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中国共产党（精选8篇）
立法及其法律控制近年来一直是法律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先后曾草拟过数份立法法草案，供国家立法机关参考。《立法法》(草案)日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更将这一问题推上了正式的立法轨道。鉴于立法法对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影响，有必要从我国法制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高度，对正在审议中的《立法法》进行剖析和评论，并据此重新梳理我国立法理论研究与实务的未来发展思路。
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说明，现代化可以分为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通过传统社会内部自发的因素实现现代化，一种是在外部的压力下通过变革实现现代化。用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前者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变革，可以称之为“自发模式”;后者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法律规定强制实现社会变革，可以称之为“变法模式”1.自发模式产生于社会内部的需要，其演变历史非常漫长。在西欧，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相对多元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使欧洲社会不具备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客观历史条件，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交易规则和产权制度都是在漫长的自然秩序中形成的。在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以前，法院、海商法、财产法、保险法、合同法等基本制度与规范已经形成，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只不过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早已形成的制度和规范予以确认和规范化而已2.可见，在自发模式下，规范、制度的形成与国家的有意识立法活动没有必然的关系。
自发模式的顺利实现取决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如果兼容关系较弱，则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因此，尽管亚洲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历史同样漫长，但由于自然
经济和集权政治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亚洲国家并未能在沦为殖民地以前从社会内部产生推动现代化的制度因素。即使在西欧国家，也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从社会内部不断产生推动现代化的因素3.然而，历史表明，自发模式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变法模式同样可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西方，相对而言较后发展的发达国家并没有刻意从头重复早发达国家的自发过程，而是直接采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引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交易制度4.美国法对英国法的既受和法国民法典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影响，都可以充分地说明变法模式的有效性5.事实上，当代西方国家的私法大都或多或少直接源于或借鉴于罗马法或英国普通法6.庞德因此提出，“一个法律制度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他的法律制度借鉴法律材料的历史”7，人类学家并断言，“文化主要形成于偶然交往的相互借鉴之中”8.尤其是，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干预主义以后，不论是立法方式上还是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上，西方国家应该说都大量地采用着变法模式来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与范围使自发模式的制度变迁已经越来越少见，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受到限制9.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发展中国家大多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惨痛历史，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往往是伴随着民族独立的过程同时开始的。政治上，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或陷入持续内乱或民族矛盾，保持强大的国家权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上，为了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一条政府推动下的高速经济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腾飞。现代化理论及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比早发达国家有更大程度的政府干预和控制10.并且，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原理，自发的制度变迁必须是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发展中国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强大的政府权力之下，政府既是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也是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组织者，因此，发展中国家自发的制度创新的成本异常高昂，这就使政府推动下的变法更显重要。除非由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建立和保护与市场兼容的制度，强制推进制度变迁，市场不可能自发形成11.这样，立法与变法具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立法构成了变法模式的基本表现形式。
由于两种社会发展轨迹的不同，使自发模式与变法模式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市场秩序与规则的关系上，自发模式是在市场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在市场主体间自发产生交易规则，然后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自发形成的规则予以确认。所谓“先有交易，后来才有交易发展的法律„„这种经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才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律形式”12.变法模式则是通过国家制定强制性的规则来引导、促成市场秩序的形成。变法模式是先有法律规则，后有市场秩序，以法律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形成鸣锣开道。
第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自发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或地方行为。即使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存在，中央政府也不会对个人的行为或地方特色进行干预。因此，在自发模式下，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产品(如纠纷解决机制、交易惯例等)可以得到多样化的发展。在变法模式下，为了保持中央政府对整个变法过程的调控能力和贯彻公平原则，推动变法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并且，为了打破地方势力对变法的分割和阻扰，适度的中央集权更变得不可或缺13.第三、在基础性制度安排与第二级制度安排的关系上14，变法由于是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转换，必然涉及到制度与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没有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变革，整个改革过程将会因为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在自发模式下，由于第二级制度安排形成于交易方的协议，因此，在基础性制度安排发生变化以前，很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二级的制度变迁，逐步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更根本性的修改。两种不同的途径各有优缺点，根本性变革能在短期内实现变革的目标，但其实现成本较高，容易给社会生活带来突然性的变化和震荡。渐进性变革需要的时间较长，但其实现成本低，过渡平缓。
第四、在市场秩序与法律体系的形成时间上，变法模式力求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建成法律体系，并以变法方式在短时间里促进市场秩序的形成。相比之下，自发模式所形成的市场秩序与法律体系往往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任何一部法律的最后制定，都是市场长期自发选择的结果15.第五、在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相互关系上，由于自发模式下的法律是经过长时间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一旦制定法律，其生命力牢牢根植于市场秩序本身，除非社会结构发生大的变革，法律都可以保持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相比之下，变法模式之下的法律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随时调整法律，应是变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由于每一次法律变动都是使法律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秩序的形成，这种变动性并不会破坏人们对法律的合理预期16.第六、在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上，自发模式下的规则形成完全是市场秩序的自发选择结果。在变法模式下，政府往往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将其成功的法律观念与制度引入或移植到本国。从形式上看，发展中国家采用变法模式似乎缺乏本土化的支持。然而，从实质上看，由于市场经济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因此，西方国家首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观念与制度并不意味着这些观念与制度就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并且，如何将西方国家成功的法律观念与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法律制度史上，任何一次成功的法律移植或借鉴都是一种本土化的过程，变法与本土化并不矛盾。17
二、自发模式下的规范与制度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要求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后在法律上的反映，因此，自发模式大致能保证国家的立法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律关系的一致性。在变法模式下，市场秩序是在国家法律的推动下形成的，法律因而是外加于市场的。如果立法不能反映市场本身的要求或立法超越或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程度，必然会使书本上的法律与市场所要求的法律关系出现错位与脱节，甚至以立法来扭曲市场的客观要求。这是变法模式下立法活动的固有风险。
变法的这种风险根植于法与法律的区别或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别18.法与法律的区别或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别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希腊哲学家最先关注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开始就始终缠绕着每一个法学家和法学流派19.尽管当今世界的三大主要法学流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迥异，但它们无一不承认实在法与超越实在法之外的某种应然法的区分20.马克思主义法学同样也承认法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区别。在《论离婚法草案》中，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21.尽管马克思此时的观点还明显带有“绝对精神”的痕迹，但他已明确将实在法与应然法作了区分。后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2.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法律应当“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23.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地解释了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关系，“法的关系”、“事物的法的本质”或“现实的法律”是指由经济关系所派生和决定的法律关系，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人与人的关系所必然产生出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经济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又是作为立法反映经济关系的中介。法律与立法则是立法者对经济关系与法的关系的主观表述，是立法者意识活动的产物。某一制定法既可能符合“法的关系”，也可能部分地甚至完全不符合“事物的法的本质”，出现法律与法之间的错位和脱节。与自然法学派与社会学法学的解释比较，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法的应然与实然关系的解释显然更加科学、合理。因此，对于书本上的法律或立法仍然要以实践进行检验，不能思想僵化，陷入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24.在自发模式下，市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完全依据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法律关系由当事人自愿确定，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经过充分的发育之后，经由国家权力的作用固定为法律。这样，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一
种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尽管因为立法技术或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等原因可能会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复写客观的法律关系，但自发模式下的法律只能忠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而不能脱离法律关系进行创造。这就决定了自发模式下的立法不可能与客观的法律关系出现大的脱节。
