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清华大学演讲(精选4篇)
10月9日晚,央视主持人柴静来到了清华大学的课堂,与众多学生朋友一起分享了记者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在2个小时的讲座中,柴静一如往常,沉静而不失坚毅地叙述着自己在采访中的心路历程。讲座中,央视的“你幸福吗?”的调查屡次被提及。(10月11日新民网)
央视“你幸福吗?”的调查,屡屡遭遇雷人回答,有的答非所问“我姓曾”,有的转移话题“队被人插了”„„连日来,“你幸福吗?”还在发酵,雷人回答正在走红。比如柴静在清华大学演讲,屡次被问及“你幸福吗?”而柴静的回答也“雷人”,让人听着就是一种“幸福”。
从19岁开始在电台作主持人,后进入央视,今年已经36岁的柴静在事业上风生水起,但个人感情生活讳莫如深。在回答好奇的学生提问“柴静,你幸福吗?”这个问题时,聪明的柴静没有透露个人的感情生活,而是用胡适的一句话来回答:“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听了柴静的回答,想必听众朋友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而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笔者就深深地喜欢柴静的这个回答——睿智、理性、知性的想象跃然眼前。
干记者这一行,有常人想象不到的许多酸甜苦辣。柴静引起公众的注意,是2003年在SARS病房采访时。要知道,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干革命工作呀,一些医生也为此而失去了生命,怎不令人对作为弱女子的柴静的敬业精神肃然起敬?尤其是柴静讲道,她自己20多岁就开始做调查报道,这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新闻史上“空前绝后”的事情,被年仅20多岁、时年36岁的一名女记者干了,怎不令我等从事新闻工作的男子汉大丈夫羞愧汗颜?特别是柴静引用电影《少林寺》中的一个典故:“和尚和记者都是需要能自持的行当”,来形容自己在记者生涯中遇到的外界的诱惑和内心的困扰,可谓道出了千千万万记者的心声,吐露了有着“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的种种荣光和无助。
柴静的演讲,一如她的采访——深入细致,丝丝入微;一如她的主持——沉静而不失坚毅,娓娓道来入脑入心。比如,谈及央视“你幸福吗?”的这个调查,柴进回答非常客观公正,既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主动即自由”,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种提问方式是简单粗暴,无视被采访对象的心里感受的行为。对于柴静的这个回答,不知各位听官感受如何,作为个人而言,我会给出满分。
“你幸福吗?”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和心境之下有不同的回答。听了柴静演讲之后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除了“幸福”还是“幸福”。在柴静的演讲中,我们能够学到一个人做人的原则——说真话、做实事,一个人干工作的准则——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特别是学到柴静作为一名记者,身上不仅有一种责任和担当,而且有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和永远向前的动力,你不觉得“幸福”吗?人人学柴静,何愁社会不进步、不文明、不发展、不和谐?人人如柴静,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好、什么工作不能推进?当然,这还需要柴静一如既往、一以贯之。
(2012年12月15日)
主持人:
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当中来到图书馆这个地方参加柴静新书首发式,当我接到她电话的时候也特别高兴,我突然有一种被人看得起的感觉,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心里此时此刻虽然激动不在了,但是那份感激和感谢依然在这儿,我也相信这份感谢会延长很久的时候。我跟柴静在当年CCTV的同事,曾经带我做了7期的《24小时》,在那个星期当中突然发现碰到一个好团队,碰到一个优秀的搭档,对你的专业得有多大的提升。
后来我们俩一起在《看见》,有过三个月的周末版的合作,在那三个月当中,一直到最后我始终坚持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谁也别想让我到那儿去毁说想留在《看见》。但是事物愿违,最终没有与柴老一起共事。但是我接到她这样的电话邀请,非常开心,开心的道理是还可以见到好几个我尊重的人,其中有来自我最爱的平台CCTV的白老岩松、崔老永元,包括经常跟柴静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现应该是特邀的总编辑,读库的总编六歌。当然还有罗老永浩先生,他们会上台前跟大家对话。我专门到化妆间看了柴老,她非常重视今天,她化妆了。我说我显然跟你不是走一个套路的,我走的是崔老的话,已经不再走偶像的路了,我希望能够靠实力今后在电视圈里混下去。
我说你今天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请这些明星级的人来到今天的现场?我说今天现场还有么多的,有一百多家的媒体。她说,我不想让你来变成一个大型活动的主持,我甚至不想把它变成新书的大型推介,我希望变成是一个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简而言之就是一场朋友的聚会。
希望大家今天通过柴静和她的朋友们这样心与心的沟通,这样一场朋友的聚会,能够更多地去了解柴静,了解她的第二本书《看见》。
接下来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四位贵宾,他们将轮番上场,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讲,同时在我旁边的访谈区跟柴静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
今天的新书首发有一个推介的短片,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先来看一下短片。果然是很强大的,这个片子拍出来一看就是国家级的水平。来吧,我们就掌声来欢迎今天的主角——柴静。接下来由柴老跟大家沟通20分钟。柴静: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观众和读者,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
在看了刚才的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你为什么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就还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然后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反思和批评。我原来想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里面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他是上帝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都只有结论。我看不出柴老师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跟人性的本能是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遮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做出评价,人在想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不正确的,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你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
当时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路做的,所以困窘可想而知。当年陈虻老骂我们,当时拿一个年轻人的片子说事,把四个智障的孩子带在家里,还抚养这几个孩子。感觉很感动,但是感觉不对劲,就把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吗?”记者说:“收。”“收多少钱?”“一个人两三万吧。”扣掉所有的钱也高于老师的工资。在我不知道收钱的情况下,老师给智障孩子订作业本让我感动,但是知道了之后就不一样了。然后陈虻就问记者:“谁教给你的?你有自己的思想吗?谁教给你这个的?”陈虻说得很对,当时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像外宾了。
然后我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找了各种方式,想学音乐。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小提琴会拉一个曲子,会拉白毛女,手风琴会拉铁道游击队。这是当年的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中文娱最表现的是人,但是我们音乐中的人要么是战斗者,要么是控诉者,这个模式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是逆反的、反对的,但是稍不留神你就成为你最反对的人,你怎么解除它是最困难的事情。那时候陈虻老骂我,审个片子拿过来骂我说,你是机器人吗?就拿回去改,改完之后再给他看,这次说得很温和,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就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驻着它很长时间,很安全,突然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有那么强健,不知道怎么走,就瘫到在地。后来陈虻说你去吧,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用,不撞南墙没有什么用。他说得对,撞上了南墙头破血流才有感受,思想的感受才不会僵化,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会侵入你的心灵,击破你的模式,摧跨你的概念。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这十年中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当下的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到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翻在地上,椅子是四脚朝天。当时我看现场,只给我看墙上的小黑板,上面写着22个名字,绝大多数后面写着肺炎的名字。医生跟我说其实是非典,他说病人不知情,可是医生知情吗?医生知情。他们连隔离服也没有。我问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他就指了指这儿(心脏的位置),说在心里区分。