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共9篇）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1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应体现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经济分析法学坚持效率应当被看作法律的基本价值，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在于它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因而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分析法学;法治;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模式。特别是当下，中国已经加入WTO，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法律也必然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惯例。因此，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对于促进我国法律改革，对我国的立法、司法、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都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经济分析法学在西方法学中的地位及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着重探讨法律对于公正、自由、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而忽视对法律的效益(效率)价值的研究。经济分析法学又称法律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律问题。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构成其为一独立的法学流派。它不仅涉及到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经济分析法学自始至终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把效率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立法、执法和司法都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值，尽量减少社会成本。

首先必须指出，经济分析法学是“舶来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理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法理学界各个不同的流派之间的连绵不断的论战，促使西方法理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学派林立，学说纷繁，法理学理论呈现多元化格局。法学流派地位和影响，此消彼长，分立整合。但以各学派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这三大主流法学派。

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正式诞生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三大主流法学派鼎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分析法学因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大有要与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形成四强并立新格局的趋势①。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②另外，作为一个法学流派，能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高等学校重要的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在当代西方法理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马克思法学告诉我们：法律的内容最终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③。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赖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

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高宗旨和基本要求是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手段实现的。这也意味着法律既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高水平，也可以使资源在低水平上得到配置。因此，只有当法律充分体现效益意识时，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

随着法经济学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其理论的多元化也十分明显。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即通过对法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促使有效益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2

一、我国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背景和现状

近年来, 我国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均对法学方法论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要。基于此, 有学者就说, 法学方法论已成为一种“显学”;更有学者认为, 当下是“法治迈向方法的时代”。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也存在诸如术语混乱、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难题。那么中国当下的法学方法论, 能够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吗?还是“当实践真正需要智力支持的时候, 法学却并不在场;面对疑难的个案, 几乎所有的人都手足无措”?[1]

二、法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研究

(一) 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名称

“法学方法论”的概念来自德国法学界, 并为大陆法系法学界所广泛采用。在我国, 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存在多种表述, 如“法律解释”、“裁判方法”、“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方法”、“法律学方法”等, 法学方法论概念和名称的不一致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术语学混乱”。但较为主流的观点还是以“法学方法论”为学科名称, 以“案件裁判中法律理解、适用的一般规律”作为其研究对象。

(二) 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实质

正如王利明学者认为, 法学方法论是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 通过运用司法三段论、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补充方法等, 来解释和运用法律, 正确的裁判案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法学方法论要解决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乃是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这是法学方法论研究最根本的内容和实践价值所在, 法学方法的最大用处就在于帮助法官说明裁判的正当性, 增加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其实质就是把整个司法过程拆卸开, 然后把它的每一个细节当成一个个组件予以概念化, 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加以理论升华。

(三) 法学方法论的功能意义

在裁判过程中指引法官正确寻找、解释并适用法律, 作出公正的裁判, 具有工具价值、控权价值、指引价值和说服价值等功能。法学方法论为法律人群体提供具有共识的方法及其运用规则。“正是这张专门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思维方法, 使得法律共同体成为一个自治的共同体, 一个分享共同的知识、信念和意义的想象共同体。”[2]在司法实务中, 法学方法论指导法官在办案中发现正义、公平, 避免因偏听偏信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而导致裁判不公, 并通过法官司法示范将上述价值融入“法律生活”之中。

三、从法学方法论到司法方法论的路径思考

(一) 法学方法论还没有完全进入司法实践的领地

法学必须关注和面向世俗, 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困惑、矛盾和冲突寻找解决方案。令人遗憾的是, 法学方法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困惑的法学家们”带着焦躁的情绪在司法实践中接引各种流行的科学方法, 专家和民众似乎都在踊跃地借助媒体“表达意见”, 于是形成一片嘈杂之声。有时, “民众的愤怒”甚至淹没了专家的声音, 成为一种民主暴力。最后, “精英的知识”让位于“民众的常识”, 这不能不说是法学的一种悲哀。

(二) 法学方法论对司法实践的应用价值

司法实践中, 要严格逻辑推理过程, 从而保证法的客观性;但若过分僵化, 得出“恶法亦法”的结论, 则违背了法律的实践性格和社会的正义标准, 并与社会实际形成矛盾。因此必须以社会实证效果去考量价值判断, 纠正判决的偏差。而这一过程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法学的发展, 法官可在判例中运用政策考量认定案件, 从而使判例类型化, 并逐步形成一种学说。具体的个案是多变的、各异的, 司法所要完成的即是实现两者的有机链接和融合。因此, “建立一种司法方法论不论是于司法本身还是理论本身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 法学方法论对法官的意义

之前的法学教育, 课堂上传授最多的是条条框框的解释。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 基本上都是“法条主义”的忠实信徒, 具有“自动售货机”一样的机械法律思维, 并没有受到系统的法学方法论训练, 对于那些没有法科教育背景、半路出家的法官而言, 更谈不上法学方法论的熏陶了。他们津津乐道所谓法律人的法律思维, 谈论法学方法论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无异于海客谈瀛洲。法学方法是一个庞杂的、甚至不成逻辑体系的知识库, 法学方法论就像是一个工具箱, 碰到不同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 但具体情形中该用何种法学方法完全是一个条件反射过程, 凭借的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种法律人的基本素养—法感。

(四) 法学方法论对审判活动的意义

法学方法论的运用有利于解决“同案不同判”的司法难题。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正侵蚀着法治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除了来自徇情枉法等非专业性因素外, 可能是法学提供给他们的指导意见并没有达到使我们的法官能够做出统一裁判的要求。这些问题都呼吁“司法定向”的法学供给一种能指导实践的知识。首先, 在于寻找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法条;其次, 法官要在判决中证明当下有待裁决的事实与法条所列举的事实构件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最后, 价值判断如何成为证成判决的理由, 则必须用方法论很好地说明价值判断在证成过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接受性等。

参考文献

[1]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8.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3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在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战国初期的李悝;战国中期的商鞅、慎到；战国末期的集大成者,则是韩非。不过法家学派,并不是一个有意识地结成的学术团体,而是因其理论倾向的一致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法家的理论最集中和最精彩的就是法治学说。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

