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精选6篇）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 篇1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 篇2

一、西方政党与军队关系

西方国家一直标榜和推行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等政治标签。从政治运行程序的外表和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似乎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确在处理政党与军队关系问题上实现了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防止出现“军队成为一党的武器”的现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惜以法律手段规定政党和军队关系, 强制规定政党和军队分离, 其主要内容为:军队在国家所有政党中保持中立, 只对国家宪法负责, 只遵照当选国家元首和政府的命令;国家的军权由文官而不由军官领导和控制;禁止任何政党在军队建立组织, 发展党员, 职业军人不能加入任何党派, 不能参加竞选, 不能参政;不允许任何政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军队, 军队在从属上只属于国家。这就是西方政客们津津乐道、大肆鼓吹的所谓“军队国家化, 军队非党化”。而这种看似天衣无缝政治设计其实掩盖了资产阶级企图实现对国家军队永远控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一条方法论就是透过现象来看清事物的本质, 尤其是要注意揭穿假象的面具, 以达到真正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西方政党不掌握军队, 军队在西方国家保持绝对中立, 只是资产阶级政客玩弄的虚伪把戏而已, 掩盖了西方军队的政治性质。西方军队与国内各个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保持中立”, 这是由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政党政治体制所决定和要求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 军队在党派斗争中不介入, 保持中立, 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其本质特征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要不危及资产阶级统治, 军队对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不加干涉, 而是通过政党竞争轮换上台的方式缓解阶级矛盾, 这充分表现了它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一旦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出现军队就会积极参与应对, 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进行血腥镇压, 这充分表明了西方军队的阶级本质。而这种阶级性质却被他们所鼓吹的虚伪的“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所掩盖。

列宁早在1906年就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 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 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适应, 通过不断调整阶级关系, 积极缓和主要矛盾, 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长久统治。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更加隐蔽和高明, 他们不再是赤裸裸的通过直接掌握军队这种方式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 表面上用法律严格规定政党和军队关系, 实现“军队的非党化、军队国家化”, 转而却以政党轮换选举上台、控制议会大多数的方式实现执政党对军队的控制。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 就掌握了国家公共权力, 执政党的领袖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虽然他们不是以政党的名义来掌管和指挥军队, 也不在军队里建立党的组织, 但作为执政党的领袖, 法律赋予他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身份来领导和指挥军队, 决定军队高级指挥人员的人事任命, 实质上就是执政党在影响和操控军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并非不领导、不掌握军队, 他们走的是间接控制的路线, 而且在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下, 政党“轮流坐庄”的方式来领导和控制军队。这样既掩盖了资产阶级掌握军队的真实目的, 又实现了对军队的随时控制。

二、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关系

如果一个政党不认可既有政治体制, 甚至不承认既有的基本政治制度,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这种制度, 建立起政党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党必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 他们会以而且只有以极端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现有政治制度, 建立起符合政党意志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 政党进行广泛的政治影响, 进而吸引广大的与政党同样不认可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众聚集在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旗帜下, 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 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而武装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政党自己的武装组织——军队, 只有军队这样的暴力工具才能完成武装斗争的使命, 实现政党的革命理想。这样军队一开始就和政党建立起了天然的联系, 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 军队就由政党的革命工具转变为国家的暴力工具。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 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人民军队就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壮大, 人民军队从开始就是共产党创建新的国家政权和民主制度的重要工具, 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 人民军队自始至终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纵观人民军队形成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共产党是产生人民军队的母体和温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军队, 共产党天然的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 无论从理论和现实上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说, 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这也是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的漫长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

三、政党与军队关系本质

政党与军队的关系从属和力量对比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等重要问题。所以, 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国家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 一旦政党取得了对军队的控制, 国家政权的归属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今中外, 没有一支超阶级的军队, 没有一支不为政治服务的军队, 也没有一次非政治性的战争。马克思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军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是为本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 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 无论政党是通过何种方式掌握国家政权, 政党要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统治, 保证阶级意志顺利执行, 就必须有庞大的暴力工具作为坚强的后盾。

