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制度

检察官制度（精选8篇）

检察官制度 篇1

周瑞 25008222

一、美国检察官概述

美国检察官作为政府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负责侦查、决定是否起诉、传唤证人、进行诉辩交易、根据有罪判决!建议刑罚。美国检察官分为联邦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两类。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检察官———独立检察官。检察官属于行政部门。所有的检察官必须拥有律师执照。不同类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不同类型的犯罪。

第一、联邦检察官。联邦检察官负责对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起诉。联邦检察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共有94 名，分属全国94 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其首长是联邦最高检察官，由联邦司法部部长兼任，受美国总统直接领导。联邦检察官主要是行政官员，案件审理工作主要由助理联邦检察官负责。联邦检察官和近2000 名助理联邦检察官负责调查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比如白领犯罪、走私毒品和公职腐败案件。联邦检察官(包括联邦最高检察官)非终身制，新总统上台以后，一般要撤换大部分联邦检察官。

第二、地方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包括州、县、市的检察官，与联邦检察官没有隶属关系。地方检察官起诉全美国的绝大部分刑事案件，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州检察官负责执行本州刑法，在各自的司法管辖区内(一般以县为单位)行使起诉权。州的最高检察官是州政府的最高执法官，有权审查州检察官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的投诉案件，有些州的最高检察官还审查一些投诉县、市检察官的案件。在农村地区，最高执法官是县检察官。在城市，最高执法官是市检察官，但有些小城市没有自己的检察官，检察职能由州检察官行使。县、市检察官只负责执行县、市的法律。大的县市检察官办公室一般内设不同部门，分别调查重罪、轻罪案件、审理和起诉案件。

第三、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负责调查高级政府官员犯罪案件，从白宫助理吸毒，到总统说谎，都是独立检察官调查的范围。设立独立检察官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查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保证公众对于刑事侦查公正性的信 心。独立检察官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任命，但1973年发生“水门事件”后，由于第一次涉及到总统，所以国会任命了一位独立检察官。按照联邦政府独立检察官法规定，联邦最高检察官收到指控政府高级官员违法犯罪的可信线索之后，有权任 命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1998 年，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就是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达尔负责调查的。独立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要接受国会和联邦最高检察官的监督，调查完毕以后，要向国会提出是否弹劾相关人员的建议。

二、美国检察官的组织分化结构

美国的政体是横向三权分立，纵向中央和地方分权。与之相适应，美国检察官组织在中央一级横向上属于行政权一部分，和联邦司法部合署办公。纵向上分为联邦检察官组织，州检察官组织和市镇检察官组织三级。这三个级别的检察组织各自独立，互不隶属，各自运行。

（一）检察官组织的垂直分化 联邦检察官组织由联邦总检察长（司法部长）、司法巡回区联邦检察官办事处（首席检察官）和司法区联邦检察官办事处（联邦检察官）组成。美国司法部是美 国的最高执法机关，司法部长同时担任总检察长，下设首席检察官一名和在总检察长要求下设副总检察长一名，总检察长的任命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通过。司法部涉及检察业务的有# 大部门：部领导办公室、综合管理部、诉讼部、法律与政策部、调查与执法部。其中部领导办公室包括总检察长办公室、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助理总检察长办公室、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联邦检察官组织根据法院系统在全国划分的11 个联邦巡回司法区和94 个司法区，分别设立11个司法巡回区联邦检察官办事处和94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每一个办事处的首长称为首席检察官和联邦检察官，他们还下属若干助理检察官和若干助手。首席检察官和联邦检察官由总检察长提请总统经参议院通过后任命，助理检察官则由总检察长直接任命。全美国共有9250 名联邦检察官和联邦助理检察官，其中4835名在司法巡回区联邦检察官办事处和联邦检察官办事处工作，其余都在上述联邦司法部涉及检察业务的5个部门中。

美国州一级的检察官组织和联邦检察官没有隶属关系。美国的50个州都分别有独立的议会和地方法律，并且据此产生了不同特点的检察制度。除新泽西、康涅狄格、罗德岛和特拉华这4 个州的检察官是任命的以外，其他州的检察长都是经选举产生。经选举产生的州检察长一般4 年一任，在州检察长的领导下，设置 一个类似联邦检察署的机构，有的称检察长办事处，有的称法律与公共安全局，名称繁多。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州的首席检察官，但他们多不承担公诉职能，也很少干涉各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具体侦查案件和提起公诉的大多是州检察官和州在各县设置的检察官。在大多数州中，州检察长与州检察官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顾问指导性关系。

除了每个州的检察官办事处以外，区、县、市也设立检察机构，有的称检察官办事处，有的称起诉律师事务所。规模大小视当地案件的数量而定，小的只有2人，大的达数百人。绝大多数的地方检察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般为4 年。这些地方检察官与州检察署没有隶属关系，只是从理论上受州检察长的监督，但是，从实践来看，州检察官办事处或州检察长不直接插手案件的起诉或处理。据统计，全美共有2350 个州级和地方检察官办事处，5.5万多名州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但是上述检察机构中75%的机构，平均辖区内的人口不足8.7 万人。