我说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几乎是木然的沉痛,是想让年轻人心里理解什么是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我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所以我不敢如此轻慢了,因为准确二字事关其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等,一说平等就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后来我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我想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眼的10分钟里面,我发现感受的不是他的感受,是唤醒的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一次中学上学的路上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地上,头磕在马路沿的时候。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给他妻子,那个女人看了花后来搬出一个相册给我看,贴满了家里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跟丈夫的合影旁边有一个玫瑰花,这个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提醒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她把所有的叶子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得特别好。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是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相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为生活所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2007年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周正龙穿着大棉袄坐在地里,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着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个人认为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棉袄坐在漫山遍野的麦苗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能从土地当中拉出一个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这人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总喜欢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苦。大家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我们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买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收了1000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是**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节目播出之后,案件审理、评判,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他们都写了遗书,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不同的论述相互殴斗,才能接近事实本来的面目,才能保证自己不成为自己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比如采访犯了错误的人,不问他说,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欠意?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提醒过我,但我不以为错,我觉得这个人是为了社会向善、向好,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这个是设立在一个医院里的,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的整个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一声令下,所有学生都向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搂着他,大家都仰面大声号哭,我绕着他们转了一圈,我发现他们脸上都是干干,泪声全无。我采访了一个女孩,她说电击一点都不疼,就像文字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后来我发现他脸上突然留下眼泪,我说你为什么痛苦?她说我不痛苦。我说你为什么流泪?她说我没有流泪。这个时候他的眼泪已经流到腮帮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个泪水重重的砸在裤子上。在采访的时候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她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吗?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欠意跟忏悔?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处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会导致普通的虚伪。所以采访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
在这本书当中,我写下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晃动不安的状态当中,有人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引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既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渡,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
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为的是这个世界真正属于人的实质,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在20岁的日记里面看到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说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这页就完了,我还好奇,是什么?翻过来一看,小柴当年写了一句,我想不断完善自己。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在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的。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有无限长,永无劲头。想到这一点我也就觉得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把一个小孩采访中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那儿,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孩子十年的德国志愿者,我说我怎么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有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我们需要共同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是关于这个书的封面,这个书的封面是„„选择和设计的,当时挣钱我的意见的时候我说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微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时候采访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山村之一,有几百户人家,青壮年大部分出去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85%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说允许你睡一觉起来又翻悔,五天之内允许你翻悔,重新召集大家开会,有一个条件,你得负责全村人务工的费用,免得你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五次最后的结果是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安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着边的时候,我在想,当年我们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得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个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根本没听说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一个信念,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刻意去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我们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他们之前没有安排广州,是因为告诉我说,在广州,人们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但今天来了,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不至于那么悲观。来之前,刚才有北京的朋友电话我说,听微博上说来了很多人,他说怕现场出麻烦,我说我有这个把握应该是不会的。因为那天在西单的时候,也来了三四千人。当时在地下车库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个弯。那时候,西单图书大厦的保安就特别担心,然后,人在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声音会提得很高,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肢体动作,会很着急,说话也会比较……不那么考究。我一开始会有点儿担心我的读者跟他们发生冲突,后来这个保安过了一会儿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保安脸上特别顺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很少看到这样的读者。他说下去的时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轻人排在一块儿,没有喧哗、地上没有垃圾、彼此没有冲突。他说,我本来是气势汹汹地下去的,结果他们还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声音也就低下来,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汇聚在方所,这是阅读带来的力量。谢谢大家!
