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论文（共11篇）
一。单项选择题
1． 从伦理学意义上说，“道”是做人（），即人之为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A． 根本原则 B． 根本要求 C． 根本方向 D． 根本动力
2． 儒家认为“德”就是实行某种（），心中有所得。
A． 目标 B． 理想 C． 精神 D． 原则
3． 所谓（）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正在被人们奉行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A． 伦理 B． 道德 C． 德 D． 道
4． 所谓商业道德，是指在商业服务业范围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
A． 道德观念 B． 商业伦理 C． 伦理道德 D． 企业诚信
5． 商品经济冲击了（）的商业道德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与道德不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商业既是讲经济效益又讲商业道德，提倡义利结合，义利并重。A．“重利轻义” B．“名利双收” C．“见利忘义” D．“无视名义”
6． 商业信用是指商业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应遵循并切实履行的各种（）等。
A． 服务准则规范 B． 道德标准 C． 伦理标准 D． 风俗习惯
7． 商业伦理道德能否（），直接影响到商业道德规范的操作性、制裁力和伦理的成效。
A． 标准化 B． 制度化 C． 集约化 D． 实践化
8． 商业伦理道德规范是一个由（）伦理准则组成的规范体系。
A． 多层次 B． 多方面 C． 多角度 D． 多方位
9． 商业道德规范以（）的强制力量为自身的后盾。
A． 商业法规 B． 商业制度 C． 商业规则 D． 商业习惯
10．商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商业领域的道德规律和利益关系，商业伦理学是研究（）的学科。
A． 商业道德 B． 商业机密 C． 商业信用 D． 商业规则
二．名词解释 商业道德
三．简答题
1． 如何理解商业道德的特征？
2． 目前我国商业道德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四．论述题
1． 如何理解商业道德发展与商业伦理的关系
五．案例分析
华人首富李嘉诚:超人、诚商、善人之道
2001年早些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晚间新闻的头条播映了李嘉诚，并不是因为他又签署了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也不是因为他又向其所钟爱的慈善事业作了捐赠。在北京，他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欢迎并与其进行私下会谈。71岁的李嘉诚绝非一般的亿万富翁。作为中国香港事务的长期顾问，李嘉诚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慈善家，李嘉诚向各事业捐赠了3.6亿美元。其中的一半都流向了其故乡广东省潮州市的汕头大学。他从40年代离开大陆到香港创业，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重返故里。当此之时，李嘉诚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1.“超人”李嘉诚 《时代》杂志和美国安永会计事务所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已就谁是千禧年企业家作出裁决，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夺得千禧年企业家。
由比尔·福特，总共有15名著名的企业家入围被评估，夺魁的是李嘉诚。李嘉并非承继万贯家财而是白手兴家。他于1928年出生在多事动荡的旧中国，11岁到香港，不久失学。从事塑胶玩具制造使他名成利就，地产投资又使他财源滚滚而来。他一举买下两家由英国人控制的企业——“港灯”与“和记黄埔”更是名噪一时，突显实力。李先生控制着约50亿英镑财富三个商业王国加在一起便使其成为千禧年最伟大的企业家。
早被香港媒体称为超人的发家史看做是命中注定，似乎李嘉诚在少年时代算过一次命，算命人说他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生辰属龙，保护星乃水星，若勤劳若干，坚持不懈，将来定会大富大贵，李嘉诚并没有相信什么龙命，而相信了只要勤劳肯干，坚持不懈，定有所成，并一直在一生的实践中躬行不辍。如果说苦孩子李嘉诚14岁开始做推销员，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如此而已，那么已经是亿万身份的他似无必要过那么简单的生活。相反，李嘉诚生活非常简朴，丝毫没有过懈怠之心，因为赚钱后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挑战自我的手段。
2．诚商李嘉诚
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宣扬的就是一个“奸”字，然而对于李嘉诚这们30岁就凭自己的努力成为富豪的人来说，商人最重要的素质却是“信”，“要令别人对你的信任。做生意是无信不新闻立。不只是商人，一个国家亦是无信不立”。
其实，李嘉诚在事业上“信”与他对人的“诚”是分不开的，诚信相合，即为“义”。从对子女的教育上最能看出一个的为人和心中的想法。李嘉诚坦言：“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谈论生意，约三分之一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人格魅力是金钱买不来的。
“我经常教导孩子，一生之中最重要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十几年前，我曾带两个孩子去旅游。一样的山色，一样的美景，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山色依旧，人可不同了。当你想起人生只是短短的旅程，便希望趁着有能为做事的时候，尽量在世上播下好种子，这是值得的。”
“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来做我心中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意间有天地。”
李嘉诚在日常管理的几个要点中也突出了“诚”的原则：
（1）坚守诺言，建立良好地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管理企业要有领袖气质，以诚说服他人要注意换角度。
（2）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利益为重，特别在年老的时候，企业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3）要有海纳百川的容才之量。要信赖下属。企业所有的行政人员，每个人都要有其信息来源及市场资料。决定任何一件大事都与有关人员一起研究，汇合各人的资讯，从而集思广益，尽量减少出错的机会。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之。
李嘉诚的真诚与善待下属，令下属对他也是忠心耿耿。一直追随李嘉诚左右长达50年的盛颂中，直到1985年因为举家移民加拿大才离开长江实业。而身为集团企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元老重臣局千和，则至今仍追随在李喜诚身边，继续为他出谋划策共守江山。
李嘉诚之所以能有今天，固然离不开忠心的下属的帮忙，而能把各有所长的手下人利用起来，就是李嘉的长处。他说了一个比喻：“我是杂牌军司令，难道我拿机枪会好得过那个机枪手吗？难道我可以强过那个炮手吗？总司令懂得指挥就可以。”
李喜诚创业之始是长江塑胶管厂，1957年又将其企事业更名为长江实业企业，之所以取名为长江，似也反映了李嘉诚的不辞细流涓滴成海的胸襟。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诚”字哲学，因为只有诚，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不是，才会取长补短，才会在成功之时，不忘旧交，才能团结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备这样博大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认为自己事事第一，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的人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确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是我的哲学。”
商海之战是充满血腥的，因为市场不相信眼泪，但这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得奸诈投机，以赚钱为唯一目的，李嘉诚就是一位以诚信为原则，胸中自有公道的人。
李嘉诚的发家致富史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企业收购扩张史。在李嘉诚主持的每一次庞大的收购行为中，几乎都是采取软收购，而且真正做了兵不血刃。这特别表现在收购永高企业、和记黄埔、青洲莫坭，甚至收购港灯股权上。李嘉诚的收购行动，都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前提条件下，以冷静、合理、双方皆大欢喜为出发点，而进行友善的收购。以诚为出发点就不会得寸进尺，商业的扩张，自然是每个生意人愿意看到之事，但若对对手穷追猛打，可能会收一时战功显赫之虚荣，但从远来看会广树敌人，自毁退路。纵横商海几十年的李嘉诚非常懂得“中庸之道”和“忍字功夫”。
3．善人李嘉诚