（一) 重视法与时移论

法家认为法律应体现出时代发展,即法须与时转。当旧的法律法规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时，就应该积极变法。商鞅认为只要变法对国家和民众有好处,也就不必遵循旧的礼法。他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变法口号,应根据“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的原则立法。韩非子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阁“世”变，治世之道亦变，而且要因“世”而变，才能达到致治的目的。

法与时转的主张，从时代的客观发展角度说明了法律改变的必要性。法家同时主张法律变革的内容要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即保护那些以才能而获取财产和地位的人的利益,这符合时代发展所体现的公平原则。

（二）严守法的统一及稳定

法家认为统一稳定的法令才能使百姓有所遵循。管子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君主是立法者,法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臣的义务是守法,就是按照法律来执行法律;民的义务是法于法,就是遵守法律规范。只要君、臣、民三者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国家才会大治。法家认为国家大治的前提就是法令必须稳定、统一。从法律形式上要求法令的统一和稳定,实质上限制了君主以个人意志任意地破坏法律,有利于君主的统治和规范臣民的行为。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和统一,管仲主张立法权必须独掌于君主手中,不允许法出多门,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三) 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法家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以达到“刑无等级”之目的。韩非曾尖锐地指出，造成“刑有等级”、“法外特权”的主要因素是特权阶层利用自身的权势在干扰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为了挑战旧势力，为新法贯彻扫清障碍，法家将打击的对象重点指向历来享有法律特权的贵族阶层。李悝曾经提出“食有劳、禄有功”，是主张“赏无等级”；商鞅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尊重法律，就要杜绝法律因适用对象身份的不同而有所迁就，进一步提出“刑无等级”的思想。

三、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对立法的借鉴

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为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就要根据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适时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要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并以法治推动和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要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信息化法治建设和综合管理。

现代法治必须信奉“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得践踏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既然要依法治国,就首先必须有法。如果没有法,则无法可依,无法可治。因此,必须建立起一套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和谐配合、层次分明、排列得当的法律体系,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就把现代法治运行的首要环节——立法，上升为我国今后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

（二）法家法治思想对依法行政的借鉴

法家把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和“恶吏”的一个标准，这对我们依法行政也有值得借鉴的一面。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公正、公开进行,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因为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要由这些机关去贯彻、落实。一旦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不按公正、公开、合法的原则进行,有关人员以其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职权,在所涉及的范围内,其枉法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目前大多数群众认为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且多数民众对我国当前执法状况相当不满意。说明我国目前执法状况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我们应当加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加强对执法人员执法活动的监督,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通过他们严格公正的执法,使法律法规得到全面的落实以及普遍遵守,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三）法家法治思想对司法的借鉴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建立一个法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不仅有赖于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提高,更有赖于司法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可以说,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是能否严格执法的关键。司法机关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又是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制裁和惩罚违法犯罪的最终防线。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在这里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伸张正气,维护社会正义,那么,法律的尊严就会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而要改变司法不公状况,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增强司法机关自身抵抗干扰能力。同时，切实提高司法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完善和加强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使其做到秉公执法。司法机关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树立起法律在民众中的尊严。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2]武树臣,李力.中国法律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韩非子.六反[M].

[4]韩非子.五蠹[M].

[5]管子.七法[M].

[6]韩非子.问辩[M].

[7]商鞅.商君书·禁使[M].

[8]商鞅.商君书·定分[M].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4

摘要：经济分析法学坚持效率应当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分析法学;效率价值;市场经济

经济分析法学又称法律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律问题，并正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构成其为一独立的法学流派。它不仅涉及到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经济分析法学自始至终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把效率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立法、执法和司法都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经济分析法学对于当今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对于建立和健全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命运

1、经济分析法学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必须指出，经济分析法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理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法理学界各个不同的流派之间的连绵不断的论战，促使西方法理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学派林立，学说纷繁，法理学理论呈现多元化格局。各法学流派的地位和影响，此消彼长，分立整合。但以各学派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这三大主流法学派。

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正式诞生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三大主流法学派鼎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分析法学因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大有要与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形成四强并立新格局的趋势。[1]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2]另外，作为一个法学流派，能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高等学校重要的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学术研究机构，除经济分析法学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法学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巨大。

经济分析法学不仅理论日益成熟，而且开始了其向司法渗透并产生影响的历程。许多从事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学者走出课堂、书斋，步入美国高等法院，将其学术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司法实践。如享有盛名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权威波斯纳任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克利任最高法院法官。[3]

经济分析法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从其诞生地―――美国，传播到世界其它国家。1981年英国巴特澳思出版社出版《法学与经济学国际评论》，便是经济分析法学走向国际化的例证。[4]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碰到了一系列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经济分析法学的有关理论。因而，也就开始了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进程并举行了有关学术活动。如198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法学和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在深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法学和经济学如何合作。会议首席发言人以美国经济分析法学理论为参照提出法学和经济学合作的理论支点―――以效益为中心进行双边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了有关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交叉，相互作用的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法律经济学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法学界、经济学界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律经济学或经济分析法学。在这将近左右的时间里，不少人跃跃欲试，意图突破冷门，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5

关键词：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经济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不足

2007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跨越之年，特别是股市在经历了2005年的政策破冰和2006年的牛市运转之后，2007年上证综合指数全年上涨96.66%，深圳成指上涨166.29%。截止到2007年底，沪深两市的总市值超过了32万亿元，流通市值超过了9万亿元，投资者账户总数已经达到了1.39亿户。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金融资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长和发展膨胀时期，市值由过去的3万亿元发展到今天的30多万亿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但是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形成的是高度集中的以沪、深交易所并存发展的模式,银行长期抵押放款市场仅服务于安全性高、风险较小的国有企业和大型集体企业,造成大多数民营企业特别是风险大的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不能通过银行借款获得资金。且从证券市场的发行主体来看,上市公司为获得证券发行资格,虚报会计报表,信息披露不规范,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部分持股大户常常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资本市场,造成严重侵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发生。我国资本市场有其不足之处:

（1）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但资本市场的现状不能满足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各种类型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债券市场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于股票市场一直是“跛足”，债券市场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低、发行和交易市场割裂，尤其是公司债券，相对于国债和金融债，更是发展缓慢，直到2006年，我国企业债发行规模才达到1008亿元，为历年发行总规模的近一半。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2006年贷款融资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的比重依然高达82％，间接融资比重远高于直接融资。截至2006年底，我国债券市场余额为57455亿元（不包括央行票据），与GDP的比例为27.4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63.11%的水平，远低于我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例42.70%；我国债券市场中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分别占50.56%、44.19%、5.0%。企业债余额仅为2831亿元，与GDP的比例仅为1.35%，远远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30%的水平。第三，股票市场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问题。一是虽然2007年沪深总市值已经超过我国内地GDP总量，与发达国家的比例相当，但因流通市值无论绝对量还是占比都相对较小，沪深股市总流通市值约9万亿元，仅占两市总市值的30%左右，股市结构亟待完善；二是股市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发展不平衡，削弱了证券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2）我国单一层次的证券市场规定了严格的上市条件,阻碍了中小企业通过证券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入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须受到严格的上市条件限制(包括公司规模、盈利性等)，大多数企业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沪、深市场的大一统、高门槛,致使高成长性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风险太大和公司的盈利性等原因得不到资本市场的支持。这一切造成中小企业和科技创业型企业在我国融资困难,阻碍了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事业的发

展。

（3）我国证券资本市场关于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只有单一层次的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尚未建立,沪、深主板市场门槛太高,企业往往由于一时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就有可能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根据《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 ①公司的股本总额、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具备上市条件； ②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 ③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④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有暂停情形第(1)项、第(4)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后果严重的,终止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一旦被终止上市,容易造成资本市场动荡,打击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4）过多的行政干预不能体现证券市场的高度市场化的特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10年主要是用行政手段管理,公司上市需要由自上而下的指标下达与自下而上的推荐相结合。这种管理方法与证券市场高度市场化的特点非常不适应,因此,今后公司的上市制度应该有所改革,凡符合条件的,可由企业自己申请上市,能否成功由市场决定,这样能通过资本市场的激烈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

（1）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行使资源配置功能。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源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由四个部门组成，即企业、政府、家庭和国外部门。家庭部门一般来说是收支盈余部门，企业和政府一般是收支差额部门。盈余部门一般要将其剩余资金进行储蓄，而收支差额部门要对盈余部门举债，收支盈余部门将其剩余资金转移到收支差额部门之中去（雷蒙得·W·戈德史密斯，1994）。在现代社会中，要完成这种转化，曾经有过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由计划经济性质决定的中央计划配置方式和由市场经济决定的资本市场配置方式。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主要配置形式，并且实践证明效率是比较高的。

（2）资本市场还起到资本资产风险定价的功能。

资本资产风险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资本市场也正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来指导增量资本资源的积累与存量资本资源的调整。风险定价具体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这正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3）资本市场还为资本资产的流动提供服务。

资本市场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供资本资产的流动性功能。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购买了金融工具以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售所持有的金融工具，这种出售的可能性或便利性，称为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功能。流动性越高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性就越高。流动性的高低，往往成为检验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4）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分散和信息积累功能。

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还起到的两个作用是风险分散和信息积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非充分有效的资本市场常常会变成经济发展的瓶颈。资本市场的信息积累作用有助于避免“有限制理性”而引起的投资决策上的偏差,从而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还有来自国外厂商的威胁。为了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我国企业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资金。而且伴随着复杂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投入,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因此,投资者对这种项目往往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为了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项目,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和共担” 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来分散其投资风险。（5）高效的资本市场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可以加强储蓄动员能力,优化配置资本要素,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经济发展是伴随经济结构变化的经济总量扩张的过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的形成与扩张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恩格思·麦迪逊教授在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政策》一书中，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0～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这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因此说，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资本来源于投资，投资取决于储蓄的规模及转化效率。扩大储蓄的源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储蓄，有效地消除或减轻投资的储蓄约束，加快资本形成与扩张的速度与步伐，并正确处理好国内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使之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对经济发展是必须的。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完善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完善资本市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由于资本市场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我国资本市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的顺利增长。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规范法律框架，完善交易规则，整合现有产权交易市场；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促进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市场良性互动；不断扩大股市和债市的市场规模，丰富金融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2）必须积极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实现股市的“经济晴雨表”功能。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背离，这并非否定了股市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反映的“晴雨表”这一命题。出现这种背离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市场本身存在着诸多的制度不健全和功能不完善之处，使我国资本市场在运行过程中潜在着很多深层次和结构性的矛盾，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症结在于股权分置问题。

（3）要重视直接融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必须依托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提高市场深度的基础还在于全方位开展中国资本市场以效率为导向的创新改革，包括建立合理的多层次的市场结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行上市以及股指期货等具有不同功能的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推出，继续提高市场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不断深化发行制度改革，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约束，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等。总之，创新是增强市场

活力的源泉。

（4）顺应国际化趋势，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对于一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形成、流动性的提高、制度的完善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要努力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努力深化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融资方式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增进投资者信心；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我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魏巍，甘茂智.东亚资本市场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金融,2006,(5).

［2］赵晓雷.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N］.文汇报,2004-2-16.［3］张留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4］谢林涛,徐恒峰.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8).

