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检疫案例分析(精选8篇)
外来有害生物随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传播给人类留下了不少的历史教训。
1845年发生在爱尔兰的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就是突出的一例。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晚疫病病原也发生在南美洲。它可以在马铃薯块上过冬,一遇上气候适宜,马上就生成大量的菌丝体,造成马铃薯腐烂,同时生成孢子再次侵染。马铃薯由于品质优良,十分适合人们食用。19世纪30年代,它被大量移植到欧洲和北美,并很快成为人们的主食。特别是在爱尔兰,马铃薯更是大量种植,几乎成为当地唯一的粮食作物。引种初期,尽管晚疫病造成马铃薯几度减产,但由于人们对发病原因一无所知,也就归于天命,虽也撒些草木灰加以防治,但终不能解决问题。1845年,从马铃薯出苗后就遇上了连雨天,正是适合晚疫病菌繁殖的气候条件,只见马铃薯的叶子全长上了一层白霜,没等到收获,马铃薯就全部枯死了。当年爱尔兰人由于缺少粮食,病饿而死的不下100万人,有几万人陆续逃往美国。欧洲其他国家当年也是晚疫病重发年,由于没造成绝产,而且对马铃薯的依赖不如爱尔兰人大,状况稍好些。
造成另一个悲剧的是棉红铃虫。它是世界六大害虫之一,是19世纪末首先在印度被发现的。通过棉花贸易于1903年和1913年先后传入埃及和墨西哥,美国的棉红铃虫则是1917年由墨西哥传入的。从1911―1935年,由于许多国家从埃及引种长绒棉的种子,而使棉红铃虫得到了迅速地扩散和蔓延。到1940年,该虫害已侵入到全世界79个植棉国家中的71个,其中包括我国。棉红铃虫造成棉花减产的损失,约占正常年景产量的1/5-1/4,中美洲一些国家损失更大,高达1/3-1/2。埃及棉花的产量由原来的每公顷570kg,1916年已降到390kg,从1904―1920年,年平均损失棉花一半以上,因品质下降,价格下跌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甘薯是人们喜欢食用的粮食植物,既可作粮食食用,又可作工业原料,原产于美洲。同时易产生甘薯及甘薯黑斑病,在亚洲首先传到日本,日本育成的“冲绳一号”薯种,是个易感甘署黑斑病的薯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把这个品种向我国东北地区推广,随着日军向我国华北等地的侵占,甘薯黑斑病也随之向全国扩散。扩散到新区的头几年对作物的危害并不明显,由于“冲绳一号”出粉率高,农民还是愿意种植。等到病虫害发展到一定程度,减产已经严重时,再想改种其他品种为时已晚。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甘薯黑斑病的防治十分重视,曾列为全国十大病害之一,逐渐改换其他品种,疫情虽有所减轻,但至今仍无法根除。据1963年调查,全国23个省市估计每年损失鲜薯仍在500万吨以上。另据河南安阳、信阳两地区和安徽北部两个县统计,因喂食病薯,曾有上万头的耕牛中毒死亡。可见近半个世纪此病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严重。
由此可以认为,在科学技术尚未根本消灭这些有害生物之前,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手段防止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的越境传播,才是减少灾害的可行办法。据资料记载,法国里昂地区在1660年首先制定了铲除小蘖并禁止其传入,以防止小麦杆锈病的法令。法国基于引种美国葡萄枝条导致葡萄根瘤蚜蔓延,使大面积的葡萄园被毁的惨痛事实,于1872年率先颁布了禁止从国外输入葡萄枝条的法令。1873年俄国加以仿效。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本国农牧业生产,使其免受外来病虫害的危害,已普遍为众多的国家所采用和接受。
有些外来的植物疫情,如毒麦、假高粱、豚草、阿米草、曼陀罗在超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严重的人畜中毒后果。另据国外报道,关于杀人蜂、螺旋蝇以及许多疫病媒介昆虫如库蠓类等,由于其对人类安全构成较大的威胁,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许多动植物的检疫问题,或因疫病的突发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有时还惊动了政府首脑出面解决。
入境动植物检疫通过其宏观调控作用,防止由于外来疫情的侵入而出现正常动植物的生物失衡,从而导致疫情大流行的严重后果。专家估计,我国70年代发生在林业上的检疫性病虫(美国白蛾、松材线虫、松突圆蚧),其损失远远超过了大兴安岭1987年发生的森林火灾。我国为控制以上新传入的外来疫情,阻止其扩展蔓延,进而达到根除的目的,每年投资数百万元资金。与此同时还需警惕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以及对有益昆虫――害虫天敌的伤害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后果。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动植物(包括昆虫、微生物等所有生物种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保持生态平衡,如一旦有外来的病、虫种类被人为地传到新的地理区域,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的农场,那里集中种植数量巨大的植物群体,由于新的寄主作物缺乏抗性,加之当地又没有外来病虫种类的天敌,其结果会形成毁灭性的疫情流行灾害。美国的葡萄根瘤蚜传入欧洲、美国的松材线虫传往日本所发生的后果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农产品的生产安全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密切关注的问题。植物检疫作为预防性植物保护措施已被世界各国政府所重视和运用,并将植物检疫作为世界农产品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手段。关于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措施协议(SPS),明确要求所有参加国的动植物检疫部门保证其动植物检疫从技术到执法管理要符合国际标准,处理的措施开放透明;不应该妨碍贸易,搞非关税壁垒。一个国家在入境检疫方面的法制管理及技术水平,反映其经济技术的水平,也反映其国家的政治地位。
美国疯牛病
疯牛病!可跨物种传播
疯牛病透过母婴垂直传染
“疯牛病”可经输血传播
疯牛症可以人传人
2003 年12月23日,美国农业部部长向外界宣布,在华盛顿州发现一例疯牛病。这一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日本政府随即做出反应,决定暂时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
2003疯牛病大记事
2月27日 波兰发现一例疯牛病。
3月18日 斯洛文尼亚发现疯牛病。
5月8日 丹麦发现一例疯牛病。
5月16日 西班牙发现两例疯牛病。
5月20日 加拿大发现一起疯牛病病例。
7月10日 捷克一名妇女被怀疑死于新型克-雅氏症。
8月6日 意大利一名27岁女子死于新型克-雅氏症。
10月6日 日本发现一例疯牛病。
10月21日 意大利确诊两例疯牛病例。
专家称美国“每月添一头疯牛”2004-02-06
· 30多国禁止从美进口牛肉 美派代表团全球游说2004-01-07
· 美国施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要求修改有关动物产品的出口规定2004-01-07· 美国将屠宰450头牛控制疯牛病200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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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检测证实美患疯牛病的乳牛来自加拿大2004-01-07
