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

死刑（共8篇）

死刑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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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1月09日13:02 南方周末

中美三位学者谈是否应废除死刑

背景资料：死刑废止的历史溯源

2002年12月9日至10日，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也许是巧合，湘潭恰好是一贯主张“少杀”、“慎杀”的毛泽东的故乡，而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逐步地达到完全

废除死刑”主张的刘少奇，其故乡离湘潭也不远。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中心、湘潭大学联合主办，30余位中外法学者与会。据了解，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死刑为中心的大型国际研讨会。

尽管废除死刑之说在我国才刚刚开始，不过，从200多年前贝卡里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

死刑保留论者如是说

历览古往今来支持死刑的论证，以下“经典”论据是常常被提及的：

第一，对可能犯罪的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

刑罚越严厉，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威吓作用就越大。而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人的生命更可怖。所谓“杀一儆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对罪犯本人，死刑可以从根本上制止其再犯罪。

如果没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终身监禁，他还是有可能在监狱中犯罪，例如杀人、越狱、殴伤其他囚犯等。只有将其处死，才可以防止他继续犯罪。

第三，死刑是重罪犯人应得的报应，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

死刑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满足人们本能的报复心。对那些用残忍手段杀害无辜者的犯罪人，理应受到相同的或相称的处罚，而死刑就是最公平的惩罚，否则，就意味着被害人生命不如犯罪人生命重要。对严重的犯罪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国从古流传至今的谚语“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就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中国民众看来，“罪大恶极”，便“死有余辜”。

第四，死刑比长期监禁那些最危险的犯罪人更省钱。

处决一名死囚，只需要花费一枪、一针的代价，长期监禁则需要支出大量的财政费用，而保留了生命的犯罪人，在长期监禁中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很小。

与会学者力主限制乃至废除死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年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教授等认为，在中国，无论是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都是为了保障人权；不能把死刑的存废绝对化；但是，削减、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符合人权保障的大趋势。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再次延续了200余年来的死刑存废之争，但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死刑到底存还是废，而是争辩谁的论据更有助于驳倒死刑保留论。可以说，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已成为与会者的主流观点。

归纳学者们的意见，死刑保留论者的观点受到如下挑战：

第一，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证据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学者引用了1988年联合国关于死刑与杀人率之间联系的研究报告，其结论为：不能证明死刑具有比终身监禁更大的遏制效果。在实证研究了1983年以来中国故意杀人罪案件数量和罪犯人数的变动情况后，胡云腾教授认为，重刑的威慑效果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缩短的趋势。来自立陶宛的塔玛拉·波前经娜教授说，立陶宛1999年废除死刑后，犯罪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即使人们同意刑罚的目的在于阻吓将来犯罪的发生，也不一定要坚持惟有死刑才可达到最大的威慑作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民教授认为，事实已经证明，存在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而以无期徒刑为最高刑的国家，死刑与无期徒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是相等的。

第二，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道路。

有资料显示，谋杀犯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被释放后，都极不可能再犯他罪。湘潭大学法学院邱兴隆教授说，由于不能区分哪些杀人犯会再犯罪，那么，将所有的杀人犯都处死就是不正当的。长期监禁一样可以阻止现有的死刑犯再犯罪，达到其与社会隔离的防范目的。

中国刑法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赵秉法教授还认为，死刑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除人内心的恶，这无疑是将生命作为刑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改造犯罪人的观念却被悬置起来。

第三，死刑是远古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遗留。

有学者认为，报应论的公平原则虽然是合理的，但有些情况下，执法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对罪犯施以惩罚。例如，没理由判处强奸犯受害者反过来强奸，也没道理判决杀人全家的凶手要由受害者杀掉其全家。因此，不能说只有将杀人者判死刑才算是公平的。如果人们同意终身监禁是最高的刑罚，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此刑也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杀人偿命”，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原始的同态复仇观念如出一辙。古人以残酷的肉刑、肢体刑对付伤害罪，以五花八门的死刑对付杀人罪。但是，既然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废除了肉刑和腰斩、凌迟等残忍的死刑，那对杀人犯便同样可以废除普通的死刑。

第四，死刑涉及到对生命权的保护，社会应该为犯罪行为承担必要的代价。

从经济的或者功利的观点看，一般来说，处决罪犯的确比长期关押罪犯更省钱。但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来自台湾的徐文宗律师赞同这样的观点：犯罪人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间的，对于犯罪人的谴责，除了犯罪人本身以外，还应包括孕育犯罪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例如，不良的成长和教育环境，残缺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的贫穷等。因此，社会必须承担对犯罪人再教育的责任，而处决他，就是让他一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除以上四点外，死刑错用的不可挽回性，也多为学者诟病。据统计，美国在近20年间，有102名无辜者被判死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拉德莱特教授甚至说，在美国被判死刑的人，不是因为犯了最重的罪行，而是因为请了最差的律师。胡云腾教授所著的《死刑通论》一书中提到，各高级人民法院某年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约有百分之十几的改判率。而由于普通刑事案件的部分死刑核准权，直接下放给了高级人民法院，无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想见，被错用死刑的案件也可能存在的。

