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技术侦查(精选7篇)
××同志系××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侦查员,工程师职称,自1983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一直在基层刑侦痕迹检验岗位上工作了长达二十一年。××××从事的是公安刑侦工作中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却是不平凡的,在这期间,他爱岗敬业,勤练技能,恪尽职守,甘于清贫,尽管青春已逝,但他对本职工作依然那么执着。××××是平凡的,但二十多年工作取得的业绩却是不平凡的,荣誉就是有力证明,他连续10多次受温州市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嘉奖,先后被评为温州市劳动模范、温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优秀共产党员、温州市公安系统优秀技术员、××××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以他为技术骨干的技术室于XX年被公安部评为二级刑事科学技术室。
一、对岗位的无限热爱,使他坚持走过了二十一年风雨历程。
从参加公安工作的那一天起,××××同志就开始从事痕迹检验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温州市公安系统,二十多年始终坚持在痕迹检验工作岗位的,也仅××××同志一人。痕迹检验就是工作人员对发生的杀人、放火、爆炸、投毒、xx、绑架等等刑事案件的现场,运用刑事技术、科学技术以及自我感觉器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痕迹、物品以及人身所进行的一种勘验、检查和记录,从而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为诉讼提供证据。从干上痕迹检验工作的时候,××××同志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岗位。
(一)长期接触有毒物质,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痕检工作最常见的物证就是指纹,这也是最有力的犯罪证据,提取指纹的化学物品都是有毒物质,比如提取潜血指纹的四甲基联苯胺是剧毒致癌物质,提取汗夜指纹的银粉对人体肺部损伤很大,还比如检验腐烂发臭或者中毒的尸体,检验人员还不能戴口罩,要仔细闻尸体的气味,以分析死亡时间或中什么毒。××××同志二十多年接触有毒物质和气体,对他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XX年12月份,××××市严打斗争深入开展,痕检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同志全身投入工作中,经常加班加点,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出现了连续几天高烧症状,××××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普通的感冒,于是他只是简单的买了点感冒药吃了,就继续投入严打斗争。一个星期后,他在向中队领导汇网报工作时差点晕倒,于是中队领导强制陪他一起去医院检查,经ct检查后,发现肺部有阴影,确诊为肺部后纵膈肿瘤,医生让他马上到上海做手术。
(二)顾大家、舍小家,多年除夕不能在家吃团圆饭。
××××同志在工作中听从命令,服从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总是把最苦最累的活让自己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同志都要赶到现场勘查,就如除夕夜发生了杀人案件或其他恶性案件,尽管他没有值班,也主动请缨勘查现场,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工作二十一年来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吃一顿年夜饭。虽然他的妻子孩子对他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地支持他的工作,但他还是觉得对家人亏欠太多。在这万家灯火,阖家团网聚的除夕夜,××××同志却是在凶杀案现场和殡仪馆里紧张地工作着,但是他觉得只要能把案件破了,让更多的百姓能够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新年就满足了。
1999年下半年,××××一家三口还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单位公房里,这年年底,他们一家才搬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房,为了庆祝搬迁新居,也为了吃顿团圆饭,除夕夜,××××请来了亲戚一起吃饭。晚上6点多钟,正当一桌人坐下来吃饭时,大队值班室突然来电话说柳市镇发生一起凶杀案件,要他马上前往现场勘查。××××二话没说,吩咐妻子照顾请来的一桌亲戚马上往柳市去。这是一起恶性拦路抢劫杀人案件,案件发生在一条偏僻的田间小路上,现场情况比较复杂,××××仔细地将现场勘查完,又经过一翻现场周围搜索,在田里找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一把犯罪嫌疑人丢弃的刀。之后,××××又和法医一起在殡仪馆对尸体进行检查和解剖,此时已经响起了新年的钟声。在勘查工作完成后,××××还不能休息,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柳市镇,和侦查人员一起分析案情,为下一步侦查破案提出意见,指明方向,一直到了正月初一的早晨6点多才赶回家里休息。
(三)带病坚持工作,表现出对工作的无比热爱。
××××在上海做完手术后,医生建议他调离现在的工作岗位,并且要在家至少休息二个月身体才能完全康复。但是××××怎么舍得离开自己工作了二十年的痕检岗位,12月31日他出院后只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当时××××市公安局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中队里又极缺人手,于是××××放弃休息,向领导要求回来工作,1月3日,他撑着还很虚弱的身体,连续二个月,通过调研、整理资料先后创建刑侦信息智能网中的《发破案分析》、《串并案信息》、《刑事技术》、《信息指纹》、《 防范建议》等平台,为加快××××刑侦信息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正当领导准备让××××休息的时候,2月7日中午12点多,北白象镇发生一起杀人案件,一名妇女被杀死在南菜场路40号门口。××××同志知道后,他怕新同志对杀人案件的现场勘查经验不足,于是又向领导要求前往北白象镇勘查现场。侦查人员很快发现 了犯罪嫌疑人,当日下午,嫌疑人支某拒捕被民警当场击毙。虽然犯罪嫌疑人死了,但是××××还是非常仔细地提取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化验,完善支某作案的证据体系,一直忙到了晚上十点钟。正当××××做完最后的工作刚回到家,柳市镇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件,一名××××女被杀死在一间洗头店里。××××同志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又马上和同事一起赶往案发现场。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血迹,××××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肯定在作案过程中受了伤,果然他在现场外发现滴状血迹,但是血迹一直断断续续滴到五十米外的公路上就没了,所有侦查人员及技术人员在周围搜寻了半个小时也没能发现新的血迹,就在大家心灰意冷时,××××坚信附近还会有新的血迹,于是他凭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在血迹消失的地方几十米范围内一点一点的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新的血迹终于被他找到,从而侦查人员顺着血迹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虽然嫌疑人已逃离了,但是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为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对工作的勤于钻研,使他掌握了过硬的业务技能。
(一)勤于学习,精通业务。
