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精选7篇）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篇1

464班刘永美

研究课题：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问题的缘起：

文字是记录语言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之一。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知识才能记录下来，正确地传承下去；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精神文明才能发展；正因为有了文字，科技才能不断进步；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社会活动的痕迹才能被记载，减少了重复的研究等不必要的麻烦。文字记载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使无形的东西在有形的文字的记录下变的清晰而有意义，所以文字的产生，更快的推动了人类的社会文明，更快的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任何媒介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结晶，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随着时间的延伸，汉字也在改变着，更加的简洁，方便我们的使用。我们作为汉字的使用者，更应该深入了解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汉字。

故，我们小组决定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作为研究学习的课题！

研究该题目的意义：

文字在人类历史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文字的诞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文字是人类书写语言的符号和跨时间、跨地域交流信息的重要工具。文字记载了人类的知识与社会活动，是一种更精确更易保留的沟通形式。文字的出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后世人少走弯路、减少了重复研究。文字对于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具有深远意义。时间虽无形，却对文字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字能记载岁月、保留时间，而时间可以使文字更加完善、更加通俗易懂。但是，时间也是文字的一个破坏因素，正如大自然风化金字塔，时间也正腐蚀着文字，腐蚀着文字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时间总是赋予文字新的含义，新的理解，让有的文字失去了原有的美感与意义，甚至是理解的上的误差，有时甚至造成了对于文化的误解。即使是同样的文字，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读，一些语言的精髓也就很难被后世人所理解，所以人们应更重视文字的这种历史力量，更关注它的发展与传承。

研究计划：

该报告的完成方式 ①上网查找资料、②去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③向老师咨询

通过以上几种途径方式查找、归纳、整理，最后总结出该学习报告。该报告中引用的资料、图书： 课内： 语文书 历史书 课外： 《中国通史》 《文史百科》

通过这次研究得出的结论：

汉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当今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上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是流传到现代的唯一的历史硕果，是文字家族中的最老的寿星。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发展需要历经时间的考验。汉字作为中国人衡量文化精华的标尺，深深融入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自然而然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图腾。从甲骨文起源，金文的出世，到大篆，小篆的飘逸，再到隶书，行书草书的刚劲，最后到我们如今最为广泛使用的优美的楷书，汉字在这崎岖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它的蜕变，所以，中国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一部历史，纪录中华大地兴衰存亡的宝贵见证。

通过这次研究我的收获与感悟：

收获：经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不但培养了合作，共同学习讨论的能力,查找资料的能力，应对困难的能力，也对文字有了粗略的认识，我学习到了不少有关汉字发展和起源的知识，如汉字的产生、汉字的作用、汉字的造字原理、字形结构等，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学知识，就应该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中得以升华与传承。

感悟：中华精神，世代传承。汉字是个奇迹，它的起源又充满了神话一般的色彩，我为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感到赞叹。它是最优美的文字艺术。不必游遍名山大川，不必历数五千年文明，也不必诉穷造纸印刷术，更不必阅尽西厢红楼镜花缘，只需一句汉语，只要一个汉字，或形或声，便能让人感动得眼泪涟涟。经历了多少磨难辛酸，或象形、指事、会意，或形声、转注、假借；经历了多少岁月沧桑，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就是这横竖撇捺折勾点织成的一方方土地啊！我常想，每一个汉字该是怎样的一则故事，该是怎样的一注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缕形音意的精灵！作为炎黄子孙的我，在深感自豪的同时，理应将汉字的博大精深的渊博揽入怀中，植入心田。用心品味汉字的神韵，扎实地掌握汉字的基本功。我会努力把本次探究所感悟的内在价值落实到实际学习生活中去的。

以下是我们整理的资料：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一、汉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汉字也不例外。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六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根据学者研究，它是起源于图画，经长时期演变，才形成文字。

就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还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可以称为原始文字。汉字是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它无疑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以后，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所以汉字起源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下述两方面的内容：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的；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然由于缺乏原始汉字的资料，对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答复。

（一）、关于汉字起源的旧说

关于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流传多种说法。主要有结绳说、八卦说、图画说、河图洛书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二）、跟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情况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汉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三）对汉字形成过程的推测

由于确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汉字尚未发现，商代前期汉字的资料又很贫乏，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原始社会时期使用的甲类符号，显然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姑且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这种符号的专称。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这种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义的符号一起组成的字，就是文字学上所说的形声字，表音部分称为声旁，表意部分称为形旁。

人们为了使文字跟它们所表示的词的联系更为明确，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形旁，另一方面还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形声字起初都是通过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指示字义的意符或音符而产生的。就汉字的情况来看，直到它已经成熟之后，这仍然是形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

形声字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是文字体系形成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汉字一定也经历过跟纳西文相类的、把文字跟图画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阶段。不过二者的具体情况肯定会有较大的不同。纳西文主要是用来帮助经师记忆经典的，所以图画的成分很多。原始汉字当然不会长期停滞在这种阶段。

文字排列方式跟语言中的词序不完全相应的现象，在甲骨文里偶尔也能看到。这些都可以看作古汉字曾经经历过把文字跟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的证据在形声字出现之后，原始汉字大概还经过了多方面的改进，才最后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估计在不断增加新字的同时，至少还需要进行这样一些改进：逐渐摒弃图画式表意手法，简化字形并使之趋于比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渐变得与语序完全一致。

对汉字的形成过程目前只能作以上这些很初步的推测。

（四）、对汉字形成时间的推测

由于缺乏资料，对汉字形成过程从何时开始的问题，目前还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我们只能主要根据商代后期汉字的发展水平来推测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时间。

汉字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而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应该已经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后期文字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原始的迹象，这些现象在西周以后的汉字里基本上已经绝迹。从这方面看，商代后期距离汉字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似乎也不会很远。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盘庚、武丁以后）的卜人集团”。这未免把汉字形成的时间估计得过晚了。

汉字的发展前景：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篇2

一、文字本于图画

现代史学家认为文明开始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世界上所有的自源文字都起源于图画，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及中国殷商的甲骨文，都是起源于图画的古老文字体系。文字画有一种向巫术发展，一种是用来记事或传递信息的图画，那么这种图画就是文字的前身。据有关汉字起源与演变的最早资料分析，汉字是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这是多数学者的主流观点，唐友兰先生在《古文字导论》中，曾提出“汉字的起源是图画”的主张，即以原始图画为基础的象形符号，它是在当时先民们需要生存、交际和发展的情况下逐渐演变和推进的，并以这些象形符号为基础，进而成为与之相适应的文字。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陶片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原始图画最初的一笔，也是古汉字最初的足迹。汉字是表意文字，是通过象征性图形符号，表达语言中的词或语素的意义，象征性的图形符号是图画文字的雏形。如甲骨文、金文中的图画符号【1】：