（二）检察官组织的水平分化

美国检察官组织大小不一，大的有几百人，小的只有一人。较大的检察官办事处事务繁杂，要进行内部的组织分工。美国检察官组织的水平分化一般采取由刑事程序分工标准和案件性质分工标准结合交叉进行。前者是按照刑事诉讼的过程和环节进行分工，检察人员根据工作程序上的阶段划分，分别负责收案、预审听证、大陪审团调查、法庭审判、上诉等阶段的检察工作。后者是按照案件性质分工，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一般检察官办事处负责的刑事案件可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其次，重罪和轻罪都可以分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再次，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又可以具体划分为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而且每一种犯罪仍可以进一步划分。多数检察官办事处采用的是两个标准结合的组织分化模式。例如位于芝加哥市伊利诺斯州库克县的检察官办事处有工作人员900多人，它的主要职能部门是刑事起诉局，下设三个处，分别负责轻罪起诉工作、重罪起诉工作和性犯罪起诉监督工作。轻罪起诉处下设预审听证科、未成年人犯罪科、交通违法科和轻罪复议科；重罪起诉处下设预审听证科、重罪复议科、大陪审团调查科、上诉科和特别救济科，并在其辖区内的4个法院各派驻一个起诉组，分别负责该法院的重罪起诉工作。此外，该检察官办事处还设有一个麻醉品局和一个特别起诉局。前者下设缉没处、预审听证处、审判处、夜晚麻醉品案件处、妨害排除处和一个跨司法管辖区的专项打击队；后者下设纵火案件起诉处、金融和政府诈欺案件起诉处、集团犯罪案件起诉处、团伙犯罪案件起诉处、公务廉正案件起诉处和选举案件起诉处。这就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纵横结合的职能分工模式。

三、美国检察官职能的基本定位

美国是个“ 由许多政府组成的国家” 因此其检察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分散制的特点。简言之,美国的检察系统是由联邦检察机构和各州的地方检察机构组成的。二者平行, 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联邦检察机构包括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设在95 个联邦司法管辖区的联邦检察官办事处, 其基本职能是对违反各种联邦法律的行为进行调查提起公诉。联邦检察长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检察官, 同时也是联邦司法部长, 即最高司法行政长官。每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领导, 下设助理联邦检察官若干。他们是联邦检察工作的主要力量。

美国各州的地方检察系统主要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组成。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个州的首席检察官, 但是他们多不承担具体的公诉职能, 也很少干涉各个州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诚然, 各州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例如, 在特拉华、阿拉斯加、罗得岛等州, 检察长对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负有直接的责任, 各个地区的检察官员都是他的助手。但是在俄亥俄、田纳西、怀俄明等州, 检察长根本无权过问各地的检察工作。在大多数州, 检

察长与地区检察官之间往往保持一种咨询顾问性质的关系。

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但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 其辖区也可能由几个县组成。州检察官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诉人, 通常也被视为所在县区的司法行政长官。一般来说, 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 检察官就是本地区的司法长官, 也可能称为执法长官更为合适, 因为检察官当然不能凌驾于法官之上。美国各州检察官的称呼极不统一, 有州检察官、地区检察官、县检察官、公诉律师、县公诉人、法务官、地区检察长等。这是美国各地的传统不同所导致的。

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 每个检察官办事处只有一名检察官。联邦检察官是由总统任命的;地方检察官则多为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 少数为州长或州最高法院任命的。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称为助理检察官, 包括各个部门的首长。他们有职务和工资上的差别,但是没有“ 职称”上的差别。无论你是局长还是处长, 都是“ 助检”。即使你升到了一个大型检察官办事处的二把手, 你的官称也不过是“ 第一助检”，“ 助检”们是检察工作的主力军。此外, 那些较大的检察官办事处还有两种辅助人员, 一种是实习生, 另一种叫“ 准法律工作者”。前者一般是法学院毕业班的学生, 为了找工作而提前到办事处来当“ 助检”的“助检”。后者不是法学院的毕业生, 没有律师资格, 但是受过一定时间的法律职业培训

(一般为两年, 类似中国的大专毕业生),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 助检”收集判例资料或起草法律文件等。他们不具有检察官的职权。

美国的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都必须是其所在州的律师协会的成员。换言之, 在当地取得律师资格是从事检察工作的前提条件。在此有必要说明一句, 美国的律师协会实际上是广义“律师”的行业组织, 也许把它翻译成“法律工作者协会”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使用习惯, 因为美国的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其成员。毫无疑问, 美国检察官最主要的职能是代表当地人民对刑事被告人提起公诉。虽然检察官经常被称为一方土地的执法首脑, 虽然他们可以指导甚至直接指挥执法人员的犯罪侦查活动, 但那都是为提起公诉服务的, 他们并没有中国检察官所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庭上, 检察官无权监督审判活动,他们只是与辩护律师地位平等的公诉律师。由此可见, 虽然美国的检察官可以称为执法首长, 但是对其职能的更准确定位还应该是公诉律师。

四、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

美国的检察职能以个人负责制为基础, 而且检察官在行使其主要职能—— 起诉职能的过程中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个人负责制的优点是职责明确、效率较高, 其独有权力主要表现在审判之前, 包括罪行豁免权、起诉决定权和辩诉交易权。美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起主导作用主要在“选择性起诉”及“辩诉交易”这两项制度。“选择性起诉权”指的是并非所有犯罪都必须被起诉到法院接受审判, 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有关的社会政策, 有选择地起诉一部分犯罪, 而对另一部分犯罪持宽容的态度。至于哪些犯罪和哪些犯罪人应该截留在司法程序之外, 完全属于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而且这种权利具有几乎不受审查和监督的独断性。美国的检察官经常被称为当地执法系统的首长, 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可以指导甚至直接领导警察的犯罪侦查活动, 因此, 侦查阶段与决定起诉阶段之间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楚, 并非由警察在侦查终结之后再将案件移送检察官, 然后由检察官审查起诉。