在变法模式下，立法是在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启动和进行的，目的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以法律为工具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这样，法与法律应该具有的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出现了倒置，法律早于法律关系而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立法者多么聪明，多么详细地研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法律不能反映市场经济以及法律关系的客观需要或法律与现实发展脱节的后果。加之立法者往往与旧的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改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市场所起的作用逐步增大以后，变法必然会影响到立法者的实际利益，甚至会使立法者成为继续改革的对象。这种情况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就会与现实的需要脱节，甚至走到现实的反面25.结果，必然出现法律规则愈多，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律关系愈远的二律背反现象26.具体而言，变法是以国家权力推动市场的形成，构造市场要素，它是对自发市场秩序的一种人为干预。然而，任何干预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立法的成本主要由三大部分所组成：社会成本(社会为遵守法律规定而付出的成本，)、立法机关成本及执法机关成本。通常，立法机关成本与执法机关成本可以度量，而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社会成本往往无法计算，由此而使立法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27.国际学术界已越来越多地将国家以立法形式对市场进行干预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与通常的财政支出相题并论，前者以税收的形式由社会负担，后者以间接税收的形式加诸社会28.问题在于，不论是税收还是收费，任何财政支出都会受到财政预算的控制，而立法的社会成本却不在任何财政预算控制之内，政府因而可以任意对社会施加这种成本。在社会承受能力不变且财政预算控制严格的情况下，政府必然会以立更多法的方式转移社会成本的负担方式，以实现施政目标29.结果，法律越多，社会的负担越重，企业的竞争力越弱30，消费者的损失越大31.这是立法在当代世界各国存在的最普遍、最尖锐问题。
在各朝各代由于教育理念与体制的不同, 对声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就有所不同, 在这些教学机构中的课程设置上, 也就有着很大的区别。随着时代的变化, 到了清末戊戌变法前的教学机构中, 已经没有声乐教育的课程了。因此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随之产生的学堂乐歌, 对中国的声乐教育有着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中国声乐教育逐渐步入的衰败期
西周至隋、唐以前有组织有、有计划、有一定规模的声乐教育, 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三条线。一是从周至秦汉时期不断兴起和发展的宫廷中的培训与贵族音乐教育;二是以佛教为代表的, 宗教音乐的咏经和歌赞的传唱教育;三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私立学校即私塾的音乐教育。这也是中国最早的, 可以通过文史资料反映出来的, 有组织的, 有计划的、有一定规模的中国早期的声乐教育。 (详见本人在《大众文艺》总第262期发表的《西周至随唐以前的古乐及宗教对中国声乐教育的影响》)
自从隋朝 (公元581年——公元618年) 建立起科举制度后, 教学的内容逐渐的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应了, 科举时代的考试内容, 主要是以经学和诗赋为主。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巩固, 社会中一朝中举, 便可改变命运的思想, 也就越来越重, 应试教育也就不断地得到了发展, 学子们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中举, 随之对素质教育也就不断的削弱了。
到了宋朝 (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民间艺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出现了“勾栏”、“瓦舍”、“戏楼”、“茶馆”, 这个时期, 中国的曲艺和戏曲开始逐渐形成, 特别是中国的戏曲, 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戏曲表演形式“南戏”。到了元朝 (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 中国的戏曲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特别是元曲对戏曲的发展影响深远。戏曲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吸收了朗诵、歌唱、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 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和表演程式, 并逐渐地从传统意义的歌唱中脱离出来, 成为了一种单独的艺术门类。随着戏曲的不断成熟和发展, 中国文艺舞台的主流被戏曲所占领。由于中国戏曲的不断成熟和发展, 中国的歌唱与声乐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更多的只是在民间作为一种所谓的原生态形式流传。
以至于到了清朝末期, 正规的教学机构中已经没有音乐课了, 更谈不上声乐教育了。正因如此, 才引发了甲午战争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 将在学堂中建立唱歌课, 作为教育变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与洋务运动对声乐教育的影响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 鸦片战争前夕, 1839年法国天主教为了宗教的传播, 在上海漕宝路天主教堂内设立了一个读经班, 这是中国官方史志记载的, 最早的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里, 主要是教授教徒的子弟, 文化知识、宗教知识和教授演唱宗教歌曲, 有的教会学校还建立了自己的唱诗班。这应当是中国近现代声乐普及教育的起源。
鸦片战争后, 1 8 4 2年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从此, 西方列强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入侵,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渗透与影响也越来越大, 教会的势力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 他们在中国设立教堂, 开办学校、医院。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 教会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 规模也逐渐从小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声乐普及教育的层面随之逐步得以延伸和拓展。
19世纪60年代初, 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 以奕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 办起了洋务教育, 其教育方针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1862年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同文馆”, 开创了西洋的教育模式。但是, 在查看“京师同文馆”开设课程的有关资料时, 没有发现有关音乐教育的文字材料, 但是西方教育的思潮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已经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 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三、戊戌变法对西式学堂及声乐教育的影响
甲午战争惨败后,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康有为联名1300多名举人, 上书光绪皇帝, 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此后, 维新派人士纷纷鼓吹变法, 积极组织学会, 创办报刊, 创建新式学堂、学校。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戊戌变法》的一段文字记载, 到1897年底, 各地已建立学会33个, 新式学堂17所。那段时间, 中国的西式学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西方的教育思潮与教育观念也不断的得到了认同。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 盛宣怀创建的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 1897年设置的乐歌课, 为中国学堂首创。经元善创办的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国女学堂, 也是这年在上海桂墅里成立, 并开设了儒学、西文、工艺、音乐、体操、绘画等课程, 后因保守派的反对, 也因经元善反对慈禧太后立储, 遭遇迫害, 经元善逃亡香港、澳门, 中国女学堂停办。
1898年, 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 推行新政进行了戊戌变法, 提出了废除科举、引进西式教育等一系列的新政观点。同年9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动政变, 幽禁了光绪皇帝, 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 谭嗣同、钱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被杀。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终告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后, 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写到“今不从事教育则已, 苟从事教育, 则唱歌一科, 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可见当时的旧式教育中, 是没有唱歌课的, 同时也可以看出, 在学校中开设唱歌课, 是维新派办学的重要设想。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 但是维新派积极组织的学会, 创办的报刊和新式学堂、学校, 逐渐把人们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的教育中转变过来, 维新派推行的, 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 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 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让人们用新的观点, 重新认识和审视世界, 为后人扫除了陈旧的思想障碍和精神枷锁, 开辟了新思维。
也正是如此, 慈禧在种种的压力下, 将维新变法中的废除科举, 引进西式教育等保留了下来。五年后,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奏章》在其中明确规定了在学校中开设“乐歌”课。由此引发了中国声乐教育的一场革命。
四、学堂乐歌对中国声乐教育的启蒙
1903年, 沈心工从日本归国。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 并教授“乐歌”课, 成为我国学堂乐歌的先驱, 也是中国近代声乐普及教育的奠基人。1904年——1907年沈心工编写了, 中国最早的学堂乐歌集——《学校歌唱》。这也是我国近代西式教育中, 最早的声乐教材。那时, 我国出现了一大批, 启蒙音乐教育家如:曾志忞、李叔同、辛汉、朱云望、许淑彬等都纷纷编写教材、创写新歌。
早期的学堂乐歌, 多为选曲填词, 后来才有一些作曲家, 进行乐曲的创作。在这些学堂乐歌的作品中, 宣扬了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 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希望国家强盛, 社会民主的政治愿望。
学堂乐歌, 一般是指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 也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校园歌曲。著名音乐教育家钱仁康教授, 在他的《学堂乐歌考源》一书中的观点是,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 学堂乐歌的词、曲形式与内容, 有着特有的风尚和音乐风格, 这种音乐教育的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学堂乐歌和西方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多学堂乐歌, 就是用基督教的赞美诗填词而产生的;还有很多学堂乐歌, 是用外国歌曲填词的, 因此学堂乐歌也起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在演唱这类乐歌时, 从演唱的风格和演唱方法上, 都或多或少的, 受到些西方演唱风格和方法的影响。
学堂乐歌, 也选用了大量的民间小调进行填词, 很多音乐启蒙教育家, 也用民歌素材, 进行乐歌的音乐创作, 写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学堂乐歌。同时, 学堂乐歌也对我国民歌的发展产生了作用, 很多民歌在受到学堂乐歌的影响后, 产生了许多变体, 从这个角度讲, 学堂乐歌丰富了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
学堂乐歌, 很多都是用外国歌曲填词, 因此在歌词的写作和填配时, 打破了旧体诗词的格式和韵律, 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语言, 为中国新体诗的出现和新歌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学堂乐歌, 不只是声乐的歌唱, 也不只是一种声乐普及教育, 更重要的是, 学堂乐歌是一种美育教育。许多爱国志士、许多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音乐家, 都是在那朗朗上口的, 爱国励志的, 勤奋上进的, 培养高尚情操的乐歌声中成长起来的。从很多大家的回忆录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学堂乐歌对他们一生的影响。
1924年,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 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这次大革命中, 在学堂乐歌的影响下, 诞生了一大批中国最早的革命歌曲。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时, 士兵们高唱着《工农兵联合歌》在炮火硝烟中,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工农兵联合歌》的原曲就是学堂乐歌中的《中国男儿》。
正是因为学堂乐歌的兴起, 学堂乐歌在当时的中国, 起到了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启迪新思潮, 推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发展的作用, 为新体诗的出现和新歌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学堂乐歌的兴起, 中国的声乐教育才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也正是因为学堂乐歌的启蒙, 才使得后来的中国声乐教育得以蓬勃发展。
总之, 没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启迪就没有旧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 没有教育体制的变革, 就不会产生学堂乐歌的启蒙, 没有学堂乐歌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蒙运动, 就没有今天系统的声乐教育。■
摘要：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引发了旧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教育体制的变革, 产生了学堂乐歌的启蒙;学堂乐歌的启蒙, 奠定了今天系统的声乐教育。
关键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学堂乐歌,声乐教育
参考文献
[1]胡乔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8月.