郭沫若先生结合各种出土资料、民俗和文献记载，认为中国早期的文字，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即所谓的“字为初，本为画”。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图画的产生比文字早很多，从现存的新石器时代的套管上刻画的蛙纹、鱼纹、席纹、水波纹和回纹，以及山洞石壁上的岩画，五器上的线条图形等表明，人类在完成从图画到文字的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图画文字。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我们的先民以刀代笔，刻划了象形意义明显的图画文字。一类是早期刻划在陶器上的几何符号，以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为代表；另一类是表示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为代表，他们都透发出原始图画的美感。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认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和晚商青铜上的动物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与古汉字相对应的文字比较，其相似度很高。如：

牛（）、羊（）、鸟（）、鱼（）。

图画文字孕育了原始文字的雏形，它启发了先民们的造字灵感，后来逐渐出现了早期的象形文字，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有的像太阳在云气上面，有的像太阳在云气下面，还有五峰并立的高山，意思是太阳在云气中上升，高出山顶。甲骨文（）、金文（）的“旦”字同他非常相似，很显然是从它演变而来。于省吾把图画符号“”解释为原始的“旦”字，这也是一个会意字。可见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字画，而是原始文字了。从大汶口文化和半坡出土的陶器看，它们无论是符号还是图画，都离不开象形的基础，“象形”与“图画”有同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

二、汉字与原始图腾族徽

文字画是图画发展成了文字的第一步，与原始图画密切相关的事物是古代图腾。从出土的陶器或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很多的族徽，这些族徽是先民们的原始图腾，从史料和民俗学资料来看，我国先民与世界其他各民族都曾出现过图腾崇拜阶段，它是原始宗教的最初形式，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整个民族部落的标记，许多氏族往往以它命名，图腾崇拜和偶像崇拜也会在古器物上留下大量图腾号。【2】

我国上古的氏族社会不断发展和分化，逐渐向家族和宗族方向发展。图腾的标志也逐渐表现为族徽，这些族徽中的动植物图案，如太阳、月亮、山川和树木以及石斧、弓箭的族徽图案，后来有大部分直接在造字中被采用。研究古文字的专家们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文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3】以裘锡圭等古文字家们的观点，可以从商周时代的早期金文中留下大量的族徽中找到根据。这些族徽中明显表现为植物的象形符号、动物的象形符号，和人的象形符号的结合，寓意氏族或家族与这些动植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在族徽中，其中“亞”字形的族徽占了较大的比例，而其形“亞”也是汉字的一个常用字【4】。

先民们从自己氏族和家族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为在众多的氏族中立有一席之地，他们总会在自己的族徽上，充分体现自己的强大，汇集所有智慧和想象，把氏族和家族的特色与个性，完美地表现在族徽上。这种象形标志物的诞生、再造、识别和演化，无疑成为汉字产生的一种契机，也为早期的图画符号跨入文字的行列，成为一种自然的过度或阶梯，这就是“图画文字”。而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图画文字”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部落的族徽就能反映出大量的信息，如某群体以动物为名，并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群体成员的身体装饰、处所、日常用具等都通过族徽来传达出一定量的信息。这种图画（族徽）的表示方法超越了语言的表达限制。图画文字所要传递的信息可以使对方根据图画（族徽）的内容来理解所包含的意义，这就已经近似文字所起的作用。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汉字起源的基础，因此原始图腾族徽是汉字诞生的自然阶梯。

三、象形甲骨金文是图画文字变成汉字的开端

世界上的文字体系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前者。目前，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字源有序，字源于画。“表意图形文字”，本质上是象形文字，用字形表示事物的形状或喻意。汉字虽经历了数次变革，但字形结构总体还是相对稳定的。汉字在字形结构上与昔日的甲骨金文有着密切的继承和演进的关系，从大量的甲骨金文的造字方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形字、会意字占的比例很高。以“龙”字为例，甲骨文中的“龙”字（），很直观地看出来上面是龙头，头上有饰物，张着大口，龙头连着弯曲的龙身。金文“龙”字（），右侧龙身已经变形，逐渐脱离龙头。小篆的“龙”字（），右侧龙身完全脱离龙头，龙身与龙头并齐，为了美化字体结构而牺牲了象形的结构。隶书的“龙”字（），右侧仍为龙身及龙身上的花纹，而隶书与其他书体的不同写法是字形加宽舍去一些上下空间，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差异。

从甲骨金文字典中可以看出汉字大部分都源于象形，可以用图画形式表现出来，明确了汉字的原始属形。如“亻、大、卩、人、孑”等部首，这些部首都是由人的各种姿势演变而来，如“大”就是正面立姿人形，“卩”就是跪姿人形，“人”就是侧面立姿人形。凡与这些部首有关的字，必然都与人体有关。如图【5】：

东汉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也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画画，即应物象形，象形是汉字的灵魂和基础，它更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如“日、月、山、水、雨”等等，都是象形字。如图【6】：

利用好甲骨文、金文所提供的信息，使今人能系统地了解汉字从图画演变成文字的过程：汉字的图画—图画文字（甲骨金文）—图案字（篆体字）—表意图形文字（现代汉字隶书、楷书，宋体字），可见以象形为主的甲骨文、金文带领图画文字走上了汉字演变的路程。

综上，汉字是上古时代先民们在物质生产、社会结合和原始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学看，虽然汉字起源和发展有多种说法，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皆为成长于中国本土的新石器文化之上的社会生活，使汉字逐渐成为象形符号的灵魂，并以直观表意的图画符号相结合为基础，具有以形够意、以形表意以及形声合义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汉字起源于社会生活，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由图画符号逐步演进而来的。

摘要：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有关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中说纷纭,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等。我国学者历来认为图画说(原始图画与象形符号)是汉字产生的主要源头。本文将会就汉字的起源和初级阶段的演变过程做一定的研究与考察。

关键词：图画文字,原始图腾族徽,象形,甲骨文金文

参考文献

[1]钟明善:《中国书法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第43页。

[4]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一)》,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3页。

[5]周万:《打开通向书法的奇异之门——解读<图解汉字起源>》,2011年4月9日《中国书画报》,第2版。

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 篇3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推翻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

笔者认为，与印欧语系诸语言一样，汉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可能在我国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有了语言”[21]（P2）。许多国内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孙常叙认为：“现代汉语，这一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在形成民族之前的部族和部落中就已胚胎，孕育，逐渐滋长壮大了的”[22]（P170）。刘民钢认为：“原始中国语的诞生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根据人类诞生发展的时代推算，它不可能早于450～500万年，依据现代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可比较性和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迟于180万年。”[23]（P111）

“文字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难以分开”[24]（P39），作为汉语的一种重要模态（modal）（“语言的多模态性”，汉字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不仅仅因为目前所见最早用汉字记下的文字资料距今已有3000多年，更重要的是，“早在商代以前，中国汉字已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过程”[29]（P3）。裘锡奎认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30]（P55）；“凡是象形字，虽则都是原始字，可是它们的发生时代不会一样，兕和象的图画，也许两万年以前就有了。”[30]（P77）可以看出，他对文字产生年代的推定远远超出了赵诚[7]界定的九千多年。诚然，相对于个人而言，九千年相当久远，但相较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九千年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而已，把汉字起源时间或者“汉字系统成型”[8]（P68～83）时间限定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都是不科学的，这些观点不仅低估了史前人类的语言能力，还小视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应该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

