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精选6篇）
第一作者；姓名 沈虹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邮编：210095 学历：硕士 电话：*** 邮箱：343050558@qq.com 第二作者 ：沈伟
摘要：在我国，农村房屋拆迁补偿金额偏低，拆迁主体资格不符，拆迁人无视拆迁程序，“钉子户”问题以及村干部截留拆迁补偿款是农村房屋拆迁中最常见的问题。原因主要有我国立法政策上的缺陷与冲突、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房屋拆迁的不公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之困以及与建设单位相勾结等问题。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统筹城乡规划，破除二元体制下的补偿标准、完善拆迁程序的机制，使拆迁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关键词:房屋拆迁；土地征收；拆迁程序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是农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因此农民房屋拆迁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否则构成对农民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近几年，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的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2004年《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践中当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时,农村房屋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一同被征收,农民房屋拆迁就是集体土地被征收的结果。法律不允许不办理土地征收而直接进行房屋拆迁,必须适用土地征收制度,而土地征收是先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然后进行房屋拆迁。目前中国大陆的农民房屋拆迁存在的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和共同性。
一、农村房屋拆迁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一）补偿金额偏低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问题进行调整，农村征地拆迁适用《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现实生活中农村房屋被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看待,其拆迁补偿标准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是农村房屋拆迁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实践中，农民的集体土地被征收，存在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货币补偿，但是货币补偿金额普遍偏低，特别是在现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和农村的的补偿金额就相差很多。2006年重庆市沙坪坝区有一个案例中两户被拆迁人仅仅因为一墙之隔，仅仅因为处于城乡分界线的两边，一户属于城市，一户属于农村，就算房屋结构相似，却得到天差地别的补偿金额。这是农民得不到保障的一个原因。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偏低，根本就无法实现在城市买房子，那么，失去农村房屋的农民要怎么在城市找到安居乐业的地方。另一种补偿方式是置换房屋，实践中由于城市房屋与补偿金额相差太远，现在农民百分之九十都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以保证有居住的地方，但是农转非之后存在的问题是农民失去了土地，依赖土地生存的保障也失去了，现在就业压力巨大，大学生找工作都很难，那么这些农民生活的
保障在哪里。
（二）拆迁主体资格不符
现今农民房屋拆迁大部分属于征地拆迁，其依附于土地征收。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因此，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资格进行征地拆迁。可是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许多乡镇政府为了增加土地财政，虽然没有征地的权限，仍然利用办教育、发展高科技技术产业等名义，与各类开发区联合发文进行征地拆迁，最后改变土地性质搞房地产业，谋取暴利。虽然乡镇政府没有征地拆迁的资格，却为了土地财政，将农地卖给发展商建立私企的比比皆是，虽说违法，可是真正利用法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却是很少。本文认为缺少专门立法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的主体资格以及不符资格进行拆迁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内容加以调整规范，才会导致拆迁主体资格不符的情况。
（三）拆迁程序不正当
农村房屋拆迁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对农民房屋拆迁程序进行规定。《土地管理法》只规定征收征用集体土地的程序，并没有规定房屋拆迁的程序。实践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制定规范农村房屋拆迁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比如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区、县国土房管局核准用地单位的申请后，应当在用地范围内予以公告，通知和公告应当载明拆迁范围、暂停办理事项和暂停期限。暂停期限自公告之日起算，最长不超过1年。但是这些规定往往得不到很好的遵守，拆迁人按照程序进行拆迁的真是寥寥无几。主要表现为拆迁之前本应该公告，然而不公告或者公告时间不满，公告内容不全，以及公告内容不实比较常见。拆迁人也会利用各种手段阻止被拆迁人行使发表意见等权利，严重忽视了被拆迁农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本文认为强制拆迁程序不公平就是典型例子。
强制拆迁程序发生的前提是必须具有生效的行政裁决。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搬迁期限、补偿金额等问题达不成协议时，通常由拆迁人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被拆迁人在行政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没有搬迁的，由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践中，法院一般会维持政府作出的行政裁决，造成强制拆迁后果。
（四）农民“钉子户”问题
农村房屋拆迁中也存在“钉子户”问题，农村房屋不像城市房屋那样由房地产开发公司统一建造的商品房，而是由村民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建造要求购买材料，请建筑工匠一转一瓦盖起来的。所以每一个农户的房屋都有自己的特点，构造也不一样，拆迁的补偿金额也无法按一般方法计算，但是现在的农村房屋补偿的金额针对建造好的房屋和建造差的房屋相差无几，这让许多建造时投入大量钱财的被拆迁户觉得不公平。
（五）村干部截留拆迁补偿款
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村干部一直是重要的角色。农民同意拆迁之前，村干部努力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成为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在签订征地拆迁合同时，通常是村干部代表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征地拆迁补偿款都是先由村干部代为领取，然后才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分配。现实是村干部贪污现象严重，村民真正拿到的补偿款少的可怜，有些村干部却吃喝玩乐，住豪宅，根本没有为百姓着想。拆迁合同本应该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思自治，然而现实中却是村干部代表农户签订协议，法律对此并没有任何规定。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房屋拆迁立法的缺失以及农民权利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农民力量薄弱加之没有可以依靠的法律，更加无法免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房屋拆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政策上的缺陷与冲突
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200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是，由于上述立法的原则性和抽象性，国务院《拆迁条例》只是城市房屋拆迁的具体法律依据。农村房屋拆迁则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我国尚无专门法律针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问题进行调整，只能根据各地方的政策文件行事。这是我国立法存在的严重缺陷。
实践中，农村征地拆迁适用《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现实生活中农村房屋被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看待,其拆迁补偿标准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目前,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房屋拆迁，很多地方已经颁布了专门针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的规定。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部门等均发布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对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进行规制。但是这些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本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相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指狭义法律)；第九条规定,对上述事项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给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显然,这些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既非狭义的法律,也非行政法规。依据上位法高于下位 1 例如，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昆明市颁布了《昆明市主城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办法》等，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作出了具体规定。
法的法律适用原则,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效力等级高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因此根据《土地管理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是违背上位法的,是不能够作为农村房屋拆迁的法律依据的。因此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专门针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作为房屋拆迁的依据，这是跟法律的规定有冲突的，这是立法本身存在的冲突。