××××同志是××××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权威人士,他从事刑事技术工作二十多年,这在整个温州市公安系统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业务水平在全局更首屈一指,甚至在温州市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同志还是非常谦虚,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摆架子,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从事技术的人更应该如此,毕竟社会在进步,科技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1992年,××××同志参加了公安部疑难指纹检验培训班,使其在指纹处理方面得到很大进步;1997年他又参加中国刑警学院痕迹检验大专专业证书班,学习一年时间,期间他在刑警学院第九届痕检经验交流会上发表论文《浅谈汗潜手印被水浸泡后的处理》,又在刑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能》,这两篇论文都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并颁发了证书。XX年,他通过总结自己的实际经验,推广交流,又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试论法医命案现场重建的方法和思路》、《以推进科技强侦为契机,切实加强刑事技术现代化、规范化建设》两篇论文,其中前一篇获得浙江省刑事科学技术学术交流会三等奖。
(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积累丰富的经验,成绩显著。
做为一名痕迹检验人员,××××同志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处处积累经验,以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市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凶杀案件及暴力性恶性案件的现场勘查和痕迹检验工作,都是由××××同志牵头负责,其他单位平时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也总是会请教他,一般的案件也几乎没有能难住他的。XX年2月25日,柳市镇苏吕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一名道士被人杀死在苏吕公园的山上,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非常少,××××同志仔细勘查后,提取了一只旧的塑料桶,发现这条塑料桶上有不明显的指纹。要提取这种载体上的指纹,难度是非常大的,常规的方法是用“502”熏显,但是××××知道这样做的话虽然可以提取这枚指纹,但是效果不明显,而且还容易破坏指纹,于是他以自己的经验,并通过反复实验后,发现“502”结合银粉刷显的效果非常好,最后他用这种方法提取了这枚不易提取的指纹。
(三)掌握科技破案,提高效率,硕果累累。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不断的翻新,做为刑事技术人员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很难顺利完成当前复杂繁重的侦查破案任务。1999年底,××××市公安局开始投入建设指纹远程自动比对系统,由于××××同志经验丰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同志那时也是刚接触电脑,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是××××同志凭着自己对公安业务的执着,他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时间学起了电脑,并认真参加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培训,很快就熟练掌握了这套系统的操作技能。刚开始,局里只配备了一台电脑,全市基层单位每天都有上百份犯罪嫌疑人的指纹送来,而××××就每天坐在电脑前将这些指纹不厌其烦的输入指纹库。XX年,指纹远程比对系统终于发挥了作用,全市共有6枚犯罪现场遗留的指纹与指纹库中的指纹比对中,根据这个信息破获了20多起刑事案件,XX年,全市又有27枚指纹比对中,破获刑事案件80多起,这一套高科技系统已经在实际中的挥了重要作用。XX年,局里又增加了三台电脑,XX年全市比对中指纹82枚,破案230多起,XX年全市比对中指纹181枚,破案500多起。如今,从事指纹比对的同志又多了二名,所取得的成绩也一年比一年好,这些成绩的背后,凝聚着××××同志多少心血。
(四)以老带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人才。
××××同志是××××市公安局刑侦技术中队的老前辈,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警校新毕业的学生名分配到技术中队还是从其他单位调到技术中队从事痕迹检验工作的,无不从师××××,现在技术中队的11名痕迹检验人员,就有9名是从他这里学出来的,其他警校来实习的和已调离痕检岗位的学生也有几十名。××××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从他这里学出来的人都是独挡一面的技术人才。1998年,××××市公安局实行刑侦改革,四大集镇成立刑侦中队,负责勘查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现场,刑侦中队的民警基本上没有勘查现场的经验,为了尽快使每个中队开展工作,熟悉业务,局领导让××××到每个中队手把手的传授现场勘查基本知识,由于时间紧迫,××××只得放弃晚上和双休日的休息时间去授课,在××××的悉心教授下,四个中队五十多名民警很快就全部掌握技能,可以独立勘查一般案件的现场。
三、对案件的锲而不舍,使他始终做到恪尽职守。
(一)基础工作扎实,为派出所和刑侦中队破案和防范服务。
××××同志在负责痕迹检验工作、指纹远程比对系统的同时,还管理着技术中队XX多份痕迹物证和4000多份档案材料,另外他还需全面掌握××××市的刑事犯罪特点,每周在公安信息网上发布一期××××市一周发(破)案分析,提出防范建议,同时还要根据犯罪的规律特点等进行串并案分析,为侦查部门深挖犯罪、扩大战果提供依据。XX年××××同志共分析串并案件100串,617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2串,631起,占温州全市破案总数1860起的三分之一强。
(二)勇挑重担,对典型疑难案件,充分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平时工作中,××××同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总是把最辛苦的工作抢过来让自己做,对一些疑难问题,也要彻底研究清楚才罢休,在他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时时能够体现他的这种工作作风。
XX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指纹破案大会战,温州市公安局指令各县市局在5月底以前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指纹分类工作,凶杀案件、其他恶性案件及盗窃案件等必须分门别类,并且每一份指纹都要建立文档,因为指纹远程比对系统中只存有指纹的条码,没有文档,所有的文档都要从新建立,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由于中队警力不足,其他同事对这方面又不熟悉,××××同志把这个重担向领导要了过来,他一个人负担起了指纹破案大会战的所有前期工作,从3月份到5月份,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他放弃所有双休日,并且每天晚上加班工作到10点钟,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3145枚指纹分类及文档建档工作。
XX年5月31日,柳市镇汽车站附近发现两桶装在编织袋里的可疑物品,并发出奇臭,××××同志接到通知后马上赶往现场。这两只塑料桶用玻璃胶密封着,但还是向外散发出阵阵恶臭,其他人员都退出了十几米之外,而××××同志强忍着,小心地打开玻璃胶,顿时一股奇臭冲天而起,十几米之外的人都几乎忍不住要呕吐。××××同志马上控制住自己,检查桶里面的东西,发现是一块块已经腐烂的人的尸块,很明显这是一起杀人分尸案件。为了分析犯罪分子的作案特点、作案工具以及刻画犯罪分子的个体特征,××××同志在殡仪馆里对着这些发出恶臭的尸块和塑料桶研究了两天两夜,终于获得了十分有价值的证据。
四、对名利的淡泊,是使他对痕迹检验工作依然执着。
近日, 我院受理一起原告周某起诉被告公安局、要求确认公安局超期扣押原告所有的车辆及行驶证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件。
原告诉称, 2009年10月22日3时35分许, 张某驾驶原告周某所有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重型普通半挂车, 在某渡口从渡船由北向南行驶上岸过程中, 与同向行驶的由姚某驾驶的摩托车碰撞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 该车即被被告扣押, 并在次日出具了扣押手续, 同年11月11日, 被告对该车进行了鉴定, 但直至人民法院发出解除扣押令后, 被告才于2010年3月5日将车辆发还给原告。原告认为,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鉴定结论送达原告后, 原告曾要求被告依法将车辆发还给原告, 但遭到被告的拒绝, 即使被告在对该起交通事故侦查完毕, 将此案移送检察院, 检察院以交通事故肇事罪向法院对张某提起刑事诉讼的情况下, 被告未履行任何合法的法律手续, 仍继续扣押原告的车辆, 超期扣押原告的车辆达三个多月, 因此诉请法院请求确认被告超期扣押原告车辆的行为违法。