阿里内认为，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16]（P132）黄亚平认为：“对汉字起源、形成问题的讨论一定要有人类学眼光，仅用纯文字学的理论是不够的。”[31]（P23）根据吴新智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我国人类进化发展模式的主流是连续进化，附带有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32]（P276～282）笔者认为，汉字在我国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是连续发展的，要弄清汉字起源年代问题，就必须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而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某个时间突然产生的事物，也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由汉民族独立创造的，更不能把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的年代直接认定为汉字的起源年代。

（三）汉字与汉语不是附庸关系，二者同时起源，同步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观——“文字是口语的符号”[33]（P55）对西方学术界影响至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没能逃脱，以致于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仍然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34]（P47）但索绪尔可能意识到汉字与印欧语言的文字之间的差异而对亚氏文字观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他对人类的文字体系进行了二重区分：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对中国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34]（P55）鉴于两种文字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索绪尔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而“许多汉字研究者忽略了索绪尔的二重区分，将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视为人类文字的共同属性，并用以指导汉字改革的理论实践”。[35]（P414）因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才产生的，文字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辅助语言的交际工具。”[29]（P25）

让·雅克·卢梭也说过，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绘语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法来描绘对象[36]（P25～26）。陈望道认为：“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绝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37]（P74）哈里斯（Harris，R.）指出，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记录口语，文字与口语是两种平行的符号系统，文字远比语音更有权势[38]（P35）。笔者认为，就个体发生（ontogeny）而言，汉语与汉字可能有先后之说，而就系统发生（phylogeny）而言，二者应该同时出现于群体的社会活动之中；汉字与汉语并非同出一源，认为汉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记录汉语是不科学的，有盲目跟风之嫌，持此观点者没有真正弄懂索绪尔的理论，也没有真正认识汉字的个性特点，有削足适履之嫌；更不能认为汉字产生的基础是汉语，汉字的产生基础是汉字使用者所处生存环境的特征及他们在与所处生存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和所处生存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申小龙认为：“汉字的象形象声象意之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代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知成果。”[35]（P430）

汉字与汉语之间不是附庸关系，它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表现汉语，它也绝非用于记录汉语的符号，二者作为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应该同时起源，同步发展。

（四）汉字形成的历史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

阿里内认为，受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突变论（Catastrophism）者”和“均变论（Uniformitariamism）者”，就语言而言，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16]（P122～126）。孙常叙认为：“语言的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爆发的。汉语从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转变成民族语言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消灭旧的语言另创新的语言，而是经过长期的逐渐发展，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使语言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22]（P170～175）笔者认为，与汉语一样，汉字形成的历史也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它是我国人民在社会活动中随着社会及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由某个人突发奇想单独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圣王”或“巫师”[31]（P24）的专利。正如唐兰所言：“所谓仓颉作书及文字起源于结绳或八卦的传说都是不可靠的，最初的文字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众人的创造。”[3]（P12）

汉字形成的过程与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一致。人类不可能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一次性认知所有的事物或某个事物的所有特征。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认知世界的漫漫征途中，而作为我国人类表征其认知的世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汉字的形成过程也自然是渐进而漫长的。

（五）汉字形态具有稳定性

阿里内认为，保持稳定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变化是例外。[13]、[16]（126～128）汉字形态也是这样。“稳定是汉字发展传承的基础”，“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字形的稳定和统一是一条主线”，“汉字是一个在多因素制约下形成的相对平衡稳定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39]（P74）有人比较现代《新华字典》和汉代的《说文解字》两部字书，发现其中有50%左右的字汇的形体和字义完全相同，这些均是汉语基本词汇。[40]（P35）另据研究[41]（P143），从《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龙龛手鉴》到《复古编》，再到现代汉字，楷体汉字字形结构表现出高度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六部字书中出现的字，形体与3500个现代汉语常用字的规范字形全同者共2185字，占3500字的62.43%。笔者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之前，古今汉字形态与意义吻合度应该更高。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态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但汉字形态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汉字形态自古至今始终保持固定不变，而是在保持字形稳定和统一的基础上的“动态平衡”[39]（P74）。实际上，汉字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改革，如秦始皇的“书同文”、唐代的“辩证文字”、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等等，但这些文字改革并不是以一种文字替代另一种文字，并没有导致汉字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或者说“形变而神不变”，在保持汉字基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汉字形态更加规范，更有利于人们交际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

（六）汉字起源年代可以自测定

以往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研究要么运用考古资料，要么“运用传统文献流传的汉字起源的说法”[1]（P238），这些方法无法客观而科学地确定汉字起源的具体年代。作为“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写符号系统”[35]（P424），它包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会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社会文化的多维层面，是一座恢弘的历史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35]（P430）虽然无法找到最早的汉字记录，但作为历史的“活化石”[40]（P11）、“文化之根”[8]（P125～152）、“文明之母”[8]（P153～176），这些最早的汉字记载着我国人类进化的历史、传承着中华文化、孳乳着华夏文明，就像“基因”一样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字之中，所谓“前人所以垂后”[42]（P316）。透过这些信息，找出这些汉字的“基因”，并以地质学之父赫登（Hutton，James）[16]（P128）、[43]（P31）提出的“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为指导原则，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所谓“后人所以识古。”[42]（P316）

当然，基于汉字自身的汉字起源年代测定方法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汉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汉字起源于何时”这一类问题，而是着重解决裘锡奎先生提出的问题：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30]（P22）

三、结语

受文物（献）资料自身的局限性的制约，加之“一般通过训练而成为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文字学家很少将他们的研究与现代语言科学联系起来”[24]（P39），因而难以摆脱“神创论”“突变论”“个人英雄主义”“文字附庸论”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以往学界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局面。本文提出的“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试图摆脱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制约，消除其中的错误思想，结合文字学与现代语言科学，提倡汉语和文字并行，同时起源，都是在其使用者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并同步渐进发展的。鉴于汉字久远的历史，以及汉字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笔者认为，以“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为指导原则，回溯我国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汉字起源年代的测定在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理论背景和基本观点，旨在介绍本测定方法的理论来源，论证其理论可能性，其实践操作部分尚未涉及，笔者拟另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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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篇4

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聚居在一起，相互协作，共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语言就产生了。初始的语言只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表达，但随着人们交流范围的扩大、内容的丰富，初始形态的口头语言就显露出诸多缺陷。说过即逝，无法保存。口头语言还受到人体发音器官物理属性的局限，不能清晰传达到较远的距离,空间穿透力小，影响范围有限。经由第三者转述会发生意义出现偏差、信息损耗现象，严重影响人类语言深入传播和人们扩大交往的愿望。为此，记录口头语言的符号系统——文字诞生了。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起初，原始人类在绳子上打上数量不同或形状各异的结来表达特定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结绳记事。随后，远古人类在石块、石壁上刻画一些事物的具体形象来传达一定的意义，这种象形图画直接孕育了人类文字的起源。考古发现的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字以及中国的汉字都是如此。

