，同时对与公诉人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持不同意见。
至于大午公司“非法”借贷的范围最后如何确定，无论数额到底是多少，我们认可依据至今仍然有效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进行的处罚。但是，我们必须提请有关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行政法规和民法中民间借贷相矛盾的事实，从根本上说，是法律内在的矛盾导致当事人触犯了法律。事实上，大午公司决定在附近村庄借款的时候，也曾经咨询过法律专业人士并且已经按照律师意见进行了规范，这说明被告人已经尽了注意的义务，至少说明，被告人不具有违法的“故意”。
三 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不应当列入刑法调整的范畴。
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即使部分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应当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而不属于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含义不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做扩大解释，一些学理的以及行政法规的解释不能适用于刑法。公诉人起诉的依据是我国刑法第176条，该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但是，该条并没有解释什么行为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司法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援引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做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的第一次起诉中就是做出了这样的认定。但是，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做出解释，因此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不应当适用于1997年生效的刑法有关条文，如果法院援引国务院的行政命令做出涉及人身自由的刑事判决是违背我国宪法精神的。值得注意的是，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的第二次起诉即本次诉讼中没有提到《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但是，无论是否援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在“刑法”上如何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存款”的解释是：“存款人在保留所有权的条件下，把使用权暂时转让给银行的资金或货币，是银行最重要的信贷资金来源”；《金融大辞典》对“存款”的解释是：“存款人按信用原则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账户上的货币。存款是筹集信贷资金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从事信用活动的基础。”其他各类辞典对存款的解释也大都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存款”是一个金融概念，对应的是贷款，没有贷款也就无所谓存款。一种货币能不能被称为“存款”，不在于普通村民对它怎样理解，而在于货币的实际用途，如果没有被用作贷款，就不是存款。
应当注意的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的，本身就已经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扩大化，把大量的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列入了打击范围，这种扩大化在今天已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正是这个行政法规误导了“存款”的概念。现在，如果继续保持“严打”的态势并把该行政法规对“存款”的解释上升到刑法的高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认为，刑法第176条打击的可以是既存又贷的事实金融行为，而不应当是广泛的民间借贷，不应将其盲目扩大解释。大午公司借钱供自己发展的行为可以做出某些规范--比如规定借款不得超过自有资产的一定比例，但不应当列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列，尤其是不应当列入刑罚打击范畴。
其次，还应当指出的是，大午公司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公诉人指控大午公司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从逻辑上讲，任何民间借贷行为都会造成金融机构资金流减少，也就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扰乱了金融秩序，但是很显然，这样如此广义理解“扰乱金融秩序”是荒唐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些金融机构吸储数额减少就认定扰乱了金融秩序。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大午公司的信用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比率远远优于周边的农信社，从根本上说，与其它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算不上扰乱金融秩序。
大午公司把附近村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发展生产和教育，造福地方百姓；与此相对应的，农信社、邮政储蓄所等一些金融机构却把当地农村有限的资金收集起来输往城市，对农村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大午公司的行为不仅没有危害社会，而且造福了社会。直到孙大午三兄弟被拘捕之前，大午公司一直经营良好，我们知道企业融资需要规范，但规范必须考虑到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现实以及中国农村的现实，至少，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运用刑罚来摧垮它不符合刑法的目的。
总之，要客观理性看待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要慎重对待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民事法律相冲突的问题，尤其需要慎重对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罪与非罪的问题。大午公司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解决了1500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要给周围邻村村民发出600多万元的工资，造福一方百姓；孙大午先生本人勤俭节约，至今住在大午公司集体宿舍，其80多岁的父母至今仍坚持劳动，每到传统节日，周边村庄的老人都会受到公司的帮助。我们在很多村庄里调查的时候，常常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得到周围百姓如此广泛的拥戴而感到吃惊，有的从没有见过孙大午面的老人说起孙大午的遭遇甚至留下了眼泪。如果说法律非要严厉打击这样造福百姓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法律固然有它的稳定性，但法律也必须考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一些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应当成为改革的对象，而不应当提升其地位直至用来解释刑法。
最后，我们提请法院准确理解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含义，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做出判决。
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 许志勇博士
北京博景泓律师事务所 朱久虎律师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 张星水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