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国务院组织法

1982国务院组织法（精选7篇）

1982国务院组织法 篇1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十四号公布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国务院的规定，制定本组织法。

第二条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国务院的组成和领导体制】

第三条 国务院行使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职权。

第四条 国务院会议分为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国务院的会议制度】

第五条 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法规，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任免人员，由总理签署。

第六条 国务委员受总理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并且可以代表国务院进行外事活动。

第七条 国务院秘书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国务院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工作。

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

【办公厅】

第八条 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经总理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部委的设撤并】总理提，人大或者常委定。

第九条 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

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签署上报国务院的重要请示、报告和下达的命令、指示。副部长、副主任协助部长、主任工作。

提请注意：部只有部长、副部长，委员会有主任、副主任、委员。

第十条 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决定，主管部、委员会可以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十一条 国务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的原则，设立若干直属机构主管各项专门业务，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协助总理办理专门事项。每个机构设负责人二至五人。

1982国务院组织法 篇2

2 0 1 0年是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决战之年。为了督促各地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8月2 6日国务院组成6个督查组对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青海、新疆等1 8个重点地区进行节能减排专项督查。督促检查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 (国发[2 0 1 0]1 2号) 文件精神情况;对完成任务有困难的地区, 督促其实施预警调控。

督查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等1 3个部门组成, 检查重点是:各地制订和实施节能减排工作方案情况;淘汰落后产能进展情况;严控新上“两高”项目情况;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情况;加强重点用能企业管理情况;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工作情况;制订和实施节能减排预警调控方案情况等七个方面内容。

世纪之年：1961和1982 篇3

在葡萄酒文化中，年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懂的人，肃然起敬，不懂者，神秘莫测。

葡萄酒的年份是指葡萄采摘的年份，按法律规定会印在酒标上。普通的餐酒，因为是工业化生产，对年份并不敏感，无论天气如何变化，每年的价格大体保持一致。但是，对名庄酒来说，年份就至关重要了。典型的例子就是1982年的拉菲，酒商间的交易价在5万港元左右，而相邻的两个年份1981年和1983年，虽然葡萄的种植与酿造成本是一样的，可价格均不会超过1万港元，相差约5倍，这就是葡萄酒年份能起到的作用。

那么从专业品尝的角度来说，是不是1982年的拉菲要比相邻的年份好几倍呢？答案是否定的，好当然是好，但也只是好一些而已。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高科技设备的广泛应用，现在即使是比较差的年份，通过后天的调整，酒也能保持一定的水准。尤其是各大名庄，近十年来由于新兴市场的热捧，价格节节攀升，酒庄也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技术设备的提高与信息化的管理。故此，做出好或很好的葡萄酒已经不再是难事。但是，要出品一款伟大的葡萄酒，则绝非人力所能达到，而更多有赖于天之恩赐。

酿造一瓶顶级葡萄酒的三个因素：天、地、人，地理环境不能改变，人为技术基本也发展到了极致，唯有“天”的因素无法控制，冰雹、霜冻、干旱、雨水、日照等，都会对葡萄酒的质量造成影响。整个20世纪，法国的波尔多，能被称为世纪之年的，也只有两个：1961年与1982年。

1961:赌王挚爱

“时间证明，1961不仅是一个好年份，而且是一个绝佳的年份，实际上它是整个20世纪最好的年份之一。”这是著名的专业葡萄酒网站“酒博士（Winedoctor）”对1961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评价。

1961年是上世纪霜冻灾害最严重的三个年份之一（其他两个年份是1945年及1991年）。开春就出现的严重霜冻，将大面积的胞芽冻死，葡萄大幅减产，有些葡萄园甚至颗粒无收。好在接下来整个夏天温暖干燥且阳光充足，灾后幸存的葡萄得以充分成熟，整个波尔多产区除了以生产甜酒为主的苏岱和巴萨克，收获的都是精华。

产量极低，直接导致1961年份的葡萄酒价格不菲。澳门赌王何鸿拥有超过2万瓶名庄，其中最珍贵的就属50箱（12瓶/箱）1961年份庞马庄（Chateau Palmer）—该庄虽然在1855年巴黎世博会列级庄的评级中位列第三级，可由于品质卓著，价格超过大部分二级庄，而1961年的庞马更是凌驾于五大庄之上，酒商间的交易价格约4000欧元一瓶。

由于橡木塞的寿命通常约为30年，加上瓶中的酒液也会透过橡木塞挥发。故此，赌王在2005年5月请庞马庄的相关人士专程飞抵澳门换塞。当时600瓶酒已经消费了52瓶，还剩548瓶，检查发现其中4瓶已变质。在换塞过程中，为了使酒液恢复到正常水位，填瓶又消耗了16瓶，剩下的528瓶葡萄酒先抽真空，然后用酒庄1963年的手动封塞机重新封上新木塞和新箔帽，除了新木塞上印有“1961”及“Recorked in 2005”字样，酒庄的三位大佬还现场签署了换塞证明文件。

三位专家用两天半时间完成了换塞，何鸿事后表示：“经过这次换塞之后，这些红酒像是新生的婴儿，希望将这些酒传承给我的儿孙，通过它们传达我对子孙的爱。”

1961年的名庄酒，笔者只品尝过木桐庄，当时的记录如下：开瓶没有经过醒酒器就直接入杯，黯淡无光的浅棕色，有点浑浊及悬浮小颗粒，香气若隐若现，干草、烟丝及熏肉主导，入口顺滑，单宁中低，酸度平和，酒体中庸，架构依然强壮，只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略显单调，有点Hold不住的感觉，药草及矿物质的回味尚称得上悠长。

记得在座的几位老酒友都表示失望，但笔者却认为，喝老酒，尤其是像这样60年高龄的珍品，在嗅觉与味蕾方面，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而是要靠想象力去弥补，想想60年前青春活泼的酒农收获时的欢声笑语，而今他们即使健在，也必定过了古稀之年，而60年间，这瓶酒又经过多少周折，转手多少次，周游多少地方，其中必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几许辛酸，几许快乐，而所有的故事，都在今夜找到了一个结局—开了，喝了，真正要感受的是岁月，而不是酒体、单宁、酸度。