中国汉字历史悠久，但汉字的起源确切年代仍是历史之谜.。但与此相关的仓颉造字的传说则流传了四五千年。汉字的发明于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不可能有一个或几个人创造的，它应该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汉字体系的完备也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期积累造就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距今有3500历史的殷商时期，构成汉字的甲骨文体系就已经发达和完备。汉字是一种形体与意义紧密结合的表意文字，起初的字就是一个个象形图画，有字形就可知道它所指代的具体事物。后来，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事物的增多，文化的普及，以及汉字书写材料的变化，汉字形体发生了巨大变化。笔画结构越来越简省，形状趋于抽象且越来越规整，方块的形式逐步固定下来。从殷商至清末，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宋体等阶段。

甲骨文

甲骨文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态。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因刻在龟甲兽骨上而得名。目前所发现的十多万片甲骨上所用的字4500多个，其中1700个左右已经被破解。甲骨文多为象形指事会意，受录写的材料刀片和龟甲兽骨的影响，字形简略了许多，初步显示符号化趋势。此外，因为甲骨文未完全定型，字的笔画位置变化较大，往往一字有多种写法。但就甲骨文内容而言，既有对简单事物的描绘，也有对复杂事件的描述；既有记事，还阐明思想。由此可见甲骨文是十分成熟的文字体系。

金文

金文是“吉金文字“的简称。古人以祭祀为吉礼，祭祀用的青铜礼器为吉金。这种普遍铸在青铜器 货币 符玺上的文字。统称为”金文“。金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末期，盛行于西周，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多大区别，但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笔画粗壮，肥笔较多；转弯处向圆转。

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著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虽然金文是书法的鼻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淘汰，不及碑文传世的多。但它因铸于铜器，比竹简布帛上的文字流传久远，因此对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和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大篆

大篆又叫籀文，据说是周文王的太史籀创造的。春秋战国时期已通行于秦国等地。大篆主要书写在木牍、竹简或帛上，固定而字形整齐，结构疏密得当，笔画较金文更弯曲圆转，字体比较美观。但与甲骨文、金文在本质内涵上没有很大不同，仍以象形为基础，以形声为主要构造方法。小篆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主持秦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后来因为篆法苛刻，书写不便由隶属取而代之。从而掀起了汉字书写的革命，并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小篆对大篆的改造上，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笔画上。它把大篆所有的直角、硬笔改为圆角、软笔。字体显得圆润舒展、规矩得体而又活泼灵动，显出很强的美感。结构整齐，偏旁的写法和位置都比较固定，形旁一般放在左边，促进了汉字的进一步定型化。

小篆删掉大篆的繁杂笔画，省略异体字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有一整套书法理论：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像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如鱼得水，运笔就像高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隶书

隶书又叫“佐书”,形成时间约在战国晚期，成熟期在汉代。它是对小篆字体的进一步简化。成熟的隶书跟楷书很接近，一般人都不把隶书看作古文字。相传隶书本是下级小吏通用的应急字体，后经程邈整理，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隶书字体.汉代主要使用的文字是隶书。东汉中叶出现的八分隶书显现出当时人们追求尚美雅的趣味，特点如下：字体一般呈扁方形，捺笔大都在末尾略向上挑的笔法，较长的横画在在收笔时也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脚式尾巴。这就使波折多、字体美观与书写方便结合起来了，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楷书

楷书又叫”正书“，出现在东汉时期，六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代走向成熟。因字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文字而得名。楷书是隶书的简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改弯为钩；改波折为笔直。隶书改良为楷书后，字体的美感主要从笔力和个性特色中体现出来，利于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钟繇开创了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在楷书书法理论上，欧阳询也有很大贡献，他创造的“欧阳询八决“具有独到的见解。八决特点为：（点）要向从高峰坠下的石头；（横戈）要向长空中的新月；（横）要向千里的阵云；（竖）要向活了一万年的枯藤；（竖戈）要像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折）要像万钧重的弩将发动；（撇）要像利剑斩断的犀牛象牙；（捺）则要一波三过笔。这八种方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草书 草书是楷书的变体，产生于汉代。本是起草文稿时，潦草书写隶体而导致的一种变体，后来成为一种通行的写法，以至演化成为一种纯粹的书法艺术。两汉时期的草书主要是章草。它讲究笔墨的连贯，字与字之间、笔画之间环环相扣，虽偶有间断，但笔意仍相连。六朝时期，草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词连现象。到唐代，草书发展到狂草。张旭、怀素等人把草书推向狂放的境界，他们任意增减笔画，随便改变汉字结构，随心所欲，气、意、笔一气呵成。字体一般很难辨认，完全成为书法家表达胸臆、张扬个性的艺术品。

提起草书，不能不提及当时书写材料的巨大进步。西汉末就发明了造纸术，到唐代纸张基本上取代其它书写材料而处于独尊地位，纸张的卷舒自如、携带方便、吸水易干等特点，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普及与发展。行书

行书，与草书一样起源于汉代，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书写较楷书简便，辨认比草书容易，以简易为宗旨，实用性强，便于流行。成为人们信札往返、记事作文的首选。书圣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宋体

汉字的起源 篇5

【教学目的】学习本章要求了解有关汉字起源的各种观点，在明确文字与符号、图画的异同的基础上，对原始刻画陶、甲符号研究的问题和成果有初步的认识。【教学方法】 讲授 【所用课时】

学时 【教学内容】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文字的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学家专门为某一语言制定的文字，这种文字一般是拼音文字。语言学家创制的文字都是以语言学家对该语言的语音结构有了充分的理解为前提的。

文字的另一种创造过程是在人类还没有语言学知识的前提下自发地形成的，文字的起源指的是文字的后一种创造过程。在人类掌握了语言学知识以后，创造文字的过程并不是很复杂，但在人类掌握语言学知识以前，人类为创造文字曾经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第一节 有关汉字起源的推测

今天，我们用纸笔甚至手机等表达思想，远古时代人们是怎样表达他们的意思的？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主要通过史诗和传说来记录本氏族或部落的人口、财产、对外战争的情况以及内部发生的大事。

但受到有声语言在记录上的限制，通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口语记事以外的两种主要方法：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实物记事最常见的办法是结绳和刻木。

汉字起源包括两个问题：汉字如何产生；汉字产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区域。关于这些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探讨。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等的陆续发现以及某些学者对一些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法的留意，汉字起源问题又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一、仓颉造字说（传说）

1、西方有上帝造字说，战国时代有不少仓颉作书的传说，在汉代“仓颉造字”最流行。《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淮南子》、《论衡》等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当时的文字启蒙书称为《仓颉篇》也反映了这种观念。

