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精选7篇）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梁妍
一、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叙述亚洲封建国家日本和阿拉伯封建制度确立的过程。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仿效中国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奋起改革，实行了大化改新。西亚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走向文明社会，建立地跨三洲的大帝国。
二、教学对象分析
通过第一单元的学习，学生已经了解远古人类历经艰难曲折，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搏击中渐进化为现代人，早期人类文明诞生。在本课授课之前，让学生先了解世界古代史相关的大事或重要人物。如“孝德天皇645年定年号为大化，创日本年号之始；646年颁布仿效中国隋唐制度的改新诏书，宣布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推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新冠位制，设八省百官等。”“穆罕默德为阿拉伯的统一和伊斯兰教迅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穆罕默德生前，阿位伯半岛已大体统一。他的继承人称为哈里发，集宗教、军事、政治大权于一身，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首领。”以上内容作为理解课本的背景知识讲授给学生，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古时期步入封建社会的历程。
三、教学目标
课标要求
1．了解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要求学生理解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即可：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教师对改革内容里难理解之处加以补充说明，如什么是天皇制即: 天皇制是日本皇帝的称号，以天皇为首组成专制统治机构，统治国家。
2．讲述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由教师讲述：7世纪，穆罕默德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和先知，创立了伊斯兰教。622年穆罕默德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国家。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到麦加城下，麦加贵族妥协，承认他是政治和宗教领袖。
（一）知识与能力
1．了解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能描述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
2．了解亚洲的主要封建国家东亚的日本，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在封建时代的特点。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掌握大化改新的历史背景及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具备一定分析历史资料的能力。讲授完本课内容后，组织学生讨论，从孝德天皇改革及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艰辛历程中可能得到哪些启示。以加深学生对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事迹的理解。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认识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标志，领会正是由于这场改革，日本才从野蛮落后的原始状态步入文明社会。大化改新后，日本仿照唐朝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佛教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发展很快；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中国的唐诗和书法在日本很受欢迎。
2．通过学习穆罕默德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树立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远大抱负。
四、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一）重点、难点 1．重点
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及作用，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2．难点
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解决方法
1．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及作用
改新的内容包括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把很多贵族土地归国有，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大化改新”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古代中国隋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开始走向封建社会，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
7世纪，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教，他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和先知，号召人们都信仰真主，创立了伊斯兰教。由于贵族反对一神教，迫害伊兰教徒，622年穆罕默德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国家。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到麦加城下，麦加贵族妥协，承认他是政治和宗教领袖。
3．大化改新标志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因为大化改新解决了土地国有、部民制和中央集权制问题，打击了旧贵族在经济、政治上的顽固势力，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所以通过大化改新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
4．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神教伊斯兰教适应阿拉伯半岛统一需要而诞生，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促进了阿拉伯各部落迅速走向统一，并建立起统一的、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在国家和民族统一中起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的传播，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到穆罕默德病逝时，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他的继承者们经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和扩张，将穆罕默德创立的阿拉伯国家建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日本是地处亚洲东部的岛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那么，古代的日本是个什么样子呢？古代日本是怎样统一的？
（二）讲授新课 1．大化改新（1）大化改新背景
资源：日本地图、大和民族图片。
提示：日本各岛在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后来，奴隶制国家大和兴起。大和不断征服扩张，5世纪统一了日本。此时日本国内，各种矛盾尖锐，政局混乱；当时，中国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非常先进。
（2）大化改新内容
提示：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方面，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教师可提问大化改新有哪些方面是向中国隋唐学习的？如：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习俗、建筑艺术等。
（3）“大化改新”的作用 资源：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图片。
教师总结孝德天皇效法中国隋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的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成为日本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其历史意义正如课文所概括的一句话一样，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进入封建时代，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但在日本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又形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这就是武士阶层。