1982:“葡萄酒皇帝”的诞生

在波尔多，如果说1982年是上世纪最完美的年份，估计不会有人反对。只要是这个年份的名庄酒，都要比相邻年份的价格高出至少2倍，甚至有5-6倍者。1982年拉菲的空瓶子都能卖到2000元，比该年份的许多酒还贵。

1982年6月开花期，种种迹象已经让酒农们欣喜若狂。跟着7、8两个月份温度恰到好处，葡萄充分吸收土地的各种风味物质。然而，9月，一场罕见的热浪使葡萄充分成熟，甚至可以说过分成熟，包括糖分含量、单宁级别在内的各项生物学指标都达到历史最高点。次年4月的新酒试尝，酒的果香成熟而浓郁，由于装瓶后的酒继续醇化能力有限，于是，欧洲的酒评家无不惋惜，认为不可能成为超顶级的葡萄酒了。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人罗伯特·帕克站了出来，预言1982年份将成就本世纪最伟大的葡萄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82年之所以在葡萄酒世界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键就在于它奠定了罗伯特·帕克“葡萄酒皇帝”的地位。

在地球上，能够影响顶级名庄酒价格的只有帕克一人，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评论家”。此人生于1947年，大学的专业是法律，1967年他到法国追求在当地留学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发现法国的葡萄酒比可乐还便宜，一下子就迷上了，并开始系统学习，每年都到法国酒庄探访品尝，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相关的评论。到了1975年，他毅然辞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专业从事葡萄酒品尝、教育及写作。他自创了100分的评分标准与体系，原理与欧洲专业圈子使用的20分制相仿，但更容易被受过高等教育、习惯了学校100分评分标准的普通爱好者认同。1978年，他创办专业的葡萄酒杂志《葡萄酒倡导家》（The Wine Advocate），尽管当时生活窘迫，且法国酒商及酒庄也不买他的账，但他坚持给喝到的每一款波尔多名庄酒打分，并定期公布分数。

到了1982年，当欧洲葡萄酒评论家普遍不看好波尔多当年出品的时候，帕克于次年公开宣布：这是本世纪以来最佳的年份，同时给1982年的拉菲以满分100分的预言，要知道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款酒能让他打出满分。

两年后，拉菲正式上市，帕克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他的分数渐渐被世人所接受并推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波尔多再也无法忽视帕克的能量，因为获得帕克高分的葡萄酒就会被市场一扫而空，而不幸被评低分的葡萄酒，却举步维艰。

为了保持独立性，帕克从来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也不接受任何酒庄的馈赠，他坚持自己买酒，或者亲自到酒庄品尝，然后再给出自己的分数。

帕克因波尔多而享誉全球，波尔多也因帕克而独领风骚，已经很难说是波尔多造就了帕克，还是帕克提升了波尔多。整个波尔多的期酒都要等帕克打分以后，各个酒庄才开始定价销售，而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伟大的1982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葡萄酒同样会经历生老病死，当年高分的葡萄酒也会逐渐走下坡路。2009年，帕克认为1982年拉菲的巅峰已过，将其降为97分。但是，王者永远是王者，即使老去，那高贵闪耀的光环是永不褪色的。

笔者在2011年有幸跟三位酒友分享一瓶1982年的拉菲，当时的感觉是：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1982, 我终于喝到了你，棕红色，依然有点光泽，香气适宜，烟熏、坚果、干磨菇，入口柔软如绵，丝绸般感觉，酸度恰到好处，甘草、香料主导，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肃然起敬，回味有淡淡的烟草香，非常愉悦，6点开瓶，到10点半，就日薄西山，任何美好事物，都有落幕的一刻。

经常会有人询问笔者喜欢喝什么样的酒？这实在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时间、环境、对象、菜肴乃至心情，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对葡萄酒的选择。但是，有些酒你是永远也不会拒绝的。对我来说，那必定是期待已久、留有无限想象空间的葡萄酒—类似1961年和1982年，这些被誉为世纪之年的葡萄酒。

1982国务院组织法 篇4

展

2016年12月29日，民政部官网发布了《财政部民政部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了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十项利好措施。主要包括：

不应对成立年限做硬性规定;社会组织可提出新增公共服务需求;新增购买服务30%以上由社会组织承接;购买服务合同最长可以设定为3年;可采取凭单制形式购买服务;专项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中央和地方继续安排专项资金;务实开展绩效评价，避免额外负担;采购限额和公开招标数额将提高;社会组织地位提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变化等。《指导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民政部联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布。

为了使这些利好政策尽快落实，社会组织的从业者们，关心公益事业的人们，赶紧转发扩散让更多人知道吧!利好一不应对成立年限做硬性规定

★政策：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符合有关资质要求，但不应对社会组织成立年限做硬性规定。

对成立未满三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年检等方面无不良记录的社会组织，应当允许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点评：这一政策降低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门槛。此前各地不仅对社会组织成立年限设限，还对评估等级有要求。新生的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满足这些要求，而无法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而他们往往是最需要政府资金扶持的。利好二社会组织可提出新增公共服务需求

★政策：积极探索建立公共服务需求征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发现新增公共服务需求、促进供需衔接方面的积极作用。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由行业协会商会搭建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与行业企业沟通交流平台，邀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及社会公益服务洽谈会等形式，及时收集、汇总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并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反馈。

★点评：这意味着社会组织不再只是被动承接项目，而是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将将新增公共服务需求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进而生成具体的项目，再由社会组织承接。利好三新增购买服务30%以上由社会组织承接

★政策：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份额或比例。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点评：政府购买服务最初是向企业购买，作为后来者，社会组织能拿到30%以上的比例，意味着在分蛋糕时将更有话语权，也说明在政府眼中，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企业相比在逐渐上升。