[2]乔建中.《中国音乐古代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9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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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仁贤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
[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9月.
首先，就两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内部条件而言：
1．在经济体制方面：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全国而言，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等方面，中国是落后于日本的，并且两国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程度和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
2．在政治体制方面：在中央集权上，日本是封建的幕藩体制国家，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上，日本实行的是门阀制、世袭制。而中国，实行的则是科学选官制，中国封建制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
3．在文化方面：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地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形成民族传统文化封闭和排外的顽强内聚力。儒学体系完备，千百年来居于统治地位，形成了它封闭的内部系统对外来文化具有本能的排他性。
4．从领导阶级力量和策略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与了藩政改革，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实行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等，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开化，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国，维新派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这些人改革封建政权的愿望不强烈，对封建制度加以保护，在斗争中缺少谋略。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在策略上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开轻重缓急，措施失当。再由于君主专制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措施。
以上四方面是导致近代时期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主要内部原因，它确定了近代中日两国发展的趋向，而外部条件对中日两国社会变革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并被迫签订了内容大体相似的不平等条约。开港通商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其严重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但相对来说，日本的处境是较为有利的，并曾受惠于中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西欧各国忙于自己内部事务，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中国戊戌变法已到了19世界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基本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唯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狂潮。
2.中国的受辱给日本以教训。在1853年日本开关时，中国已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迫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这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唤醒了一些有识之士，决心以中国为鉴，摆脱日本“开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
3.中国人民的抗争客观上援助了日本的倒幕运动。中国人民不甘屈辱，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不仅直接给西方殖民势力以沉重打击，也客观上牵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和干涉。中国人民抗争给日本人民很大支持，同时迫使西方列强吸取某些政治上的教训，在日本人民反幕府运动中采取了较慎重的态度。因此倒幕运动没遭到列强公开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的实现。
摘要：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两次运动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跃成为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依然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同时改革，结局却一成一败。本文试图从两者的比较中探讨两国改革运动的异同，通过比较内部条件之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权力资源掌握程度之不同以及运行效用之不同，将有关因素进行调理归结阐述了当时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改革，论证了变法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得出了其一成一败的原因。
关键字：明治维新 戊戌变法 改革
目录
一、绪论„„„„„„„„„„„„„„„„„„„„„„„„„„„„„„4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相同之处„„„„„„„„„„„„„„„„„„4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4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5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5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6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6
（一）国际环境不同„„„„„„„„„„„„„„„„„„„„„„„„„6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7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8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8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8
（二）发展经济„„„„„„„„„„„„„„„„„„„„„„„„„„„8
（三）重视教育„„„„„„„„„„„„„„„„„„„„„„„„„„„9 结论„„„„„„„„„„„„„„„„„„„„„„„„„„„„„„„„9 参考文献„„„„„„„„„„„„„„„„„„„„„„„„„„„„„„9 Abstract„„„„„„„„„„„„„„„„„„„„„„„„„„„„„„10
一、绪论
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制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国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两国分别启动了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标志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本文重在比较两个变法异同。
（一）中心论题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探讨，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发生时期、社会背景、阶级支撑、改革措施、实质效果等方面的异同。
（二）写作意图
透过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看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国家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环境的协调，通过比较得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领导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相同之处
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十九世纪起，西欧列强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殖民地而入侵东亚，此时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中日两国被西方的炮火轰开了大门。在中国，其标致是鸦片战争。在日本，标致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两国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中日两国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为了救国救民、中日两国在自己的国家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改良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其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和世界大势，都有许多的相同点。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
在外来的侵略中，西方侵略客观上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力的冲击了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伦理纲常，催生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潮。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爆发的。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然经过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大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厂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都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两国维新派都力图通过维新改革现状，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增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收回国家主权，以成为近代亚洲独立自主的国家。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 1
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1 山根幸夫：《近代中国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 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明治维新运动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两者改革的内容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是关于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的改革。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
从运动的实行方式来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实施，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精英，拥簇着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在政坛上进行改革。以达到变革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一个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抱负。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
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曾经说过：“日本变法收效最快，制度最完备，是中国最好的典范。„„如能效仿之新政，中国变法所获之成果，就又可能事半而功倍。”（注）在他看来，只要以明治维新为模式，变法维新就能成功。但是，出乎中国维新派的意料，1898年戊戌变法却遭到了失败。就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来看，有相同之处，按维新派的想法戊戌变法可以借鉴明治维新，但是两者之间有许多根本之处不同，也恰恰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一）国际环境不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处于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日本内政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魔手相互收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善后工作，使他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 5
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①英国和法国把自己在远东的重点放在中国，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日本调走了他们驻军；其他西方列强对日本又有各自的打算，因而未能采取联合干涉的行动。日本维新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几乎是在没有多大外界阻力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险恶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的任何变动，都会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遇到了极大的外部阻力，即使不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因为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在中国已获得的政治、经济、外交权力，决不会让中国成为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希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推行变法，只能是幻想。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
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封建制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而资产阶级势力却比日本要弱得多。日本明冶维新前，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其他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这样，新兴的地主，商人，中、下层武士组成倒幕联盟，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并拥有军队，其势力远远超过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是可能实现的。而在中国戊戌变法时，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了完整的封建体系，根深蒂固。在中国要冲破这个封建主义罗网，无疑比在日本要困难得多。当时统治集团中主张维新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大权，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②所以说封建制度根本无法触动。并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其上层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具有严重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推行新政必然举步维艰。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
日本的维新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中国的维新派不懂得暴力的重要，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立的活动，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没有发动对顽固势力的武力讨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危急之时，只得求助于封建军阀袁世凯，结果又被出卖。相反，慈禧却以武力为后盾，发动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帝党和改良派无力还击，只得束手待毙。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通过比较我们得出改革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需要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戊戌变法中的新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不管是明治维新改革成功，还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我们都从中得出只有不断地进行改革，我们的国家才会国富民强。我们要积极学习外国的长处，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坚持对外开放，走出国门，选择西方文明为我用，对西方文明不能生搬硬套，应取其精华，出其糟粕，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经济