被告辩称, 在事故发生次日, 该局将该案立为过失致人死亡案追究相关行为人刑事责任, 并依法扣押肇事车辆作为物证, 侦查终结后于同年12月以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对本案的车辆扣押是作为过失致人死亡案的物证使用, 属于刑事扣押, 是刑法明确授权公安机关的一项侦查措施, 不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限时发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 公安机关根据刑事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所以, 该局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所采取的扣押措施不具有可诉性,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受理此案后, 通过行政协调工作, 由案外人某轮渡公司向原告补偿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原告提交了撤诉申请, 本案以撤诉结案。虽然案件已经圆满解决了, 但这一案例中体现的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行政不可诉问题, 依然值得我们探讨。
二、公安侦查行为现行规定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 担负着惩罚犯罪,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 执行国家刑事法律的任务;也担负着国家治安管理和有关行政管理, 执行国家行政法律的任务。在刑事侦查或治安管理过程中, 公安部门可能会实施相同的侦查行为, 例如扣押、查封、冻结、追缴、没收财产、限制人身自由等, 但二者的法律后果却完全不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的规定, 公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 (1) 所以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而是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管理过程中采取的上述行为则具有行政可诉性, 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进行维权。
现实中虽然公安机关内部是分别设置不同的部门负责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 但两部门在行使权力时并非泾渭分明。有学者曾就此做过实证调查, 问题是, “你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中治安部门的民警与刑警的工作任务是否存在交叉现象”。对此, 28%的干警选择了“普遍存在, 刑警经常参与办理治安案件如赌博、卖淫活动的行政处罚”, 49%的干警认为“普遍存在, 治安警有权独立办理轻微刑事案件”。 (2) 且法律赋予了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广泛而强大的自由裁量权, 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的进行和侦查措施的采取大多自行作出、自行执行, 无须经检察机关的同意与批准, 使得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对于拥有强大自行裁量权的侦查机关无从监督, 监督留于形式。 (3) 如何监督刑事侦查权, 平衡公安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权益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建议将刑事侦查措施纳入司法审查。但《解释》中用明确规定的方式把刑事侦查措施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 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制度障碍。为了全面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我们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侦查行为监督体制。
三、在司法实践中赋予相对人以诉权
无论是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还是刑事侦查职权, 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在一起的。 (4) 也就是说, 无论是刑事侦查行为或行政管理行为,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一样的。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修改之前, 暂时可以从诉权入手, 即从理论上区分起诉权和胜诉权, 从保护当事人诉权角度出发, 尽可能将所有违法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只要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符合行政诉讼的形式要件, 人民法院就应该受理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所有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一方面, 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对诉权的保护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职责。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权利。”因此, 对起诉权的保护, 人民法院负有最直接的、不可替代的职责和义务。
另一方面, 起诉权是全部诉权中至关重要的一项, 是行使其他诉权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到公安机关的行为, 公民在起诉阶段可能分辨不清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侦查行为, 以及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这时, 人民法院应该先行受理, 至于被告是否适格、是否是行政案件, 待法院审理后才能确定。只有法院经过诉讼程序审查核实, 才能够区分被诉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侦查行为。经审查如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行为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采取的司法行为, 那么法院可以采取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结案。法院受理此类案件不意味着必须公开审理此类案件, 更不意味随意中止或撤销合法必要的刑事强制措施。法院受案的意义只在于区分被诉行为的性质, 保证把每一项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因此, 如果被诉行为确系刑事司法行为, 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不仅不会妨碍公安机关行使职权, 而且还能够维护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职权, 打消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企图。如果是公安机关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对公民、法人人身或财产权利加以剥夺限制, 而实际上属于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时, 法院可依照行政诉讼法作出判决。
四、刑事侦查行为和治安管理行为的标准
将刑事侦查行为和治安管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后, 法院行政庭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确定被诉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侦查行为, 并最终确定审理结果。笔者认为, 刑事侦查行为是公安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授权而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行为, 因此应以法律明确授权实施该行为为界定标准。
(一) 刑事侦查行为应是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实施的行为
