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篇1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工作原则与管理原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仍然有争议的问题是以人为本有没有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对此，我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历史观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人与外部世界（人的世界、人的社会）的总体关系。这一总体关系包括：人的存在从何而来？社会和历史又从何而来？历史是谁创造的？处于纯粹自然状态的人不是作为人的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人的自主、自觉和自为的活动），在遵循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前提下，按照人的方式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从而造成人的正常生存条件，创造出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由此摆脱纯粹自然状态，使自己成为社会存在物，成为作为人的人。这就表明，人是唯一由人的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生物。同时，人的社会、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也不是任何超人的创造，而是人的创造。人与人的世界存在着内在同一性。如果说，劳动实现着人与自然的统一，那么体现这种统一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当然就应坚持以人为本。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以人为本具有以下一些独特内涵：第一，唯物史观体系本身就包含以人为本，它们融为一体，并非从历史观的外部另加上去的。而学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命题则有从唯物史观外部予以补充的意味。如果马克思历史观体系只是一堆规律的汇总，不包括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价值诉求、取向，那么“外补论”也许有合理性。但真正的唯物史观全部内容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融合，所以，作为价值诉求、取向的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以人为本当然要从人出发。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所谓现实的人，是指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由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才创造了受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的现实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也正是因为现实人的物质性的行为是受一定的思想、观念、欲求和需要指导的，人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必然要在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形式上来把握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力求体现人的超越现实的需求。所以，离开了这个现实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唯物史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的本质。基于两种不同出发点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分歧。例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宣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则认为：人作为目的与人作为手段是无法分开的。人固然以自己的生存为目的，但现实的物质生产规律却迫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必须把他人当作自己生存的条件。同样，他自己也是他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相互关系。在其中，人人是目的，人人也是手段。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能够坚持辩证观，要归功于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抽象人本主义之所以在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问题上坚持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正是由于离开了现实的人的立场。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以人为本应当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在当前的日常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二是在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中，始终向人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远大理想———“解放全人类”，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前者是当前具体工作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后者是长远的、需要许多年艰苦奋斗才能为其奠定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未来价值理想。对于后者，我们不能因为其长远性而忽视它。应当看到，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以人为本正是这个学说的伟大人性和强烈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篇2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全面的理论思考和形成系统的实践措施。因此,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多维度进行探讨, 在理论和实践上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本文就从构建和谐社会与坚持以人为本的关系上进行论述。

一、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从社会理性实践功能看, 构建和谐社会要采取一种理性的科学方法准则和态度。马克思曾讲到“未来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一种和谐社会, 建立于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其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当然是社会理性的最高境界。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水平, 这一阶段和谐社会的理性设计与控制具有特殊性,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主体把握社会自然过程基础上的自觉实践。因此, 在根本原则上, 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发展方向, 实现有意识的、自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们从社会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漠视人和不重视“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是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 必须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价值。因此,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二、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构建和谐社会, 从当代中国社会决策主体看, 纵向上, 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组织的关系, 保证政令畅通、目标一致、措施到位;横向上, 需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组织的关系, 发挥它们之间行为相互配合、功能相互补充的作用。从社会阶层结构看, 在我国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伦理尺度, 坚持促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的价值取向。促进各利益主体活力的整合, 各阶层之间认可度的提高,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调整, 各利益主体社会合力的充分发挥, 各阶层支持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激发。

以人为本是一种现代执政方式:由管制到民主、协商和服务。以人为本的意义, 体现在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行政方式的转变上。坚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促进政府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相统一。社会治理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行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政府主导作用下的社会行为, 在这种意义上, 政治因素决定着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尤其在社会改革转轨的特殊时期, 和谐社会的构建, 更需要政府充分发挥社会管理职能, 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要形成政治因素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 稳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保持党的时代先进性, 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念, 创新党的执政模式,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稳步推进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型, 建立民主、法治、服务、透明、廉洁政府, 有效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 国家要从战略上统筹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格局, 加强社会经济功能, 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现象;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本位职能, 促进社会自治;不断塑造良好的政府组织形象, 引导社会现实诉求的合理表达, 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 提高社会主体间的亲和力。

以人为本作为党的一种现代执政方式, 就是在执政和行政过程中, 要注重民主、协商和服务。这是在洞悉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以及总结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是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的一种升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对“人”的认识和态度也就达到什么程度。过去, 我们曾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 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与资本主义“对着干”, 由此, 我们常把“人”的问题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 “谈人变色”;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逐渐认识到应着重从生产力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由此, 我们强调解放思想, 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尔后, 我们又进一步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 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现实运动。因此, 在新的时期, 我们既要解决在人的主体地位、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如何以人的发展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 也要解决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之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根据这种认识, 我们便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把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