十二位法学家谈中国法治愿景 篇6

经济的力量最终取决于我们奉行什么样的经济伦理，而法治就是经济伦理的表达方式。要解决中国当代的很多问题，法治和普适伦理等要素的良性互动至为关键

江平王保树 张恒山 李曙光 马怀德 方流芳 周光权 吴志攀 ** 姜明安 王涌 萧瀚

进入5月节日后的第一个周末，财新传媒在北京召开首次法学咨询委员会会议，并藉此就中国法治建设进行了一次讨论，题为：“中国法治愿景论坛”。与会的法学专家对中国法治现状进行“望、闻、问、切”，展望了中国法治的愿景，并对法律人和新闻人的共通使命提出见解。

时间：2010年5月8日

地点：北京财新传媒大会议室

法治现状检讨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我最近在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的宪法究竟怎样。平心静气而言，我认为它离宪政还远得很，这是公认的事实，或者说是法律人承认的事实。按理说应该彻底修改一下，尽管这些年来几次修改已经把一些比较好的思想写进去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

第二个层次，这个宪法是否得到遵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法治的状况，离遵守宪法、贯彻宪法的目标还太远。举几个例子，其一，宪法里面明确讲，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现在居然有说法提出，不要提司法独立。司法机关能否做到真正独立，能否做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判决，这是对我们宪法原则很重要的考验。现在很多说法，严格说来是违反宪法的。

例子之二，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很多相应的法律还没有制定，比如新闻法、出版法，20多年前就主张制定了，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例子三是劳动教养问题。《立法法》明确规定，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但是，《立法法》2000年通过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还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这个问题谈了十年，但是有关劳动教养司法化的方案还是被否决掉。不能借“影响稳定”来反对改革，反对落实宪法原则。

王保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有多年。但是接触到实践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普通民众跟官员特别是负一定责任的官员，对法治的态度非常不同。

有时候坐出租车，司机会讲，“中国有什么法？中国没有法！”我很惊讶，国家立了那么多法，为什么普通民众会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老百姓还没有感觉自己受惠于法律，没有觉得法律起了作用。这种说法，透露着一种失望，但另一方面说明，老百姓是关心法治的，这是中国实行法治的基础。

最近出差到外地，看到墙上的一条大标语，写着“非正常越级上访第一次发现警告，第二次行政拘留，第三次劳动教养”。这样的标语不会是一般人提出来的，肯定是负一定责任的官员提出来的，从中可以反映出一些负责任的官员对法治的态度。

什么是“越级”上访呢？上访哪有不越级的，就是本级解决不了问题才越级。“非正常”的说法，从法律角度看是极为含混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很突出，上访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公权力侵害私权利，老百姓找不到解决困难的渠道，只好上访。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强化疏导，而太多地强调堵截，越堵越截，可能导致上访的人越来越多。

从这个标语的内涵和鼓励的措施看，都是跟法治背道而驰的。这说明一个问题，时至今日，一些负责的官员跟普通老百姓对法治的态度仍有很大的差距。普通老百姓虽然是朴素的看法，他们还是需要法治，希望法治的阳光照到自己身上。但有些官员仍把法看成治民的，这样治民的“法治”，和人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法治从纸面跃入实践，任重道远。这么多年一直在搞“普法”，是否起了显著作用？对负责的官员普法，关键不是普及一般的法律条文，而是要从根本上培养法治的精神。一个最普通但最重要的道理是，公权力要受到切实的约束，私权利应受到切实的保护。但是，看来很多人对此不感兴趣。最近领导干部培训采用按菜单选课的方式。结果是，两个法律专题班被淘汰，因为选课的人少于20人，三个法律专题班刚刚够20人。这说明，法治精神当今仍需要有意去培养。还需要人们去提倡，包括媒体去推广。

张恒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最受干部欢迎的课是《周易》和《易经》。改革的意图是想让干部自主选择课，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和北大、清华等几所高校分别选出一些课来，供这些干部自主选择。但是选择的结果表明，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他们最需要学的恰恰是他们最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我们觉得荒诞的东西。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改革开放30年了，有一个模式我认为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30年追求三个价值目标：一是改革的价值，强调改革的力度；二是发展的价值，强调发展的速度；三是稳定的价值，强调稳定的程度。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这三个价值目标在各地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改革的目标已经变异为主要在调整普通人的利益，政府这一块利益调整比较少；发展的目标变异为各地发展主要靠资源财政、土地财政在维系；稳定的目标已经变异为维稳，形成了一种不讲公正公平，而是“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不正常状态。

某种程度上，“维稳”已经成为当今地方政府优先甚至是惟一的目标，维稳在实践中被运动化，维稳成了不断的攻坚行动和常态活动。这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大的国情与特点。

“维稳”在各个领域有不同的表现。从法律界来说，可以观察在维稳目标下司法的功能、作用。最近法学界对所谓“司法的能动性”有很多的讨论，这是非常糟糕的讨论。西方的“能动司法”与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制与法治环境语境，在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就成了“维稳”的代名词。维稳更主要的特征是人治化、行政化、政策式、不稳定的，而主要不是用法治和制度的手段。在维稳的目标下，司法追求所谓“三率”—结案率、调解率，二审维持率。结案率是要求高结案率，而且要“案结事了”；调解率是法院受理案件追求高比例的调解率，有的地方甚至追求零判决率；而所谓二审维持率，是指二审维持一审的比率要高。在目前一些案件一审不很公正情况下，追求二审维持率是对当事人上诉权利的变相剥夺，特别是请示制度存在，一审请示二审，老百姓的上诉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

再看地方政府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更多用行政性手段，经济手段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一旦行政经济手段失效，才想着让法院来帮忙，以司法裁定、判决的方式去固定强化行政手段与政府错误。现在也有所谓的“大调解”理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统一，这是行政权、司法权合一的思路，问题很多。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在实践中应得到有效实施，可事实不是如此。比如《破产法》的实施，从2007年6月1日到现在，全国的破产案件不到1万件。2009年全国的破产案件才3120件，而全年有接近80万家的企业在工商监管部门以注销或吊销方式退出市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企业退出市场并不是通过法治的途径，而是通过行政注销和吊销的方式。

在很多情况下，片面简单使用行政或高压手段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积聚社会矛盾。应该反思，为什么现在向校园小孩施暴的极端事件不断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公正与权利表达的出口越来越少，包括正常的诉讼、司法等制度化渠道得不到保障。

我们讲“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但如果司法的目标界定在维稳而不是公平正义，司法和法律的可预期性就没有了，法治的威严就不立，社会就不信游戏规则了，对社会矛盾的处理就会出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缠纱布”的方式，不是用“做手术”的方式—问题已经到动手术的程度了，但只是简单地包扎，让大家看不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伤口越来越深，最后发生溃烂，一旦社会问题或矛盾溃烂就会演化成群体性事件或者极端性事件。

