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思想

法制思想

法制思想 篇1

此次法制宣传日主要工作在于：大力宣传我校全面落实依法治校基本方略，积极推进依法治校进程的重要举措，宣传推进法治校园建设的重大成就，宣传我校在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发展，宣传我校在提高师生法律素质、提高全校法治化管理水平方面的重大发展。

深入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推动全校进一步形成知法懂法、遵纪守法的浓厚氛围。积极开展与学校发展、师生成长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着眼于服务学校科学发展、发展好每一位教师、教好每一位学生。

进一步加强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促进公平正义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推动法治理念“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

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法制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工作能力和方法。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法制思想 篇2

一、唐代法制的指导思想

1. 德主刑辅。

这一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西周的法制思想虽然仍然是神权法思想, 没有摆脱“天命”、“天罚”的观念, 但西周时期对夏商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 提出了“以德配天”说, 认为上天并不是哪一个部族的祖先, 谁有德谁就

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稳定, 封建皇帝毕竟精力有限, 不可能事必躬亲, 必然需要培养一批忠诚于自己的贵族官僚, 成为封建国家的坚实支柱。赋予了贵族官僚法外特权, 犯罪时也能享有“八议”等特权, 这样就收买了人心, 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为封建皇帝卖命。

因此, 封建法典规定的“八议”制度等目的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 最终是为了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制度一旦与皇帝自身的利益相冲突, 即使是在律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皇帝仍然会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 对这些制度弃而不用。这更加反映了封建社会“八议”制度存在的历史根源和阶级局限性。例如魏晋时期的裴植和鲍勋, 裴植本是南朝的大臣, 后归附于北魏, 为封建国家立下了大功勋, 后来其子裴昕想要逃回南朝, 被抓获之后皇帝以“八议”制度中的“议功”为由宽宥了其逃亡之罪, 然而之后宠爱裴植的宣武帝去世之后, 裴植自己犯了罪, 反而被立即处死, 连“秋冬行刑”的儒家传统法律思想都没有遵守。鲍勋也是反映“八议”制度是封建皇帝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典型案例, 鲍勋之父鲍信为魏武帝曹操夺得天下并保卫其脱离黄巾军的包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曹操因此赐官给鲍信, 让其为国效力。然而曹操死后, 魏文帝继位, 鲍勋多次向魏文帝进谏, 因此触怒魏文帝, 之后鲍勋犯罪, 本属“八议”对象, 魏文帝却不准免除刑罚, 将其处死[3]32。由此看来, “八议”制度虽然为维护封建贵族官僚而存在, 但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皇帝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而已。

三、封建贵族官僚等级特权的弊端及其对当代法制的借鉴意义

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 最终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历能获得天命。统治者是否有德是一个王朝兴衰的根据。那怎样算是有德呢?周初统治者认为必须“敬天保民”。作为宇宙的主宰上天, 不可不敬, 而民心也是天意, 保民也是敬天。保民就要求在经济政治上轻徭薄赋, 在法制上“明德慎罚”。“明德”就是提倡德治, 注重教化;“慎罚”就是适用刑罚要慎重, 不能滥酷, 以教化为主, 先教后刑。“明德慎罚”的思想对后世的法制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也有极大的影响。以先秦儒学为主体, 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家学说而成的儒家思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逐渐成为封建法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儒家思想对封建法制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 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指导了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在法制方面主张“德主刑辅”认为明君治理天下应德刑并举, “大德而少刑”、“刑者, 德之辅也。”治理国家应该以德教为本, 刑狱为末, 才能使社会安定有序。“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 是封建阶级两百多年统治经验的

史的发展趋势。而中国目前已经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但是研究古代历史“八议”制度等贵族官僚等级特权的发展脉络, 发现其中的弊端, 对当代法制的完善也颇有裨益。