三、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现代文化形态。从文化系统的子系统看, 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知识从不同方面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着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 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 能够在继承基础上发展, 体现和谐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又能保持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多元化思想的圆融, 坚持弘扬文化主旋律基础上, 形成主文化与亚文化的良性互动, 实现多元文化的统一。从社会心理角度看, 传统文化的基因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心理积淀, 尤其是中国和谐思想, 在民族心理中占据重要地位, 和谐不仅是社会理想, 更是生活状态的追求。和谐文化氛围的营造, 和谐社会形成, 则需要实现以和谐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社会心理的现代化转换, 需要将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和以自由、平等、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相结合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从社会知识角度看, 构建和谐社会要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通过各种途径, 增强社会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提高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 使人们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和意识, 特别要增强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

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 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 而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特别是在日益逼近的知识经济时代,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根本, 其中, 文化力将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这里, 文化的作用更重要的就是对人的作用, 文化是人的第二生命, 它对人的影响是根本的和长远的。文化的实质是塑造人格, 改造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因而, 文化建设的根本是提高人的素质, 文化是什么样的, 人也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应落实到提高人的素质上来, 那种离开提高人的素质的文化建设, 大多会流于形式。所以, 以人为本体现在文化建设上, 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 塑造新型人格。

因此,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 要进一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 形成一个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目标追求和社会治理模式, 今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要从战略上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篇3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完整准确地解读文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自从脱离作家母体开始，就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其自身的意义。如果仅从文本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去分析，割裂与文本母体的联系，又觉得远远不够。况且这一个个静态文本的解读又常常受到解读者本人的生活阅历与知识结构的影响，解读终究是不全面的、不完全准确的。如果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来看，将静态文本放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与环境下观察，将文本置于全方位的动态研究过程中，了解作品的写作原因、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作品相关的文后故事，教师的解读会逐渐地趋向准确与全面。本文从《背影》一文来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联系写作背景，挖掘文本关键信息

写作背景是一篇文章的写作缘由，往往蕴含着作者的写作动机。文学作品的分析如能联系作者写作此文的背景，可以发掘作者的情感入口，找到文本的关键词句，从而为充分理解文本提供条件。

《背影》写于1925年，浦口送别发生在1917年，相隔时间有八年之久，那么到底为什么相隔如此之久才有《背影》一文的问世？先来探究下作者写作此文的原因。朱自清曾说：“我写《背影》，就是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来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2]可见朱自清写作《背影》是缘于父亲从扬州发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背影》一文中提到，文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接到这封信的朱自清泪如泉涌，是什么感动的力量使得朱自清如此情动于怀？从此信的内容得知，大概父亲的病痛是触动朱自清的原因，因为病痛，父亲说到可能“大去之期不远矣”，读到此处，不禁悲从中来。如果文本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此，大概《背影》一文也仅仅是一篇写父子之情的感人之作。朱自清先生说“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父亲曾经如此关爱我，我还来不及真正关心父亲，他就慢慢地老去了，这当然是很痛惜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么些年来，作为一个成年人，还来不及关心自己的父亲，父亲却已老去呢？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因此，联系写作背景，我们触摸到了文本的关键信息，而这只是触发朱自清先生情感的“导火线”，但这却是解读文本的关键，没有这样的发现，无缘无故再去探究作者身上所发生的无关联的故事，对于文本的解读没有任何的帮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发问，那对于这些年来作者家庭与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探究就势在必须了。

二、了解作者家庭情况，深化文本解读

情感类的文学作品，是独特个体在独特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说联系写作背景来看文本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应该循着文中的关键信息往下探索，而这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查阅作者的家庭情况与生活经历来进行佐证与分析。

通过查阅作者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的资料，再结合《背影》一文内容，你会发现朱自清先生之所以接到父亲来信如此伤心，表层原因是父亲的病痛折磨，更深层原因则是与父亲计较赌气这么些年，父亲就在这样的痛苦时日中慢慢老去，而自己都没来得及向父亲表达内心的情感。此时读到来信，无论之前父子之间有过什么矛盾与愤怒，无论那些年内心所积攒的什么忧伤与不满，大概在朱自清阅读此信时全部得到舒缓与抚平，此刻眼前浮现的只是父亲曾经的好，曾经那令人感动的背影。

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再阅读《背影》，我们会觉察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背影》一文中有多处的暗示与提醒。