在新的时期，要有新的维稳观—法治视野下的维稳观，最终要靠改革、发展，靠一种可预期的制度，一种透明、公平、正义的程序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稳定问题。

法律人和媒体人的共通使命

张恒山：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明表现的根本是什么？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良知和理性，这是文明维系的根本。在现代社会，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报道、评析来体现。媒体做得好坏，关键在于它是不是紧扣时代的问题，发时代的强音，表达人民的意见、意愿。

而良知、理性更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思考，这恰恰是法学所思考的主题。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主要是三种价值：一是社会有序，社会不能混乱；二是生活富裕，这要靠发展经济；三是更高的追求，就是社会正义。对正义的追求，恰恰是对社会的整体考验，包括：对执政者的考验，对各级官员的考验。社会正义的实现，同时需要社会全体成员具备正义理念。法在本质上是正义的体现。法学的本质是探索正义之学。社会正义的理念，要通过媒体来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法学界和媒体携手，共同推进公平正义理念的传播，对社会有重大意义。

江平：中国的改革正面临一个关键点，改革如果止步，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将一事无成。

光靠法学家的孤军作战是不行的，至少要跟经济学家联盟。我本人和吴敬琏教授就曾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跟媒体的结合也非常关键。市场经济要有所创新、有所成就，新闻媒体的作用很关键。中国的媒体界，除了一部分人思想有些保守之外，总体来说是很有改革意识、创新意识的。我们要把新闻媒体和改革的事业结合起来，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社会需要综合、严肃、负责任，能够反映时代声音的媒体。要能说真话，反映民间的呼声，特别是推动中国的法治和改革，不是简单地迎合公众、迎合政府、迎合市场。

这需要媒体继续发挥监督公权力的作用。法治是不是发展了，要看公权力是否受约束，公权力受到约束才标志着法治有进步。比如最近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类似于“国十条”、“京十二条”等，也要经过法治的验证，看它有没有法律依据。禁止一个家庭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子，这到底是政府的权力还是市场自由选择？每到关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忘记法治的要求，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旗帜，作为普罗大众代言人的身份行使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

政府的权力表现形式很复杂，现在来看比较难以约束的是领导的决策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经过一些程序和形式，法律要经过人大的审议；具体的行政决定做得不合适，有人会起诉或者申请行政复议，客观有监督救济的渠道；惟独是一些重大的决策，决策过程缺乏制约，事后也没有什么监督渠道。所我们一直呼吁制定《行政程序法》，把政府的决策也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但是，这个法律在“十五”期间还列入人大的立法规划，到“十一五”期间的立法规划中就没有了，说明立法很困难。

我前一段时间提了“法治GDP”的概念。现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完全是根据“经济GDP”，但是经济GDP往往是通过不遵守法治甚至破坏法治的方式获得的。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观，既考虑经济的发展，也考虑政治文明、法治的发展，建立包括法治因素在内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这样才能有效约束各级官员实施法律。

而媒体还应当继续反映民意，客观理性地表达公众意志。特别是要对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注，给他们表达声音的机会和途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能力都非常弱，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如果媒体不能够有效的表达他们的声音，那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院长）：一个好的新闻报道就是讲出真相，新闻的生命力也就在于讲出真相。讲出真相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媒体和记者具有一种崇高的职业精神，用专业的眼光发现、看到真相。他们还要有表达真相的能力，要有讲出真相的道德勇气。在今天这个社会，新闻媒体要讲出真相是不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新闻职业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职业，会面临名誉权诉讼，会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感和打压，会遭到黑社会的仇视和暗算，会让许许多多的人感到不愉快。总之，曝光真相是得罪人的事，而这正是新闻对社会的贡献。

人民有权知道真相，政府决策需要知道真相，社会要知道真相，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需要掩盖真相的。在“英语语言与政治”一文中，奥威尔曾经预言，如果一个人惯于说套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我表达，他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如果大家都回避真相，都给自己设定很多言论禁区，最后是一个民族整体地丧失言说能力。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于它的言说能力—如果言说能力退化，竞争实力必定会受到限制。

现在，中国很多方面的言说能力正在退化，比如有关“文革”、“反右”的话题，来自中国大陆的“正确”言说已经被边缘化，可靠的公开资料几乎都在海外，海外的研究大大超过了国内。虽然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说，并不意味着别人也跟着你不说，只是你自己放弃了言说的机会。

真相对于我们的社会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不从真相里面获取知识、吸取教训，如果我们对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讨论不够、对真相知道得不够，对自己设置了太多的言论的禁区，那么，我们无疑会不断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只会犯错误，却永远不会真正地从错误中获得教训。

从1978年，就倡导“解放思想”，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最近，温家宝总理讲，大学要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这是有关教育问题的再好不过的“解放思想”的见解。当然，解放思想和言论开放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言论开放就没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通过表达、交流和思考实现的。因此，解放思想的标志就是言论开放。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自于言论开放，而所有的人祸都和言论禁锢有关。

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转型社会中的媒体肩负着非常繁重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想谈谈如何处理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在这里的切入点是：司法上片面追求政绩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负责任的媒体不能再对此推波助澜。现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司法运作模式几乎和行政完全一样，也有很严重的追求政绩的现象。在这当中，媒体要避免发挥不好的作用。一些媒体的报道对此没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客观上助长了不正确的司法政绩观。

我有一个感觉，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的司法机关到最基层的县法院、县检察院，他们的一把手向各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大段的内容一定是这个法院、检察院在过去一年中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做了多少工作，等等。这样做，如果符合法治的要求，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有的地方对司法和经济发展工作的关系做了错误的理解，对所谓的“保驾护航”做了很不恰当的理解—曲解法律、规避法律甚至牺牲法律，要求司法片面服务于各种“中心工作”，包括追求GDP，服务于地方利益，或者是仅仅服务于当地党政一把手。

有的司法机关办案不是服从于、服务于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而是为了追求一些简单的数字（例如调解结案率、抗诉成功率、无罪判决率等），让自己所在地的司法机关比其他地方的司法机关的工作成绩在“数字上”好看！这些现象的存在，都使得地方司法机关真正成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司法割据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法制的权威，使得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在中国的真正建立变得非常困难。