在实践中, 警察在侦查过程中经常听取检察官的意见, 检察官也经常根据自己对案件提起公诉的需要告诉警察应该收集哪些证据。由此可见, 美国的公诉审查与中国的审查起诉有所不同, 它主要表现为检察官的起诉决定过程以及对检察官起诉决定的审查。起诉决定权是美国检察官的一个重要权力, 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众所周知,美国的犯罪率很高, 刑事诉讼的成本也很高, 因此, 刑事司法系统即使超负荷运转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面对大量的刑事案件, 刑事司法系统只好采用“选择性起诉”的原则, 而且这一原则也被美国公众所接受。既然社会中的犯罪行为已经大大超过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承受能力, 那么把某些犯罪案件截留在系统之外就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 检察官不必把其司法管辖区内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都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对其中一部分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即使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有罪证据。至于哪些种类的犯罪、哪些犯罪人以及哪些犯罪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 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只能由检察官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可以选择采用大陪审团审查程序或预审听证程序。大陪审团审查和预审听证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制约检察官的起诉决定权, 以便减少起诉决定中的独断性和不公正性。然而, 这两项程序实际上对检察官权力的制约效力都很小。首先, 大陪审团审查程序和预审听证程序都是由检察官启动的。如果检察官决定不起诉, 那么案件根本不会进入后面的司法程序, 大陪审团和预审法官也就无法发挥其制约的作用。其次, 检察官不仅决定起诉的对象, 而且决定起诉的罪名, 对于检察官决定不予追究的罪名下的行为, 大陪审团和预审法官也就无能为力了。最后, 检察官不仅决定送交审查的人和事, 而且决定送交审查的证据。因此, 在实践中, 大陪审团反对检察官起诉意见的情况极为罕见。由此可见, 美国检察官权力的主导性主要表现在不起诉的决定上。无论如何, 其起诉决定还是有人审查或者说是可以审查的, 而其不起诉决定则是无人审查的, 因为法律没有要求检察官向任何人说明其

不起诉的理由。诚然, 选民的投票最终会对检察官的行为起一定监督和约束作用,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 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案件处于主导作用的另一个表现是在“辩诉交易”活动之中。所谓“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虽然辩诉交易是被告人和检察官达成的双方协议, 但它实际上并不是被告人的权利, 而是检察官的权力。诚然, 被告人可以拒绝接受检察官提出的辩诉交易建议, 但他却无权要求得到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一种辩诉双方的平等权利, 但它实际上是检察官的专有权利, 因为在一个案件中, 是否进行辩诉交易, 和哪个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 只能由检察官来决定。在有多名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中, 检察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同其中的某个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 而这种交易的结果就等于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了那些共同犯罪人的命运。而且检察官的辩诉交易是不受审查的, 法官也不得干涉检察官辩诉交易。只要被告人的认罪是自愿的, 而且已经言明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那么, 法官也就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审判, 直接按照检察官起诉的罪名判刑。这实际上等于由检察官来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检察官制度 篇2

一、台湾、大陆检察组织比较

台湾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各国制定《刑事程序法》来作为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保障。学者称《刑法》以规范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 而《刑事诉讼法》则以发现真实、保障人权、寻求司法程序正义为依归。在《刑事程序法》中, 普遍采行诉讼主义, 本着不告不理原则, 如果未经公诉人提起刑事追诉, 法官即不能加以裁判、实现司法正义。

但是和大陆不同, 台湾地区在其“宪法”上并未就检察机关设有规定, 仅在法院组织法第五章中设“检察机关”的专章, 并于第58条至第66条规定有关检察署之配置、组织, 检察官之职权、人事、职等及检察总长、检察长之指挥介入、移转等司法行政监督等事项, 另就检察官之任用、训练、进修、保障及给与等具体内容, 则制定《司法人员人事条例》。大陆地区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七节第129条至第135条, 规定人民检察院之性质、任务、组织系统、人事任免、行使职权之程序及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之关系等事项。另又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 就检察机关之组织、人事、功能、行使职权之原则、领导体制等事项, 作明确之规定。相比于大陆的规定, 台湾的立法显得比较单薄。

二、台湾检察官身份定位研究

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学界, 有关检察官的身份定位问题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 事实上这个也是整个世界范围内检察权研究的难点。在台湾, 检察官身份定位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行政官说”, 将检察机关附属于行政权系统, 检察官被认为是行政官。第二种是“双法官说”, 认为检察官就是法官, 两者的不同仅仅是职权的不同而已, 法院的法官被称为“审判法官”, 检察官被称为是“侦查法官”。第三种为“等同法官说”, 主张检察官虽然不是法官, 但是具有法官的属性。

1995年, 大法官会议出台了释字第三九二号解释, 将检察官的羁押权回归到法院。该解释明文表示:“宪法”第八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司法机关”, 自非仅指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司法机关而言, 而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广义的司法机关。这个解释只不过是承认了检察官具有司法属性而已, 并没有给检察官以明确定位。而仅仅这样模糊的解释也没有得到民间的一致认可。台湾民间的司改会提出的《法官法》草案中, 刻意的将检察官排除在外, 甚至解释到:“我们认为检察官并非法官, 检察机关属司法行政机关, 基本上为行政之一环, 是“宪法”上对于法官身份及职务保障的规定, 应不适用于检察官。