· 美采取紧急实施应对疯牛病 今年检测38000头牛2004-01-05· [整点新闻]美国继续拒绝从加拿大进口活牛200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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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方面将扩大对有关这例疯牛病来源的调查2004-01-04· 美疯牛病测试只针对“高危”牛2004-01-04
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PRA) 应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得到规制
1.增补PRA有关条款是提高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行政执法科学性的需要。
动植物检疫是国家利用法律和技术手段对检疫物进行限制的活动, 兼具技术性和法治性特点, 技术性是法治性的基础, 即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根据FAO/IPPC/ISPM第02号《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框架》的规定, PRA是指评价生物或其它科学和经济证据以确定是否应限定有害生物及将为此采取的任何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力度的过程。该过程首先对科学证据进行评价以确定一个生物体是否是有害生物。如果是, 该项分析则利用生物或其他科学和经济证据, 对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以及限定地区的潜在经济影响进行评价。如认为危险性不可接受, 可提出将危险性降至可接受程度的管理方案继续进行分析。然后可以采用有害生物危险性管理方案来确定植物检疫管理措施。显然PRA的作用是为某一地区采取动植物检疫措施的科学性提供理由, 是检疫决策的基础。众所周知, 动植物检疫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行政执法工作, 检疫决策的过程往往同时也是法律实施的过程, 作为规范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的基本法律, 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增补PRA有关内容对于提高检疫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2.增补PRA有关条款是遵守WTO/SPS规则、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
遵守WTO有关的贸易原则和规则是我国对加入WTO做出的庄严承诺, 因而吸收、转化和采纳有关的国际动植物检疫原则是我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SPS协定》) 是WTO关于全球制定动植物检疫法律和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普遍适用原则, 它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和措施来规范全球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制定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实施, 而风险分析原则就是其中之一。按照《SPS协议》的规定, WTO成员实施SPS措施, 必须基于现有的科学依据进行风险分析, 如果有国际标准, 准则或建议, 则SPS措施应该基于这些标准、准则或建议;如果没有国际标准则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另外综观WTO已成功解决的动植物检疫纠纷的三起案例, 即美——欧激素牛肉纠纷, 澳加鲑鱼纠纷, 日美水果检疫纠纷, 可以得出结论:SPS措施是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风险评估已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可见《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缺乏风险评估原则即有背WTO有关精神, 也易于成为其他WTO成员国指责的对象。
二、确定有害生物分类管理制度, 扩大植物检疫保护面
限定有害生物是动植物检疫法的核心, 是动植物检疫的基础, 制定并提供限定有害生物清单是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义务, 植保公约第Ⅶ.2条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尽力拟定和更新使用科学名称的限定有害生物清单……, 且缔约国所提出的植物检疫措施, 禁止和限制的有关要求, 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应与限定有害生物名单相关。按照IPPC/ISPM19《限定有害物清单准则》的规定, 限定有害生物是指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包括需要采取临时措施或紧急措施的有害生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那些对受其威胁地区具有潜在的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是指一种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但它在供种植的植物中存在危及这些植物的预期用途而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 因而在输入的缔约方领土内受到限制, 这一概念限用于种植用植物如种子、鳞茎和块茎等。而对于非限定有害生物, 《植保公约》第Ⅵ.2条明确规定不能对其采取植物检疫措施。我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由于早于ISPM19实施, 因而并没有按照其对有害生物按检疫性有害生物、限定非检疫有害生物及非限定有害生物进行规制, 而只是简单地将有害生物分为危险性病、虫、杂草及其它有害生物。根据有害生物名录的解释, 危险性病、虫、杂草是指该类有害生物在我国尚未发生或分布未广, 主要危害国家重要资源或地区性资源, 一旦传入能导致重大损失, 且无有效的防治或根除方法, 这与ISPM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意义相近, 并不涵盖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最近, 考虑到与国际接轨和扩大植物保护面的需要, 我国对有害生物名录进行了修订, 并将名称改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虽然有害生物的种类大幅增加, 进境植物检疫门槛有所提高, 但是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仍然没有纳入植物检疫法制管理范围。可见我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急需修订有关条款, 增补限定有害生物分类管理原则, 以完成与国际协定、国际标准接轨和提高植物保护水平。
三、完善程序立法, 使动植物检疫行政执法有法可依
程序正当是合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是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理应把行政程序作为立法的重要部分, 执法的必须依据, 但我国法律却恰恰对此规定不足。从《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可以看出,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执法过程通常为检疫审批——检疫报检——检验检疫——检疫放行——检疫调离——检疫处理等, 但法律对这些过程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也没有相应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补充, 具体到某一检疫过程, 不同区域的执法机关常常按照不同的程序进行。在2003年底SPS委员会对我国过渡期审议中, 台湾地区的代表就提出:在我国大连、天津、秦皇岛和上海港口进口新鲜水果中, 贸易商在申请取得检疫许可的过程中经常面临执法不一致的问题, 往往是不同港口的不同机构和官员采用不同的程序, 从而使申请程序耗时甚多, 以致大量的进口新鲜水果腐烂并遭受经济损失。显然、我国法律中缺少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制, 执法者无法可依是造成动植物检疫执法存在地区差异的首要原因。