1.父子见面：间隙的产生

《背影》开头记叙：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此事在《朱自清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那年即1917年，事情发生的原委为：“因祖母逝世，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得知，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终至上司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父亲花了许多钱，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3]祖母的去世与朱自清父亲的纳妾终致遭祸有关。当朱自清回到徐州，见到家庭“祸不单行”的现状，“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这眼泪不仅仅是为祖母的去世而伤心，也是为家中凄惨的现状所难过，还是对父亲造成这种局面的伤感与痛苦之泪。了解了这一层原因，读者自然也会感受到，朱自清在见到父亲之时，一方面为现状担忧、难过，另一方面不免也有对父亲的埋怨与不满。

2.父子惜别：情感的疏离

在浦口送行这一节的叙写中，虽然字里行间流露了父亲对待儿子深切的关心，但朱自清当时与父亲之间的隔阂是存在的。这隔阂大概因父亲所带来的亏空以及家景惨淡就已经存在了，而细加思量送行此节中朱自清的种种做法更是体验到儿子对于父亲给予关怀的淡然。一开始同行到“南京之时，有朋友约去闲逛，勾留了一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极为短暂，这其中或许也有着逃避与父亲相处时光的意思。对于父亲执意要送我，我那时认为，“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父亲的再三嘱咐，在当年朱自清的眼里，是大可不必的，自然也是不屑的。对于父亲与脚夫讲价钱，“我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暗笑他的迂”。“插嘴”与“暗笑”，在朱自清的内心，是不满于父亲的这种做法的，父亲的行为在当时接受新思想教育的朱自清看来是多余的。父亲艰难爬过月台买来橘子时，朱自清当时感动于父亲对我细致的关怀而流泪，可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为什么怕父亲看见，怕别人看见尚可理解为年轻小伙怕别人笑话他，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大概是心里仍然有些介蒂，不想在父亲面前动情，不想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种种，不想对于父亲的好与关怀表示领会与接受。

其实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似乎是愈来愈激烈。1921年朱自清北大毕业后，回到扬州一所中学任教，他的父亲与该所学校的校长熟识，凭借关系将朱自清的所有薪水领走，“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4]。并且在离开扬州之时，接走妻儿，在外地建立了小家庭。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越来越尖锐，两人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加之，“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能够沟通的时间尚少；况且父亲曾经干过大事的，而“老境却如此颓唐”，生活的压力与前后的悬殊对比，父亲自然“触目伤怀”，“情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只好将这种怒气与不平发在家人身上。因此，在1925年之前的几年间，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在家庭琐事中父亲“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而我也不曾理会父亲的困难与艰难，不曾表达过自己对父亲的关心与照顾，正是这样，当父亲提到“大去之期”时，情感的洪堤终于决堤。

3.和解信号

至此，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他们父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1925年朱自清在北京接到父亲那封信，信中说“离大去之期不远矣”，实际上他的父亲后来活到1945年，离1925年有二十年之久，当时父亲的情况并不如信中所言，这或许是父亲爱子之情所作出的让步与和解，希望通过这样的信来引起儿子的关注，能够回来一趟，也或许是晚境颓唐，心境消沉的必然表现。不管怎样，这样的一封信的确使朱自清当时流泪不止，他伤心，伤感，伤痛，伤悲。在这一刻，过往的不愉快的往事烟消云散，回忆起父亲曾经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回忆起父亲这起伏变化的一生，感于父亲爱的无力以及生活之艰难，情动于中写下了《背影》。

其实，在此信之前，从《背影》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朱父另外两次和解暗号的，只是朱自清先生并没有能接收到。一是奔丧回家后，朱自清见到了家庭的现实情况，朱父变卖典质还了亏空，借钱办了丧事，事后朱父与朱自清同行，其实这里暗含着朱父希望能与儿子的共处来得到儿子的谅解，可惜儿子与朋友闲逛去了。二是父亲为朱自清送行，按当时朱自清先生的年龄与能力，完全可以一己上火车回北京，可是朱父仍然不放心，表面上看来是不放心，实际上想争取共处的时间，因为与儿子共处时间太短，儿子还未能领会到父亲的一片心。在即将分别的时刻，哪怕是得到儿子的半句温言，做父亲的也就安心了，他的叨叨之声实是对儿子的提醒与暗示。其后的买橘，是送别中的一幕，这一幕上演了中国人最为感动的情感瞬间，父亲的攀爬，父亲的艰难，以中国父母的关怀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关心与爱，也是父亲对儿子发出的又一次和解信号。很可惜的是，朱自清先生掩盖了自己本来已感动的情感，以淡然的方式结束了与父亲的告别。