经济的雄厚象征着国家实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强有力保证。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三）重视教育
培养人才的事实告诉中国，国家要强盛，必须投资教育，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因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造就出优秀人才。
结论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离开中国实际，盲目照搬别国变革模式和别国经验，是行不通的。说明了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只有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正如诺斯所提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像过去学习，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
（一）[2] 《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出版社xxx年版本：
[3]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道格拉斯.诺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一、知识整合
改革与变法贯穿于中外历史发展的始终。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不同，具体改革的内容、目的、手段为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旧的法制、体制或政策。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变法有：春秋时期管仲改革“相地衰征”；战国时期的魏国李悝、楚国吴起、秦国商鞅的变法；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周武帝改革；后周世宗改革；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近代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现代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等。其中重点要把握的是：商鞅变法与秦的强盛；北魏孝文帝改革与民族融合；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作用；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史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世界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改革与变法有：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废除黑人奴隶制；罗斯福新政；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改革；战后日本的社会改革；苏维埃政府的战士共产主义政策；苏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苏联、东欧、中国）等。
二、命题分析
本专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价值。2008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吹响改革号角的一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之际，与会国家决心加强合作，努力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这些重大改革举措，也许还是对中外历史上一些重大改革的最好纪念!2008年是王安石变法940周年、百日维新110周年、日本明治维新140周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5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从古今中外改革的成败中，我们能得到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启示，中国和世界的改革如今兴犹未尽。2009年高考也许会以中外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变法为载体，这些采用文明史范式，与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相结合，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和美国等世界大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应对措施，凸现创新精神的价值。我们在复习迎考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强化对重要改革内容的再认再现考查，理解改革的成败得失与具体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要分析古今中外改革的本质区别，要求从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对现代社会改革起借鉴意义，注意历史的“史鉴”功能；第三，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对一些重要政治制度利弊得失进行概括和总结；第四，要重视改革和变法中对古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变化，从中总结出制度更新的特点和规律，以借鉴对当今机构改革必要性和意义的认识和理解。第五，要注意适当扩大视野，与近代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变迁相联系，考查全局性的政治制度改革观和变迁观，要求从文科综合的角度认识相关历史问题。
三、易混易错知识
1、分清“改革的原因”与“改革成败的原因”。
“改革的原因”是要求回答“为什么要改革”？而“改革成败的原因”是回答“为什么改革成功了（或失败）了”？
改革的原因一般可以从以下方面思考：①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商鞅变法、俄国1861年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②为达到某一政治目的；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社会发展趋势。如少数民族的改革等。④统治面临危机而缓和社会矛盾。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⑤吸收先进文化，加速本民族封建化；如少数民族的改革等。⑥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如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等。
改革成败的原因一般可以从以下方面去找：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是改革成败的根本原因。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个方面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分析。③改革必然挥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行之有效。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2、分清“改革的历史作用”和“对改革的认识”
用心
爱心
专心 改革的历史作用一般主要从积极方面去分析，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理解：①改变了社会形态。如商鞅变法、俄国1861年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②清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如罗斯福新政、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等。
对改革的认识要从原因、过程、启示等多方面思考：①每一个国家、民族，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②改革和变法不会一帆风顺，在勇于改革的同时，还要具备坚决的斗争精神。要坚信新生事物一定能够战胜旧事物。③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要积极支持改革，并投身于改革中去，共同推进卧果的改革开放。④改革没有固定模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⑤中外历史上的重大改革，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经验教训，我们要从中获取启示。
3、改革和革命的区别
首先、改革所采取的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相对于革命来说具有相对和平的社会背景。改革是国家、政府的行为，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统治，而革命一般是由群众发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充满了暴力，斗争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其根本目的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其次、改革与革命的目的不同，改革是统治者希望通过主动的政策调整来实现某种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对其中某些环节进行局部的改革，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革命则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斗争。其
三、由于革命采取的是暴力、流血的手段，因此必然对国家机器等进行重建，所以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改革由于采取的是平缓的、主动的方式，是对原有的社会制度的完善与改进，因此往往不会对生产力造成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4、如何认识中外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或变法
首先，从改革的本质上看：改革与社会进步相伴而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从本质上看，改革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或调整。其背景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相适应。从适应的程度来看，一般有两种情况：其
一、整体适应、局部不适应条件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前提下对具体制度或政策的局部调整，是改良性质的改革。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罗斯福新政、中国的改革开放等。
其次，从改革的本质和目的上看：改革的目的：建立或巩固统治。
再次，从改革的类型看，要从阶级利益判断其阶级性。①奴隶主阶级的改革：管仲改革。②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商鞅变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政改革等。③资产阶级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中国维新变法、美国罗斯福新政、二战后欧洲各国改革和德国、日本的民主改革等。④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苏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改革等。
三、错题指正
例题1：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商鞅变法的许多内容也涉及了“三农”问题。据此回答（1）-（3）题：（1）、商鞅变法中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的条文。以下对井田制表述正确的是
①奴隶社会实行土地国有制 ②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私有制 ③井田制是私有制不发达的产物 ④随着井田制结束，分封制也消失了
A 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2）、商鞅变法的措施中，对当时农村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是
①奖励军功
②奖励耕织
③重农抑商 ④“燔诗书而明法令”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②③④
D．③④（3）、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广大农村也推行商鞅所颁发的标准量器“铜方升”。下图是当时使用的标准量器“铜方升”。制作“铜方升”这一标准量器的目的是
A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B加强中央集权
用心
爱心
专心 C．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D．为秦统一六国做准备
[分析]本题以十七届三中全会为背景，以商鞅变法为载体，考察了商鞅变法的背景、内容及影响。第一小题容易错选D。随着井田制瓦解，分封制崩溃，但分封制在历史上并没有从此消失，刘邦、项羽、明太祖都曾经推行过分封制。第二小题，容易错选A或C。要注意关键词“当时”及“农村”。题目强调的是对当时农村社会的影响，重农抑商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它的消极影响要到以后才逐渐暴露出来，也应该选。而“燔诗书而明法令”有利于思想控制，加强中央集权，虽然对当时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不是针对农村社会发展的。第三小题，容易错选D。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商鞅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消除割据势力的影响，加强中央集权。“为秦统一六国做准备”是整个变法产生的影响，制作铜方升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
[答案]（1）C（2）B（3）B
例2：2008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所谓燃油税，即将现今普遍征收的养路费和其他费用合并成燃油税。燃油税费改革与唐初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其后的两税法，它们的共同作用是
A．加强经济基础 B．变革生产方式
C．调整生产关系 D．调整上层建筑
[分析] 容易错选A。解答此题，首先要了解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些非历史概念的大致含义。今天的燃油税费改革和历史上的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都属于生产关系调整的范畴，所以C项正确。租庸调制、两税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调整，但是起不到加强经济基础的作用，所以A项不成立。
[答案]C.例3：200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40周年。140年前的4月15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日本变革的总纲。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宣誓维新，其根本目的是
A 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
B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C建立近代化的独立国家
D推行日本军国主义
[分析]
容易错选 A。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不是根本目的。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其还是为了新的资产阶级利益，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答案]B 例4：19世纪末，中国面对瓜分豆剖的危机，如何自救?先进的中国人对这一艰深时代课题的回答是 A．师夷长技以制夷 B．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C．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D．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分析]
容易错选 A。注意时间“19世纪末”，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答是C项。“师夷长技以制夷”是19世纪中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
[答案]C.例5：史学界认为，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其根本依据在于
A.开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先河
B．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
C．把西方先进生产力引入中国
D．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 [分析] 容易错选B。解题时注意题干中的关键词“根本依据”，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所以说它“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A、B项都不是根本依据。D项不是依据，正确答案是C。
[答案]C.例6：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治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故人君千百万国会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
用心
爱心
专心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
材料二：
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
——明治元勋大久保利通
材料三：
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呢?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易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的经济形态。如克里木(克里米亚)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解放以前，农民的“叛乱”每十年都要高涨一次欠，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哪一派的主张?其中心论点是什么?