教师引导启发学生思考：从日本的这段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
日本民族非常善于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拿来，变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在近代日本向西方学习，这些都使日本不断进步、强盛。
2．阿拉伯国家的建立（1）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资源：阿拉伯半岛地图。
提示：介绍阿拉伯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国际地位。
教师补充：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它位于亚洲西南部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半岛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适于畜牧业，少数有绿洲的地方适于农业，在6至7世纪时，半岛处于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中，阿拉伯不同阶级的人们从不同的愿望出发，都要求尽快实现统一。在这种前提下，一神教的产生，对阿拉伯国家的建立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2）伊斯兰教产生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为了争夺水源和牧场，部落间相互仇杀，在内部矛盾丛生，商业遭破坏、生产停滞和外部势力入侵的形势下，阿拉伯人民渴望建立统一国家。多神和偶像崇拜是民族统一和社会发展障碍。因而伴随着国家统一的潮流，伊斯兰教便应运而生了。
学生看书整理伊斯兰教产生的时间、地点、创立者、教义。教师引导：伊斯兰教是怎样促进阿拉伯统一的？
学生回答：①一神教有利于团结各部落的阿拉伯人②政教合一的政权力量强大。
（3）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然后对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进行整理，列出提纲 ①创立伊斯兰教（时间、地点、教义等）；②在麦加城传教失败；③带领少数信徒出走麦地那成功，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④兵临麦加城下，最终与麦加贵族达成协议。从此，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教师提问：伊斯兰教的作用是什么？
生答：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严格的一神教反映了统一国家的政治要求：“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种一神教的信仰，极力贬低各部落在分裂状态下传统信仰的神，目的是以一神教代替多神教，反映了阿拉伯贵族统一国家的政治要求。
（三）巩固练习见本课随堂练习。
六、参考资料
1．大和统一日本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一二世纪时，日本列岛上有100多个小国，到曹魏时，同中国通使交往的有30个国，其中最大的是卑弥呼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那时邪马台国已出现“大人”（贵族）“下户”（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分化，国家机器也初具规模。女王拥有上千名奴隶，附属20几个部落，并从中国魏皇帝得到“亲魏倭王”的封号。奴隶主国家间不断发生战争，争夺土地和奴隶。3世纪时，在本州中部出现了另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叫“大和国”（今奈良县）。这个地方，在2世纪以后，成为中国文化输入本州的门户，亚洲大陆移民也不断移来，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4世纪前半期统一了北九州和部分本州。5世纪大体统一日本。《宋书》卷九十七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倭武王遣使向宋帝（刘宋）上表，写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说明大和的统一情况。
2．6～7世纪的阿拉伯社会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地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半岛内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和草原，其中夹带着一些绿洲。气候炎热，雨量稀少，土地适合畜牧，不宜农耕。除绿洲上的居民从事农业外，大部分的阿拉伯部落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称为贝杜因人（意思是沙漠居民）。为了争夺水草，部落间常发生残酷的战争；“血亲复仇”的习俗盛行。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地区，雨量充足，土地肥沃，有林园之美，被称为“阿拉伯半岛的皇冠”。5～6世纪时，阿拉伯人还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六七世纪之交，原始公社制开始解体。氏族贵族占有肥沃的绿洲和草地，拥有很多的奴隶和牲畜，并剥削牧民和农民。半岛西部又是古代东西方重要的商业要道。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由阿拉伯人从这条商路运到叙利亚、埃及一带，然后转运到拜占廷帝国。在这个地区有两个最著名的商业城市──麦加和麦地那。麦加靠近红海，是南北交通中心。麦加城的居民大都属于古莱氏部落。城内有一座克尔伯（意思为立方体）神庙，里面有一块黑色陨石和几百个偶像，被古莱氏人视为神物。部落的贵族享有守护古庙、征收麦加市集税和管理麦加水源的特权。另外，他们还经营商业、贩卖奴隶，成为有势力的商业贵族。一般的氏族成员被迫依附于贵族，甚至沦为奴隶，阶级分化十分剧烈。这时的外部条件也加剧阿拉伯社会矛盾的发展。大约570年，波斯侵占也门，另外开辟了一条从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达地中海的商路。商路的改变，对阿拉伯社会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总之，六七世纪之交，阿拉伯社会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阿拉伯贵族为了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族的侵扰，保护商路，发展商业经济，并进一步掠夺新的土地，迫切要求统一各部落，建立起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
3．《古兰经》简介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它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
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古兰”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宣读”“诵读”或“读物”。中国旧译为《古尔阿尼》、《可兰经》、《古兰真经》、《宝命真经》等。中世纪伊斯兰经注学家根据经文的表述，说它有55种名称，其中常以“克塔布”（书、读本）“启示”“迪克尔”（赞念）“真理”“光”“智慧”等来称呼。
《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文中首先加以记载的典籍，换言之，在《古兰经》之前，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书籍，故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人，必须研究《古兰经》，因为公历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的理性生活和文艺生活，都表现在《古兰经》里；在那个时期中，典雅的文章、各种的旨趣和文体，都是以《古兰经》为先导的。《古兰经》独具一种新奇美妙的文体，既不是依照韵律的，又不是以若干押韵的短节来表达一个意义的，也不是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散文。《古兰经》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各节互相衔接；每节终了，刚好是读者在气势上和情感上需要停顿之处。阿拉伯人是以诗歌和词章著名于世的，他们听了《古兰经》，觉得非常美妙，同时，也觉得非常新奇，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各种文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文体，所以他们不得不说：《古兰经》是诗歌，或是咒语，或是卜辞。这三种东西，在当日是最能迷惑人的，他们这样说，足证《古兰经》在他们心中曾起了强有力的作用。
《古兰经》是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典籍，其文体是一种非常绝妙的韵体文，具有独特优美的风格。
4．麦加朝觐
“朝觐”是伊斯兰教为信徒所规定的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有经济和有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朝拜麦加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每年在伊斯兰教历的第12个月，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都会聚集在沙特的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朝圣期间，他们聚集在“圣城”麦加周围，一起祈祷、吃饭、学习。“麦加朝圣”是每年伊斯兰教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朝觐者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成年人。第二，朝觐者必须身体健康，有能力履行朝觐的各项功课。第三，妇女非丈夫和直系血亲陪同不能朝觐。第四，因路途危险无法保证人身和财物安全者可以免去朝觐义务。第五，不欠外债，清算了所有经济纠纷并为家人留下足够生活费用者可以朝觐。
