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的述职报告

招生的述职报告（精选8篇）

招生的述职报告 篇1

大家好!

能站在这里向大家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为此非常感谢领导的关心培养和同事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招生任务，把招生宣传作为工作中的重点，明确招生责任，拓宽招生渠道，落实工作措施，积极协调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全力抓好招生工作。现将我20xx年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作如下汇报，并请各位领导和同事们批评指正。

一、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招生效率

在招生工作期间，我始终坚持“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推崇对工作的持续激情。”不断提高联办学校的开拓力度，目前为止开拓联办学校6所，其中2所已成功签订协议，下月4号将与**学校签订协议，另3所学校已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同时通过发放招生简章，并利用学院网站、招生QQ群等方式发布招生信息，我本着“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阻挡我前进的脚步”的思想，不断开拓新资源，争取更辉煌的业绩。同时，针对学生、家长、老师的和来访进行解答，将我院的基本设施情况、教学管理情况、学生管理情况、后勤服务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等各项信息及时传达到位，而且要热情、耐心、全方位的去解答，我坚信以热情、耐心、全方位的解答是学生对学校形成偏好的关键之一，是学校对外宣传的窗口，展示了学校的形象，取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使我院招生任务顺利完成。

二、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工作要点

认真总结20xx年招生工作，对生源分布、结构、科类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对各专业的社会需求进行了大量充分调研，鉴于民航专业的.特殊性，确定招生计划、招生章程、宣传方案，确定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招生方案。今年，为尽可能提高招生工作效率，以及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推出了电话营销招生，但这种招生模式，需要提前对话务员团队进行聘任和培训，使得我的个人工作量增加，但我本着做好这份工作的热情，提前做好招生工作计划，于5月份正式拉开了话务员的招聘工作，成功组建了48人的话务员招生队伍，并于7、8月份对话务员团队进行单独的培训，并就招生工作，拟定了话务员管理制度，在提高招生工作的同时，使每一电话均能落到实处，此外，内部继续实行岗位目标负责制，招生计划分解到每个地区负责人，并签订目标责任状，确保了招生工作的顺利完成。

三、坚持以身作者，确保招生纪律

招生工作的责任重，工作量大，我始终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原则，具有很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奋发进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名利和得失，时刻提醒自己的职责。一年来，我能够自觉遵守我校规章制度，时刻要求自己做到按守则自律、用制度自律，上级规定不做的我绝对不做，时刻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工作上能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招生纪律的大大提升。

四、落实整体发展，展现招生成绩

一年以来，奋力赶超，勇往直前，提升了能力，宝剑锋芒，内敛霸气，我与团队用实力完成了目标任务，用专业战胜了各种困难。但是，历史已成过往，今朝岁月如旧，未来等着我们去开创去创新，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才能够更好的创造奇迹。在工作中，急躁、浮躁是我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我将放平心态，加强团队协作意识，不断挑战未来，为我院的发展铸造辉煌业绩!

五、站在新起点，迎接新挑战，创造新成绩

1、加强政策和业务知识学习研究，密切关注招生、就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

2、明确招生工作中心，梳理近几年招生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申报招生计划，制定招生工作方案。

3、走访生源学校，建立、拓展稳固的招生网络和生源基地。

招生的述职报告 篇2

一、内容与方法

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高考制度与教育的关系、高考制度的功能与影响、高考改革的价值与观念、高考改革的速度与条件、高考模式与文化国情、高考公平与效率、高考改革的矛盾与困境、高考移民与移民高考、自主招生与大学联考、高考志愿填报的设计、高考命题与加分政策、高考名额分配与高校分布、高考改革的理性反思、高考改革的独统之争、高考机构与考试立法、高考改革与科举的历史启示、高考的历史记忆与个人发展等。

该研究以高校招生制度(又称“高考制度”)为研究对象,基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考试、教育、法律等多维视角,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运用制度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实际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历史考察法、数据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理论上廓清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历来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高校招生制度的优点,实践上通过政策建议与试点实验,突出高考改革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最终力图构建符合社会发展和国际发展趋势的高校招生制度,以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更好地发展。

二、结论与对策

(一)高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高考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考试制度,应该充分认识高考改革的难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应该明确,统一考试制度并不是计划经济产物,而是招生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高级阶段的产物。高考改革存在许多两难问题,改了这头实际上另外一头出现更大问题,比如统一考试和选拔专才问题、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问题(也就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等等。总之,研究高考改革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度非常大。不是说改革以后就好了,把它推倒就可以解决问题,没那么简单。比如实行多年保送制度实际是为高考改革开一个口子,原来说3%招生名额,结果出现弊端有目共睹,前年缩减回来,提高条件,压缩比例。但保送生制度的存在是一个参照系,保送制度虽然口子开得很小,但大家可以不断与考试选拔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看看没有刚性的标准的情况下人情、关系、权势能够介入到什么程度,就此而言保送生制度又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高考改革的难度很大,一定要在全面研究和长期规划的情况下慎重推行。

(二)高考改革应把握全局观

高考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点和关节点,参加高考是中国学生从高中晋升到大学的一个关键步骤,因此高考历来不仅受到中学校长和师生的重视,而且是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考改革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实行多年以后利弊得失充分显露,使得近年来改革高考的呼声日渐高涨。在社会各方面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高考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然而,有些改革却不能尽如人意,经常是改了一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甚至改来改去又基本上回到了原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对高考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对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不够了解。而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高考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就必须把握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课题组在研议高考改革时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一些两难问题应兼顾两端,掌握平衡点,把握全局观,尽量避免改革中的失误,使高考制度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三)高考改革需理性认识、稳步推进

高考改革关系到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学生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的维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到宏大的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关系到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高考制度是社会的减压器,它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高考虽然有许多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大规模统一考试,也有它的局限性,有不少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中学只抓智育而忽视德育和体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学习压力过大、负担过重,且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学校办不出特色等等。但总体而言,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高考制度必须坚持,高考改革势在必行。高考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不同利益群体的相关诉求,导致高考改革举步维艰,因此高考改革任重道远。但无论难度有多大,还是要集思广益,积极稳妥推进高考改革,使高考制度与时俱进,为科学公平选拔创新人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

高考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必然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制约,十分典型地体现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高考是传统文化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改革受文化国情的制约特别明显。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方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如果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差不多,如果美国社会都是由类似于“虎妈”蔡美儿那样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华人组成,那么很可能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也会演变成跟中国的高考类似的制度。影响中国高校招考改革的文化因素,既有追求或崇拜考试公平的文化传统,也有依托人情、好走关系的传统习惯,但最主要的还是的教育价值观。受历史上重视教育、读书至上传统的影响,现今多数中国人都有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观念,除非万不得已,多数父母一般都不愿让孩子失去升学机会。因此,中国社会大众普遍希望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希望名牌大学能够扩招。然而,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层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可能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五)异地高考应因地制宜

异地高考是招生考试的中国难题,或者说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中特有的巨大难题。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面临异地高考这样的困境,只有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且户籍管理严格、高校招生报考又与户籍挂钩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种特别棘手难题。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已经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但是各个省市之间的方案的差别很大,这有它必然的原因。不同省区接受的流动人口和高考移民的指向不一样的,异地高考方案当然也不一样。此外,异地高考还牵涉到城市承载能力等问题,像北京、上海是特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人口、交通、环境的承载能力不得不考虑。因此,异地高考关键在这个“地”字,因为中国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差别太大,基础教育水平落差也很大。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移民和考生流向甚至完全相反,制定异地高考方案也非常复杂。中央可以提出改革要求和政策指导,但很难规定严格各地的条件,具体方案只能由省级人民政府出台。如果国家硬性提出一些规定,而异地高考矛盾巨大的省市却落实不了,其结果必然是有令不行。因此,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只能分类指导,因地制宜。