（2）材料二反映的是哪一国的什么事件?其内容属于哪方面?并指出其根本目的。
（3）从材料三中归纳指出俄国实行改革的原因。
（4）分别指出以上改革的性质、结果和影响。
[分析] 本题对古今中外改革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要求从古今中外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对现代社会改革起借鉴意义，注意历史的“史鉴”功能。设问（1）要求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中心论点”进行再认和再现。学生往往不能从中体炼出“中心论点”。设问（2）有三层，学生很容易忽视其中的1-2层，第三层回答的是“根本”目的大力，应该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设问（3）考察从历史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的能力，要求从材料三中提取出俄国实行改革的原因，要注意从联系材料多角度回答。设问（4）考察综合分析和比较能力，要求在前三问基础上对中国的戊戌变法、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性质、结果和影响进行对比回答，如果前面几位回答不出，这问也就无从作答了。
[答案] ：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其中心论点是开国会，定宪法，实行三权分立。（2）日本明治维新。经济方面。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3）①农奴制的存在阻碍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②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的失败，暴露了俄国的腐败、落后和无能；③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4）性质：中国的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明治维新使日本是在经过武装倒幕肃清封建幕府势力的基础上实行的比较全面、广泛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改革。结果：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而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影响：中国的戊戌变法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奴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四、专题练习：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5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2008年美国和日本都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人。人们习惯于回忆日本和美国通过改革崛起的历史。据此回答1-3题：
1.历史上的日本明治维新与美国内战对本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共同作用是
A.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B.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经营
C.统一了国内市场
D.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
2.罗斯福新政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共同点不包括
A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得到加强
B ．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C ．进行社会改革，缓和社会矛盾
D ．推行国有化政策 3．明治政府倡导“文明开化”，其作用是
A．提供了人才，淡化了忠君思想 B-提供了人才，强调了忠君思想
C．淡化了教育，完善了教育体制 D．建立基础教育体制，抛弃封建传统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据此回答4—8题：
4．2006年我国废除了农业税。下列关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说法错误的是
用心
爱心
专心 A．农业税在中国存在了2600多年 B．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经济制改革的需要 C．目的是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分配关系 D．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要废除农业税 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具体体现在
①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 ②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③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④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②④
6.下图形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和方向。下列会议与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直接相关的是
A.十一届三中全会 B.十三大 C.十四大 D.十五大
7．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圈地运动”式的工业化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条道路是
A.建设生态农业 B.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C.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D.科技兴农战略 8.中国共产党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是 A．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农民个体私有制 B．大搞人民公社，建设农村集体所有制 C．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
19世纪60、7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据此回答9－10题。
9．19世纪60、70年代欧美出现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
A.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
B．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C．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
D.工业革命的推动
10．19世纪60、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改革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是
A.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B．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
C．开辟国内市场
D．推翻本国的封建统治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改革，就象是一幕幕散发着时代气息的话剧。据此回答11－13题。
11.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囊括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伟大改革始于 A．“一五”计划 B-社会主义改造 C．中共“八大” D．十一届三中全会 12.下列四幅反映同一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现象的图片，其共同主题是
用心
爱心
专心
A．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生产积极性
B．我国城乡人民庆祝实施股份制 C．三大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
D．我国城乡居民掀起“大跃进” 1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B.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C.实行打击富农和孤立地主的政策
D.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中外历史上每一个国家、民族，要发展和进步，就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回答14－17题。14． 推动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出现的事件是
A．洋务运动 B．明治维新 C．辛亥革命 D．甲午战争 15．“沙皇陛下是专制的君主，服从于他是上帝的旨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事他不该管。沙皇的周围，只能有顾问和圣旨的执行者。”此法令反映出彼得一世
A．强迫农民服役 B．强制农奴劳动 C．加强中央集权 D．推行西方生活方式 16．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比，根本的不同在于
A ．是为了消除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严重危机
B ．是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措施
C ．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对经济的领导
D ．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
17.下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中，为追求效率牺牲了公平的是
①15—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 ②1918—1921年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③美国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 ④1958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中国古代的许多重大变革与变法，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从中获取启示。据此回答18－23题。
18．史书曾称颂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这是因为 A．推行均田制 B．实行三长制 C．实行俸禄制度，整顿吏治D．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19.认为商鞅变法是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最主要的依据
A．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B．废除奴隶主特权，奖励军功 C．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 D．抑商末，奖励耕织 20.右图是《魏晋汉人胡食（画像砖）》，用心
爱心
专心 有人据此得出下列结论，其中正确的是 ①说明当时社会动荡，人们饮食不讲卫生 ②说明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族文化 ③说明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 ④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成果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1.明朝推行一条鞭法的历史作用不包括
A．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
B．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驰
C．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D．抑制了土地兼并 22．“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孝文帝改革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措施是
①均田制 ②三长制 ③整顿吏治 ④改穿汉服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23.韩非子指出，“商鞅虽死，秦法未亡也”。之所以“商鞅虽死，秦法未亡”，主要是因为
A．变法彻底
B．赢得民心
C．与时俱进
D．仁义致远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充满了艰难曲折，也带来无限生机和工业的迅速发展。据此回答24－25题。24.洋务运动之所以没有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主要是因为
A ．沿用传统的生产管理方式
B ．局限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
C ．外国资本的挤压
D ．没有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5.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是因为
A．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B．形成了近代企业管理模式
C．引进了近代的生产技术 D．增强了国家的工业化实力，实现了富国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3小题，其中第21题12分，第22题16分，第23题12分，共50分)。26．改革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形式，19世纪中期的俄国、日本最具典型特色。
请回答：
(1)简要概括俄国、日本改革的相同历史背景。
(2)俄、日两国的改革都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试结合“解放法令”和明治政府的有关措施分别简要说明。
(3)1904—1908年俄日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而交战。这次战争与两国改革有什么必然联系? 2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 泰西近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事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曰政府，出纳王命。„„
—— 摘自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材料2 自台湾事后(指1895年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 摘自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材料3 大借洋款，以举庶政。
—— 摘自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材料4 史学界有的专家认为，在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戊戌变法具有特殊意义”，为此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其功不可没”。请回答：
（1）材料1反映了康有为的什么政治主张?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用心
爱心
专心（2）材料2、3反映了维新派对农民和帝国主义各自的态度怎样?（3）根据材料1、2、3指出维新变法运动的根本缺陷。
（4）你认为材料4中的“特殊意义”是指什么？为什么说全面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谈谈你对材料4中观点的认识。
28．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阅读图1、2、3
图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图2《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材料二：
到1979年，集体农业活动的组织方面正在发生一场意义更为深刻的变化，„„开始了叫做生产责任制的某些尝试。„„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到1981年或1982年，在最贫困的省份中，90％以上的家庭以户而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耕种以前的集体土地。这个制度在较富裕的省份中也日益推广开来。„„到1983年底，几乎全部农业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材料三：