5．日本部民制的兴废
4世纪末，日本统治集团拥有众多的半自由民。大贵族按其分工编成部，如大伴氏统率韧负部，其部民负弓矢，作为警卫；忌部氏掌管祭祀，统率忌部部民；土师氏提供陶制品，统率土师部部民。地方上，海部提供水产，山部提供山林名产。5世纪～6世纪上半叶，宫廷内设有马饲部、锻冶部、弓削部等。部民组织
一般由低级氏族贵族统率，称为伴造。部民阶级成分复杂，一般多属半自由民，有的近似于奴隶。大化革新时，废止部民制，但宫廷和政府仍留部分手工业户作为品部或杂户置于主管官署之下。
《世界通史──上古时期》，主编：纪江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七、视野拓展
1．征服麦加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穆罕默德（约公元570～632年），创立了信仰神的伊斯兰教。630年，穆罕默德对麦加发动进攻，分兵两路同时向麦加进军，很快进入了麦加城。黑石成了伊斯兰教崇拜的圣物。克尔白古庙成为穆斯林朝圣和礼拜的场所。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宗教圣地。穆罕默德用了大约20年时间，使穆斯林形成统一民族，以麦加为首都，建起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世界通史──上古时期》，主编：纪江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2．先知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于570年生于麦加，年幼时失去双亲，随商队从事贸易，610年得到了神秘的体验。他的面前出现了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命他布教，成为惟一的全能真神“安拉”的使徒。但感受到穆罕默德威胁的麦加当权者，于622年放逐了他。他被迫逃到埃塞俄比亚。成为这里的统治者的穆罕默德，得到了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统治者的支持，于630年返回了麦加。两年后，他死于麦加。
《世界通史──上古时期》，主编：纪江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3．伊斯兰教的兴起
“伊斯兰”一词意为顺从，即顺从真主安拉的旨意。穆罕默德为自己所创立的宗教取名“伊斯兰”。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是信仰安拉，信仰经典《古兰经》，信先知，信后世。伊斯兰教还为信徒规定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五功”：一为念功，表白自己信仰安拉，信仰先知；二为拜功，按规定举行礼拜仪式；三为斋功，在斋月（教历9月）斋戒一个月；四为天课，按规定缴纳宗教课税；五为朝觐，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穆罕默德死后（632年），教内发生分裂，形成多种教派。
这些古代传播媒介所载的新闻, 其种类一般分为:政治新闻如封王立储、经济新闻如盐铁专卖、军事新闻如击寇平叛。除此之外, 封建社会时期因祥瑞灾异还下过很多诏令, 这类新闻以祥瑞灾异为事实, 但是附会以政治或人事的意义, 可称之为灵异新闻。关于此类新闻的内容、形式、性质、传播政策等, 学界尚无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加分析, 冀以抛砖引玉。
一、灵异新闻在内容、形式和载体上的定型
(一) 传播工具或载体
灵异新闻的出现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时期, 以歌谣为传播形式。到汉代灵异新闻具备了固定的载体, 其标志就是灾祥诏的大量出现。汉儒董仲舒论证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祥瑞灾异说, 认为存在着天人相应的关系, 政治清明, 上天便降下祥瑞, 失德失政, 上天便示之以灾异。这种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也成为统治者和民众观察、审视、解释灵异事件的认识框架和工具。当统治者以“诏”这种形式频繁地向天下传布新近发生的灵异事件, 并解释原因、宣布对策时, 灵异新闻就获得了固定的传播工具和载体, 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这种灾祥诏一直被沿袭使用。
(二) 内容和形式
1、灵异新闻的内容和形式。
灵异新闻在汉代形成了稳定的内容、形式。虽然灵异新闻对行政公文具有依附的性质, 或者说二者还应进一步分化, 但灵异新闻在内容、结构形式方面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点实际上是由天人合一理论和祥瑞灾异观念的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灵异新闻的功能决定的———这种事实和观念必须反复地传播。
灵异新闻的基本内容有两部分:灵异事实和附会的意义。下面是三则灾祥诏。
例1, 西汉元封二年武帝所下产芝赦诏:甘泉宫内中产芝, 九茎连叶, 上帝博临, 不异下房, 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户牛酒。
例2, 西汉地节三年宣帝所下地震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 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 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以匡朕之不逮, 毋讳有司。朕既不德, 不能附远, 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 久劳百姓, 非所以绥天下也, 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例3, 为唐贞观十一年太宗所下水灾诏:暴雨为灾, 大水泛溢, 静思厥咎, 朕甚惧焉。文武百僚, 各上封事, 极言朕过, 无有所讳。诸司供进, 悉令减省。凡所力役, 量事停发。遭水之家, 赐帛有差。
灵异事实也就是发生的各种祥瑞灾异事件, 这在古代有很多种, 景星庆云、芝草嘉禾、慧孛飞流、山崩地震等等。灵异事实的叙述包括时间、地点、事件几个要素, 有的都写, 要素比较明确时则略写一两个。例1略去了时间, 例2略去了地点, 例3只有事件。
所附会的意义也逐渐相对固定。祥瑞灾异的理论经过发展, 逐渐具体和教条化, 不同的灾祥都有不同的事应, 不同的星象也有不同的事应或对应着不同地区即“分野”。
灵异新闻都附有对策或措施。比如减免赋税、求言直谏、罢兵禁屠、改元等等。
在形式上, 灵异新闻都不分章节段落, 篇幅一般在200字以内。
2、邸报上灵异新闻的内容和形式。
灵异新闻是否编入唐宋邸报或小报, 不能确定。不过, 明代邸报已将灵异新闻编入, 更重要的是, 明代邸报上有的灵异新闻叙述生动具体, 很能吸引人, 这表明灵异新闻在内容和形式上逐渐脱离了行政公文的色彩。比如《天变邸抄》, 就翔实地叙述了天启六年 (1626年) 发生在北京的一次灾异事件。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 天色皎洁, 忽有声如吼, 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 灰气涌起, 屋室动荡, 须臾大震一声, 天崩地塌, 昏黑如夜, 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 北至刑部街, 长三四里, 周围十三里, 尽为齑粉, 屋以数万计, 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 僵尸重叠, 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 无从辨别, 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 东自通州, 北自密云昌平, 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 屋宇无不震烈。狂奔肆行之状, 举国如狂……此真天变, 大可畏也。
二、灵异新闻的传播制度和传播政策
灵异事件事关政治, 能够评价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治理的水平, 而且, 它以上天的名义来评价, 权威性无可比拟, 往往具有极大的舆论能量和社会动员力。封建统治者无不重视并控制灵异新闻传播, 并制定了比较系统完善的传播制度或传播政策。
(一) 灵异新闻事实的采集
灵异新闻信息的采集是指中央派出官吏或使者巡行地方, 采集歌谣、谶语或其他形式的新闻。歌谣、谶语等形式的新闻很多语涉政治, 表达民心向背或民间苦怨, 甚至宣扬天意, 暗示王朝的“历数”兴亡, 因此为当权者所重。
《诗经》的收集, 汉代有“采诗”之说。《宋书》载刺史“分刺诸州”, “班行六条诏书”, 其中第3条有“山崩石裂, 妖祥讹言”, 即是灾异事件。西汉时刺史“乘传周行郡国”, 然后“奏事京师”。
(二) 灵异新闻事件的上报
中央官吏的上报。东汉时设立太史负责观测星象, 上报天文灵异事件。《后汉书》载太史令“凡国有瑞应、灾异, 掌记之。”唐代在尚书省设立礼部郎中职掌祥瑞事务, 《新唐书·百官志》载礼部郎中员外郎掌“图书”、“祥瑞”。门下侍郎二人于“元日、冬至, 奏天下祥瑞”。太史局“掌察天文, 稽历数。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之异, 率其属而占”, 关于上报制度, 唐代规定“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 依图书大瑞者, 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 及出处, 不得苟陈虚饰。”礼部掌祥瑞事务、太史局掌察天文的格局, 基本上被后朝沿用。
地方官吏的上报。各级地方长官将辖区内发现的灵异事件上报中央, 既是职责也是考核内容之一。《新唐书》载:“每岁, 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 灾蝗祥瑞, 户口赋役增减, 盗贼多少, 皆上于考司。”这一制度大体上被后朝沿用。