（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不公平
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房屋拆迁的补偿相较于城市房屋拆迁严重不公平，以重庆市相关规定为例，比较一下城市房屋拆迁与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的差距。对国有土地的房屋拆迁实行货币补偿的，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或套内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2而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的补偿仅考虑权属证书记载的合法面积，按农房造价给予适当补偿，住房货币安置方式的具体标准不低于被征地范围内相邻地段经济适用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征地范围内村民的住房改作其他用途的，按住房补偿。3上述比较看出，城市房屋拆迁考虑房屋的区位、用途，区分住宅性用房与营业性用房，按照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给予补偿；而农村房屋拆迁却不考虑具体区位，不考虑用途，一律按照住宅性用房对待，按照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价格给予补偿。例如，2006年沙坪坝区新桥的石新路扩建时，新桥医院对面有两幢房屋，一幢房屋属于李某，一幢属于其表弟，两幢房屋都是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的，两幢房屋也均被改成门面房进行商业经营，在工商登记、缴纳税费方面也合乎规范，而且李某的门面房装修更为豪华，生意也更好。然而，仅仅由于李某的房屋性质上属于农房，而仅一墙之隔的表弟的房屋属于城市房屋，两幢房屋土地性质不同。因此，就在拆迁补偿时，依据了悬殊巨大的两个标准，李某的房屋按照24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装修也不予赔偿，而其表弟的房屋按照98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4这样的结果对李某来说是严重不公平的。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各种严重不合理的案子会持续出现。
（三）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之困
由于中国的分税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的压力变大，在没有财政收入的条件下，事权却日益增多，导致支出与收入的缺口不断加大。面对日渐扩大的财政缺口，加之地方政府没有正式的税收自主权，也不能通过举债筹资，地方政府不得不努力追求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收入的增加，而“卖地”渐渐成为地方政府谋取财政收益的重要途径。5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土地财政是造成农民房屋拆迁不公平的最主要的原因，政府日益觉得土地上的收益可以解决财政之困，征地行为越来越广泛，土地上的收益大部分进了政府的口袋，农民得到的补贴少 23 参见《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6条。
参见《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6条、《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2008）》、《重庆市沙坪坝区征地补偿安置实习细则》第19条。4 此案例参见江帆、丁丽柏、马勇、孙晓峰、张良培：“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拆迁问题及对策研究”，载《经济法论坛》第9卷，群众出版社。5 张维宸：“土地财政再思考”，载《中国土地》2011年第3期。
只有少。本文认为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不从分税制度的角度入手，相对减少地方政府的事权，相应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更加合理地处理地方税与中央税，就难以找到合理征地、合理拆迁补偿安置的方法了。
（四）地方政府与建设单位相勾结
建设单位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这使得地方政府跟建设单位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征地行为中，体现的是政府部门、房地产商以及农民的利益博弈，实践中，政府部门与房地产商相勾结，侵犯农民的私权。许多建设单位通过各种方式贿赂地方政府取得拆迁许可证，然后肆无忌惮，开始各种违法拆迁，各种暴力拆迁、野蛮拆迁。
三、农村房屋拆迁的法律救济途径
（一）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国家为了经济有序快速的发展，实施市场干预。笔者认为农村土地的征收也是政府的调制行为，也的确土地征收之后，国家富裕了，经济发展了。这种调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对社会主体实体利益的损益，土地的征收制度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蒸蒸日上，在《财富》、《福布斯》、《胡润》等富豪榜的中国内地榜单中，房地产商们都是几近半壁江山。然而穷苦的农民变得更加穷困，征地补偿款还要被各种剥削。
政府干预经济，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征地制度肯定是没有错的，农民土地被征收也没有错，农民对征地不服，只能上访，但是现实中上访成功的几率几乎是零。所以笔者认为还是中国的体制有问题，农村集体土地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被征收，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有关费用，源源不断地充实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商开发土地，牟取暴利，房价上涨，农民买不起房子，这样恶性循环，这样的体制下，农民根本没有出路。
因此笔者认为原因还是在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相当滞后，政府不出台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农村建设用地，农村土地除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并没有实现市场配置。国家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积极性，不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是导致当前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如果允许农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农民就可以分享到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如果国家能按土地非农使用的市场价值补偿农民，农民就可以有在目前所获征地补偿费的基础上增加十倍乃至几十倍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城乡差距自然就减少了。如果政府能够规定单纯的商品房开发用地是绝对不能作为政府征地的理由，而应由开发商自己去向农民协商购买土地，土地可以自由流转的话，农民就可以得到本来由政府谋取的利益，地价也可以降下来，房价也会相应降低。只是现在中国政府在如此丰厚的利益面前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不难看出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也在努力实现农村土地的流转。
对于农民而言，拥有多大的土地权利并没有意义。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护农民利益，也
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甚至会损害农民利益，中国土地制度不能走私有化道路。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调整权，也即合法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利。中国并没有出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现象，其原因就是我国农民有退路，这是中国稳定的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6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深远意义，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农村土地可以自由流转，但是土地可以抵押的制度下，未来土地可以自由流转是必然的发展。政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说明农村集体土地也会实现市场配置，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农民就可以直接跟开发商交易，而不必通过政府，农民土地收益增加，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现阶段已经在安徽等地形成试点，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试图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决定》提出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说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的可能性、现实性以及迫切性。本文认为应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础上，出台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立法，进一步保障农村土地自由流转的实现。
（二）破除二元体制下的补偿标准
实践中，城市房屋的拆迁补偿还是比较合理的，虽然农村房屋拆迁补偿金额在不断提高，但是仍然不足以使农民有能力在城市买房，居住，融入到城市发展中。笔者认为我国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存在不公平，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因此我的建议是推动法律的完善，逐步探索城乡统一的补偿标准，但是这一点实践起来比较难，所以基层政府应该结合城镇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展开积极调查，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加快推进各种法律的完善，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法律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7赋予农民财产权利是基于土地基于房产产生的收益，政府也在努力推进实现城乡一体化。本文认为农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应当参考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通过独立的中介机构评估确定补偿金额，确保补偿数额能够让被拆迁的农民重建或者购置同等质量、同等居住条件的房屋。应当考虑农民房屋本身的区位价值、庭院空地等附属设施的价值等，给予适当、合理的补偿。
（三）保证拆迁程序公开化和透明化