(六)统一高考无以取代,自主招生值得探索

无论高考如何改革,统一考试的主体还是无法动摇。从高校招考的历史演进来看,实行统一考试已成为许多国家高校招生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只是各国大学如何采用统考成绩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有所不同而已。世界各国因政治、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不同,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选择上各有差异,但无论是采用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还是另行举办招生考试,统一考试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大学入学的重要环节。现行高考制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如果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风气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统一考试将仍然会是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其实,统一招考是招生考试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时过境迁之后,再回到各校单独招考既无必要,也很困难。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改成各高校单独招考,也不见得是以美国高校招考模式为依归,而是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身特色的招考制度。高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考为主、能力测试、多元评价、分类招生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因此,高校自主招生在现阶段仍然值得探索。

(七)必须建立以统考为主的多元招生考试制度

有论者出于对“应试教育”弊端的深恶痛绝,对高考制度进行激烈的抨击,认为高考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行、阻碍了基础教育的改革、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必欲除之而后快。有论者则提出应模仿美国的大学招生方式,以“三合一”的方案代替目前的高考模式,既看高考考分,又看高中成绩,还看社会活动、文体活动、公益义工等德行表现和成长记录,以综合成绩来决定录取是否录取。确实,理论上这样录取最为全面、更加理想,但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却很难做到。因为国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移植美国的招生方式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否则就会水土不服,无法生长。而实际上,若没有高考的把关,中国的教育和社会问题可能比现在的应试问题更为严重。由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许多情况与西方国家不相同,因此在高校招生考试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现阶段的中国,统一考试还是适应国情的招考办法,应在坚持统一高考的基础上不断改革,逐步建立起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政府宏观指导、调控,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八)维护高考秩序必须加强考试立法

有考试就可能有作弊,即使作弊行为可以杜绝,作弊的念头和心理也不可能消亡。防止考试作弊,除了加强正面教育以外,采取技术措施以外,还需从法制上加以防范。在防止考试舞弊的技术方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永远会上演高考安检制度的猫鼠游戏。要遏制大范围的作弊,只有从制度设计和立法方面来着手。一部中国考试史,就是制度与人较量的历史、法治与人治的角力史,或者说是一部考试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是少数人挖空心思实施作弊与制度设计者绞尽脑汁防止作弊互相较量的历史。严肃法纪,惩处高考舞弊案件,是维护高考制度权威性和公正性的必要措施。公平公正是考试制度的灵魂,而考试违纪是对考试程序公平的严重挑战。为了规范考试行为,维护考试秩序,保障考试安全,保护参与考试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必须制订考试法。

(九)高考贵在提供公平竞争机会

为什么高考在中国会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主要是因为高考提供了可贵的公平竞争机制,人们都很珍惜这种公平竞争的机会。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主要是通过测量“才”来决定去取,才学是考试的基本元素,因此考试自古以来就有“量才尺”的说法。现行高校录取形成主要取决于高考成绩的状况有其客观原因。由于实际很少考虑考生的平时表现和学业成绩而凭高考分数高低依次录取新生,“文革”前高考曾被指责为没有坚持政治方向和以学生为敌等等,并导致1958年和“文革”中停废统一高考。然而,取消考试,实行推荐上大学后,“走后门”成风,高教质量严重下降,其恶果大家至今仍记忆犹新。实行高考制度有其弊病,但不用高考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所有高校招生考试文件中差不多都有“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这一条原则规定,可实际操作下来,很自然地就演变成目前这种以分取人的状况。因此,在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到以高考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反映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十)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应分层调控所谓分层调控,即根据高校的办学水平与层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调控

鉴于当前的高考平均录取率已逼近80%,高考竞争的实质已转为对以“985工程”大学及“211工程”大学等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因而,高校招生名额的调控应以“985工程”大学为主,“211工程”大学次之,省属及其他高校再次之。具体而言,“985工程”大学的名额分配调控,应秉承精英办学的理念,在严格控制招生规模的同时,克服本地化招生倾向,把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办成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学甚至世界性大学,主要通过自由竞争和划分一定比例的民族与地域性(含贫困区、山区及农村乃至国际生等)生源的方式分配招生名额。“211工程”大学的名额调控,可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允许较高比例(不宜超过40%)的地方化招生,但应注重生源多样性,最好按比例明确分割。省属重点及其他一般高等院校,则可完全以服务地方为主或以自身办学定位及生源情况,完全自主地分配招生名额。如此,其利有三:一是确保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二是以较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满足地方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同时,也较公平地满足广大考生的升学竞争需要;三是完全自主分配名额的省属及一般院校,利于高等院校的特色化与多元化发展,利于形成一个层次有致、类型鲜明、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十一)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国家开始逐渐重视部属高校生源计划投放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多年来,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以及几个直辖市与一些人口大省或高考大省重点高校录取率差距的加大,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向某些省区尤其是京、津、沪等几个主要城市倾斜,由此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议论与关注。特别是1997年以后,“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的争论,质疑和辩护的双方,言词都十分激烈,甚至是十分情绪化的抨击。这是最近几年来每年必须面对一次的老问题,几乎每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都有关于统一高考分数线或者调整重点大学录取名额问题的提案。而近两年,与此相关的异地高考、“高考移民”问题更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些论者认为,过去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现在重点高校招生指标不均衡是中国教育的“最刺眼的不公”或“最大的不公”。而目前教育部为解决高校招生区域不均衡的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包括省部共建地方高校、拿出东部更多的名额给西部地区等,都无法明显缩小各省区之间的差异。课题组认为,在不扩大“985工程”大学的情况下,要真正缩小各省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状态,减少各省区重点大学录取名额的差距,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区设置教育部直属高校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选择。

(十二)高考仍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

胡适的破格招生 篇3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胡适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惜，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这样的考生按原则是不能录取的。胡适爱才心切，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最后，他力排众议将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胡适的决定很正确，罗家伦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又担任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

1933年，胡适作为阅卷老师又遇到类似情况，“合肥才女”张充和报考北京大学，四门功课中，张充和除了数学为零分，其余三科都考得很好，总分超过了录取线，她的情况比罗家伦似乎好点。但是，北京大学刚出台了一项规定，数学为零者一律不准录取。胡适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这样的才女错过实在太可惜了。他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大闹一场，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

事实再次证明，胡适的决定很正确，1949年张充和随夫赴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50多年，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杰出贡献。

表面看来，胡适对待招生似乎有些随意，事实上他却深谙招生之道。对待偏科严重的考生，不是冷冰冰拒之門外，而是欣赏其某方面才华，不拘一格招人才，这正是一代教育家应有的风范。

（编辑/杨逸）

- 有关个人招生的工作总结报告 篇4

第一步:市场推广

开始了第一期的招生工作，我和刘欣秀老师一组，只要负责开发区澳德乐的招生工作。

还记得第一天我们什么都没有，一人拿着一个本、笔就去了，在路上我们互相打气、鼓励。快到澳德乐时，我们迎来了第一位家长，当我们还没说几句话 时，那位妈妈马上抱起了自己的孩子，匆匆的离开，拒绝了我们，当时我们很受打击，我们在想为什么她会拒绝我们?是不是我们说错了什么?还是目标性太强?