平民上书。吏民上书是前两种上报渠道的补充, 这种制度允许甚至鼓励吏民直接向皇帝上报灵异事件并说明吉凶灾祥。《旧唐书》载:武后垂拱二年三月, “初置匦于朝堂, 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 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三) 灵异新闻的核实
上报的灵异事件还要经过中央政府的复核查实, 这是灵异新闻传播中的事实核查环节。
《史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得宝鼎, “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 乃以礼祠, 迎鼎至甘泉, 从行, 上荐之。”这一“验问”的核实程序, 保证了灵异新闻或信息的真实性。唐代亦有灵异事件的核实制度。《唐会要》载:“诈为瑞应者, 徒二年。若灾祥之类, 史官不实对者, 黜官三等。”以后各代也都规定了灵异新闻的复核制度、失实处罚措施。
(四) 灵异新闻的解释
灵异事实具有权威而强大的舆论能量, 任何一个中央政权都不敢将这一权力委于他人。汉代因妄言灾异被惩的事例就有“仲舒下狱, 夏侯囚执, 眭孟诛戮, 李寻流放”, 通过强制手段, 历代中央政府明确宣示了灵异事件解释权的归属。
历朝还力图从制度上予以控制, 比如唐代规定, 对于太史局的观生, “凡玄象器物, 天文图书, 苟非其任, 不得与焉”, 宋代曾下《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 禁止民间研习天文;又下诏规定“司天监、翰林天文院职官、学生诸色人, 自今毋得出入臣庶家”, 还规定“并不得擅入皇亲宫院”, 违者以罪论处。
在具体意义的解释方面, 由于日食、庆云、芝草、白雉等灾祥都有固定的意义, 比如“庆云者, 太平之应也”, “王者德流四表则白雉现”。当它们出现时, 一般按固定的意义解释。
(五) 灵异新闻的发布
灵异新闻的发布是讲究时机的。以祥瑞为内容的, 大多选在登基前后, 宣扬天命所归奉天承运, 改朝换代之际, 更要大肆宣扬, 比如王莽称帝后“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
以大的灾异为内容的, 发布较早, 可能在当天、次日, 也可能在几天后或下个月发布。之所以发布较为及时是由于这样的新闻捂不住、瞒不了, 皇帝必须对灾异有所表态, 或自责或寻找替罪羊, 以争取舆论主动权。
灵异新闻发布的频率各朝也不相同。一般来说, 内外部压力较大时, 社会风气崇尚祥瑞时, 祥瑞的灵异新闻发布频率就高,
灵异新闻发布的范围也不一致。以祥瑞、大的灾异为内容的传播范围多是全国。
三、灵异新闻的性质
关于灵异新闻的性质, 有不少学者在著作中称其为社会新闻, 这值得商榷。
在中国古代的世界观里, 天是最高的主宰, 是秩序的决定者和管理者。当执政者失政寡德时, 上天会显示灾异给予谴告, 甚至降下更大的灾难;反之, 上天会使凤鸟降临、黄龙显现……给予祥瑞的奖劝。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和祥瑞灾异理论在汉以后发展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具有强大的思想控制力。
每当灵异事件出现, 太史令等专职官员、中央臣僚便要分析解释原因, 找出政德方面的不足, 提出改正的措施, 以免“天谴”;或者提出祥瑞所以下降, 粉饰政治。这一切都是以符合天意、维护统治为指归的。就是普通百姓对灵异事件也有自己的解读, 不少人还伪造符谶制造舆论, 以此作为他们臧否政治的借口和工具。
首先, 对祥瑞灾异的解释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方式。通过祥瑞灾异论证一个新政权是否合法。一代王朝是否受命于天、奉天承运, 其统治是否上天的意志和选择, 都通过祥瑞灾异表现出来。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之际, 许多实力派人物往往要搜集祥瑞甚至伪造符谶诈称天命, 以树立权威, 取得民众的归附和支持, 王莽、刘秀、武则天等莫不如此。
其次, 由对自然现象的无知导致, 通过祥瑞灾异显示时政是否“失常”有弊。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统治阶级认为, 如果君王有德, 实行仁政, 上天便会肯定, 给予奖劝, 表现为“天瑞降, 地符升、风雨以时”。如果君王无德, 实行暴政, 人民困苦, 或者政务不够勤勉, 或者“所用非人”, 上天便会警诫谴告, 表现为妖星见空、洪水地震等等。
再次, 祥瑞灾异还导致一些政策出台, 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阶级矛盾。灾异出现后, 当权者往往要采取赈济灾民、减免租税和劳役等经济措施, 断狱听讼、大赦天下等司法措施, 还有相应的人事措施, 黜退或惩治灾异发生地“昏耄庸鄙”的所谓不合格官员。这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阶级矛盾。
总之, 灵异新闻的事实被注意、考察、重视, 是因为它们和政治密切相关, 是王权统治的工具, 是王朝完善政策延续统治的契机和依据, 是天人合一思想和祥瑞灾异理论这种形态对新闻事实的解释。灵异新闻的内容和意义具有深厚的政治色彩, 它的传播动力也在于维护政治的有效运作。灵异新闻具有政治新闻的性质, 属于政治新闻。
摘要：封建社会因祥瑞灾异下过很多诏令, 其所载新闻叙述祥瑞灾异事件, 但是附会以政治或人事的意义, 可称之为灵异新闻。灵异新闻这一种类尚属未研究领域, 文章探讨了其内容、形式、性质及传播政策。
关键词：灵异新闻,历史,祥瑞灾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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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恰恰是让“封建”背了一个大黑锅。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左传》是我国古代比较早见到“封建”这个词的著作，其中说“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思就是说，给亲戚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成为护卫周天子的藩篱屏障。所以，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给“封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叫做‘封建’，封是分划土地，建是建立国家。”
这种“封建”的做法，到了秦朝建立后，基本上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取代。此后，权力向中央集中成为了历朝历代的惯例，皇室子弟即使被分封为诸侯王，通常也只是标示“食几万户”等的采邑，简单说来就是享有这么多地方的收入而不真正占有土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和“封建”根本就是一对冤家。而惯常称开创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秦始皇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還不如称他为反“封建”的“斗士”更合乎实际。
那么，原本不封建的“封建”，怎么莫名其妙就背上了封建的“黑锅”呢？
近现代中国开始使用“封建”这个词，和不少词汇一样，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日本的转译。近代日本学者以“封建”翻译英文词汇feudalism，意指西欧中世纪的城堡领主制。清末民初，国人通过日本间接接触部分西方文化，由于日本的文字许多是照抄自汉字，学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即开始在兼容古义和西义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
但随后，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开始在文章中将“封建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看作同义短语，并在这个意义上陆续出现“封建制度”“封建时代”等表述。
而对“封建”的这种“误用”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当来自于毛泽东写于1940年的重要文章《新民主主义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此后，各种表述开始向这种用法集中。“封建主义”也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起，成了“三座大山”之一。“封建”，成为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不言自明的一部分。
在以前的学习中，出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总会把西欧中世纪的历史有意无意的略过。就像在课堂讨论中大家提到的那样，过去我们总会用“黑暗”二字来概括中世纪。但是，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通过阅读《封建社会》，我逐渐体会到这种“黑暗”不是沉沦，而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在西欧的封建社会中除了与纷争做伴，还酝酿出了许多近代国家的元素，很多的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了后世。在学术界上，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评价很高，很多的历史学家如张绪山、马克垚等等都对认为布洛赫的研究对于历史学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通过阅读《封建社会》我也能感受到，布洛赫的一种“总体史观”，虽然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学科和研究方法。就像书名《封建社会》一样，“封建”二字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历史学家眼中更加强调其社会形态，而这也恰恰和我们课程相结合。每一项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演进都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与推力，通过阅读《封建社会》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西欧封建制度形成背后的推力。
