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

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共6篇）

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 篇1

从既有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初步结论：

1、具有外资背景的创业投资资本支持的中国公司倾向于选择海外上市退出的途径，而有内资创投背景的中国公司公开选择海外或者注册开曼公司上市退出的案例不多。

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全部对外开放，国际风险资本要在中国大陆顺利退出存在着较大的障碍。但许多国际风险资本敢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在于他们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已为自己设计好了退出渠道，即采用海外上市的方式退出。尽管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多项目都还处于投资期，尚未达到退出阶段，但已经有一些有国外风险资本背景的国内公司到海外上市(如搜狐、新浪、亚新、网易等)并实现了退出。

而国内的创投资本受限于外汇管制、资源、资本和经验的原因，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从事海外上市活动（尤其是需要大量外汇的买壳上市），绝大多数的国内创业投资资本仍然以在国内上市作为上市退出的首选，从2004年中小板和海外市场创投资本支持的公司数目占总上市公司数目的比重来看，中小板比例为28.9%，海外上市比例为25.6%，基本相当，说明中外创投资本在选择国内和海外上市上各有偏好，基本上形成“大路两边，各走一边”的格局。

2、海外上市存在三种途径：境外设立离岸控股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境内股份制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境内公司境外借壳间接上市，外资创投首选的是第一种。

由于受到中国目前政策和监管环境的限制，大多数境外风险投资公司普遍推崇的风险投资最好的退出方式是以离岸公司的方式在海外上市，这种类型的投资和上市案例比比皆是，比较成功的包括新浪、搜狐、网易、亚信、UT斯达康、金蝶等。境外可选择的资本市场有：香港主板、香港创业板、新加坡主板、新加坡创业板、NASDAQ等。能否以离岸公司的形式成功在海外上市从而实现投资退出，已经成为现在国际风险投资机构是否投资中国创业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因素。这种方式的优点主要有：

（1）上市后全部股份经过锁定期后，可实现全流通。

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 篇2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制造业是现代化的标志,制造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为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战略地位,积极推动制造企业进军海外市场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创新驱动”阶段,制造业的全球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借助技术和知识高地对战略性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而海外研发机构正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探索与市场开拓的关键平台。因此,作为研发国际化的主要参与行业,制造业的海外研发活动已成为一国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主体力量。

中国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制造业从整体上看却是“大而不强”,存在着关键设备及核心技术领域长期受制于人以及产业结构老化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且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困境,国际地位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中国制造业若想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对其技术进行创新升级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而主动“走出去”开展海外研发活动就成为其必然选择之一。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研发投资活动,如王峰和彭洁(2005)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研发活动应该采取的对策;毛蕴诗等(2005)、杜群阳(2009)和王启明(2010)则对我国具体省份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活动进行了研究;Zedtwitz(2006)、Minin&Zhang(2010)、杨振宁等(2010)、陈衍泰等(2011)则采用访谈调查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路径、动机、结构以及进入模式与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讨论。总体上看,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我国企业海外研发活动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揭示的只是个别企业的海外研发活动的动机和进入模式等问题,关于中国制造业整体的海外研发投资,尤其是中国制造企业海外研发活动的战略布局还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为此,本文拟通过对340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活动进行实证研究,力图从总体上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特征进行把握,深层次地揭示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战略布局特征及其背后原因。

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总体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手工方式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海外开展研发活动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具体过程如下:(1)从我国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收集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名录,涵盖了沪深A股、B股和创业板股票;(2)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分析,对其在海外从事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等经营活动的子公司信息加以收集;(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整理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信息;(4)结合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官方网站以及相关新闻媒体报道对上述收集到的海外研发投资信息加以补充,并得到初步的样本;(5)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样本中剔除避税群岛以及ST股票所对应的数据条目。最终整理出共有34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海外开展了612次研发活动。进一步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制造业的行业分类标准(2013年)对样本数据进行划分,最终分类出26个细分行业。无论从行业分类还是样本企业的角度,本研究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始于1998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98-2004年缓慢发展阶段:1998年当属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开展海外研发活动的元年,这阶段的海外研发投资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间相对较晚,海外投资刚刚起步,缺乏国际研发的经验,使得很多制造企业不愿意到海外进行研发投资。(2)2005-2009年稳步发展阶段:2005年是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转折点,这得益于“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我国不断完善的境外投资政策支持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国外制造业元气大伤,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并出台了多项措施扩大内需,制造业上市公司能够较容易地获得资金来源,为其积极出手到资金链薄弱的西方国家收购海外技术资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3)2010-2015年高速发展阶段:尽管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在2013年有所回落,但从2014年起又重新迈出了加速步伐,并在2015年创出新高,海外研发投资突破166次,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增速十分迅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推动,如《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制造业新一轮的战略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极大地激发了其海外研发投资的热情。

(三)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多集中于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地区

海外研发活动作为一种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不同于其他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如生产型投资往往选择原材料丰富、便捷可取的区位,市场型投资则将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居民消费水平纳入到考虑范畴,而研发型投资则更多地指向经济、科技水平发展程度较高、研发设施更为齐全以及政策环境较稳定的东道国。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北美洲、东亚和西欧三个地区共进行了453次海外研发投资,占比海外研发投资总数612次的74.02%。其中,在北美洲投资次数最多,为201次,占比32.84%;东亚居其次,为139次,占比22.71%;西欧紧随其后,投资了113次,占比18.46%。东南亚、南欧、中东欧和南亚地区海外研发投资数相对较少,分别为43次、30次、24次和17次,各占比7.03%、4.90%、3.92%和2.78%。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最为落后的几大地区当属北欧、大洋洲、南美洲、西亚以及非洲,在这五大地区的投资总数仅为45次,占比7.35%。可见,北美洲、东亚和西欧地区是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热门集聚地。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会集中在北美洲、东亚和西欧这三大区域,且多以美国、中国香港、德国以及日本等地区为投资目的地?首先,从技术探索的角度出发,为了追踪本行业的领先科技,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都倾向于在科技水平较高的发达地区开展研发活动,是一种“上升流”模式的研发投资流向。总的来说,这三大地区都处于发达地区,拥有充足的科研人才和完善的研发设施,尤其是该地区的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均居于世界前列,且其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研发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对我国大批技术水平低、研发能力弱的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次,站在技术开发的角度,为了提升本企业的海外市场占有率与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往往倾向于在市场前景相对广阔的地区从事适应于当地需求的技术开发活动。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技术的中心,是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既是中国制造企业的重要技术来源地,也是中国制造业参与海外竞争的关键市场之一;香港地区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英国之间的历史联结使其成为我国制造业通往西方市场的重要纽带;日本近年来经济渐衰,享有低价格优势的我国制造业已经从家电制造业深入到精密仪器、通讯设备等日本高端制造业,带动了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德国在传统制造领域中一直扮演着先驱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作为德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经贸依赖性有利于我国一大批机械设备制造业前往研发投资。

(四)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在不同细分行业存在很大差异,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自1998年的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率先进行海外研发投资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除了烟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四大细分行业外,其他细分行业上市公司均进行了海外研发投资,如图3所示。