“八议”制度是封建法律赋予贵族官僚的特权, 在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存在, 直至清末修律才得以废除。为了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 历朝历代“八议”制度都规定凡“八议”之人犯罪, 均可奏请皇帝裁决, 一般都能减轻甚至免除惩罚。这不仅与法家“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严重不符, 与近代进步的刑法思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比, 也是极其落后的。这是因为, “八议”制度等规定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不同于平民的刑罚特权, 导致“同罪不同罚”。在中国古代, 官僚贵族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地位, 在经济上剥削平民百姓, 而“八议”制度又在法律上规定了贵族官僚享有的等级特权, 这极大地加深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 给平民百姓心理造成更大的创伤, 导致各朝各代农民起义不断, 这也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历史根源。“八议”制度延续数千年, 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虽然现如今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刑法》第四条也明确规定了:“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但是受“八议”制度等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 特权思想的毒瘤仍然存在于少数领导干部的思想中, 有些官员延续了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仍然十分严重。

参考文献

[1]马桂菊.浅谈“八议”制度[J].黑龙江史志, 2009 (5) .

[2]薛云生.唐明律合编卷二[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3]孙韬.略论魏晋南北朝“八议”制度[D].西南政法大学, 2011.

★作者刘俊杰、杨翱宇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

总结。它兼容恩威并用、宽猛相济的功效, 有利于封建阶级的统治。同时它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被其后历代王朝所奉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德主刑辅”的思想仍然得到了继承。隋初, 统治者尚能认识到儒家理论的教化作用, 至后期, 隋朝统治者改奉法家理论, 到晚期, 隋朝统治者破坏法制, 实行暴政, 终于在人民革命的风暴中覆亡。唐初的统治者都参加了隋末的农民运动, 非常重视对隋朝灭亡的教训的总结。认为隋朝之所以会灭亡与它的贪污腐败、实行暴政、不重视教化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并且从隋朝的灭亡中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唐太宗就常说:“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1]。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唐代制定了“先存百姓”、“安国宁人”的基本方针, 采取“轻徭薄赋”、“选用廉吏”政策, 并极力推崇儒家学说, 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历史上得以重新确立。唐初的统治者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2], 把德礼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根本手段, 刑罚是政治教化的辅助手段, 两者缺一不可。这一法制指导思想在唐初得以重新确立后, 被后世历代王朝所尊奉, 成为封建法制重要的法律指导思想。

2. 礼法合一。

所谓“礼法合一”, 即儒家的精神原则已经完全融合到法律之中, 两者水乳交融, 合而为一。礼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 国家产生后, 统治者对原始习俗进行了选择、改造, 保留了其中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那部分, 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些被选择、改造了的礼就成为了早期的习惯法。西周初年, 在周公姬旦的主持下, 以周族原有的习惯法为基础, 结合现实需要, 吸收夏商礼中的有用部分, 制定了一套完备而严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 后人称之为“周公制礼”。周礼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 内容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大到国家的根本制度, 小到人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 礼也是西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 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 在用人上必须使亲者贵, 疏者贱。“尊尊”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 应严格遵守上下等级秩序, 不得犯上作乱。周礼所确定的原则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且也对后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法结合是指儒家法制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对法律的渗透和融合。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 直接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 是礼法结合的典型事例。礼法结合自汉代开始, 在当时主要通过司法和法律注释的渠道实现,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开始直接引礼入律, 将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精神基础并直接将礼的内容规定为法, 直到唐代实现了“礼法合一”, 儒家思想的精神原则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具体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儒家的礼制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确认为法律原则和制度。唐律中的不少制度都直接从儒家经典中照搬或演绎而来, 如唐律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去”原则系《大戴礼记·本命》篇的内容;八议制度即来源于《周礼·秋官》的“八辟”制度, 而“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则是儒家经典中的五服制度和亲亲、尊尊相融合, 经演绎而来;其次唐律的修订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再次唐律的疏议都以儒家理论为标准;最后唐律中的罪名和量刑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唐律中最重的“十恶”罪主要包括侵犯皇权和违反家族伦常的犯罪, 将这两类犯罪列为重罪, 从重惩处, 主要还是因为它们严重违反了儒家思想中的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礼教。由于唐律已经达到了礼法合一, 自汉朝开始的春秋决狱的审判制度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到唐代基本结束。

二、唐代法制的具体原则

在以“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为主的法制指导思想下, 唐代又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法制原则。