当然，也要注意到，封建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十分广泛的词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形态。就像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总会把西欧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加以比较，一个是强调封君封臣，一个强调封邦建国。在布洛赫的书中，他虽然论述主体是西欧的封建社会，但是他也用到了比较史学的视角，谈到了西欧封建社会和日本等国的封建社会的差异，通过比较的视野也更加体现出了西欧封建社会的特点。正如书中所说“依附农民；附有义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薪俸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庭和国家的存留，这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1 因此本文就主要针对西欧封建制度中的封土制度和封君封臣制度加以论述并论述一下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遗产。附庸和采邑制度：
在探寻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时，不能忽视的就是西欧中世纪所面临的社会背景。1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04页。“动荡与变革”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很多制度的产生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在日耳曼蛮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制的生产方式逐渐崩溃，在蛮族入侵，风雨飘摇的社会状况下，国家和社会已经不能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庇护.独特的依附关系。可以说，此时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从古罗马的“庇护制度”演进而来的，因为若从两个时代的联系上看，不同的时代环境孕育出了不同的时代“气质”，但是在人身关系上存在一定的联系。因为这种人身依附最初是在家族的范围内，一些平民依附于贵族。但是到了中世纪，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超越了家族和血缘范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就像布洛赫在书中提到的“在关于封建主义的词语中，任何词汇都不会比从属于他人之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意义更泛。”2这样的一个词被用来表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适用在整个社会等级的个人身上。领主与附庸的关系是西欧封建制度的核心，在这种依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以附庸制为主线的制度，附庸制指的就是封臣封君关系。在附庸制中最重要的仪式就是“臣服礼”，它在各种文献中被上百次的描述。两个人面向而立，其中一方愿意为人效劳，另一方愿意接受他人的效劳；前者合掌至于另一人手中，这个是服从的简单象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进，跪拜的姿势加以强化。同时，先伸手的人讲几句话，表示自己是对面的人的“人”，然后双方以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和谐。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臣服礼在最开始是不带有基督教的痕迹的。但是从加洛林时代开始，带有宗教性的仪式被加入，附庸将手置于圣经或者圣物之上，宣誓效忠于主人，这个就是效忠礼。在布洛赫的书中也介绍了臣服礼和效忠礼的区别：“臣服礼一次限定一个人终生，通常不能重复进行；而效忠宣誓则不同，它几乎是平反的事情，可以数度进行。”这样就会出现“一仆数主”的现象，也会出现在“数主”之间相互战争或需求时，仆人到底应该协助哪一方的问题。但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法兰克时代，很多的委身者从领主那里寻求的不只是保护，因为提供“庇护”的人往往都是富人，因此很多的委身者希望可以获得生计和物质上的帮助。对于附庸的服役用两种计酬的方法，一种是将附庸圈养在家中，提供其衣食并出资为其提供装备；另一种就是给予附庸一块土地或提供一份固定的地产收入，供其维持生计，后者就是采邑制。
2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0页。封建社会的“理性之光”：
可以说之前对于中世纪的了解一直是一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而且很多人都会对西欧的封建制度产生误解。最鲜明的就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不断的批判封建制度。另外，在中国加之对于“封建制度”的理解问题，经常不能探析到封建制度的本来面目。因此，通过阅读一些史书，回溯历史，才可以更为全面的理解“封建社会”，虽然整个中世纪被黑暗笼罩，被混乱裹挟，但是在中世界有很多的制度理念对后世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将其称为一种“理性之光”。西欧的封建制度可以视为孕育近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摇篮，它蕴含了契约精神、司法之上、地方自治、自由与权利、有限政府等等思想和制度，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资源。
以附庸制度为例，附庸制度是多元权力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中双方相互依存、权利义务相互制约。比如在法国的夏尔特尔郡的主教就曾用契约来解释附庸制度，封臣在向封君宣誓效忠时要保证不能伤害封君的生命，保守封君的秘密，不能损害封君的司法权，同时要协助封君取得尽可能多的财产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封君提出建议。而同样，封君也要保护封臣的生命、财产，提供保护和防御，当封臣受到不公正待遇时要出力维护。因此这种封建制度是不同中国古代的封邦建国中中央掌握集中的权利的单一形式的制度。在附庸制中，领主和封臣分别享有某些权利又同时担负某些义务，虽然在这种契约中体现出了一种不对称，但是两者相互间的相互制约的因素是存在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了西欧封建制度强调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受到了共同义务原则的制约而这种原则在东方的“封邦建国”中并不存在，而这种相互义务的契约关系也为欧洲现代国家建立立宪政府创造了条件，按照洛克等人的思想，政府的产生正是在自由环境下人们让渡一部分权利交由政府，政府与公民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契约进行规定也就是宪法。当然，随着契约概念的进一步演进和发展，就会引出“司法”的概念，因为司法是一种维护契约的重要手段。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概念还不是很明晰，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还比较脆弱，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尤其在现代国家的兴起中，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社会的附庸制度，这一制度所留下的另一个制度遗产就是西欧社会中的地方自治传统和市民社会。在西欧中世纪时期，整个欧洲都遭受 到了战乱纷争的困扰，中央政府软弱无法形成一个强有的保护，于是人们只能委身于贵族或者通过自组织来保护自己，前者就在地方强大贵族的保护下形成了资方自治而后者通过自组织形成了市民社会的传统。在之前的学习中总会把市民社会等传统归结为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归结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但通过梳理封建社会的脉络可以窥探到，在西欧中世纪，面对着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没有出现一个泛欧洲的一元帝国而是出现了“多中心”的政治版图就体现了地方自治与市民社会的萌芽。可以说，附庸制以及西欧封建社会形成的地方自治是在当时没有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条件下的另一种必然选择。而且如果将这种地方自治和市民之间的自组织进一步发展就能够引申到“社会”的概念，可以说在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的概念在西欧扎根，这为后来西欧国家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在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完全没有一种置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概念，导致社会与国家的概念经常模糊不清。记得在本科时期曾阅读过周雪光先生的一篇论文，将的是“中国集体行动的逻辑”，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触角直接深入到公民中，导致中国的集体行动常常以“国家”为目标而没有“社会”这一层面，如果深入挖掘这一因素，应该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时期。