四、新的检疫监管制度需要得到法律确认
我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十分注重口岸把关, 对口岸动植物检疫监管方式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但是随着动植物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的发展, 动植物检疫风险管理已更注重系统管理的理念, 有害生物的控制已从原来的口岸检疫处理转变为对生产过程的把关, 单纯在某个环节把关的效果已受到人们的怀疑。为了提高动植物检疫把关的能力和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农副产品出口, 国家质监总局最近几年不断制定出台新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监管制度, 动植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方式方法已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已从过去单一的口岸查验转变为口岸检疫与前伸后续检疫相结合, 如对境外生产、加工企业的注册登记制度, 装运前预检疫制度, 口岸快速通关放行目的地检疫制度;从单一对最终产品实施检疫转变为对产品实施从源头监管, 全过程监管及农产品全面实施注册登记制度, 将所有出口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存、中转、发运等各个环节纳入监管范围;从单一对动植物产品实施监管转变为对产品及国内经营进出口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公司、加工厂 (场) 、仓库、种植园等实行登记注册制度;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制度等。这些监管制度多以国家质监总局令的形式规定实施, 其效力层次相对较低, 且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找不到完整的实施依据。
五、法律概念需要修改和完善
法律概念是一部法律对其中的重要法律名词做出的解释, 是对各种有关的法律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详细而权威的法律专业术语, 它的价值和作用在于统一人们对某些概念的认识, 避免法律适用中不必要的争论和混淆, 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 是一部法律科学性和专业性重要体现。作为规范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行政行为的专门法律,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的法律概念不但应当符合简洁和准确的要求, 同时也应体现动植物检疫领域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但是研究发现, 该法中出现的部分法律概念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如对“植物”一词的解释,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第5号定义为:活的植物及其器官, 包括种子和种质。而该法附则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解释为:“植物”是指栽培植物、野生植物及其种子、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等。与ISPM的解释相比,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对检疫对象“植物”的解释显然不够专业, 首先无论什么植物, 非“栽培”即是“野生”, 即包括所有的植物, 这等于本法对植物一词的界定并没有缩小其范围;再次, 植物检疫的目的是防止限定有害生物在受保护地区的传入、传出及定植, 植物是“栽培”或是“野生”与植物传入、传出或是定植无关, 因而本法对植物一词的界定与植物检疫科学没有联系, 这一法律概念就缺乏应有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反观ISPM的解释就显得非常科学, 首先“活”的植物排除了“非活植物”, 缩小了其范围, 其次也只有“活”的植物才具有在受保护地区传入、传出及定植的可能性, 即具有检疫性意义, 而失活植物, 失活种子及种质显然不具有这一特点, 再次将“活”的植物“器官”纳入检疫对象同样体现了其与植物检疫科学的相关性, 植物器官是指植物的根、茎、叶、花及果实等, 它们既不在传统的植物范围, 也不在种子及种质范畴, 但是活的植物器官同样是一个生命体, 具有发展成整株植物的可能性, 将其列为检疫对象符合植物检疫科学目的。除了“植物”一词的解释缺少应有专业特点外, 本法关于“动物”、“动物产品”的解释同样经不起推敲, 该法中仅有的五个法律概念也难以满足非专业人士以外的民众对这部法律理解的需要。
六、物种资源进出境查验需要纳入《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制范围
“生物物种资源”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以及物种以下的分类单位及其遗传材料。“生物物种资源”除了指物种层次的多样性, 还包含种内的遗传资源和农业育种意义上的种质资源。生物物种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007年,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 并赋予国家质检总局对转基因生物和物种资源建立查验制度的新职能, 从而开创了动植物检验检疫工作的一个全新领域。动植物检疫部门在物种资源查验方面需要履行两大职能, 一方面动植物检疫部门需要利用技术优势, 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我国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大豆、粮谷、种子、苗木、花卉等动植物品种资源的检疫风险;另一方面, 要采取一切措施建立科学的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体系及有效的生物物种资源检测技术平台, 千方百计遏制国家珍稀动植物资源外流。
七、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要求其做出相应变更
自《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以来, 我国经历了多次行政机构改革、行政职能重新划分以及其它基本法律的修订,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部分规定已出现了与事实规定不符的现象。首先根据该法的第三条的规定, 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业部负责。但是“三检合一”后, 其行政执法主体变更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1年至今, 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工作转而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 这就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与事实执法主体不一致的现象。另外法律责任部分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指向的刑法第一百七十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因为刑法1997年做出了重大修订也出现了相应的变更, 其中原刑法第一百七十条的内容改为第三百三十七条, 第一百六十七条改为二百八十条。