利好四购买服务合同最长可以设定为3年

★政策：对购买内容相对固定、连续性强、经费来源稳定、价格变化较小的公共服务项目，购买主体与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可适当延长履行期限，最长可以设定为3年。

★点评：长期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周期多为一年，导致服务短期化、一次性化，社会组织没有充足的时间开展项目，设立长远目标，疲于奔命。此次《指导意见》终于有了明确突破。利好五可采取凭单制形式购买服务

★政策：对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服务内容具有排他性并可收费的项目，鼓励在依法确定多个承接主体的前提下采取凭单制形式购买服务，购买主体向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发放购买凭单，由领受者自主选择承接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并以凭单支付。

★点评：服务对象自主选择避免了购买服务时的各种“暗箱”，使社会组织可以用服务质量说话，杜绝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

利好六专项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政策：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培训和示范平台建设，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项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进一步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制度，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鼓励在街道(乡镇)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业务范围内的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点评：这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间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之外，专门直接针对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具体措施，可以有专门资金支持。利好七中央和地方继续安排专项资金 ★政策：中央财政将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安排专项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点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多个领域，并不专门针对社会组织。近几年，中央财政每年通过民政部部门预算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对社会组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指导意见》的这一规定意味着不仅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会继续存在，地方也会加入进来。利好八务实开展绩效评价，避免额外负担

★政策：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及指标，开展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畅通社会反馈渠道，将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一项主要的绩效指标，务实开展绩效评价，尽量避免增加社会组织额外负担。鼓励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辅助开展绩效评价。积极探索推进第三方评价，充分发挥专业机构在绩效评价中的作用。★点评：在重视绩效评价的同时，强调尽量避免增加社会组织额外负担，绩效评估将更重实质而轻形式，纸面评价的比重将有可能降低。

利好九采购限额和公开招标数额将提高

★政策：研究适当提高服务项目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简化政府购买服务采购方式变更的审核程序和申请材料要求，鼓励购买主体根据服务项目需求特点选择合理的采购方式。

1982国务院组织法 篇5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邪教组织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进入21世纪，当代邪教势力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在我国，明确认定的邪教组织共有14个。

呼喊派

组织情况：李常受于1962年在美国创立，1979年渗透到我国。1983年活动已涉及20个省、自治区的360个县市，蒙骗群众20余万人。

社会危害：李常受妄称“基督是我，我也是基督”。造成此次招远血案的“全能神”教主赵维山曾是该团体的黑龙江骨干。近年来，该组织逐步演变出“常受教”“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被立王”“主神教”“实际神”“东方闪电”等派系。

徒弟会

组织情况：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于1989年初创立，内部设有总会、小分会、教会点等7级机构。到1995年初，该组织活动已涉及14个省的300多个县，受蒙骗群众35万余人。

社会危害：季三保编造“七步灵程”，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神的儿子”，可以行神迹奇事，治病救人。该组织骨干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致使大量学生辍学，很多群众整天“祷告”，放弃生产，变卖家产，预备“升天”，或有病不求医，因贻误治病而死亡。

全范围教会

组织情况：1984年，河南镇平县人徐永泽在平顶山创立“全范围教会”。最高机构为“全范围议会”，下设7个牧区。至1991年时，该组织活动已涉及15个省、自治区的88个县，蒙骗群众数万人。

社会危害：徐永泽编了《教会基本建造草案》，提出“实现中国文化基督化、全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的国度，与主一同掌权”。一些骨干散布“世界将到尽头，灾难就要降临”“信主能治病”等谣言，要求信徒天天聚会时嚎啕大哭。受其影响，很多群众不思工作，一心等待“升天”。

灵灵教

组织情况：江苏淮阴县农民华雪和于1983年创立。该组织形式较为疏松，但有明确分工。至1990年时，该组织活动已 涉及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蒙骗群众1.5万余人。

社会危害：华雪和自称是“第二个耶稣、主基督”，是“主耶稣二次道成肉身降临”，称“淮阴就是耶路撒冷”。该组织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整个人类要毁灭，只有早进‘灵灵教’才能躲过灾难”，致使信徒群众放弃生产，坐等 “世界末日”。

新约教会

组织情况：香港女影星梅绮(江端仪)于1960年创立，后由其女儿张路得继续在台湾传播并建立组织。1964年，该组织另一负责人洪三期在台北高雄县建立新总部和“圣山”。1988年，该组织“石牌教会”负责人左坤另立“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目前，该组织活动涉及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社会危害：梅绮、洪三期、左坤等人均自称“先知”，代表“至高神来执掌王权”，是“神在地上的君”，宣称要“推翻人的国，建立神的国”。

观音法门

组织情况：1988年，英籍华人释清海在台湾创立“观音法门”，活动涉及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年5月，骨干许成江另立“圆顿法门”，蔓延到9个省市的20余个县(市)，受蒙骗群众约5000人。

社会危害：释清海标榜自己是“清海无上师”，等同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安拉真主等。从1989年开始，“观音法门”组织成员以旅游、探亲、投资办厂为名，频繁派人进入大陆，发展成员，秘密建立活动点。此外，又多次策动境内信徒到境外参加“法会”或培训，回国后进一步发展邪教组织。

主神教

组织情况：“主神教”是另一邪教组织“被立王”的骨干刘家国于1993年创立，活动涉及22个省、市。该组织成员分为“主神”“省权柄”“各级同工”等7个等级。

社会危害：刘家国自称“主神”，制造、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只有信仰‘主神’才能得救，要团结在“主神”四周，终极建立神的王国”等迷信邪说。他还以“赐神灵”为名，强奸妇女19人；以缴纳奉献粮、奉献款为名，诈骗钱财40余万元人民币。

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

被立王

组织情况：“呼喊派”骨干吴扬明于1988年创立“被立王”，曾一度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活动点500多处，发展信徒数万人。该组织体系分为“父王”(吴扬明)、“服权人”、信徒等5个等级，并制定了严格的戒律。