军队最终都是政党夺取政权、控制国家的工具而已,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政党必然会用自己的信任的暴力工具维护统治, 而军队就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不二选择。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党轮流坐庄、间接控制的方式掌控军队不失为资产阶级高明的做法, 也可见其对国家、军队的统治手段更加炉火纯青。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执政党直接掌握军队, 只不过这种方式相比于资产阶级对军队伪善的控制方式更为光明磊落一些罢了。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统治阶级的执政党在如何领导、控制与掌握军队上却有着重大而显著的区别, 但是二者在最终由政党控制军队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不约而同的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

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 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 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在现阶段, 党领导军队与军队属于国家并不矛盾。虽然从法律规定属性上, 中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人民的军队, 但属性并不能够支配具体行为, 其具体行为的产生需要一个有形的组织来决定, 这个有形的组织在目前的中国就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 而且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现代化建设证明,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充分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实现了国家的发展, 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人民军队要维护国家统治, 就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领导与指挥。

习近平主席强调, 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军政治工作中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有几千公里的海岸线, 同我国接壤的有十几个国家, 要维护国家的团结稳定和周边安全, 就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支撑。历史和实践证明, 只有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因此, 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像控制其它国家机器一样, 牢牢地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 也只有这样, 才能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

目前形势下, 国际国内斗争日趋复杂, 各种思潮言论四起。所以, 马克思主义关于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建军原则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决不能动摇, 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党只有不断创新和改进对军队的领导方式, 通过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导形式确保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在军队中得以贯彻执行, 时刻保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各项任务的坚决完成。使我军成为一支永远“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民军队。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 篇3

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证考察及研究

●唐莲英 黄亚玲

古田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正式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

东固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证研究

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的实践，并随着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本文仅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为考察对象，进一步解读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考察

东固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1927年初，共产党员赖经邦（江西吉安东固人）在东固组建了东固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与共产党员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在白色恐怖下，在东固敖上召开了党员大会，史称“敖上会议”。会上，赖经邦强调党的活动转入农村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举行秋暴、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党支部，称东龙（东固、南龙）党支部，选举赖经邦为书记。东龙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整个赣西南革命斗争的开展，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中共东龙党支部直接领导之下，同年10月，在敖上建立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10月底，争取了以段月泉为首的绿林武装“三点会”成员，使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东龙党支部在建立和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同时，积极准备暴动。1927年11月12日发动了党史上有名的赣西南地区的“东固暴动”。东固暴动的胜利，拉开了东固武装斗争的序幕，震动了邻近各县的反动统治。绿林首领纷纷带领人枪投奔工农革命军，东固工农革命军得到壮大。东固暴动成功后，东龙党支部又及时领导东龙游击队转入游击斗争。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将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的工农群众参加，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不久，特委决定吉安县延福地区李锦云等人筹建的革命武装，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1928年9月，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并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红二团到达兴国莲塘与赣南红军十五、十六纵队会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及部分游击队、赤卫队员以及从红二团抽调的100余名党、团员骨干官兵合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为加强党的领导，统一指挥军事斗争，1929年6月，成立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并相应成立红二、四团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曾对红二、四团战斗力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29年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1]1930年1月，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即红二、三、四、五团，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及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六军，红二、四团正式列入中央红军编制系列，成为了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以上对东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过程梳理可以看出，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先有党后有军，党组织的形成早于军队，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在党组织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同时，军队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举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政治建军之路，是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关键环节。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极强的制度保证。早在东固暴动之后，红二团的前身第七纵队从队部到各区队的名册上，都把党在军队实施领导的人格化的党代表、指导员放在第一位，从而在制度上确立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大到军事行动的实施，小到一杆枪、一粒子弹的使用，都得征求党代表、指导员的意见。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在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中，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也保证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在红二、四团组建后，军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红二、四团组织了“团委”，“每连有一个（支部），团部有政治部”，“支部分小组”，“团部、政治部、士委会为不相属之三平行机关，对内外均连署”，“官兵除作战指挥外，都是站在平等地位的，官兵间的感情很亲切，每月的生活补助费，也是一样开支。”[2]与此同时，革命军队中从大队、中队到连队，各级都有公开的党代表。但党员都是秘密的，连队中的党的小组也是秘密的，都是单线联系。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在群众工作中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并做团结各类战士的思想工作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优秀战士代表为主席，它有批评处分行政首长的执行权力。正因为如此，1929年2月，毛泽东率转战赣南的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后，对这支初次见面的地方红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红二、四团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建设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正是红四军所需要的。这些经验主要就是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红军的游击战术与群众工作经验，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给一直寻求解决这一问题之道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启示。毛泽东称赞红二、四团的体制是“绝对的党领导”，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支配”军事长官，一个子弹党也要“过问”，实行的是“集体的党领导”体制，并认为红二、四团的这一创造性经验可以“帮助”红四军加强党的领导。