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开始阶段, 一方面表明刑事诉讼已经开始, 另一方面表示公安机关对该案的认识程度最低。做出立案决定的, 就表明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开始进行, 公安机关才得以实施刑事侦查行为。任何刑事案件的侦查都必须经过立案, 立案是公安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权进行侦查的前提。所以, 除有《刑事诉讼法》第61条 (5) 规定的先行拘留的情形外, 刑事侦查行为应是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后实施的行为。
(二) 刑事侦查行为必须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实施的行为
《刑事诉讼法》是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实施刑事侦查行为的法律依据, 所以刑事侦查行为应属于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范围内的行为,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授权范围之外所实施的行为, 不是刑事侦查行为, 而是公安行政行为, 公民或组织不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例如, 公安机关没收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财产或实施罚款、划转存款等, 就属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的,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三) 刑事侦查行为必须是针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象所实施的行为
这是对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行为的实质性限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授权, 公安机关只能对犯罪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文件等有限的对象实施刑事侦查行为。如果公安机关对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象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实施刑事侦查行为, 或扣押与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没有任何关系的物品、文件, 则是对刑事诉讼法授权范围的超出。
综上所述, 在涉及公安机关的行政案件审查中, 法院首先应当审查被诉行为的程序。公安机关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 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的法律进行的。如:刑事立案的理由, 立案履行的程序, 适当的管辖权, 依法采取的刑事侦查手段、措施等。如果能够向法院提供合法履行以上程序的证明, 并说明该程序与行政行为的程序有何区别等, 就可以初步认定公安机关行使的是司法职能而非行政职能。其次法院还应当鉴别被告所适用的法律法规。通常公安行政行为的依据是有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等等。而刑事侦查行为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国家有关刑事方面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最后, 法院还应该审查被诉行为的事实依据, 确定其是否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结合前文所述案例, 在事故发生后, 公安机关首先将该案以过失致人死亡为由进行立案, 追究相关行为人刑事责任, 所采取的扣押肇事车辆作为物证的行为则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 应当扣押”, 具有法律的明确授权, 在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因此, 被告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行为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采取的司法行为, 法院可以采取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结案。
从长远看, 对于公安机关实施的剥夺和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 均应加以有效的司法监督和救济。为了实施对公安机关的有效监督, 向公安机关的行为相对人提供有效救济, 可以考虑采取两种途径解决我们现在的两难问题。一是扩大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 像本文所建议的一样, 允许相对人对所有公安机关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根据不同标准对公安机关的行为加以审查并作出判断。另一方案是行政诉讼的范围仍限于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 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加以彻底改造, 即从刑事诉讼程序的重新设置入手, 合理配置刑事侦查权, 支解公安机关的完整侦查权, 使得所有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侦查行为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 公安机关对相对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之前, 必须向有关法院申请令状, 如拘捕令、搜查令、扣押令等, 未经法院许可和批准, 公安机关不得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6) 虽然这一方案排除了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方式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予以监督的可能, 但通过获得法院令状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司法监督和救济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②陈卫东, 程雷:《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
③左德起:《刑事侦查权的失衡问题刍议》, 载于《学术交流》2010年第4期。
④马怀德:《行政诉讼范围研究》, 载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⑤《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 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先行拘留: (一) 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 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三) 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四) 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 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 不讲真实姓名、住址, 身份不明的; (七) 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关键词:公安侦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引言:沉默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体现了公民的人权、人格在审讯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对于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研究应将其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司法程序的发展紧密相连,以确保沉默权的确立不会脱离实际、不会照搬国际上一些成功经验,从而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的发展。当然,在法律上确立沉默权制度还是有必要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但必须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实践相结合,以降低沉默权确立的风险。