综上所述, 现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已与动植物检疫科学的发展极不相称, 难以满足与国际接轨和规范化管理的需要, 其存在的以上不足已严重影响这部法律的权威, 而法律的修订进程往往反映了该领域的社会认同和政府的重视程度, 因而为了推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行业的快速发展, 促进依法行政, 提高整个行业的社会地位,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职能部门和从业人员就非常有必要研究和指出该法的缺陷, 提出修改建议, 加速宣传和推动该法的修订进程。
参考文献
[1]陈立虎, 李小琼.从《SPS协定》看中国动植物检疫法的完善[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 2004 (3) .
【关键词】植物检疫;市场监管;现状分析;对策
随着农业产业化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日益繁荣、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运输越来越频繁,流通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气候异常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植物检疫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检疫市场监管难度加大。搞好植物检疫是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蔓延、保护农业生产安全的主要措施,也是保护农产品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而加强市场监管是搞好当前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笔者作为一名检疫人员参加了近几年的植物检疫市场联查,发现市场监管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本文通过对现状的了解,分析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更好地搞好植物检疫市场监管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当前农业植物检疫市场监管工作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产地检疫办证率偏低
目前,办理产地检疫仅限于小麦、玉米、棉花和蔬菜等大宗农作物品种,而对于芝麻、高粱、谷子、花生等小宗农作物及苗木等繁殖材料,则很少有人申报产地检疫,特别是农民单家单户繁育蔬菜种苗的,虽然用于育苗的蔬菜种子大部分进行了检疫,但整个育苗过程根本就没经过产地检疫,这样生产出来的种苗,就直接拿到市场上销售,这给土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为农业生产埋下了安全隐患。近几年来,由蔬菜秧苗携带造成病虫害大面积流行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以上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植物检疫条例》的宣传贯彻还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植物检疫市场监管还存在很大漏洞。
1.2 套用产地检疫证号
繁种单位或个人为逃避缴费常常多地繁种,在报检时以多报少,只申报一地的繁种面积进行产地检疫,其他地方的繁种采取套证上市,甚至多个品种套用一个产地检疫证号。
1.3 伪造产地检疫证号
有些繁种单位或个人不办理产地检疫,伪造产地检疫证号上市经营。具体表现为:冒用自己其他作物或品种的产地检疫证号;沿用自己往年办理的产地检疫证号;伪造虚假的产地检疫证号。在市场检查中,由于没有便携式专业查询工具,检疫人员对部分产地检疫证号难辨真伪,给执法工作带来难度。
1.4 調运带证率较低
调运检疫工作没有真正形成大气候,从事植物和植物产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对办理调运检疫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极少数经营者很不配合,在执法过程中,常有拒检、避检的现象。加之铁路、邮电、港口特别是公路等运输部门与检疫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把关不严,致使不办理调运检疫证书就调运种子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检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市场检查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麦、玉米、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种子调运带证率较高,花生、高粱、谷子等作物种子调运带证率较低,特别是蔬菜种子品种多、数量少,大多数经销者是从种子批发市场进货,而且一个种子门市一次进货会涉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品种,每个品种仅仅几克或几十克,增加了开具检疫证书的难度;二是产地调出带证率较高,二次调运带证率低;三是省间调运带证率相对较高,省内调运特别是同一个地区县域之间调运带证率低;四是不同的运输方式带证率差别很大,邮政邮寄和铁路运输带证率相对较高,而汽车运输带证率低。
1.5 不开具调运检疫要求书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调运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必须经过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对调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调入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根据检疫法规的要求,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一是要有调运检疫要求书;二是签发调运检疫证书一式四份,一份要寄往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而这两点都很少得到落实。就拿沧州市来说,常年小麦种植面积400000公顷左右、玉米种植面积466667公顷左右、棉花种植面积133334公顷、蔬菜66667公顷,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作物种子调入,而植保机构开具的调运检疫要求书和收到的调运检疫证书却寥寥无几。由于检疫机构之间缺乏信息交流,种子、苗木调出地与调入地之间缺乏互动,种子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对调入本地区的种子的品种、数量、来源了解的很少,极易发生漏检现象,给市场监管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2 建议及对策
2.1 加大《植物检疫条例》的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展专题讲座,采取张贴宣传标语、印发明白纸、出动宣传车赶集串乡、召开种子苗木生产经营单位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植检法规和检疫知识,提高全社会对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提升全社会共同做好植物检疫工作的共识;普及检疫性有害生物识别及预防控制知识,让群众掌握疫情传播的基本知识和防控方法。通过对造成严重后果、影响较大的违法案件进行曝光,树立检疫执法的权威性,真正做到让农民群众不购买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让种子、苗木生产经营者遵守植物检疫法律法规,不生产销售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植物检疫工作的良好局面。