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在不同细分行业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以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海外研发投资次数最为突出,高达160次,占比26.14%;其次是医药制造业,在海外开展了75次研发活动,占比12.2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各投资70次,分别占比11.44%;通用设备制造业海外研发次数相对偏低,投资54次,仅占比8.82%。这五大细分行业中,除医药制造业外,其他四大细分行业都属于装备制造业的范畴,海外研发投资数均超过了50次,占投资总数的57.84%,当然医药制造业的海外研发活动也不容小视。总的来说,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共444次,占比72.55%,是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主体。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之所以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业,本文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等特性,并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故也是制造业开展海外研发活动的重点。第二,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仍被称为“加工中心”,装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主要负责加工组装环节,产品附加值低,相对于海外装备制造业而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限制其变大变强的主瓶颈(陈柳钦,2011),走出去设立研发机构是装备制造业实现从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的必要途径。第三,近些年在国内外突出的生产与需求矛盾影响下,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最大困扰,且面临着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攀升等方面的挑战,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渐失,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的双重挤压下,海外研发机构成为其转移国内过剩的产能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跨国制造公司相抗衡的重要手段。第四,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海外研发活动创造了新的机遇。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制造业出现疲软,许多老牌制造企业资金链断裂,面临着经营困境,急需寻求海外投资,而我国政府为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于2009年初通过了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计划,并出台了多个金融政策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多个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进行技术并购、寻求战略性资源等的热情。

三、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战略布局特点及成因分析

(一)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的技术开发动机主导着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

企业研发国际化有两种基本动机:一是技术探索,即通过设立独立的研发中心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技术或诀窍,在探索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二是技术开发,即研发机构是服务于母公司在当地的生产或营销子公司,实施以适应市场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研发与改进(Kuemmerle,1997,1999)。图4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动机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中的细分行业分布。

从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国际化总体上呈现出了“开发型”动机研发投资次数明显高于“探索型”动机研发投资次数的特点,两者分别进行了424次和188次,各占比69.28%和30.72%,并以计算机通讯等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四大装备制造业为典型代表,分别进行了113次、53次、53次和38次海外研发投资,共占总投资数612次的41.99%。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制造业凭借低成本优势和庞大的生产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受到政府“走出去”政策的牵引,已在多个国家设立了生产机构和营销机构,为了构建出销售-生产-研发的完整海外经营体系,海外研发机构就要肩负起服务于当地经营活动的任务。第二,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我国制造业在实现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的同时还面临东道国的竞争,而基于东道国情境的适应型研发就成为了我国制造业与东道国制造公司相抗衡并逐步占领当地市场的有效手段。第三,海外研发活动是我国制造业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有助于引导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境外转移。一方面,海外研发机构是制造业实现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的重要平台,企业自身可通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来对其过剩的产能加以消化。另一方面,企业还可将已经固化的产能再一次转变成新的投资。全球多个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工业技术研发投资不足,大型制造业基础更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这为我国制造业海外研发活动提供给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产能合作空间。

(二)获取海外科技资源的“探索型”研发机构集中布局于发达经济体

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是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探索型”研发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以美国、德国、意大利为主(表1)。我国制造业共进行了188次“探索型”研发投资,而在美、德、意就进行了97次“探索型”研发投资,超过了“探索型”研发投资总数的一半。其中在美国的研发活动居首,共62次,占比32.98%;其次是德国,投资了25次,占比13.30%;再次是意大利,共10次,占比5.32%。另外,结合制造业细分行业,不难看出,在美国的“探索型”研发投资主要分布于计算机通讯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各投资16次和21次,分别占细分行业“探索型”研发投资总数的34.04%和58.33%。

我国制造业主要选择在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探索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历经几十年的长足发展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尚未完成由“大国”到“强国”的根本转变。与欧美等老牌工业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仍存在着很多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基础薄弱且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以及尚未形成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等方面,从而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的提高。因此,发达国家就成为了我国制造业进行技术探索的必然地,在发达国家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就成了企业学习和吸收先进科技,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企业跳跃式提升技术能力的关键基地(Carlsson,2006;Figueiredo,2011)。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研发水平普遍起步较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和研发领域仍享有绝对优势,所持有的创新资源也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人口仅占全球4.4%的美国掌握着世界28.1%的研发支出资源(赵晋平,2015)。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的跨国转移与技术溢出以求在高端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再加之保护主义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将进一步加深,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是我国制造业寻求海外技术的首要选择。另外,就单个发达国家而言,美国制造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基础科学研究和世界一流技术水平等比较性优势,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以及人均医疗消费最高的国家,美国在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研发创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无疑是我国制造业海外研发投资的热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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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研发活动的进入模式以新建模式为主,跨国并购模式为辅

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是企业全球研发体系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对企业跨国研发活动的开展尤为关键。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模式有多种,其中以设立独立的海外研发机构的新建模式和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快速获取海外技术资源的跨国并购模式最为常见。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选择新建和跨国并购两种进入模式时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即以新建模式为主、跨国并购模式为辅。具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共设立了403家独立的海外研发机构,占总投资数的65.85%,而跨国技术并购仅为209次,占比34.15%,并且各大制造业细分行业亦是如此,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三大行业中,采取新建模式的比例各为74.36%、71.88%和71.43%。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上之所以更倾向于新建模式,可以从企业本身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加以考虑。就企业本身而言,(1)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活动起步晚,大部分企业跨国研发经验不足,与大型跨国企业在组织管理能力、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采用渐进、可控的绿地研发投资模式不仅能够实现对企业已有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已有的竞争优势,还可以学习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吸纳当地的研发人才,从而双重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2)由于企业在实行跨国技术并购时需要巨额资金,且跨国并购的后续整合(如文化、技术、研发资源等)往往是许多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并购的成败,因而采取绿地投资模式相对来说风险更小。从东道国层面上看,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经营发展,以及本国的信息安全、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往往会采取诸多措施阻碍其他国家企业的海外并购行动,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如2012年,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中兴等一批通讯设备制造商展开了调查,同时对中资企业在该行业的跨国并购严加否决,致使我国很多通讯设备商在寻求以并购方式获取美国通信技术资源时望而却步。

(单位:次)

四、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企业海外研发活动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海外研发投资对整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同时对其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海外的研发活动提供政策性支持。目前,在科技立国战略引领下,我国各级政府为吸引海外优秀科研人才和促进创新成果的跨国界转移,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积极鼓励海外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引进、税收优惠等多个方面。但是,对于我国本土企业在海外从事的研发活动,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尚显不足,不仅中央政府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激励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大多数地方政府也未对本地企业在海外的研发投资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因此,我国各级政府要转变传统观念,改变只重视境外跨国公司在境内研发活动的偏好,加快制定出台针对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的鼓励政策,并给予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第二,加强在发达国家设立基础性研发中心,实现技术开发与技术探索的协同创新。就海外研发动机而言,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主要受市场寻求型的技术开发动机所驱动,海外研发机构多为支持性中心,甚少从事基础性的技术研究活动,这极不利于制造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尽管一些大型装备制造业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了国际标准,尤其是高铁、核电等高端技术装备企业已在全球享有较高的技术知名度,但多数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重引进、轻研发,重模仿、轻创新等缺陷,并仍处于机械化阶段,离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的智能化、信息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我国制造业有必要加大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探索力度,积极在发达国家设立基础性研究中心,利用产业集聚优势和技术溢出效应从事高端前沿性的技术研究工作,并进行创新成果的跨国扩散和市场应用,实现企业研发体系的国际化布局。

第三,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的主导性作用,带动其他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主体,实力雄厚,且海外研发投资经验丰富,而其他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海外研发投资却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制造业的规模偏小,缺乏一定的资源和资金,加之国际运营管理经验不足使得这些企业不太愿意“走出去”进行全球研发网络的建设。因此,我国装备制造业要充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通过“装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联合出海”等模式,尝试以合资研发、战略联盟等方式带动更多的中小制造企业“抱团”参与到国际研发的洪流中以减少和规避风险。