安徽凤阳小岗村被喻为中国包产到户改革第一村，“包干到户”的第一年（1979年），小岗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全队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包产至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可以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今的小岗村又在试行土地流转的再次变革。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小岗村，允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2008年10月13日《中国网》
(1)图1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何在?与图2有何联系?
用心
爱心
专心
(2)图2所示会议有何重大历史意义?
（3）据材料二，简要叙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
（4）据材料三，说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什么成效?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效?
（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今天的“土地流转的再次变革”是否完全否定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答案：C.分析：
A项不是对经济产生的作用，B项不符合美国情况，D项是工业革命的作用，只有C项是共同的作用。
2、答案：D
解析：此题为否定式选择题，可采用排除法，在熟悉罗斯福新政和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可知 A、B、C 项为共同点，D 项为不同点，故 D 项为正确答案。3．答案B 分析：“文明开化”为日本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才，但效忠天皇，也提倡了封建的忠君思想。4．答案B 解析：注意逆向思维“错误”的，废除农业税不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而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5．答案D.解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一贯的，不能体现与时俱进。6．答案C.解析：考查考生联系知识理解问题的能力。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十四大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贡献。7．答案B.解析：中西比较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8．答案：D
解析：农民个体私有制、大搞人民公社提法不妥，A、B不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家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C不选。农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殿，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故选D。9．答案D
解析：A项是目的，不是原因；B、C项不是根本原因；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进一步要求废除封建束缚，引起了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浪潮的出现。因此，最根本的原因应选D。10．答案A
解析：B、C不是最重要的使命，D项不符合美国的历史，只有A项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历史使命。11．答案D 解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全国改革。12．答案C 分析：从四个情景的标题和场景可以看出，其共同主题是反映了三大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
13．答案C
解析：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在政策上同过去有所不同，采取了保存富
用心
爱心
专心 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因此C项不正确。14．答案B 解析：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个近代化国家。15．答案C 解析：提炼材料内容较易分析得出答案。16．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A、B、C 三项是两个政策所具有的共同目的，可以排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采用军事和行政命令来发展经济，强迫劳动，强行分配产品，取消了商品流通；新经济政策则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17．答案C 解析：英国的圈地运动和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都为追求效率，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是不公平的。18．答案C
解析：依据材料和教材来分析解决。19．答案A 解析：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指的是经济基础的改革。20.答案：D 解析：要注意图的标题所反映的时代“魏晋”。魏晋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实行一系列改革。①③说法与魏晋时期的改革实际不符合。21.答案D。
分析:要注意逆向思维“不包括”，容易错选A、B、C 三个题肢。明朝的一条鞭法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A、B、D都正确。22.答案A 解析：④是孝文帝改革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一项措施，与题干内容无关。23.答案：C 解析：主要是商鞅变法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即“与时俱进”。
24.答案：B
解析：本题为最佳选择题，洋务运动目的没有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因为仅局限于学习、引进科技方面，而缺乏政治上、制度上的保证。我们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关系方面进行综合分析。2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号，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采用的也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D项表述错误。
二、非选择题 26．解题思路：
本题对俄、日两国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的两次改革作了对比，培养学生比较、分析、综合和鉴别等能力。第(1)问先回忆两国改革的背景，再从中找出相同的历史背景；第(2)问主要回答两国改革内容中，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的措施；第(3)问实际是回答日俄战争的目的。
参考答案：
(1)欧洲工业文明的冲击；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尖锐。
(2)俄国：废除农奴制，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贵族地主掠夺大量赎金。积累了资金。日本：废藩置县，统一国内市场；“四民平等”提供更多劳动力；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
(3)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
27.解题思路：
2008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本题侧重考查戊戌变法的内容和意义。鸦片战争昭示中国人：落后的用心
爱心
专心 封建制度是战胜不了资本主义的，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和改革，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意义在此。戊戌变法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也是近代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材料一中，康有为从“泰西近政论，皆言三权 ”（三权分立学说）入手，主张 “皇上则为元首”（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材料二反映康有为想利用变法来抵制农民起义，材料三三“大借洋款”，即幻想得到帝国主义支持。从材料一、二、三可以看出维新变法运动的“两不敢（不敢发动农民阶级，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第（4）问的“特殊意义”和“全面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理由”可以直接答出，而对材料4观点的认识属于开放性的设问，只要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参考答案：
（1）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学说。
（2）利用变法来抵制农民起义，幻想得到帝国主义支持。
（3）不敢触动封建统治基础，不敢发动农民阶级，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4）“特殊意义”是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全面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理由：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政治制度。
对材料4观点的认识：①它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是进步的和爱国的。②提出拯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③维新派和顽固势力进行论战，促进思想解放。④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冲击封建君主专制政体。⑤培养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28．解题思路：
本题以改革开放30周年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等时事热点为载体，考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意义、影响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评价及认识等知识，体现了历史学科的思想、知识、能力“三位一体”目标。第一问难点是图1与图2的联系。第二问属于知识再现和再认。第三问考查综合归纳知识的能力。第四问要求综合与分析相结合，先综合，后分析。第五问要求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参考答案：
(1)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2)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3）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产，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
（4）成效：粮食大幅度增产，改善了农民生活和粮食供应。原因：明确了农民生产的责任和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5）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在本质上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今天的土地流转的再次变革，并不是要取消公有制，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用心
爱心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一、相通之处
首先, 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 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逐步形成了一股改良主义思潮。甲午战争后, 这一思潮终于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认识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皇帝时多次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 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 1898年6月11日戊戌维新运动由此开始。而对于清末“新政”而言, 也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戊戌维新失败以后, 清王朝衰败的进程加快, 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深深感到, 再象过去那样固循粉饰已经不行, 因而于1901年1月19日发出了“法令不更, 锢习不破, 欲求振作, 当议更张”的“新政”谕令, “新政”开始推行。
其次, 两者最终目的相同, 即企图通过封建统治内部的改革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意味着两次教育改革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戊戌维新期间,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教育改革作为实现他们政治思想, 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康有为认为, 国家富强的途径就是“开民智”, 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明确指出:“夫才智之士多则国强, 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同样, “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也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 救亡图存。从1901年起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 在清政府的诏书中说:“兴学育才, 实为当今急务”。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指出“学生他日成就, 均上知爱国, 下足立身, 始不负朝廷兴学之意”。因此, “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其目的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第三, 两者改革内容具有一致性。首先, 在创办学堂、改革书院方面, 维新时期采取了广设学堂, 变通书院的政策。光绪帝在诏书中谕立京师大学堂, 同时饬令各省、府、州、县开设中西学堂, 而且将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新政”期间, 清政府下“兴学诏”, 下令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大学堂。这其实就是对维新时期书院改革的翻版与重申。其次, 在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方面, 维新时期下令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改试时务策论。“新政”时期, 清政府于1901年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并且对科举制度作出重大变革, 从科举改革到废止科举。所以, 在学堂、书院、科举、八股等改革的基本内容方面, 两次教育改革有它们的一致性。
二、变通之处
第一, 就改革的执行程度和取得的成效来讲, 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在封建顽固势力大力阻扰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下仓促启动的, 变法的主力只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先知先觉者, 依靠的也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 这就决定了改革最终是失败。相比较而言, “新政”由于是以慈禧为首的实际统治者发起的, 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改革执行的程度和成效是巨大的, 对于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创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 从确定的教育宗旨来看, 两者明显不同。维新时期所确定的教育宗旨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对于维新派来讲, “中学”是指君主, “西学”是指立宪, 可见当时的教育宗旨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而“新政”时期, 其教育宗旨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使教育服从封建君主专制的需要, 1906年清政府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确立为教育宗旨。这个教育宗旨的目的在于维护即将倒台的清王朝的统治和封建社会制度。因此不难看出, 维新倡导君主立宪, “新政”则维护君主专制, 政治制度的差别必然导致教育宗旨方面的差异。