一、沉默权的定义和理解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审讯过程中可以对不利于自己的询问保持沉默的行为,且不会因为此种行为受到追责。从公安侦查的角度理解就是公安在审讯的过程中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深层的剖析沉默权,第一,沉默权对犯罪嫌疑人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执法人员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做不利于自身的证言,面对执法者的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言。第二,沉默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正当的对抗执法的权利,这种对抗只局限于言语的对抗,执法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仍然有限制其自由、控制其不当行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不会因为沉默而被追究责任,同样,也不可能因为沉默而逃脱法律对其所犯罪行的惩处。第三,在公安审讯过程中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所享受的权利,在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主动放弃这项权利,由此可见沉默权是对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无罪”身份的肯定,是反对自我归罪原则在实践中的体现。综上所述,沉默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使犯罪嫌疑人的自我保护有了法律依据,在侦查询问中犯罪嫌疑人可以用沉默权正当的保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一方面,沉默权是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改变了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卑微身份,使其所处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另一方面,沉默权是对强权主义的挑战,体现了强权主义的落幕,使“平等”在法律及执法过程中有了更好的体现,使得“民主”得到了更好的发扬。
二、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困境与必要性
(一)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困境。沉默权的确立历来备受争议,一方面,它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更充分的人权,使执法程序与公安侦查实践的统一,体现的法律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在当前情况下确立沉默权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第一,沉默权使犯罪嫌疑人“不想说”有了合法依据,他的语言对抗受法律保护,这就使得陈述证据取证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审讯权,也使一些非常残忍、狡猾的犯罪者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对一些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犯罪的审讯中,他们的犯罪行为具有很强的预谋性、组织性,对于如何应对公安侦查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培训,针对这部分人沉默权就有可能为其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庇护”。此外,恐怖犯罪、智能型犯罪等等在国际社会上的泛滥,也使沉默权的行使对公安的审讯、取证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沉默权的确立很可能成为组织犯罪者、重大犯罪者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被这些智能型的犯罪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逃避侦查、逃避起诉的一种手段。第三,沉默权的确立关系着公安部门、执法部门打击犯罪的力度,一方面,沉默权在立法不完善、不配套的现实情况下,对法律保障体系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不足,对保障人权起到了积极作用,防止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也对暴力执法进行了必要的约束,但同时它也为真正的犯罪者打开了一道可能逃脱法律制裁的大门,增加了通过法律手段惩处犯罪的风险。
(二)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必要性。首先,沉默权是公安侦查中发生各类冲突时的一种救济手段,有效的缓解了审讯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对于司法公正、廉明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沉默权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理性的对抗条件,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审讯中的境遇,降低了执法者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侵犯;另一方面,沉默权对控制审讯中的暴力手段、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效果,约束了执法者在参与犯罪嫌疑人审讯过程中的各种行为,使其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找的了更好的平衡点,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其次,随着公民人权意识的增强,公民对于民主、平等的自觉性不断的提高,即使在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时刻,他们也能清晰认知到自己的自身价值和自己所享受到了人权平等等,因此,沉默权的确立也是犯罪嫌疑人追求人格平等、人权平等的一种体现。再次,沉默权有利于法律程序机制的完善,确保了法律程序的正确性。一方面,沉默权的确立是消除刑讯逼供的必要手段,减少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野蛮执法行为,是转变“口供”为主的办案观念的核心思想,例如公安侦查中的“零口供”就体现了公安机关办案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沉默权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的无罪身份,是现代法律对人权的诠释和说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由此可以推断沉默权的确立是社会发展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随着现代公安侦查中取证科技含量提高,其审讯取证形势多样,且手段高明,即使在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其沉默权的基础上,执法部门一样能取得正确的、可靠的犯罪证据,给犯罪嫌疑人一个公正惩处,而沉默权的确立却能赋予犯罪嫌疑人平等的人权和公平,打击了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的抨击言论,提高了我国的刑事执法水平,使我国的“依法治国”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三、公安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的可行性分析