第四,利用跨国并购以及与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加快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布局。跨国并购、产学研合作是海外许多大型制造企业布局研发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应该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经验,对分布于重点国家的知识中心和新兴产业集聚地的、拥有技术优势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直接获取其研发中心,这样不仅可以直接获取这些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和研发人才,而且可以实现海外研发中心的快速布局与发展,进而快速提升这些海外研发中心的研发实力。另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作为世界人才的孵化地,与其建立研发联盟将能够大大加快企业技术转化速率并提升成果转化质量,实现向产业链高端的推进。

摘要：本文从时间进程、区位分布、行业差异三个方面对我国34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总体特征加以分析,并重点剖析了这些企业海外研发活动的战略布局特点及成因。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主要以技术开发为主;技术探索型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进入模式以新建为主、并购为辅。

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 篇3

中海油为我国的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之一，谈及海外投资，中海油近几年的海外收购颇为频繁。中石油与化工联合会的资料披露，2010年，三大公司大规模的并购行动金额超过3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同期全球上游并购的20%。但是与三大石油公司的投资成本相比，投资收益却很不尽如人意。中国石油大学2010年一份报告显示，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亏损项目达到三分之二之多。[1]

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决策失误、权责不分、对海外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报告过于粗放是导致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投资项目上频频失手亏损严重的重要原因。“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在缺少投资经验、投资责任模糊的情况下，不断加速的海外投资导致的只能是不断增加的亏损。

下面就以中海油为例，分析中海油近期的海外投资情况。

二、中海油的海外投资现状与业绩

（一）并购优尼科失败

2005年，中海油计划以185亿美元并购优尼科，[2]中海油的高层当时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是后来并没有如愿以偿，美国没有轻易放手优尼科。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失败。

（二）收购加拿大OPTI

通过中海油公布的2010年、2011年年报，可以发现在2010年中海油共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海外并购，分别为2010年5月17日宣布中标伊拉克Missan油田群技术服务合同；2010年10月11日宣布购入切蓬皮克公司鹰滩页岩油气项目共33.3%的权益。[3]2011年中海油有三次重要的海外发展的事宜，分别为2011年1月31日宣布购入Chesapeake公司Niobrara页岩油气项目共33.3%的权益；2011年3月30日，宣布收购Tullow石油公司乌干达1、2和3A勘探区各三分之一权益；2011年7月20日，宣布收购加拿大油砂生产商OPTI Canada Inc.。[4]

中海油于2011年7月份宣布收购加拿大油砂生产商OPTI的交易，总价约为135.9亿元人民币。收购时，OPTI已经连续两年亏损，2009年OPTI净亏损3.06亿加元，2010年净亏损2.74亿加元。而且，OPTI的主要项目Long Lake的产量不足设计产能的一半，要实现盈利必须提高产能，而这需要中海油和Nexen再次投资6亿到7.7亿美元，其中由中海油负担的金额为2亿到2.7亿美元。这次收购有望给中海油带来1.95亿桶探明储量，使中海油的探明储量增加5.3%、产量增加1%。[5]收购加拿大油砂开发商OPTI的好处在于增加了其海外资源储藏量，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通过收购进一步增强自身在油砂开采方面的技术水平，对于中海油开拓国内的油砂市场同样具有益处。

（三）收购尼克森Nexen

2012年7月22日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宣布同意中海油以151亿美元价格收购其66%股份。[6]如果收购成功，尼克森将成为中海油的附属公司，这也将成为亚洲公司迄今在加拿大最大的并购行为。该公司2012年的二季度报表显示该公司在第二季度盈利仅1.09亿加元，同比缩水近半，中海油此番收购每股单价比市场收盘价溢价高达61%，而能源企业并购溢价通常都在50%左右。

通过收购尼克森的交易，中海油可获得丰富的储量，同时打造重要的北美和中美洲平台。此番收购既能够在北海及加拿大页岩气霍恩河项目进行战略部署，增强在加拿大油砂、墨西哥湾海上油田的实力；又能够在北美及中美洲地区建立管理平台，有力地促进公司的未来增长。

三、 结论

（一） 上市公司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危险中，最首要的是政治风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投资贴上政治化的标签，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也在抬头，致使我国的海外企业受阻。此外，缺乏对国际经济形势和目的国的深入了解，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化经营意识等也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不小的市场风险和管理经营风险。

（二） 防范风险的措施

第一，在政府层面，应着手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应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在市场和中介组织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台，解决境外投资融资难等问题。

第三，在企业层面，要引导企业不断地提高跨国经营水平，从企业经营管理的源头出发，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科学、理性、冷静地开展境外投资合作。

注释：

[1]李春莲.中海油投资油砂项目负资产 海外投资盈亏争议大[EB/OL]. http：//stock.sohu.com/20110725/n314405756.shtml，2011—07—25/2012—09—04.

[2]蒋文然.中海油海外并购进步大[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20808/131412792408.shtml，2012—08—08/2012—09—04.

[3]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10年年报.[EB/OL]. http：//www.cnoocltd.com/cnoocltd/tzzgx/dqbg/nianbao/default.shtml，2011—04—07/2012—05—24.

[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11年年报.[EB/OL]. http：//www.cnoocltd.com/cnoocltd/tzzgx/dqbg/nianbao/default.shtml，2012—04—12/2012—05—24.

[5]李春莲.中海油投资油砂项目负资产 海外投資盈亏争议大[EB/OL]. http：//stock.sohu.com/20110725/n314405756.shtml，2011—07—25/2012—09—04.

[6]东方早报.加拿大开始审判中海油收购尼克森[EB/OL].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831/n352013479.shtml，2012—08—31/2012—09—10.

参考文献：

[1]李春莲.中海油投资油砂项目负资产 海外投资盈亏争议大[EB/OL]. http：//stock.sohu.com/20110725/n314405756.shtml，2011—07—25/2012—09—04.

[2]蒋文然.中海油海外并购进步大[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20808/131412792408.shtml，2012—08—08/2012—09—04.

[3]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10年年报[EB/OL].

http：//www.cnoocltd.com/cnoocltd/tzzgx/dqbg/nianbao/default.shtml，2011—04—07/2012—05—24

[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11年年报.[EB/OL]. http：//www.cnoocltd.com/cnoocltd/tzzgx/dqbg/nianbao/default.shtml，2012—04—12/2012—05—24.

[5]东方早报.加拿大开始审判中海油收购尼克森[EB/OL].

离岸公司简介 篇4

离岸控股公司之所以成为国际投融资商业实践中的核心设计与通行之道，其原因从法律角度而言，就在于其帮助国际资本实现了合理规避目标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和政策管制、隔离和避免目标企业的法律和经营风险以及降低资本运作成本等基本目标；从商业角度而言，则在于其为国际资本打造了进入（Access）、运营（Operation）直至退出（Exit）完满的商业链条。其就如同撬起地球的那个巧妙的支点，国际资本借之激活并贯通了外商投资、境外上市、国际并购这资本运作三大领域（环节）。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离岸控股公司本身实现了控股公司的品性与离岸法域法律框架的特质二者的完美统一，这一独有的特点与优点。

一、国际投融资中离岸控股公司的基本法律价值

控股公司作为企业在现代社会中大型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结构多元化等趋势演进下的产物，一直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其众说纷纭，其因此而被赋予了多样化的解释空间。中国大陆学者对控股公司的定义之一为：持有其他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而能够对其他公司进行控制的公司。然而，美国公司法学者RobertW.Hamilton将控股公司定义为“持有他公司大多数股票的公司，而控股公司除持有股份外，并不经营其他业务”。德国学者R.Liefmann则将控股公司定义为：“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证券为基础，发行本身的证券（股份、公司债）来进行证券代位的企业。”中国台湾学者王文宇认为，控股公司，若以字面定义解释为：“以控制他公司为目的而成立的公司”，其主要任务为“股份之持有与管理指挥者”。本文采用王文宇