中国何时废死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齐文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陈忠林教授等认为，中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处于加入该公约的准备阶段，理应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缩短国内法与该公约限制死刑态度之间的差距。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实现废除死刑的理想，应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开始，逐步过渡到全废除死刑，并认为这是中国通往废除死刑的现实之路。

在时间上，此前胡云腾教授曾提出过废除死刑的“百年梦想”。本次研讨会上，湘潭大学马长生教授又提出了一个分阶段削减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设想，认为我国应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废除死刑。

在主张“先限制，再废除”的学者看来，废除死刑的最大障碍，在于民众中存在着的强烈的报应观念，以及对死刑威慑力的迷信思想。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教授说：“民众支持死刑最为重要的理由是报应。用流行语讲就是‘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坏人杀了好人，为什么就不能让好人杀坏人？’从针对报应观念的角度，逐步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应该着眼于人类文明法则的改善。死刑旨在剥夺生命，惟有新的伦理和制度，方能剥夺死刑的生命。”

马克昌、赵秉志等人还倡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就死刑的不合理性进行国民教育，这是理论界一项重要的启蒙和善导工作。人们对死刑了解越多，就越不会支持死刑。76岁高龄的武汉大学法学院马克昌教授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赠言：“死刑尚未废除，同志仍须努力！”

但也有学者主张，废除死刑的条件成熟与否不是绝对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陈泽究教授认为，很多国家废除死刑前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大多数国民不支持废除，但政治家还是毅然废除了，而且事后很少有民众抗议，立陶宛、法国就是很好的例子。邱兴隆教授也认为，各国废除死刑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慢性死亡法，即先严格限制，再弃而不用，最后全面废除；另一种是突然死亡法，即政治家通过修法，立即全面废除死刑。中国也完全可以采用突然死亡法。如果只提限制而不提废除，那39岁的他到了马老的76岁高龄时，可能还在呼吁废除死刑。

这样，由于存在全面废除死刑时间节点上的分野，一定意义上，主张立即废除的，就成了坚定的废除死刑论者而主张逐步废除的，反而在现阶段变成了保留死刑论。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就称自己既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又是一个死刑保留论者。

死刑篇2

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高院的这段时间, 出现了诸如赵作海案, 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 极大刺激社会公众原本就敏感的神经, 公众甚至对我国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担忧,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鉴于此, 最高法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地方高院的死刑复核权。随着最高法将死刑核准权从地方高院手中收回以及死刑复核程序方面的改革的进行, 一些表层的制度构架似乎发生了变化, 但是深层次的体制设计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即延续千年的司法裁判行政化趋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具体来说, 就是最高法院现行的死刑核准程序仍旧是延续了司法裁判行政化的历史传统, 并没有真正摆脱行政化的复核方式。这种裁判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 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

死刑复核权在收回最高法之前的方案讨论中, 主流观点是希望控辩双方都可以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由法官作为独立第三方进行审核, 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被采纳。唯一被吸收的就是最高法死刑复核期间律师可以介入, 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向承办法官表达自己的意见, 仅此而已, 但是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这个程序律师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法官是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操作, 最高法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一般无需听取检察官或者辩护人的意见, 更不需要在法庭上公开进行, 而直接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单方面接待或者直接审阅案卷笔录。在对待被告人权利方面则采用秘密提审的方式, 而不是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即使在书面审查的过程中发现死刑复核案件可能存在事实认定方面问题, 最高法一般由法院自己去调查取证, 不会要求控辩双方再调查取证, 因为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而是将有关问题和疑点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主管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以求得到终局的裁判意见。很显然, 这种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 缺乏完善可靠的质证过程,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死刑复核程序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损害被告人的合法利益。[1]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萌芽于两汉时期, 正式确立于北魏, 发展完备于唐。唐律除了设立专门司法机关复核外, 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复核死刑案件的制度, 最典型的是由中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会同复核的审判制度———三司推事制。三司推事制可以分为大三司使和小三司使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遇有死刑案件或者重大疑难案件时, 由皇帝召集三司委派大理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共同复核。[2]另一种形式是由三司委任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司官共同复核。[3]贞观三年, 唐朝统治者制定九卿议刑制。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下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 庶免冤滥。”[4]九卿会审在当时的法制体系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避免冤假错案的作用。

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 是唐朝统治者在礼法结合、慎重行刑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首创的三司推事制度虽然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设立, 但对于我们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设计仍然存在借鉴意义。首先, 大三司推事和九卿会审制度的设计中, 规定死刑复核案件由三法司或者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严防官员得威擅势, 避免单个审判机关滥用权力, 草菅人命。会省制度发展愈加完备, 各司法机关的权力也就因互相牵制而不断削弱。我国自从07年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法院之后, 全国的死刑复核案件复核便全部收归最高法院单独行使, 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规定, 最高法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也没有健全的与之相制衡的监督机制, 这样便使得最高法院完全独立行使复核权, 这显然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次, 唐朝死刑复核制度重视直接言词审理的原则, 在复核程序中往往要求亲自重新取得囚犯的口供, “小三司推事”就是言辞审理的典型。对交通不便的地方中央可以派司法官员直接到案件所属省份提审, 复核案情, 防止冤假错案。反观我国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一般不提审被告人, 而采用直接阅卷定案, 因此死刑复核程序往往会比侦查、审判程序要“高效”的多。虽然效率很高, 但是弊端也很明显, 按照这种程序操作将死刑复核程序在很大程度上置于走形式走过场的尴尬境地。