三、探析文后故事，加深文本理解

许多情感类的文学作品，作品发表后还会有一些故事发生，有作家的创作感言，也有作品中涉及到的相关人物的事件。补充这样的细节，对于文本的理解是有好处的，不仅可以印证此前的解读是否正确，而且能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背影》发表之后，据朱自清的弟弟记载，“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5]此时此景，如果说朱自清在写作该文时情感已经得到释放，弥漫在胸间的是深深的歉意与想念，那么此时父亲读到《背影》，感受到儿子浓浓的深意，他也释怀了，他明白儿子已然读懂了父亲的心，明白了父亲的付出，至此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背影》最终得以化解与消除。孙绍振先生说：“朱自清……笔下的亲子之爱，是错位的，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6]之所以爱的隔膜，爱的错位，是有原因可寻的，父子之间矛盾的无法释怀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心结横在两人的心间，朱自清虽然懂得父亲的不易，父亲的艰难与关爱，但也没有最终能消解他心里对待父亲所做的种种不合时宜造成的不满。而父子之间最终和解的起因应该是父亲稍去的一封和解信，因为这封信，朱自清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想起父亲一路的辛酸与坎坷，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爱，想起父亲曾发出的求和暗号，而自己一直未能领悟，想起自己对待父亲的爱“太聪明的做法”，这一切凝聚成《背影》一文。而《背影》一文的出版，当朱父读到此文之时，彼此的心结算是完全解开，之前的一切矛盾都化解而消逝了。

从对《背影》的研究过程显示，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指导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中所获得的相关作品与内容，可以说是互文性文本的一部分。这“为我们的文本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所要传达的思想与意义提供方式与方法，从而使我们的解读更加深刻与准确”[7]。同时它会拓展教师的文化视野，深化文本的分析，提升教师的研究能力。教师向学生呈现教学内容之时，教师的全方位的考证也会影响学生，这种研究性的钻研态度潜移默化感染学生，学生在习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获得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4] 关坤英.朱自清评传.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5] 朱国华.朱自清写《背影》的背景.人民政协报，1998-10-25.

[6] 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语文建设，2010（6）.

[7] 方小凤.互文性理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教学与管理，2013（2）.

幼儿教学中的以人为本的意义论文 篇4

以人为本，凸现互动的人性

风靡世界的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出版的《儿童的百种语言》一书中谈到教师角色时，曾运用了一句形象的比喻-“接过孩子抛过来的球”，这句话表达了师幼关系间的深刻含义。它指出了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交往就像抛球、接球一样，一方把球抛出去，另一方把球接住，然后把球抛给对方或他人------这种不断抛球、接球的过程，十分恰当地反映了教师与幼儿之间合理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活动的主体，二者之间是平等合作的，没有地位高低、尊卑的区别，有的只是相互激励，双方力求都把球抛接好，这反映了师幼互动的本质特征。

一、建立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是实现师幼互动的前提

后现代主义学前教育哲学认为，儿童是有能力的主体，从生命的一开始就能自己构建或与他人构建知识、人格和文化，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开放型生活教育本着这一哲学理论及“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幼儿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人，有自己兴趣与需要的人，在教育过程中，认为儿童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应该能与成人分享权利。而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又是在师幼关系中展开、完成的，所以，我们应该聆听童声懂得自己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关系，尊重关心幼儿，关注幼儿的非常时刻，追随幼儿的发展需要，在与幼儿平等对话与交流中，建立真正的民主、平等、亲密、可信赖、相互尊重的新型的师幼互动关系，以智慧、情感、完整人格启迪幼儿，充分发挥幼儿主体性地位，我平时重视对幼儿的`关注，把幼儿童真的言行视为内心情感的，因而使我发现了他们许多探究的兴趣点，如在自由活动中，我听见孩子们问“蚯蚓有眼睛吗?”，在区角活动中听见他们围住动物角在议论动物的脚，在户外活动中看见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蹲在花坛边、草地上、小山坡上追玩小虫子、蝴蝶等等，由此我便追随幼儿的兴趣和需要，

开展了以幼儿积极主动参与的“动物的眼睛”、“动物的脚”、“会飞的虫和会爬的虫”等探究活动，为幼儿营造开放、和谐、温暖、宽松的环境，使幼儿的求知欲和探索能力得到提升，从中获得许多收益和成功的喜悦，体验童年成长的幸福快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教师应根据教育需要不断转换角色，成为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可见，建立起新型合理的师生关系是极其有必要的。良性的师幼互动不仅对幼儿行为发展的教育结果产生深刻的影响，还能反映出教师内隐的教育观念。在教育过程中，师生的人格是平等的，他们在学习上是相互促进的合作伙伴，在活动中教师也是学习者、探索者和成长者。但这并非表示，教师在智力和能力上完全等同于幼儿，更不意味着教师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不能介入幼儿的活动，更不能放弃对幼儿活动的隐性指导。如果是这样，只会丧失各种教育契机，使教师的作用苍白无力;相反，只要是需要，教师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发起互动——包括师生间的互动与生生间的互动，推波助澜，促进成长