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yì会意。从丿从乂相交。又作“刈”。本义:割草或收割谷类植物, 治理;安定）万品以察，盖取诸‘夬’（ｇｕà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迹的纹理知为鸟，看到兽迹的纹理知为兽，由此得象形文字的启 发，创造了书写和契刻的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监察，这大约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了启示。）

《淮南子·本经训》“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yáo）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王道也。”

仓颉是黄帝之史说始见于《说文解字·叙》。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而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者，远古时巫史不分，巫就是史，因此我们认为仓颉作书的传说透露出两条文化信息：汉字的起源时代是黄帝时代；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原始汉字是巫史创造的。创与仓，契与颉，从古音看音近，仓颉也许就是“创契”的意思，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由于“契”古代可以指契刻的文字，因此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 “神农氏”等一样是无法考定的。

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仓颉想办法造字。仓颉就在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造起字来。可他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有一天仓颉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正巧走来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凤台寺”。

中国史书上记载目有重瞳者有：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仓颉是文圣人，项羽是武圣人。

2、此说不对：仓颉其人是否存在未知，甲骨文中无“仓颉”两个字；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异体字的大量存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反映。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社会成员共同交际工具，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积累的。汉字是汉族人民祖先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荀子·解薮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这表明战国时期就有人认为汉字是由众人创造的。

古籍中有关仓颉作书的记载颇多。从目前所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来看，其众多异体字的存在，充分说明它们不是一人所独创。但凡是较有系统的文字总是要经过一定的专业人物的整理，然后由一定的群体力量来推广应用，才能成为社会额一种交际工具。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所以不能排除在上古时代有仓颉那样的与文字交道的史官，对汉字体系的初步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二、结绳说（实物记事）

1、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

《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伪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周易正义》引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表明中国上古在无文字的时代确实有过结绳记事。

朱熹：“结绳，今溪洞诸蛮尤有此俗。”严如煌《苗疆风俗考》：“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解放前云南哈尼族人、独龙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也有用结绳记事的实例可考，(参见6)表明中国从中古至近现代都还保留过结绳记事的遗俗。

云南独龙族：朋友约会，先在一根绳子上打若干结，每过一天解开一结，结子解完便知道相会的日期到了。

古代藏族也常用结绳的方法。刻木是在木头上刻上各种花纹或图案，也包括在器物上刻花纹或图案。这种方法不仅古代有，现在无文字的民族有的还使用这中方法 南美洲秘鲁印第安人：不同颜色的绳子，主绳上系上红绳表示战争、白绳表示和平或银子、黄绳表示黄金、绿绳表示谷类。

巫、神、史结绳

把结绳当作汉字的起源。明确提出“文字之作，肇始结绳”的是晚清近代学者朱宗莱。

神秘的绳结被印加人称为奇普，是用棉线、骆驼或羊驼毛线制成的。它是在一根主绳上串着上千根副绳，每根副绳上都结有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绳结。在目前所发现的600多个奇普中，大多数都是公元前1400年到1500年间结成的。不过，其中还有一部分只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在某些奇普的副绳声的绳结能够结合起来正好和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奇普上的数字相同。每一个当地的会计师都会将从下级得来的账目总和通过绳结的形式表现在奇普上，并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根主绳上，然后层层上递。这种交流可能曾被用在国家最重要的信息记录上。其中包括账目以及其他与人口、财政和军事相关的数据。

2、作用：帮助记忆，是备忘的符号。从史料和遗俗看，结绳只是用来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结绳只是在个人或某些人之间为了某种记忆或行为而确定的记号，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象文字那样起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与汉字的起源无关。

但有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来构字，如商代甲骨文“孙”（会意。从子,从系,续也。金文,象用绳索捆绑小孩子,意为少年俘虏。本义:儿子的儿子）和“后”。有些学者提出金文中

（十）（廿niàn）（sà）表示数字。原始人没有抽象数的概念，依赖手指。打结表示数字。但决不能由此得出整个汉字体系都起源于结绳的结论。

结绳的起始时代尚不能确定。

结论：结绳只能帮助记忆，只能充当备忘的记号，还不能用来直接记录语言，所以它不是文字。结绳与汉字的联系，也只是在汉字产生前，曾有一段漫长的，用结绳的办法来记事的时期。后来这种简单的办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实际需要，文字才被发明出来。

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三、汉字始于八卦

1、把八卦当作汉字的起源，是近人刘师培“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八卦是古代筮占的符号，共有八种：

任意两卦相叠合，便可得64重卦。一为阳爻，代表奇数；一为阴爻，代表偶数。占筮时，筮时，筮者用四十九根蓍草茎按某种法则进行演算，若得数为奇数，用阳

爻表示；若得数为偶数，用阴爻表示。如此反复演算三遍就可得一单卦，六遍就可得一重卦。反复演算，就能有八种排列合组合，即：奇奇奇、偶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奇，也就是八卦。筮者再根据重卦的卦象爻象分析，并结合《易辞》以占测吉凶祸福。考古发现表明，从商代、西周到春秋战国，筮占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表示的，后来用一、八来表示，一演变成了阳爻，八演变成了阴爻。(参见3)由此可见，八卦的卦爻与数有关，但是八卦只不过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是原始社会数占法的一种记事符号，从其来源和用途可知，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现在已发现的商周甲骨、铜器上的八卦（包括重卦），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则是明显的证明。

2、八卦与汉字的起源无关，但八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如“爻”、“学”和“教”等字。(参见4)，但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结论：卦爻符号是有限的，无论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都难以演化出成百上千的原始汉字。绝大多数汉字的形体特征，与八卦符号并没有任何近同的地方。八卦是一个符号系统，文字也是符号系统，这大概就是二者的相似之处。所以也不能绝然排除汉字构形与八卦爻象在文化方面的联系。

四、契刻说

1、契刻是较结绳晚出的一种记事方法。契刻的作用主要是记数。《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刘熙《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更多的用作契约凭证的记载。《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老子》：“是以圣人执右券而不责人。”宋人右半。

古契刻，有契约双方在竹木片上刻上表示数目的符号或缺口，然后判为两半，各持一半，以备后日合契，债权人拿右半。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解放初期中央慰问团曾收到一傈僳族的传信木刻：你们派来的三个代表已经在月圆时与我们相会，送上三包土产，请分呈大中小三位领导。（1981年1期《考古学报》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西藏的僜人借债时就是在板壁上刻道记数。