三、台湾大陆检警一体化研究

实行检警一体模式的一般特征就是检察主导侦查, 警察是侦查的辅助机关 (但并未也不可能脱离侦查职能之外) , 警察的侦查服从、服务于检察官的侦查、审查与要求。将审前阶段的诉追权集中的由一方主导, 相比于大陆地区的警检分离模式, 警察和检察官有着紧密的关系则增加了追诉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效率性。但检警一体的缺点存在于司法实践中, 由于检察官往往不亲自侦查, 因此其处分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 而招致警察机关的抱怨, 从而不利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良好发展, 影响警察侦查的积极性, 从而成为构造论上一个缺陷。据资料介绍, 台湾检察机关是法律上的侦查机关, 而警方是侦查辅助机关。然而, 法律与实际严重脱节, 在实际运作中, 大部分案件是由警方单独侦查完成, 而检察官只能参与其中少数案件的侦查。

由于台湾的先例在前, 大陆地区并不应当急于进行“检警一体化”的尝试。应当对台湾地区暴露出的检警一体化的缺点进行分析, 避免自己改革中走弯路。也许两者的结合是最好的模式。

摘要：台湾和祖国大陆并不属于同一法系, 但是台湾的检察权理论对我国现在迫切需要进行的检察改革并非不可借鉴, 台湾的检察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了改进, 不同的法律模式是可以相互学习和融合的。

关键词：检察权,比较,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国宪法》, 许崇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5～318页.

[2]林山田:《论检察机关与检察官》, 《全国律师》1998年6月号, 第101～103页.

浅析主诉检察官制度 篇3

关键词：主诉检察官制度；权责统一；监督制约；完善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55-01

一、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内涵

主诉检察官制度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审查起诉部门实施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独立承办案件承担责任的一种办案制度。其核心是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在公诉审查部门根据部门人力资源的状况分别设若干办案小组，每一个小组分别配备由一名主诉检察官、若干助理检察官、一名书记官以及其他司法辅助人员。各办案小组中的其他人员统一听从主诉检察官的命令、服从主诉检察官的指挥，主诉检察官对所承办的案件承担享有在职权范围内的决定权，不受其他检察官、上级领导的干涉，并对所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

二、主诉检察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缺失。主诉检察官制度是检察院系统寻求自身改革所尝试的一种创新机制。其主要依据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决定以及各基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实施办法。而在现有的法律当中我们找不到其他依据。这就导致该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造成人们对该制度的认识不足，在一些地方检察员改革也只是喊口号，空有形式没有内容。使改革的良好愿望落空。在立法还没有对该制度予以认可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去完善保障该制度顺利运行的其他机制。这就使主诉检察官制度既缺乏成长所需要的土壤也缺乏成长所需要阳光，更像是空中阁楼一般。

（二）权责不统一。主诉检察官制度在赋予检察官决定案件处理的权力的同时，也强调检察官对办理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这本身无可厚非，也是符合权力运行的规律。但由于我国检察系统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行政色彩，强调发挥领导的监督纠错职能。今非昔比，这种浓郁的行政色彩已然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成为学者、律师、司法工作人员的指责对象。

现行主诉检察官制度一方面强调放权，赋予检察官独立的办案地位，享有一定的办案权限。另一方面，强调其对案件终身负责，以此来激励检察官谨慎行使权力，对案件负责，提高办案的积极性。然实践中，一些领导不愿意放权，不敢放权，而一些检察官害怕承担责任，不敢贸然行使权力，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向领导请示以此规避责任。这种放权与责任的尴尬，导致这一制度在一些地方实施一段时间后被架空。

（三）公诉人才流失。目前，我国检察系统内优秀的检察人员更倾向于谋求更高级别的行政职位。许多人只是把主诉检察官作为自己仕途的垫脚石，而并未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追求。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主诉检察官与其他人员并无人身保障、薪资待遇的各方面的差异、也没有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去分享该职业带来的特殊荣誉感以及传统的官本位的思想。一些地方检察员虽然规定给予主诉检察官特殊的津贴补助，但是由于地方财政紧张，这一规定也未落实。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一直以来，公诉部门人员流动频繁，人才稀缺。

三、完善路径

（一）放权要彻底。只要求其承担责任，却不给其决定的权力或者放权的时候畏首畏尾，这些会降低检察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陷入对承担责任恐慌的人员会导致在行使权力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影响办案效率。所以，我们不仅要放权还要彻底放权。不能中途干预，要加强监督。对于积极正确行使权力的检察人员要给与及时肯定的奖励，调动起对工作的热情；对于怠于行使权力、滥用权力的检察人员要严惩不贷。在实践中遇到主诉检察官与部门负责人意见相左的时候，部门负责人不能擅自改变决定，应当提请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应当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诉检察官害怕承担责任而将一些简单的案件当做疑难复杂案件提交检委会决定。所以要明确标准，要彻底放权，要减少不当干预。

（二）监督要到位。权力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扩张性。权力的行使不到边界不会停止。所以要在放权的同时做好监督工作。目前，我国现有体制对于主诉检察官的制约主要是事后监督，缺少事前和事中监督。只有将监督至于各个方面，才能起到制约权力的功效。

针对主诉检察官制度，事前监督主要表现为事前备案制度，细言之，主诉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充分说明理由，例如，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撤回公诉时。事中监督主要利用近年来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案件管理部门对主诉检察官适用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事后监督表现在主诉检察官对自己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制，以及赋予被告人、受害人知情权、异议权，提供特殊的救济方式。

（三）保障要全面。空有制度，而没有其他的保障措施，如履薄冰，寸步难行。一项制度的实施，不仅要求该制度本身是完善的，而且还要有其他的保障机制。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实行，同样离不开相应的人身、财产、职位保障机制。