第三, 两者对中国的影响不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所提出的要求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特别是康、梁等利用学堂宣传进步思想, 这对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却对中国近代教育新体系的创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科举制度的废除, 大力发展近代新式学堂以及开设大量的自然学科、社会学科课程等方面, 其在力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维新时期, 它使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更加完善, 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体系自此建立。因此, 可以说“新政”是在戊戌维新基础上进行的更加全面的变革, 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更深入, 范围更广泛。
三、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启示
第一, 教育改革要想取得成效, 必须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大, 就是因为维新派所依靠的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 改革遭到了当权派的强烈反对, 最终失败。而“新政”时期情况截然相反, 在当权派的推动下, 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所以, 联系当今的教育改革, 要想取得成效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权。
第二, 在当今教育改革中, 一定要处理好创新和除旧的矛盾问题, 努力创新, 彻底除旧。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受到了保守派的严重阻碍, 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力量悬殊, 旧传统观念大大扼杀了维新人士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虽取得很大的成效, 但由于统治者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
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
——博物馆教育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价值邹议
李小毅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广西南宁530022)
摘要:本文通过对博物馆教育的定义, 以及对国内博物馆现状的了解, 阐述了博物馆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形成“第二课堂”。文中以中国音乐博物馆为例, 讲述了博物馆教育的直观呈现模式, 自由灵活的传授模式, 在潜移默化中, 使学生吸收知识, 并自主运用。笔者认为, 运用好国内有利的音乐博物馆硬件条件, 形成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将是基础音乐教育模式的一次新变革。
关键字:博物馆教育;音乐教育;第二课堂
早在三百多年以前便已经诞生了第一所以“教育”为使命的博物馆, 其职能从最初对物的关注逐渐转向了对人乃至全社会的关注。“教育和为公众服务”这一理念是美国博物馆协会对于博物馆工作中心的定义, 完成教育与为公众服务的手段是收藏, 其本身已不是主要目的。
随着素质教育成为我国热点的教育话题, 教育模式改革的开展, 非传统教育环境受到各界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把教育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 博物馆教育作为一种非传统模式教育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和研究。
一、博物馆的教育
首先, 我们要区分开“传统模式教育”与“非传统教育”这两个概念。1.传统模式教育一般指代学校教育, 是在课堂中教师传授知识, 场地仅限于室内学校, 较为单一;2.非传统模式教育即不仅仅属于学校教育类别, 教学场地没有特有的限制, 教学模式灵活自由, 博物馆教育就是非传统模式教育的表现形式之一。博物馆教育的这一概念有许多不同的定义, 本文选取了以下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定义:
1.“博物馆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其作为教育资源为各阶
层人群服务的职能。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吸引更多来自各个阶层、不同社区、地区以及团体的目标观众, 并应该为一般社区、特殊人群及团体提供机会, 支持其特殊的目标和政策。”这是国际博协 (ICOM) 对博物馆教育进行的描述。
2. 美国首都博物馆的托马斯·福特
(Thomas Ford) 则认为:“博物馆教育就是让来博物馆的人自由参观、比较、提出问
度, 封建纲常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这也大大限制了改革的发展。所以, 在当今教育改革中, 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除旧的关系, 在彻底除旧的基础上努力创新, 新课程改革才能取得成效。
第三, 教育改革还离不开政治改革的进步。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政治改革滞后, 就如同“新瓶装旧酒”, 教育改革难以取得成效。拿“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来说, 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清政府只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来挽救统治危机, 维护封建专制制度, 封建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政治改革才是挽救危机的关键, 一旦政治改革滞后, 教育改革进行得再顺利, 也无法挽救清朝的衰亡。因此, 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 切不可忽视政治改革进步的重要性。
结语
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救亡图存而采取的改革手段之一, 这两次教育改题、自己学习, 而博物馆按照每个来馆者的需要、情趣, 为其选择最适当的教育服务。”
3.“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机构,
博物馆的所有活动都具有教育的目的, 包括资料 (如绘画、标本、历史手工艺品等等) 的收集展览设计和产生、特殊活动以及教学会议的安排。”这是英国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 (Hooper Greenhill) 对博物馆教育所下的定义。
以上定义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人们对博物馆教育的理解。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描述虽然说明了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没有涉及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具体范畴。而托马斯的定义则强调自我学习与教育服务职能。格林黑尔的定义便强调了具体的教育内容。综上可知, 博物馆教育具有丰富的实物教育资源,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传统教育之外的第二教育系统, 形成学生的第二课堂, 但又不仅是传统教育的简单延伸, 理念、素材和教育模式的区别决定了博物馆教育模式的独特性。
二、国内音乐博物馆的现状
我国是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在这复原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56各民族, 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狱特色, 共同描绘着色彩斑斓的华夏文明。音乐, 作为人类最早创造的文明形式之一, 在我国有着久远得历史。多年来各地出土的极为丰富的音乐遗产均散见于各省市的综合类博物馆中。
集中收藏我国音乐文物的唯一机构, 是组建于1950年、正是成立于1954年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即后来的中国音乐研究所, 如今的中国艺术研究音乐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从事音乐学术研究的机构。直至2006年1月22日, 国内第一家音乐博物馆———《黑龙江音乐博物馆》正式成立, 填补我国博物馆领域的一处空白, 随后由无锡市人民政府、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三家共建的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 以及如今杭师大玉皇山校区转型而成的中国音乐博物馆等。
由以上现状可见, 我国音乐博物馆在一个发展阶段, 从博物馆的教育定义中可了解, 博物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如何运用音乐博物馆的有利硬件改进教学上的旧有模式,
革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 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都未能挽救清朝的衰亡, 这反映了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尽管这样, 但我们说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对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创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研究近代教育改革, 还是从事当今教育改革, 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借鉴作用。
摘要：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因其在不同程度上改革、废旧 (科举) 而终止了一个施行了1000多年的教育制度, 又因其倡新 (学) 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因此, 鉴于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性, 笔者想作一次尝试, 试从两者的相通与变通之处作一粗浅的比较, 从而试图得出其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刘玲, 《试析清代的三次改革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年7月, 第3期。
[2].王建军、陈汉才、周德昌, 《中国教育史纲》, 1998年版,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自贸区 变法模式 授权 负面清单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半年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概念，可谓响彻全国，成为承载了启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擎和航标。迄今为止，关于上海自贸区主体资格设立和权限批准程序，主要涉及三个环节：一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第二，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第三，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继而，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开张。由此，就上海自贸区目前的法律地位而言，第一，它的批准设立主体是国务院；第二，其权限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准予“暂时停止”或“暂时调整”法律实施。这样，上海自贸区内涉及到一系列关于金融、海关、税收、外贸等相关政策和措施，享有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豁免适用”的特权。
虽然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表述看，将原来国务院提交审议文件中的“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用词，改为更为抽象的“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但就实质而言，两者并没有显著区别。国务院议案“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是为了“自贸区内取消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审批、允许外商投资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业务等12项开放措施……故按照法律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自贸区内暂停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时间为3年。” 〔1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授权决定，则清晰指出“上述行政审批的调整在三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2 〕
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国务院提交的“暂停有关法律实施”的授权申请，实际上全盘保留涉及对《外资企业法》、〔3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4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5 〕这三部法律关于11项审批事项的暂停实施；唯一没有授权的是对涉及《文物保护法》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规定。〔6 〕这样，实际上围绕着“暂停法律实施”为前提开展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成为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心。然而，在这样一项涉及重大国家战略调整的改革举措，已然在上海落地生根、并极有可能朝向全国进行制度复制的前提下，有必要认真思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决定在上海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的做法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这可能构成未来制度完善的基础。
二、授权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取授权主体资格的合法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是否具有授权国务院在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的权限？这一问题首先涉及授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一般而言，授权主体是否具有授权权限，有两种解释路径。
（一）就特定授权本身存在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民主主义和规则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任何主体特定职权最直接而有效的合法性依据，是存在代议制立法的“授权”。〔7 〕换言之，如果法律明确赋予特定主体可以实施某类行为，而该行为正是“授权有关主体暂停法律实施”时，那么该授权权限就获得合法性基础。在自贸区的设立程序中，如果现有法律已经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具有授权国务院“暂停法律实施”的权限，那么，从形式主义角度看，授权的合法性就获得满足。但是，查阅现行《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等法律，都没有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授权国务院暂停法律实施”的相关权限。
（二）授权主体自身具有被授权事项的权限。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从学理角度看，如果特定主体自身具有某项权能，那就存在将该特定权能授权其它主体实施的可能性。〔8 〕换句话说，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是否具有“暂停法律实施”的权限呢？如果有，才有进一步探讨该权限是否可以授权其它主体行使，以及在授权程序、被授权主体选择等层面问题的可能性。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暂停法律实施的法定权限呢？