所提供的关于控股公司的定义，该定义从广度上符合目前控股公司的实际运作。该类公司的最大特点正在于其本身并不从事商业经营，而只在于对其子公司的控股与控制，进而实现合并报表。

离岸控股公司正是控股公司的一种，它具备控股公司一切基本特质。然而区别于一般控股公司的是，其注册和设立地是离岸法域，因此其据以设立和运作的准据法是离岸法域的离岸公司法，据以运作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是离岸法域法律制度。而离岸法域离岸公司法规范及相关法律框架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和宽松，这就为离岸控股公司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空间。控股公司的优越性能与离岸法域法律框架的宽松特质的完美结合，使离岸控股公司具有了一般控股公司所没有或很难充分发挥的法律功能和价值。基于此，国际资本与民营企业对之趋之若骛实属必然。

离岸控股公司所具有的法律功能和价值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投资。国际资本通过设立离岸控股公司，建立起境内目标企业（受控股公司/企业）与国际资本的隔离层，可以成功地规避境内目标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产业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如由境内目标企业的创始人/管理层与国际资本在离岸法域设立一离岸控股公司，由其再进行投资，可以规避一些国家或地区公司法对转投资的限制，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如果境内目标企业所在行业为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规定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行业，国际资本通过离岸控股公司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企业，并通过合同形式与境内目标企业建立起关联和控制关系，可以成功地规避该产业政策的限制，而实现投资目标。

而离岸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更是经常在国际投资活动中被用来有效地规避因直接投资而带来的法律和经营风险。国际资本通过离岸控股公司的设计，即先设立离岸公司，再通过离岸公司到目标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贸易以及并购等业务活动时，不仅可免受目标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的直接管辖，在目标企业出现法律和经营风险时，也可由作为独立法人的离岸公司作为国际资本与目标企业的风险隔离层，而免使作为最终投资者的国际资本直接承担该等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离岸公司成功地实现了国际资本法律选择或法律规避的目的。

成立离岸控股公司还可以成功地统一调度外汇资金并由此管理境外投资所带来的外汇风险。通过成立专职管理集团企业的内部多国货币汇兑风险的离岸控股公司，由集团企业的生产公司以其所在地货币开立发票给离岸控股公司，再由离岸控股公司以集团企业的销售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开立发票给销售公司，则可集中管理所有汇差及管理相关汇兑风险。

降低投资成本也是国际资本的重要考虑之一。由于几乎所有离岸法域均不同程度地规定了离岸公司的所得税、印花税等众多税项的减免措施，其只须以极低的数额交纳年费即可维持良好存续的状态，其盈余

由此几乎可以无限制地保留。而对于作为离岸公司的设立者/股东的国际资本和境内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或管理层而言，由于许多离岸公司法甚至规定对离岸公司全部免除资本收益（如红利或股息）的税收，这就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投资成本。

第二，融资。投资只是国际资本运作的手段和开始，其目标和终结在于从目标企业获得投资的巨大增值而后成功地套现退出。目标企业IPO上市融资无疑是实现该目标的最佳途径，也是几乎所有国际资本的最高和最终梦想。此种设计的要点为：境内运营公司在境外某离岸法域注册设立离岸公司，经资产重组（如离岸公司以收购方式间接取得境内运营公司核心资产的实际控制权）或股权置换（如离岸公司以购买增资或股权置换的方式取得境内运营公司的控股权）成为离岸控股公司，而后以该境外的离岸控股公司的名义将该境内运营公司的资产或股权的权益在境外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并上市。区别于以境内运营公司的名义在境外直接上市的模式，此种模式通常被称为“间接上市”或“曲线上市”。

无疑，间接上市的主要动因是规避以境内企业名义在境内或境外直接上市的而适用境内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种种管制以及与直接上市相关法令规定的较严格的实体和程序限制或不利条件。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内直接上市发行股票或（可转换）债券，不仅要面对较复杂和冗长的审批程序、较高的上市门槛和成本，而且，境内证券市场的单一性、相对封闭性（及其所导致的有限的资金供给能力）也难以充分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尤其是巨大的融资需求。而中国境内企业到境外（如香港、美国或新加坡等地）直接上市发行股票或（可转换）债券，由于拟上市企业为中国企业，拟上市地为境外证券市场，因此不仅需要符合该拟上市地的上市要求，也需要满足国内大量的关于境外直接上市极其复杂而严格的条件，并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路条）。是否以及何时能上市远非企业自己所能把握和控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中国较严格的外汇管制也使得企业对境外直接上市所筹集的国际资本调配使用的自由空间较小，无法满足企业灵活调度外汇资金的需要。即使国际资本所投资的境内目标企业上市之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相关外汇管制，其资本调度和退出的自由亦受到相当限制。

而如果境内企业通过离岸控股公司的方式在境外间接上市，则可较安全、顺利地实现上市融资的目的。境外证券（资本）市场的发达和多层次性可满足不同类型的境内企业的融资需求。境内企业以离岸公司的形式到境外（如香港）证券交易所间接上市，其审核周期不仅远小于内地，上市条件也具有灵活性。其证券（资本）市场更是因向全球的投资者开放而可满足企业融资的巨大需求，并提升企业的公司治理和运作水准。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法域普遍对离岸公司没有外汇管制，外汇出入自由，因此企业通过离岸公司上市募集到的资金可以离岸公司的名义在世界任何一个地

方开设全球性的银行帐户，这使得企业在外汇操作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比如，企业可将境外资本所募集到的外汇资本先放在离岸控股公司，而后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自主地决定其调配与使用（如逐次而非一次性地将在该外汇资金投入到境内企业中去）。

此外，融资的重要渠道还有借贷。由于离岸法域通常对借贷机构规定有优惠税率，借贷机构的借贷利率因此通常较低，因此，企业向其借贷通常可降低借贷成本。而且，由于离岸法域金融市场相当发达，企业可以离岸公司的名义方便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如抵押融资及票据贴现）向国际财团、银行融资。

下面，结合国内著名实例，从控股公司的角度分析离岸公司在国际资本中的基本运作模式及其具体设计。

二、外商投资中的离岸公司设计

先从著名的“新浪王志东事件”说起。2001年6月25日，新浪网公司（开曼群岛注册、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SINA，以下简称新浪网）在北京发布公告称，经公司董事会一致决定，王志东已被终止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董事职务。茅道林被任命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董事，汪延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在该公告发布当日，王志东回到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即境内的ICP运营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浪）公司上班，并宣布，他并没有主动辞职，解聘他的决定在法律程序上有问题，而且，他本人是北京新浪的大股东，新浪网的一切境内业务都必须通过北京新浪来进行。而新浪网董事长姜丰年则宣称，新浪网董事会从召开到做出决定“整个过程完全合法”。这场“政变”的合法性一时陷入扑朔迷离之中，让人难以分辨。而其原因之一正在于国际资本在新浪项目上通过离岸公司方式而进行（曲线）境内经营的模式。

根据当时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外经贸委（现商务部）共同发布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1997年），外资不准介入国内的ICP业务。而鉴于北京新浪ICP业务在整个新浪网业务的核心地位，国际资本持股/设立的新浪网于是通过各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来控制北京新浪的业务，从而绕过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障碍而介入国内的ICP业务（主要就是其在中国域名为网站的经营）。