于是我们总结经验，首先要面带微笑，和幼儿打招呼，调查的心态来散捞，仅仅是推广我们的专家讲座为目的，这样就会让家长减少抵触，从而能更好的捞到名单，于是我们重新整理话术，调整心态，面带微笑，迎接下一位的家长。

同样我也遇到过很“通情达理”的家长,对教育很关注、重视的家长，这样我们的幼儿园得到了更多更大推广，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还遇到过让我尴尬的家长，会让自己不知所措。但这所有的一切都让自己历练着，成长着。就这样，在失败中找原因，成功里找经验。这是我在幼儿园都体会不到的。

同时也让我真正的零距离的了解到了家长对幼儿园的需求和期望。

第二步:小区预约

在小区里预约相对于市场推广要“轻松”些，我和王志敏老师和赵飞飞老师一组。主要负责新城市花园东门的招生工作。

在小区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自己就是红缨的门面，会影响到家长对整个幼儿园的印象，所以会在形象方面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

小区推广预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家长会停下来和你细细的沟通、交流，例如说教学、特色，开始我会很茫然，因为对幼儿园的不了解，但是通过王志敏老师和赵飞飞老师的帮助，也有了自信和家长沟通。

在这个环节中我了解到家长对于幼儿写多少，认多少，并不在意，只是在意孩子在这个幼儿园里玩的快不快乐，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孩子在幼儿园时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

那一时刻，我找到了另一个目标，以及对“一个好老师比一个好幼儿园更重要”的渴望、理解。

第三步:发放门票

这个阶段我和田兆冉老师、韩科老师一组。是在新城市花园北门发放门票。

在发门票的时候我们是针对已经预约的“准客户”，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现场预约的新家长，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都能够自如的应对家长，以及对家长提出的问题都会很好的解答，完全有了自信，和前两阶段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看着家长来领取门票时的那种积极，其实心里很高兴，因为其中就有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来到红缨幼儿园的家长。

其实在整个的招生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自己和家长的沟通能力，零距离了解到了家长对幼儿园的需求和期望，而是令我感悟到最深的就是“建鱼塘-捞鱼苗-供养-大鱼“的那种宣传策略和传统幼儿园的招生区别。

明白了在学习中感悟，在感悟中学习，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学习的教材。

xx.10.15-xx.11.25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一起经历了捞单的辛苦，沮丧的泪水，真情的鼓励，收获的喜悦，还有那份真诚的亲情和友情。

现在对于幼儿园来说讲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对于我们来讲只是成功的一个起点。

连长们，加油，为实现我们的梦想加油!

招生办主任个人工作述职报告 篇5

一、加强学习，把握各种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能力

做好全市招生工作，作为一名负责人，在教育考试改革、持续发展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艰巨，我深感责任大，压力大。充分发挥在全市招生考试方面的“领头雁”作用。我注重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学习，学习是履行好职责的基础，在学习、思想就会落后于形势，行动就会脱离于实践。为此，我始终坚持学以致用，首先我能按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际活动，带头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新的党章理论，进一步坚定信念，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市委和政府保持一致。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其次有针对性地学习贯彻好党在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提自己的政策水平。还有虚心向身边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请教学习，集思广益，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

二、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维护单位人员利益，打造强有力的团队

20XX年，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决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理念，组织员工搞好交心通气，增强团结，统一思想，做到了合理分工，互相合作，做到分工不分家，有效提高了班子成员的工作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招生办主任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定期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党小组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坚决贯彻执行市教育局的“三重一大”制度，推动我办领导班子民主、科学、规范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深化民主集中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我还坚持“分级管理，逐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招生考试工作责任制。采取签订目标责任书等方式，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做到职责明确到人，责任落实到岗，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招生办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三、以岗位职责为平台，以创新工作为保证，全力做好全市招考工作

在20XX年的.召开工作中，我们坚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市“灾后重建、城乡统筹”中心工作，以实现平安招考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招生考试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职教攻坚，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一)圆满完成平安考试目标。20XX年，我们以考试安全为目标，加强各项考试的组织管理力度，强化考风考纪，提高保密意识，进一步加强保密监控系统建设，顺利完成了高考、自考、四六级英语考试、成人高考和高中会考等各项考试工作。坚持以服务考生、学校和社会为宗旨，通过各种渠道免费为考生提供各类招生考试政策信息及更加优质的服务。认真落实重灾区相关考试费用的减免工作。继续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自考与中职教育衔接成功，并成功申报了多个自考专业。圆满完成了20XX年安全考试工作目标。

(二)不断深化召开制度改革。20XX年，我们坚持中考加分政策，正确引导初中教育教学，坚持指标到校生制度，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扶助薄弱学校，促进教育公平。重点加大了招考改革力度，与高校合作，稳步推进中职与自考衔接工作，服务我市职教攻坚工程。依托市属高职学院，建设自考学习服务中心，开展过程性考核和技能等级证书免考工作试点，探索衔接中职课程与自考互认制度，创新培养模式，有效提高在校中职生的学历和技能水平，培养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另外，加强乡镇自考工作站建设，加大对乡镇自考工作站的扶持，积极开展业务指导。充分发挥乡镇自考工作站的作用，切实为农村考生参加自考提供便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三)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有效提高召开的现代化水平，我们进一步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通过增加网络管理安全设施、实现上网隔离以及加强网络日常监控，增强信息安全技术防范措施。积极实施高考、中考网上报名、网上填报志愿，完善各类招生考试应用系统，做好网上信息采集的实施和管理工作。制定了《成都市招考办招生考试信息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制度，提高中考评卷质量和工作效率。认真制定网上评卷各个准备阶段的实施方案，组织做好网上评卷适应性考试，做好对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以及学校教师和考生的培训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确保网上评卷在市招考委、市教育局的指导下顺利实施。

(四)将灾后重建列为工作要点。加快灾区招生考试重建步伐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我积极与相关部门衔接，在招生考试相关政策上对灾区予以倾斜和支持，指导、协调灾区妥善做好20XX年升学考试各项工作，为灾区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服好务。积极配合外省(市)对口援建灾区学校以及学生异地培养工作，并做好相应服务工作。积极扶持灾区开展自考工作，对自考考点规范建设予以适当支持，扶持有条件的乡镇尽快恢复乡镇自考工作站，坚决贯彻执行灾区考生报考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的减免政策。同时，落实各项惠民便民举措，提高招生考试服务的质量。

四，提高认识，加强防腐拒变的能力，将党风廉政工作落实到实处

20XX年，我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廉洁自律规定。在严格规范自己的同时，还加强对内部的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杜绝利用职权和影响谋取私利。工作中，我们严格落实各项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加强各种廉政学习，全年共开展*轮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活动，召开座谈会**次，有效提高了广大工作人员的防腐拒变的能力。我们还就招生考试工作重大决策、单位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制度规范，切实强化对决策工作的监督，着力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班子成员之间团结、务实、廉洁，工作中分工明确，责任落实，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推动招生考试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最后，努力方向：

暑假招生实践报告 篇6

——赴家乡开展招生工作

姓名： 侯亚学号：1133623219 系别：电子电气工程系

为了体验一下社会，了解自生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什么，以便更好的规划剩下的大学时光；同时通过实践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暑假我们选择了回家乡做招生工作。高考结束后，几家欢喜几家愁，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自然是可喜可贺，可是对于高考失利的同学，也不用太失望，毕竟成功不只是高考这一条路，现在我们给他们提供更多和更好的选择，让他们也能体验到大学的美好生活和学习的乐趣.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遇到过不少的问题，但我们勇于克服了这些问题，并且总结了一些经验，贡我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上借鉴。

这次假期实践我以“锻炼自身能力，增加社会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丰富假期生活”为宗旨，利用假期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社会实践中检验自我。想通过招生社会实践让自己更进一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练自己的才干，培养自己的韧性，更为重要的是检验一下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否被社会所用，自己的能力能否被社会所承认；想通过社会实践，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所在以及社会上的一写事情和书本上的案例的差距在招生工作中，我有很多收获。首先，我们要认识社会，融入社会，只有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加全面的发展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实践使同学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尤其是我们学生，只重视理论学习，忽视实践环节，往往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发挥的不很理想。其次，就是沟通问题。如何与别人沟通好，这种技巧是需要长期的练习。以前工作的机会不多，使我与别人对话时不会应变，会使谈话时有冷场，这是很尴尬的。如何