摘要：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发源之一的中国，与古埃及、希腊、两河流域、印度一样，也有着灿烂的古代体育。与其他几个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间断过。发祥在这块古老土上的文明之光在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中一直延续了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国古代体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色。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种类非常齐全的体育活动，这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是罕见的。
关键词：
传统体育、伦理道德、体育活动、现代体育
一、我国传统体育活动中重视伦理道德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家。因为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特别讲伦理道德。孔子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没有“仁”的思想和观念，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即使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去害仁，“志士仁人，无以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汉朝的《忠经》说：“天之所复，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于忠。”《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蒙学教材《三字经》中说：“首孝弟，次见闻。”历代封建帝王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孝乎为孝，是以为政。”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伦理本位，视伦理道德为根本，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用伦理道德标准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凡是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就是有价值的，把道德上的成就看作是最有价值的成就，把一切都纳入到伦理道德的轨道上。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体育活动特别强调“德性为先”、“武以载道”，体德相结合。
二、我国传统体育活动中重视伦理道德的体现
(一)竞赛目的中的道德追求。中国封建社会的体育受“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竞赛的最后结果，往往在于荣誉感的满足，或者说在于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刺激。这些表现可以在古代诗歌中得知。宋朝人《看弄潮》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ss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弄潮是一种水上竞技运动)。唐玄宗李隆基咏诗拔河比赛：“壮徒恒鼓勇，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噪其山芨峦，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
(二)体育文献中的道德体现。成书于 13 世纪的《蹴鞠图谱》以专章论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何在蹴鞠中体现，该书指出：“要和气、信实、志诚、行止、温良、朋友、尊重、谦让、礼法、精神;禁戒多言、争斗、是非、傲慢、诡诈、猖狂、词讼、轻薄、酒色。”依德虔所编的《少林武术大全》所述的戒约禁条除强调不许贪酒食肉、男淫女风等 佛门的基本要求外，主要讲的是如何尊师重道、谦虚谨慎、宽厚待人、修身养性等信条。
该书十禁是：一禁叛师，二禁异思，三禁忘言，四禁浮艺，五禁盗劫，六禁狂斗，七禁违戒，八禁抗昭，九禁欺弱，十禁酒淫。康乾年间的梅花拳重要传人杨炳所作的《习武序》在对弟子提出种种规范的同时，还专门制定了对“传教之师”的道德要求。即作为师傅，“断不可重利轻义”传技匪人，同时在传技过程中，必须负有对徒弟的道德教育责任。“务要他(弟子)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务要他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等。关于武术界的思想道德建设，昆仑派的《昆仑剑箴言》中也有明确内容：“人品不端者不传，不忠孝者不传，人无恒者不传，不知珍贵者不传，文武不就者不传，借此求财者不传，俗气入骨者不传，市井人不传，拳脚行不传。何也?恐有沾昆仑吾之高尚也”
(三)体育比赛中的道德体现。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的话，也必定是射箭比武了。但比赛时要互相作揖谦让，比赛后走下堂来要互相敬酒，这样的争，才是君子之争。唐代进士王建在《宫词》中写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诗中说的是在每年寒食节期间，宫女们到宫殿进行曲棍球比赛。“得头筹”和“争跪拜”就是胜第一个球的一队要先到皇帝面前去跪拜谢恩，然后继续比赛。从《水浒传》第七十四回写燕青和任原摔跤比赛中，也可看到伦理性的比赛。“燕青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放对，部署向他先要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吗?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我单是这个水裤儿，暗算什么?”端午龙舟竞渡是为了悼念战国末年楚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而开展的民间水上运动比赛。《隋书·地理志下》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端午龙舟竞渡之俗源于古越族的图腾崇拜。五月五日这一天，吴越人要举行盛大的祭祀龙的仪式，把食物装在竹筒里，或用树叶包裹，扔进水里， 给龙吃，还敲着鼓，划着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竞渡，让龙看了高兴。到后来人们就把端午节龙舟竞渡赋予新的含义使它成为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比赛——崇敬和学习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体育器材中的道德体现。如盛行于唐代的“十五柱球”，柱子上就分别标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红色字和“傲、慢、佞、贪、滥”黑色字。木球击中红色字柱子者为胜，击中黑色字柱子者为败。这十五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使体育活动同维护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了。再比如，舞狮的颜色黄、红、黑三色分别代表三国的刘、关、张，他们的忠、义、仁、勇素为民族的典范，用三种颜色代表他们，即表示对他们的崇敬及其正义精神的赞赏。
(五)武举考试内容的道德体现。开宝八年(975 年)，赵匡胤命各州访察民间，凡是孝顺有道德的人，或奇才异能文武精英，年龄在 20 至 50 岁以内可信任之人，全都送到皇宫试殿，由他亲自过目考试。(《宋史》卷一百一十《选举三》)由此看出，宋朝初期，朝廷想又多又快地选拔武艺人才，广开武举仕途，并突出以德才兼备为用人标准。清代时的武举考试 按内容分为一、二、三场，一场、二场考试武功，称为外场，三场考文，称为内场。内场考试内容是《论语》、《孟子》、《武经》。(《清朝通典》卷二十一《选举》)《论语》、《孟子》是儒家的主要伦理道德思想著作。
三、我国传统体育活动中重视伦理道德的意义及其启示
(一)我国传统体育活动中重视伦理道德的.意义
1. 体育活动重视伦理道德，可使参与运动的人灵魂高尚，更具有道德约束感、社会责任感，更好地自觉地为社会服务。
2.体育活动重视伦理道德符合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3.体育活动重视伦理道德，有利于体育活动的生存和发展。
4.体育活动讲伦理道德，可使体育更加文明和真实。
(二)我国传统体育活动中重视伦理道德对现代体育的启示
1.使当代体育竞赛内容含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成分。例如，在体育比赛中以竞赛成绩与道德成绩相结合来评价运动员，体育竞技成绩占 4/5，道德知识考试占 1/5。道德知识考试在赛前由大会组委会统一组织考试。这样做可使运动员既进行运动技能学习和训练，又注重伦理道德的学习。运动员大脑中含有一定的伦理道德知识和观念，就会产生一定的道德行为，因为观念决定行为。
2.利用体育场地、器材营造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环境。当代的体育比赛场馆基本上都是商业广告，很少有伦理道德思想的标语宣传;当代的体育器材基本上都是赤裸裸的、学校体育场地基本上都是光秃秃的，少有伦理思想知识的反映。不利用体育场地和器材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一种浪费，因为外界环境对人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当代体育人应向先人学习，充分利用体育场地和器材营造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环境。比如，体育比赛场地不要让商业广告全部占有，要有一定比例的伦理道德知识的公益广告;在体育器材上想办法印些伦理道德 知识;在体育场所挂些德体双全的体育明星画像。
3.把体育活动内容赋予一定的伦理思想意义。例如，体育书籍不要是纯知识技能的介绍，要增添一些伦理思想内容，说明良好的思想品德是练好和开展各项体育运动的条件之一。介绍一些体育方面的伦理典故。把民间体育赋予一定的伦理思想意义。教练员、体育教师要深入发掘体育教材内在的思想性，坚持武以载道，既教书又育人。