1.主张立法宽简与划一。宽即要求刑罚应该宽大, 不搞严刑峻法;简即要求法律要简明扼要, 使百姓一目了然, 知所以避就, 以发挥法的预测作用。在立法宽简精神的指导之下, 唐高祖李渊在制定《武德律》时便废除了隋朝的一切苛法, 唐太宗时期制定的《贞观律》也奉行了这一原则, 废除了兄弟连坐俱死之法, 并且创设了加役刑, 取代断右趾作为减死之罚。唐代对犯罪的处罚比照前朝来说最为宽大, 其主要表现为:重罪条款大为减少, 《贞观律》中就大量地改重为轻, 其中减死为流九十一条, 使得唐律“比古死刑, 殆除其半”[3];废除了酷刑、肉刑, 唐律规定的刑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 死刑又分为绞、斩两等, 因绞可以保全尸, 故比斩轻一等。唐代的刑罚与秦汉律中的具五刑、腰斩、枭首、车裂等酷刑和墨、宫、刖等肉刑及以后明清律中的凌迟、戮尸、剥皮实草等酷刑和刺字、阉割等肉刑相比, 最为宽平;株连范围最窄, 唐律中的株连范围与秦汉律和明清律相比, 株连面是最窄的。法令划一, 即要求所制定的法令不能互相矛盾。法令不一, 必然导致“若欲出罪, 即引轻条;若欲入罪, 即引重条”的弊端。唐太宗要求立法官员在立法时要仔细审核, 不能出现相互矛盾的法律条文。

2.贵、良、贱同罪异罚。唐代将居民分为特权者、良人、贱民三等。特权者包括皇帝、贵族、官僚及其亲属, 他们享有各种法律特权。良人, 又称白丁、凡人, 主要包括农民、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 是人数最多的, 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承担者, 除老幼病残外, 既无特权、也不受歧视。贱民, 分官贱民和私贱民, 官私贱民的地位非常低下, 尤其是其中的奴婢, 相当于主人的财产, 主人可以随意处分, 若主人犯罪, 奴婢随其他财产被国家没收。官僚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由来已久, 尤其是西汉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以后, 官僚享有法律特权逐渐制度化、法律化。西汉创“上请”之制, 曹魏创“八议”之制, 晋、陈立“官当”之制, 隋朝又创“例减”之制, 并将赎刑制度化, 唐律继承和完善了上述制度。唐律规定, 贵族官僚按其品级地位可分别享受“八议”、“请”、“减”、“赎”、“官当”特权。唐代贵族官僚的特权制度继承前代法律规定, 但较前更加全面、系统、完备, 但是官僚贵族的特权被限制在不侵犯皇权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范围内。唐代的良人和贱民也实行同罪异罚制度, 根据唐代法律的规定良人杀伤贱民, 减凡人一至两等治罪, 但贱民杀伤良民, 则加凡人一至两等治罪, 相同的行为和结果, 因身份不同处刑竟相差二至四等。

3. 同居相为隐。

同居相为隐即一定范围内的亲属, 互相窝藏犯罪, 可以减免刑罚。它是对汉代所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继承, 都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形成, 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但唐代的同居相为隐制度更加完备。一方面, 它按照亲等规定了减轻和免于刑事责任的范围, 体现了亲亲原则;另一方面, 它又规定了对谋反、谋大逆、谋叛不得容隐, 处理了在犯罪容隐上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的矛盾, 即有利于封建政权的统治, 又维护了儒家所倡导的伦常关系。

摘要：唐代法律作为我国完备而典型的封建法制的代表, 在继承、吸收前代法制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 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指导思想。这些成熟的法制思想为唐代法制的完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使唐代法制成为中华法系的核心。

关键词：法制思想,儒家思想,德主刑辅,礼法合一

参考文献

[1]《贞观政要·君道》.

[2]《唐律疏议·名例》.