在人身保障方面，应该赋予检察官言论自由。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所发表的言论不能成为其获罪的理由。保证检察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因受到他人的威胁、恐吓而改变初衷。在财产保障方面，有必要给予主诉检察官高于普通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享受国家给与的津贴补助。使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无后顾之忧，不会因为钱财的诱惑而滥用权力。

（四）绩效考核要科学。绩效考核是衡量一个检察官工作的重要指标，也是检察官奖励、惩罚的标准。现行绩效考核标准过分注重于案件的处理结果，这是不合理的。真正衡量案件的标准应当以作出决定时是否符合实际为准。改革现有的绩效考核标准，使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运行，而不是成为戴在检察官脑袋上的紧箍咒，时刻提心吊胆。更加注重检察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全面考核。以成败论英雄的方式并不适合于衡量检察官个人能力。

参考文献：

[1]汤维建.新民事诉讼法适用疑难问题新释新解[M].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

[2]李新生主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点与案件审查实务[M].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

[3] 王雄飞，曾春波.论应当强化我国检察官执法主体地位[J].法治论坛.2014（1）.

[4] 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法学.2013（4）.

[5] 陈旭.建立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想[J].法学.2014（2）.

日本检察制度 篇4

日本与我国同属亚洲国家，历史上受到中华法系的深刻影响，后又模仿西方制度，其检察制度既完整又有某些特色，对我国清末以致民国检察制度曾产生过影响，为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另一典型。

日本古代曾模仿中国御史台而设弹正台，包含现代检察制度的内容，但二者并无直接联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先仿效法国，于1872年建立检察制度，在各级审判厅设置检察官。1890年参照德国经验，于法院裁判所内附设检事局，根据《明治宪法》和旧《裁判所组织法》规定，检事官同法官一样，都被视为服从司法省司法行政管辖的司法官。检事官的职权是：主持侦查和独揽诉讼权。

二战后，日本国政体依美国三权分立模式进行了改造。但就检察制度而言，依然保留了大陆模式，同时又有某些发展。1947年颁行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按此原则，分别制定了裁判所法和检察厅法，法院脱离法务省的管辖，作为三权之中的一权而独立；检察厅则一反大陆法系的模式，不再附设于法院之内，而是在法院之外单独设置了检察厅，结束了审检合署的历史。

检察厅和法院对等设置，分为最高、高等、地方和区四级检察厅。在体制上，检察厅仍属法务省。法务省有权了解、指导检察厅的工作。但检察厅有相对独立性，法务大臣只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监督，具体案件的调查处理，只能由总检察长指挥进行。

检察官分为五级：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检察长、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前三者，均有日本内阁任命，天皇批准；其他，按照国家公务员规章任免。

日本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与大陆法系一样，是围绕诉讼展开的，法国诉讼实行职能主义，日本则实行垄断主义，检察官在诉讼上的权力，比法国检察官还要大。具体说：所有刑事案件一律由检察厅决定是否起诉，在日本不存在自诉案件；部分案件由检察官亲自组织侦查，经过侦查后，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在支持公诉的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告的讯问和出示证据等，都由检察官进行，审判官则很少发言。律师和被告也可以与检察官辩论辩论结束后，由审判官宣布判决；检察官如认为判决不当，可以提出上诉，并指挥和监督判决的执行。

另外，日本检察官有权作为公益代表，参与民事诉讼。有些情况下，检察官可以代表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 篇5

第一部分 民事行政检察概述

一、民事行政检察的概念及特征

（一）民事行政检察的概念

民事行政检察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简称，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它包括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诉讼法理论来说，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是两种不同的诉讼，但检察机关监督两大诉讼的裁判结果时在监督方式、审查程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且行政诉讼法正在进行修订，因此，今天讲课，很多地方我仅从民事审判监督的角度来讲，如果不明白之处可课后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

（二）民事行政检察的特征

1.民事行政检察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民事行政检察主要体现为诉讼监督，其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上述条文均规定于法律的总则部分，体现

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全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在这两部诉讼法的相关部分规定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具体方式、标准和程序，诸如此类的规定均属民事行政检察的法律依据。

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主要体现为民事实体法、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民事行政检察应当依照和适用的具体规定。

2.民事行政检察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民事行政检察对诉讼活动的监督，一是维护实体公正。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行政司法裁判建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之上，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与实体法的规定一致，与人民法院裁判权形成良性制约；二是维护程序公正。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行政司法程序遵守程序公正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标准，严格遵守公平原则与诉讼规律展开，促使诉讼参与人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得到平等对待、尊重和保障，约束程序主体的诉讼活动，实现诉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

司法权威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司法权威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体现为审判权与检察权的正确行使而形成的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敬畏和尊重。维护司法权威既包括支持人民法院正确裁判，对审判权的直接维护，也包括通过法律监督纠正存在错误的司法裁判，维护由检察权和审判权共同形成的司法权威。

3.民事行政检察的根本任务是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矛盾纠纷处理和评判中，由于受到法律的概括性、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裁判者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倾向等因素的影响，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和实施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偏差。民事行政检察在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环节对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出现的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实施法律监督，充分保证了法律实施的权威性、至上性和连续性。在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前提下，民事行政检察进一步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充分发挥法律在规范经济秩序、规范公权力运行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民事行政检察的性质

民事行政检察作为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法律监督属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为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而进行的法律监督，其性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对象是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法院在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等，而不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在当事人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违法行为不直接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活动予以纠正。