地下出土的遗物，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刻纹鹿角杖，证实在史前原始人就能契刻线条简单、构成比较定型的记号；甘肃西宁县仰韶遗址出土的侧边刻有齿形缺痕的长方形骨板，证明由随意刻划而发展而成的符号，可以记事。文献的记载和地下出土的秦汉简牍表明,先秦和秦汉的简牍时代里，社会上曾实行过一种刻齿计数的方法，随着纸张取代简牍，这套计数的方法便失传了。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刻契记事的习俗。陆次云《峒溪纤志》：“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诸匡鼎《瑶壮传》：“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方亨咸《苗俗纪闻》：“俗无文契，凡称货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2、作用：由随意刻划发展起来的木契上的齿缺合线条符号，只能起帮助记忆，传递某种信息，作契约凭证等记事作用，在没有跟语言中的某个词比较固定地结合起来时，是有义无音的，还不能算作文字，只是一种记事的符号。

契刻不是文字，只有契刻的双方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与语言中固定词没有联系。这些符号是原始汉字的一个源头，它们中相当一部分被借来作了指事字。

其他实物记事的方式还有用不同的事物代表不同的事情，如黔东南的苗族用黄豆的数量来记录劳动的工分数，一粒黄豆代表一个工分。有的黔东南苗族还在木条上栓辣椒表示“事情紧急”。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汉字的起源有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郭先生承认图画是汉字的主要源头，但认为由随意刻划而形成的指事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即象形）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想象，那还需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

贾湖契刻符号

五、图画说

至今为止

世界上所见的古文字都起源于图画文字。

古埃及文字。在神秘的埃及金字塔和神庙的石壁上，绘写着一排排图画般的字符，这就是古埃及文。古埃及文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创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第一王朝，距今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纳西族《古事记》中一段文字：

西南地区纳西族的东巴经文。1拿蛋，2解开，这里有白云，3风，4蛋，5湖，6蛋破发光，7山崖。据纳西经师解释是：把这蛋抛在湖里头，左边吹白风，右边吹黑风，风荡漾着湖水，湖水荡漾着蛋，蛋撞到山崖上，便生出一个光华灿烂的东西来。

这是北美奥杰布华人为了保护渔业权于1849年递呈给美国总统的一份请愿书：上面画了七个动物（七个部落的图腾）这些动物的眼睛和心都有线互相连接，线的一头指向前方，而另一头连着后边的小湖，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一条心，一个意志，希望美国总统还给它们在苏必略湖附近的渔业权。

绳记事和契刻记事，毕竟是原始的、非常简陋、粗略的记事方法，记事范围小，准确性差。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主张“文字的起源是图画。”《中国文字学》：“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这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像”。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

于上面说的“虎”和“像”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间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

那么逼关于文字的起源，见于史载多处。

裘锡圭先生《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推测，汉字的形成与原始族徽符号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原始人已经普遍有了刻画族徽的习俗，只要族徽符号还没有纳入成句的书面语言中，就还不能说它已经成为文字，但是由于它在原始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音义的明确性，它在文字起源的过程中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商周朝代的族徽符号，虽有很多单独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但也有不少出现在成句成段的铭辞中，因而可以肯定商周遗物上的族徽符号，都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显然裘先生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很有卓见的推测。

“图腾崇拜”习俗，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武器、工具以及自然现象）当作氏族的祖先，因而把他作为本氏族的象征或保护神来崇拜。把此图腾当作氏族的名称和徽号，在日常器物或身上刻画，以维护团结，区别他族。指图呼名，约定俗成即成文字。

发生百日咳、1840年和外族友

北美洲达科塔人曾用图画记载1800年发生天花、1813年好。岩画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在中国北方，岩画多表现动物、人物、狩猎，和西伯利亚的岩画有较多的相似处，表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

《吕氏春秋·句躬篇》：“史皇作图。”《路史》载：“颗首作画”。这都是有关我国绘画起源的远古传说。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已发现大量原始人创作的绘画，其时代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

图画记事的这种性质更接近自然语言记事的性质，在自然语言中不仅要有记录事物的词，也要有描述事件的句子。也许因为这一点，实物记事和文字的产生没有什么联系，图画记事正是文字产生的前身。如果把图形简化，一个图形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语素或词，而且图形的排列顺序和语言中语素或词的排列顺序一致，图画就成了真正的文字。

2、但图画和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图画记录的是事件或人物，它不直接用于记录语言而可以构成语言的单词，其含义纯粹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不同语言一一对应，互相结合，至于文字,尽管它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是其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半坡村的文字符号 甘肃辛店彩陶图案 良渚文化云雷纹、兽面纹文字符号 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

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陶器：旦、戈、斤、/（钺，古兵器形似斧而较大，圆刃，多用于礼仪，以象征帝王的权威。）了文

字。

第二节

原始刻画陶、甲符号与汉字的起源

1927年以来，在中国四十多个地方先后发现了五百余个刻划、描画在陶器、甲骨上的符号，它们见于新石器时期到商代晚期的遗址，跟商代的甲金文有的同形、有的近形，时代距今最远者有近八千年，最近者有三千多年。

对于这些陶、甲刻画符号的性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1）把它们视为早期汉字，这是从其与商周甲金文形体的相同或相似来论定的，如陕西关中地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于省吾先生不仅认为是原始汉字，还直接把它们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作考释，释 为五，十为七, 为示, 为矛, 为艹, 为阜。

（2）不视为文字，只视为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认为其一般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甲骨上的，未联缀成文，故只能断定其有形义，是记事符号，而难于认定其已与语言结合，记录语言，有固定的音义，因而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是危险的，其中一部分的形体与商周甲金文同形或形近，只能说明后世有些汉字的形体可能吸收、借鉴了部分原始刻画符号，而赋予了它们文字的音义。

（3）认为它们中有的是原始汉字，有的是记事符号。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不少有继承关系，起源时代极早，流布地域极广。如河南舞阳贾湖甲骨刻符曰（距今8000年左右）、青海乐都柳湾陶器刻符目（距今4300年左右）都与殷周甲骨文“户”字形近；

甘肃秦安大地湾陶器刻符“︱+↑↓”（距今7500年左右），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以后各时期各地都时有发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刻符“×”，在临潼姜寨、青岛赵村、杭州良渚、上海马桥、浙 江下王冈、甘肃半山、马厂、乐都柳湾、偃师二里头、清江吴城、郑州二里岗、南关外、藳城台北、城子崖、甘肃辛店、永靖莲花台、安阳小屯等地都有出土。

并非所有出土的陶、甲刻画符号都是单独刻画于陶器、甲骨等上的，有些资料已有连缀在一起的符号集合体。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柄形石器上刻符，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符，陕西西安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龙山遗址出土的骨笄和肋骨上刻符，高邮龙虬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圈足上刻符，江苏太湖地区澄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上刻符，就是如此，很难说它们就不是文字。