(一)“依法治国”的发展和成熟。“刑讯逼供”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并不少见,一些执法者取得“口供”的残忍手段直到今天会被翻出来感叹一番,可见“口供”在我国刑事审讯中的重要地位。纵观我国法治的发展历程,以新中国成立后为例,建国初期,我国立法、执法面对这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加之战乱带给整个社会的动荡,“依法治国”的理想很难赋予实践,这一阶段我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人治时期。随着国家对立法的重视,我国的法律体系逐渐的完善,人治阶段慢慢的结束,我们迎来了法制社会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法律观念对我国的司法程序、执法模式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国的法律体系就陷入了不完善、不断完善的循环中,始终在进步,始终有缺陷。从这一时期起,我国对于立法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法律体系的构建逐渐的完善,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的理想,这就使沉默权的确立有了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深化,公安机关执法者素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执法者的文化修养得到了提升,与建国初期相比简直是一个“大反转”,当代公安人员的技术能力、审讯方式等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作为支持,且能与实践紧密结合,高素质增强了公安侦查的效率,也使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认定其罪行的手段逐渐的被“轻视”。另一方面,执法者的品质修养得到了提升,在其执法过程中除了对事实依据的重视,同样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人格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使其在审讯过程中能够自我约束,防止了一些过激行为的发生。再次,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更深的领悟,当其成为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对于人权的诉求更加强烈,这就催生了沉默权的确立,同时,沉默权的确立也发扬了新社会“以人文本”的理念,是我国社会注意法制建设的必要内容。
(二)公安侦查手段的进步和侦查技术的发展。“电子眼”、“电子狗”是当代社会耳熟能详的商品,在现代城市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摄像头、监控等,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被记录,这也为公安侦查提供了方便。在当代公安侦查过程中,各种侦查、取证手段不胜其数,执法部门可以利用高科技、先进的技术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这就降低了“口供”在定罪中的地位,也使犯罪审批有了新的途径,且更加可靠、更有保障。例如DNA技术、指纹技术、声谱技术等,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提取犯罪嫌疑人的DAN、指纹、声音等进行技术鉴定,从而获得需要的证据。随着公安机关对刑事证据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各种犯罪数据库的建立,公安侦查手段更为高明和先进,这就为“零口供”定罪提供了保障条件,也使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证据中的作用受到影响,进而获取“口供”的必要性大大缩减,因此,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公安侦查环境已经形成,有条件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三)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国际上,沉默权最早是在英、美国家得到确立,它起源于英国的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都无义务控告自己。”,这句格言充分的揭示了沉默权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犯罪嫌疑人无义务向执法者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言,执法者也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提出控诉。英、美之后,德、法也先后确立的沉默权,随之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通过法律确立了沉默权。一部分人认为,沉默权是司法文明提升的表现,使犯罪嫌疑人权利状况得到了改善,体现了人权的公平。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沉默权对执法者的审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特别是针对一些重大案件、恐怖组织的审讯中,其高超的反侦查能力往往会使审讯陷入僵局,给重大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困境,从而增大了法制惩罚犯罪的风险。在黑社会犯罪、恐怖组织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沉默权作出了相应的改革,以满足执法者对高智能犯罪、组织犯罪的审讯需求。我国立法要与国际接轨,确立沉默权就势在必行,沉默权的确立不但能够使我国向国际私法程序靠近,也是我国长期以来“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缺陷得到弥补,提高了我国司法与香港、澳门等地刑事诉讼制度的协调性,也是我国司法与国际司法接轨的需要,因此,从国际形势看,我国沉默权的确立条件已经成熟,只是在确立中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实践。
从沉默权出现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看,沉默权的确立有利也有弊,我国在公安侦查中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时机已经成熟,但还会面临一定的执法风险,因此,对于如何制定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仍需研究和探讨,以确保我国“依法治国”的稳定性和刑事执法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 赵承波,沉默权确立的必要性及建立模式[J],价值工程,2014(33):324-325
公刑诉字【2012】01号
犯罪嫌疑人:张晋云,性别:男,1956年 10月 8日生,民族: 汉族,籍贯: 黎明,文化程度:大专,单位及职业:黎明茶厂值班室行政
干事,住址:黎明茶厂。
犯罪嫌疑人:陈友福,性别:男,1959年 10月 8日生,民族: 汉族,籍贯 :黎明,文化程度:大专,单位及职业:黎明茶厂值班室门卫,住址:黎明茶厂。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张晋云在2012年9月25日凌晨三点左右接到陈友妹抓到一个小偷的通知后,随其到厂值班室去看被抓到的小偷,张晋云在问小偷的过程中,小偷无应答,张晋云便用脚向他的左胸部和左软肋处踢,随后又用电筒向小偷头部敲击,随后回家睡觉不管小偷的死活,小偷因受重伤而于2012年9月26日早8点左右死亡。张晋云在此过程中动用暴力,涉嫌故意伤害罪。
犯罪嫌疑人陈友福在2012年9月25日凌晨三点五十分左右发现犯罪嫌疑人后将小偷捆绑拖到办公室进行看押,未及时将小偷送往公安派出所,将小偷私拘禁在黎明茶厂值班室门口,以及构成非法拘事实。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犯罪嫌疑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犯罪嫌疑人:张晋云,陈友福 二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犯罪嫌疑人张晋云,陈友福一案,由我局经过审查,于9月25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张晋云,陈友福二人已于2012年9月25日被抓获归案。
犯罪嫌疑人张晋云,陈友福一案,现于侦查终结。
黎明市公安局
【内容提要】一九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即,允许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法律帮助制度在保证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保障司法公正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 键 词】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新的刑事诉讼条例在第96条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罪犯嫌疑人难的问题主要还是出现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会见嫌疑人难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会见嫌疑人难的问题。在刑事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而这恰恰也是司法实践中令每一位执业律师都深感头疼的工作。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常常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律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联合作出《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后,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会见手续还比较繁琐。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但是由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方式必须由侦查机关作出安排。这种规定,从其本意看是为了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在实际上又赋予了侦查机关一种“准审批”权。司法实践中,律师为了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嫌疑人,首先必须查找并联系到案件的侦办人员,由其在《会见申请》上批注是否在场的意见,然后由侦查机关内设的法制部门根据其意见出具《会见通知书》。最后,凭借《会见通知书》及其它相关手续才能得到一次会见的机会。显然,这种烦琐的程序机制,牵扯了律师大量的工作精力,不利于律师开展工作。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管辖区域大,机构设置复杂,一般的刑事案件都由公安分局下辖的派出所直接侦办,客观上就更增加了律师会见工作的困难。