新浪网将在中国的业务拆分为两部分，设立并控制相应的境内公司，以便获得中国政府的经营许可。为了得到许可，其控股的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四通利方）获得了经营软件业务的许可，而四通利方进而同另外两家纯内资的中国公司签署了经营和分成协议：一家是北京新浪互联广告公司（以下简称新浪广告），该公司75%的股权归新浪网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王志东，25%属于四通利方；另一家是北京新浪，该公司70%的股权属王志东，30%的股权属新浪网总经理汪延。依照各方协议安排，北京新浪依照其ICP公司的权利，负责新浪中国网站的运营并把该网站的广告

位置卖给新浪广告从而由其经营网站的广告业务。而新浪网则通过其控股的四通利方把知识产权有偿授权给北京新浪，并为北京新浪和新浪广告提供有偿的设备和技术服务。

由国际资本持股/设立的新浪网本身不直接经营ICP业务，真正的ICP运营实体为在中国注册的新浪广告和北京新浪这两家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和新浪网并没有任何资产或资本的直接联系，但新浪网通过其控股的四通利方与这两家公司建立起合同安排的关系，从而实现对这两家公司经营和收益的有效支配和控制及经营利润的转移。新浪网由此成为不折不扣的离岸控股公司。作为新浪网的股东的国际资本由此得以间接实现在中国合法从事ICP经营业务的目标。

此中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从国际资本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商业实践来看，新浪网的上述投资结构模式并非为新浪所独有，而几乎是所有国际资本对中国境内目标企业进行投资的通行之道。如从早期的裕兴到近期的新浪、搜狐、网易、盛大再到最近的百度，无一例外。

许多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风险投资追求中短期战略投资而后获得高回报便退出的特点，决定了在通常情况下其不能投资于收益周期漫长的传统行业，只能投资于具有高成长性的TMT（互联网等高科技、传媒、通信）行业，而该等行业又多为中国外资准入限制性或禁止性行业，这进一步决定了其通常不能以直接投资并经营（如在境内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的方式介入这些行业，而只能采用间接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离岸公司进而通过合同/协议安排的方式转移境内运营公司的利润）介入。该种模式的具体结构通常为：境内运营公司（民营企业）的中国籍创始人/管理层在离岸法域成立一家离岸公司，而后再增资引进国际资本，继而该离岸公司再到境内成立一家独资或合资公司（由离岸公司控股）。而后，该境内独资或合资公司再与前述中国籍创始人或管理层设立的、有着相关限制性行业运营牌照的境内运营公司之间签定一系列的域名、商标或软件等知识产权许可协议、设备租赁协议、管理、咨询或技术服务等协议，从而确保境内运营公司的大部分营业收入被转移给独资或合资公司，再进而转移给离岸控股公司。同时，为增强对该境内运营公司的控制，其间还可能附有针对境内运营公司及其创始人或管理层一系列的限制性合同/协议安排。

除了通过上述具体合同安排从而间接介入境内受限行业经营外，利用离岸公司模式进行投资至少还可以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第一，离岸控股公司可以在国际资本与境内运营公司起到一个“防火墙”或“隔离层”的保护作用，并阻断国际资本与境内运营公司之间直接的法律联系，避免陷入境内运营公司的债务风险或其他法律和经营上的风险；

第二，离岸控股公司所在的离岸法域的法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都远较境内灵活，方便投资运作。

这一点也是极为国际资本看重的。在直接投资模式下，国际资本作为境内运营公司的设立人（股东）进入到境内运营公司，其运作、变更等事项就不可避免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法的管辖和制约。

就国际投资的退出机制而言，除了以IPO方式将其因投资而持有的境内运营公司的股权在转让实现退出外，以协议方式将其进行转让也是国际投资退出的重要渠道。但目前的中国法律在这方面并不能为国际资本提供便捷、通畅的退出渠道，比如缺乏与现代投资机制完全相容的法律制度（如授权资本制度），没有明确、便捷的股权转让机制（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资本短期退出的制度）。这既增加了国际资本退出的成本，也增加了其退出的不确定性。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形成了对国际资本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抑制效应。而如果国际资本通过离岸控股公司的模式间接进行投资经营，其结构从形式上看似乎更为复杂，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却是非常简洁而有效的。采用这种模式，国际资本在进行股权转让时，如其进入时一般，由于该股权转让只在离岸法域层面而不在中国层面进行，因此只适用宽松而自由的离岸公司法及离岸法域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其多规定股份转让自由），由此可以绕开国内繁复的审批程序，大大简化相关手续和过程，并将有关法律风险与障碍降到最低。离岸公司正可谓是国际资本境内投资结构图中的点睛之笔，所谓国际资本的“软猬宝甲”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该种模式对于国际资本而言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首先，毕竟这只是一种合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股权控制的手段。此种控制手段相对来讲还是较弱的。其次，这种合同或其他安排本身就存在着规避中国法令的嫌疑。因此，如因当前述合同或其他安排或相关公司运营发生纠纷/争议（前者如境内运营公司一方拒不履行相关合同义务而导致相对方请求强制履行的违约救济；后者如前述的“新浪王志东事件”）而诉至中国法院时，法院是否承认该等规避中国法令的合同和其他安排的效力便是个首当其冲的问题，相关当事人能否获得相应的救济因此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此种安排显然也带来了因境内居民到境外设立或控制离岸公司及返程投资而带来的境外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审批管理、因跨境关联交易转移定价与营收而带来的国际税务调整、因境内居民境外外汇收益的所得税缴纳和外汇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但从披露的情况看，该间接经营的模式事实上是得到中国有关主管部门的默许，因此一直未采取否定性措施，乃竟成于今国际资本在中国的通行商业实践。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该种商业模式还是可行、有效的。

实际上，上述境内居民到境外离岸法域成立离岸控股公司复以外资身份进入境内投资而带来的诸如境内“假外资”、[32]境内资产受境外控制而易外流、对境内公司的涉外运作的监管难度加大的问题也是离岸公司给全世界带来的共同问题，并已引起有关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高度注意和相关行动。中国虽然意识到该

问题较晚，但有关主管部门也已作出了相关应对措施。

三、境外上市中的离岸控股公司设计

以离岸公司境外间接造壳上市方式，通常又被称为以离岸控股公司名义在境外市场的“红筹上市”模式。如前所述，其通行运作模式是境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由该公司以资产或股权收购、股权置换、协议控制等方式取得境内企业资产或股权的控制权而成为控股公司，然后再以该离岸控股公司的名义在境外申请公开募集股份并上市而成为上市公司。而后国际资本在境外证券市场可通过高溢价转让其原以低价进入而持有的股份而实现退出，而境内企业也可通过把离岸控股公司境外上市募集到的资金投向其生产经营过程中而实现大的发展与跨越。可谓是真正的双赢。风险投资的“软猬宝甲”、曲线上市的“优美拐点”遂此得名。下面以“福建恒安”为例，剖析境内公司通过离岸公司的设计而引进境外资本并上市的具体模式和结构。

福建恒安（01004.hk）在1985年设立的时候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民营企业，后来通过设立离岸公司的方式并私募引进境外资本进而在香港上市后，再以融得的资金注入境内企业，购买高科技应用微软信息管理网络，而获得了巨大的跨越，现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占有控制地位、国际知名的纸业龙头企业。这其中，离岸公司可以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下图可见，其实福建恒安上市步骤并不复杂，采取的正是前述间接上市通行的策略：

第一步：进行境内公司改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步：境内公司或其创始人/管理层以少量象征性资本设立或控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再私募引入国际资本或境外战略投资者，筹集到外汇资金而进行增资，从而使该BVI公司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境内公司的控股权或控制境内公司的核心资产而成为BVI控股公司；