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通过公正、公开、透明的程序来保障征收拆迁的公平合理是 67 参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参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了有偿征收的三个要件:正当的法律程序、公平补偿、公共使用。其中对征收行为的正当法律程序,详细规定了九个步骤。8在土地征收阶段，笔者对比了美国的征收制度，很明显美国的制度就相当严格。不是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是不允许征收土地的，征收土地的正当性是否基于公共利益通常是由法院判决的。美国对于征收制度的程序也相当严格，必须经过预先通知，政府评估，召开公众听证会等缺一不可。对于补偿制度也是按照征地者的损失计算的，而且相当注重买主与卖主的意思自愿。笔者认为美国的这种制度是相当值得中国借鉴的，完善征收制度可以严格规范征地行为，保护农民的私权。在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制定阶段，补偿安置方案不能不能仅仅由政府单方面决定或批准,应引入听证程序,由被拆迁方代表、相关专家、政府三方举行社会听证,共同商讨确定。9这既可以是政府决策公开化，又能让政府及时了解拆迁方案的不足之处，便于及时改正。在达不成安置补偿协议阶段完善被拆迁人的司法救济权。现在的拆迁制度规定了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只能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或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样的规定使得农民房屋被拆除，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逆的，无法通过其他的补偿措施时其恢复到拆迁之前的状态。因此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真正保护农民的司法救济权。
四、结语
（一）农民房屋拆迁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有其合理的部分：使农村土地充分集中起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二）农民房屋拆迁现有法律救济途径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仍然存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相当滞后、城乡二元体制下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不一致以及拆迁程序不公正等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并加以弥补和完善。
（三）本文的探讨立足于对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完善。但是真正的救济途径的出台和实践，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许会经历很长的阶段，但是出于对农民权利的保障和维护，应该迫切加以解决。
Theory of farmers house dismantlement exist problems and its legal relief way
Abstract: In our country, rural housing demolition compensation amount is low, demolition main body qualifications, the dismantler ignored the demolition process, “nail households” problem, and village cadres intercept units compensation is the most common problems in rural housing 8 详见周大伟：《美国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例——兼议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的改革》,中国宪法行政法法律网, http: // /get/lltt/fxlw/***2.html 9 赖淑春：“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关键词：不动产,错误登记,法律救济
一、引言
完整、准确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但能够对不动产物权秩序进行有效的维护, 同时还能够确保不动产交易的快捷性与安全性。但是现阶段, 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还不够健全, 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不动产错误登记情况的发生, 因此, 需要我们基于不动产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主体与责任形态, 来考虑其法律救济途径。
二、不动产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主体与责任形态分析
不动产登记产生错误的原因有两种, 一是由登记机关造成的, 二是由申请人自身因素造成的, 由此也产生了两个赔偿义务人, 即: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如果不动产错误登记的产生是由登记机关造成的, 那么毫无疑问, 赔偿责任由登记机关单独进行承担。如果不动产错误登记的产生是由登记申请人造成的, 其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一种情况是登记错误是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恶意串通, 这种情况属于双方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 那么赔偿责任应由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共同承担, 而双方的内部责任则依据双方的原因力与过错进行分配, 除此之外, 登记机关在履行赔偿责任之后, 还需要对进行恶意登记的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第二种情况是登记错误是由登记申请人过失或主观故意, 那么责任则由登记申请人自行承担。第三促情况是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同时出现过失, 那么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现阶段, 在实际划分错误登记责任时, 我国司法实务往往采取的是先由登记申请人来负担赔偿责任, 对于登记申请人无法赔偿的范围, 则是由登记机关负责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登记机关主要负责的是补充责任。这就意味着, 只有当受害人穷尽其他救济, 且赔偿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登记机关才负责赔偿, 这显然大大减轻了登记机关的责任, 增加了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从侵权行为构成来看, 虽然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在主观上并非有联络的意思, 但是两者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又成为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 两者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无意识联络共同加害。如果侵权行为发生, 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针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所以, 不动产错误登记受害人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 既可以直接起诉登记申请人, 也可以直接起诉登记机关, 二者并不存在先后的顺序, 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救济途径
(一) 民事诉讼
也许有些人认为, 不动产登记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 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权益, 而无法采用民事诉讼的方法来寻求法律救济。但是笔者认为, 不动产登记虽然是行政行为, 但这受害人依旧可以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寻找司法救济, 而且现行法律中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 在登记机关并无过错时, 受害人即使选择了行政诉讼, 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种情况下, 受害人选择民事诉讼往往会更加对自己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1条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
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 就表示国家机关同样能够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而《物权法》第21条中规定“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对比这两项法律条文我们不难发现, 当发生不动产错误登记时, 受害人可以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法律救济的途径。
在某些情况下, 受害人选择民事诉讼往往会更有利。比如当受害人采用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 要求房产登记部门与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而放弃向国家申请赔偿时, 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登记部门所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受害人不需要证明登记部门存在过错, 只须证明错误存在并且给自己造成了严重损害, 那么就可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与此同时, 登记机构作为政府一个职能部门, 拥有着财力后盾, 能够保障受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
(二) 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是常见的不动产错误登记的法律救济途径之一, 下面笔者就这一方面展开论述。前文笔者已经说明, 产生不动产错误登记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登记申请人过错;二是登记机关过错。按照现行的行政法规与《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 由登记机关过错所造成的损失, 受害人可以向国家提出赔偿。由登记申请人过错造成的损失, 登记机关则可以按照“非登记机关过错或违规, 不属于国家赔偿责任, 应由施害的第三方负责”提出抗辩, 在这种情况下, 受害人就无法使用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了。而且, 就因登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而使受害人蒙受损失, 受害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的情况, 在生活中多数的案例也由于登记申请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受害人虽然赢了官司, 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么损失也自然由受害人自己承担。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我国颁布《物权法》之后, 虽然对不动产错误登记的赔偿相关问题进行了法律界定, 但在细节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许多规定或者不够清晰, 或者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除此之外, 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还需要国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使法律工作者在实践中做到有法可依, 从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付东年, 朱宝丽, 马运全.不动产登记赔偿的法律思考[J].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3) .