要正确处理司法和媒体的关系，对于媒体而言，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媒体人要有职业精神，要遵守媒体自身的规则，守住尊重客观事实的底线；第二是做法治报道的记者一定要有足够的法律知识，甚至要把自己看作法律共同体内的成员，要有规范意识，对法律要有敬畏感，要能够通过自己撰写的报道来弘扬法治精神，引导国民形成规范意识。第三，法治媒体人一定要有反思精神和批判的能力。对于某些地方基层司法机关为片面追求“政绩”，突破现行法律规定所推行的所谓“司法改革”和其他工作机制上的不妥当之处，应该持审慎态度，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评。

吴志攀（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可能是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所没有遇到的大变革。这个变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见性可能都是更加强烈。今天社会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包括所期许的未来目标，用3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理论体系，从经济学到法学，我认为都很难解释清楚。前苏联那套理论我们早就不用了，改革开放30年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实践经验还没有完全上升为理论，即使上升为理论的部分，也不能完全解释未来30年和50年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理论,只有依靠我们在探索中寻找解决方案。

我认为，除了像过去那样，通过介绍国外市场经济的情况，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向外看的窗户。现在，我国商业、学界和媒体，还包括政府部门把国内的情况，包括社会底层的情况，把外国人不知道的新情况对全世界展示出来，要有一个新的维度，把中国面临的大变革的复杂程度和艰难探索及多样选择，让世人理解。

中国法治未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未来走向，需要用综合性的眼光，整体性的关照和系统性的分析，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工具都很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不可或缺，要将政治哲学的视角引入社会、经济、法律的互动中来。

过去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在先，法律是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一种调整的工具。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公平正义的运载工具，它可能会为经济成果的社会分配提供一种公平正义的程序理性。但是这种认知其实是把法律、法学作为经济和经济学的附庸来看待。

通过2008年以来从西方国家发展，后来蔓延到全球的经济危机情况来看，在经济领域里面，责任伦理的丧失——包括经济学家信念伦理的丧失，提醒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如何通过法律和法学的研究，以规范伦理来救济责任伦理的不足，以规范伦理来提供信念伦理的溃败所造成的整个经济社会秩序堕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的今天，有必要将超越性的德性维度引入到法学和法律领域，然后以法律和法学领域作为一个切口，来规范经济的成长，避免坏的资本主义，尤其是避免裙带式的资本主义缺陷。保证中国在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之际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生态，防止社会溃败，在社会财富创造之后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从而营造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向往的富足、文明、祥和的社会，这是法律和法学的担当。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法治愿景”这个大课题，我想探讨一下“中国法治实现的途径”这个子课题。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快一点的实现中国法治的路径呢？我认为是有一条捷径的。这条实现中国法治的捷径就是公开、透明。

法治政府有五个重要要素。公开、透明是实现或打造这五个重要要素的最好的途径。

法治政府的第一个重要要素是公众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而实现参与的前提和基础是信息公开，公众没有知情权就不可能实现参与权。这两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较大程度地促进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从而大大激化了公民参与的热情。这一点我们从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网民积极参与法律、法规立、改、废的讨论、积极参与对各级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评论，积极参与对“躲猫猫”、“钓鱼执法”等事件的关注和监督即可窥豹一斑。

法治政府的第二个重要要素是监督和制约。过去想了很多办法，如人跟人，设定专门人员和机构进行监督，但是谁又来监督监督者呢？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包括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其最佳方式和途径就是公开，从这两年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看，公权力的行使，无论是人权、财权、还是项目审批权、征收征用权的行使，凡是信息公开、透明的地方、部门，滥用权力的情形都得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比如四川巴中的白庙乡详细公开公务财政支出，被称为“裸体政府”，公开以后公款吃喝的费用即直线下降。而信息不公开，权力暗箱操作的地方、部门，滥用权力的情形往往非常严重，有的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法治政府的第三个重要要素是是廉洁和反腐败。过去我们试过了很多很多的反腐办法，如“八不准”“十不准”“五十二不准”等等，还有“双规”“严打”等，但是，都不那么管用。惟有公开，一公开就灵。如近年通过网络公开揭露出来的“高级香烟贪官”“高级名表贪官”等。像“除了性别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的河北的王亚丽“造假骗官”事件，如果其提拔任用的整个过程公开、透明，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怎么能帮她作假？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公开，如逐步建立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等。

法治政府的第四个重要要素是权责统一和责任制。现在我们各级政府实施的官员问责制，问责的官员不少，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事故灾难仍不断发生。有的官员今天在甲地问责，明天在乙地复出，问责的效果有限。如果问责和复出的信息都充分公开，阳光透明，上述问题就难以发生。

法治政府的第五个重要要素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政府为民办事，为民服务，首先应该向办事、服务的对象提供信息，告诉他们政府部门办事、服务的时间、地点、手续和有关要求。不要让他们办一件事跑八趟十趟还办不下来，甚至连办事的衙门都找不到。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经常将办事的过程、效果，特别是用钱、用人的情况、效果向人民报告，向社会公开。

综上可见，只有公开、透明，才可能建设法治政府。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当下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有两个问题作为思考的起点。首先，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非常巨大，比如巨额的财政供养人数，高额的维稳成本等等。这个钱来自哪里？除了正常的税收外，还有三大来源：一是土地财政，二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三是通货膨胀因素。这三个来源涉及很多结构性问题，触及整个社会维持的根本。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机制，社会的巨大财富被政府吸纳，然后通过政府来进行投资。而政府投资的效率和公正性是很成问题的。举几个例子，中央投资方面，奥运会、世博会以及国庆大典等，动辄就是巨额投资，但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形成一个巨大反差。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就更成为问题了，前久曝出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空城”，以及清水河县预计投资60亿造新城形成“烂尾城”等事例就是明证。

从前述的三大社会治理成本来源看，法律对它的规范约束都很有限。土地财政导致的野蛮暴力拆迁滋生了无数矛盾和冲突，“新拆迁条例”至今还未出台；国企垄断地位加强，最近很多领域出现国进民退，而《反垄断法》的实施基本不针对国企；通货膨胀问题，也缺乏制度上的硬约束，包括已经巨大的外汇储备的形成，从法律上的研究非常缺乏。