富豪李嘉诚发达后，不忘桑梓，仅向香港和大陆捐款达3.6亿美元，其中他最钟爱的事业是医疗和教育事业。李嘉诚的父亲曾是小学教师，少年时代的李嘉诚看到父亲工作的清苦，发达后遂贡献于医疗和教育事业。李父李云经在李嘉诚14岁时因病去世，这也刺激了李嘉诚致力于医疗事业的决心。这一愿望直到1978年后随大陆改革开放才得以实现。几次比较瞩目的捐资是：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了1千万美元，捐资兴办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发达不记忘国家，必以报效桑梓。”李嘉诚自1980年12月开始筹建汕头大学，至1985年先后给汕大捐款15次，总额达11。7亿港元，使汕大的建设与发展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李嘉诚并任汕大校董事会名誉主席，积极参与汕大建设，捐巨资兴建汕大第一附属医院并提供全套设备，资助汕大第二附属医院（原汕头市工人医院）易地重建等，李嘉诚还关心残疾人事业，捐款570万港元兴建汕头残疾人活动中心。
没有李嘉诚，就不会有今天的汕头大学。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不断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至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欣然增至5。7亿港元。直到今天的累计投资达12亿港元。而现在每年汕大需要的1。2亿人民币经费中七成是李嘉诚支付，但其对汕大的支持从未改变，李嘉诚曾这样说过：“近年世界衰退影响所及，本人面临10年来最困难处境，各行业倒闭及亏蚀甚多，本人所经营之业务亦深受打击，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牵扯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严重，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桑梓竭尽绵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之中，仍属有意义及应予勉力以赴之事。”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李嘉诚发达了，报效社会，但并没忘记内心的“善”，而独守一片心灵的宁静。李嘉诚在1957年、1958年赚很多钱他很快乐，但一年后又陷入迷惘。左思右想，李相通了。
“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李嘉诚一边赚钱一边用钱，然后再赚钱，已近七十高龄的他扳依于“善”，但并未吃斋念佛尘出走，而壮心未与年俱老，不断拓展业务，为即将成为李氏家族继承人的长子李泽矩埋下更多的腾挪天地。除了香港的业务之外，其海外资产有加拿大的迈斯基石油产业、欧洲的电信业务以及巴拿马的港口业务，今年一段时间曾因后者在美国引起了关于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辩论。由此中见，李嘉诚影响力之所及。
1． 李嘉诚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奥秘何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 中国企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异军突起, 快速发展。然而, 快速增长之时, 中国企业又是从何时起沦落到连给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产品的水准都不及的地步?为此, 整个中国商业社会都有理由放慢脚步, 拷问自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伦理背景下进行的。每个人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行为, 无论是个人行为, 还是作为企业行为, 都有一定的伦理背景, 决定一件事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都会出于主观上的伦理考量。
敢于购买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生产的食品, 是因为我们相信企业具有最基本的商业伦理。加不加“三聚氰胺”对于乳品企业来说, 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基本的商业伦理问题。也就是说, 一个企业是不是可以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润去挑战道德底线。
30年前的中国商业蹒跚起步, 彼时正是中国社会伦理短缺的时代。整个社会在脱贫心理刺激下, 追求的是增长的速度。全民追求财富的狂热, 更使人们只从财富的角度看待商业活动, 忽视了伦理的维度。
拥有超过10年管理咨询经验，在城市、区域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品牌营销、服务外包、国企改革、媒体战略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方法论和独到的见解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原本出自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却因为被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引用过而变得妇孺皆知，这八个字也成为了牛根生的经典名句。就是这样一个认为“想做个百年老店，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的中国民营企业标杆式人物，前不久却再一次被推上了道德舆论的风头浪尖。2011年底，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公众再度哗然。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特仑苏OMP含可疑致癌物事件，2010年“陷害门”事件，蒙牛可谓年年都在消费者的质疑声中度过。
毫不夸张地说，蒙牛事件并不是中国乳品行业的个别事件，而乳品行业也只是中国所有行业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入世这十年间，中国整体的商业生态环境并不理想，伴随着“中国速度”，追求短期利益、“一切向钱看”已经成为了很多企业的经营信条。在如今各种“门”事件层出不穷之时，我们很有必要重提一个决定着商业活动内在价值的因素，那就是商业伦理。
商业伦理，或者说企业伦理的观念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欧洲和日本也在很早就有专门针对商业伦理的研究。中国对商业伦理的系统认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认为企业是以创造金钱价值为目的，而伦理属于道德范畴，两者是矛盾而不能统一的。其实不然，商业伦理的定义表明，由人组成的集合体在进行经营活动时，在本质上始终都存在伦理问题。从西方企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那些只追求利润而不重视商业伦理的企业，必定会被社会所不容，被时代所淘汰。
在如今中国商业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之时，对于商业伦理的讨论就显得更加不可或缺，越来越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不时见诸报端，这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开始重视商业伦理在企业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在中国商业伦理的搭建过程中，完善法制法规建设、提升企业家责任感、发挥消费者能动性需要三管齐下。
首先，法制法规的完善刻不容缓。在目前很多企业无法做到道德自律的前提下，用完善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监督企业的经营显得尤为重要。商业伦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就是从制度方面解决商业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在现阶段，很多行业的规范和制度都是在出事之后发挥“补丁”作用，做不到防患于未然的前置预防效果。同时，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显得很不给力。例如蒙牛在各种“门”事件发生之后，并未见相关部门进行针对性的严厉惩罚，以至于有很多企业都出现了“知错就改，改完再犯”的恶性循环。在监管上不下狠决心，一味地纵容下去，等到消费者失去耐心和信心，到那时毁掉的不光是缺乏商业伦理的企业，而有可能是对整个行业的重创。
其次，企业家必须正视商业伦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因为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决策者，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整体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企业家要有远大的理想、胸怀和责任感，把商业伦理的实践看作是经营过程中最高层次的需求，以追求打造百年老店为己任。德才兼备是中国人公认的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也可以套用来作为评判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基本标准，只有才没有德的企业家，最终带给企业和社会的只会是伤害。