与家长，学生沟通，推广的学校的实力，和学校与学校间的比较，使家长和考生接受你的意见和建议。同样，在一个团体当中，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人在社会中都会融入社会这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合力去做事，使其做事的过程中更加融洽，更事半功倍。别人给你的意见，你要听取、耐心、虚心地接受。同时，自信也非常重要。这里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自大，而是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的自信。作为招生工作者，当然是要宣传我校的优势。虽然我们是专科学校，但我们绝不比别的学校差。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招生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没有多少人来咨询。为了打破这样的尴尬局面，我们决定主动出击。我们带着本校的招生册子，主动向学生、家长介绍我们学校的优势。有人拒绝，但也有人接受了啊。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鼓舞。其实有谁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尝试过吃了亏就害怕，当你克服心理的障碍，那一切都变得容易解决了。战胜自我，只有征服自己才能征服世界。有勇气面对是关键，如某个名人所说：“勇气通往天堂，怯懦通往地狱。”自信使人充满精神气，我们的形象就代表着学校的形象啊！每个人都不能缺少自信，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自信会给我们带来跟多的机会。但要是做好了充足准备之后的自信，千万不可以盲目的自大。当然，也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没有知识，就如一潭死水，在那里发臭；就如一棵失去根的树，慢慢枯死；就如失去双眼的人，没有光明„„招生时所要回答的问题，虽然不是我的专业知识，但我们也要很清楚我校的招生流程及基本情况等等当有家长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出明确的回答，而不是含糊的带过。学校不会因为我们的招生工作而有多大的提高，但我们决不可以马虎了事。该做的事，我们还是要认真做好的。最后，要积极向别人学习。招生工作的意义不在于提高招生数量，而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锻炼自己，去补充自己身上所缺乏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在团队中，我们更能看出自己缺的是什么，要积极的向别人学习长处，去弥补自己的短处，提高自己。自己要像一块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向别人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嘛。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切实的感受。

第一，我们要真实地回答问题，替学生的未来着想。知道我招生的人几乎是每一个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工资是多少？有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每个帮老师招生的人都是为了钱去的吗？只要是与钱有关的大家就会毫不吝啬的放过你。我想，这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和利益扯上关系，各自为了自己不同的目的，将心比心，勾心斗角。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是任何东西都是能用钱解决的。我们人生一辈子，很短暂，为了每个人不同的梦想，我们要做好多事。在我们奋斗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在无形中所获得和理解的。并不是用钱能买来的。就像我这次招生，把这当成一次锻炼的机会，扩宽自己的视野。尽管其中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所获得的收获比那失去的会更有用，并将会影响我一辈子。从而我也更早的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现象，为以后自己进入社会打下好的心理基础。我不敢说我比别人清高，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把每件事由于利益扯上关系。

第二，大部分学生对志愿填报的知识盲点。我想说，即便你们没出去认识世面，你们也有自己的辨别能力啊！什么好，什么不好?为了自己的未来，你们总是有办法知道自己要读什么样的大学。上网查一查，找亲戚朋友问一问，学校怎么样很容易辨别的。

同时，我还总结出报考志愿的步骤，来劝导他们，帮助他们填报志愿。①了

解政策。江苏实行的是平行志愿，第一志愿可以冲一下较好的学校，但据说有些学校不会招收第二志愿的学生，主要指一些重点高校。第一志愿一定要服从！（签约除外）否则你就有被退档的风险，退档的话只能进行补录了。②遵照排名，综合分数。排名最重要。每年的省控线不一样，分数时高时低。弄清对应的全省排名。然后再去咨询有关学校的排名要求。③选定专业。上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以后的就业。利用网络，在各个学校、各个行业的熟人了解专业的发展前景。综合自己的兴趣、家庭条件进行专业的选择。

撩开自主招生的层层面纱 篇7

大学与高考：当两者出现“解体”时

曾几何时，要上大学，必须高考，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大学与高考完全“浑然一体”。现在，这一“定律”则在改革的演变中慢慢变化着，有的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甚至一些招生类型已经开始不参加高考，但照样被录取。

早在2001年，自主招生在江苏几所大学试行时承诺对通过学校测评的考生“降分录取”，如果说“降分录取”给了一些习惯“凭分数录取”的人一股新鲜的感觉的话，那么后来接连出现的自主招生新政，就改变了他们的习惯思维。

先是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试行“考生通过学校的自主招生测评，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的改革，再到2007年在京沪等地高职院校免高考的自主招生制度的实施——自主测试、自主确定入学标准、自主录取。

大学不再以高考成绩是瞻?!一时社会舆情一片，各方意见显诸报端网络。透过各种言说，我们似乎可以对自主招生的发展脉络做这样一个梳理：高考，实行降分录取(这种自主招生高校2007年达到59所)——高考，但录取时成绩只作参考(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不高考，以高校测试成绩直接录取(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职院校)。虽然各种自主的参与学校和招生对象有所不同，但目的一样：让不同的人才走进不同的大学。

现在就读南京大学法学专业四年级学生温甜，于2004年参加了南京大学自主招生的笔试，并且获得了自主招生资格。“后来我高考考了638分，而南京大学在江苏当年理科的调档线是650多，如果仅按成绩来录取的话，我肯定进不了南大。”后来，根据“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可在学校调档线下降低20分投挡”的录取政策，温甜顺利进入南大。所以，她由衷地发出了一句感慨：“对我来说，自主招生的优惠政策蛮有用的，正是有了这20分，我才上了我理想的大学和专业。”

而对于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法律文秘专业一年级学生李萌来说，她觉得不参加高考也可上大学这一消息重新点燃了对大学的希望，“因为学习成绩不太好，经过高考的话，可能上得了一所专科学校，是否考得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就很难说了。”

机会：是有限制的

历来，自主招生被认为是给了有一定特长的考生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但有哪些考生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呢?

从目前全国59所教育部等部委属高校的自主招生报名资格来看，主要对象可以分成四大群体：一是中学阶段成绩优异者；二是在某方面有特长者；三是参加一些学科竞赛的获奖者；四是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表现者。

而自主招生是否应该把那些成绩一贯比较优异者纳入其中的问题，南京大学招办主任赵清有他的看法，“自主招生本来就是要招到一些‘偏才’或在某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如果更多倾向于成绩优异者，就达不到预期效果，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凭高考成绩进入意向中的好大学。”他认为大学应该更多地把选拔对象偏向那些成绩处于中等或良好的学生，“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自主的群体”。

自主招生选拔对象有时还有地域的限制。如浙江大学2007年自主招生只在广东、北京、天津等十多个省(市)进行，据学校招生处负责人说，学校在考虑给哪些省份投放自主招生计划时很费劲。以前在一些知分填报志愿的省份中，一些取得浙大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由于高考成绩比较好，就报考了其他的大学，这让学校很无奈。所以，学校就决定对那些知道分数填报志愿的省份少投计划或不投计划，“我们不是不想把自主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但以前的结果不得不让我们很担心。”

而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的自主招生中，由于连续两年只把招生对象确定在上海考生中，这也让其他地方的考生产生疑惑。“从现在看，不光有很多大学想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且我们大学本身也想把这一试点范围逐步扩大，从上海慢慢放宽到其他省(区市)。”复旦大学招办主任郑方贤解释说。

与上海两所大学一样，面临学生不解的还有北京、上海等地高职院校只面对本地考生的自主招生，因为像北京、上海一带的高校本来就是考生所向往的，再加上可以不高考，谁不想去试一下呢?

事实：比高考还难的“高考”

自主招生之所以能被很多人所关注，原因之一就是录取不仅仅凭高考成绩来定，甚至可以不高考，这就让一部分考生认为：肯定比纯粹以高考成绩录取要容易，所以就把其认为是一条大学的“捷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获得资格，必须要经过严格的选拔。

按南京大学招办主任赵清的话说：如果仅仅是笔试，实际上是把“一考定终身”的时间前移了一下，这样和高考就没什么区别，所以必须增加面试。而我们的笔试虽然坚持高考的模式命题，但难度更高于高考试题，这是其一；其二是录取比例，因为只有5％的本科计划，而报考者又多，所以常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考生中录取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比高考难。

对此说法，复旦大学招办主任郑方贤和2007年试行自主招生的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顾巍也有同感。

据郑方贤主任介绍，学校笔试考试的难度肯定不亚于高考，而且题量也比高考多，笔试一共考了十门，除了语数外、政史地和理化生，还有计算机。何况，提出入学申请者首先还要通过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拔测试，且成绩要在前2000名。

顾巍处长对高职院校的竞争体会更深，她说，2007年，北京市自主的高职院校完全由学校组织笔试和面试，并且还把考生高中的成长成绩也按约30％的比例计入总分，而笔试和面试分别约占40％和30％。现在由于参与自主招生的学校少，而报考学生多，也形成了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中录取一个人的局面。“从这方面评价的话，学生还是经过了相当于高考的考验。”顾巍处长说。