社会危害：吴扬明利用《圣经》中“被立”一词，自称“被立王”，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若不信就要受惩罚，遭到屠杀”。

他先后以诱骗和胁迫手段共奸污成年妇女和幼女数十人。他还要求信徒缴纳“奉献款”，聚敛钱财数十万元。

同一教

组织情况：全称为“世界基督教同一神灵协会”，美籍朝鲜人文鲜明于1954年在韩国釜山创立。

社会危害：该组织规定信徒必须与异性信徒发生两性关系，称此为“洗礼”，由文鲜明为信徒指定婚配，主持跨国大型“集体婚礼”。该组织曾在韩国、美国组织过反共大游行。“同一教”以投资援助、任职任教、文化交流等为名，派遣职员进入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同时极力拉拢、发展我出国职员，指使他们回国后广泛传播“同一教”。

三班仆人派

组织情况：“三班仆人派”是河南镇平县人徐文库(又名徐双富)创立，组织成员分为“大仆人”“二仆人”等6个等级，建立较严密的组织体系，活动一度涉及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社会危害：徐文库借用《圣经》神化自己，自称“大仆人”。该组织散布“2000年以前世界有七大灾难，世界末日来到了，“只有‘三班仆人派’才是真理真道”等迷信邪说。近几年来，徐及其骨干以“奉献钱是交给神”等为名，骗取大量钱财。

灵仙真佛宗

组织情况：1979年美籍华人卢胜彦创立“灵仙真佛宗”，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雷躲寺(又称“灵仙真舍总堂”)。1988年开始渗透我国，活动曾一度涉及13个省市。

社会危害：卢胜彦标榜自己为“**”“佛主”，极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曾于1989年多次发表公然演讲，攻击党和政府。该组织还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委任主持人，偷运、散发大量该组织书籍和宣传品，发展成员，建立组织。

天父的儿女

组织情况：“天父的儿女”又称“爱的家庭”，是由美国人大卫·摩西·白克于1968年在美国创立，其基本单位为“家庭”，最高机构为“皇室”，大卫任“国皇”。该组织从1980年开始渗透我国。

社会危害：攻击一切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宣称“上帝的爱即是性爱”，指使信徒用类似卖淫的方法发展信徒，募捐经费。在“家庭”中实行群居、滥交，甚至提倡儿童性行为。受其影响，境内大多数成员有流氓行为，乱搞两性关系。

达米宣教会

组织情况：韩国人李长林于1988年创立，最高机构为“达米宣教会世界总本部”。1992年初传进我国，活动一度涉及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社会危害：该组织以宣扬“末世论”为宗旨，宣称1992年10月28日23时是“世界末日”的开始，届时加进该组织的人将随复活的耶稣一起‘升天’，不信其说教的人将在而后的7年‘大灾难’中受苦”。自1992年以来，该组织频繁派人进入我国，发展成员，建立组织，并指使境内骨干煽动、组织受蒙骗群众搞集体“升天”活动。

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组织情况：韩国人朴叫呼于1980年创立。组织成员分为上帝、总务等5个等级。该组织从1993年传进我国，活动涉及东三省、北京、河北、上海等11个省、市、自治区。

社会危害：朴叫呼自称是最后的先知“以利亚”，要求信徒将其作为“石仙”加以崇拜，称其组织为“石国”。该组织在我国各地建立了聚会点、联络点，并租地建立“石国”聚居村，唆使受蒙骗群众变卖家产，举家移居，共同生活。在“石国”聚居村内，要求他们断尽与外界联系，集中学习邪教教义，不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

事实+

如何辨别邪教

1982国务院组织法 篇6

关键词：温度,变化特征,气候倾向率,突变,小波分析,北京市,1982—2012年

近年来,气候变暖已成为全世界人民讨论和重视的问题,气候变暖也成为全球气象研究者的共识[1,2,3,4,5],1951—1990年我国增暖主要是由于夜间最低温度的升高引起[6]。北京的地面气温自1940年以来其线性上升趋势为1.15℃/100年。最低气温上升得更快,达3.33℃/100年,而最高气温反而呈下降趋势,其速率为-0.097 0/100年[7]。温度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对温度变化特征的分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局地温度变化的研究。北京位于暖温带地区,属于半湿润地区,主要为温带季风气候;对北京局地温度特征的分析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加详细的当地的温度信息;可以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农业指导预报,提高农业生产产量;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本地温度数据;对极端天气和异常气候的预防和预报以及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经济财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资料来源

温度是反映某地气候特征的最基本气象要素之一。本文使用资料是北京地面观测站从1982年1月1日到2012年11月30日31年11个月的逐日平均气温、日最低和日最高温度记录。将近31年测站中1982—2012年不足全年或缺乏完整的资料剔除,然后对剩余资料的逐日月平均气温、日最高、日最低温度资料中的异常值进行质量控制,确保误差尽量小。为了计算方便,本文使用的逐日平均气温、日最低和日最高温度的记录单位是0.1℃。

1.2 研究方法

1.2.1 气候倾向率。

引入气候倾向率来研究北京市近30年温度变化趋势。Xi表示样本量为n的温度变量,Xi所对应的时间用Ti表示,建立Xi和Ti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式(1)中,a为回归常数,b为回归系数。a和b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b×10为气候倾向率,表示气候要素10年的变化速率。

1.2.2 Mann-Kendall检测。

Mann-Kendall简称MK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法,世界气象组织推荐研究方法,采用此方法为研究北京市近30年气温的突变特征。其适合于对水文、气象等非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于样本容量为n的时间序列,第一统计量:

式(2)中,Sk是第i个样本大于第j个样本的个数的累计值(1≤i≤j)。在原序列随机独立的假设下Sk的标准化序列U(Sk)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a0下,a1<a0时,拒绝原假设,认为序列存在一个长期的趋势变化。所有的U(Sk)(1≤k≤n)将组成一条曲线UF,对x序列的逆序列重复上述过程,得到曲线UB。一般显著性水平α=0.05,那么临界值U0.05=±1.96。将UFk和UBk2个统计量序列曲线和±1.96的2条直线均绘制在一张图上。分析绘出的UFk和UBk曲线图。若UBk和UBk分析大(小)于0则表明序列呈上升(下降)趋势,当UF超过临界线时,表明上升(下降)趋势,当UF超过临界限时,表明上升(下降)的趋势显著。如果UF和UB曲线出现交点,且交点在临界线之间,这个交点即是突变点,该点对应的时刻就是突变开始时间[8]。

1.2.3 小波分析。

小波分析具有自适应变化的时频窗口,是一种信号时、频局部化分析方法。研究采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北京市近30年年平均气温的周期变化特征。若函数Ψ(t)满足下列条件的任意函数:

式(3)、(4)中是Ψ(t)的频谱,有:

(a,b∈R;a≠0)为连续小波;为基本小波或者母小波(mother wavelet),它是双窗函数,一个是频率谱,另一个是时间窗,Ψa,b(t)的振荡随着增大而增大;a为频率参数,即伸缩因子;b为时间参数,即平移因子,表示波动在时间上的平移;R为实数。任意函数f(t)∈L2L(R),L(R)表示平方可积的实数空间。小波变化的连续形式:

式(6)中,Wf(a,b)=随参数a和b变化,可以制作出以b为横坐标、a为纵坐标的二维小波系数Wf(a,b)等值线图。通过图中小波系数变化可以反映系统在不同时段、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变化特征。本文采用Morlet小波函数,所用函数:

式(7)中,Ψ(t)为基本小波或母小波,t为时间,C为常数。利用该小波函数,通过计算可得到北京市近31年年平均气温时间序列在不同尺度的小波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气温年际变化特征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历年的平均气温、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变化如图1所示,进行一元一次线性拟合,其结果为y=0.036x-58.15、y=0.024x-60.26、y=0.22x-24.809 9。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市近31年来的平均气温、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整体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平均最低气温的上升速率最快,年平均最高气温增长速率最慢;增长幅度分别为0.36、0.24、0.22℃/年。北京市的平均气温、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在20世纪80世纪初(气温总体偏低,20世纪末至今气温有较小的波动,但整体上持续升高,气温有明显变暖趋势)。

2.2 气温季节变化特征

北京市近31年各个季节的温度的变化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最高气温所出现的年份均是2000年以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北京市温度呈上升趋势。从各个季节的气候气象率来看,北京市的夏季增温最明显,气候倾向率达到了0.47℃/10年,其次是春季和秋季达到了0.36℃/10年,增温最不明显的是冬季气候倾向率刚刚达到0.30℃/10年。

2.3 突变检验

图2为采用Mann-Kendall方法绘制出的近31年北京市逐年平均温度突变特征曲线。从图2可以看出,2条统计曲线在1992年有唯一的交点,且交点处于2条信度线内,说明北京市的年平均温度在1992年发生突变,即1992年开始,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开始突然上升。将UF进行一元一次线性拟合,得到方程为y=0.173 5x-0.767 2,其相关系数R=0.943 0。趋势度β=0.173 5表明:近31年来北京市的年平均气温总体呈递增趋势。1983年的UF值大于0,说明温度上升,但是1984—1988年的UF值小于0,这期间温度下降;在1989年之后直到2012年的UF值又都全部变为正值,说明温度开始上升,并且在1994年之后的年份中UF值都超过了信度线,温度回升的趋势更加显著。

2.4 小波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北京市近31年年平温度的详细变化特征,用小波分析方法对1982—2012年的年平均温度进行小波变换。图3a为北京市年平均温度的小波变换图,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表示时间尺度,等值线表示小波变换系数。等值线为实线表示温度偏高,等值线为虚线表示温度偏低。在8~16年的时间尺度上,分为2个有显著的年际变化的不同阶段。在1982—1992年温度处于偏低阶段,1993年之后温度处于偏高阶段。在4年的时间尺度上,北京市年平均温度经历了偏低→偏高→偏低→偏高→偏低→偏高3个交替循环。在2年的时间尺度上,北京市年平均温度也经历了偏低→偏高→偏低→偏高→偏低→偏高3个交替循环。由于小波变换系数在不同品域内(不同的尺度因子上)的方差贡献的相对极大值可以准确的诊断出该频域内信号变化的显著尺度。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小波方差如图3b所示,可以看出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地小波系数方差有2个极大值,分别是准9.19年和准2.64年。这2个时间尺度的方差是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变化的显著时间。

由图4可知,有2个明显的温度主周期。在以约3年的时间尺度上,有1个明显的周期振荡,在1982—1985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低阶段;在1986—1991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高阶段;在1992—1996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低阶段;在1997—2004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高阶段;在2005—2009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低阶段;在2010—2012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高阶段前期,并没有闭合,说明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北京市年平均温度仍会处于偏高阶段。在约9年的时间尺度上,有一个周期振荡,在1982—1992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低阶段;在1993—2012年北京市年平均温度处于偏高阶段,虽然小波变换系数在2002年以后在减少但仍是正值,这也说明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北京市年平均温度仍会处于偏高阶段。

3 结论

本文对北京站所提供的1982—2012年北京市逐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和日最低气温资料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近31年的北京市的温度年际变化整体呈增加趋势;北京市近31年各个季节的平均温度也成增加趋势;北京市的年平均温度在1992年发生突变;预计在一定时期内北京市的温度将会继续上升。

注:a为9.19年,b为2.64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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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国务院组织法 篇7

曼达里“要塞”