其次，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在坚持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们组织政治宣传队，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有力助手，负责检查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向敌人喊话，瓦解敌人；执行并检查俘虏政策。红二、四团的干部战士除战斗外，都担负宣传组织群众、筹粮筹款以及收集情报的任务。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强调政治上平等的同志关系，提倡互助友爱。对党对上级决议最忠诚，讲原则，不徇私情等等。为了培养干部，加强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训练，红二、四团将东固教导队改为红二、四团教导队，后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3]，毛泽东任校长，朱德任政委，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设医学、政治、军事三个专业，每天三操两讲。红二、四团经过整训，统一了领导，加强了纪律，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了战斗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逐步形成了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党的指导与监督的统一性。中共江西省委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给以直接的关注、支持和领导。早在1928年1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就规定了赣西南各级党委目前的工作，明确指出要在军队的组织系统中设立党组织的领导。1929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明确指出：“为适应目前的环境，觉得二、四团有组织统一指挥机关之必要，故于目前二、四团团委……组织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指导；组织政治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政治工作，委员即以行动委员充任……以统一二、四团军事指挥……第四军委会设参谋长一人，参谋一人，政治委员一人……”东固根据地与中共江西省委的交流也较为密切，“至于各级党部对下级的指导状况，只有赣西南特委和九江县委见到一点，其余的还见不到……关于各地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报告，党的和群众工作报告，只有赣西特委和九江县委经常的稍为做到表面上的描写，省委得到以为无价之宝……”[4]正是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关注和直接指导下，最终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使东固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并为其他根据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分析

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方针举措，在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笔者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和当时的国情，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领导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挺进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从而把革命队伍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到井冈山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红军建设，特别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但是，由于红四军脱胎于旧式军队，加上部队的组成来源复杂，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影响甚大，以致井冈山的斗争多次遭受挫折。毛泽东认为，“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甚至全军从连到军，在某些问题上不是听从党的指挥，而是“绝对听命于个人”。[5]这是影响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扎根深，领导作用强，政策正确。“一切听命于党组织”，即“有很好的党”，“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中共东固支部、东龙区委、东固区委，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的正确方针政策，重视从东固地区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非常熟悉的广大贫农。党组织严密巩固，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印证了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充分肯定。1929年6月14日，他在福建连城新泉写给林彪的信中极力称赞红二、四团的领导体制。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简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过问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可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最初来源于李文林领导的东固红军。毛泽东在吸取了东固做法的基础上，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发展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讲，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关军队党的建设的许多提法，也应该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成为了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在武装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最终战胜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但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完全没有经验。“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全党指出了革命复兴之路。但是要贯彻“总方针”，还要各地党组织在武装起义的实践中实施正确的领导。东固暴动前夕成立的东龙党支部，是领导起义的坚强核心。党确定的起义时机，采取的联合绿林武装、重新组织农民协会等策略和措施，是符合实际的，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东固暴动成功后，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很快在东龙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推进又将东龙区委改为东固区委，并先后选举产生了赣西特委、赣西南特委。在健全得力的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东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并很快成为赣西南地区革命的主力军。可见，东固根据地在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和真正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重要的经验。

[1][2][4]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84.309.322.