考试：只要撩开那一层纱

除了考题难和录取比例低之外，还有两个环节——笔试和面试——也要考生做好准备。

招生的述职报告 篇8

教育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宪法要求政府切实履行的基本义务，而受教育机会也是宪法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近年来，中国教育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并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然而，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9月在北京市第35中学听课后指出，中国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1]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招生指标制度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在许多领域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但是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剧。分省招生指标制度造成大学生源的地方化和录取标准的严重不公，损害了广大地区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使大学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使中小学不可能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使个人得不到正常的德性和智力发展，使国家得不到适合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建设的人才。

大学本科是青年成长的关键阶段，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对国家人才培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大学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决定了大学可以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可以接受什么质量的大学教育并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对于基础教育，招生考试更是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引导全国每年千万考生乃至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向。招考制度改革事关中国每一个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理应成为国家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

由于高校招生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是系统分析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存在的特殊问题，并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本着有利于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和国家教育发展的原则，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研究机构合作，对国内外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和问卷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研，初步形成了此调研报告，供教育部在起草和完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过程中参考。

二、调研主要内容

（一）中国高校招生存在的普遍问题

要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教育，必须实现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在地区之间的公平分配。然而，目前全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极为不均衡，城乡差距尤其显著。在高等教育领域，广大农村没有一所大学，几乎所有全国知名学府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严重的是，部属重点院校对本地考生保留了远超过考生人数比例的招生指标，形成了严重的大学招生地方化，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

1、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理应按照机会平等原则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是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却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甚至远比北京大学严重，诸如复旦、浙大、武大、南大等国家重点支持的“985大学”在本地录取考生达到招生总量的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高达50%。

虽然目前已有16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不同省份的高考成绩失去可比性，高考丧失了统一衡量标准的功能，招生指标体制的地域歧视也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地域歧视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要看看各大大学的招生指标分配，就会发现在所在省市自主命题前后没有实质差别，因而同一所大学对全国各地考生设置的录取门槛实际上和以前一样不平等。“自主命题”不仅不可能改变大学招生地方化的事实，而且恶化了招生地域歧视的性质；如果说统一高考时代仅限于录取分数的不平等，那么现在则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目前的大学招生指标体制不仅保护本地考生、歧视外地考生，而且对于外地考生群体也显示出严重的差别对待。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2]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而且使招生指标的地域分配带上人为复杂性和巨大任意性，为大学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对招生过程的法治化与公开化则设置了重重障碍。

2、加剧“高考移民”，恶化资源分配

除了歧视广大考生的平等权利，高校招生地方化的一个直接但经常被忽视的后果是加剧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失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扶持城市工业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资源分布格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全方位发达的中心，内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则成为全方位资源匮乏、贫困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配置失衡格局仍然在起作用，而作为计划经济残余的高校招生地方化和现有的失衡格局相结合，形成了恶性循环、积重难返的困境。历年来，京、沪等各大城市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教育资源优势，而这些省市所在的全国知名学府为本地考生降低录取标准，极大增加了这些省市对人才和资源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资源分配失衡的趋势。

高校招生地方化造成的一个独特现象是“高考移民”。大学对各省分配的不同招生指标造成不同的录取标准，从而自然产生了考生家庭从高标准地区向低标准地区“移民”的理性驱动。目前人们普遍关注每年招生过程中发生的“高考移民”现象，尤其是海南、陕西等录取标准得到优惠的边远省份。其实最大的“移民”对象显然还是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集中而本地照顾严重的省市，只不过这些省市对“移民”控制很严、要求很高，只有高学位、高职位或高投资的“人才”才可能获得在当地落户的指标，从而使他们的子女享受当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优势。但是这种貌似合法的控制措施只是提高了高考乃至中小学“移民”的门槛而已，而不可能消除“移民”现象的根源。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为了给子女争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安心留在当地发展，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到京、沪等大城市工作，使这些地方的人才、物资、财富更加集中，使其它地区的各方面资源更加匮乏。

3、阻碍人才流动，扩大城乡差别

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直接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大学招生地方化本身即意味着当地考生占了大学相当部分的名额，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又留在当地工作，不仅不利于人才流动，而且极大了增加当地的就业压力。如今京、沪等地的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都选择在大学所在地就业，一方面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极大，另一方面造成广大急需人才的地区却人才极度匮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同一个国家，无非是因为计划体制长期造成的地区差异，而保护地方考生的招生指标制度无疑是维持地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奇怪的是，不少大学竟以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的现象作为招生地方化的理由，而不知道这种意识恰恰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从国家层次上考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取决于是否能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而大学招生地方化显然是人才流动的障碍。

人才流动不自由的受害者首先是农村。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广大农村已经成为没有人愿意留驻的全方位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央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力度，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人才和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大学招生地方化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别，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连年滑坡。这种现象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诸如山东、河南等农业比重大的省份考生基数也相当大，因而往往成为京、沪等地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农业为主的省份得到的招生指标远低于其考生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不发达，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本来就处于劣势。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招生指标制度，任由大学招生地方化发展下去，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和地区差别。

4、增加高考压力，阻碍素质教育

在大学招生过程受歧视的农业地区往往考生人数多，而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因而即便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不足以满足当地的入学需求，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严重失衡，当地考生的高考压力巨大。在山东、河南等考生大省，高中学生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放弃了文体课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影响了正常的身心和智力发展，应试教育现象极为严重。面临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任何素质教育措施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即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推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也正是这些大城市所在大学实行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借口之一，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应试教育盛行，孩子们和家长们在各种辅导班、补习班、奥数班之间疲于奔命。分省命题和招生地方化不仅没有兑现素质教育的承诺，反而加剧了针对考生大省（往往也是农业大省）的歧视，至少使这些省份的应试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更不用说，大学招生地方化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错误配置，使最好的学生得不到最好的教育，使师资和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失去了培养顶尖学生的机会，进而降低大学教育质量并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5、引发公众不满，影响社会和谐

目前，高考招生歧视引发的地区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侵犯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考生利益，理所当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腾讯网联合举办了针对大学招生制度的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3/4的网友认为现有的大学招生政策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公平，同样比例的网友认为部属大学按省份投放招生名额的做法不公平。对于某些大学以“学校的历史传统”、“往年招生历来如此”等作为向不同省份分配录取名额的理由，3/4的网友表示不能接受，其中高达46%的网友强烈表示“完全不能接受”。[3]由此可见，大学招生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众矢之的，不仅引起了许多网民的不满，而且也容易激化不同地区的矛盾。

为了保障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遏制普遍盛行的大学招生歧视、促进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和自由流动、构建和谐社会秩序，中国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在提出针对中国现状的改革方案之前，有必要适当参照和借鉴其它主要国家的相关经验。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存在一定的普适规律，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应该符合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律。如果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偏离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招生考试模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更值得怀疑了，而世界各国的主流模式也为中国招考制度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借鉴和比较世界主要国家，我们调查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不同国家具有大同小异的高等教育体系。简言之，可以根据大学的性质将世界各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国立大学、地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类似于中国的“部属大学”，由中央政府设立并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维持；地方公立大学则是由州、省或其它层次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维持；[4]私立大学相当于国内的“民办院校”，由私人创办并主要依靠学费、私人捐赠等民间资源维持。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制度，不难发现以下普遍规律：一是根据宪法或法律规定，国立大学有义务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在原则上采取平等的录取标准；二是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当地考生，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实行不同的录取标准，但是如以下德国宪法判例显示，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对当地考生的照顾在有些国家也存在宪法上的限度；三是私立大学一般遵循因材施教、择优录取的原则，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的：除了某些国家的地方院校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更没有设置地区指标制度。

1、国立大学——机会平等不容许地域歧视

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中，凡是国立大学都在宪法或法律上有义务对所有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不得在招生标准上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国立大学”；尤其是联邦国家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公立大学往往是由州或地方政府设置的，譬如美国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被定性为“国立大学”，但是某些更偏向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仍有“国立大学”。譬如实行联邦制的印度和中国同样都是人口大国，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当，但是印度的公立大学招生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地域歧视问题。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最近几十年，印度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可以自主制定招生政策，但是为了确保学生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印度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地域或其它方面的限制。