[2]杨解君, 才凤敏.不动产物权登记中的混合侵权及其责任——公私法的双重视野[J].江苏社会科学, 2010 (03) .
【内容摘要】
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以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从抽象到明确的渐进式的发展历程，表现了近代中国法制观念在人身权益方面从注重财产保护发展到更加注重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从立法方面对司法裁判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权利定义和司法救济的依据。但成文法的局限性和人身权益本身的特殊性，没有在法律的刚性层面予以明确，使《侵权责任法》在人身权益保护方面没有太多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但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确是从司法实践更准确的说是司法裁判方面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对立法的超越和突破。
【关键词】人身权 肖像权 公开权 刘翔 汤镇宗 王军霞 自由裁量权
【全
文】
人身权，也就是人格权，从《民法通则》开始直到《侵权责任法》，才得以明确人身权的完整内涵和种类。人身权与财产权一起，同属于民事权益，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人格权不仅是道德上的权利，也不单纯是政治上和公法上宣称的人权，而更重要的是以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为主要内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权。我国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婚姻自主等等权利，都是个人在社会中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在社会中同他人协调生存所必备的权利，同时还是人把自己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的前提。民法对这种权利进行具体规定并实行严格的保护，不仅是对个人私权的保障，更是对社会正义的捍卫和对人类最高理想的追求1。
对于人身权《民法通则》未明确列举，而将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对人身权做了中国人身权益立法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列举：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本文仅对肖像权的侵权和司法救济发表拙见，以资参考。
一、肖像与肖像权
肖像，是指个人形象以图画影响等方式的客观再现，是个人形象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背景环境下的客观显示，肖像作为人格要素之一种，应属个人专有，是个人正常形象的客观反映。
肖像权是肖像人支配自己作为人身要素之一的肖像而产生的专有权利。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肖像创制权，肖像使用权和肖像维护权。对自然人肖像的保护，关键在于使个人正常的形象不受外来的不良影响和歪曲，从而确保人格的圆满无缺、不受侵害。因此，对肖像的侵害，即体现为人格受侵害；而对人格的侵害，通常会产生两种侵害后果：一为使人格缺失，例如使个人身体受损或者使个人的社会 1 王晓能、赵英敏：《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评价降低；二为使人格商业化，即使人格等同于金钱，从而导致人格价值受贬损。
二、中国与美国人身权益保护的侧重
对于保护的侧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身权受到了极端的践踏的中国2在法律中侧重于对诸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等这些人身性人格权益的保护；而美国法更注重于对姓名权、肖像权的商业价值和其商业利用的保护，能够充分体现出人身权益所具的能为商业利用、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属性，并发展成为了一套以公开权为保护对象的比较完善的相应的制度体系。两者相比较而言，本人认为美国法中公开权对解决本文关于名人肖像权侵权与司法救济更具有指导意义。
三、美国法中的肖像权的保护——公开权的民事救济3
根据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和有关判例的规定，将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标识等等人身权益称之为公开权，其基本的侵权行为形式是：未经许可对他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性使用和对他人的非固定真实表演进行模仿。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把人格标识与商业产品（包括商业服务）相联系。如把某影星的肖像印制在生产、销售的T 恤衫上等。
2、使用他人人格标识为商业产品做广告。
杨立新;从民法通则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人格权法的产生、发展与展望.2006年9月18日.江平、程含红：《商事人格权论》.3、在传媒中使用他人的人格标识。
4、使用他人人格标识为媒体做广告。
5、对他人表演的复制和对复制品的播出。
6、对他人表演的模仿。
公开权主要采取两种救济方式：禁令和损害赔偿，它们都是侵权法中的救济手段：
（一）禁令救济：申请法院颁布命令，禁止被告实施侵害行为。
（二）、损害赔偿：
①原告获得的损害赔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被告盗用行为所造成的金钱损失。比如原告因此所失去的在出售其公开权或许可他人使用其人格标识方面的盈利。二是侵权行为人因其盗用行为的金钱所得。上述两种赔偿形式，原告可以选择数额较高的一种。
②原告可以获得对其人格标识擅自使用的公平的市场价值。这一赔偿额通常表现为侵权人没有为获得允许而支付其应支付的合理的许可费用，这种赔偿方式在难以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被告的所得时，是非常合适的。这一公平的市场价值，即代表了原告的损失，也代表了被告的不当得利。通常情况下，在人格商品化的市场中，存在着人格标识许可他人使用的许可费市场标准或交易惯例。
③一些法院主张原告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4
美国法对于肖像权侵权和司法救济更贴合本文所讲述的名人肖像权的情形。对于名人与公开权，某些学者和法院主张，只有名人才
4江平、程含红：《商事人格权论》.享有公开权，而普通的人只享有隐私权。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在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 for Social Change, Inc.v.American Heritage Products, Inc.480案中认为：“普通的民众享有隐私权，而公众人物享有公开权，公众人物的公开权受侵犯时的损失按照使用人的窃占价值来衡量。”笔者同意该种观点，其衡量标准也是笔者所推崇的公开权司法救济中的损害赔偿方式。
四、中国的肖像权侵权案例
刘翔肖像权侵权案：2004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精品报社在使用刘翔肖像过程中，因过错造成刘翔人格受商业化侵害，构成侵犯肖像权，为消除精品报社这一侵权行为给刘翔人格带来的商业化负面影响，判令精品报社在《精品购物指南》上刊登道歉；考虑到因千期专刊的发行使刘翔人格在较广泛的社会范围受商业化侵害，存在一定的侵权后果，而且刘翔本人对此不无过错，所以在赔礼道歉之外，判令精品报社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对刘翔要求125万的赔偿损失和25万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汤镇宗肖像权案：2006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浙江能达利集团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汤镇宗肖像构成侵权，判令能达利集团公司赔偿汤镇宗经济损失1.7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四万元，对汤镇宗要求的50万元的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王军霞肖像权、名誉权侵权案：2001年辽宁省高院对王军霞起诉昆明卷烟厂侵害肖像权、名誉权案作出判决：昆明卷烟厂在广告中不适当的行为使王军霞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名誉权受到不良影响。判决昆明卷烟厂赔偿王军霞80万元，创了国内侵犯肖像权最高限额。辽宁省高院解释认为：从现在法律及司法解释看，没有对肖像权、名誉侵权赔偿提出最高限额的规定。判决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对经过庭审调查侵权人的获利及被侵权人的损失无法查清。二是从本案主体看王军霞是奥运冠军、知名人士，昆明卷烟厂具有相当的承受能力。侵权广告的载体香港大公报发行量大、扩散力强、影响面大以及王军霞由于诉讼的实际支出等因素，酌情判定了80万元的数额，对王军霞要求的1000万元的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五、中国肖像权司法救济现状
以上三个著名案例，可以看出，除王军霞的肖像权使用中有不良或者说贬损的影响导致侵权赔偿数额加大外，仅仅从肖像权侵权来讲，赔偿都是极其廉价的。就庭审举证中得悉公开的商业合约可以看出，当时刘翔的代言合同已逾百万，汤镇宗也是每年25万元的代言费，区区几万元的赔偿，反映出了我国现阶段肖像权侵权赔偿的尴尬。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前对于肖像权的法律规定如下：
1、《民法通则》第100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第139条“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以上法律、司法解释，对肖像权侵权的司法救济仅仅是原则性的，毫无可操作性。实践中法官往往根据各所在地区制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最高上限五万元，将肖像权的赔偿数额死死摁在地板上，如《四川省高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3款规定：侵犯他人肖像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标准原则尚应掌握在500元至50000元的幅度内”。同时第5款规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侵犯他人精神性人格权利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不受上述50000元规定的限制,其具体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获利的多少而定。”但如何准确计算侵权人的获利，显然是在中国现行举证体制下是最难做到的，这就是典型的没有操作性的指导意见，但在本不完善肖像权侵权司法救济途径中，已经是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可以说，大陆法系中司法实践的局限性，赔偿数额不仅不可能真实的反映被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反而滋生了不法商家侵权的决心：勇敢的侵权吧，侵权赔偿数额只会是合法聘请名人代言费的十分之一，或许还不到。于是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众口一词的针砭中国，这里，是侵权的温床，当然，不仅仅只因为人身权保护的贫瘠和僵化。
六、《侵权责任法》带来的突破——法官自由裁量权
2009年12月26日公布，将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超越和突破了以往立法上局限性，首次引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这第二十条，第一次明确规定按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来赔偿。根据这一法条，以上三个案例都不难判：刘翔、汤镇宗、王军霞当期的代言合同的实际代言费用，不就是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吗？任何一个商家你要使用名人肖像，按市场价格支付费用，最合适不过了，哪里还需要假道灭虢，以精神抚慰金来实现赔偿？这个道理本不难理解，只是我们的法官当时无法突破思想的禁锢而已，有时候，司法者顺应潮流需要一定的前瞻和突破的勇气。