“穆斯林-伊本-阿奎尔”攻势于1982年10月1日晚发动。次日清晨，士气高昂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任陆军机械化部队伴随下向山上的伊拉克阵地进攻。拂晓后不久，伊朗空军第5大队(驻奥米迪耶)的F-5E战斗机和第3大队(驻哈麦丹和诺杰)的F-4E战斗机对伊拉克后勤中心发动了第一次空袭。在地面，伊朗陆军与革命卫队之间缺乏协同，所以战斗不久就发展成了对每一座山头的血腥争夺。伊朗人的推进非常缓慢，到10月4日他们还没到达曼达里，相反。伊拉克人在大炮和武装直升机的支援下开始向苏玛尔反攻。这是一场决定性大规模会战的开始。

根据最初的计划，伊朗空军的第31和33战斗机中队每天须出动9-12架次打击敌方战线纵深，第51和53中队每天出动相同的架次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但这无疑是不够的，因此陆军航空兵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作用被高度重视。伊拉克空军也做出了回应。他们派遣更多的战斗轰炸机补充至前线机场。

伊朗空军在曼达里部署了一个“霍克”地空导弹阵地，10月5日伊朗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米格-23BN。同一天，伊朗地面部队也开始了下一阶段行动。这次步兵和装甲兵协同得更好，至当晚他们已经在山顶俯视曼达里市区了，先锋部队距离城市外围只有两到三公里。但第二天清晨，伊朗军队对城市的进攻被挫败——巴斯基军(伊朗民兵组织)遭到了伊拉克守军和自己友军炮火的双重打击。

伊拉克人在曼达里部署了一支特种部队——共和国卫队旅，这支部队接受过城市战训练，并得到米-25(米-24的出口型)和SA。342直升机猎杀队的有力支援。到10月7日，伊朗人已经丢失了俯视曼达里的阵地，但是他们阻止了伊拉克人的另一次反攻，并声称击落7架伊拉克战斗轰炸机，解放了150平方公里领土。

伊朗空军在这段时间内空袭了苏巴库，巴古拜和贾西姆酋长区的伊拉克机场，迫使伊拉克暂时疏散了那里的战斗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由著名空战战术家亚哈亚·希姆萨蒂安上尉驾驶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接下来的10月10日，在掩护一架正在支援机场空袭战的波音707加油机时，贾拉尔·赞迪少校驾驶F-MA战斗机击落了两架米格-23。不过该战果一直未被伊拉克承认。

按照普遍的看法，两伊战争中伊朗空军的表现要远好于对手。这主要是由于飞行员出众的训练水平和装备技术优势。除了两架被赞迪少校击落的米格23外，到月底还有1架苏-20(被F-4)、2架米格-21(被F-4和地对空导弹共同击落)、1架SA.342(被F-SF)和2架米-8直升机被(F-SE)击落。

伊拉克人则声称至少击落了3架F-14“雄猫”、8架F-4“鬼怪”、F-5“虎”式战斗机和20架直升机。事实上，伊朗空军的损失仅包括在巴格达阿尔拉西德空军基地被高炮击落的一架F-4E，以及另一个伊拉克空军基地附近被SA-3或SA-6地空导弹击落的一架F-SE。陆航的损失也只有一架AH-1J“眼镜蛇”，这架直升机被伊拉克空军的阿哈马德·塞勒姆上尉击落，塞勒姆当时以低速低高度接近缓慢的“猎物”时，几乎导致自己的米格21坠毁。

“墨哈拉姆”绞肉机

在“穆斯林一伊本一阿奎尔”发动后几天，伊朗人开始准备下一场名为“墨哈拉姆”的攻势。伊朗陆军集中了第3军团的3个师，并得到革命卫队5个旅，以及由16-18架AH-1J“眼镜蛇”组成的第1攻击直升机群的支援，两个团的“眼镜蛇”分别由A·巴斯里少校和K·奥威西上尉指挥，部署在伊斯法罕的第4战斗机大队一线。

这些直升机中的8架具备发射“陶”式反坦克导弹能力，还给它们提前准备了300枚“陶”式导弹的库存。参与这次行动的机组成员包括阿里上尉、沙菲和他的炮手阿米尔·阿拉维准尉——伊朗陆军航空兵最优秀的“眼镜蛇”机组，他们有一长串战功记录。伊朗宪兵队和陆航还投入了少量塞斯纳O-2A“猎狗”式飞机作为前进航空管制平台，用于协调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地面火炮的作战。

伊朗空军为这次攻势做了比“穆斯林-伊本-阿奎尔”更充分的准备。在德兹福尔附近的第4战斗机大队(辖第41和43中队)拥有10多架F-5E和F-5F，他们还可以得到第32(沙拉姆·罗斯塔米少校指挥)和第34战斗机中队(A·法塔赫指挥)12架F-4E的增援。此外，伊斯法罕的第81战斗机中队派遣F-14在前线做持续战斗巡逻，它们将为波音707-3J9c预警机提供保护。这样，“鬼怪”和“虎”式战斗机在前线就可以更加自由地行动，在那里它们能全神贯注于支援地面部队，不用担心伊拉克截击机和直升机会突然杀出。

尽管伊朗人为“墨哈拉姆”行动积聚了相当大的力量，而且如果他们攻破伊拉克阵线就可以直接控制通向巴格达的道路，但这次行动的实际目标至少说是有限的：首先，展开的部队要保护在伊朗境内的几座山，然后夺取巴亚特大油田。如果发展顺利，伊朗人将尽力夺取提布、佐贝达特，阿布夸拉布和有关油田，最后切断萨拉哈尼至佐贝达特的公路，这条公路还通向阿姆马拉。

不过事实证明，即使是这样“有限”的目标对伊朗人来说也遥不可及。装甲部队向伊拉克纵深的推进在最初阶段就被遏制，伊拉克的地雷区、防御火力还有暴雨构造了完美的“防御体系”。1982年11月1日晚，巴斯基军发起的第一次进攻直接跑进了雷区，伤亡惨重。在此期间，伊朗人在巴亚特油田曾取得了一些收获(夺取50口油井)，但随后伊拉克人从北部调动的两个旅阻止了他们。