法制思想 篇3

一、把法律知识融入教学中，强化法制意识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

在教学中，笔者努力探索多种途径，创设各种方法，把教材知识和法律知识结合起来，把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课程内容的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利用学生身边的真人真事，生动具体地教育学生，贴近学生实际，进行课堂讲解，启发学生学法、知法、懂法、用法。

1　发挥阵地法制宣传作用。班级宣传阵地是强化法制教育、营造浓厚氛围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板报设计中加入一些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栏目与版面，或是刊载一些学生在法制教育中的学习心得体会等内容，营造良好的法制学习氛围。

2　发挥班会课教育功能。教師在开展班会活动时，可将法制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让学生多熟悉一些法律知识，尤其是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息息相关的内容。比如可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相关法律常识融入其中，强化学生的法制观念，使其更多地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3　注重心理暗示功效。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可以针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时捕捉相关信息和学生交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帮助学生消除思想认识误区，防范于未然。

二、把课堂作为法制宣传的平台，使学生系统了解法律知识

中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法律知识的内容含有很强的专业性术语，仅仅靠教师口头讲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取多种辅助手段，帮助学生了解法律知识。

1　运用导学案，对法律知识进行解读。学生对宪法非常陌生，针对这一现象，在教学《神圣的宪法》时，教师可以在学案上设计知识专题，帮助学生理解宪法是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据，使学生加深对宪法的地位、起源、特性、分类、作用、重要性、法律效力的理解，让学生能够系统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轻松构建知识网络。

2　运用多媒体进行相关信息补充，进行案例分析。在法律知识的讲授中，如果教师不补充相关信息，教学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因而应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手段为教学活动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教学《法律雷池不可越》时，学生虽然明白“凡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做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但不能深刻理解这一含义。教师就需要进行教学信息的补充，以深化教学成效。如可以从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等角度选取素材进行教学补充。通过课件，利用多媒体授课，有利于学生直观地理解法律知识。

三、让活动课成为法制宣传的舞台，培养守法小公民

单纯的说教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只有深入生活实际，才能有所感悟。我们可以借助校园文化建设，活化教学内容，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让学生投身实践，来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

1　通过校园广播，吹响法制号角。选取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校园不良行为进行广播宣传教育，围绕青少年盲目讲义气、涉黄、涉暴、沉溺于网络等方面的惨痛教训，深化学生思想认识，在思想上防微杜渐。通过引导分析这些案件给当事人、受害者及双方家庭带来的伤害，让学生明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为有不良行为的学生敲响警钟，帮助学生树立做遵纪守法好公民的理念。

2　利用班会举案说法，感受法律的尊严。教师可帮助学生搜集一些本地发生的青少年打架斗殴致人伤亡的案例，针对班级内呈现出一些苗头性问题，开展主题班会，让学生现身说法，参与讨论，以引起学生内心情感的震撼。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邀请相关警务人员现场说法，加深对“法不可违”的感悟，从而让学生感受法律的尊严，从小树立做守法公民的观念。

六年级思想品德法制教育教案 篇4

课题：《走向文明·科技带给我们什么》

教学内容：

人教版六年级思想品德上册第一单元《走向文明·科技带给我们什么》 教学目标：

1．感受并体会到科学技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数不清的好处，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认识科技是把双刃剑，学会用辨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两个方面的方法。

3、向学生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感受并体会到科学技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数不清的好处，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难点：认识科技是把双刃剑，学会用辨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两个方面的方法。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活动一：走进时光隧道

1、引导学生想象刀耕火种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师：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年代，那时侯人们生活在没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轮船、飞机的时代，他们用什么照明？用什么做交通工具？怎样传递信息？吃什么东西？（让学生在比较中体会科技成果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2、让学生分小组分别模拟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情景（进一步体会在缺少科学技术的时期，人们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活动二 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1、师：科技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科技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播放课件：视频资料）。

2、课前，老师布置同学们开展“科技在我家”采访调查活动，现在请同学们在小组里交流交流。

首先，要对小组交流提出要求，（1）表格展示式

（2）图文并茂式。与教材第2页呈现的方式一样，将科技成果画成简单的图，在图的旁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表述。

（3）拟人表演式。将某种科技成果拟人化，配上演讲词，进行交流。

在小组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加以指导，尽量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汇报，为班级高质量的交流打下基础。

——白沙镇小学2014——2015学第一学期六年级思想品德集体备课教案——

3、在小组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组织全班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引导学生交流的内容提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让学生进一步明白，科技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好处。

4、在班级交流的基础上，请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科技给我们带来了„„。

5、师结合资料库中的内容讲讲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二、科技是把双刃剑

1、师：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你知道吗？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发现它们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新问题。因此有人说，科技是把双刃剑，我们要警惕它对我们的伤害。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2、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举例说说科技这把双刃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3、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教材第4页中提供的信息，启发学生广泛的思考、发现、交流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生活带来进步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问题。如：电视机的诞生、手机的出现、飞机的发明、天然气的利用、洗涤剂的使用，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方便，还带来了什么问题？