中学历史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述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 。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我们经常明确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 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 从字面含义来看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自己生活需要, 因为无论漫长的原始社会, 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不是 (或不能) 自给自足。在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可以理解为生产的极端封闭性, 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生产的分工几乎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 彼此孤立几乎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在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下的生产有极强的封闭性的话, 那么从生产的目的及产品的分配上来看, 自然经济亦体现为自给自足。因此在阶级社会, 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 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 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经济的存在时间范围, 另一方面做为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 即劳动者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在这种经济中, 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 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 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 (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 。
从生产的性质来看它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 在这里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还不是全部的生产活动, 因而又得出自然经济的第三层含义。在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一直存在, 虽然它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经济有区别, 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可以说在这样的经济单位中它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 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单位它是封闭。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 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一个乡里或邑县, 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 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 包括手艺人, 是一个生产单位, 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 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 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 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 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 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 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 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 得出它的第四层含义, 或广义的含义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自然经济, 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 广义地说, 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 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从这个含义说, 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 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 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很完善, 有效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建立大统一的国家, 商业一向比较发达, 但发展程度很低。资料表明鸦片战争前夕, 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 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 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盐占百分之十五, 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以粮食为例,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 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当时, 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 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 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 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 都是为买而卖。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 但是, 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自然经济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只是自然经济的组织形式罢了, 因为从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剥削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提供和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交换形式等来看都体现着自然经济的特点, 因此可以简单的说,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呈现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性, 而地主土地所有制又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 这可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说的, 而自给自足是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
摘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分析自然经济的特点, 明确其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
中国周代以后官制的变化漫长而复杂，所以完整梳理“官威”的历史需要专门的学术工作。但如果着眼于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方面——“官本位体制”与“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究竟是什么关系？则本文可以做一个尽量简明通俗的回答。
我们对“官威”的理解不妨从朱元璋的一套法令谈起，选择这里入手是因为到朱元璋时代，中国传统政体已高度成熟，其一系列特征充分确定。
来看这个经典的法案：
《明史·礼志三》记载，朱元璋在刚坐稳皇位的洪武二年（1369）颁布法令，命令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城隍庙（民间信仰认为城隍神掌管地方各类具体事务），一律要遵照皇权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京、府、州、县四级分等，对这些城隍神分别封授王、公、侯、伯，即由正一品至正四品的官爵——即是说，地方神祇的庞大谱系、千百位神明的品级地位，都必须完全依照国家官制系统这个“模本”而设置。
更惊人的是：如此建构仍不足以将“官体制”尊奉到足够崇高的程度，于是第二年朱元璋再次立法，要求各府、州、县城都必须建立城隍庙，并详细规范：从每处神庙的建筑规模、建筑群平面布局，一直到神庙里桌椅几案等诸多家具的规格式样，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完全依照同级官府衙署的等级标准而逐一配置造办。（见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七九）