第二部分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立法上及实践中都经历了较长的、曲折的过程。

一、建国初期，我国检察机关初步开展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是“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三处的掌管之一“关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参与事项”。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3条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之一是“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从当时各地的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上，既提起诉讼，也参加诉讼；二是参与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比较广泛，大多是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案件。

二、20世纪80年代初期，检察机关基本未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业务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1979年开始起草的民事诉讼法，从起草到颁布试行，历时两年多。在此过程中，就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问题，立法机关组织了多次讨论。从民事诉讼法初稿到全国人大颁布试行，共有7稿，其中前6稿都有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条款，以第6稿规定得最为具体、全面，共有15个条款，内容主要有：人民检察院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或参加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申请回避，提供证据，参加辩论，变更、撤销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或者参加民事诉讼，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查阅案件材料，进行调查，对诉讼活动实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参加诉讼的，由检察人员发表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等等。在第6稿征求意见时，各方面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检察机关内部的观点却不统一，主导性的意见是不同意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其主要理由有：检察机关人力不足，忙于打击刑事犯罪，无暇顾及民事监督，以及检察机关从来没有参加过民事诉讼等。结果造成草案定稿时删掉了有关条款，只留下了一条原则性规定，即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及第3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由于上述规定只是原则

性的，没有具体规定，加之检察机关忙于“严打”刑事犯罪，思想重视不够，执法水平也有一定的限制，因而在80年代初期，检察机关基本上没有开展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业务。

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总体模式初步形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切实发挥检察机关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作用，在1986年下半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一些地方人民检察院着手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实行法律监督问题进行调研，并在一些地方开展了试点工作。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四川、河南、天津、吉林、广东、湖北六个省（市）进行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并对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和检察院对法院的执行活动实施监督作出了规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第64条和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18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形成了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体模式。

四、当前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初步形成

在20余年的民事行政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法通过抗诉方式实施法律监督，并积极实践，不断探索，创设了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改进工作检察建议、建议更换承办人、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方式。伴随着民事诉讼法2007年的第一次修订，在完善监督、强化监督的实践和立法需求的推动下，2010年全国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对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坚持把抓好抗诉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中心任务，充分运用抗诉手段监督纠正错误裁判。同时，注意抗诉与其他监督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注意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整体效能。把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这两种监督手段，进一步规范适用范围、标准和程序，加强跟踪监督，促使错误裁判依法得到纠正。把纠正错误裁判与纠正违法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依法提出抗诉，又要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更换办案人建议书，及时监督纠正法院和法官在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把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与发现、移送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民事行政检察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处理结果双向反馈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整体监督的优势、合力与实效”。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对《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在执行程序中进一步规定人民检察院有

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多个方面曾设检察监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扩大了监督范围，增加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民事检察工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增加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损害两益的调解书及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从过去主要对民事裁判进行监督发展为对诉讼结果、诉讼程序、执行活动的全面监督；二是新增了检察建议、调查核实等监督方式和手段；三是，确定了检察机关申诉案件的审查处理期限为三个月；四是规范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条件即民诉法第209条。全国检察机关依照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依法全面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职责，综合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方式，对包括裁判结果、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在内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监督格局。同时，《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也正在进行，这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也提出更大的挑战。

第三部分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实务

在这一部分我主要结合重庆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自民诉法修改以来的实际工作情况，来介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职能和审查程序等具体内容。

重庆市检察机关（共45个单位，包括市检察院、5个分院、38个基层院、铁路运输检察院）中独立设置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有40

个单位，占总数的88.9%；渝中、渝北、大渡口、南川和铁路运输检察院等5个单位是合署办公，占总数的11.1%。

截止今年6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共有民行检察人员185人。具体的配备情况是：市检察院12人，分院共31人，基层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共142人。

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民行申请监督案件数分别是2033、2753、3037、2648、2477、2681件。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职责是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通过依法监督诉讼违法和裁判不公、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等问题，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意见，促使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和纠正违法情形；对正确裁判则要做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职能介绍

（一）办理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者发现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不宜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以及不适用再审程序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

1．提出抗诉及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4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现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情形下，行政申诉案件的抗诉条件主要参照民事申诉案件的抗诉条件。

2.提起抗诉或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定情形（1）抗诉情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抗诉条件是：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②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④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⑤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⑥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⑦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⑧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⑨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⑩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⑪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⑫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⑬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⑭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注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5条规定，下面两种情形只能提出抗诉不能发出再审检察建议：⑥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⑬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情形

一般情况下，除了前面强调的两种情形必须抗诉外，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符合民诉法第200条规定的其他情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是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而非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一是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的；二是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三是其他不适宜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纠正的。

重庆市检察机关办理抗诉案件情况：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提出民行抗诉案件数分别是184、221、255、298、418、286件；抗诉案件改变数分别是109、144、190、202、301、312件（含往年积案）。抗诉工作逐步呈现出符合诉讼规律、监督结构合理的格局。

重庆市检察机关办理再审检察建议情况：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数分别是185、273、369、167、205、371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数分别是138、269、310、146、175、358件.下面举一个具体的抗诉案件： 唐某诉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抗诉案 【基本案情】 申诉人：唐某。其他当事人：程某。

1998年，唐某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以12万余元的总价购买位于谢家湾正街房屋一套，并在该合同上加盖了私章，但无唐某手写签名。双方办理权属登记之后，唐某取得了该房屋的权属证书。