吸纳了巨额社会财富的政府，其投资受到的约束也很弱，它决策的机构、决策的过程等，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苍白的。

面临这些难题，改革却陷入困境。30多年来，财富增加了，但是改革动力却没有了，20多年前那种全民为之激动，上下一心的改革气氛没有了，我们看不到多少社会共识，更多看到的是利益集团。本来法治是减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间沟通和交流成本的最好机制，但我们的法治又没有建立起来。

这也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中国目前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出现很多令人无奈的特点，一是治标不治本。比如治理房价的调控政策。另一个特点是，很多制度被异化。比如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信访制度，它已经变成一个政府设置的游戏，让访民在这个过程当中精疲力尽。再比如经济适用房，在运作过程当中，很多地方和部门变成了给公务员的福利分房。

面对矛盾的现实，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改革还是有空间的——是技术空间，二是政治空间。对政治空间似乎不敢奢想，还要期待历史机缘，但是技术空间还是很大的，通过公众、媒体、NGO和专家等多方的努力，可以在很多技术空间上争取有一个完善。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新传媒法律顾问）：对于法治的问题，我有几句有点像绕口令一样的话—法官是司法的救生圈，司法是社会的救生圈，而宪政是司法的救生圈，道德是宪政的救生圈，信仰是道德的救生圈。这是思维分析的逻辑，不是现实的逻辑，这些要素不存在先后关系，所有的要素之间都是互动的，也许撬开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其他的要素也就跟着被良性互动增进。

看过《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这本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最初的时候日本的最高法院（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是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法官非常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司法权，一点一点地扩张，有了今天的日本最高法院和整个司法体系。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1803年时，曾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法儿办公，因为没有经费，这就是汉密尔顿当年所说的“既没有钱，也没有权”。不能想象，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几乎是仅次于上帝的角色。日本和美国的例子可以说明，法官对职业良心的坚持和职业尊严的坚持本身就极其的重要。

在中国，常常会面临一个诘问：司法已经那么腐败了，再给它独立怎么办？问得很正确，它涉及了中国司法困窘的现状。我的想法是，对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职业，目前还缺乏职业伦理差异性比较的看法，比如说像政治家、法官、大夫、教师、慈善事业从业者、神职人员等，都是非常特殊的职业，可以说是“圣职”—职业对个人有独特的私德方面的要求，跟其他的职业不一样。这些看法现在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法治在本质上是实践伦理，它使得一个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一个可以提供稳定预期的平台。但是我们的法治还缺乏这样一个伦理基础。中国当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在教科书层面上还依然延续着苏联的维辛斯基法学观，把法看作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没有确立法学作为正义之学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的学界，尤其是在法学的实践领域，存在混乱的状况。

我们在建设法治平台过程中，本身有一些立法就有严重问题，哪怕立法没有问题，因为没有立法独立，也仅停留于纸面。这些关系非常的错综复杂，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的改革就会一片光明。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经济的力量最终取决于我们奉行什么样的经济伦理，而法治就是经济伦理的表达方式。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7

1.为什么比较

诺瓦尔里斯说:“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托马斯·曼说“只有通过比较, 人们才能辨清并认识自我, 由此发展为应然之人”。

“比较法是指一方面以法律为其对象、另一方面以比较为其内容的一种思维活动”“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之内的不同规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每一个国家运用法律的本性, 而比较法首先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法律秩序的相互比较”;“只有在探讨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的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特殊的比较考察时, 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比较法”。

比较法作用如下: (1) 为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提供范围更广阔的解决模式。 (2) 打破那种不加反省的民族偏见。 (3) 帮助我们明确认识我们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和改善国际间的相互理解。 (4) 刺激本国法律秩序的不断的批判, 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 (5) 为立法者提供资料。 (6) 促进本国法律规范的更合理解释。 (7) 促进大学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 (8) 准备关于超国家法律统一的各项规划。

比较法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逐步实现个别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进步, 最终走向整个人类社会法律制度的和谐与统一。①

2.如何比较

“深入探讨比较法的方法是富有意义的;因为法学是有病的, 而比较法却是一剂良药。”②

在介绍比较法的方法时, 作者首先强调了对本国法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和对外国法的经常学习的重要性, 并引出“功能性原则”, 且提出一条“类似的推定”:各种不同的法律秩序, 尽管在其历史发展、体系和理论的构成及其实际适用的方式上不同, 但对同样的生活问题往往在细节上, 采取同样的或类似的解决办法。该“类似的推定”适合于:在比较法研究开始时, 这个推定可以作为启发式的原则适用;在研究工作终结时, 这个推定成为检验其结果是否正确的手段。③

比较法方法不仅是思想方法还是一种工作方法, 善于运用比较法方法对于我们的生活、学习具有指导作用。意大利学者卡佩莱蒂的“六步骤法”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具体是指:

第一步, 进行比较有意义的研究的前提条件是, 找到人们共同遇到的社会问题和需要, 即以提出问题或规定一种工作假设开始的。

第二步, 找出那些处理共同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所采用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

第三步, 对有关国家所采用的法律解决的相同性或相异性理由进行探讨和研究, 这些理由可能根植于历史传统, 可能在于社会学、伦理学、意识形态的文化相同或不同。

第四步, 是第三步的继续, 即进一步研究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可能的趋势。

第五步, 比较法学依据特定解决办法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效能这样一种客观标准, 对比较研究中包括的国家为解决共同问题所采取的法律解决办法进行评估。

第六步, 基于所有积累起来的资料, 比较法学家根据具体领域中的某些发展趋势, 可以合理的试图预测未来的发展。

3.比较法研究对于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意义

耶林说:“接受外国法律制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 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合目的性和需要的问题。任何人都不愿从遥远的地方拿来一件在国内已有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东西, 只有傻瓜才会因为金鸡纳霜不是在自己的菜园里长出来的而拒绝服用它”。

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通常包括这样五方面的涵义:一是法律之治, 而非人的统治;二是人民主体;三是有限政府;四是社会自治;五是程序中立。④