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商代甲骨文的字形反映出的事实表明在夏代初年已有初步的文字体系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象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简册。由于简册是用以书写文字之物，因此可以相信，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商民族已经有了文字，并能用来记载民族的历史了。另外《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的《夏本纪》和《商本纪》中，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代、史事和历史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由王国维以来的历史学家对甲骨的研究，已经证明《商本纪》的世系除了个别地方由于讹误以外，与甲骨文反映的世系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相信《夏本纪》系谱的可靠性。如果没有比较原始的夏王朝谱牒，仅仅凭着口耳相传的材料，就能编造出如此精密明确的夏代帝王世系，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夏之先人也必然是有册有典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而有典册，就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那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初期，至少可以作为汉字起源的下限。而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演变为记语素-音节字符，汉字由零散、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而成为一种文字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很短暂，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鉴于上述三方面的事实，我们认为全盘肯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或者全盘否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的看法都有偏颇而失之武断，虽然还需要等待地下有更多的出土数据来作进一步的证明，但不能排除它们中有的就是原始汉字的可能性。从已知连缀成文的陶甲符号多见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推论，汉字的历史至少应该有五千年，这和仓颉造字传说提供的汉字起源年代的信息是相吻合的。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有的符号性强而图画性弱，有的图画性强而符号性弱，风格不同。据此有的学者推断“在古代的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划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方。”把陵阳河、前寨、城子崖下文化层、二里冈、台西、吴城等地陶符划归图画文字系统，把半坡、莘野、五楼、北首岭、姜寨、二里头、马厂、柳湾等地的陶符划归指事文字系统。有的学者认为“华夏民族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以商文字为标志的大体成熟的汉字，其来源应该是多元。其中以指事为特征的数字，也许来源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原始记事符号；而其中以象形会意为特征的汉字主体部分，可能在商民族祖先的少皞氏时代就已经以族徽的形式大量地出现了。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东西方民族的融合，民族文化也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早期汉字。” 对于古代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欠妥的。因为从原始刻画陶符的实际看，同出于一地者中就既有指事系统的也有象形系统的，例如被持此说者归于指事系统的姜寨陶符中有，酷似商甲骨文“岳”字，为层峰叠出之形，不能强分为两种系统。我们不能忽视一种文字体系中字符由图画式的表意符号演变为符号化、线条化、简单化的字符有不平衡性，由于书写工具、材料、地域和时代的关系，演变的程度会有的强，有的弱。这一点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对比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例如“牛”、“止”、“车”三个字。因此我们说，不能以象形性的强弱来把原始陶符截然分成两种文字系统或两类汉字的来源。

我们赞同“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这种说法。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是由古羌人部落、蛮人部落、戎人部落、夷人部落以及越人部落共同融合而成 的，那么夏族的文字符号，极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部族，这从原始刻画陶甲符号分布地域的广阔和形体的差异上都可以得到证明。另外作家李乔曾把半坡陶符跟彝族文字的偏旁部首比较，发现二者在书写和形状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就教于彝文专家时，一位不懂汉语的彝族老笔摩（大学者）对22个刻划符号竟能按彝文释读出音义，因此提出这些六千年前的符号，可能是古彝文。（参见19）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是我国川、滇、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从20世纪考古发掘出的亚洲人共祖元谋猿人可知，西北甘、青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这也似乎可以作为华夏族的文字符号吸取自不同部族的又一证明。

假设现在已经发现的原始刻画陶甲符号都是原始汉字的话，那么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原始汉字在构形上至少有如下特点：

1.一般脱胎于图画，部分来源随意刻画。2.字形趋于简化、符号化、线条化，但演变的趋势有不平衡性。

3.基本上是独字体。以象形、指事（多为数位）为主：已有会意字出现，但为数不多，还未出现形声字，可能有大量假借字存在（以族徽符号的形式出现在用作礼器的器物边缘上）。

汉字的起源和来历 篇6

一、汉字的起源

汉字源远流长。它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又是至今硕果仅存的一种方块文字。早在六千多年前，原始社会晚期，汉民族先民就在各种器物上刻画符号用来记事，以后渐渐演变成为汉字。汉字起源于图画，是可读出来的图画，称为“文字图画”或“图画文字”。后来图画越来越符号化，逐渐脱离图画，形成象形的汉字。

二、汉字演变的基本脉络

汉字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隶书和楷书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现代汉字。隶书的出现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三、汉字的演变趋势

汉字的演变总趋势是由繁到简，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阶段。在古文字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序列是甲骨文、金文、篆书、秦隶。在今文字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序列是隶书和楷书。隶书盛行于汉代。魏晋时期是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楷书盛行于隋唐。隶书、楷书是正式字体。今文字阶段即隶楷阶段，还出现了辅助书体——草书和行书。

谈谈板胡的起源与发展 篇7

最初的板胡只仅仅是一种单一的伴奏乐器，只是为戏曲伴奏服务的，经过历代音乐人的呕心沥血，不断地完善和革新，尤其是建国后，板胡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很多新品种、新面孔加入了板胡的家族，板胡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也更加丰富多彩，成为民族乐器中不可缺少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独奏乐器，并为民族歌舞剧和声乐伴奏，因此就将音乐板胡和戏曲板胡另立门户，各自为阵形成了板胡家庭中的两大体系。

音乐板胡体系里，根据音域和演奏风格的不同，大概可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型，高、中、低音的具体划分是：高音板胡的把位较小，大概把位为25公分左右，琴壳直径为9—10公分之间，琴壳发出的声音尖细而悠扬，表现力极强，适合演奏舒悦的作品，代表作品有《秦川新歌》等。中音板胡把位大概为30公分左右，琴壳直径为10.5—11.5公分，音域较高音相比较宽厚宏亮，适合演奏欢快、豪迈的旋律，其代表作有《秦腔牌子曲》《红军哥哥回来了》等一大批耳熟的旋律，低音板胡是由陕西籍著名板胡演奏家孙尔敏先生最先尝试用于陕西合阳线腔为原声基调将其搬上音乐舞台，把位大概为30公分左右，琴壳直径为12—13公分，声音低沉、浑厚，更能体现民间原生态的状态，是板胡领域的一支最能体现委婉的生力军，它的代表作品有最早的《古树银花》和吉喆老师作曲并演奏的《看线戏》等。戏剧板胡则根据各地方剧种的不同，品种繁多，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如豫剧板胡、晋剧板胡、蒲剧板胡、评剧板胡、秦腔板胡等等。作为一名职业秦腔板胡专业教师，这里我就着重对秦腔板胡的起源与发展谈点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秦腔板胡，按照其音域划分，应该归属中音板胡的范畴，也可以说它是中音板胡的雏形，秦腔板胡的定弦和演奏方法几乎和中音板胡同出一辙。秦腔板胡在整个秦腔戏曲的乐队伴奏中起着领弦主奏的作用。因此，人们通常俗称板胡演奏员为“头把弦”，这也充分说明了秦腔板胡在整个乐队中的灵魂所在。