我国古代死刑复核, 即使也存在书面审理, 但统治者往往更注重言词审理原则的运用, 即使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明德慎罚。从汉代的帝王亲自录囚, 到明清时期的会省制度, 司法复核机关往往亲自临狱, 当面审问案犯, 尽量避免错杀无罪者。即使朝代更替, 言词审理作为死刑复核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且被世代沿袭并逐步完善。在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人员在发现案卷有疑点时, 可以从古代法制中找寻方法, 针对押解案犯不便的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派遣司法工作人员到案件所在地调查复核的方式, 或者可以采取设置巡回法庭的方式, 虽然会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与被告人的生命相比而言, 把死刑复核程序落到实处, 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审阅案卷便可以一棰定生死的状态, 才更值得提倡。

三、清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清朝的审判制度中, 秋审制度是最有特色的。秋审制度集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大成, 是明朝朝审和会审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是封建历代会审制度发展到顶峰的体现。秋审是对各省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 秋审程序有三:首先是地方秋审程序。各省在前一年已早做准备, 一般规定5月中旬前必须上报;其次是刑部各司之秋审程序。各司“看详”后汇总造册;再次是秋审大典。秋审大典过后, 刑部领衔以全体官员名义向皇帝具题。朝审是对京师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朝审是将监候犯人押解至当场审录, 审录完结后呈报皇帝裁决。秋审中对于情实犯则按照秋审还是朝审分别的处理, 秋审情实不复奏, 皇帝勾决后立即执行;朝审情实则需三复奏, 以此来体现对京师案件的慎重。从本质上说秋审制度标榜慎重行刑, 加强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有利于平反冤案, 及时修正立法与统一执法。繁复严谨的复核程序加上治理官吏的重刑主义, 使得一般司法官员在日常决议断罪中不敢草菅人命。每年开展秋审对加强中央和地方司法的沟通, 及时修正立法与执法的统一。

秋审制度作为封建死刑复核制度的集大成者, 在以下两方面值得我们借鉴。首先, 死刑复核的过程必须受到有效监督。秋审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防止冤假错案, 但是秋审毕竟是以维护封建皇权为目的, 生杀大权必定是由皇帝掌握, 且秋审沿袭了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 因此清王朝的秋审制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监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体系, 在完善死刑复核制度过程中, 我们需要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工作, 否则会导致权力滥用, 司法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根除的局面。纵观当今世界, 各个国家的司法独立都是相对而言的, 在现行体制下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 盲目学习“三权分立”下的权力制衡, 我们应该从立法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同时, 更应该强调从体制设计上加强司法监督, 强化和细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确保司法权正确行使, 防止独断专行, 枉法裁决。

其次, 我们可以借鉴秋审制度的审判机构设置, 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为防止地方机关擅权, 秋审繁复的程序、隆重的典礼使一般官吏在日常司法中不敢视人命如草芥, 进一步增加死刑案件的严肃性和透明度, 同时也加强地方司法机关和中央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的交流, 确保死刑适用的准确无误。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 死刑复核程序相对来说是较为封闭的, 死刑复核权主要掌握着最高人民法院手中, 除了辩护律师有一定的参与权外, 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司法民主是我国立法司法所坚持的原则, 所以在死刑复核制度设计上应当让辩护律师, 最高检和被害人共同参与, 保障诉讼主体的参与权, 维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合法的言词权, 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作用。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 使其从封闭性走向开放式, 让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辩护律师再一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陈述和辩论, [5]这样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更加可靠的保障。同时, 开放的死刑复核程序也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保证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初步考察[J].法商研究, 2007 (4) .

[2]嵇璜, 刘墉.续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95.7.

[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 2003.59.

[4]刘昫.旧唐书·刑法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38.

美国死刑制度概览篇3

关键词：美国死刑适用对象实体和程序限制救济程序执行

近几年，有关废除、限制我国死刑的争论一直是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研讨会也不少。但是，在研究如何借鉴国外有关限制、废除死刑的先进经验时，学者们大都把目光投向大陆法系国家，而对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死刑制度关注和研究甚少。

实际上，美国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直至2005年年底，全国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才达到1000人，死刑人数从0到1000，美国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而目前，美国在死刑名单上等待执行的仅约3500人。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犯罪形势比较严峻、再犯罪率比较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死刑人数之所以比较少，主要得益于其比较科学合理的慎用、少用、限制死刑的法律制度以及其在死刑制度建设方面已经积累的比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急需完善。因此，深入研究美国的死刑制度，对于我们开阔视野，转换思维，精密构建我国的死刑制度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美国死刑的适用对象

美国由于存在联邦和州两个相互并行独立的法律体系，因而各司法区对死刑的态度也不尽相同，除联邦保留死刑外，各州做法不一，有的州有死刑，有的州则废除了死刑，在美国50个州中，有38个州有死刑，12个州则没有死刑。