坦克坟场

11月2日黎明，两伊双方的空军和陆航部队也全面投入作战。伊拉克试图阻挡伊朗向西部的进一步推进，伊朗则试图压制伊拉克装甲部队对自己步兵的反击。伊朗的F-14战斗机声称击落7架“米格”、“苏霍伊”和“米里”。伊拉克人断然否认，但伊朗空军牢牢把握该地区制空权却是不争的事实，仅第3战斗机大队的“鬼怪”就用直接投掷BL.755集束炸弹的方式摧毁了数十辆坦克和其它车辆。伊拉克方面则声称BL.755集束炸弹不仅没那么神准，甚至落下的炸弹有80％根本没爆炸。

伊朗陆航也没闲着，伊拉克装甲力量的反击基本就是靠“眼镜蛇”和O-2A直升机打退的。他们还虚张声势，3-4架“眼镜蛇”由O-2A协同在山间来回巡逻，这给对手造成了伊朗陆航竟能在局部保持几十架攻击直升机不间断巡逻的假象。几个被俘的伊拉克军官甚至问：“你们到底从美国买了多少架‘眼镜蛇’?”他们了解的情报显然与眼睛看到的“不

符”。

实际上，伊朗人使用了一种美国陆军航空兵的经典战术，从几个不同方向反复进入同一区域，而他们的进入阵地都在低山，低洼地或岩层等隐蔽处。“眼镜蛇”先高速接近战场，然后盘旋突然升高，找到目标开火后再撤回隐蔽处。在使用20毫米机炮或非制导火箭时，它们经常在伊拉克人察觉它们以前就不见了，如果使用“陶”式反坦克导弹情况也没什么不同，导弹一旦发射，伊朗飞行员飞回最近的隐蔽处，只暴露旋翼和机身的很小一部分。

在11月2日和以后的几天中，“眼镜蛇”摧毁了至少106辆主战坦克和70辆装甲车。据说沙菲上尉和阿拉维准尉独自使用“陶”式反坦克导弹和非制导火箭摧毁了26辆坦克和其它车辆，用20毫米机炮击落了2架“小羚羊”和1架SA.316C直升机(前方炮兵观察平台)。当然伊朗人也有一些损失，包括一架被伊拉克防空炮火击落的“眼镜蛇”和一架可能是地空导弹击落的O-2A。

到11月6日“墨哈拉姆”行动的第三阶段开始时，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到达哈尼至佐贝达特战略公路，切断了伊拉克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后勤线路。伊朗地面部队的后勤补给得到了陆航直升机的有力保障，他们很快就攻占了佐贝达特。但伊拉克迅速作出反应，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发动了凶猛的反击，共和国卫队配备了苏联最近交付的崭新T-72坦克，直接从巴格达开来，他们将伊朗人从佐贝达特又赶了出来。

最初，除了装备反坦克导弹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和装备RPG-7火箭的摩托车队外，伊朗没有有效的武器对付T-72——这种坦克的前装甲太厚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冒险从侧面接近T-72。这对伊朗人来说相当复杂——一架“眼镜蛇”就在攻击T-72时被ZSU-23-4自行高炮击落，地面反坦克小组的损失还要更高。

空中猎杀

到11月7日，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对持续的战斗终于感到厌烦。于是除了一些局部反击外，双方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稳定新阵地上。这反倒给了空中力量露脸的机会，即使恶劣的天气让飞行员们头疼不已。在因为11月2日的惨重损失而大受震动后，伊拉克空军返回了战场，但是高空空域仍然是伊朗“雄猫”的天下。

11月7日早晨到达前线的伊拉克空军损失了1架苏-22，驾驶员拉杰·苏莱曼被俘。几个其它的伊拉克空军编队也在感受到F-14的压力后终止任务。那段时间对伊拉克人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他们准备用第64中队的米-25向伊朗军队投掷化学炸弹，据说是疾风和大雨才阻止了他们这么做。

以后几天天气变得更坏，到11月中旬，地面上的战斗在泥泞中陷入困境。伊朗空军在前线附近部署了一个“霍克”地空导弹阵地，在11月6日清晨投入战斗当天就击落了1架企图轰炸巴亚特油田的米格-21，另外1架则被F-4E发射的“响尾蛇”导弹击落——伊拉克方面照例予以否认。

11月20日，伊拉克空军和伊朗空军又出动了，更多更激烈的空战随即爆发。伊朗人依靠更先进的装备和高素质飞行员仍然占有优势，尤其是他们的战场预警相当优秀；与此同时，更大数量的敌方战斗机也认识到了空中预警的重要性。当这一天的夜幕落下时，伊朗人战绩斐然：一架F-4E用“响尾蛇”击落了一架米格-23BNt F-5E这一天特别成功，除用机炮击落一架米-8外，还用“响尾蛇”导弹击落了一架米格-21。

同一天，“咆哮的挖掘者”阿里上尉和沙菲上尉也卷入了一场空战。在攻击伊拉克装甲部队时，他碰到了伊拉克陆航猎杀队的一架直升机。燃料不够了，沙菲和他的炮手阿拉维准尉在脱离返回基地前，仅仅设法用他们的20毫米机炮对那架米25做了两次点射，没有观察到他们攻击的结果。仅仅五天后，沙菲和阿拉维在他们的“眼镜蛇”直升机被伊拉克的防空炮火击落时双双毙命。

到11月末，伊拉克在艾恩赫什和穆斯延之间的前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伊朗人设法夺取了几个重要油田，切断了这个地区的主要交通线。防守这条防线的伊拉克陆军有3500人阵亡，伊拉克空军的反击由于伊朗截击机和地空导弹的介入被限制；陆军航空兵更惨，战区为数不多的伊拉克直升机不是被伊朗击落，就是因为恶劣的天气趴窝。