其次,会见中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羁押机关寻求种种理由,限制律师的会见权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状况。例如;有的羁押机关常常以安全保障为由,在律师会见室内安装监控设备,监视律师的会见活动,表现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不信任和人格歧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实际上反映了某些公安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轻视律师工作的观念。公安司法人员应当转变观念,在法制的高度正确看待律师的工作,不应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在实践中应当对律师地位给予应有的尊重,为律师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切实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利,以利于律师充分履行工作职责。
于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其中某些规定实际上严重限制了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所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其限定的前提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就是说只有辩护律师才能享有37条规定的调查取证的诉讼权利,如果不是辩护律师就没有此项诉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界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才能聘请辩护人,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刑事诉讼在侦查阶段时,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不是辩护人,自然也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其次,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贯切。虽然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但是证人如果不同意作证,律师实际上就收集不到证据;尤其对被害人方面提供的证人,不仅要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还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的许可,这实际上给律师调查取证实际上增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约,也给被调查人拒绝律师的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不当限制。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了极大限制。律师可以查阅的,仅是那些早已公示于众的司法文书或者没任何实际意义的名单和目录,司法机关持有的关键性材料,如审讯笔录、证人证言则不容律师接触。律师在庭前 对公诉人的指控依据和辩护(代理)策略等毫无把握,影响律师的辩护代理水平发挥。
对此,从以下几点来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一)维权做法
1、市司法局党委高度重视律师维权工作,定期研究律师维权和律师在执业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每年都将维权工作列入律师工作要点,年终有总结。2003年就已经召开了律师座谈会、三八节女律师权益保护座谈会、全市律师工作会。律师协会还定期将维权情况向局党委汇报,及时解决律师执业中的困难和问题。
2、及时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汇报律师工作,求得领导的支持。如1999年我们向市人大反映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律师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后,市人大高度重视律师的维权工作,多次督促各职能部门要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99年、2000年、2001年组织评议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工作执法执纪工作中,每年都多次征求律师的意见。把这些部门出现的限制律师权利的人和事例查摆出来,限期改正。2001年在评议公安工作中,专门起草了《对南阳市公安局少数民警违反法律规定限制律师履行职责的评议意见》,并指定一名驻宛全国人大代表在评议大会上发言,要求南阳市公安局个别部门取消种种限制律师会见的违法规定,对违反规定不安排律师会见的办案人员,视情节严肃处理。
3、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1996年、2000年、2002年,我们组织了三次大的法律师服务市场整顿,1996年市政府还批转了我们整顿法律服务市场的报告,与公安、工商联手整顿,我们根据广大律师的强烈要求,对影响和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服务中心”进行依法取缔。市律协专门成立了律师维权委员会,开展律师维权工作,对于律师和当事人方面发生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最大限度维护律师的尊严和荣誉。
注释: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教程》,罗旭红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成 律师时间:2012年04月13日
2003年4月21日 公经[2003]435号
贵州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你总队《关于职务侵占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请示报告》(黔公经侦[2003]15号)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
此案原则上应由犯罪嫌疑人所属公司、企业注册地的公安机关即贵阳市公安局管辖,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的公安机关即六盘水市公安局和六枝县公安局管辖。
附:贵州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关于职务侵占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请示报告》
贵州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关于职务侵占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请示报告
2003年4月2日 黔公经侦[2003]15号
公安部二局:
2001年11月,周辛(男、28岁)、张元鹏(男、23岁)分别被贵阳市万事达贸易有限公司录用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和六枝县负责人,在任职期间,二人利用职务之便,分别将所收取的公司货款40200元和34425元侵占后逃匿。
关于此案管辖权存在两种意见:
1、认为应由犯罪嫌疑人所属公司、企业注册地公安机关即贵阳市公安局立案;
2、认为应由犯罪实施地公安机关即六盘水市和六枝县公安局立案。
近年来,我省在办理职务侵占案中,基本上以犯罪嫌疑人所属公司、企业所在地作为管辖依据,但在具体实施中多次受到以上两种意见的困扰。我们认为,职务侵占犯罪的主体是以特定的职务身份为构成要件的,其侵占的是公司、企业的财物,与其他的侵财案件有明显的区别,由犯罪主体所属公司、企业注册地公安机关管辖,更有利于案件的侦查。