死刑在过去几十年中无例外地只适用于一级杀人罪。这是因为, 美国最高法院虽然裁定死刑不违反宪法, 但却有意将死刑的适用限制在有加重情节的一级杀人罪上。在联邦刑法中, 除一级杀人罪外, 死刑还可适用于间谍罪、叛国罪等。根据有些州的刑法, 除一级杀人罪外, 死刑还可适用于以索要赎金为目的的绑架罪、劫持航空器罪、强奸未成年人等犯罪。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允许对未满18岁的少年犯适用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保留死刑的38个州中, 有23个州允许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适用死刑。另有8个州没有限定适用死刑的最低年龄。有的州的法律甚至允许对犯罪时年仅13岁的人适用死刑。美国最高法院在死刑适用的最低年龄问题上做出过裁决。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个判决中裁定, 对15岁的少年犯不得适用死刑。最高法院认为, 对15岁的少年适用死刑违反第八宪法修正案中禁止残酷和不寻常刑罚的条款。但在1989年的两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又裁定, 对16岁和17岁的少年犯可以适用死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5年3月1日以5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裁定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犯人实施死刑违宪，因此决定取消对这类犯人的死刑。

死刑适用上的另一个问题是, 对智力低下的罪犯能否适用死刑。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 对智力低下的人适用死刑不违反宪法。但最高法院在2002年做出的一个判决中改变了这一立场。在这一案件中, 被告人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但被告人的智商仅为59。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推翻了被告人的死刑判决, 裁定对智力低下的人适用死刑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中禁止残酷和不寻常刑罚的条款。最高法院在1974年的一个判决中还禁止处决已丧失行为能力的患有精神病的罪犯。按照刑法原则, 被告人在犯罪时如患有精神病, 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他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在审判时如因患精神病而丧失行为能力, 法庭不得对他进行审判。但有的被告人在犯罪和审判时精神正常, 被判处死刑后因患精神病而丧失行为能力。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是, 对这样的罪犯能否执行死刑。最高法院的裁决是, 对因患精神病而丧失行为能力的罪犯不得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认为, 患有精神病的犯人已不能理解死刑的意义, 对这种犯人适用死刑违反第八宪法修正案的规定。

《美国法典》18标题第228章§3591规定：1.被告人犯有：⑴收集或提供防卫信息帮助外国政府的犯罪、叛国罪；⑵其他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如果被告人在听证时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故意杀害受害人；故意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导致他人死亡；故意参与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或者对他人（不是犯罪的参与者）使用致命暴力，并致使受害人死亡；故意和特意参与暴力行为，明知该行为对他人（不是犯罪的参与者）构成严重的死亡威胁，并且受害人直接因该行为而死亡，那么被告人应当被判死刑，如果在考虑听证中相关因素后，判死刑是正当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不满18岁，那么不得判死刑。2.被告人犯有应当被判处死刑的违禁品方面犯罪的，应当被判死刑，如果在考虑听证中相关因素后，判死刑是正当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不满18岁，那么不得判死刑。

二、适用死刑的实体和程序限制

美国当代关于死刑的制定法来源于最高法院在格雷格案件的裁决中所确立的基本架构。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在遵守了专门为死刑科刑者所设定的程序从而使其掌握了充足的相关信息并采纳了特殊的科刑准则之后，可以对谋杀犯罪行为科处死刑。乔治亚州此一法律的主要特色在于:⑴死刑科处权主要授予陪审团，除非被告人选择由法官审判；⑵在分别审理程序中，陪审团首先确定有罪，然后在一个陪审团只考量与科刑有关的额外证据的单独听审中，再由陪审团决定是否建议科处死刑；⑶该法律特别强调了加重情节因素，即如果陪审团决定科处死刑，则其必须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确定某一犯罪加重情节要素是存在的；⑷陪审团同样被指示要对减轻情节加以考量，但是如果陪审团决定不科处死刑，则并不必须要发现任何减轻情节事实的存在；⑸该法律提供了基于整个庭审记录的自动上诉复审程序，在该程序中，上诉法院必须审查死刑的作出是否为科刑者的武断和任意，是否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撑, 或者与“以往具有类似情节的案件相比”该死刑决定“不符合比例原则”。

对此立法框架, 最高法院曾认为，即使是在死刑案件中，即使科刑取决于对争议事实的裁决，被告人也不享有基于第六修正案的“要求陪审团科刑权”。然而，在大多数的司法区，至少在一些刑事诉讼案件中陪审团科刑是一个确定的特色。在死刑案件中，陪审团科刑应用最为普遍，甚至成为死刑案件科刑的标准。在38个州中，只有少数几个州将陪审团排除于死刑案件的科刑程序中。4个州将是否科处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倾向于赋予法官而不是陪审团，但是却要求陪审团将在对被告人的加重情节因素和减轻情节因素进行权衡基础之上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供给科刑法官。比如，在阿拉巴马州，死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至少一个加重情节因素的基础之上，而法官却可以不顾陪审团要求科处终身監禁的量刑建议而科处被告人死刑。这是法院在哈里斯诉阿拉巴马州（Hams v.Alabama）案件中所支持的程序。

后来，最高法院裁定，任何州都不得使用强制性死刑。在死刑案中，审判和决定是否判处罪犯死刑要分段进行。陪审团必须先决定被告人是否犯有杀人罪。如杀人罪成立，陪审团再决定是否应判处被告人死刑。法律不得对任何犯罪规定强制性死刑。最高法院在2002年做出的一个判决中明确指出, 是否判处被告人死刑必须由陪审团决定，不能由法官决定，这说明最高法院改变了其以前的立场。