二、通过自我互动、幼幼互动、师幼互动，凸现互动的人性

开放型生活教育实施的就是人性化的教育，通过自我互动、幼幼互动、师幼互动的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遵循和保护 幼儿的学习生态，根据幼儿不同的学习生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学习方式。幼儿的学习过程是真实的体验过程，真实的体验是和幼儿的学习和幼儿的生活不可分的，是置身与现实情境中的人格化的学习。体验是幼儿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幼儿获得知识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幼儿在体验中认识了客观事物、人和自身，知识具有个人性、过程性和体验性，因而我们所做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把课程题材源于经验之中”，正如施良方教授所说“教师的基本任务是要允许学生学习，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心。”如在案例活动“帮小泥鳅找朋友”的开展过程中，我通过环境创设和与幼儿的平等对话，激起幼儿探究的强烈愿望，幼儿经过调动自己的感官，凭借自己独特之感受，寻找多种途径，找到了河里、海里、陆地上、天空中的许多动物朋友，取得了对动物的切身印象，在亲身体验中获得了真正的知识，获得了成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的情感体验。

在教学中我惊奇地发现，在开放、自由、宽松的环境，幼儿情绪高涨，神情专注，乐此不疲。如在“可爱的动物”的主题探究中，孩子们翻阅画报、图书、剪下动物图象。

让爸爸妈妈从网上下载动物资料，动物图片，还带来了去动物园、海洋馆等地游玩拍下的动物照片。看着孩子们收集来的这么多可爱的动物形象，我把它们帖在一张大大的铅画纸上。于是我就向幼儿提出问题：“这些动物它们都住在一起吗”?“它们分别生活在哪里呢?”“这些动物放在一起太乱了，怎么办呢?”幼儿接了我的“球”后开始议论，交流，有的说：小鱼、鲨鱼、海狮、小虾等都是生活在水里的。有的说：老虎、小ji、小鸟、老鹰、熊猫、识字、小猫等都生活在地上，有的说：鲨鱼、海狮是生活在海里的，小鱼、小虾是生活在河里的，不能放在一起。有的说：小鸟、老鹰是天上飞的。老虎、狮子是地上跑的，不能放在一起。我接着提问：“那么到底哪些动物可以放在一起呢?”进一步来激活幼儿的思维，幼儿们带着老师抛给他们的问题，去想，去寻找答案。孩子们纷纷开动小脑筋，用自己积累的知识经验，通过讨论，争议，最终把动物分成河里、海里、陆地和天上的四大类。孩子们在交流，分享为主的情景中产生了认知冲突，又促使幼儿解释、反省、调整、重构自己的概念，同时在民主、平等交流沟通的氛围中学会考虑、接纳他人的主张和想法，即学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合作、关爱。在增长了见识的同时，我还让幼儿体验到了与同伴交流合作的快乐，于是我又在活动室增设了“河里”、“海里”、“陆地跑的”、“天上飞的”专栏，让孩子们看到专栏的动物后，继续找寻动物图象，并帖入相应的栏目里。因此，我认为环境创设同样能激发他们相互交流，主动学习。并自始至终全身心地投入到有真正意义和价值的学习之中去，情感和认知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三、进行大胆探索，为幼儿创新创造机会和条件。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你要当好一个先生吗?那要先当好一个学生，只有当好了学生，才能当好先生。”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中，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孩子则成为盛装知识的容器。教师教什么，孩子学什么。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人格上没把孩子当成民主、独立、平等的主体。受其影响，眼下有些教师仍然把自己看得至高无上，总认为自己比孩子聪明，听到孩子的不同意见，就认为孩子故意找茬。这种观念，导致孩子被训斥，创造力被扼杀，表现欲减弱，严重影响了师幼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其实，应该看到在孩子身上具有成人不具备的潜质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时，他们能够把老师问得应答不上来。因此，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应把孩子视为朋友、伙伴，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教师首先应是一个倾听者。活动中，教师要善于倾听来自孩子们的心声，有利于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教师还是一个观察者、引导者、欣赏者。当孩子们正在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教师在旁边认真观察，了解孩子的思路，适时地加以引导，使孩子的表现更加大胆、创新。当幼儿展示自己的成果时，教师从欣赏者的角度去肯定对方的劳动，这有助于幼儿自信心的形成，并对他人的肯定报以兴奋、愉悦。