遥望巴格达

1982年12月初，伊拉克人和伊朗人在艾恩赫什和曼达里之间地区的大规模会战终于逐渐平息。虽然双方不能完全满意，但停战看来是必须的。对于两伊战争中的伊拉克将军们来说，他们肯定要明白这样的道理，才能确保自己能平安渡过这场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残酷的战争：一、不要采取太多的行动，太多的行动会使他们对巴格达的独裁者来说太危险；二、不要采取太少的行动，太少的行动又会使他们作为军队领导似乎不合格。

一般而言，伊拉克的高级军官很少在前线出现；他们更愿意在离后方不到30公里的指挥部里控制战役。不过去前线的巡视也要偶尔为之，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伊拉克战场指挥官经常故意向他们的上级歪曲战况。连续几个月的防御战使伊拉克的士兵和装备损失极为惨重，被迫从边境几个重要据点撤退。但是，他们成功地守住了曼达里。

在损失了至少两个巴斯基旅后，伊朗人撕开了对手的防线，但这仍然不是一次彻底的突破。面对伊拉克人坚决、激烈的抵抗，他们的进攻不再锐利，再也不可能进一步接近巴格达了，伊拉克设法从巴格达和其他战区调来了援军，建立了新的防线，结果使霍梅尼两次非常有希望的攻势失去了任何成功的机会，伊朗方面投入的部队和物资已经枯竭。

真正的主角

1982年秋天伊朗人发动的两次攻势无论造成了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双方地面部队的表现都是丢脸的。两伊把装甲部队用于支援行动缓慢的步兵，而不是大胆地突破到敌人防线后面。攻击直升机被证明异常有效，AH-1J和SA.342L都达到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期，证实了北约在和平时期的各种装备测试结果。当时美国陆军在中欧战场期望的武装直升机与苏联装甲车辆损失交换率是1：16，使用与美国陆军同样战术和装备的伊朗人做到了更好，他们的实战成绩在1：40到1：50之间。

伊拉克方面，法制的SA.342L“羚羊”体现了欧洲空中反坦克作战的主要观点：但这种轻型直升机明显的弱点证明它的研制者犯了错。在高度危险环境中，“小羚羊”缺乏装甲保护是显而易见的。伊拉克的“霍特”反坦克导弹表现并不比美国提供伊朗的“陶”式导弹差，不管是苏联制造的的T-55和T-62坦克、美国制造的M-60A1坦克，还是英国制造的“酋长”坦克，“霍特”都能够轻松撕开它们的装甲。

与“小羚羊”相对的是，巨大的米-25“雌鹿”直升机足够结实，但它装备的AT-2反坦克导弹精度太差。不过“雌鹿”在压制敌人火炮和防御工事方面很有效。民主德国帮助伊拉克建立的直升机猎杀队综合了“小羚羊”和“雌鹿”的特点，它们确实给伊朗人带来了不小的

麻烦。

补记

这个有些冗长的故事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最后，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曾经出场的重要人物做个交代。他们是这场战争的见证。

伊拉克陆军航空兵上尉阿杜安·哈桑·亚辛与伊朗人继续战斗到1984年。1983年在驾驶米-25执行的众多任务期间，他一共发射了22枚AT-2反坦克导弹，仅仅取得了两个战果——一辆M-113装甲输送车和一辆M-60A1坦克。另外他还击伤了一辆M-60A1，AT-2弹头威力不足的缺点在这个战例中被充分暴露。1983年9月14日，他宣称用57毫米非制导火箭的一次齐射击落了架AH—1J(一次非常著名的直升机空战)。在此期间，他的米25被伊朗击伤了9次。最终，在1984年7月17日，他和另一名飞行员乘两架米25叛逃到叙利亚，这两架米-25被叙利亚人编入了自己的陆军航空兵。

伊拉克陆军航空兵上尉S·穆萨继续飞米-8一直到1983年3月，当他的直升机在伊朗阵地上方被击落时，他成了战俘。战争结束两年后被释放，随后他移居国外。

伊拉克空军上尉阿哈马德·塞勒姆因为与伊朗“眼镜蛇”直升机的成功作战而被授勋，后来被派遣到法国，在那里接受“幻影”F1EQ战斗机的培训。战争后期，他驾驶装备AM39“飞鱼”式导弹的“幻影”战斗机对哈尔克岛的伊朗油轮进行了15次袭击。1987年3月底，在护卫一架苏-22打击哈尔克岛的石油设备时，他声称用两枚R55“魔术”MkI空空导弹击落了一架“鬼怪”。

塞勒姆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在1987年5月15日的最后一次袭船攻击后突然结束了。那天他用两枚“飞鱼”击中了美国海军的“斯塔克”号护卫舰。尽管他向他的上级提出抗议，但还是被停飞了，并处于伊拉克情报部门的监视下。由于感到生命受到了伊拉克政权的威胁，他于1989年逃离了这个国家。

民主德国上尉拉尔夫·哥斯切克继续给伊拉克的米-25飞行员出主意，指挥伊拉克陆军航空兵第64中队的一个猎杀队。1983年6月16日，他的好运到头了。他和他的“雌鹿”在伊拉克塔吉陆航基地训练时，被伊朗空军中校希亚瓦什·巴亚尼驾驶的F-4E拦截，巴亚尼中校1980年已经击落过一架米-25，“鬼怪”发射的一枚“响尾蛇”导弹击落了哥斯切克的直升机，两名机组成员全部阵亡。

伊朗空军少校贾拉尔·赞迪作为王牌飞行员为人们所知，但他却经常被描述成厚颜无耻之徒。他与上级阿巴斯·巴巴依上校经常因意见不和而争吵。阿巴斯·巴巴拯救了伊朗的F-14机队，因此是很多人限中的战争英雄。然而有许多伊朗空军飞行员不仅否认巴巴依有资格驾驶F-14，甚至完全拒绝提到他的名字，最主要是因为他与德黑兰的神职政权走得太近了，赞迪在无数空战中幸存了下来，声称击落9架飞机(已披美国情报文件确认)，还可能击落了另外两到三架。他是最成功的“雄猫”飞行员，退役时的军衔为少将，2001年死于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