单一制国家一般规模较小，中央集权特征也更为明显，公立大学往往都是国立大学，而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必须遵循宪法平等原则，不得在招生过程中实行地域歧视。例如实行单一制的英国历来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ies)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性，但是并不能在招生过程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譬如布里斯托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招生活动确实主要针对本地学生，如与本地中学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招生宣传并鼓励本地学生报考，但是这几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均表示这些活动只是一种便利的招生策略，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和主要的潜在申请人建立联系，而并不意味着本地申请人在录取机会上获得任何优势。因此，英国大学的主要招生标准是学术兴趣和能力，而非家庭所在地等不相关因素。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是国立大学招生不得实施地方歧视，更不能人为设置大学在各个地区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制度不仅意味着大学招生对本地考生的偏袒、对外地考生的歧视，而且也导致对不同省份之间的任意区别对待。无论是招生地方保护主义还是各省指标分配的任意性，都不符合宪法要求国立大学履行的机会平等义务。

有人认为，上述普适经验未必适用中国的“国立”（部属）大学，因为中国的部属大学名义直属中央，实际上接受一定的地方财政支持，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尤其是近年来发展的“省部共建”模式要求地方对于中央财政投入给予配套资金支持，譬如“985工程”保证全国39所重点大学每年一定的经费，由中央和所在省市各承担一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划拨等方式给予大学各种支持，而大学理应通过划拨更多的招生指标对地方支持予以一定回报。然而，地方支持虽然构成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和原因，却并不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在土地国有的宪法体制下，大学所在的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权而非所有权，即便地方居民也在原则上和全国人民一样共同享有大学所在的土地，因而土地划拨并非地方有权赠送大学的“礼物”，而是拿着属于全国的财产“借花献佛”，因而也谈不上大学的“回报”。事实上，即便大学和所在地方确实存在利益互惠关系，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本身也通过为城市培养和输送大批高层次人才、为城市治理出谋划策、改善城市人文环境乃至作为旅游景观做出诸多贡献；换言之，地方对大学的投资并非只是付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投入。况且即便大学有必要对地方财政支持有所回报，最合理的报答方式也显然不是损害教育资源配置的招生地方化，而是不损害宪法平等或影响因材施教的减免本地学生学费等方式。因此，地方财政支持并不能为部属大学招生地方化提供适当理由。

2、地方公立大学——招生地方化或有宪法限度

地方公立大学由州（省）或地方政府设立，主要靠地方税收维持，因而被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对当地居民有所照顾。譬如美国没有“国立”(national)大学，公立大学全部是地方性的“州立大学”或社区学院。虽然某些州立大学也是全美乃至世界知名学府（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但是由于它们是由州政府设置并主要依靠州财政维持，州的纳税人对于其运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无论是录取还是学费都可以对州内和州外居民采取双重标准。有的州立大学甚至将90%以上的名额保留给本州，而美国法院似乎并不认为这种招生“地方化”违背平等原则，因为州立大学本身就是“地方化”大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法院之所以认可州立大学的地方化招生政策，是因为联邦对州立大学的投入和州相比很小。在澳大利亚，虽然公立大学也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大学，但是由于联邦投资比重相当大，联邦政府控制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因而公立大学顾忌联邦制裁而不敢在招生标准上倾斜本地。事实上，联邦资助决定了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并不是标准的地方公立大学，而是“准国立大学”；既然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自全国纳税人的贡献，招生过程理应平等对待不同地区。

即便真正意义的地方公立大学也未必可以随便照顾当地考生。在印度，只有完全以邦自己的财政建立和管理的医学类或技术类教育机构才会在招生过程中考虑学生的地域因素，并在录取标准上偏向本地学生，但是即便如此，地域也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联邦德国则更是通过宪法审查制度控制州立大学对本地居民的优惠。和美国不同，德国宪政法院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平等实行更严格的控制，以下仅举一个宪法判例为证。[5]

巴伐利亚州的《大学入学许可法》第3条规定，如果入学申请者居住在巴伐利亚州并获得该州或邻州的大学前教育结业证明，那么应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获得优待；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就读离其住所最近的巴州境内大学，就可以获得加分。本案原告申请慕尼黑大学医学系，但是大学在考量《大学入学许可法》的上述标准之后驳回了申请，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联邦宪政法院审查了巴州立法第3条规定的入学许可制度，判决其违反了《基本法》的一般平等原则、社会国体原则和第12条保障的择业自由。宪政法院指出，如果国家承认已设立的教育机构，人民便有权要求适用平等原则和社会国体原则。在界定受益范围过程中，国家机关受宪法原则限制，不得将部分国民排除在外，进而限制择业自由并造成国家对职业的操控；单方面优待本州居民，必将对其它州的居民造成不公待遇。只有保证入学机会不受任何州的出生地限制，才能实现自由选择学校和职业的权利。

我们认为，德国和印度的相关经验更值得借鉴，因为德国和印度体制和中国更为接近。同为联邦国家，德国、印度和美国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地方化之所以采取不同措施，是因为德国和印度的中央化程度更高，因而即便地方公立大学也有义务遵循联邦宪法原则。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只有一部宪法，宪法平等原则和受教育权同样适用于各级政府和各类公立大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属还是地方院校，都同样有义务遵循宪法平等原则。因此，即便地方院校的本地照顾也应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地方院校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绝大多数师资强、待遇高、设施好的地方院校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财政实力雄厚的发达省市，而这种格局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整个国家长期推行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既然这些省市曾经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今天也理应履行一定程度的全国义务，让来自其它地方的考生也能平等分享全国共同创造的地方优势教育资源；否则，如果任由地方院校照顾本地居民、排斥外来考生，只能加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私立大学——推动招生平等的楷模

如果说美国的州立大学是招生地方化的典型，那么私立大学则成为招生平等的楷模。和州立大学等地方公立大学相比，美国私立大学招生呈现出高得多的国家化甚至国际化程度。由于私立大学在财政上并不依附于各州，州法显然也没有正当理由要求私立大学录取标准向本州倾斜，私立大学也没有理由为了照顾所在州而牺牲自己的生源质量，因而几乎没有例外都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录取的首要考虑因素。例如常年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中没有提到任何地区照顾，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地区招生指标。事实上，哈佛招生政策明确表示不对任何特定的学校、社区、州或国家设置配额。在高级中学的学业成就很重要，但录取委员会也考虑很多其它的标准，如社会参与（communityinvolvement）、在课外活动中的领导才能和荣誉以及工作经历。

和美国相比，英国的私立办学的传统更加悠久，自牛津、剑桥开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英国私立大学也同样是招生平等的典范，牛津、剑桥、伦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实行任何地域指标分配制度。政府对大学招生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名额分配要求，因为具体的招生决策完全取决于各个大学本身，政府的职责在于监管而非直接插手大学招生政策。譬如作为面向全球的私立大学，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非常明确，即考生的学术能力与潜质，包括考生的学习能力、学术兴趣以及以往经历与所申请专业的契合程度。

英美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民间完全有能力创办和管理世界最好的大学，而私立大学也完全有动力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因材施教、择优录取，打破地域等人为设置的障碍，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中国行政主管部门放开对私立大学的管制，允许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平等竞争，那么私立大学完全可以成为打破招生指标体制的主导力量。

4、考试制度——多元而统一的评价机制

一旦确立了大学招生的平等原则，考试制度也就相对明确了。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考试制度，共性是极其明显的：在绝大多数国家，考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任何一种考试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是因为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招生提供评价标准，而不同类型的大学当然适合不同类型的考试，但是对于任何一种考试而言，考试又是全国统一的，否则就无法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招生标准，形形色色的招生歧视也就屡见不鲜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考试可以多种或多次，但是任何考试都必须具备全国统一的标准。

英国的考试制度相当复杂，但是要进入研究型的高等院校，考生一般都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A-level）考试。有些大学（如公立的朴茨茅斯大学）只要求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有些大学则还要求第二轮考试。譬如在通过全国统考和纸面材料审核之后，牛津大学还对筛选出来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以测评申请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接受新思想和信息的能力、智力的灵活性和分析推理能力。牛津的面试包括笔试和口试，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录取率都在10%以下。[6]