第三步：境内公司或其创始人/管理层在开曼群岛或香港、百慕大群岛等离岸法域设立或控制离岸公司（即拟上市公司，其多在开曼群岛设立，故下称开曼公司），进而由该开曼公司通过与BVI控股公司股东换股而控股该BVI控股公司，而后将该开曼公司在境外上市。

福建恒安走的正是典型的“离岸公司上市模式”的“三步上篮”道路，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离岸公司上市模式”的成功经验。

除了“福建恒安”之外，据香港联交所公开资料显示，仅截至2003年底仅香港的75家红筹上市公司中，有20多家注册在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法域，其中多为内地知名企业，如华晨中国（1114.HK）、神州数码（0861.HK）、TCL国际（1070.HK）、华润置地（1109.HK）、光大国际（0257.HK）、碧桂园（2007.HK）、阿里巴巴（1688.HK）、巨人网络（GA：NYSE）等。而截至2003年8月12日，香港

创业板上市新上市的18家企业中，有13家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离岸控股公司，比例高达72%。可以说，离岸控股公司的设计已经成为境内企业实现境外上市融资的主要渠道。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为规避前述境内或境外直接上市的不利和限制因素以外，境内企业以离岸控股公司的方式造壳间接在境外上市更具有以下独到的优点：

1、与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挂牌上市相比，造壳上市是境内企业以一家境外的未上市公司名义在交易所申请挂牌，其由此免于适用境内相关法令和审批主管部门的管辖和种种限制，而主要适用其所注册的离岸法域的远为宽松、自由的法律，从而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弹性空间，获得融资和再融资的便宜；

2、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和估值方式有利于国际资本获取高额回报。在境内上市，受制于相关规定与监管部门管制，因此对于新股发行市盈率和定价有相当限制，而估值基础主要为过去一年的实际盈利。但是，在境外资本市场，股票定价被认为是市场行为，由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行人自己决定，主管部门并不干预。其估值基础主要为上市当期的预测盈利，而在通常情况下，投资人对高成长企业发行人的价值认同程度很高，因此，发行人得到的估值也通常较高。显然，这样的定价和估值方式是非常有利于国际资本的；

3、与在境外购买一上市公司而上市（俗称买壳上市）相比，境内企业能够构造出比较满意的壳公司，上市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小，因为造壳上市是有目的地选择或设立壳公司，然后申请上市。而且，壳公司通常与境内企业存在业务关联，除了利用壳公司申请上市外，境内企业还可以借助壳公司拓展境外业务；

4、由于壳公司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或百慕大群岛等英美法系法域成立，有关法律对授权资本、库存股、期权与认股权证以及公司股份与资本制度其他方面的要求都与国际接轨，对境内企业创始人、管理层和股东实施股份激励机制不仅可行而且其操作也相当成熟和完善。就境外层面而言，这意味着该等人员几乎可不受法律限制地享受全部认股权的所有权益。显然，这对境内民营企业的起步和长远发展是相当有利的；而且，壳公司没有发起人股、国家股、法人股等概念与限制，无须进行国有股减持，所有股份也均可在公开市场上流通（或所谓股份全流通），国际资本的投资利益与退出自由可得到充分保证。此点深为国际资本所看重；

5、实践中，一些公司在境外上市曲线中的“拐点”不止一个，而可能在多个离岸法域注册多个壳公司。在境内权益注入境外壳公司的过程中，伴随的是层层交错的控股关系、扑朔迷离的资产置换和关联交易。而由于离岸公司保密性良好的特点，各离岸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产权归属人或实际控制人深藏其中而难为外人所知，产权的复杂化、模糊化给产权归属人或实际控制人带来无比巨大的资本和业务运作的空间。

当然，以离岸控股公司造壳上市还需要妥善处理以下问题：（1）境外公司涉及境内权益的并购并上市 的行为，仍受199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俗称“红筹指引”）的约束；（2）境内企业改组为境外公司控制，如属《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项下的返程投资并购性质，则需报经商务部批准。还必须处理好壳公司对境内资产的控股比例问题；（3）境内企业按《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6年9月8日起施行）完成返程投资并购，将特殊公司海外上市的，需报中国证监会批准。而经验表明，中国证监会在审核有关的上市申请时，对境外股东是否中国境内居民（自然人或法人）、其股权的形成及演变过程以及对获得有关股权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都采取非常严谨的态度来处理，报备通过时间较长；（4）境内居民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离岸公司并进行相关资本运作的，必须在设立或间接控制离岸公司之前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已在境外设立或控制离岸控股公司而未办理外汇登记手续的，必须在限期之内补办。

四、国际并购中的离岸公司设计

安全与高效是并购的两大目标。在国际并购中尤其如此。在国际并购中，当并购目标企业所在国为一个过度而又非透明的法律与政策的管制的国家时，并购交易通常因此而存在较大的审批性风险（regulativerisk）。而且，按照法律管制的要求，并购目标企业股东的控制股权的转让还需要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还要修改目标企业合资（营）合同及其章程并办理繁复的审批和登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同时设计境内外两套并购结构来达致上述目标。在境外层面，离岸控股公司的设计正可最佳地促成上述目标的实现，不论是股权并购还是资产并购。借助于该种设计，境内目标企业控制权股份的转移并非在其控股股东即离岸控股公司之间进行，而是在设立/控制离岸控股公司的设立/控制人之间也即完全在境外层面上进行，交易不受境内法而受宽松、自由的离岸法域的离岸公司法及离岸法域的其他相关法律管辖，并购交易由此可顺利地完成交割。试以股权收购为例。境内目标公司的投资者/实际控制人在离岸法域设立/控制离岸公司，并进行资产重组或股权置换等资本运作，复由该离岸公司控股该目标公司，在因并购交易而需要将境内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股份进行转让时，可直接在境外层面将其在离岸公司的控股/控制权转让给收购方或由收购方在离岸法域设立/控制的另一离岸公司。在境内层面，境内目标企业及其股东在法律上均未发生变化，一个本为境内的并购交易由此转成了境外的并购交易。商务实践中形形色色的国际并购交易，其结构再复杂，最核心的部分也常在离岸控股公司这一点上。离岸控股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谓是四两拨千斤。

而对于非战略性收购而言，收购方收购后如要在短期之内选择退出，这种退出也如同其进入时一样少

有法律障碍，因而也极为方便可行。就此而言，离岸控股公司可谓是国际资本实现进退自如，不是天然而胜似天然的“绿色通道”。

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 篇5

虞海升

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指非当地投资者在离岸法域依据该法域的离岸公司法规范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离岸法区，则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允许非本国或本地区的居民或者法人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依据相关法律设立公司，并在公司设立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从事经营活动，上述特定的区域通常被称为离岸地或离岸法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等均为著名的离岸地。

离岸公司具有设立便捷、管理简单、维护成本低、保密性好、税赋极低且可避免双重征税等优势。通过离岸公司并购国内企业，既提高了外资的流动性，也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提供便捷的路径；同理，国内企业或个人也可以利用离岸公司对外投资或返程投资。因此深受国内外投资人士的青睐。

毋庸讳言，离岸公司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进行合理避税。很多海外投资者在并购国内企业前通常先设立离岸公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税务安排。例如，欧洲许多国家，像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法定税率较高，若外国投资者先设立离岸公司，然后以该离岸公司的名义进行跨国投资，投资者增加的成本是每年向离岸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缴纳几百美元的管理费，但却节省了一大笔应当向投资者本国政府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媒体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例，1990年，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离岸公司—-百慕大新闻出版公司营业收入为22.7亿澳元，营业额位居新闻集团旗下24家新闻公司之首。根据澳大利亚的税法规定，澳大利亚企业法定税率为39%，而默多克新闻集团年纳税金额只有1.27美分。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跨国投资者对离岸公司趋之若鹜、情有独钟了。