三、组织辩论。

1、学生分小组阅读教材第5页中的克隆技术这一事例，让学生发表意见，谈自己对克隆技术的认识。

2、思考：通过阅读教材中介绍的克隆技术，你了解到了什么？克隆技术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运用克隆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滥用这一技术甚至克隆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3、全班交流

4、向学生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教育学生了解科学，保守国家科技秘密。

三、探讨并交流：人们应该怎样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

法制局干部解放思想学习心得体会 篇5

回顾30年前，已故邓小平先生提出了国家要“改革开放”的口号，首先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勇于突破我们思想上的禁区，要勇于解脱束缚我们前进的思想上的绳索。在这种口号的指引下，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表现出了一股“敢撞敢干”的精神。不争论，模着石头过河，时间就是金钱等一系列带有标志性的宣传语清晰地印证了当时人们的整个思想状态。广东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开拓进取，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实现了珠三角州人民早日过小康生活的梦想。从全国来看，广东的探索实践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例证，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三十年来，广东的发展不仅为全省人民的生活改善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30年的发展，我省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环境下，一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主要体现在我们过去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忽视了对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利用，忽视了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等。

随着社会继续向前迈进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感受到资源环境等因素制约带来的压力。知识经济的不发达，表面上经济增长很快，但实际上我们是靠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加大科技在生产中的比重，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我市而言，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市是欠发达地区，近些年来通过引进几家大型企业带动了我市的整个经济发展，但是我市也不能在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中，全盘吸收，也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已经淘汰，落后的污染行业，即便是能创造更多的税收，我市也不能接纳。山区的生态环境是我市的一大优势，我们不能片面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牺牲了环境。这既是前车之鉴，也是后事之师。

结合法制局的工作，我局关键是在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前提下，认真做好每一件法制工作，为维护我市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法制局的工作需要个人去落实，法制局工作的好坏由个人的工作水平决定，因此，作为法制局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对政策法规的认识水平，提高办案能力。目前要在工作效率和质量上下功夫，运用好电脑提高工作效率，要做好出庭应诉的各项准备工作，维护好政府的形象，要有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把学习和工作放在首位，这些是解放思想学习活动的应有内容。借解放思想学习之际，真正提高法制局为群众服务水平。

面临新的形势，法制工作需要转变思维和创新工作思路：一是要找准自身的目标，要始终服从和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二是要以推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依法行政工作为己任，为我市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而努力；三是要为政府领导决策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发挥较好的参谋和助手作用。所有上述工作，均离不开法制工作者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如果法制工作者还停留在对政策、法律的简单、肤浅认识上，我们就很难说找准了目标，发挥了作用。法制工作者要以务实，谦虚、谨慎的作风投入到对法律、政策知识的学习上，并同实践很好相结合。把握好法律、政策同实践的关系，就是不能拿着条文生搬硬套，否则，我们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法制思想 篇6

摘要：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民主是有限制的民主，至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法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活动。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宏观上讲，或者从哲学上讲，这种说法是不矛盾的，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如果具体一些，现实一些，那么在具体的法律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尴尬的时候。

关键词：民主中国共产党法制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至今已经十年有余，可是现实情况却着实令人堪忧。在如今的司法实践中，以行政干预司法，以党政干预司法的事件层出不穷。

今年更是爆出了震惊全国的陕西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案。一起简单的矿权纠纷案，经过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至今仍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生效的判决，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于今年3月1日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了法院判决，而据称其中也受到了党委以维稳为理由的支持。这是典型的以党政代行政，以行政权力公然否定司法判决。可悲的是在号召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司法的作用被放到了效力阶梯的最底层。

这也是目前我国司法改革无法继续深入进行的状况的集中体现。似乎问题已经拐进了死胡同。其实不然，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看似缺乏理论基础，但向前追溯我们却可以从邓小平同志的法律思想中窥视一二。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首创者和实践者，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地重视和系统地论述中国特色的法律理论。比起他的经济改革理论、政治改革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等，他对法律的看法是粗线条的，是零散的。也就是说，他对法律的看法，不是专门地以一个严格法学家的角度来论述法律的问题，而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涉及到了法律问题；他不是从法律现象内部去探讨法律问题，而是从法律外部去描述法律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邓小平的法律思想”比提“邓小平的法律理论”似乎要科学一些。