2000年11月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现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收到以唐某为卖方、程某为买方，双方当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总价8万元，加盖有双方私章，无唐某手写签名)、《房地产交易合同登记申请表》（加盖有

唐某和程某私章，无手写签名)以及《卖方申请书》和《买方申请书》(均由程某之夫向某书写，分别盖有唐某和程某的私章)，次日收到补交的购房款《收条》(仍由向某书写并加盖有唐某私章)和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材料后，办理了该房屋买卖合同登记，登记号为(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并办理了过户登记，程某遂取得了该房屋的权属证书即房权证105字第039385号房屋所有权证。

2003年4月，唐某以其从未与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由，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填发该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证。九龙坡区法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维持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对唐某与程某房屋买卖进行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和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程某颁发的房权证105字第039385号房屋所有权证。唐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某仍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指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作出再审行政裁定，以唐某并未授权王胜银代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唐某的起诉。但该裁定书在“经再审查明”部分认定: 2000年11月7日，唐某与程某盖章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时向房屋管理局登记部门递交了申请书，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材料进行审查，经登记部门初审、复审、终审，次日又补交了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程某购

房付款收条后，获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

2007年3月，唐某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00年11月7日签订的卖方为唐某、买方为程某的登记号为(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在举证期限内又增加请求判决被告将本案诉争房屋返还给原告。

另查明，在原行政诉讼中，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唐某”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其结论为:署名“唐某”的《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署名字迹“唐某”与唐某本人的签名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在本案原一审审理中，程某之夫向某承认(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记载的内容以及《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手写文字包括“唐某”签名均是由其亲笔书写。

还查明，本案诉争房屋的国土使用权证“九区国用（99）字第31164号”至今仍然未过户到程某名下，依然是申诉人唐某的名字。

【原审裁判】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行政裁定书确认的事实，本院应当采信。唐某没有举证证明诉讼时效期间有中止、中断、延长的事实，因此唐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唐某以房屋买卖合同只有盖章没有签字以及《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唐某”签名系向某所写为由否认讼争房屋买卖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由于唐某没有举证证明房屋买

卖合同的盖章是伪造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并且，根据该行政判决确认的事实，唐某、程某是同时向房屋管理登记部门申请进行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也佐证了房屋买卖是唐某的真实意思，故唐某的主张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唐某的诉讼请求。

唐某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已经查明(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买方为程某、卖方为唐某，该合同由双方盖章，无手写签名，同时查明了《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手写文字包括“唐某”签名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均不是唐某所写，而是案外人向某所书写。由此，虽然卖房合同上有唐某的印章，但证明房屋已经出卖的其他证据均证实该房屋买卖不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程某无论用什么形式占有、使用唐某的房屋都是在持续的侵权中，加之唐某知道房屋被他人侵占后，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请解决，因此，唐某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判决:

一、撤销原一审判决;

二、(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

程某不服该终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8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认为，唐某与程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虽然《买卖申请书》和《收条》上唐某的签名不是唐某本人书写，但有生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卖方唐某的申请书、《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条》上均加盖有唐某印章。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唐某虽然没有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手写签名，但在房屋买卖合同上加盖有唐某的印章，该合同依法成立。故唐某与程某的房屋买卖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程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亦经登记部门审查，并获得批准登记，由发证机关向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程某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遂判决：

一、撤销原二审判决；

二、维持原一审判决。

唐某对该再审判决仍然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对于唐某提出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在本院再审审理中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唐某与程某所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过户申请表，双方均加盖了各自私章，没有双方的手写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合同上的盖章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对其加盖的印章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唐某辩称其从未使用过该私章，但唐某在1998年12月11日购买讼争房屋并办理权属登记时，其买卖合同以及登记申请手续均加盖了私章，亦无手写签名，故唐某的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同时，唐某又无证据证明该

印章系伪造或系他人盗盖，无法推翻该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房屋买卖合同系程某单方制作、不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不足。对于《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手写字迹及“唐某”签名，程某认可系向某代写，但该申请书及收条均加盖有唐某的私章，唐某无证据否定该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卖方申请书》和《收条》系伪造，证据亦不充分。唐某否认其使用过私章，但又不否认其1998年购买该房时购房合同及过户手续上私章的有效性，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在买房和卖房时均在合同上加盖私章而无手写签名，两个行为前后一致，符合常理。对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是以主体不适格为由从程序上驳回唐某的起诉，该裁定对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讼争房屋过户登记并向程某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未认定为违法而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仍然合法有效。从办理过户登记的程序上看，需要出卖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房屋权属证书原件，并提交由本人签字或盖章的房屋买卖合同、过户申请手续等资料，并经房屋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办理过户登记。唐某无法证明其身份证、房屋权属证书原件以及私章均系伪造或被他人盗用，其辩称未参与房屋交易及过户，证据不足。综上，在讼争房屋已经过合法程序办理过户登记并交付买受人使用的情况下，唐某在本案中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程某房屋买卖行为以及过户登记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无法否定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房地产买卖合同》、过户申请手续上唐某印章的真实性，故唐某认为出卖诉争房屋给程某不

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原再审判决驳回其要求确认(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五中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

【抗诉及其理由】

唐某仍然不服该提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本案讼争房屋的真实买卖双方并非程某与唐某本人，盖有唐某私人印章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本人实际参与办理了讼争房屋的过户登记；本案民事判决以原行政诉讼中所认定的事实作为依据不当，遂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提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于2012年5月16日以高检民抗〔2012〕28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本案讼争房屋的出卖并非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买受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所致，终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998年12月11日，唐某购买了坐落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102号2单元9-1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94.16平方米，总价款127083元，房屋产权人唐某。2000年11月7日，卖方为唐某，买方为程某所签订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仅有双方个人名章，无手写签名，《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虽然有唐某的印章，但其上面手写文字包括“唐某”签名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均不是唐某所写。涉案房屋办理