最后，消费者的监督作用可以推进商业伦理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费者是很多企业丧失商业伦理之后的直接受害者，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能成为自身利益的捍卫者，那么对商业伦理的建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更透明的维权渠道，消费者通过博客、微博发布维权消息、发起抵制活动。虽然这种类型的抵制活动只是暂时性的，但对想要良性发展的企业来说，消费者的声音会督促企业改善自身的问题，避免持续发生相同的事件而伤筋动骨。
希望企业家们能够透过蒙牛事件进行一些有关商业伦理的思考。儒家思想中，“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诚信的重视程度。回顾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不是把诚信和商业伦理视为发展的根基。在企业快速发展主营业务的同时，花些时间进行商业伦理的构建，将促进企业更加健康地发展，百益而无一害。
商业伦理的缺失与建设浅说
随着市场经济及企业商业活动的不断发展,企业为社会及广大消费者提供日益丰富的`产品,为国家作出日益巨大的贡献.但必须指出,至今我国仍有不少企业尚未重视商业伦理道德建设,其中有些企业严重违背法律与道德.主要表现在:
作 者：史焕杰 作者单位：广茂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刊 名：经济前沿英文刊名：FORWARD POSITION IN ECONOMICS年，卷(期)：2003“”(10)分类号：F7关键词：
国
企
业
商
业
伦
理
现
状
与
建
设
研
究
系别：管理系
专业：市场营销（休闲产业方向）班级：1154120
1学号：1154120109
姓名：高文明
指导老师：严宗光
摘要：21世纪，是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阶段，当中国企业在经济市场的大潮中不断追求资本积累和销售增长时，存在于商业企业中的伦理道德似乎早已成了中国企业遗忘的问题，相继的毒牛奶、毒胶囊、地沟油等一系列事件，都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伦理道德在企业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企业；伦理道德；研究建设。
一、前言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复苏了，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如一声春雷般让中国更多人踏入了“商海”，在不断摸索和学习中，中国有更多的企业跟上了世界的脚步，海尔、联想、中兴的奋起则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国在不断进步着”。但是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更是竞争的市场，当现今越来越多的产品质量问题出现在各大报纸头条，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企业的存在的伦理现状。
二、正文
（一）企业商业伦理的概述
伦理是指某一特定的行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好还是坏，它所指向的是人类自我的内部世界，它的本质是人类对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规范、设计和引导，是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服务的。
美国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曾指出：“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从事营利活动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从人类传统的伦理道德推及至商业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以及宣传公关等环节都变成了公众审视其伦理道德的层面。
“人之初，性本善”当我们将“善”作为伦理准则来衡量企业的各种行为时，作为经济与道德统一的主体，企业的商业伦理必须伴随着以下几个方面：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以及各种盈利行为必须遵循着社会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同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无论是员工还是与其相关的社会利益相关者，尊重他人、服务他人、重视人性的重要性都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在自然与环境饱受摧残的今天，企业为大自然要付一定的责任，所以节能减排、减少污染、低碳生产等等都成为企业发展成长中最应该面对的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在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中，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坚持以诚信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本。
（二）中国企业伦理的现状分析
1、中国企业的积极性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涌现出的一大批本土品牌、尤其是药品品牌中，“白加黑”无疑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许多营销界的学者和专家都研究过白加黑品牌建设的成功案例，大部分人把白加黑的成功归因于分众策略的运用和PPA事件的机会把握以及适当的传播策略与执行，只有少部分人看到了品牌成功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白加黑精益求精的品质和从中折射出的对人性的关爱。十年来，盖天力公司的员工们始终把白加黑的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从严格的生产工艺流程到质量控制与保证体系，从而使白加黑的品质始终如一，在上市后的临床监测中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不良反应报告。除此之外，白加黑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把“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通过各种形式传递给消费者。非典肆虐时，白加黑带着关爱送给首都医务工作者；感冒高发期，白加黑带着慰问陪伴着天安门国旗卫士；无论是雪域高原的喜马拉雅还是神秘广袤的南极大陆都有白加黑爱心的足迹。
与此同时，“海尔”更是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探讨着海尔成功的秘密时，我们无法忽视的就是张瑞敏的“质量管理理念”： “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对产品质量实行“零缺陷，精细化”管理，努力做到用户使用的“零抱怨零起诉”，于是，1986年面对投产的1000台电冰箱的76台不合格，张瑞敏果断迈出了推出“砸冰箱”事件，当员工们含泪看着张瑞敏总裁亲自带头把有缺陷的76台电冰箱砸碎之后，内心受到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对“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与记忆，对“品牌”与“饭碗”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正是带着这样的企业伦理理念，海尔集团成为了中国企业的一个传奇。
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需要拥有鲜明的个性，还需要建立和维护自身在消费者心目中良好的声誉和完美的形象；而后者绝非单纯的广告活动可以完成的，它必须从消费者的需要出发，不断完善自身产品的品质。
2、现今中国企业伦理存在的消极性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能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企业很多，正如之前所提及的“白加黑”、海尔集团以及联想等企业，他们对产品质量的保证，对消费者和社会道德伦理的重视，无疑让他们在竞争的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A、中国食品企业存在的伦理现状
然而同样在经济的增长中，当欺诈交易、偷盗商业秘密、不履行合同、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环境污染等行为充斥市场、不绝于耳时，企业商业伦理成为了如今中国企业最应该重视的问题，而餐饮食品企业更是首当其冲。
美国著名记者尼科尔斯·福克斯在其名著《美食与毒菌》中指出,我们的身边原本充满了看不见的危险,但现在我们却看见了,而且是在餐桌上。确实近年来，食品企业不遵守企业伦理的问题，我们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了：苏丹红引发食品召回狂潮、人造蜂蜜事件、瘦肉精中毒、毒馒头事件、三鹿