那么实际代言费的高低如何调整，才能使损失和赔偿协调一致呢？这就引入了《侵权责任法》带来的突破——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能因法律无规定，就认为在法律上等于零，而不予保护。同样应认为存在法律空白，对此应采取妥当的形式，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5这里讲的采取妥当的形式，应认为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例来确定哪些人格利益需要保护，以及如何保护。
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说，《侵权责任法》创造性的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可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以弥补成文法规定的不足，而法官在选择按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是按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来确定赔偿数额后，还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调整，使之更接近公平与正义，法律的公正得以彰显，它“必由审判官于具体案件中公平裁决，其规范功能始能具体显现” 6。从诚实信用原则上来讲，这一创造性的权利赋予，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和民事行为的规范具有重大的互补意义，是对“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的补充” 7。
【结语】
《侵权责任法》赋予了法官在裁判活动当中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我们的法官更要以基本事实为依据，在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原则范围之内，使人民的权益得以保护，法律得以信仰，正义得以彰显，公平得以尊崇，“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的权利” 8。这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86页。6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35页。7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65页。8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
附录：参考文献
[1]杨立新 《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王利明主编 《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江平著《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12 月版
[4]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年版。
[5] 王利明、杨立新等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
[6]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
【摘要】：家庭暴力作为人类文明的大敌，通常又被喻为“家庭的癌症”。因为暴力行为一经产生，便会导致人身伤亡、肢体残疾、精神失常、家庭离散等后果。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2.7亿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暴力而解体。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其中又以妇女的受害程度最为严重当今世界、消除家庭暴力已经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反对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列为全球十二个关切领域之一，作为观察改善妇女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内容，已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重视。1999年11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并确定11月25日到12月10日为消除性别暴力16日行动。我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应当在消除家庭暴力方面迈出大步，促进全社会都来建立文明、各睦平等的社会主义家庭，使我国真正成为男女平等的国家。
【关键词】：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法律救济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及现状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作为一种落后、野蛮的社会痼疾,是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人权的最大障碍。家庭暴力的存在,不仅给家庭及其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家庭暴力的分析研究势在必行。我国现行的法律虽已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由于法律的干预力度不够,家庭暴力的法律尚不完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难以获得充分的法律救济。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问题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者们认识不一,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出现的以武力侵犯他人人身或对其进行精神折磨的强暴行为。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一般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
据世界银行调查显示，20世纪全世界有25%至50%的妇女都曾受到丈夫或男友的虐待。在美国，根据联邦调查局报告，每15秒就有一名妇女遭到其丈夫、男友或伙伴的殴打。据英国政府内政部的统计资料，英国每4名妇女中就有一名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每一个星期就有两名妇女在家庭暴力中丧生，家庭暴力占英国犯罪总数的25%，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凸现。据199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显示，有0.9%女性经常遭受丈夫的殴打，8.2%的妻子有时遭受丈夫的殴打，20.1%的妻子偶尔遭受丈夫的殴打。
1995年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公布：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1.54%，约40万个，其中1/4因于家庭暴力。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但是社会学家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中国妇女报》2000年12月10日）。在我省家庭暴力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立脚点。从我省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和司法部门受理的案件来看，近年来，我省家庭暴力案件呈上升趋势。占整个婚姻家庭案件的20%左右，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占92%。在家庭暴力案件中80%以上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并且施暴者的手段极其残忍。
长期以来，家庭暴力由于发生在家庭内部而被社会所忽视，但事实上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人身伤害等事件屡有发生，甚至诱发一些恶性案件。据了解，仅在2000年，我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8179起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或者以家庭暴力为由提起离婚诉讼的约占20%，当年受理的2674起刑事案件中，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案件也占了一定比例。这些数字反映出的仅仅是相对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统计，可见，家庭暴力象一个幽灵游荡在我们周围，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已成为整个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家庭暴力往往产生严重的后果，危害性也很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重地损害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一个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丈夫，受传统观念影响，加之个别男性仪仗自己是体力上的强者，对妻子破口就骂，动手即打，他们就是以动物世界弱肉强食原则对待体力上弱于他们的妻子，多少妇女就在他们的暴力下渗遭残害的！因此，在家庭暴力中直接受害的，也是受害最深的要算是妇女。
（二）影响和破坏婚姻家庭，尤其是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男女地位不平等，夫妻生活不协调、丈夫经常打妻子，必然会影响夫妻感情，一旦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时，就会导致家庭破裂。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和厌世心理，他们感到自卑、孤寂，变得情绪低落，不相信任何人，会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有些孩子因忍受不了父母整天的吵闹、打架而离家出走，流落街头巷尾，有些还走上犯罪道路。
（三）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家庭暴力导致妻子伤残或死亡，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不予以重视，不予及时有效的加以遏制和处理，受害者又不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在长期遭受暴力扭曲的心态下，一旦失去平衡，就会“自行摆脱地狱般的生活”铤而走险，采取杀夫的报复手段，酿成恶性事件。据调查，女性中近1/10的人犯罪与家庭暴力有关，给社会带来恶劣的后果，极大地危害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三、家庭暴力的原因
要遏制家庭暴力事件就必须查清其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治理。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而且很复杂，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建思想残余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思想根源。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夫权统治等流毒很广很深，尤其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更为突出。做丈夫的总是将打老婆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有些妇女在封建思想影响下，也将自己完全依附于丈夫，失去了独立人格，一旦被丈夫殴打，只好自认倒霉，这样，就为丈夫的施暴行为创造了条件。