2.2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强化源头管理。
2.2.1 严格检疫执法
开展检疫市场检查,集中整治种子苗木生产和销售市场,严肃查处一批生产销售无产地检疫证号、假冒、伪造产地检疫证号种子、苗木,严厉惩处无证调运种子、苗木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有力震慑违法分子,规范种子、苗木生产经营市场。
2.2.2 把好产地检疫关
nlc202309040735
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的要求,对应施产地检疫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全面开展产地检疫工作,按照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要求,建立种子、苗木繁育基地,逐步推进种子、苗木的规模化集中繁育;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建立种子、苗木等繁育基地登记制度,做到对种苗繁育情况底数清楚,有利于更好地做好监管工作;植物检疫机构可在繁育基地建立分支机构,专门负责繁育基地的种子苗木的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逐步改变在繁种单位分散种植、单独繁育地实施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监管难度大的局面。
2.2.3 严把调运检疫关
严禁未经检疫的种、苗调入或调出,是从源头控制植物疫情传播蔓延的有效手段。强化应检植物监管,严格检疫执法程序,植物检疫机构加强对种子、苗木批发市场的监管力度。本着便民高效的原则,植物检疫机构可在市场设立办事处,严把种子、苗木的调运检疫关。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对调入本县的种子、苗木要统计建档,逐一备案,做到心中有数,有目的地进行跟踪监测调查,全面提升植物疫情监控能力,有效遏制疫情的传播、扩散和蔓延。
2.3 完善执法机制,促进植物检疫市场监管向纵深发展。
2.3.1 建立植物检疫执法信息共享机制
强化农业植物检疫系统内部执法信息的沟通渠道,实现执法信息共享,确保植物检疫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行政处罚;完善全国植物检疫网络审批平台网络查询功能,开发便携式查询工具,能够随时随地查询各检疫机构审批的产地检疫许可和调运检疫许可情况,为市场监管提供依据,有利于及时发现违法线索,打击违法行为;建立植物检疫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发布各地植物检疫市场检查情况、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和查处情况、典型案例、主要经验和做法,达到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目的。
2.3.2 建立植物检疫执法内部协作机制
农作物种子的调运频繁,决定了植物检疫工作的特殊性。一个违法行为可能涉及多个地区,给案件查处带来难度。为此,笔者以为,有必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植物检疫系统内部建立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之间的执法协作机制。
完善植物检疫执法联查制度,上级植物检疫机构定期组织由不同区域植检部门参加的植物检疫联合执法联查。通过联查发现问题和挖掘线索,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强化横向协作。
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植物检疫机构之间特别是种子、苗木繁育地与销售地、调出地与调入地之间逐步建立案件线索通报制度、案件协查制度,互相通报案件线索,互相协助查办案件。对于重大案件,可由上级植物检疫部门牵头实行联合办案,便于从速追根溯源,达到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下联动,协作办案的工作目标,提高执法效率,加大对重大案件、跨区域案件查处力度。
2.3.3 建立植物检疫执法外部协作机制
植物检疫部门要加强与铁路、交通、邮政、民航、财政、工商、公安、林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强化各部门的责任意识,便于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能,严厉打击植检违法行为。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组织召开植物检疫市场监管联席会议,部署相关工作,通报有关情况和工作进展。相关部门之间完善执法信息通报制度、重大复杂案件会商制度。要加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强化与公安机构的联系沟通,对于涉嫌犯罪案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及时移送。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实现无缝监管对接。逐步形成情况互通、相互支持、相互推进的良好局面,共同推动植物检疫市场监管工作的良性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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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2;《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1997;与《动植物检疫法》相关的法规《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国境卫生检疫法、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相关名录《中…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进境动物一、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名录、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二)中国国内动植物检疫主要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植物检疫条例》 检疫许可:是检疫机构根据货主或者是代理人的申请,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检疫物审查并决定是否批准输入的法定程序。包括:一般检疫物,禁止进境检疫物,过境检疫物。主要作用:(1)避免盲目进境,减少经济损失(2)提出检疫要求,加强预防传入(3)依据贸易合同,进行合理索赔检疫处理:是检疫机关根据检验、检测的结果以及相关规定,采用一定的方式对检疫物实施处理的法定程序。包括除害处理、销毁处理和退回等。除害处理:是检疫处理的方式之一。常用方法有消毒、熏蒸处理、辐照处理、冷热处理等。风险分析的作用1)预知外来风险,进一步保护农业生产安全2)遵守国际规则,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3)强调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检疫工作水平三要素:风险评估、管理、交流。PRA主要步骤:
(一)起始阶段:1.检疫性有害生物可能传入和扩散的传播途径开始分析2.从查明有害生物开始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3.从审查或修改政策开始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结论:应已查明有害生物本身是潜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是与某个传播途径有关的潜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否则PRA应该停止