邻国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两国注重教育的国民心态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而日本招生考试经验对于中国具有显然的借鉴意义。然而，日本的考试招生制度却和中国大相径庭，日本国立大学并没有地区性招生指标。和英国类似，申请日本的高层次大学需要通过两次考试：在全国范围内，由大学入试中心组织统一考试；通过“中心考试”后，大学还可以设置自己的学力考试。例如东京大学就有两次入学考试，但无论是全国统考还是大学自主考试，对日本国内不同地区的考生都是原则上平等的。

当然，也有个别国家并不实行统一考试，譬如澳大利亚就没有全国统考，大学主要根据申请人的中学成绩和省会考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但是经过历年招生实践，澳大利亚对于不同地方的中学成绩和会考成绩还是形成了一套比较准确的折合标准，从而形成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的经验未必适用，因为实行分省自主命题之后，各省高考成绩之间的折算很难找到一个客观准确的公式，因而难以为大学招生提供一套统一的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国家的国立大学受宪法和法律约束，不得偏袒所在地区的考生；私立大学则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不愿意降低标准录取本地学生；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但在某些国家还是受到宪法限制。事实上，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规定地区指标，也很难发现与此相关的立法规定、司法判决或一般社会讨论，因而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问题；许多外国学者听到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都忍不住表示好奇和吃惊。然而，大学招生指标分配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全社会关心并已造成诸多后果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学招生实行的地域指标制度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中的一个异数。这套制度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或需要，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符合教育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需要，也不符合宪法平等要求，因而亟需改进。

三、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几点建议

无论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显示，高校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改革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中央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各地大学招生之所以存在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主管部门在教育机会平等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监管义务，因而大学录取标准的决定过程处于中央监管失序的状态。由于大学在财政、土地等资源上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面临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压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对全国各地考生一视同仁。要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中央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在国内外招生考试制度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供决策部门在制定和完善《纲要》过程中参考。

1、确立招生公平目标，废除分省指标体制

《纲要》应将保障考生的平等权利作为大学招生和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需要的招生考试制度。长期以来，社会高度关注高考的形式和内容，而忽视了招生平等问题。这种关注方式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对于考生来说，高考只是为大学提供一个衡量考生能力和素质的手段，获得录取才是目的，而录取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招生政策。高考试卷设计得再合理，但是招生政策却歧视不同地区的考生，那么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要保证广大考生的平等机会，首先必须摆正招生和考试之间的关系，以考生平等权利与招生地域公平为目标，进而设计有效实现这一目标的招生与考试制度。

由于目前盛行的大学招生指标制度必然造成地域歧视和招生地方化，中央应逐步废除招生指标体制，推动各部属院校实行地域平等的招生政策，鼓励地方院校实行更加开放平等的招生政策。在招生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目前可以维持招生指标作为权宜之计，但是中央教育主管部门至少应不断降低部属大学对本地考生的录取比例，并不断缩小其在不同省份的单位招生指标（每万名考生中的招生人数）之差，逐步消除大学招生政策中的任意性与地方保护主义。《纲要》应在教育部要求部属大学的本地招生占全国指标不超过30%的基础上，规定京外部属大学每年将本地招生比例递减5个百分点，逐步将本地招生比例控制在10%以内；北京部属大学的本地招生比例则每年至少压缩10%，逐步将本地招生比例控制在5%以内。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省份的单位招生指标之间的差别在原则上不应超过50%，在任何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不应偏离全国平均指标的20%（本省和边远省区除外）。既然招生指标体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纲要》应将取消招生指标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长期计划，争取在十年内实现大学招生地区平等的制度化。

2、完善招生纠偏行动，促进教育资源共享

在原则上保证大学录取标准统一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少数族群和边远地区的招生优惠政策。鉴于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可以按大学在全国招生规模占考生总人数比例，对西藏、新疆、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广西、云南、海南等边远省区实行同比例招生政策。2009年，这些省区总共约140万考生，约占全国总数的14%。对于报考人数稀少的省区，可以人为设定其考生基数，譬如对于考生实际人数少于3万的省区，可以按3万考生基数计算大学在该省区的录取名额。因此，《纲要》应奠定大学招生的二元标准格局：对上述边远省区约占全国14%的考生在原则上实行同比例招生，对其余省市占全国85%以上的考生则实行统一标准、平等录取政策。为了促进边远地区建设，《纲要》可以规定权利和义务对等：对于在录取标准上受到照顾的考生，可以将其在毕业后回原省区工作、否则支付违约金作为录取先决条件。

招生地方化的辩护者大都将招生纠偏行动(affirmativeaction)和地方保护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废除招生指标反而对少数族群和边远地区的考生不利，使这些地区的考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锐减。这种混淆视听的主张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保护少数族群、边远地区或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纠偏行动和保护大城市既得利益群体的地方歧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废除招生指标并不要求取消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招生优惠政策。为了促进族群和谐、校园文化多元并纠正边远地区教育不发达的偏差，针对少数族群、边远地区乃至贫困家庭考生的招生纠偏行动具有显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然而，即便是用意良好的招生纠偏政策也需要得到良好设计，才能使大学招生既能适当照顾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和基础教育落后的地区，又能有效防止不正常的“高考移民”现象并杜绝各式各样的加分造假行为。大学招生确实应该照顾贫困落后地区，但是目前的优惠政策过分简单化，容易造成“高考移民”和教育及社会资源浪费，使真正需要照顾的考生反而得不到照顾。为了使招生纠偏行动落到实处，《纲要》有必要规定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帮助各地发展完备的考生和家庭信息系统，为合理的招生优惠政策提供依据，同时统一规范各省的高考加分政策，将各省的高考加分项目严格限制在各国普遍承认、教育规律认可的必要与合理范围之内。

从长远来看，中央应在财政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帮助边远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纲要》应要求中央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部属高校通过互助共建、建立校区或独立分校等多种方式帮助不发达地区办学，逐步形成东部教育资源向西部辐射的纠偏格局和部属高校资源全国共享的网络体系。

3、建立统一考试制度，鼓励大学招生自主

招生地域公平的前提是存在统一的衡量标准，因而要求废除目前的分省命题体制，实行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和评判标准。当然，全国统考并不意味着以往的“一考定终身”。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次考试难以全面准确考生的能力和素质，因而中央主管部门不仅应适当改革高考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可以参照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外经验，探索大学录取标准多元化的可行性与可能路径。在技术上可行并在制度上能有效防止不规范行为的前提下，大学招生可以在高考成绩之外参照高中会考成绩乃至学生平时表现等多种因素，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衡量考生的综合素质。但是考试制度多元化改革并不能否定统一考试的必要性，否则不同地区考生的平等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建议《纲要》以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为中心，将考试制度改革作为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五到十年内形成公平而科学的考试体系。

就目前看来，英国和日本等国实行的全国统考与大学自主考试相结合的高考模式最适应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光是高考每年就有千万考生之多，一次考试确实难以全面准确衡量考生综合素质。我们建议，《纲要》明确规定今后的考试方式及其制度安排，逐步形成全国统考加大学自主考试的二次考试模式。全国统考主要发挥初次筛选的功能，考核学生的分析、数理、语言等一般能力；大学自主考试则根据大学自身特长和需要，对统考成绩符合要求的考生进行最终筛选。为了保证统一考试的公平、科学和权威性，国家应建立由教育专家组成的考试机构负责统考命题；如果命题涉及地方性知识，考试机构应由来自各省的教育专家组成，以保证命题的普遍性与典型性。如果可以做到不同考试的命题难度均衡，可以借鉴美国SAT考试经验，每年组织多次全国统考；如果一年组织一次，可以在每年4月底或5月初进行全国统考，六月完成阅卷、成绩统计以及考生填报志愿，大学则可以在七月组织自主考试，八月完成录取工作。