“暂停法律实施”，当属广义的“立法权”。由于《立法法》的管辖范围明确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9 〕因此，“暂停法律实施”符合《立法法》调整范围。但纵观《立法法》，并未就“暂停法律实施”这一特殊的立法权运作形式作明确规定，而只是在第7条第3款中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其他法律”、以及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立法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的权力。
那么是不是《立法法》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职能的规定存在缺陷，至少是未能全面落实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限呢？《宪法》第67条第1至第4款详细列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制定法律方面的职权：第1款赋予其“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第2款赋予其“制定和修改其他法律”、第3款授权“对基本法律的补充和修改”；第4款则是宽泛的“解释法律”的权力。严格说来，宪法也没有授予其“暂停某部法律在某些区域实施”的职权。既然没有明确的权限规定，是否可以将“暂停法律实施”的权限在已有的立法框架内作扩张解释？
1.可否将“暂停实施”解释为“修改”？
暂停某项法律在某个区域实施，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具体法律的修改？按照学理通说和实践惯例，狭义的“修改”指的是对部分规范提供替代性内容，从而使被修改内容自此丧失效力的方式。那么，上海自贸区设立中“暂停法律实施”是否产生了“替代性立法内容使被修改内容丧失效力”的法律效果呢？显然不是。首先，被暂停实施的规范内容依然享有在全国适用的法律效力；其次，即使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上述行政审批的调整在三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换句话说，三年以后，“被暂停实施的法律”在上海自贸区内效力待定：有可能被修改取代，有可能恢复施行。此外，不管这些法律未来在上海自贸区内是被恢复执行还是永久失效，它们能否改变在原有管辖范围内的效力，依然是未知数。
2.可否将“暂停实施”解释为“部分补充”？
《宪法》和《立法法》都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立法权限。那么，只是在上海自贸区内“暂停实施””相关法律是否可以理解为是“部分补充”？这里需解决两方面的疑问。首先，“部分补充”仅仅涉及对全国人大所制定的法律而言，但《外资企业法》本身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不存在“部分补充”问题；其次，根据学理和惯常做法，“部分补充”是指把补充内容列入相关法律规范之中，从而使被补充内容自此获得法律效力的方式。而上海自贸区设立过程中的“暂停实施法律”明显与此不符，它不是使补充内容自此获得效力，而恰恰是使部分规范被“冻结效力”。
这样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是否具有“暂停法律实施”的权限，在法律解释上也存在疑问。对于一项连自身都不具有的职权，通过一揽子授权决定，授予其它主体（例如国务院）来暂停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更是存在合法性上的疑问。
三、被授权主体：国务院能否作为“暂停法律实施”的被授权主体？
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暂停法律实施”的自身职权（授权主体资格）能被证成，从被授权主体角度看，它是否能把这项权力授予国务院呢？从法理和法体系看，上海自贸区由国务院决定暂停部分法律实施来落实相关制度，可能面临两方面问题。
（一）是否符合《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
《立法法》第8条确立了“法律保留”制度，确定十方面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其中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10 〕从上海自贸区已然运行的操作实践看，它涉及金融、外贸、税收等由《立法法》明确列举的法律保留事项。
1.法律制定之后“授权立法”的可能性
尽管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是考虑到代议制立法机构可能的立法不足，《立法法》不仅基于保留的严格性标准，区分出“一般保留事项”和“特殊保留事项”；〔11 〕继而，在“一般保留事项”中，也确立起可以由国务院就部分事项先行规定的制度，作为对“代议制机构专属立法权”的妥协。〔12 〕根据《立法法》第9条，当一般法律保留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这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授权立法”的规范根据。但是，《立法法》所确立的授权立法制度，建立在一般法律保留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前提之下；换句话说，如果一旦法律已经制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不能授权国务院暂停实施相关法律。而从上海自贸区设立看，是被暂停适用的法律已经存在；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本来应当遵守法律保留的事项予以决定。这就违背了我国形式意义上的授权立法要求。
2.国务院先行决定所需的规范位阶
退一步说，纵使相关领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予以先行决定，那么国务院该以怎样的规范形式来表现相关决定？现行《立法法》第9条非常明确规定：“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换言之，一般保留事项的授权立法，本身对被授权主体决定的规范位阶有所要求——并非所有形式的国务院文件可以实现授权立法，而必须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纵然《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可以行使“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的职权，但是这些规范种属在位阶上依然存在差异。〔13 〕从上海自贸区设立看，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总体方案》，不管定性于何种规范类型，但肯定不构成行政法规。
（二）从“被授权主体”到“批准设立主体”
讨论国务院是否能够成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而获得“在特定区域暂停法律实施”的权力，实际上也涉及上海自贸区的批准设立主体。这也就决定着被批准设立主体自身的法律地位问题，同时，还触及到上海自贸区乃至未来更多自由贸易区的合法性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一经制定被公布实施的法律，产生属地范围内的普遍拘束力。通过“在特定地区暂时停止法律实施”的方式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意味着这个地区获得和其它地区不同的法律待遇。所谓的平等原则，并不仅仅适用于自然人之间，也包含着各个行政区域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换言之，若非法律特别规定，任何地区都不得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不过，确实存在着有些地区实行特殊的经济制度，并且也没有产生违反法律普遍性原则的先例。比如《立法法》第65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同时在第81条第2款还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此外，《立法法》对授权立法的一般性规定，也适用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如“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为什么经济特区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而上海自由贸易区就不可以？从形式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由国务院批准设立，而经济特区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立；形式背后则反映出权力来源的区别，而立法权让渡只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则不存在这样的主体正当性。
三、国务院就“暂停法律实施”的次级授权机制设计
纵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均能获得“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主体”的合法资格，并且授权决定也符合要求。还需注意的是，上海自贸区运行本身还涉及到第二层次的授权问题：即国务院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权限到底决定到哪个层次。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规范类型看国务院“暂停法律实施”的限度；第二，从具体的负面清单制度看“暂停法律实施”的力度。
1.被“暂停实施”的规范类型及其正当性要求
广义上说，法律规范类型存在四种情形，附随之上的效力等级有所区别：第一、禁止性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它往往采取直接排除，并附有违背禁止性义务的法律责任，具有最强的拘束效果。〔14 〕其实它隐含着普遍性的“不作为义务”，任何形式的违反、排除适用、变通和修改，都需要更为严格的正当性基础。第二，设置“作为义务”的羁束性规范。这种条款类型对法律主体设置的是积极的作为义务，并且不给予裁量的余地。因此，任何形式的违反、排除适用、变通和修改，也需要较为严格的正当性基础。第三，裁量性规范。这类规范在立法目的和技术上都保留给法律主体加入自由意志和判断的空间，尤其是在裁量范围之内的变更和补充，承担较轻的证成义务。第四，法律尚未规定的情形。
在国务院决定设立上海自贸区和赋予其特殊的法律排除适用的设置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暂停法律实施目标，主要包含有上述第一和第二类型的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明确设置了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规定。排除此类规范适用；而针对《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所涉及的11项审批事项，则均为“强制性作为义务”的羁束性规范。〔15 〕
考虑到未来极有可能设立新的自贸区，那么国务院批准自贸区设立和授权的时候就需要区分不同规范类型的“暂停”或者“调整”实施形态。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上海自贸区的《决定》看，禁止性规范的暂停被否决，设置“作为义务”的羁束性规范被认可，而其它形式的裁量性规范和空白规范则没有提及。〔16 〕这应当成为未来自贸区设置对于“暂停法律实施”所包含的规范形态的准绳。
2.“暂停法律实施”的例外：负面清单模式
根据国务院《总体方案》，自贸区内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授权决定》中也明确指出，上海自贸区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这意味着，即使在上海自贸区施行“暂停法律实施”（即暂停11项大类行政审批类型），但如果纳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也被排除出“暂停法律实施”的范围。从这个角度看，负面清单的内容可以被视为此次自贸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它也将决定着国务院就“暂停法律实施”决定的辐射范围和根本效力。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看，它对“负面清单”进行了一揽子保留，笼统地将“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作为“暂停法律实施”的例外。但是何谓“国家规定”则存在弹性。在由上海市政府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中，含糊地使用“禁止”和“限制”清单，〔17 〕从而使得“暂停法律实施”的状态也处于不明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应当成为负面清单的决定主体，进而决定怎样的排除事项和排除程度，都是可能影响到“暂停法律实施”的重要指标。
四、自贸区变法模式之惑：兼及可能的改进
上海自贸区所代表的变法模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要么通过法律修改的变法模式，要么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来开辟“法律豁免特区”的模式，而是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轴，开拓出由国务院来统筹创设的变法路径。但是从现有模式看，以“暂停法律实施”为核心的改革路径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困惑：
从第一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国务院的授权过程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既缺乏实定法意义上可以“授权国务院暂停实施法律”的权限依据；也无法从既有的法律框架推导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具有决定“暂停法律实施”的权限。同时，国务院是否能作为被授权决定“暂停法律实施”的主体也值得推敲，这不仅是因为上海自贸区诸多政策涉及到由《立法法》明确的“法律保留事项”，国务院并不符合创设的主体资格；且事实上，作为上海自贸区实际上的设立主体，国务院获取了选择特定区域并赋予它们有效排除现行法律管辖的特权。
从第二层次由国务院向上海自贸区决定“暂行法律实施”的具体内容看，首先国务院不仅将改革和创新的触角伸向具有羁束性作为义务的规范形式，并且还试图触及已经被法律所明文禁止的规范形式。这对于本身就不具有民主正当性的行政系统而言，产生了代议制立法被行政僭越的风险。此外，从自贸区核心建设的“负面清单”制度看，清理和颁布主体究竟是自贸区管委会，还是自贸区所在的上海市政府，还是应当统归到国务院，不甚明了。从2013年负面清单发布主体看，上海市政府有权决定负面清单内容，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暂停法律实施”的决定主体既非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非国务院，而转而成为地方政府。这使得上海自贸区设立本身在授权主体合法性之上的质疑，转向更为棘手的合法性解释困境。此外，负面清单在项目设计和排除程度的实践困惑，也亟待解决。
当然，承载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对外开放模式的目标，自贸区制度无疑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但是，良好的战略目标需要匹配以妥当的手段，这其中，合法性基础是实现法治国家背景下改革目标能否成功的制度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回溯到合法性角度来回应以“暂停法律实施”为基本路径的上海自贸区设置程序。可能解决的路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设立主体的合法性问题。与经济特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进而由《立法法》明确赋予法定主体资格相比较，作为经济制度更为自由的自贸区应当选取更为稳妥的主体设置程序，在未来《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将自贸区作为与经济特区相似的独立主体予以对待，获取主体资格上的法律正当性。
第二，获取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可被解释的授权依据。同样与经济特区相比拟，在确立法定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对于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或者根据特定程序就既有法律作出“变通决定”给予法律依据。这样，确保其在主体资格的基础上还具有职权依据。
第三，如果无法实现对自贸区直接的主体授权或者职权依据，依然需要延续现行通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方式作出，那么就需要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广义立法职权上，突破“修改”和“部分补充”的变法形态，增添可以解释出“暂停法律实施”之内容的职权形态，从而获取授权主体的正当性。
第四，在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基础上，被授权主体的国务院，需要在位阶上调整对于自贸区设置的规范类型。比如是否能够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获取《立法法》意义上的法源效力，增强自贸区经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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