（二）法制观念淡薄，对家庭暴力惩处的力度不够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原因。人们法制观念不强，与家庭暴力的形成和蔓延有很密切的关系。丈夫认为打妻子不犯法，一般群众也认为两口子打架是家庭私事，说什么“夫妻没有隔夜仇，床头打架床尾和”，往往被人忽视；邻里朋友对此弈处而淡之，或劝导几句了事；有关单位或组织解决此类问题抱着表面上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处理问题缺乏公正和力度，其结果，家庭暴力不仅得不到遏制，反而助长了施暴者的淫威，对受害人可能更加凶残。我国法律在打击和控制家庭暴力方面还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丈夫打妻子只是纳入虐待罪的范畴。并且这类案子属自诉案件，不告不理，只有造成重伤、死亡的，司法机关才主动追究。也就是说，家庭暴力不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就不会有司法介入；即便是达到了刑事惩罚的程度，妻子慑于“丈夫”的淫威不敢告发，司法机关决不会多管“闲事”。而实践中往往是家庭暴力案件告到基层司法部门多被认为是“家务事不好管”，劝一劝就算了，施暴者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和制裁，受害人多数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反而招致丈夫变本加厉的报复，迫使受害女性忍气吞场，在丈夫的拳脚下苦熬，致使施暴者更加有持无恐。
（三）喜新厌旧和婚外两性关系的发生是导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受“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影响的人。尤其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腰缠万贯后，就滋生了“饱暖思淫欲”的思想，在外面拈花惹草、搞小蜜、包二奶，为了踢掉原配偶，人为地制造矛盾，采用殴打、捆绑、折磨、虐待等手段逼使原配偶同意离婚或原配偶无法忍受时主动提出离异，当然，也有因妻子有了外遇后，致使丈夫用武力殴打导致暴力的。总之，哪里有喜新厌旧或第三者，哪里就会有暴力，这是当前家庭暴力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此外，夫妻间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不一致及经济上的冲突等等也是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
除以上原因外，导致家庭暴力现象发生的还有：
1、男性因性别所具有的较强攻击性，在家庭暴力问题上总是扮演着施暴者。
2、性格乖戾、性情精暴者
易实施家庭暴力。这类人脾气暴躁，自控能力弱，遇到意见分歧或本人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习惯于用拳头解决问题，在社会上如此，在家庭里也如此。不论大事小事，往往采用暴力手段压制他人的不同意见。
3、受教育水平低下者较之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家庭内部更容易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本人的意志。
4、经济条件差、生活困难的人，较之社会生活成功者更多地采取暴力手段解决家庭内部纷争。
5、家庭关系失和者更易将使用暴力作为发泄心中不满的手段，有意或无意地伤害其他家庭成员。
四、法律救济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从立法现状看，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专门的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单项立法，关于制止家庭暴力，有许多法律、法规可以适用。例如，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的故意杀人、伤害和虐待罪等条款，但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199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人身权利一章对妇女人身权作了专门具体的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爱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法律多为原则性、禁止性的规定，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
从一些妇女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安全来看，真正达到《刑法》调整范围的轻伤和重伤或致死程度的暴力犯罪案件不太多。而大多数妇女遭受丈夫殴打、虐待，但未达到规定的轻伤、重伤程度的妇女，虽有伤情鉴定机关的验伤证明，但告到法院后也往往不被受理，或不好受理。有的即使达到轻伤程度，但是根据我国《刑法诉讼法》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伤害案件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即只有在被害人控告加害人并要求对加害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司法机关才能对加害人给予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理原则与《刑法》类似，这就导致大多数的家庭暴力案件因达不到《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规定的最低受害标准而得不到制裁。而且很多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往往希望维持家庭，因而不愿让对方受到处罚，这是司法实践中国家司法机关及妇女维权组织面临的难题之一。
五、完善立法的可行性及具体设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不仅给受害者本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极大伤害，而且会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造成不良社会效果，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伤害、杀人等罪案在家庭内发生，毁灭了一个甚至多个家庭，增添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暴力”绝不是简单的“家务事”。对家庭暴力进行制裁是法律应有的职能，执法机关应积极干预家庭暴力事件。
而且这在国外许多国家均有先例，国外44个国家和地区对家庭暴力都有明确的法律处罚条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都有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加拿大把家庭暴力案件列为公诉案件，并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尽快制定出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条文，使制裁施暴者、保护受害者有法可依。
目前，我国已有十几个省市地区出台了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打击的可操作的规定。各地出台的这些法律，将分散于不同规章中的适用条款加以汇总，并细则化、具体化，操作性增强，这样更能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为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立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妇女权益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法律干预应包括立法、执法和监督三个部分，立法是对妇女权益受到家庭暴力侵害进行保护的前提、基础和首要环节，其内容至少应包括对家庭暴力含义的界定，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受害人伤残程度的认定步骤及方法，执法主体的确定，各执法主体的职责分工，各执法主体行使职责时的具体步骤，责任主体及法律责任，受害人的权利、义务，监督机构及职责等等。在立法具体规范方面，笔者有以下几点粗略的意见：
1、暴力事件的执法主体应是公安机关。
2、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劝阻、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控告和举报家庭暴力行为的权利和义务。
3、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居民（村民）委员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在家庭暴力事件处理过程中起配合执法机关的作用，应积极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并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对一般的家庭暴力纠纷及时调解，化解矛盾，预防更严重行为的发生，并存档备案，以备日后作为证据使用。
4、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侵害事件，公安机关应在接到控告或举报后，对家庭暴力事件在第一时间接处警，形成有关笔录，对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存档备案，并对受害妇女的伤痕进行拍照，以备日后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事后应要求受害者到伤情检测中心进行鉴定，并对施暴者现场拘留。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行为，应当视情节轻重对施暴者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对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行为，应当依法立案查处。
5、人民检察院对由公安机关报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审查，对符合逮捕或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批准逮捕或者提起公诉。
6、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家庭暴力案件或被害人起诉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害的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一并依法判决；对因遭受家庭暴力侵害儿起诉的离婚案件，依法判决或者调解离婚的，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依法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7、有法定义务制止和处理家庭暴力行为而不予以制止和处理，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
执法和监督主体要严格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否则，无论多么完善的立法也将是一纸空文，对妇女权益保护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完善的援助受侵害妇女，打击施暴者立法和执法系统使反对和制裁家庭暴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将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地推动家庭暴力行为的制止与制裁。但是家庭暴力有其深刻的经济、历史、社会、思想根源，有着受害范围广、危害程度深、隐蔽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消除家庭暴力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立法就能彻底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需要个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资料
1993年3月29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7年1月14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001年4月28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002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民商审判与参考第2卷；