(二)有害生物风险评估:1.有害生物是否符合检疫性有害生物定义中的地理和管理标准2.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则停止。3.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扩散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则停止。4.、有害生物的潜在经济重要性。如果没有,则停止。5.有害生物传入的潜能。如果没有,则停止。
据悉,樟脊网蝽是目前宁海县新发现的一种樟树害虫。属半翅目,网蝽科,主要危害香樟、香椿等,它以成虫、若虫群集叶背吸汁,成虫和若虫性喜荫蔽,不甚活泼,被害叶正面呈浅黄白色小点或苍白色斑块,反面为褐色小点或锈色排泄物斑块。严重被害时,全株叶片苍白焦枯,对树势生长发育影响颇大。同时能诱发煤污病的发生,严重影响景观。
黑刺粉虱又称橘刺粉虱,属同翅目粉虱科,也是该县当前茶树上重要害虫,宁海曾开展实验课题对该虫进行研究,它除为害茶树外,还为害柑橘、梨、月季、葡萄等30多种植物,以若虫、成虫密集于茶树成叶、老叶叶背吸食为害,且体表覆盖蜡质,使用药剂喷洒,药液较难渗透到虫体。严重发生时排泄“蜜露”,能诱致煤污病。经过总结,发现两者都是刺吸式害虫,通过固定性群集在叶片背部吸取汁液来危害植物,两者都通过分泌蜜露或排泄物造成植物叶片污迹不堪,影响植物光合作用,降低植物生长势。
出入境动植物检疫的主要程序有哪些?
1.检疫审批:凡输入、携带、邮寄动物、动物产品、及其他繁殖材料,货主、物主或代理人必须事先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报检:输入、输出应检物,货主或代理人应按要求填写报检单,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3.检疫:包括现场检疫、实验室检疫、隔离检疫。现场检疫:输入、输出应检物抵达口岸时,检疫人员登机、登轮、登车或到货物停放场所实施检疫;实验室检疫:检疫人员按有关规定或要求对输入、输出的检疫物作动物疫病的实验室检测;隔离检疫:动物在入境后或出境前,必须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指定的隔离场作隔离检疫(大、中动物45天,小动物30天)。4. 检疫结果的判定和出证:根据检疫结果,按照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定的双边检疫议定书或协议中的规定,国家标准,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出证。检疫处理:(1)对经检疫不合格的检疫物,由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检疫处理通知单》,通知货主或其代理分别作除害、退回或销毁处理。(2)签证放行:经检疫合格或经除害处理合格的出入境检疫物,由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检疫放行通知单》、检疫证书或在报关单上加盖印章,准予入境或出境。
关键词:植物害虫检疫学,教学改革,教学内容
我国是农业大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迅速增加,有力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多,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频率大大加快,尤其是害虫的传播更加频繁。据统计,2007年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软体动物、杂草共435种,其中害虫146种;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43种,其中害虫17种;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20种,其中害虫12种。由此可见,植物虫害检疫是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大事,对于保护农业的生产安全和国内农产品市场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有效降低害虫的入侵,严防毁灭性昆虫的人为扩散,保护本地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各国通过不断提高检验检疫的技术性要求来限制进口商品对本国经济和农林生产的冲击,这些更新和变化均要求具有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从事植物检疫工作,进而也对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害虫检疫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多数高校已经逐步开展植物检疫学课程教学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直接针对植物虫害检疫学课程的改革与实践相对较少,因此进行植物虫害检疫学课程的改革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1 课程特点及现状
《植物害虫检疫学》是植物保护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系统地了解植物害虫检疫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熟悉主要危险性检疫害虫的分布状况和传播方式,掌握检疫性害虫的形态特征和检疫检验技术,进而能够开展风险分析,提出检疫决策和方法,以利于相关部门制定与执行检疫法律法规,阻止对植物及其产品有严重为害的害虫随应检货物的调运而传播。
目前,高校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仍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主,该教学方法无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限制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锻炼和发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高新科技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与农业昆虫学和普通昆虫学等其他课程不同,教学标本不足是植物检疫学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检疫性害虫类群为国外物种,国内一般很难获得,且有些标本已严重腐化,形态已很难辨认,实验课组织困难。此外,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对教师和学生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要求其对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植物检疫法学均有较扎实的基础,这也成为限制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问题。
为适应当今形势的需要,近年来笔者对《植物害虫检疫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进行了改革、探索和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 课程改革
针对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从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综合成绩评定3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效。