《美国法典》18标题第228章§3592规定了判断判处死刑是否正当应当考虑的减轻和加重因素。1.减轻因素包括：⑴减弱的能力，被告人理解其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无论该情况是否构成辩护；⑵被告人受胁迫；⑶次要参与（Minor Participation），被告在由他人实施的犯罪中应当作为主犯惩罚，但被告的参与相对次要，无论该情况是否构成辩护；⑷同等受谴责的被告人，有其他被告人应受到同等谴责，但未被判处死刑；⑸没有犯罪前科；⑹错乱，被告在严重的精神错乱或情感错乱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⑺受害人的同意，受害人同意的犯罪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⑻其他因素，包括被告人的背景、记录、性格、犯罪的环境等对判处死刑起到减缓作用的因素。2.对间谍和叛国的加重处罚因素，在决定判处死刑是否正当时，陪审团或法官应当考虑以下的加重处罚因素：⑴被告以前犯过间谍罪和叛国罪，依照法律规定当判终身监禁或死刑；⑵被告明知犯罪行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⑶被告明知犯罪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危险。3.杀人罪的加重处罚因素：实施其他罪时导致他人死亡；以前犯有涉及武器的暴力性重罪；以前犯有可以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犯罪；以前犯有其他严重犯罪；对受害人以外的人造成严重的死亡威胁；极凶恶、残忍或卑鄙的犯罪手段；被雇佣犯罪；犯罪所得；计划、预谋杀人或者实施恐怖行为；犯有两次以上毒品犯罪重罪；犯有严重的联邦毒品犯罪；针对政府高官的犯罪；以前犯有性骚扰罪或对儿童的性骚扰罪；在一个犯罪中杀害或企图杀害2人以上。4.对毒品犯罪判处死刑应当考虑的加重因素：以前犯有可以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犯罪；以前犯有其他严重的犯罪；以前犯有严重的毒品重罪；使用武器犯罪；销售违禁品给21岁以下的人；在学校附近销售违禁品；利用未成年人贩卖违禁品；在违禁品中掺入致命物质。

《美国法典》18标题第228章§3593规定了决定死刑是否正当的特别听证程序：1.检察官的通知。如果案件应当判处死刑，那么在庭审前或法院接受有罪申请前的合理时间内，检察官应当通知法院和被告人：被告应当被判处死刑，检察官将谋求判处死刑；检察官列出加重处罚的因素并建议证明判处死刑的正当性，该因素包括犯罪对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影响等。2.在法官或陪审团面前进行听证，如果检察官已经进行了通知并且被告人被认定有罪或申请认罪，那么法官应当举行单独的量刑听证以决定判处的刑罚，该听证应当以下列方式进行：⑴在定罪陪审团面前进行；⑵在为听证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如果被告人基于认罪申请被定罪、被告人由法官独任审后被定罪、认定被告有罪的陪审团基于足够的理由被解散、有必要重新考虑先前的判决。组成的陪审团应当由12人组成，除非在听证完成前的任何时间各方经法院批准约定陪审团由更少的人数组成。3.减轻和加重处罚因素的证据。尽管《联邦刑事程序规则》32规则的规定，当被告依据§3591的规定被认定犯罪或者申请认罪，不必准备缓刑官报告。在量刑听证时，可以提交与判刑有关的信息，包括§3592要求考虑的减轻和加重处罚因素。如果是陪审团听证、审理时法官不在场或者由审判法官自由裁量，那么可以提供包括庭审记录副本和证据。被告人可以提供与减轻处罚因素有关的信息；检察官可以提供与加重处罚因素有关的信息；不论依据刑事审判规则是否具有可采性，信息均可以采信，除非其固有的产生不公正偏见的危险、混淆问题的危险、误导陪审团的危险超过了其证明的价值，因而应当排除。听证时，检察官和被告人应当允许对提交听证的信息提出反证，并且应当给予公平的机会就证明存在减轻或加重处罚因素的恰当性、判处死刑的恰当性进行辩论；先由检察官开始辩论，被告进行答复，然后检察官进行反驳。由检察官承担存在加重处罚因素的证明责任，并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进行证明；由被告人承担存在减轻处罚因素的证明责任，并以优势证据进行证明。4.作出特别认定。陪审团或法官应当在考虑提交听证的信息后作出存在减轻处罚因素或加重处罚因素的特别认定。减轻处罚因素的认定可以由1个或者1个以上的陪审团成员作出；加重处罚因素的认定必须一致同意。如果不存在加重处罚因素，法院应当判处死刑以外的刑罚。5.涉及判处死刑的认定。如果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加重处罚因素，那么陪审团或法官应当考虑所有的加重处罚因素是否超过减轻处罚因素、该因素是否证明判处死刑的正当性、或者如果不存在减轻处罚因素，那么仅有的加重处罚因素是否足以证明判处死刑的正当性。基于这些考虑，陪审团应当一致投票通过或者法官应当建议对被告判处死刑、终身监禁并不得释放或者其他较轻的刑罚。6.防止歧视的特别预防措施。陪审团听证时，在其作出认定前，法院应当指示陪审团在考虑判处死刑是否恰当时不得考虑被告人或者受害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国籍、性别，并且不得建议陪审团判处死刑，除非不论被告人或者受害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国籍、性别是什么，都应当判处死刑；陪审团在依据上述5作出认定时，应当向法院提供一个由每个陪审员签署的证明，说明他们在作出自己个人的决定时没有考虑被告人或者受害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国籍、性别，以及他们在作出自己决定时，不论被告人或者受害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国籍、性别是什么，都会作出同样的判决建议。§3594规定了死刑的判处，基于§3593“5”提出的建议被告应当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并不得释放，法院应当依此判决，否则法院应当依据法律的授权判处任何较轻的刑罚；不论其他法律规定，如果某犯罪的最高监禁刑是终身监禁，那么法院应当判终身监禁并不得释放。