1998年8月曾宪义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肆无忌惮地向环境排放各种污染物以及滥用自然资源,造成了当前环境质量急转直下。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仅仅是部分城市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有加强的趋势。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农村环境侵权问题也显得更加重要,农村环境侵权已经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经济来源及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考虑到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重要性,笔者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系统地、深入地分析了环境侵权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件,诠释了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基础和本质内涵,并结合我国农村环境侵权及其救济的现状与困惑,重在阐述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的实现机制,实现我国农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实践证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实施,我国相关的环境法学理论及其立法明显不足和落后,客观上要求环境侵权及其救济的相关原理及时予以更新,以期为我国农村环境侵权及其救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鉴于此,笔者对我国农村环境侵权及其救济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法律救济、行政救济、社会救济三个方面。【关键词】：农村环境环境损害环境侵权环境侵权救济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D922.68 【目录】：摘要6-7Abstract7-10引言10-111.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概述11-161.1环境侵权概念的重新定义11-121.2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表现12-131.3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特征和影响13-161.3.1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特征13-141.3.2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影响14-162.环境侵权救济的理论探讨16-192.1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基础16-172.1.1权利冲突需要救济162.1.2民法的社会化是环境侵权救济的根基16-172.2环境侵权救济的概念和内涵17-182.3环境侵权救济的构成要件18-192.3.1法律制度要件182.3.2利益衡量要件18-192.3.3忍受限度要件193.我国农村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困境与思考19-233.1立法缺失19-203.1.1环境权宪法确认的模糊性或缺失19-203.1.2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滞后203.1.3法律责任构成要件规定的不协调203.2损害赔偿实现中的困难20-233.2.1证据收集难213.2.2立案难21-223.2.3法律服务获得难223.2.4获得赔偿的执行难22-233.3我国农村现行环境侵权救济的法律思考234.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考察与借鉴23-274.1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概述23-254.1.1英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3-244.1.2荷兰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44.1.3美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4-254.1.4日本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54.2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对我国的启示25-264.2.1综合利用法律、行政和社会措施预防我国农村环境侵权25-264.2.2健全农村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264.2.3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重视农村
环保技术的应用264.3借鉴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经验时应注意的问题26-275.完善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建议27-385.1法律救济27-295.1.1公民环境权的立法27-285.1.2对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立法28-295.2行政救济29-315.2.1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305.2.2健全农村环境管理体制30-315.3社会救济31-385.3.1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意识31-325.3.2落实企业环境责任32-355.3.3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35-38结论38-39参考文献39-42致谢42-43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43-44
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迅速发展,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转变,但目前高校与学生之间仍纠纷不断。高校频发“惩戒”学生的案件,致使学生权益受到侵害的教育行政纠纷是所有教育纠纷中的焦点。面对这些教育行政纠纷,寻找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救济方式和机制是“理性”的选择。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的有效解决不仅可以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建设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本文从变革社会中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视角出发,来探究我国现有的三种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提出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健全和完善。
二、变革社会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相应地社会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巨大的调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已然具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政府不再直接全面地管理社会组织。高校的主体地位得到确定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为民事法律关系说、行政法律关系说和特别权力关系说。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现今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表现为一种双重的法律关系,即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
(一)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是法律法规承认并授予的行政主体,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学生进行管理,保证教育教学秩序的和谐稳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之为行政法律关系。法律赋予了高校管理学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高校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与作为教育行政相对人的学生发生的纠纷和争议,如学籍管理、学位发放等关系学生基本权益的事务,就属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在教育行政纠纷中,行政主体即高校与作为行政相对人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在教育行政纠纷中高校与学生在权利和义务上是不对等的。
(二)民事法律关系
除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还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即高校和学生都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两者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向学生提供其在受教育过程中所需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如教室、宿舍、食堂等,如果在此过程中侵害了作为平等主体学生的民事权利,学生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在教育民事法律纠纷中,高校和学生作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三、高校与学生教育行政纠纷的困境
(一)建立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 保障学生权益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民众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得到普及,开始走向大众化。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成绩自由选择高校、缴费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已然成为了一种消费。有消费必然存在服务。学生付费上学,高校理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但由于高校地位的特殊性,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上有着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教育法律制度已经无法跟上越来越复杂的高校管理体制的变化。因此,要保障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依法维护学生受教育权,尊重学生人格及其他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等,建立针对学生利益主体的法律救济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2. 规范高校管理行为的需要。