2.1 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材是教学之本,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选择新版教材作为参考书,主要包括杨长举和张宏宇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植物害虫检疫学》(第二版)、李尉民主编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著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图鉴》等。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查阅《植物检疫》和《昆虫学报》等期刊杂志,并登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各地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的官方网站,了解该学科的发展前沿和法律法规的变动情况,插入与之相关联的国际最新进展,使学生们及时了解前沿知识。同时,把与课程相关的一些优秀教科书以及国际著名教育网站、优秀学术期刊等直接推荐给学生,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2.2 授课方式的改革
2.2.1 知识点的故事性和系统性
以往的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课程内容主要是单调的文字知识,无法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大大降低了授课效率。为改善这种局面,笔者对授课方式进行了有力地调整,增强了内容的系统性和故事性,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当讲到日本松干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时,先讲述该害虫的发生地,然后故事性地讲述其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并用实际数字展示该害虫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不仅使学生掌握了该知识点,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认识到了植物害虫检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激发他们学习该课程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2.2.2 师生互动
教学本质上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一种动态的认识过程。学生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反馈者,任何课程的教学脱离学生都将无法达到教学目的。为解决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植物害虫检疫学教学过程中采取启发式教学,加强师生互动,将以往“教师主动讲授,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转变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形式。例如,在讲述墨西哥棉铃象时,笔者首先向学生展示1 91 0年特大象鼻虫灾害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然后引出1919年美国亚拉巴马州建立的第1个昆虫纪念碑-象鼻虫纪念碑,最后启发学生思考美国政府为检疫性害虫建立纪念碑的原因。结果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但都紧紧围绕主题展开。通过启发式教学,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使他们认识了变害为益和“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
2.2.3 触类旁通
任何一门课程都不会游离于其他课程之外,而是与之紧密结合。笔者在讲述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的过程中,不断启发学生回忆和联系之前所学习的普通昆虫学和农业昆虫学等课程,一方面巩固了学生之前所学的知识,有利于学生对当前课程的掌握;另一方面使学生认识到了各门课程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课程与课程间的关联。此外,在讲述同翅目蚜虫的有翅型和无翅型时,笔者向学生解释了“环境是外因,翅原组织是内因”的观点,并向学生说明许多生物学现象都是环境因子和内部组织器官发育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该实例的学习,学生不仅理解了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哲学思想,而且能够触类旁通,了解生物界其他有趣的生物学现象产生的原因。
2.2.4 人性化教学
熏蒸是针对检疫性害虫的重要检疫处理方法,但熏蒸剂对人体的毒害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学生看到该类知识点时难免会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应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实验用药品的毒性,使其明确只要正确操作就可以将毒害降到最低。同时,还应告诫学生在进行其他生物学实验时不要过分惶恐有毒性的试剂,应按规范操作,必要时在通风厨中或带口罩和手套后进行实验。这样不但可以解除学生对生物实验和化学药品的恐慌,而且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从而实现人性化教学。
2.2.5 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有效利用学校现有的检疫性害虫标本资源,构建检疫性害虫实物标本库。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检疫性害虫形态特征都是抽象化概念,通过实验课上对标本的观察,可以使学生有效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加深对害虫的认识和理解。此外,还可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实践教学:(1)教学实习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应安排学生对与检疫性害虫相关或相类似的种类进行野外采集、制作与鉴定;(2)以检疫性仓储害虫豆象为例,开展熏蒸等整个植物检疫过程的模拟训练;(3)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植物检疫流程,组织学生到包括省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内的各级检验检疫部门现场参观,真正体会植物检疫工作的实质,并邀请部门专家开展讲座,为学生提供与检验检疫专家密切交流的平台。
2.3 综合成绩评定改革
传统评分机制主要以闭卷考试成绩为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平时学习态度与表现,使部分学生仅凭考前突击便能轻松过关,完全背离了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因此,笔者对学生综合成绩的构成进行适当调整,平时成绩和实验课成绩各占20%,闭卷考试所占比例降低至60%。平时成绩主要包括课堂互动式讨论及课后与老师主动交流情况,实验课成绩包括撰写实验报告和实习报告。在考试管理上,建立了试题库。每套试卷分A、B 2套,试题重复率小于1 0%。考试结束后,认真进行试卷分析,以便掌握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理解情况。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极大提高了学生课堂学习的热情,使学生从以前的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转变为主动掌握知识点,活学活用。