三、判处死刑后的救济程序

《美国法典》18标题第228章§3595规定了对死刑的审查：⑴上诉，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上诉的，该判决接受上诉法院的审查，被告人的上诉通知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⑵上诉法院应当审查整个案件记录，包括：审判期间提交的证据、量刑听证期间提交的信息、量刑听证使用的程序、作出的特别认定；⑶决定和处理，上诉法院应当关注对死刑判决上诉中提出的任何实体和程序问题，应当考虑死刑是否是受情感、偏见或者任何其他独断因素的影响而作出的、证据是否支持存在加重惩罚因素的特别认定。无论什么时候上诉法院发现：死刑判决是受情感、偏见或者任何其他独断因素的影响而作出的；采信的证据和引用的信息不能支持存在加重处罚因素的特别认定、程序存在法律错误，法院应当将案件发回重新审查或者判处死刑以外的刑罚；上诉法院不得因无害过错，包括经检察官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对加重处罚因素特别认定的错误为无害过错，而推翻死刑判决或者宣布死刑判决无效（Vacate）；上诉法院应当书面说明其处理死刑上诉案件的理由。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法律授权各州州长拥有死刑犯的最终裁决权，即使在陪审团的建议下法官对某一凶杀犯嫌疑人做出死刑的裁决，州长也有权对其实行赦免。如：美国伊利诺依州共和党籍州长赖安在其2003年即将卸任之时，突然宣布一个大赦令：将在全州各地关押的150多名死囚的刑期減为无期或有期徒刑。在美国只要死刑犯本人不认罪或者其辩护律师对法官判决有异议，都不能被立即被执行。死囚长期在监狱里的好处在于法院随时可以纠正错误，避免错杀无辜。

四、美国死刑的执行

《美国法典》18标题第228章§3596规定了死刑的执行（Implementation of a Sentence of Death）,规定对怀孕的妇女、智障的人、由于精神病不理解死刑的实质以及为什么对其适用死刑的人不得执行死刑。

美国各州执行死刑的方式不同。各州采用的执行死刑的方式有: 注射毒针处决、电椅处决、毒气室处决、枪决和绞刑。目前, 大多数州都采用注射毒针的方式处决罪犯。电椅处决是第二种较为常见的处决方式。有些州允许死刑犯自己选择处决方式。例如, 加利福尼亚州允许死刑犯在注射毒针和毒气室两种处决方式中选择一种。犯人如不做选择, 监狱则以注射毒针的方式处决犯人。

在美国，死刑案件从立案、庭审、判决、上诉、复审（死刑案的上诉和复审是自动的），直到最后开释或执行，整个过程最少要花10年时间，对一桩死刑案的审理，至少要花百万美元。

美国东部时间2005年12月2日凌晨2时，北卡罗来纳州州府罗利监狱里，已经在死囚室里度过了11年的杀人犯肯尼斯·博伊德被狱警带进了行刑室。根据博伊德本人的选择，此次为毒针行刑。当他被狱警绑在行刑床上后，法医按照通常行刑的规定，向他的静脉注射了三种剧毒化学针剂，使他迅速进入昏迷状态。15分钟后，北卡罗来纳州矫正部女发言人沃尔克宣布博伊德已于12月2日2时15分命毙。至此，博伊德成为美国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的第1000名被处死的死刑犯。从第1个到第1000个死刑犯的执行，美国用了29年时间。第一个被执行的死刑犯加里?吉尔摩是一个自愿受死者，本来他还有通过上诉可免一死的可能，但他的去意已定，决心充当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死刑制度后的第一个受刑者。就这样，在1977年1月17日行刑队在犹他州的一座監狱里对其执行了死刑。吉尔摩之死打破了美国1968年至1976年没有死刑的记录，被搁置起来的行刑器具再度出现在美国监狱中。

荒唐的“死刑保证书” 篇4

不错，提高审级，应该是以一种申请的方式提出来，但怎么会弄成“保证”呢？这份被网曝的东西，从书写格式到具体内容，咋看它都是一份保证书。抬头：保证书；落款：保证人XXX、XXX，另有见证人的签名。文内有明确的保证内容，“只要平顶山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我们保证，不管将来省高院处理结果如何，他们都将服从，包括因发回重审导致的平顶山法院的最终处理结果，决不上访。”这是申请还是保证，恐怕不用多说吧。