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不仅要坚持贯彻先进的法治理念, 更要学习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如果在功能上把法律制度看作是社会事实情况的调解器, 那么在每个国家里的法律问题都是相似的。我国由于接受法治观念较晚, 践行法治相对滞后, 更应认真研究国外的法律制度, 以解决我国法律中的漏洞。实践也证明, 对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直接或间接的模仿是实现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这就要重视法律移植的问题。

法律移植是指特定国家 (或地区) 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 (或地区) , 即一国对他国法律的引进、吸引、采用。

法律移植与比较法的关系很密切, 法律移植的前提就是对各国法律进行比较和研究。而比较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的比较研究, 有选择地借鉴或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从而改进本国立法。我国在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大力发展比较法研究意义重大, 不仅可以弥补我国法律中的不足与缺陷, 还可以完善我国法律法规, 保证法律统一, 从而和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德】K·茨威格特, 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 潘汉典, 米健, 高鸿钧, 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 2003。

[2]米健.《从比较法到共同法》, 《比较法研究》, 2000年第3期。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8

第5期金杜明德法治沙龙在人大法学院

成功举办

3月20日下午2时，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信息研究中心承办，北京金杜公益基金、《法制日报》社评论部协办的金杜明德法治沙龙第5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明德楼725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主题为“执法曝光的依据与限度”。

各位报告人一致认为“执法曝光”是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中比较突出的现象，争议一直存在，因此本期沙龙以此为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具有很强的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价值。沙龙围绕着执法曝光的正当性何在、执法曝光有无法律依据、执法曝光是否属于一种独立的行政处罚方式、执法曝光的内容和方式、执法曝光的条件、执法曝光的对象、轻微违法行为与执法曝光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执法曝光错误或过度的救济等为问题各抒己见，观点不一，精彩纷呈。其间，多位同学或提问或参与讨论。最后，胡教授对本期沙龙所形成的成果作了总结，并发表了其本人的学术意见。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的意义 篇9

关键词：法治,制度,管理

一、高校学生精细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总体上符合立德树人和科学管理的基本要求,但仍然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一) 组织协调性有待加强。其一,存在政令出自多部门,严重影响工作效率。例如在学雷锋活动中,宣传部、校团委、学工部、后勤处等多个部门皆发出通知,要求各学院组织全体师生参与学雷锋活动,且学习形式与时间几乎一样,就导致学院具体执行者无所适从。其二,政令执行者相互推诿。学生管理的主要工作应当由学院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来承担,而由于岗位职责不明确,学工部老师、学院领导、教学秘书等都为了自己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而主动参与到了学生日常管理中来,导致了“功劳争着抢、过错无人担”的恶性循环。

( 二) 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几乎所有的高校学生工作部门都会以“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宣传口号来表述部门职责,学校的其余部门也常常以服务学生为宗旨进行过屡次承诺,受中国传统官僚主义的影响,很多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却未将“一切为了学生利益”作为学生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此,学校的学生管理容易出现以下现象: 一是签字领导经常不在; 二是学生手续办理繁琐; 三是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现象; 四是严重影响学生工作部门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

( 三) 制度执行力度有待提高。为了保障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各高等学校都根据《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制定了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及大学章程,明确了学校、教师、学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以上级领导的建议和意见为处理依据,以“经研究决定”以决策依据,忽视了学校的具体制度性的规定。

( 四) 制度依据有待修改。高校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制定了很多制度性的依据,以供学校各级管理者参考使用。但部分高校的制度规定并不符合与时俱进的特征,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制定的制度依旧存在,且并没有得到修改完善,进而不利于学生管理的实际情况。例如有部分高校将“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作为非贫困生排除在外,这就明显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已经普及到了绝大部分群体,而以此为条件来认定为非贫困生显然是错误的。

二、法治原则对于高校学生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借鉴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为了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制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等法治原则。以上原则作为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可以并且应当指导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借鉴:

( 一) 将“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借鉴为“坚持学工部门统一领导”。具体说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明确学生的具体管理工作由党委领导下的学工部门负责,其他各部门可以协助学工部门参与管理或者通过学工部门简介参与学生管理。二是明确岗位职责,学工部门及学院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是学生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学生的各项管理必须经学工部门汇总后由学生工作队伍执行,避免滥发指令,无人负责现象发生。三是完善负责机制。进一步明确学工部门直接向学校党委负责,学院副书记、辅导员直接向学工部门负责,班主任向学院副书记、辅导员负责的纵向管理体制。

( 二) 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借鉴为“坚持学生主体地位”。具体说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贯彻: 一是教育广大学工干部和部门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学生是教育管理的主体,形成尊重学生、服务学生的工作理念。二是畅通权利维护渠道。学生工作部门要主动向学生公布学生维权和申诉渠道,尊重学生的合理建议和意见。三是扩大学生民主参与管理范围。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形式征求学生对于学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对其科学部分予以采纳并修改相关制度,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 三) 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借鉴为“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特别注重奖助学金评选制度的公平和公正性,尽最大努力做到特等助学金评选条件的公开性,不断拓展了解学生实际情况的渠道。二是坚持处分决定的理性决策和公平性,避免凭主管领导的个人喜好给予学生处分情况的发生。三是坚持日常管理中的表彰与批评的公正性。辅导员、班主任老师在日常班团会中,应当理性发表对学生的评价性意见,避免赏罚不明的情况长期存在。

( 四) 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借鉴为“坚持制度和道德相结合”。具体说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着手: 一是应当注重制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宣传,特别是针对日常管理的赏罚制度务必谨慎、确切。二是应当加强学生身边模范、榜样的引领宣传工作,指导学生从身边事、身边人开始学起,主动遵守道德和制度。三是管理者应当主动修身养性,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引领,为受教育者树立良好的榜样。

( 五) 将“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为“坚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坚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应当做到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个性特点、性别、特长、爱好、专业、人际交往能力等多角度予以考察,制定具体的管理细则对学生予以管理,尽量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例如针对艺术类专业学生好动的特性,应当重点引导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而不能过分强调学生遵守纪律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冯刚.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9.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