奶粉事件等。这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举国关注，世界各国政府大多将食品安全视为国家公共安全，并纷纷加大监管力度。然而食品企业对于企业伦理的忽视，严重反映出我国食品企业企业伦理的缺失，并引发了严重的企业信任危机，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食品企业陷入了严重的企业伦理危机。2005年曝光的光明牛奶事件中，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为追求经济效益，将变质过期的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极大地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2005年的食品保鲜膜事件，质检部门在抽检时发现一些主要用于外包装的PVC保鲜膜含有被禁止使用的二己二酸酯(DE卧)增塑剂，该增塑剂遇高温(超过摄氏100度)或油脂易释放，会影响人体健康。而2008年9月我国爆发的全国性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污染事件，5万多名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而导致肾结石，最后三鹿集团破产，现在消费者是谈食色变。
而在最近刚刚爆料的四川成都的上千假冒伪劣的灭火器，用面粉代替磷酸二氢铵，一个可以拿来救命的工具竟然可以如此儿戏。正如当今我们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民以食为天”每天消费的食品一旦成为了企业牟利的工具，那么此时民众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吃亏赔钱的问题，更多则是生命的安全问题，所以在食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是对中国企业考核的最大准则。
B、中国企业对自然生态存在的伦理现状
紫金矿业是中国最大的金矿企业，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在其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上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诸多成就，并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2010年1月，集团公司获得“2010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称号。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型企业，2010年7月12日下午，福建省环保厅通报称，紫金矿业集团公司旗下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紫金矿业直至12日才发布公告，瞒报事故9天。据初步统计，汀江流域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和鱼中毒约达378万斤。当企业将这次事故的矛头直指“强降雨”时，众所周知紫金山铜矿所在的福建省，“持续强降雨”年年都有，在年代并不久远的紫金矿区排污系统建造时理应考虑到这一点——这不得不让人担忧，企业在设计和施工时是否为了遵循“减少环保成本”而造成某些隐藏的漏洞。
对于企业，我们并不反对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毕竟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但这种行为必须是合理合法的，不能以损害杜会利益和公众利益为代价，企业必须承担它必须承担的杜会责任，对杜会、对消费者负责。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也越来越重。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但使疾病增加，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更造成了森林绿地面积减少、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严重、动植物物种灭绝、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这都是由于一些企业长期忽视企业杜会责任、忽视环境问题而造成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己经迫在眉睫，否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会受到巨大影响。
（三）中国企业商业伦理现状的建设研究
1、企业角度：重视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企业伦理的教育
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作为企业主体的核心，是带动一个企业伦理建设的有力力量。如果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道德伦理感不强的人，那么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就会偏向非伦理的轨道。著名学者波斯特认为：“一个公司的行为是伦理的还是非伦理的，管理者是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主要决策的制定者，管理者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为公司建立伦理形象。”企业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决定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和未来发展方向，也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国情，一些企业还未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以人情关系取代契约关系，搞不正当竞争，行贿受贿、发布虚假广告、偷税漏税，结果使企业信用度大大降低，甚至破产，这都和企业管理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现在有不少企业的员工更是伦理观念淡薄，对企业没有任何感情，只重视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企业发展不感兴趣。企业员工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产品质量、服务质量都要经过员工去保证。如果企业员工整体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正确的价值观和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就能够很好的理解企业伦理建设工作，保证生产经营按照正确的方向进行，甚至能够削弱、纠正管理者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如果员工伦理意识淡薄，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就会对企业伦理建设缺乏有效地认同性，甚至对企业一些正确的决策都做出错误的行为，最终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服务质量不过关，直接危害消费者和杜会，造成恶劣影响。所以每个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将企业伦理作为其推广学习的核心，用精神推动一个企业的成长。
2、消费者角度：拿起手中的权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当把角度调整到消费者，我们所能做的则是用手中的权力对有问题的产品和企业进行反应和举报。在全世界里，中国人的维权意识应该是相对淡弱的，面对着企业的不诚信和欺骗行为，更多的中国人会选择沉默，但是随着维权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会对身边的商品、服务以及企业各种不道德行为做出反击，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的很多行为规范，同时更加让更多企业开始在消费者面前反省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产品质量的好坏、食品的安全问题、企业的生产建设是否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危害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都是衡量的标准。当消费者能够充分利用手中的利剑，让广大的民众进行监督，才能在更大范围内避免那些不正当的竞争，让那些道德伦理丧尽的企业露出真面目。
3、政府角度：加强宏观调控，加大打击力度
企业伦理的建设与政府制度的伦理导向密切相关，政府代表社会整体利益，是市场竞争规则的的主要制定者和裁判员，对商业竞争环境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制度对人们的判断和选择起着重大的导向作用。只有社会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和谐的竞争环境，能够使讲道德的人得到利益，使不道德行为丧失利益并受到惩罚的情况下，道德才会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行为习惯。法律是
统治阶级依靠强制力量执行的，提供一种企业行为合法与非法的标准，体现了强制性和外在性。道德规范往往是法律制定的依据，许多法律起初只是一种道德规范，随着问题的严重一些道德规范上升到了法律。使法律成为维护道德的威慑力量。因此,必须完善企业面临的法律环境，通过法律制度促进道德建设，提高道德的权威性，使伦理道德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当企业的某种非伦理行为触及到法律的底线时，加大打击力度和惩罚措施都是必要的手段，用政府和法律来规范中国企业的伦理。
（四）总结