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困难，是知难而退还是迎刃而上，教师的鼓励极其重要。在设计《蛋宝宝站起来了》这一活动时，我们让幼儿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使蛋宝宝站起来的办法。有的幼儿拿着ji蛋不知所措，有的站着观望，有的甚至把ji蛋交给老师。这时，老师鼓励的话语：“你能行!你真聪明!”能够激发幼儿探索的信心。果然，幼儿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的孩子让ji蛋在小瓶子的瓶口上站起来，有的孩子让ji蛋站在自己的肘关节处，有的孩子找来了橡皮泥粘在ji蛋底部……在活动中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运用自身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受到的启发来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力得到发展。

在教学中教师允许幼儿以民主的方式参与活动，通过相互合作、解决争议、共同讨论等方式进行学习，让幼儿在认知情感上获得接受挑战的机会。因此，幼儿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可望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充分发展。教师以爱心和热忱接纳每一个孩子，与他们建立尊重和信任的关系。由权威的管理者、主宰者转变成为倾听者、引导者、观察者、欣赏者。引导孩子自主地运用独特的表征方式表现生活、表达感受。我们应该看到，身边的每一个孩子都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正因为如此，我们充分关注他们的发展需求，努力与孩子共同创设适宜学习空间，支持推动孩子自主轻松地探索世界，从而，建立起和谐、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

高三历史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篇5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历史过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的会议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篇6

此种理论认为我国的历史发展分别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每一社会形态彼此是相连续的, 后一社会形态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是高于前一社会形态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此一理论曾长期被史学工作者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此一理论带来的直接后果, 便是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虽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古史分期的讨论加深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本身存在的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与缺陷。一方面, 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 无论是雅典模式, 罗马模式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已经被破坏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 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这是进入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历史的实际却是夏商时代既是一个确凿无疑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作为体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所具有的权力机构和宗族意识已经出现的时代。由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方国组成天下万邦的时代。这一现实的矛盾的存在使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质疑, 我国的中古封建时期与西欧中古时期的领主封建制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

二、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理论的提出

早期国家这一概念是与成熟国家相对而言的。在早期国家阶段里,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地域组织还没有建立或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人们仍然生活在血缘组织之中, 其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是家长制大家庭。家长制大家庭之上是宗族。这种宗族或比宗族更大的血缘组织 . 这样的血缘组织是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 所以每一个邦又称某某氏。现代的研究者则称其为邦国或方国。由于这种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邦国在管理, 公共权力, 财产分配及占有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已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质, 但在以血缘组织而非地缘组织为基础来划分居民这一点上又明显仍然遗存着氏族社会的特征, 所以称之为早期国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具体内容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差距较大, 不能很好地解释先秦时期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化。而早期国家这一理论模式的引入, 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介绍了早期国家理论的同时, 笔者觉得有必要将酋邦这一理论向读者做一简单的介绍。酋邦理论最初是文化人类学术语。所谓酋邦, 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 非部落联盟形式的部落联合体。按照酋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 可以认为在所谓的三代禅让制时期, 不管是黄帝部落还是炎帝部落, 都是来自不同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而成的部落联合体。在这些部落联合体中, 联盟首领的个人权利不断增强, 逐渐凌驾于一般人之上, 而这种转变, 实质上是后世帝或王身份出现的萌芽。这一理论的提出, 本身极大的丰富和开拓了理论探索的道路, 同时又和其他的如早期国家理论相比较, 体现了此一理论的运用更加适合和贴近此一历史时期的实际, 为今后理论的探索和创新起到了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三、无奴派理论的提出

无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已故历史学家, 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沈长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等。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同西欧一样的以大规模奴隶为主要生产对象的生产方式。首先, 这些学者对商代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基本上得到了三点共识。第一, 商代的人祭和人殉是有区别的。用于人殉的奴隶数量要远远少于人祭数量。第二, 大量被用作人祭的人, 其身份并不是奴隶, 而是战争中的俘虏, 即战俘。第三, 甲骨卜辞中没有显示出战俘被用作农业劳动的例子, 也没有众人用于人祭或人殉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 在学者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的过程中, 甲骨卜辞显示商代的主要劳动生产者为众或众人。众或众人在甲骨卜辞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商王往往在对外战争, 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国家大事上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卜辞还显示商王经常关心众或众人的生活及生产状况等问题, 可见商王对众或众人的关心与重视程度之深。因此, 众或众人的身份可以断定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 只不过血缘关系比较疏远而已。而周代的主要生产者是民或庶民, 他们的身份也并不像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一样, 没有半点的人身自由。相反, 民或庶民是有相对自由的, 并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他们耕种封建领主的土地。定期缴纳一定的物品, 定期向封建领主服一定的徭役。同时还要无偿向封建领主耕种所谓的藉田。

结语

从最早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到改革开放后学者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 提出的早期国家和酋邦理论, 抑或是无奴派赞同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 都是学者经过大量分析与研究得出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形态研究对于推进先秦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从整体上加深了对于先秦史的认识, 这些都是大量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具体历史研究的最好说明,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先秦史的研究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70-95.