那么在邓小平同志的眼中，“民主、中国共产党与法制”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邓小平反复论述过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提出了民主的法制化的观点。但是，民主的含义是什么，邓小平自己也承认是一个很难表达的问题。不过肯定的是，邓小平明确表示，他理解的民主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即三权分立、多党制、两院制和普选制，也就是不同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政治制度。

从思想进程上看，邓小平的民主思想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一个是50、60年代的“小民主”，一个是1978年后的“民主集中制”。

1946年，邓小平提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具体内容是，在组织上在行政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政策性质上，要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在这个联合专政中，更接近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以保证共产党在联合专政中的优势。在这种民主的政权下，党、军队和群众团体都要遵守政府的法令，“在人民中间，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受审理案件，维护社会秩序，避免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1）（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5、119页。）这是一种朴素的民主观，接近民主的原始含义，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民主制度的反映。1957年，邓小平说：“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

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3页。）按照《邓小平文选》的注释，“大、小民主”用语源于毛泽东，大民主指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时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邓小平所指的大民主是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小民主指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邓小平把小民主形象地比喻为“出气”，他建议在各种会议上，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各种场合，“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1962年，他说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省、各地区、各县不合适进行“普遍”的“出气”大会，而在省一级，在省的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或者书记处这样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一级的委员会内部，有必要开开会，出出气。（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3页。）“出气”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1978年以后，邓小平审慎地思考和对待中国特色的民主问题，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包括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民主，包括扩大经营自主权的经济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在民主和法制的关系上，邓小平的经典提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会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360页。）并且认为，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他主张“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为此，他反对在中国实行诸如三权分立、多党制、两院制和普选制的西方民主制度。他说，如果中国采用这些制度，那么就会“乱套”，就会产生“**”，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也就是导致无政府状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196、242页。）

这里自然地引申出邓小平法律思想中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和法律的关系。应该说，邓小平自始至终都把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的法律活动区别开来。1941年，他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是国民党的遗毒，是缺乏民主习惯的表现，并把“以党治国”的表现总结为三条：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群众的拥护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干涉政府的工作，改变政府的法令；脱离群众，不能反映群众的意见，自以为是。结果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进而他提出了党对民主政权正确领导的原则，即指导和监督，指导使党的主张能够通过政权去实行，监督使政权合乎民主的统一战线原则。（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1956年，邓小平详细地界定了党与国家机关的工作界限：“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机关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美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6—237页。）1980年，他认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提出党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不兼任政府工作，而是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体系，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1986年，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反复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民主是有限制的民主，至少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法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活动。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宏观上讲，或者从哲学上讲，这种说法是不矛盾的，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如果具体一些，现实一些，那么在具体的法律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尴尬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民主问题。民主毕竟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是政权的组织形式之一。最先完整论述这个问题的思想家要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按照政治统治的目的和统治者的人数将政体分为六种。在为城邦幸福而统治的正宗政体中，有一个执政的君主政体，有少数人执政的贵族政体，有多数人执政的共和政体；在不照顾城邦幸福的变态政体中，有一人执政的僭主政体，有少数人执政的寡头政体，有多数人执政的平民政体。（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134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共和政体和平民政体是区分开来的，共和政体是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全体人民的公益，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归依，而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到孟德斯鸠的时候，他把政体简单明确为三种：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共和政体中，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体。（注：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页。）卢梭则把这种共和制极端化了，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主权说”，“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第2版，第24—26页。）这些都是西方关于民主理论的经典。正是在这些经典指导之下，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实现这些民主而建立了普选、自由、法治、分权、平等和代议制等等制度。应该说，从民主一词的原始含义上讲，即从民主指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上讲，邓小平的民主含义与西方民主的经典含义并无明显的冲突之处，从形式上看，邓小平的“小民主”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制”和孟德斯鸠的“共和政体”有近似的含义，而其“大民主”则与亚里士多德的“平民政体”有近似的含义。但是在如何实现这种民主的方式上，他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即反对西方近代的分权制、多党制、两院制和普选制，而主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我国的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一方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权属于人民所有，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坚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又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问题是，当人民代表大会与党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当有人试图利用人民代表大会来反党的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可以说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党忠实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党毕竟与人民不是同一主体，每一个人民不是自己想成为党员就成为党员，而是当他想成为党员而党又认为他合乎一个党员的标准时，他才可能成为党员。党与人民利益的普遍一致性并不能否定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之间的非一致性。宪法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解释。这个情况同样存在于法制问题上，更突出的是，宪法问题或政治问题带有全局性和一般性，而法律实践带有个别性和具体性。在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机关体制改革的理论中，他认为党要管大事，不应该干涉国家机关的专门活动，但是在法律实践上，国家机关体系和党的体系同样存在，在疑难问题和重大问题上，党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一般问题上，我们可以认为一般允许存在个别的例外，但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一个对于一般来说的个别情况实际上涉及了一部分人或者一个人的全部法律权利。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作为党的干部的法官，是服从党的命令？还是服从法律？他受党的监督？还是接受人民的监督？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解释。