面对中国企业商业的伦理现状，我们不得不在这种不乐观的状态下找寻新的出路。正如蒙牛的“新举措”： 2012年8月沸沸扬扬的过期奶生产日期篡改事件，尽管已以涉案人蒙牛义乌销售经理被拘捕而告终，但消费者对蒙牛的信任度已跌水到历史最低。往前列数，我们还可以发现上半年蒙牛被爆出代工厂脏乱差，2011年纯牛奶黄曲霉素M1超标140%，甚至是早至09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蒙牛特仑苏OMP事件、陕西学生牛奶中毒事件。除此之外，各种异物门更是数不胜数。近日，蒙牛计划将沿用13年的外形包装进行一次扭转乾坤的大变动，在发布的品牌新形象中，“青草下一滴牛奶”取代原有的“蓝天白云下成群奶牛漫步草原”图景。与此同时，蒙牛还推出了新的品牌广告，着外形包装的变动，蒙牛能否实现整个品牌的扭转乾坤还有待商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换装是蒙牛对频现的问题进行规模系统整改的强烈信号。或许，这些跌宕即将成为蒙牛的过去。随着孙伊萍新任蒙牛总裁，一些改革已初见棱角，此次包装的切换更带有“辞旧迎新”的意味。“换装不是单纯的外在视觉改变，而是对企业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回归。”孙伊萍如此说道。而对于一个食品企业来说，核心价值观与质量自然紧密相关。在这些信号和努力面前，或许我们可以看到蒙牛重振雄风的曙光。
在杜会转型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必然的。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各种新的营销领域、营销手段层出不穷，法律法规己经不能完全覆盖现有经济领域，就使得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打法律擦边球，从而获取不义之财。
叙事伦理:伦理批评新道路
伦理批评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高居文学批评的榜首,但近代唯美主义产生以后,伦理批评渐趋衰微,到现代形式主义出现,审美批评以压倒之势占尽批评的风光.尽管如此,文艺与伦理内在的关联以及当代人文精神的回归,使得伦理批评重新受到重视.不过伦理批评如何选择复兴的途径事关其在当代的`命运,叙事伦理的提出无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作 者：伍茂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5)分类号：B82关键词：叙事伦理 伦理批评 伦理 唯美主义 形式主义
商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组织或生产机构, 以合法手段从事赢利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1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的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与伦理思想, 伦理思想作为古代商业发展内在的约束力, 自成体系地形成了商业伦理:“儒家的重义枉利、诚实守信;墨家的买卖要童叟无欺;道家的勿贪富贵以及佛家的强调善恶轮回”2, 可见中国最初商业伦理的形成主要是受儒、道、佛三家哲学的影响, 其中又以儒家对中国商业伦理的影响最为深远。诚信则是商业伦理所最为核心的, 也是几千年儒家思想内在所推行的。
二、中西商业伦理的比较
中国近现代的伦理体系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吸收重建的, 但二者不同的文化差异也让商业伦理的构建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来对比下二者的不同之处。
(一) 商业伦理的思想来源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以诚信为核心, 儒家是作为主要的思想源流, 道家和佛家穿插其中。儒家的经济伦理是围绕管理国家展开的, 因此儒家并没有把商业伦理问题作为特别的命题进行研究, 而是融合在它对人性、义利、教育等方面的系统讲述中, 要求做到诚信、利义统一。
而西方的商业伦理则主要源于新教所倡导的“追求财富是对上帝虔诚的表现”和“绝对理性”的思想。他们制定了公司的伦理守则、设置专门的伦理机构和专门的伦理主管、进行专门的伦理培训, 与中国商业伦理强调“修身”、侧重人情化操作和情感面的引导不同, 它具有明显的“工具导向性”和“功利导向性”。
(二) 人性假设论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则主张“性私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及经济人假设:“经济人使得商人以“利己”为目标经商, 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在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冲突时, 经济人会选择利己。即使“利他”也是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3
中国的商业伦理思想是“性善论”, 认为道德存在于人的本性当中, 因此商业经营活动也应该在聚财致富的同时追求德行, 做到以义求利、诚信无欺。然而“性善论”约束着中国的商人, 促使他们要获取利益时会要优先考虑到是否符合“义”的标准。
通过以上两点的比较, 可以知晓中西方商业行为差异的原因, 也明确了构建二者商业伦理的情况差异。
三、透视当下艺术商业伦理
(一) 当下艺术市场的不正当行为
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 人们追求“经济至上”, 已经越发变得工具理性化, 艺术作为第三大投资方式, 随着私人拥有艺术品越发普遍, 艺术品造假、虚假成交等行为在近几十年来呈现上升趋势, 艺术商业中的潜规则也悄然盛行。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以诈骗、洗钱等罪名起诉纽约艺术经理人格拉菲拉·罗莎丽丝, 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在国内艺术市场不断升温, 亿元天价不断诞生这样繁荣的背后, 造假之风盛行, 不仅古董、字画、瓷器70%是仿造, 而且出现了据点式造假, 像陶瓷造假以江西景德镇等地为主;青铜器造假以河南为主;书画造假以天津等地为最广。艺术市场以经济至上为中心, 缺乏商业伦理的约束, 发展让人堪忧。
(二) 从不正当行为引发对艺术商业伦理的思考
在鉴定防线断口的地方, 变成了艺术造假产业催生的摇篮:造假者不惜耗费高成本采用特殊手段来完成整个仿照技术;中间商为追求暴利, 不惜欺诈、虚假成交;消费者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而将假画再次投入市场;鉴定机构也是为了利益黑洞, 而开出各种虚假证明以捞取钱财。的确艺术这个暴利行业, 是会不自觉地勾起人们对于金钱欲望的本能, 使人处于“为利”还是“恪守商业伦理”这样的矛盾之中。而“商界无道德”4使得艺术链中有交错不清的利益联系的主体, 对于艺术市场中这样不正当的行为保持一种默认和心照不宣的态度, 也就是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效应”, 助长了其不正之风, 使得艺术市场如同赌场。造假行为若长期以往, 赝品泛滥, 市场大量泡沫, 艺术市场也将走向衰败。
四、构建现代艺术商业伦理
文化的传统精神如同民族的遗传基因一样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也渗透进人们的思维样式、行为方式等各领域。因此在注重文化软实力的今天, 要构建艺术商业伦理, 就要在注重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观的同时, 借鉴西方及东亚的商业伦理建设并吸取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 最终创建一种普遍的现代化的商业伦理发展模式, 为此需要艺术机构、政府的携手合作。
(一) 政府
1.解决“有法难依”问题。就中国来说注重“情感面引导”的伦理理念与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为此政府必须要制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行政规章来约束艺术市场不正当行为。
2.政府还需要通过道德教育、伦理规范等形式来对艺术商业管理者进行教育, 这是商业伦理的确立与实施的内在动力, 做好领头工作。
3.建立系统科学的评价体系对艺术商业经营者实施除经济之外、社会影响力和信用三个方面的评价指标。
(二) 艺术机构
1.统一各个艺术机构、组织之间的义利关系用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作为支持, 在人与人之间、机构之间就建立起广泛的信任关系和相互合作的基础, 建立良好的市场信誉, 提高群众对于艺术市场的信心。
2.正确对待我国传统企业伦理文化中国传统伦理所注重的和谐、诚信观念对于艺术商业伦理的构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有助于企业凝聚力的形成和利益观念的确立。
3.创建有效的商业伦理文化模式
艺术商业伦理不能只搞形式主义, 只有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与艺术经营管理活动融为一体, 使伦理分析、评价和选择进入经营决策、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过程之中, 商业伦理作为艺术市场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战略资源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摘要：中国的商业伦理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通过与西方商业伦理的比较差异, 对当下艺术市场现状分析, 来构建艺术市场的商业伦理。
关键词：艺术商业伦理,中西比较,现状,构建
参考文献
[1][美]康芒斯, 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 (下册) [M].北京:商务出版社, 1962.