大家今天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你们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环境里面,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医杂志,和我妈那个批判胡风的文件,这么一个滋养,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丰沛和强壮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他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能够有一份相对从容、无视喧嚣的一点点气息,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我小时候能够看的那个杂志叫《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现在你们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杂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发刊词,是他们的总编写的,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他列了十条。第一条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你却不去关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然后,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一个讲话的时候总是说“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
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老师和家长还没有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启发的契机,才开始心灵中土壤的一点点培育。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
讲到第二本书,我写到在20xx年的时候,我面临我的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让我写这本书。一次是我离开新闻调查,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这两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从原来的生活里面,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来,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向你解释,你所有的安全跟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再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靠什么来开始,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来寻找共鸣。
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顾准文集》。简单地说,这不是一本书,因为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包括了书信,包括他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对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的,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上海财政局的局长,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被拿掉自己的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不听话,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睡不着觉,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然后又再喧嚣起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报章杂志之学,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样一个气氛当中,定下心来,把脚扎进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学。他以那个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他拼命去学习数学,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着紧紧地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一颗石子是知识,一颗石子是逻辑。他抱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求实。
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在当年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他交代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两个字,叫“读史”。一个人能够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能够以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现实。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他当时在那边做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捡粪。他以后做到了,新鲜的粪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劳动。他跪在地里面劳动、血肉模糊,这是他的处境。但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心中有愤怒吗?有的。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更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
但他内心让我最触动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不赞美、不责难,只求了解认识,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担子,在终于回城的时候,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看凋敝的农村。他说他心里面那时候像刀割一样。一个人试图冷静地观察,又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他教给我,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事的态度。
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条河边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时候,带着一个白色的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为文革期间服毒自杀的的妻子服丧。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绿色的,放在自己案头。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买这盏台灯,他说,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以此夜读。这盏台灯让我心里面也很难受。每次从我的窗头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顾准生在此世,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曾经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经受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现实的最顶端,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任何事情权力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我说,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采访的知识要多于任何一个从业者。
在这两年当中,我反复看他的书,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本书当中,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一个情爱故事,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他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挡了这个事件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这个通往人心灵的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见。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结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深渊在我必报应”。但他后来自己说,在他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过了他对道德的判断。以致于这棵树上的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茂,开出越来越多的花朵。人们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简陋的判断,而抵达人的心灵。他在这本书当中,对安娜、对安娜的丈夫、对安娜的情人,每个人物都给与同等程度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这也使这个事件得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他的书对我有一个启发。我曾经以为采访的客观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有可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本来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什么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产生。
那么有人会问说,我们阅读、我们认识世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我的终点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人。
1.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都能够以一份相对从容,而不是喧嚣的气息,都是书本教给他的东西。
2.《读者》——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编辑?10条
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不去关的人不可以,一个经常讽刺善良的人不可以,一个说我我我的人不可以。.来自陌生人的启发和契机再开始心灵一点点土壤的培育,所以我是读书构成的。4.2009年离开新闻调查,引领我进入中央的陈牤趋势。两个大事件将她从固有的原以为坚固的土壤里连根拔起,移栽到其他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解释,你所有的归属感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他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靠什么来开始?我靠阅读开始。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寻找共鸣。
5.影响最深的是《顾准文集》——定下心来,有志于学。依靠两颗石子——知识和逻辑。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以一种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当他明白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认识现实。
6.顾准下放河南商鞅——捡粪。在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他心中有愤怒吗?有的,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
7.柴静写的文章——《非此不可!非此不可!》
8.采访的印象最深的人——托尔斯泰。从结论出发,倒退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达了这个事件当中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通往人心灵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了道德的偏见。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对心灵的了解超过了对道德判断,以至于这棵树上的枝条越来越繁茂,开出了花朵。人们也超越了对小市道德的简陋和廉价的判断,而到达了心灵。给每一个人物给予同等程度的了解,他不是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了每一方。在深化的过程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得到了同时的呈现,这也使世界呈现出了本来的面目。
9.阅读世界有什么意义吗?她问自己有什么目的?没有任何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目的,尤其是自称成功的伟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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