当然，邓小平有他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也非常充分非常实际，那就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有太多专制传统太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因为我国有太多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因为人们的文化素质太低，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发展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的民族。（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第3卷，第163、220、242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和中国特色的法制之路。在教育人民的过程中，不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不太民主走向比较民主到达较高的民主，从不太讲求法制走向比较讲求法制到达较高程度的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确是一位大公无私，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政治家。

注释：

法制思想 篇7

一 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方面,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这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髓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 实行法治是社会历史的进步, 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前进方向。邓小平在我们党内首次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提到了战略性位置, 全面分析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提出了要推进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 为我国走向法制社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民主与法制, 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 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 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 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 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1980年他再次强调,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 “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 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 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 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 这只能是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 使国家更难民主化, 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 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民主与法治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 没有民主, 法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 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意义;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表现形式, 更是其有力保障;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民主难以真正实现。只有处理好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有机统一, 努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 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 这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髓。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开端, 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所在。

二 在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方面, 阐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 是依法治国的领导核心, 这是历史的最终选择。但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内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 导致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轻视法制、以党代言、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 阻碍了依法治国的进程。邓小平明确反对“以党治国”, 多次论述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阐明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1980年8月,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 提出了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要放在第一位”。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强调说:“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 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 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邓小平关于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 是在治国的政治方略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政治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而有效的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政府职能得到了转变, 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大力加强, 村民自治制度得以建立, 人民当家作主有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历史教训已经深刻证明, 必须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之路。邓小平关于“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执政党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为执政党建立依法治国的执政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 在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方面, 提出“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这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行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 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 发展国民经济, 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 一天也不能耽误。”其“两手抓”的思想是对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最精确、最主要的论述。邓小平在总结过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抓革命”方式“促生产”的惨痛教训后, 在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的同时, 认识到法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经济基础决定, 又服务于经济基础, 提出既要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二者并重的思想。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有两手, 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 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 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他曾反复地告诫人们:“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邓小平法制思想提出的“两手抓”既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重视抓法制建设, 它高瞻远瞩地深刻地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有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 同时也存在诱发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正当竞争等不良趋向,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以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邓小平法制思想对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论述将中国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 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伟大的理论创新, 实践中进一步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 对法制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 在法治与人治关系方面, 强调“要通过改革, 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 这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基本目标

人治主张依靠执权者绝对的个人权威来统治国家, 推崇领导者个人能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 反对个人权力的扩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年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在比较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反对人治, 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的思想。1986年, 他首次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要通过改革, 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邓小平在与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谈话时曾明确表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 这样是危险的, 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 是靠不住的, 很容易出问题。”他在南方谈话中也明确指出, 治理国家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

现代法治强调法律的至上权威,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马克思曾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也就是说, 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邓小平法制思想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符合现代法治观念, 既坚持法律的极大权威又坚持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了任何权利任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树立了法律的最高权威, 启发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型国家的关键和前提。邓小平法制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性原则。

五 结束语

邓小平法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纲领性指南。它首次将民主与法制放在战略性位置, 解决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问题, 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强调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 坚持依法治国。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引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要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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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27、373～374、404[3]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27、373～374、404