在程序性和规范性的要求薄弱的情况下,法律赋予的高校管理学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高校行使权力时的随意性,如在信息的获取上高校因其优势地位很可能做出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建立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能客观上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学生主体的合法权益不被随意侵害,同时也达到规范高校管理权的目的。
3. 建设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管理学生实际上是国家行政权利的延生,单方面强调学生必须服从高校,忽视学生的权利,造成对学生权益的损害。随着社会发展,高校管理体制无法跟上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发展,教育纠纷特别是教育行政纠纷频频发生,高校和学生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无益于营造一个和谐校园环境,不利于和谐稳定社会的建设。因此,加快高校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的建立,是现实的需要。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困境
1. 学生申诉制度实施困难重重。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了校内学生申诉管理制度,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配备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申诉办法,申诉程序为学生对于涉及其合法权益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所在高校提请申诉,学校再成立专门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进行复查,如发现原处理决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使用依据错误等,可以向作出原处理决定的机构提出变更原处理决定的建议。
尽管各高校普遍制定了申诉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高校内学生通过提请申诉维权的数量却是很少的。究其原因,是由于校内学生申诉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难。如,由于缺少具体规范的程序说明,即使学生被赋予申诉权,长期以来还是在学校面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明确相关人员大的地位及其作出申诉决定的效力,学生的申诉大多被搁置;各高校对申诉受理范围的规定不统一,使高校与学生纠纷越演越烈等。
2. 教育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受限制。
教育行政复议具有较大的优越性,但仍存在很多缺陷很不足,如复议机关和人员缺乏独立性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的是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过窄。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提出教育行政复议的情形,很多情况下高校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到了学生合法权益,往往都没纳入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除此之外,高校部分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也没有列入受案范围。部分高校在没有依据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只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校规,在这些规定中存在着侵犯学生权益的规定,如高校要求学生要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才能获得学位证书,而我国有关法律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
3. 教育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狭窄。
教育行政诉讼是解决教育领域内的行政纠纷活动,是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等教育机构行使其职权的时,认为后者行政行为侵犯到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人民法院对该行为进行依法审查和裁决的活动。教育行政诉讼不同于教育行政复议,前者是司法救济,后者是行政救济,当教育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不服时,还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最后救济。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是教育法律救济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保护学生得合法权益,确保了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促进依法治教。近些年来,学生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保护自身权益的案件逐渐增多,但真正被法院受理的并不多。究其原因,是教育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一定的限度的,被限制在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受案部分,对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即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学生受到不公正待遇与高校发生争议,当事人只能在教育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申诉,从而造成此类权利司法救济的真空。
四、建立多元化的高校与学生教育行政节分解决机制
(一)完善申诉制度
建立和完善学生申诉制度,是当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高校推进依法治校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内在要求,是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新《规定》已明确规定了学生得申诉权利,因此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制度,接受学生申诉,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就成为学习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2]健全和规范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主要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为有效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构建以学生为本的学生管理体制,高校审委会应包括学生代表、法律人士在内的人员,确保申诉处理委员会机构与人员设置的法定化、专门化;规范申诉的基本程序;适当扩大申诉受理范围;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听证制度等。
(二)建立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
当学生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他们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有效救济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一般规定以及有关的教育法律,界定了包括高教行政处罚行为、强制措施等八种侵害教育管理相对人受教育权的法定职责都应该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也要纳入受理范围。比如高校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学位颁发、奖助学金发放时,由于这些行为关系到学生得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纳入到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
(三)确立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从司法实践上看到,教育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仍然非常狭窄,现行的法律对教育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力量,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教进程,应当逐步扩大受案范围,加强对教育行政相对人权力的保护。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扩展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一,突破高校的内部管理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的束缚,扩大对高校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行政相对人对高校作出诸如招生、学籍管理、学历证书、学位证书颁发等与学生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第二,将侵犯相对人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有关法律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的要求是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并没提及到“受教育权利”的字眼。应当通过立法等适当的方式,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下来:相对人认为高校、教育行政机关等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行为侵犯到其受教育权,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纳。
(四)构建教育行政仲裁制度
根据我国现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是教育申诉,但由于教育申诉制度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常常使学生申诉受阻。再者,教育行政复议和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有一定限制。“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学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学校的管理行为。”[3]而《行政诉讼法》也只明确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的司法救济。为使学生受侵害权益得到及时救济,教育行政仲裁制度是一条公正、有效的的渠道。与教育申诉、复议、诉讼制度相比,教育行政仲裁除了具有低成本、解决方式简单快捷等特点,还具有专业性、公正性与准司法性等优势。如学位争议纠纷中有可能会涉及到论文选题等专业性的问题,较早的刘燕诉北京大学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其毕业论文题目是《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这要求进行审查的有关行政人员及法院具有相当的专业背景。实践证明,教育行政仲裁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是一条保证学生合法权益公正有效的渠道。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0.
[2]吴永明.当代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探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