[2]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30-65.

浅谈建立以人为本经济伦理的意义 篇7

关键词:经济伦理;核心价值;以人为本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体制的变更,同时也是价值观的变更和经济伦理的变更。在新旧体制的转换中,利益重新排序而产生的冲突,反映在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上尤其明显。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深入人心,把经济效益作为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生活的主要衡量指标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把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衡量指标所存在的缺陷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克服纯经济观念的不足,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也是伦理学界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一、当前经济伦理存在的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深化,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经济伦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束缚着人们思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观念深入人心,经济效益成为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者等所有经济行为的首要目标,而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无法解读这些经济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不能为社会经济行为提供价值指引,而且还成为束缚人们经济行为的思想枷锁,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经济伦理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对其进行清洗和重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现实,并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动力。第二,在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领域的经济伦理“滑坡”现象严重。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制度性内在、外生的缺陷,有经济制度上的缺陷,也有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从经济上看,分配不公平,效率与公平取舍失衡;从政治上看,制度建设不完善,权力的商业化导致腐化、贿赂公行,国有资产流失,并被私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侵吞等问题日渐严重,这些现象导致经济伦理道德全面“滑坡”成为了不可阻挡的社会现实,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成为了社会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健康成长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从政策上看,一些阶段性的政策选择,成为了经济伦理“滑坡”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利益分配机制是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公平与效率的价值选择问题。在这个政策的取向上,我国选择了一个先发展后分配的政策。1993年中央在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文件中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成为利益分配政策指引。这个政策对于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动作用。其道德伦理支持就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效率优先”使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但付出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代价也是巨大的,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道德“滑坡”,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占中国7%的富豪、富裕型家庭,其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达到30.2%,是平均水平的10.5倍,是贫困型家庭的93.3倍。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已经威胁到了我国未来能否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

另外,由制度性缺陷问题而带来的衍生性问题,违背经济伦理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被不断地放大和繁衍。随着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自主性、趋利性、竞争性等原则得到法律保护,其深入并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它的负面作用也同样显露出来。自主性导致“自我利益”膨胀;趋利性助长了“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思潮;竞争性促使一些企业不择手段打击对手。很多的企业不仅仅是造假售假、以次充好的问题,而是以反伦理行为花样翻新出现在企业行为中,在处理企业外部相关者关系时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欠账赖账、不守合同、偷税漏税、垄断价格、欺骗性广告、恶性“三角债”等现象屡禁不止,在企业内部则出现拖欠工资、克扣社会保障福利、以“钱”为本、性别歧视、非法就业等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們可看出,无论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伦理问题还是衍生性的伦理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和政策问题。经济发展了,道德伦理体系崩塌了,这样的社会代价过于巨大,不利于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将来,关系到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现实,推动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

二、“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及其意义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以往“策略性”政策的不足,以及这些不足所带来的道德“滑坡”等经济伦理迷失的社会代价。为了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得到可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需要建立“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经济伦理,指引社会经济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J·M·布坎南曾说:社会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拟订一种制度化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控制人的道德追求和效率追求,以便两个目标同时得到实现,并促成一个“更好的”世界,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实际上受局限的方面不受挫折地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以人为本”价值向度的经济伦理,才是能够正确处理功利与道义的两难关系,才是能把经济价值最大化和道德价值最大化达到统一,才是能使“效率追求”与“道德追求”得到共同协调发展,以促成市场行为的个人性、自利性和社会性、公利性的和谐发展,才能完成J·M·布坎南所提出的任务。

(一)“以人为本”确立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为社会经济行为提供了终极价值指向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他们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追求个人私利的活动中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人们的经济运行中,经济效益是排在第一位的,道德约束只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而已,它并不是经济运行的主动性目标。道德对经济行为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运行就可以不讲道德,不需要道德,就可以摆脱道德的约束,实行道德虚无主义。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的,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既是经济效益的追求过程,也是社会道德追求的实践过程,经济行为需要有社会普遍认同的经济伦理价值作为导向。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伦理时刻都要给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价值导向,使经济活动能够沿着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向前发展。如果缺乏价值导向,那经济发展将失去方向,而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从南美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动荡、政局更迭、经济停滞,这些对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消极作用。所以,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建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核心价值。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这一讲话精神指出了“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也为建立科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核心价值。“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所以,我们的经济行为目标必须以大众的利益为本,而不只是为了纯粹的经济效益、剩余价值及其无限增长,更不是只是为了少数人的财富增长,而是为了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所需要。只有这样,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等等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道德要求。