法制思想 篇8

关键词：法制教育；初中思想品德；传媒手段

随着各种传媒工具的发展，初中生接收各种信息的渠道也在不断增加。而由于一些网络传媒等监管的不够完善，导致一些不健康甚至是犯罪的信息也传播给了初中生。初中这个年龄段正是学生青春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人生理念成型的重要阶段。在亲人长辈都忙于工作的当下，初中生法制观念的形成就需要在学校教师的帮助下完成。因而将法制教育融入初中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中，加强法制教育的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初中生法制教育缺失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

初中生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还处于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时期。在法制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初中生往往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人身安全，还会无意识地犯下过错。现在的初中生受到一些帮派电视剧的影响，会比较重视义气，从而导致初中生群体斗殴事件的发生，而由于缺乏法律观念的约束，在斗殴中缺少分寸，往往会造成一些人员的伤害甚至死亡。一些社会上的犯罪分子也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初中生，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受害的初中生往往无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身，也使得罪恶得到纵容，导致初中生的受害群体不断壮大。这些都是因为初中生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制教育不到位而引起的。因此，将法制教育融入初中生的思想品德课本，从初中就实施法律法规的教育工作，将法律的思想植入初中生的理念之中，甚至将法制教育宣传到各个角落，让初中生能更好也更方便地接受法律知识，从而约束自身的行为，杜绝青少年犯罪的发生，也避免青少年长大后违法乱纪。在受到犯罪分子侵犯后，也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保护自己的人生安全。法制教育从初中开始，因为初中正是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关键阶段。

二、法制教育融入初中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施措施

1、法制教育知识的丰富。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知识编辑小组，收集和丰富切实与初中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网罗具体的案例分析，将知识点从简单到复杂，由点到面地进行安排编辑。尽可能地赋予相关法律知识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形象，使初中生能够有效地吸收和理解，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会运用。

2、严格执行法制教育教学。教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法制教育，严格执行法制教育教学任务安排，加大对法制教育执行力度的监管，將法制教育课程安排同学生掌握情况相结合，对一线教师进行考核。通过考试的方式来了解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所有相关部门、人员都应对法制教育给予高度的重视，只有众志成城，才能实现初中生法律相关知识的有效培养。

3、有效利用传媒手段，加强法制教育的宣传。除去在思想品德课本中融入相关法制教育知识外，要充分利用传媒手段，加强和扩大对法制教育知识的宣传。在策划板报时，专门设立法制教育板块，报纸、网络、电视也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要明确案例分析，条理要清晰，且有层次感。在对犯罪案件分析时，要严肃认真，决不采取避讳的态度，清晰地分析犯罪事件的结果和影响，并给出法律层次的判断和结论。教师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补充、扩大和延伸，通过社会实践活功，为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自然、培育健康心理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如：学习有关法律的知识后，组织学生设计案例，进行法庭模拟；学习完青春的烦恼，组织学生开设青春烦恼收购站等等。也可以开展拔河比赛、篮球赛，还可以让学生进行调查、采访等活动。

4、围绕初中生生活进行举例分析。法制教育可从小事抓起，对于初中生生活中极易发现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举例分析。如对青少年打架斗殴事件进行客观的分析，将事件造成的对受害人、当事人及双方各自的家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告知学生，促使学生自行思考，敲响警钟，从而防微杜渐，严格以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

5、将思想品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融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初中正是学生树立人生理念和价值观的重要阶段。通过全面系统地展开法制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教学工作，使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为初中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理念的形成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和后盾。

法制教育从初中生开始，从初中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课本开始。加强对法制教育的重视力度和执行力度，加大对法律知识的宣传推广，消除因法律知识缺失而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知法、懂法、守法和用法，从而构建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思想品德教育是初中思想品德教学最重要的内容，一种行为品德的发生，总以一定的品德认识为基础，受品德情感的推动，受品德意志的维持和调节。教师要尽力挖掘教材中健康、愉快的情感去感染自己的教育对象，使其产生强烈而积极的内心体验，从而把自己的教育要求内化为学生的动机与需要。因此课堂教学中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榜样示范，通过调查参观等社会实践活动，把教育延伸到课外，使其由“知”迈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