受害者家属为什么要写这份保证书？果真是“一厢情愿”？我以为，此说不通，法院若没有明示也会有暗示。痛失亲人，要求严惩凶手，这种心理很正常，某些家属因为担心有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会通过上访途径给办案机关施加影响。该案即如此。可以肯定，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也是受“上访”所困的。这样在与受害者家属沟通时，也许就会说，现在又不是终审，即使按你们的要求判了，到了省高院也有改判的可能，你们能保证不上访？这不就是“暗示”么？

而对受害者家属来说，只要求得想要的结果，当然愿意作出保证。然而，在刑案中，这种保证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人家若想继续上访又奈何？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认识也太浅薄了。

事实上看，“一厢情愿”之说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保证书上没有法院人员留下的笔墨，但该保证书是在法院内写的，用的是法院的公文纸，有法院人员在场，应该是得到双方认可的。即使没有这种客观因素，这份保证书也是得到法院认可的。因为这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保证书，原件已在该案卷宗里。

死刑案件刑事上诉状篇5

上诉人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月30日作出的()津一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 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10月30日(2000)津一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

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刑法条款来看，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必须是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行正当防卫，而对合法行为则不能实行“防卫”;(2)必须是对实际存在并且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可以实行正当防卫;(3)必须是对实施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防卫，而不能对第三者实行;(4)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从案件发生过程来看，上诉人与被害人林×素无矛盾和积怨，没有伤害被害人的动机和目的。因上诉人怀疑与其同居的男友李××有外遇，为澄清真相，而找被害人了解真相，被害人借机对其进行调戏及强行亲吻、搂抱并欲行强奸。上诉人为免受不法侵害，持小宝剑将被害人

刺伤，试图阻止不法侵害。被害人反抗，欲意对上诉人行凶，上诉人为免遭即将来临的不法侵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连刺了几下，制止了被害人的不法侵害，这是法律允许的保护人身不受侵害的正当防卫。上诉人正当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没有伤害他人，无任何社会危害性。上诉人在不得已情形下，持械将被害人刺死，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是相适应的，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总之，上诉人的防卫与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具备了法定的正当防卫条件，不应构成犯罪。

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原判，宣告上诉人无罪。?

此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张××

二000年十一月五日

附：本状副本1份?

孙中伟：死刑复核辩护难题待解篇6

孙中伟律师媒体报道汇编

孙中伟：死刑复核辩护难题待解

——访国内首家专做死刑复核辩护律所孙中伟主任

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 /孙中伟死刑辩护网

（《法制日报》记者陈虹伟、肖莎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好友世界商场写字楼五层的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就死刑复核的问题在法制日报于2009年9月4日报道）

死刑复核阶段律师能否查阅卷宗、会见当事人，以及如何约见法官乃至死刑复核结果是否应当通知律师等，法律一直未有明确规定。直至今日，包括孙中伟在内的律师们仍为这些程序所困扰

本报记者陈虹伟本报见习记者肖莎

自2007年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至今已近三年，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的程序问题一直为业界和学界高度重视。

但死刑复核阶段律师能否查阅卷宗、会见当事人，以及如何约见法官乃至死刑复核结果是否应当通知律师等，法律一直未有明确规定。直至今日，包括孙中伟在内的律师们仍为这些程序所困扰。

能否阅卷？

孙中伟说，目前没有明确规定死刑复核律师是否可以阅卷，也没有规定律师不能阅卷，但在实践中律师基本上都不能阅卷，这为死刑复核律师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张青松创办的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下称尚权所)从2007年免费代理死刑复核案件，在具体业务的基础上，尚权所做了一份《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实证报告》。报告指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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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复核阶段，律师取得案件材料有两种方式：一是家属提供，二是通过一审或者二审辩护律师取得。但“家属往往只能提供其掌握的有限的少数材料”，“一审、二审律师一般只复制自己认为是重点的材料”，所以“死刑复核律师取得的材料并非是全部案卷材料”，这为死刑复核律师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能否会见当事人？

孙中伟说在两年多来他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时，会见当事人并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只要提供相应的法律手续即可。

不过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行为是否合法，尚权所的律师们在工作中还是遭遇过闭门羹。尚权所的报告显示，在办理刘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时，律师与关押被告人刘某的看守所联系要求会见，看守所提出案件在死刑复核阶段，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才能会见被告，于是律师向最高院承办法官提出会见要求，但最终最高院承办法官通知律师，不同意会见被告人，理由是死刑复核期间律师会见被告人无法律依据。

如何约见法官？

约见法官，向其当面陈述辩护意见是很多律师在死刑复核中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对决定案件的结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的律师提出当面反映意见要求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接待，并制作笔录附卷。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这为死刑复核律师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及当面向法官陈述律师意见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规定并未明确指出，律师应通过何种方式约见法官。

如今，对于最高院个别刑事庭的死刑复核案件，孙中伟已经能够通过内勤找到案子的承办法官或书记员，但在大多数案子的办理过程中，他还要跑到永定门北京南站附近的接访室，夹杂在众多上访群众当中排队递交约见申请表。孙中伟说，“死刑复核程序并不是上访，律师也不是上访户”，他希望这种情况今后能有所改变。

不过，孙中伟告诉记者，一旦约见成功，法官都会比较重视和认真听取律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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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通知律师复核结果？