3 展望
通过对植物害虫检疫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实践教学、综合成绩评定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促进了师生的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因而在今后的教学中仍需要进一步实现教学手段的多样性,继续深化教学改革,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同时,还应进一步重视实践课教学,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加大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程度。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对高校教育水平和教学方法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在积累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更为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探索,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合格的高素质专门型人才,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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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植物检疫;形势和问题;思路和办法
我县地处关中平原,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县总耕地面积100余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92万亩,水果种植面积36万亩,蔬菜面积3万亩。近年来我县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果业发展尤为突出,被誉为我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成为我县加快经济建设的主导产业之一。为更好地服务于“三农”,保护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产品贸易,维护生态平衡,植物检疫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合近年来全省开展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和我县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现状,浅谈几点认识。
1.植物检疫的重要性和强制性
在自然界中,植物病、虫、草害的分布有一定的地区性,但它们中的许多种类,包括某些危险性病、虫、杂草是可以随着人为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而传播的。这些病、虫、杂草传入新区后,能生存、繁衍和危害,甚至往往因新区的环境条件适宜而迅速扩散蔓延,造成严重危害,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客观上存在病、虫、杂草人为传播的可能性和事实上造成了严重后果,植物检疫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植物检疫是通过法律、行政和技术的手段,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蔓延,保障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贸易发展的措施。植物检疫既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又是一项行政执法工作,是国家依法防控危险性有害生物对农业生产危害的重要手段。
2.我县植物检疫工作现状
(1)我县植保植检站负责全县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属县农业局下设公益性事业单位,现在职工作人员28人,其中专、兼职检疫员16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2人,中级职称人员4人,初级职称人员7人。配备有检疫专用车辆一部,显微镜、解剖镜、投影仪、恒温箱、电脑等价值60多万元的检疫仪器设备,基本能满足常规检疫工作需要。
(2)我县植保植检站具体负责全县农作物病虫害测报、防治及农产品产地检疫、调运检疫,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控等工作。按照具体业务分工,我站设粮作组、果树组、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组三个工作小组和果品绿色通道检疫签证点,分别对我县粮食作物、果树和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定期监测。如2010年对我县临平、梁村、阳洪、乾陵等区域进行了累计70余次的监测,对检疫性有害生物普查面积达53万亩,防控面积达32万亩;为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蠹蛾的侵入,从2008年至今每年在312国道两侧和县境交界处布设性诱剂诱捕器,长期进行监测,以便及时准确发现疫情,采取措施,避免对农作物造成疫情侵害和损失;果品绿色通道检疫签证点自设立以来,检疫人员全年不休,24小时不间断服务,年签发调运检疫证4100余份,检疫、调运果品量近8000万公斤。
3.面临形势和存在问题
(1)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应实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实施检疫产品已由农业植物种籽、苗木、种用繁殖材料扩大到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食用菌等植物及其植物产品。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产品种类不断丰富,这也给我们植物检疫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加强检疫工作,扩大检疫范围,适应市场经济形势要求,促进我县农产品生产逐步走向有机化、无公害生产,使我县农产品全面实现商品化、品牌化,也是我们植物检疫的工作方向之一。
(2)2007年在我县北部地区曾发生过苹果绵蚜疫情的危害,虽然经过各方努力,疫情得以及时扑灭和有效控制,但也造成了较大损失和影响。根据疫情普查监测数据显示,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的传入几率增加;近年来周边省市发现的苹果蠹蛾等检疫性有害生物对我县果业生产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大量外地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调入中,带入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明显存在;无证违章调运,漏检、逃检、缺检数量增加,这些都加大的检疫工作的任务和难度。加强有害生物监测,防止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加强市场检疫,已是近时期检疫工作面临的严峻任务。此外,社会各界对植物检疫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检疫意识淡薄;检疫机构人员队伍不稳定,专业人员比例低,检疫设备、经费配置不足等都制约着检疫工作的开展和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4.工作思路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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