(二)“以人为本”确立对经济行为作道德评价的价值依据

道德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既表现在规范上,也表现在导向上。规范的作用,是使人们的经济行为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经济伦理;导向的作用,就是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向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目标发展。道德对经济行为的导向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还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即通过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设置“应当是什么”,“应当怎样做”的道德价值目标,使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行为,朝着更符合社会道德标准以及社会理想的方向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在发展中要以人为主体,以制度为载体,使人能能动地获取机会、争取权利和充分地享有经济自由。而所谓的“社会承诺”就是人们所有的经济行为中必须遵循的社会经济伦理。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经济目标必须以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终极目标。这就把人放在了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人既是经济行为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把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和尺度。一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行为过程都要符合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道德要求,“以人为本”就是我们评价经济行为的核心价值标准。这个标准要求人们在经济行为过程中,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技术,都要维护公平和正义。而维护公平和正义,就是为了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等要求。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而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恰恰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脱离社會现实,教条地坚持陈旧的伦理思想,其阻碍了人们思想解放,更阻碍人们认识客观事实和规律。用其来指引当前的社会经济现实,不但显得可笑,更是“丑陋不堪”。当前世界经济思想的主流是把“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进行修正,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观,以克服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协调健康全面发展。所以,顺应世界潮流和国情需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正当其时。

参考文献:

1、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发展述评[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汪荣有.“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价值[J].哲学研究,2007(3).

3、金黎明.以人为本:一种经济伦理角度的分析[J].商业经济,2008(8).

4、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Z].2004.

5、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

6、十七大文件汇编[Z].2007.

7、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M].东方出版社,200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9、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分析世界历史的意义 篇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呼唤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代资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带领人民艰辛探索,浴血奋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走向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制度基础。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总体上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尤其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巨大挫折。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困难面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纠正“左”倾错误,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青春活力,充满勃勃生机。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重现生机活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由于历史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存在着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是把公有制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提高视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因此一再无视生产力状况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结果必然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导致贫穷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打破思想误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认识走上了科学的轨道。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2](P373)关于所有制问题,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公有制,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关于经济体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误区,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步步深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创了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0倍以上,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覆盖十几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完成港澳回归、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百年盛事,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九大交易货币;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就斐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神十”飞天,“蛟龙”入海,“嫦娥”3号登陆月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而陷入低谷。许多西方人士认为,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告寿终正寝。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以预言家的口吻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认为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时期就走到了尽头。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宣告了曾一度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终结论”的彻底破灭。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基础上,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

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走向繁荣富强,都必须走上现代化道路。因为现代化发端于西方,长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想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就要走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现代化有着内在一致性。现代化包含多个层面,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互动的共同进步的过程,其核心和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领域的进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4](P23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搞好现代化建设,努力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切,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受到国际社会格外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华盛顿模式”的失效。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以及前苏东国家得到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如,拉美的经济增速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年递减,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社会领域也问题频发,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激增、社会治安恶化。同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前苏东国家陷入了严重经济衰退。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华盛顿模式”的失效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赞扬之

声越来越多。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尤其是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继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经济复苏乏力,政治上深陷僵局,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的出色表现引发了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刊文称:“全球经济衰退暴露出的最大讽刺之一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在处理资本主义危机时表现得可能要比民主选举出的美国政府更好。”[5](P48)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夏天连续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的一党制中学些什么?》[5]的系列文章,比较了中国的“精英领导制度”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劣,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崩溃,西方应该向其学习。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留有一席之地。1987年4月,邓小平展望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时,曾经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100多位,离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已从发展趋势和速度上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道路

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在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外侵略扩张进而无偿掠夺落后国家人民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下,世界分成两大营垒,一端是欧美等宗主国,另一端是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图像。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缘”结构。所谓“中心”,即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缘”即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心-外

缘”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以“中心”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外缘”则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完全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有100多个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所主导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旧秩序,通过不合理的生产分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跨国银行的重利盘剥、技术转让的高额勒索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直至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稳定,依然离不开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离不开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广大市场、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离不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社会危机和难题、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等方式。因此,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世界带来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的对内剥削、对外掠夺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如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所言,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地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标志性特征和根本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而言,是由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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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

[13]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14] 《韩非子·画策》

[15] 《商君书·说民》

[16] 《韩非子·奸劫弑臣》

[17] 《韩非子·安危》

[1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 《韩非子·有度》

[20] 《韩非子·有变》

[21] 《商君书·赏刑》

[22] 《商君书·修权》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韩非子·饰邪》

[25] 《商君书·修权》

[26] 《商君书·修权》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书·壹言》

[30] 《韩非子·心度》

[31] 《商君书·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