一、秦腔板胡的结构及发声要求

1、秦腔板胡的结构

秦腔板胡和其它板胡一样，其主要结构由琴杆、琴壳、琴轴、琴弦、千斤、琴码、琴弓、底托组成。以下对其各部位做一细致的讲述：

（1）琴杆：也称“杆子”，是板胡的骨架，虽然并不发声，可它是一把琴的灵魂所在，一把板胡的价格高低首先是用琴杆所采用的材质来衡量的，一般采用木质坚硬的酸枝木、紫檀木、乌木、黑檀木，也有用花梨木和其它杂木而制的。根据历代人的经验总结，秦腔板胡琴杆长度大概为74—75厘米，琴杆上端为琴头部分，呈方形，开有两个安装琴轴的孔，为了美观，经过工匠们的一步步研究，顶端形成了多种精美的造型，如：龙头、平头、弯头、如意头等，这些精美的造型，将板胡的整体艺术水平提升了一个重要层面。

（2）琴壳：也称“壳子”，是板胡的发声体，是由坚硬的椰壳配合结构松软的桐木面板精制而成。制作琴壳的具体要求是，选用较老的椰子（椰子太嫩则壳壁薄，易碎不耐用而且颜色发白，也不美观），去掉外边的椰皮和里面的椰肉，经过打磨抛光，使其乌黑或棕黑发亮，然后锯掉两头，大口用于粘贴桐木板。挑选一个好琴壳的首要标准是，壳形要圆、壳壁要直、壁厚均匀适中，所以壳子的选材是很难挑选的，要选一个真正上乘的椰子壳保守的说百里挑一并不为过。

（3）琴轴：也叫“弦轴”，分为上下两个，起调整音高的作用，上方的为“内弦轴”，下方的为“外弦轴”。木质多用琴杆的木料或黄杨木制成，轴体基本雕刻为螺旋纹，装在琴杆同一侧面，琴轴有木质轴和木柄齿轮铜轴两种，目前大部分板胡采用木柄齿轮铜轴，调弦快而自如，准确又不会跑弦。

（4）琴弦：琴弦分为金属弦和丝弦两种。金属弦比丝弦发音明亮、清脆，不易跑弦，故现在都采用金属弦。琴弦又分为内弦和外弦，内弦：采用钢芯，外用金属丝或银丝缠绕，简称缠弦。外弦：采用钢丝光弦，简称钢弦。

（5）千金：也称“腰码”，一般采用木质坚硬的木头、牛角或金属等制成。千金为一头大一头小的塔状，大的一头贴在琴杆上，小的一端上搭上琴弦，这样的千金稳定性好，发音灵敏度强。千金还可分为固定和活动两种，固定千斤就是将千金用绳子绑定在琴杆上，这种千金对于初学者来说较好，可以掌握好把位和演奏时的音准。活动千金就是在琴杆和千金接触处安装上用骨头或金属制成的滑道，可根据演奏员所需要的把位大小，上下自由调节。

（6）琴码：也称“小码子”，是板胡发声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用竹子、骨头或质地坚硬的木头制成，直接压在板胡的共鸣板上，距共鸣板上端边沿3厘米左右为佳，别小瞧这个小小的琴码，它直接影响着板胡的音色和音量。

（7）琴弓：也称“弓子”，秦腔板胡的弓子根据历代演奏员的习惯与其它剧种还有所不同，一般采用马尾直接拴绑式的“马尾辫”弓子，弓杆用料以福建白竹或香妃竹为上乘，粗细要均匀适中，系白马尾，长短为82公分左右，过长笨重，不便灵活使用，过短又欠缺拉奏长音的效果，所以既不能长也不能短。对于弓子我个人的理解是，所为“弓”，不能理解为打仗使用的弓箭那弓的造型，而是要根据“弓”字的写法结构而象形弯曲，两头要有弧，中间要有撬，这样的弓子才富有弹性且不会内外摆动过大，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8）底托：也称“底座”，秦腔板胡最早没有底托，为了让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能够轻松自如的控制板胡，方便美观大方的演奏姿势，使板胡音色更加清脆、洪亮，后来才加上了底托。底托一般采用以下材质制做：坚硬且较重的木质、木质加灌铅、纯胶木或金属。

2、对于秦腔板胡的音量、音质及音色的要求：

音量，一把琴的好坏首先得用音量来衡量，如果没有声音，再好的木质，再好的做工都是白费心思，所以首先音量要大，音量大是板胡的基本条件，即使在十人甚至几十人的大乐队中也不会被乐队盖住，这样的板胡在演奏时才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球。

音质，就是音的质量。何为质量？任何物体都有相应的质量，但是就音而言，质量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金属或木质的质量就是根据它本身的密度来衡量，密度决定硬度也就是它的质量，而音的质量靠什么来衡量和鉴定呢？它本身就是没有密度大小区分的，这里所说的质量又是什么呢？首先就要回头说的前面提到的音量大小，然后听它发出声音的纯度、宽度、有没有杂音、狼音，这就是音的质量。

音色，当音量和音质都达到相应的要求时，就要选择它的音色了，音色就是更为抽象的概念，声音的色彩靠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是摸不着的，那么它是靠什么来衡量呢？这里就出现了醇和润的概念，在唱腔里有个名词叫润腔，板胡也一样，要用耳朵去听，用心去品，品那甜美的韵味。

以上所说的对于秦腔板胡的音量、音质及音色的要求不完全取决于板胡质量问题，它也与板胡演奏者的演奏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运弓不直、运功不平、手指触弦位置不对等，方法不正确也可使其声音受到影响。因此，解决板胡的发音与音色问题，首先是培养演奏者具有良好的技术、内心听觉和审美要求，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把内心对声音的多种概念，尤其是美的概念变成实际的音响。

二、秦腔板胡的定弦和演奏中的特征音

1、秦腔板胡的定弦：

秦腔板胡内外弦是纯五度音程关系。用“1、5”弦演奏，秦腔板胡常用定调为F、#F和G调。

2、秦腔音乐中的特征音与板胡演奏时的技法处理：

秦腔音乐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类声腔，苦音声腔中的“4、7”和欢音声腔中的“6、3”音是最具有特性的音，也是秦腔剧种风格的代表音符。秦腔音乐苦音中所用的“4”是“微#4”， “7”是“微b7”。而我们对“微#4”和“微b7”在板胡演奏的技法上一定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微#4”和“微b7”音准的概念是在演奏中试效果而定；二是演奏员对于这两个音采用的揉弦方法及揉弦频率的快慢应特别注意，因为秦腔板胡的定弦调高弦硬，要想让秦腔苦音音乐的韵味浓厚，我们在这两个音上多采用压揉，且根据音的时值长短来控制揉弦频率的快慢，即时值长则揉慢，时值短则揉快，特别短则不揉。若拉出的音乐味道不浓、韵味不深，不妨试听一下这些音的演奏是否妥当。

总之，任何乐器都是为演奏者服务的，板胡也是一样，它也要根据演奏者的习惯，适当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

任何事物都有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演变过程，板胡从起源至今，经过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不断发掘和革新，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和成就，在整个弓弦乐器这个大家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根固才能叶茂，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的共同努力，会让板胡艺术扎根在民族音乐这片沃土中，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它的艺术生命一定会源远流长，这一民族乐器一定会发挥更大的器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