我国在税收方面针对离岸公司的相关规定比较少，最早涉及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为2009年5月颁布的《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该文件对企业重组涉及非居民企业向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居民企业股权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并设定了条件要求。

2009年12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又颁布了《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文件），该文件是我国税务总局首次针对离岸公司转让其在我国境内公司的股权涉及税务处理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

根据[2009]698号文规定，投资者通过离岸公司对我国境内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离岸公司的股东若转让其离岸公司的股权，若该离岸公司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无需向公司注册地缴纳所得税，则需要向外商投资企业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申报该股权转让情况，同时递交本次股权转让合同、关于离岸公司拟转让股权的股东与该离岸公司的财务、资产、生产经营、购销等信息，离岸公司与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在经营、资金、购销等方面存在关系等的说明以及离岸公司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况说明等。上述国税函[2009]698号文规定在实务中操作性不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离岸公司信息的高度保密性决定了离岸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的隐蔽性，除非该交易涉及重大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跨国公司为了市场营销目的或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需要在相关媒体上发布信息，否则，只要股权转让方不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税务部门就无法知晓该股权转让行为。

2、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拟转让股权的各方当事人需要向税务当局提供的信息披露资料比较多，而且要求也很笼统，对股权转让的各方当事人来说，感到很困惑。笔者曾受一外国投资者委托咨询过当地税务部门，连税务执法人员关于需要提供的材料达到何种程度才算符合要求都答复说不清楚，因此，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更是感到迷茫。

3、上述文件未能明确离岸公司转让股权的一方隐瞒该股权交易或拒绝向税务主管部门递交上述文件规定的资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若离岸公司股权出售方为外国投资者，我国税务机关如何对其实施管辖权？上述文件也未能予以明确。

此外，离岸法域均有严格的保密制度，离岸公司的注册资料、经营状况、财务报表一般公众无法查知。离岸地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一般都没有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即便签订了国际税收协定，协定中一般也没有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条款，外国政府的税务部门无法通过税收情报交换得到离岸公司的纳税信息。因此，离岸公司凭借其特殊身份以及离岸地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完善的保密制度，使自己成为跨国投资者进行跨国投资时首选的有利工具。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跨国投资中为何离岸公司能如此深受业内人士的青睐了。

几点建议：

1、加强立法，多学习国外的相关先进经验。

例如，美国国税局于2011年12月份公布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部分实施细则，任何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的行为将被视为有意逃税,经查证属实，将对逃税者处以5万美元的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美国政府还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在美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外国银行，对于在该行存款金额超过5万美元的美国公民，均应当向美国国税局提供该存款人的账户信息,否则该外国银行将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对于不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美国将按照其总营业收入征收30%的惩罚性税收。

2、完善关于离岸公司跨国投资活动的税收监管制度。

根据离岸公司注册地的法律，离岸公司享受注册地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绝大部分离岸公司无需向当地税务机构纳税，而我国税务机关根据属地管辖原则，无法直接对离岸公司进行管理，只能通过间接方式对离岸公司实施监管。因此有必要制定完善的税收监管制度，即通过对离岸公司所投资的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达到监控离岸公司依法纳税的目的。对于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涉及关联交易的，应当严格审查该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关联交易价格的合理性，是否属于非独立经济主体间的交易，以防范投资者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逃税。对于设立多层离岸公司的，应当规定税收监管部门有权要求投资者进行全面披露，直至披露离岸公司最终的实际控制人。

3、加强对国际惯例的研究。

应当大力提倡并加强对国际惯例的学习和研究，以避免我们在应对离岸公司跨国投资方面走弯路。必要时，可以吸收国际惯例，使之转化为国内立法或国内制度。同时提高我国政府监管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强离岸公司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对离岸公司从业人员的资质设定一定的门槛。必要时，也可以借用外力，将对离岸公司尽职调查工作委托给境外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达到有效监控离岸公司跨国投资行为的目的。

4、采用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报告中对治理离岸法域有害税收竞争的建议措施。

（1）完善关于离岸公司纳税申报的相关制度，防范离岸公司避税行为。

由于离岸公司在离岸地受离岸法域公司法、保密法的保护，除了离岸公司注册代理人，其他人根本无法获取离岸公司的注册信息和经营信息。而注册代理人对其委托人也有法定与约定的保密义务。因此，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要求离岸公司的设立人实施报告离岸公司信息的制度。国外很多国家早就有类似举措。例如：早在1962年，美国就在《国内收入法典》里规定了应当向美国政府纳税的国内公司外国子公司的收入种类。根据上述税法，离岸公司有向美国税务部门报告的义务，内容包括离岸公司的经营情况、与其它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等。否则，美国税务部门有权对其在美国的关联公司按日处以罚款，直至其纠正违法行为、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为止。此外，上述税法还规定了违规提供报告内容的法律后果及惩罚措施，从而保证了报告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因此，我国完全有必要建立离岸公司报告制度。对于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的境内公司或自然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设立离岸公司，均应当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住所地税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离岸公司的注册信息（离岸公司名称、地址、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董事姓名等）、投资收益、财务状况和利润分配等情况。对于利用离岸公司在我国境内进行投资的投资者，要求提供离岸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并每年提供离岸公司的年检情况，及时提供离岸公司股东变更情况。否则，税务部门就对其在我国的关联企业按日处以罚款，直至提供资料为止。

（2）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建立打击离岸公司避税的国际合作机制。

根据笔者本部门的离岸业务统计，最近几年的离岸业务数量依然处于逐年递增的趋势，尽管G20伦敦峰会后，国际社会加大打击避税港的力度，但离岸公司注册的业务量并没有出现减少等现象。

上述现象恰巧与从事离岸公司研究的专家们的判断不谋而合：离岸公司的监管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不是单独依靠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所能解决问题的。即使规定对离岸公司设立报告制度，由于离岸公司相关信息的保密性，除了注册代理人，外人无从知晓，离岸公司报告出具人若未能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信息，税务部门也无法核实与查验。因此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各国之间建立税收情报交换制度，才能增加关于离岸公司纳税相关信息的收集渠道，同时可以降低收集信息的成本与时间，增加离岸公司纳税申报资料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离岸公司海外上市案例分析 篇6

关键词：海外上市,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的主要内容

公司治理是一套程序、惯例、政策、法律及机构,影响着如何带领、管理及控制公司。主要通过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来实现, 而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有两种形式。

(一)内部治理 。 内部治理是股东以其所拥有的投票权和表决权, 通过投票选择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 并将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委托给经营管理者来实现的。如果经营管理者未尽其法定义务, 或者存在有损于企业价值的行为, 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更换经营管理者, 这实际上是一种股东“用手投票”的监督方式。

内部控制的有效实现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1)股东结构。股东结构主要表现在股东的性质不同。由于股东性质的不同, 其对企业的监控强度与特点也存在差异。股东监控企业的动力源自于 其监控收益 与成本的比较, 个体股东往往不具有监控企业的能力, 其通常会选择不监控而“搭便车”。机构投资者特别是财务型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金、企业年金和单位信托基金,作为分散投资者的代理人,其对公司的监督成本与监督收益相匹配, 因而其通常是公司治理中加强股东地位的重要支柱, 它们有足够的动力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监督经营层。战略型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工商企业,如公司纵横供应链或协作配套提供者,其股权的行使往往和企业间的交易结合在一起, 持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企业间的长期交易, 这有利于克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而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 (2)股东投票权限的大小。虽然股东有投票权, 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制度、法律不同,股东投票权的大小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股东的投票权限是只包括董事会选举权, 还是包括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评判权; 企业决定事项所需的投票通过比例是多少,是要遵从简单的多数原则, 还是需要投票率达到三分之二。(3)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 过于集中的股权会导致董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者由内部人控制。董事会是公司常设权力机构, 董事会的决策及其执行要能代表全体股东利益, 因而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董事的行为, 明确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