[3]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7-198.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3.66.

D231

A

1009-928X（2010）05-0013-0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09D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 篇4

2017宁夏招警公共基础知识备考：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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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途径 1.政治领导

政治领导，是指党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其实现途径是党经常以党的最高纲领、近期奋斗目标教育和武装人民警察，使他们既有远大的理想，又有求实的精神，并采取多种措施和形式提高人民警察的政治觉悟，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组织和督促人民警察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确保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安机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稳定的总要求，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执法为民，大力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全面提升公安工作的水平和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切实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水中公教育·最全汇总>>>宁夏公务员历年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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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切实加强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真正担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2.思想领导

思想领导，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思想保证。其实现途径是党委经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人民警察，始终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不断促使人民警察树立科学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高思想水平，自觉想大事、顾大局;培养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忠诚老实、谦虚谨慎的品德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养成机智勇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作风。

3.组织领导

组织领导，是实现党对公安机关领导的组织保证。其实现途径是健全公安机关各级党组织，严密组织制度，加强领导管理。抓好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和公安队伍建设，抓好党内组织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员民主权利，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考评的基础上，向上级政府推荐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对干部的任免，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4.决策领导

地方党委对公安工作事关重大的问题有权作出决策。具体内容包括：

(1)作出宏观公安决策。公安机关要及时向党委汇报重要的敌情、社情和治安情况。党委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宏观性的决策意见，责成并督促政府和公安机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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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重大问题作出必要指示。公安机关作出的战略性部署，处理政策、法律性问题，采取有社会影响的行动，均须向党委请示报告，请党委研究并作出指示。

(3)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和动员其他有关部门和各种社会力量，支持、配合公安工作，协调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关系，帮助和督促公安机关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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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论文 篇5

编者按 为扎实推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总政宣传部围绕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不能搞“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个重大问题，组织撰写了《永远不变的军魂》一文，与中宣部《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起合编成《七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作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听从党的指挥，牢记使命，英勇奋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地表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得出的真理性认识，是我军的建军之基、立军之本。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无产阶级军队。但是对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很清楚的。在党初创时期，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认识不够，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南昌起义，党在起义部队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党的组织。三湾改编，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此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正确抉择。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历经80多年的风雨而不动摇，还在于它本身有一系列稳固的、成熟的要求和制度。这些根本要求是：我军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决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不允许其他政党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也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夺兵权；未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授权，任何人不得插手军队，更不得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这些根本制度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部队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

长分工负责制；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支部建在连上。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严密、科学、完整的体系，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的紧密结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是坚持和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正是因为有这些科学完备的原则和制度，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是我军唯一的独立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确保党对军队实施直接、彻底、全面、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军区别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政治优势。实践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原则，有利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强军队建设，有利于保证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高度集中统一，有利于发挥军队在保卫和建设国家中的职能和作用。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政客、国内反动派都预言共产党的天下坐不了几天。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再度断言，中国共产党会很快倒台。但事实却是，我们党不仅没有垮台，反而执政地位更加牢固，党的事业蒸蒸日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我们党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执好政和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正如胡主席指出的：“总结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斗争，只要我军始终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始终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我们党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能永不变色。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国家的军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始终是关系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军阀混战、有国无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 篇6

解放军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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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党委领导在教育工作中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承担着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任务，一刻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全面领导，教育工作就会偏离正确方向、脱离正确轨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最根本的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第一条就是强调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落实好这一重大部署，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有了党的全面领导，我们才能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不断使教育工作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军队各级党委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军事教育战线的领导干部，要熟悉教育、关心教育、研究教育，深入研究现代军事教育特点规律，注重军事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领导军事教育工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