从制度学角度看，社会文化诸多分支（比如宗教形态和国民信仰等等），它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和复制“官体系”之中一切或巨或细的规范，甚至动用立法对这套尊崇和复制工程予以最强力保证，这非常值得留意，因为从古到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恐怕再难看到如此严格彻底把“官体系”作为庞大社会形态之“母本”的制度建构方式了！
官体制：整个社会形态的“母本”
上述举措看似距今天十分遥远，其实完全不然。
举个小例子：周作人曾做了个深具慧眼的比较，他说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文化中就显得怪诞可笑。比如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莫大尊崇，这是我们的常规，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定要称杜甫为“杜工部”;又如南朝大诗人何逊曾兼“尚书水部郎”，于是后世始终尊称他为“何水部”。反观西方，文学艺术和思想建树的成就本身就是永世和莫大的荣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名号。
若了解了我们以“官体制”为整个社会形态母本的传统，就不难知道：中西尊称方式的区别不过是宏大制度建构和社会整合工程之中的一个具体微粒而已。“官价”（以“官”作为市场运作的核心，由此使权力集团垄断最大经济利益）、“官法”（法律从属于官权）、“官司”（以官权作为司法裁决的准则，“司”是动词，意为管制，它与“官”联袂之后合成称呼法律案件的名词）、“官河”（作为南北经济命脉的运河）等等事例，都不过是这巨大整合工程的众多局部。
当然还有无数更具体细小、但意义并不轻微的例子，比如中国民间不分南北，都习惯把街上的公厕称为“官茅房”，描述社会风情的圣手汪曾祺先生在《故里杂记·李三》中记载他家乡江苏高邮即是这个叫法，旧时北京等地也如此称呼。究诘起来这背后的制度内涵颇有深意：任何社会公共建设，不论如何粗陋简易，都只是在“官”的恩准或荫庇之下，才有立身与冠名的依据。
所以现在大家经常形容官权的万能和无所不在（totalitarianism）是“上管天，下管地，顺便中间管空气”;而即使旧日技术手段和行政成本不允许衙门的手伸得如此之长，但这并不意味权力有自我收敛的本质。清代县衙对县官权力的定位是全方位管理“天理、国法、人情”，《清史稿·职官志》中规定县官职责是对法律、经济、教化、治安、科举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伦理等“靡所不综”的管辖;这都说明官权势能努力要达到无所不包和无远不届的程度。
“官”为何成了制度文化的“本体”
为什么要竭力使“官体制”成为比神明更崇高更关键的社会“本体”呢？
原来，虽然“秦制”早就明确“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专权目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子》等对于此目标有详细描绘），但要在诸多社会阶层保留各自利益诉求能力的基础上实现最高统治者的充分专权，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自秦汉直到唐五代，地方割据势力、贵族集团等利益方经常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予以相当程度制衡或挑战。
但宋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结果是皇帝越来越充分实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几乎一切制度要素的有效控制。而集权终于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统一运作的“官体制”。在这个金字塔中，皇帝是最高最核心的“官”（宋以后“官家”成为对皇帝的常用称谓），其下各级权力运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一切国民的法定权限等等都尽量纳入“官体制”的有效控制，决不允许以前常见的那种各自为政、各逐其利。宋人形容这套制度法则是：
（皇帝掌控一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
明代无数次重申这个方向，比如李嗣京《册府元龟序》：
大而日月星辰，小而风雨露雷，无一非天之所统，邵子曰：地以上皆天，天道也，君之道也。天以下皆地，地道也，臣之道也。君臣立极，相并纳于道中。
这意思就是：只有将普天万事万物都整合到“君臣相并”体制之中，才能建立宇宙基本秩序、使社会在“道”的轨迹中运行。
“官”的无比威势和富贵说明了什么
“官体制”被赋予笼盖天地的巨大功用，接下来问题是：它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才能实现上述目的？我们说其主要几项是：
第一，对于最高权力者来说，巨大的“官体制”必须越来越驯服好用，即乾隆皇帝概括的“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使国家政治的一切关键都成为权力者恩威自如的私事（禁绝权力私有化的任何障碍），明清以后这个趋势很明显。
第二，对于小民百姓来说，“官体制”要越来越具有泰山压顶般的威势，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官权”没有任何阻滞地统治庞大社会组织、榨取尽量无限的经济利益等制度能量。所以前人虽早就说“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唐彦谦：《宿田家》），但那时如此悲痛彻骨的形容毕竟不是太多;宋以后，惨目之极的情况随处可见，就连良知未泯的官员们都哀叹，对于哑羊一般的小民来说，“官威”之可怕到了堪比虎狼和魔鬼的程度：
田亩之民，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劫于庭庑械系之威，心悸骨栗，棰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宋·陆九渊：《与辛幼安》）
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明·海瑞：《兴革条例》）
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毛羽健传》）
制府来，势炎赫;破得百家产，博得制府欢;居者阖户，行者侧足，但称“制府来”，小儿不敢哭！（清·沈德潜：《制府来》，清代地方最高长官为总督，又称制府）
再如宋以后民谚常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局面当然是长久使“官体制”具有神明般威势的必然结果。
何况从来都要以国家立法和最优资源来打造“官等级”的身份制度，以保证官对民的全面威压。比如元明清法律的一成不变：官员与百姓因婚姻、钱债、田地等事发生诉讼，准许官员家人代理而不得以法律文书传唤官员到庭，违者主审官要被处以笞四十的刑罚。再如明代法典（《明律·职官有犯》）规定：官员涉嫌犯罪，除经皇帝批准或审核则不受衙门审理和惩处。又比如历代官员及其家庭，都拥有免除赋役、享用高等衣食住行和礼乐、毙伤佃户奴婢免责减责等无数法定特权。
第三更是人所共见。驯服地尊奉“官体制”及其权力顶端作为宇宙核心，这成了因为铁打的制度承诺而无与伦比的暴利买卖：“官体制”只有保证其每个成员的巨大利益回报，才能使权力体制大厦的无数节点都具备强劲充沛的内在动力。所以使官等级最普遍地占有百姓望尘莫及的财富，成为极显著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几百年来一直流行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有钱使得鬼推磨”（《拍案惊奇》卷十）等无数民谚，形容的都是公开半公开允许和鼓励贪污豪夺的“官体制铁律”。更不用说垄断一切高端经济及其巨大利益，乃是“权力经济体制”两千年从未中断的传统。
由此就有一个刺目的文化现象：人们在以皇家形容富贵极致的同时，又以官吏之富有做同样的比喻。早如晚唐韦庄《令狐亭绝句》说：“若非天上神仙宅，须是人间将相家。”到后来，以金银财宝多如神仙府邸来形容高官的富奢无比，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成语（“制度语言学”又一典型例证）：
果如古诗所谓“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有田俱种玉，无地不栽花。”（《东游记》第四十七回）
严嵩威权日盛，文武多有依附其势者。建造府第，阔十顷，其中花园亭榭，与宫中相等。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严）嵩又以美女十名，教以歌舞，各穿五彩云衣，每当宴前舞蹈，望之如五色云锦，灿烂夺目。（《海公大红袍传》第十六回）
后来《红楼梦》所谓“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更是说官员积聚的家财要比龙宫仙府的财宝丰盈豪奢许多倍。而且不仅高官大多富可敌国，中下层官吏也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官不要钱，不如早归田;小官不索钱，儿女无姻缘”等等明清民谚民谣，描述的都是这类铁打的现实。
结语
总之，作为制度根基的“官体制”，它是中国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文化史、制度伦理等等长期演进而成、异常完整缜密的结构性大厦，解析其来龙去脉和千门万户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学术工作。但另一方面，因为它最直接决定着每个国民的制度生存状态，所以又可以通过无数最浅白直观的事例说明它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关系。
举一则这样的例子：明末思想家、刑部侍郎吕坤以《官府来》为题记述的典型场面。此诗描写某官员出行时的赫赫威仪、官员对成群走卒的恣意驱使、尤其是百姓们如何像蝼蚁一般聚集道边、瞻观官员威仪的情景。吕坤由此深深感慨官的冲天势焰与百姓卑微地位这两者间的互为因果：
喧天鼓吹冲天土，儿女欢呼看官府。里妇携儿傍里门，共言此是天上人！一乘肩舆拥百卒，奔走饥疲哪敢论？就中坐者真秀异，珠履金冠锦绣身。道旁迎送簇如蚁，俄然雷应齐声起。华盖翩翩几片云，舆后追随连数里。须臾声远车尘歇，儿归女散柴门夕。甑中无米室无烟，独抱饥儿啼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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