最高院作出死刑复核决定后，并不会主动通知辩护律师，而是将复核结果直接发给二审法院。律师要想知道复核结果只有通过二审法院或一审法院，或者当事人家属。

尚权所在免费代理林某故意杀人案时，林某家人先于律所得知了死刑核准的消息，林母很激动地质问律师结果为什么会这样，问他们工作是怎么做的。律师在工作记录中写道：“此时，我们的心情很难受，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作用就是这样有限，甚至连最后结果都无从获知，这一刻我们显得很无力，没有什么可以向家属解释的。”

但是，孙中伟表示，死刑复核法官通知律师复核结果并不违法，“至于他是否会通知你，就要看各位律师同行的表现了”。他告诉记者，确实有部分案件的不核准结果他是在第一时间知道的。

死刑篇7

关键词：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罪,死刑,废止

自贝卡利亚首倡废除死刑以来, 死刑制度的存废历经两百余年的争论且还没有结束, 但死刑的废止已成为刑罚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世界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刑法不再规定死刑或事实上已不适用死刑。但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还不能全面废除死刑, 但在保留的同时也努力减少死刑。

2011年5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占死刑罪行总数的19.1%, 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 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 但并没有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从废除的这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来看, 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 对此类犯罪废除死刑, 民众没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也并没有因此导致犯罪率上升。

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 贪污、贿赂罪有一定的特殊性, 贪污贿赂型犯罪, 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一类严重的经济犯罪, 不仅严重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 而且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正常活动, 动摇了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 甚至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此不能把贪污、贿赂罪的死刑问题和一般经济犯罪问题相提并论, 修 (八) 的修订虽然被指有不符合国际惯例之嫌, 但却符合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

1贪污贿赂犯罪死刑暂不废止的原因分析

(一) 目前我国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缺乏民意基础

死刑存废是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 民意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基础。中国人素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传统价值观念, 死刑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和报复心理, 对于标志着腐败的贪污贿赂罪民众更希望用相同或相称的处罚, 而死刑是最公平的处罚方法, 否则, 就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江必新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议案之后, 普通民众反对声如潮。我国目前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 是没有现实基础。

(二) 现阶段我国治理贪污贿赂犯罪形势依然需要保留死刑

目前我国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形式依然严峻, 每年被揭露出来的贪官贪受贿污数额越来越大, 动辄上千万、上亿元的罪犯已经不鲜见。死刑对贪污贿赂罪有一个强大的震慑, 取消了死刑, 对贪官相对于有了一个免死金牌, 他们可能就没有顾忌了。

(三) 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立法基础不完备

死刑的废止最后以无期徒刑和长期自由行替代, 而我国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还不够完善。修正案八虽然对我国1997年刑法的做了一些修订, 如: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完善了假释的规定等, 这些修订虽然减缓死刑取消后带来的压力, 但是, 对于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废除还是存在不完备之处, 如在附加刑方面还应增设资格刑, 加重财产刑等。

2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止条件的准备

(一) 广大民众对待死刑的报复主义观念要从根本上扭转

对待死刑我们应该树立新观念, 淡化"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报复主义观念, 通过多渠道宣传、引导人们了解死刑、认识死刑的相关知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使人们从"一报还一报"的刑罚报复主义和重刑主义的传统死刑思想中解放出来, 克服"死刑万能"的观念, 充分认识到死刑威慑力的有限性, 随着人权意识的逐步提高, 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国际发展趋势, 我们作为大国要和国际接轨。

(二) 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高, 贪污贿赂犯罪会得到有效遏制

随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 特别是对中高级干部腐败现象的打击, 增强了公众对我们的执政党的公信力, 只要贪污贿赂犯罪受到有效遏制, 该罪也会象其他经济性犯罪一样最终废除其死刑, 而且也不会遭致民间的强烈反对。

(三) 继续推进刑罚结构的立法调整, 奠定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基础

修正案八对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做了调整, 但是对于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还远远不够。如:通过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提高必须执行刑期的限制以及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由原来的20年提高到25年等。但是, 对于废除死刑后的贪污受贿罪来讲还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 贪污或者受贿只成立一项罪名者适用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仍然是15年, 对于情节严重的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 量刑有些轻, 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其次, 对于贪污受贿罪只有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时候, 才附加"必须剥夺政治权利", 对于此类的犯罪, 即使是判处较轻的刑罚, 理应附加判处剥夺一定期间的的政治权利, 甚至可以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使其丧失犯罪的有利条件, 从而能够防止再次犯罪。

再次, 应考虑在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上增设罚金刑, 并以罪犯的犯罪数额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此类犯罪多数贪利性的犯罪, 对其施以经济制裁, 可以有效的打击罪犯并可剥夺其再犯的条件。

(四) 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逐步推进的路径选择

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道路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必须要分阶段、逐步地废除, 具体的路径选择应该是"渐进式"推进方式。从修正案 (八) 废除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罪名来看, 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 取消这些罪名不会给我国社会稳定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从"司法到立法", 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首先司法先行, 司法上逐渐减少到长期不用, 再到不适用, 使其到了名存实亡的程度再从立法上予以废止, 可谓是水到渠成, 民众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

参考文献

[1]蔡新职.论我国贪污贿赂罪死刑的暂不废除[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