(二)外部治理。外部治理模式是存在于公司外部的保证管理阶层按股东的利益去经营的制度, 强调公司收购的作用。当股权融资契约的内部控制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 股东最后的控制就是“退出”,用资本市场上的接管来对经营者施加压力, 这实际上是一种“用脚投票”的监督方式。

英美国家比较注重资本市场在资本配置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市场操纵规制以及接管与反接管规制等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并利用法律来制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大股东,吸引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投资者;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透明度的增加,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从而鼓励大量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股票。这也是英美国家公司股票分散化与资本市场相对发达、普遍采用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原因。日本与德国则注重发挥银行和大投资者在资本配置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规制,允许企业间交叉持股和银行持有企业的股票,从而有利于大股东的形成, 股权集中度较高, 这也是德国和日本企业普遍采用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

在以公有制 为主体的 市场经济中, 经理人市场是通过企业家的竞争机制促使经理人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去做出最有利决策。经理人市场对经营者产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取决于经理人市场的完善程度。完善的经理人市场能够起到促进经理人勤勉工作、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

透明度是公司治理体系良好运作的基本要素, 公司向利益相关者披露信息是实现公司透明度的主要手段。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不仅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改善, 而且还可以加强对控股股东的监督, 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信心。

二、 海外上市行为对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

(一)对股东大会的影响。由于海外投资者的加入,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东规模进一步扩大, 而且这些投资者通常有更充足的经验和信息使他们能以本土投资者不能使用的方式监控管理层。同时,作为公司治理体系的基础,股东结构的变化会导致股东行权的方式和效果发生变化;此外,相对有效的股东大会制度,包括股东大会通知方式对附注条款的完善,都有利于调动类别股东的积极性, 提高股东大会的投票率,使上市公司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

以中国电信为例, 中国电信海外上市以后, 股东大会上就每项独立的事项分别提出独立的股东议案; 而有关投票程序以及股东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权利的详情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写于股东通函内, 股东通函中也会详细列明有关议案的内容, 表决结果刊登在报刊以及香港联交所网站。同时,公司章程规定,持有不同种类股份的股东,为类别股东, 类别股东可提议召开类别股东大会, 而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则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有力地保证了中小股东的权益。由于中国电信是在香港上市,因此属于H股股东表决机制, 基本上沿用了香港市场一套比较完善的运作机制, 主要通过代理人委托书进行, 而不是采用授权委托书的方式,从而使股东委托更加方便,拓宽了股东投票的渠道。

(二 )对董事会运转状况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之后, 参照国外先进的内部治理机制, 更多的引进高效的独立董事, 董事会规模与结构不断优化,提高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同时,更加强调董事会的重要性, 提高董事会的运作效率; 完善建设董事会内部的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形成有效的控制体系, 从而明确落实了董事会的职责,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董事会一旦失去作用,企业的制衡机制就会失效。董事会接受股东的委托监督管理层,其监督的动力来自于自身的利益,同时还有法律赋予的相关责任。董事会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 过于集中的股权会导致董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者由内部人控制。董事会是公司常设权力机构, 董事会的决策及其执行要能代表全体股东利益, 因而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董事的行为,明确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

影响董事与董事会作用机制的有两个主要因素:(1)董事会规模及其成员情况。董事会成员应能代表各方股东利益,一般来说,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越具有代表性作用。同时,成员之间如果存在能力互补, 则可以提高其监督力度。 (2)董事会的构成。外部董事能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 这是因为外部董事大多不是公司管理层,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 他们多为实务界或学术界的资深人士,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而其专业性和执业声誉是其存在的基础,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能够客观和独立地做出专业判断,有利于董事会功能的有效实现。

中国电信上市后董事会规模和董事构成不断优化,从制度上保证公司重大决策的科学合理。作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中国电信需要遵守《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电信一直致力于增强独立董事的作用,使得目前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占到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进一步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确保董事会能够有效作出独立判断。同时,调整后的董事会还调整了审核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成员,并新设提名委员会,以协助董事会制定正式、审慎且具透明度的董事委任程序以及董事继任计划等事宜。董事会作出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决议时,必须由独立(非执行)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内审部门直接向审核委员会汇报其关注事宜并接受其监督,同时审核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师之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

总之, 海外上市对中国企业的内部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利于中国企业完善内部治理,增强其竞争力。

三、 海外上市行为对外部治理的影响

(一)资本市场的环境。 (1)促进国内金融市场重组和改革。在一个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内外资本市场对上市资源的竞争不可避免。这种竞争使得企业在不同的资本市场之间权衡利弊得失,从而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的地点上市。各个资本市场为了拓展市场而展开的优质上市资源的争夺,必然会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完善各项制度,恢复市场融资功能、扩容市场,进而推动国内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监管体制特别是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的重建和完善。(2)市场参与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境外上市后, 资本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分析师以及股东等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公司走向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时,必将面临许多在本国市场融资未曾遇到的问题,因此公司大多会聘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声誉的中介机构。而分析师依据其专业判断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和融资政策,在理性、成熟的海外市场,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正是利用分析师所披露的信息作为其市场活动的基石。海外市场的投资者多为机构投资者, 作为专业投资者,它们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判断能力,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收集整理市场信息, 因此提高了股东的参与度。 (3)有利于促进市场投资理念的转变。纵观我国股市,其浓厚的投机气氛是不成熟的市场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市场缺乏一大批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个股。海外上市有助于这些优质企业的快速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从而促使市场投资理念由短期向长期、由投机型向价值型转变,形成理性的投资理念。

(二 )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的目标实质上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这是以进入市场时的信息披露及进入市场后的持续信息披露为基础的, 这就要求金融服务的消费者能够真正利用所披露的信息作为市场活动的基石。监管环境的选择是公司信息披露承诺的一种机制,治理水平好或致力于提高公司治理的公司, 可以通过海外上市改变外部治理环境。

信息披露质量是衡量市场成熟度的一个标志。从中外信息披露制度体系比较来看, 海外成熟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更加完备,效率更高。海外上市公司由于置身于信息披露充足、透明度高的环境中, 要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信息披露,因此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也更好, 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并增加公司的价值。

例如, 中国电信海外上市后更加注重信息披露, 中国电信2005年开始按季度披露业务数据和收入数据,2006年开始按月度披露用户数。同时中国电信还通过发布年报、中报以及其他信息披露方式建立并维持与股东之间畅通的交流渠道, 并致力于不断改善中国电信与股东的沟通渠道和方式,提高中国电信信息透明度。

(三)市场监管。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分层监管的体系, 证监会几乎完全承担了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职责, 而境外融资可以通过严格的证券市场来改善公司治理,中国企业在境外融资,接受融资地对公司治理的国际监管, 从而使这些公司的治理结构更符合融资地规范和国际规范的要求。例如,美国证券市场实行分级监管, 形成了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律组织(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各清算公司等)-上市公司的监督部门、证券中介机构、社会舆论等构成的金字塔形的监管机制, 这种分层监管机制节约监管成本, 提高监管效率。上市公司在这种分层监管体系下只有规范运作, 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才能实现公司治理效率提高。

公司不可以改 变其本土 司法环境,但通过海外上市,使公司置于严格、成熟的监管环境中,有利于公司吸引投资者,降低资本成本,更好地利用发展机会。所以,在实质上,海外上市是“租用”了上市地良好的公司治理体系。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