[2][俄]克鲁泡特金, 李平译.互助论[M].北京:商务印出版社, 1963.
[3][美]艾尔伯特.转型的中国如何加强商业伦理建设[J].商界名家, 2004 (12) .
[4]张洪明, 朱利贤.商业伦理的中西方比较研究[J].经济经纬, 2005 (6) .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引爆乳品行业的惊雷：国家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全国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不少知名品牌都在黑名单上。这一结果实在是触目惊心!整个中国乳品行业已经陷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乳品行业有没有可能摆脱这场危机，摆脱危机之路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在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异军突起。乳品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典型。
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过于快速的增长过程本身就可能蕴涵着巨大风险。更何况，增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也影响着乳品行业各种产品的品质。这些问题包括，价格约束下企业面临的沉重成本压力，行业自治与政府监管的相对乏力，以及最重要的企业伦理的普遍匮乏。
中国的商业化起步于伦理短缺时代。经过20世纪对传统的持续摧毁、个人生活被国家全面控制的经验，很多人的道德自律意识已非常淡薄。由政府、媒体、经济学家共同营造的追求财富的全民狂热，更使人们只从财富的角度看待商业活动，完全忽视了其伦理的维度。生活在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环境下的企业家，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在使用有害添加剂的时候，缺乏负罪感。
当然，产品质量问题往往出在低端市场上。由于种种法律与政策原因，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贫富分化的扩大。其经济后果就是产业界形成明显的生产分层，技术最先进的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及国内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品。大部分企业面向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它们通常在赢利边缘上徘徊，为了利润，不惜粗制滥造、甚至制造假冒伪劣。
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多年来普遍倾向于重商主义政策。由于企业活动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地方政府与企业——不仅是国有企业、还有其他企业——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短期经营策略。
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环境导致行业无法有效自治。企业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必然使企业“原子化”，缺乏与同行企业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只看到同行间的竞争关系，甚至视之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而不能采取集体行动。乳品企业早就意识到了本行业存在的严重不公平竞争问题，但始终无法联合起来构造有序竞争秩序。整个行业陷入奔向底线的竞争，最后导致自我毁灭。
行业自治失灵的同时，监管体系也存在漏洞。目前质量、卫生、食品药品等领域的监管体系多少都存在缺陷，最大缺陷是监管部门地方化，基层、地方监管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复杂利益关系，反作用于地方、基层监管部门对相关企业进行切实有效监管的意愿和能力。
凡此种种因素，导致部分企业的商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盛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当然，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程度不等地存在这些问题，人们似乎也“容忍”了这些问题。
但这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触及了伦理底线，它直接损害了孩子的健康和生命，民众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产品。与之同步，国家质监总局也毫不手软，毅然公布了诸多企业的名单。这表明，从民众到政府，都已经对乳品行业提出了新要求，乳品行业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自我革新。
不光是乳品行业，很多行业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伦理革新。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这样一场革新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整个社会在脱贫心理刺激下，追求的是增长的速度。今天，人们要求生活的品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安全感、幸福感更为重要。而这要求一场全面的社会大转型。事实上，过去几年，民众的心理与舆论方向已经发生变化，政府也从单纯追求增长转向追求“科学发展”，政府财政开始注重民生投入。
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产品的升级、转型，这是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的物质基础所在。反过来说，上述变化也为产业界的自我革新创造了某种政治、社会条件。现在就看企业界的了，企业界能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能否具备起码的职业伦理，能否有效进行自治。同时也需要看监管体系的再造。
从儒家伦理看普遍伦理的建立理路
能否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以及如何来建立这种普遍伦理是目前伦理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认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是一项非常艰巨异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区域伦理”,而是跨越地区和国界的力求为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世界伦理”,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作 者：安晋军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经法系,曲阜,273165刊 名：东方论坛英文刊名：ORIENTAL FORUM年，卷(期)：2002“”(4)分类号：B82-059关键词：儒家伦理 普遍伦理 求同存异 商谈对话
制度伦理--现代伦理的二次正当性论证
传统伦理的`合理性论证需要检讨,制度伦理从制度层面为伦理学谋求新的合理性论证.制度伦理的普遍适用性是对传统伦理的阶级狭隘性的超越;制度伦理的实行有利于广泛性和先进性的有机结合;制度伦理的实行有利于实现道德生活化.
作 者：黄成华 陈琳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管理系,江苏,苏州,215021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分类号：B82关键词：制度 制度伦理 正当性 合理性
80年代人:中西文化碰撞的终身问题
《文化纵横》:文化问题或者价值观问题,对于这个社会固然相当重要,但是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商言商”,作为一名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
杨利川:多年来,无论在从事什么工作,我个人一向对社会问题特别是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比较关注。1980年代初,我和朋友们就成立了读书小组,以后发展为“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有意思的是,当年的许多主要成员,现在成为社会一些方面的著名人士,其中有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官员、有自由知识分子、有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有资深出版业者,还有地产企业家,从中可见文化的扩散力量之强!
当年我们试图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观念将发挥什么功能?改革开放中,传统如何扬弃?现代化中的文化元素如何创建?其中不可回避的就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将是怎样的形态?
虽然1980年代后期我们各奔前程,但是20多年来,这个课题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思考和行动中。
《文化纵横》:但是与您成长的1980年代相比,现在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已经大相径庭,批判传统的少了,而倡导东方文化的多了,甚至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可与左右两翼政经观点分庭抗礼的思潮,“东方智慧”和“中华复兴”俨然成为显学,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杨利川:客观上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真正进入腾飞阶段,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也带来更宽松的生活空间。国力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差距减小,人民的满意度和自信心大增。尽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独立思想和民间行动还时时受到挤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稳定和繁荣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世界反美情绪升高,这对国内也有较大影响。全球化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引起了更多的“主义”论战。
总之,时代的发展使坐标系发生了太大的转换。人们谁也想不到,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正如1920年代的救亡运动中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1990年代的经济大潮也中断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
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文化的“兴盛”是浮躁夸张的、混沌的、缺乏底蕴的,完全是一种错觉。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对开放和变革,对国体和政体,对中学和西学,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争论忽左忽右,忽强忽弱,永无定论。一时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东西,另一时又沉渣泛起;一时巨浪汹涌的理论思潮,另一时又被人们忘怀。“东方智慧”也不是什么新论,当年辜鸿铭等人都曾大力鼓吹,但是,我们的思维好像陷入了循环往复不能自拔的怪圈,不能完成逻辑上的推进。
理性思维在历史发展(注意是发展而不是循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偏偏中华民族本来就不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民族。当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最先遭到批判的文章之一就是邓拓先生提出的“健忘症”。然而一个没有理性思维的民族是看不远的,是容易得健忘症的。中国人是现实的,传统思维中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的而非逻辑的”,二是“经验的而非实证的”。一个仅凭感觉生活的人,只有在受伤时才会懂得血液的重要,而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却可以预先造就自己健康的肌体。
如果说,西方人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耻感文化,我们中国人大约可以叫做誉感文化。这源自人性本善的理论,数千年皇权文化的特点是喜欢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铺张浮夸,好大喜功,喜欢虚荣面子,自我满足,阿Q精神,喜欢标榜圣贤,道德教化,敬畏权力,却不善于独立思考,缺乏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
《文化纵横》:但是,无论从民族情感,还是从现实需要,传统文化看来是不能全盘否定的,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体现?它与外来文化又怎样融合呢?