统一考试是为了保障全国考生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加强中央行政干预；在保障招生公平和考试统一的基础上，国家应赋予大学更多的招生自主权。中国某些重点大学虽然也被授权“自主招生”，但是招生幅度很小（招生指标的5%左右），而且程序倒置，结果造成自主招生比普通招生更不公平。目前，各大学在高考之前组织自主招生考试，必然严重限制了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人数和资格。由于大学没有能力允许全国的考生自由报名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分配给各地的考试指标必然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和普通高考相比更偏向大学所在的省市。事实上，即便在大学所在地，也只有重点高中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如果所在高中不在大学允许范围内，考生不论成绩如何优秀都没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这样的招考体制当然严重剥夺了考生的平等机会，因而已有学者将其戏称为“假自主招生”。[7]正确的做法是借鉴英国和日本的考试程序，先进行全国统考，在统考筛选的基础上各大学可以再进行自主考试。既然全国统考已经淘汰了大部分申请人，大学也就不再面临资源约束的困惑，完全有能力在第二次考试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一视同仁。当然，为了节省考生成本，层次相当的大学也可以组织联考，但是不论考试方式和组织主体如何，都必须保证对全国的考生完全开放、平等。在保证大学招生政策平等的前提下，中央完全可以放开大学招生自主权；大学可以自行决定究竟采取何种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全国考生的标准，有的大学可以纯粹依赖全国统考，有的大学可以在统考筛选基础上组织自己的二次考试，职业技术学院甚至可以不要求高考成绩，采用其它的考试标准。[8]大学自主招生的比例也没有必要局限在5%或10%范围内，而完全可以达到100%。

4、保证大学平等竞争，打破私人办学障碍

造成中国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在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其分布失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允许大学在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繁荣发展。虽然中国大学数量增加很快，入学率也大大提高，但是真正有吸引力的名牌大学并没有增加，高考竞争压力也没有减小。由于中央的重点扶持，清华、北大等极少数名校和其它大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少考生形成了“非名校不上”的情结，进而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不仅总体更加雄厚，而且分布更为均匀。尤其在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自由发展和平等竞争为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增添了极大活力。虽然名校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但是考生的入学选择是多样化的，而且取决于多重考虑因素，对某个名校的依恋情结很容易为就近入学、节省成本、获得奖学金的机会等因素所超越，从而也缓解了名校本身面临的招生压力。

为了提升中国的综合教育实力、缓解考试压力并从根本上改变对于青少年成长极为不利的应试教育，除了让具备条件的优质大学适当扩大本科招生、进一步普及通识教育之外，必须让高等教育得到自由和自主的繁荣发展。国家不应再人为将大学分为三六九等，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通过中央重点投入“创建世界一流”，而是应该让不同层次的大学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平等竞争，一方面通过国家财政对部属大学切实履行中央义务，另一方面鼓励大学用自己的办学业绩和社会贡献吸引广泛的民间支持，通过财政来源的多元化减少乃至消除部属大学的地方依附。

决定大学声誉的不仅是师资和设施，更重要的是生源，学生质量是大学质量的首要标志，因而大学平等首先体现在招生权利的平等上。国家尤其不应在考试录取过程中允许重点大学优先录取，歧视一般院校特别是民办院校。目前不仅大学分层次、分阶段录取，一般院校和民办大学只能吸收重点大学录取后的剩余生源，因而在众目睽睽的招生阶段就被打上“二流”乃至“三流”院校的烙印，而且许多地方的考生是在不知考分甚至高考之前就被要求填报志愿。《纲要》应彻底改革不合理的录取过程，并明确以下基本原则：所有考生都应该在知道高考成绩之后填报志愿，而报考和录取是一个平等开放的双向过程，所有大学都在同一时间面向所有生源。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收到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并在限定时间内做出最后选择；如果第一轮录取过程结束后，还有大学没有达到既定招生规模，可以自主进入第二轮录取。在整个过程中，各省招生办公室发挥的作用应限于保管考生档案，并控制档案的最终去向。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繁荣和多元发展，国家还应该降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和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共同发展，进而缓解高等教育资源紧张并促进各地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当然，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规定私人办学的资质并要求一定的教育质量，但是一旦符合基本条件，私人就应该获得办学的许可，并从考试招生到颁发学位获得和公立大学完全平等的权利。《纲要》应确立私人办学的平等权利，打破束缚民办教育发展的重重行政桎梏。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办学主体和模式的多元竞争是推动国家教育长远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国外经验表明，私立大学不仅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流大学，而且也完全可以成为推动因材施教、择优录取、平等招生的楷模。

5、实现基础教育平等，推动全国同步教学

目前制约大学招生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地基础教育发展严重失衡，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长期得不到国家财政的基本保障，因而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知识结构和发达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只有保证基础教育的地区平等，才可能真正实现大学招生的地区平等。其实和高等教育相比，基础教育对于青少年的道德和智力发展更加关键，因而国家理应通过增加财政投入等切实措施，保障全国所有地方的基础教育达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标准。目前，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并就免费就学、安全校舍、合格教师和符合法定标准的工资待遇等方面出台多项保障措施，但是有些措施还有待地方落实。《纲要》有必要将基础教育的平等保护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切实保障贫困地区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包括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师资质量，加大投入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立能够锻炼想象力、拓宽知识面的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必要建立实施义务教育的长效机制，监督地方政府将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中央政令和配套经费落到实处。

实现招生平等和统一考试意味着全国基础教育体系将形成多元而同步发展的格局。一方面，统一考试将一如既往地对中小学教学体系发挥“指挥棒”作用。正因为如此，统考命题设计应慎之又慎，全国统考的科目应仅限于考察学生的数理化、阅读理解、逻辑推理等可以客观衡量的一般能力，而不应包括需要死记硬背或临场发挥的主观性或随意性较大的具体内容。如果统考命题设计科学合理，应能对锻炼学生思维分析能力、促进各地素质教育发挥积极作用。虽然边远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可能面临一时的不适应，但是如果这些地区的中小学教学质量能够得到基本保障，它们应有能力迎头赶上，从而形成全国基础教育同步发展的统一体系。也只有全国各地的教学体系同步发展，才能保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法治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既然全国统考只是测试学生的一般能力，各地和各个学校对于具体教材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仍然掌握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步教学并不是一盘全国一统僵化的“死棋”，而是各地灵活掌握、多元竞争的“活棋”。

6、制定招生考试立法，保障公民有效参与

为了从法律上确立并保障各地考生的平等权利，中央应在适当时机通过《大学招生考试法》。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先行制定大学招生和考试的法律规范，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动制定国家法律，至少在《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中加入专门章节规定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虽然中央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立法并一度提出相关法律草案，但是立法进程并不尽如人意，亟需加快立法步伐。高等教育是对人产生毕生影响的重要公共资源，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而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有必要在这个领域制定专门法律。《纲要》应将招生考试立法作为中长期目标，力求在今后五到十年内制定中国第一部《大学招生考试法》，早日实现大学招生考试的法治化。

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改革事关每一个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会的满意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因此，和谐社会离不开有序而有效的公众参与。无论是招生考试立法还是《纲要》本身的制定过程都应做到公开透明，通过网络等渠道主动引导公众对某些重要热点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参与，并充分尊重民间的智慧。中国近年来的社会进步表明，公众参与不仅是政府理性决策的基础，而且也是制度改革的推动力与正当性的最终源泉。

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并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们希望，《纲要》能按照宪法和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要求，更新教育观念、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社会早日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平等。

[1] “温家宝听课笔记刊发：教育需大胆改革”，《新京报》2009年10月12日。

[2]资料来源：北京高校(校本部)2009年招生来源计划，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4/22/content.[3]参见“众议高考地域歧视是否存在”，《法制日报》2009年3月20日，投票结果见http://vote.qq.com/survey_project_stat/21368_true.shtml.[4]当然，个别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例如澳大利亚的某些高校是由省或地方政府设立，却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因而名义上属于地方公立，实质上是“准国立高校”。

[5] 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

（二），1991年12月，第80-114页。

[6] 参见王立科：《英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研究》，厦门高校教育学院博士生论文，2007年。

[7] 熊丙奇：“取消计划配额，才是实现高校招生均衡之道”，《东方早报》2009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