辩诉交易是发端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 是指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一方与公诉人进行协商, 通过做出有罪答辩换取公诉人的让步, 通常是获取较轻的判决或者被撤销部分指控。在实施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得到多数检察官的拥护, 支持者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简化案件处理程序, 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较之正常的刑事审判程序要便捷得多, 由于得到辩方的支持, 最艰难费时的法庭调查环节由此变得十分顺利。 (2) 节约诉讼资源。当今无论在哪个国家, 诉讼资源普遍匮乏, 通过辩诉交易了结一般案件, 使得检察官有足够精力应对更为严重疑难的案件。 (3) 检察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 虽然目前在立法上没有肯认辩诉交易制度,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检方都在或明或暗地与辩方积极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辩诉交易。特别是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所判决的一起故意伤害案被称为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后, 辩诉交易得到广泛关注。
二、辩诉交易制度对公安侦查工作的影响
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 当前审判模式亦由“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 公安侦查工作步履维艰。一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做出大量细致而严谨的操作规范, 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对公安侦查取证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 我国警力有限, 法律素养普遍不高, 执法理念相对落后, 无法满足现行法律对侦查工作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是, 大量案件不能达到诉讼标准, 警察的侦查工作沦为无用功, 被害人的正义无法得到伸张。鉴于此, 笔者通过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公安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 以期对公安侦查工作形成借鉴。
(一) 辩诉交易制度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在中国现行刑事司法实践中, “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理念仍然盛行, 由此催生的刑讯逼供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违法现象。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刑讯逼供视为非法取证方法, 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三项程序规则: (1) 拘留、逮捕后应当将犯罪嫌疑人立即送交看守所, 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 (2) 在送交看守所后, 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 (3) 对于讯问过程可以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但是, 在司法体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下, 这些程序规则究竟能否起到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仍然令人怀疑。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案, 李怀亮奸杀幼女案等一大批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仍然频发, 而吸收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却能较好地解决这一痼疾。
现行法律框架下,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才能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而在侦查实践中, 由于案件的侦破难度以及办案民警业务能力有限, 公安机关很难使每起案件都能达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 加之任务指标的压迫等因素, 这些恰恰是公安机关使用刑讯逼供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诱因。通过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可以发现, 由于被告一方可以获得定罪量刑方面的优待, 从而换来被告一方的有罪答辩, 使得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 纵然证据链条尚不完整, 抑或犯罪事实未能彻底查清, 但是案件仍然可以进入审判程序。辩诉交易提高了检察机关的诉讼效率, 因此更容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处理。而这样反倒促使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 不再考虑案件“诉出难”, 因而也无刑讯逼供的必要了。
(二) 辩诉交易有助于公安机关案件分流, 缓解办案压力
在中国社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深度转型期,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频发, 与此同时,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 “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 公安侦查工作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 办案民警业务能力水平普遍不高以及警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现状无法保证每起案件的侦查取证都能够达到法定标准, 与此同时,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倒逼公安机关将案件侦办的水准必须达到相当高度;另一方面, 在基数庞大的案件面前, 办案人员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做, 而案件一旦进入不了审判程序又会对被害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上访、群体性事件凸显, 使公安机关倍感压力。显然, 辩诉交易制度为这些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面对手中的案件, 办案民警经过细致地侦查, 将一部分犯罪嫌疑人明确, 但证据尚未达到足够充分的一般案件分流出来, 这些案件并不是搜集不到全部证据, 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以公安机关现有的人力、物力无法全部查明, 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则完全可以查明的案件。公安机关将这些案件流转到检察机关, 利用辩诉交易制度, 检方对这些案件快速处理。这无疑节约大量警力资源, 提升办案效率, 缓解办案压力, 使有限的警力可以投入到更为复杂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去。
综上, 辩诉交易制度使公安侦查工作更加规范化, 减少公安侦查工作中暴露的问题, 对我国公安侦查工作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摘要:辩诉交易制度不但可以节省诉讼时间, 提高诉讼效率, 而且对公安侦查工作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既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情况的发生, 又有助于缓解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压力。
关键词:辩诉交易制度,公安侦查工作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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