杨利川:中西方的文化融合,是一个积极吸取、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不是被动防守或主动排斥的过程,也就是说,要勇于包容,善于学习,在实践中自然就出现了选择性。对于因民族土壤的客观性而不能消化的,自然就排斥了。反之,如果事先设定,往往裹足不前。
其实,自从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東西方文化已经互相融合,互相影响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已经更多地被我们汲取,古老的民族文化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我们的民族文化到底应当放在什么位置,在社会实践中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本质上是伦理学,其文字特点是玄妙高深、华丽机巧、神秘模糊(可作多种甚至完全相反的诠释),其内容讲究和谐中庸,思辨智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它在个人修养、性情陶冶、心灵抚慰、参禅悟道、人生境界等方面显示出强大功能。所以,它主要在私人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使在官场,也主要是在垂直型的关系中教化如何做人,协调上下级关系。
历史上,儒学的基本功能是在官场的做人功夫,由于其对个性的压抑,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二元性。诸如制度与潜规则,上级与下级,口头与行为,桌上与桌下,人前与人后,官场与民间,文言与口语,即带有明显的两面性。但是,从抽象上说,这种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我国民间大众有着深刻的影响,越是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越是这样。即使西学东渐以来,许多崇尚西学的著名人士,如严复、胡适等人也照样在个人生活中奉行着国学传统。
西方文化则不同。它是从人性本恶出发,讲究保护个性和多元利益下的互相制衡,其中对公权力的监控是基本思路。这种互相制衡是靠契约关系维持的,连《圣经》都是与上帝的“约定”。这些西方文化中的最本质元素,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发展至今,成为现代化社会中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理念,成为科学研究、市场竞争、社会治理乃至国际事务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在未建立契约,或者制衡力量不足(失衡)时,或者走出契约关系之外,也会出现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
总之,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但最本质的区别是功能不同。中国文化的功能是整体内的协调,是统一意识形态下的自我修养;西方文化的功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制约,亦即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多元利益下的权利制衡,并以法的形式被整个社会确认。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较赞成“中学为私,西学为公”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领域,更多地弘扬中国文化的传统,而在公共领域,更多地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这一观点,也贯穿在我所参与的社会践行中。
直面当代中国商业伦理:自由追逐利润
《文化纵横》:我们从中西文化宏观叙事的高度略微下降,在您眼中,当下支配中国企业界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实的价值观,是直接决定利害逻辑的关键,而不是未来的、期望的、理想的观念,如果让您总结一下这种现实的价值观,您会怎么说?
杨利川:这的确是一个直接而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仍然很难用几句话来回答。因为,“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何况企业家也各不相同。当然,作为一个群体,还是有其基本特征。我想,可以这样来描绘当下的企业家:
作为企业家,首先要自由地追逐利润,所以财富的增长(更准确地说是企业的成长)使他感到满足,但更重要的,是以创新方式整合社会资源(资金、人力、市场、技术、品牌、土地等),并以其产品和声誉对社会产生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但是,这一切都应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所以,自由和公正对他们很重要。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家大都具有家国情怀、英雄主义,竞争意识较强。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追逐利润或者企业生存,他们没有干过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但对于有事业心的企业家,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至于那些违法而又成功的事例,如果成为潜规则,那只能靠社会改革去解决了。在中国企业界,最坏的企业家是利用体制与政策的弊病,进行官商勾结,侵害公众的利益。这种企业家不去呼吁改革或者至少回避这些弊病,而是强化它,一旦得手,又摆出暴发户姿态,挥霍铺张,仗势欺人。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机会多,不确定性大,所以企业家们创业精神极强,敢于竞争和冒险,个个都想当老板,这种现象,好处是发展快,无所畏惧,对经济发展是极大地推动;坏处是太浮躁粗放,过度竞争,不善于合作,互相抄袭,一哄而上,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文化纵横》:在当下中国,逐利目的往往突破了手段的限制,显示出“无所不用其极”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突破尺度越大,越容易取得成功。那么这种现实的商业伦理又如何同社会责任对接?所谓社会责任,会不会沦为逐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单纯从企业家主观自律出发的社会责任可靠吗?
杨利川:我倒没有那么悲观。那种不择手段靠违背道德和法律去牟利的人和企业,靠压榨员工、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违规操作等办法,是不能健康持续的。但是另一种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就是“合法”不合理的那种手段,利用特权和体制漏洞获得特殊资源,那也会富得很快,但那是社会的毒瘤。
相反,我倒觉得由于企业的出现,造就了整个社会大众的新的品格,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上亿的农民工变为企业员工,涌现了多少具有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新市民,还有管理者和创业者,有些民工回到农村,既有了钱,又有了见识,成为当地骨干,这对于全民素质提高功莫大焉!
所谓社会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企业是社会组织,企业家做得越大,其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因为随着业务链的扩大,社会相关因素也增多了,比如员工、家属、消费者、股东、客户、供应商、金融、物流、社区群众、环境、广告代理、舆论、政府等等,不是道德使然,而是社会使然。我们已经看到,就连老虎伍兹不讲社会责任都不行,因为他已经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社会责任的提出不能完全归结于道德和自律的因素。但是,谁对此认识得早,谁就发展得快。从这点说,社会责任确实可以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发展中越来越包含社会因素,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有些方面,比如碳交易、环保产品,有了经济链条才可以促进全社会的接受和普遍推广。
《文化纵横》:但是,如今倡导“社会责任”或者“企业公民”的人群中,也不乏当初通过灰色、甚至黑色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幸运儿,今天以环保事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责任”,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洗清、漂白“原罪”的工具?
杨利川:真是紧追不舍啊。但是,我认为,以前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还在“追诉期”,就让道德和法律去审判吧!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现在一方面参加了环保组织,声称承担社会责任,也捐了不少钱,另一方面还在超标排放污染物,还在不人道地对待员工,还在欺骗消费者,或者干脆把“公益”行为当成广告,那就是有违我们组织的公信力,有违企业的道德操守。作为公益组织,我们欢迎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也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的原则之一。
阿拉善协会折射的文化和伦理意蕴
《文化纵横》: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相互激荡和30年改革开放的双重背景变奏下,众多中国企业家竞相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的重建,您如何看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定位?
杨利川: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必然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工商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利的多元化,特别是私人产权的建立,使社会结构和公共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是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从集权式的管制型社会向多元化的契约型社会转变。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中最缺失的就是公共精神,因而,在中国,公共治理问题必然成为最重要的时代性课题。新的经济社会结构迅猛发展,而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型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何建立?概括地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理念,摒弃臣民意识,二是通过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和自治管理,培养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和习惯,奠定宪政民主的基础。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几个社会现象十分值得关注。
第一,自从1990年代以来,国家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一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迅速崛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新兴群体。他们具有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代表工商文明的契约意识,当他们走向成熟时,其社会责任也逐步体现,标志着整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腾格里沙漠上的那个激情倡议,是生逢其时、应运而生的。
第二,生态与环境危机日益加剧,越来越引起人类的高度关注。生态与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因为环境恶化,本身就是一场“公地悲剧”,所以,生态理念和社会理念是不可分的。它的解决方案考验着政府和民间的公共治理智慧。
第三,活跃在基层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作为民间的非政府组织(NGO)显示了草根的力量。他们满怀“守护家园”的精神,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参与的方式,在社会基层广泛从事着环保、扶贫、医疗、教育、救灾、维权等慈善工作,构建着公民社会的基础。
可以看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是顺应了以上社会潮流,并综合了以上三个特点,一句话,它是企业家群体建立的一个以环保为目标的民间组织。
《文化纵横》:那么,您认为在文化层面上,我们又该如何发掘阿拉善这个组织所折射出的新意蕴呢?
杨利川:首先,阿拉善协会是一个企业家组织。应当注意,在中国历史上,企业家的出现是很晚的。从胡雪岩到卢作孚,民族企业家一直在官府、外资和战乱的多重夹击中苦苦挣扎,到1950年代又被国家计划经济彻底剿灭了。真正稳定的企业家群体,是在1990年代才出现。所以,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可估量。产权意识、创新理念、契约精神以及自由、公平、法治的理念,已逐渐被国人认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组建,说明企业家具有了一定的整体意识,而且与某些“富人俱乐部”不同,它完全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这说明,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社会化了,同时也说明中国企业家的意识觉醒。
其次,阿拉善SEE协会的任务是治理荒漠,是保护生态与环境。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救赎“原罪”,也不仅仅在于环境危机的紧迫性。其深刻含义在于,生态与环境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与传统的治理模式不同,这个社会公共问题必须由政府、民间、企业共同解决,从而升华出新的治理模型,其中公民社会的力量尤其突出。
因此,阿拉善SEE协会的组织模式以及阿拉善项目团队的生态治理模式便在文化层面上格外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在“NGO”这个概念出现以前,我们的社会团体基本都有官方背景,组织模式基本是与政府同质化的,组织管理也是集权模式和内幕操控的。即使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大部分也是理想主义加领袖模式,缺少向现代管理的转型。当然,草根组织处于发展初期,也许不应过多苛求,但从建立有公信力的、可持续的公益组织来说,这种管理模式是十分脆弱的。阿拉善協会在创建之初,自觉地走到了民主管理的轨道上,从互相制衡的机构设置,到公开公正的议事规则,从原则到细则,都体现了民主自治的管理理念。
在阿拉善地区,通过项目团队的辅导,当地农牧民也采取了同样的原则参与到社区生态建设中。他们首先认识到,当地生态的恶化,与人类的过度活动直接相关。治理荒漠化,必须从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入手。这无疑是一个包含自然、人文、社会、政治的公共工程。村民们通过自下而上的程序,选举项目管理机构,订立村民契约,以公众参与、民主决策来执行生态保护项目和提高生活水平。在共同的约定下,他们建立了保护草场的制度,他们减少并限制了放牧牲畜的数量,他们不再去砍伐梭梭林,甚至不去捡拾枯木。他们一次性清理了多年积累的公共垃圾,他们建起沼气池、太阳灶、节水灌渠、风力发电机,他们还组织了内部的信用合作……阿拉善SEE模式的公众参与原则解决了以往自上而下行政模式不能解决的问题。企业家与农牧民一起成长,一起实践着公民社会的种种理念。
《文化纵横》: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未来前景,有人认为在第一代发起人之后,必然会出现后继乏力的尴尬,您认为会出现这种可能吗?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结果?
杨利川:实际上,几年来阿拉善SEE协会的凝聚力在增强。不仅它的环保业务越来越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参加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会员已从初期的七八十人发展到现在的120多人。我感到,众多企业家都认同这个组织存在的社会意义。
阿拉善SEE协会经历了几年来的锤炼,主要是组织创新,特别是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公开透明,会员与公众监督”。我们称之为阿拉善协会的“DNA”,企业家在这里充分展现了美好的一面。并且,相当多的企业在他们的主业中已经充分实践着绿色环保理念。大家之所以很快接受这个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因为企业家们都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协商的习惯。
《文化纵横》:从微观层面上来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如何具体落实这些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
杨利川:如果我们的社会组织、基层社区逐步学习民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在行动中完成公民教育和民主训练,那将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决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一整套具体的操作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根据阿拉善协会的经验,最主要的“实战技术”主要包括:
1.学会议事规则,诸如怎样开会,誰先发言,怎样动议和表决。
2.懂得选举程序,诸如怎样产生候选人,怎样投票,谁来监票。
3.善于在不同意见中寻求妥协,以便会议可以作出合法的决定。
4.建立权力制衡的组织机构和有效的决策程序,保证领导机构的公正廉洁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