过户登记所需的证据材料除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外，其他均由向某冒写。终审法院亦认定向某假冒唐某签名的这一事实。实际上真正的买卖双方则为案外人向某与黄某（唐某前男友）。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看，没有证据显示有唐某本人的亲笔签名，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委托他人办理过房屋买卖及转移登记。按房地产交易的规定，《房地产交易合同登记申请表》和《卖方申请书》须由产权人本人签名或盖章。实际上，本案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具的房屋价款的《收条》，是由买受人程某的丈夫向某冒写。唐某也没有受领售房的价款，而是由黄某收取。

关于唐某本人是否亲自到房屋管理机构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事实。从黄某与向某的询问笔录、唐某与黄某的电话录音及现有其他证据和原审庭审笔录可以看出，唐某本人并没有到房屋管理机关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张东（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复审阶段的承办人）在原行政诉讼调查笔录中陈述：“他们双方是亲自到场，因为双方不到场绝对不会受理”；“我们复审阶段必须核对身份证和本人是否一致，只有复审合格后才可能到终审阶段”。而在检察机关对张东的调查笔录中他却陈述：“应该是由收件环节负责核验买卖双方的身份证件以及当事人是否亲自到场等”。在唐某与程某房屋买卖过户登记中，张东的工作职责是复审，复审主要是书面审查。从房屋权属登记程序、流程的职能分工及前后两份调查笔录对比，张东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检察机关在调查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市场监管科长黄跖时反映的事实是唐某本人没有到场办理过户转移登记

手续。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是唐某，在唐某未授权且没有亲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情况下，其他人代办房屋转移登记行为违反了房地产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唐某以127083元的总价购买涉案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证，在事隔两年之后，却以总价8万元的价格转让涉案房屋，比买房时总价低了4.7万元，在重庆市主城区房价一直呈上涨趋势的情形下，出卖人以原价款的三分之二出售房屋，明显不合乎市场价格及交易常理。

案外人黄某和向某是涉案房屋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双方串通出卖他人的房屋，侵犯了唐某合法的财产权。终审法院却以唐某未参与房屋交易及过户，证据不足为由，认定涉案房屋出售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2、终审判决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来判定本案民事判决，确有不当。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原行政诉讼中，由于为唐某代理诉讼的法律工作者王胜银的违法代理行为，导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以唐某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行政判决，从程序上驳回了唐某的起诉。但该行政裁定书同时还认定：2000年11月7日，唐某与程某盖章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时向房屋管理局登记部门递交了申请书，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材料进行审查，经登记部门初审、复审、终审，次日又补交了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程某购房付款收条后，获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上述由行政判决

书所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黄某的证言以及向某、张东的调查笔录。如前所述，张东在调查笔录中涉嫌故意作虚假证言，而黄某、向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三人在原行政诉讼中的证言不足为信。因而，原行政一、二审判决书及再审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可能不清，况且，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书最终是以唐某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撤销了原一、二审行政判决，从程序上驳回了唐某的起诉，故原行政判决、裁定书中所确认的事实不应作为本案民事判决的事实依据。然而，本案原一审及再审判决书均是直接以原行政诉讼中所确认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在案件事实存在明显不清的情形下，终审法院应重新调查案件的基本事实，不应简单的以原行政诉讼所确认的事实为依据作为判决。

3、涉案房屋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属不同主体，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和房地一体的规定。经查实，涉案房屋的国土使用权证“九区国用（99）字第31164号”现仍在唐某的名下，未进行过户登记。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之规定，买卖双方在进行房产变更登记后，应该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涉案房屋在交易完成10年后还没有

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同一房屋，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却长期分属两个主体。这不符合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关于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一致的原则和房屋买卖时连同所使用的土地一并转移的原则等相关规定。我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唐某名下，而房屋权属证书登记为程某明显不符合我国房地一体的规定，终审判决未予查清这一事实，确有不当。

【再审结果】

2013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抗字第55号民事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的时间为合同成立的时间，不仅确认了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签字或者盖章，而且赋予了盖章与签字在合同成立上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应该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体现，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登记备案的公章，经登记本案的公章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所以，通常情况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的形式。而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时，该方当事人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成立了合同关系，此时就涉及到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即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即否认与对方成立合同关系时，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该枚私章为对方所有以及盖章的行为为对方所为或对方委托他人所为。

就本案来说，唐某否认合同书上的私章为其所有，也否认在合同书上盖过私章，实质是否认与程某订立过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在此情况下，程某应该举证证明其与唐某之间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即私章为唐某所有且盖章行为也为唐某所为。原审判决认定唐某在本案中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程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以及过户登记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唐某是错误的。本案历经数次审理，程某为主张其与唐某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所举证据有两个，一是唐某于1998年12月11日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该套房屋时，也是在合同上加盖私章，无手写签名。以此说明唐某此次出售房屋时加盖私章的合理性。二是生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认定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待证事实。理由是：

一、唐某于1998年12月11日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该套房屋时，虽然也是在合同上加盖私章，但在唐某否认与程某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时，程某没有举证证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唐某” 的私章和唐某1998年12月11日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唐某的私章为同一枚私章。唐某买受该房屋的时候盖有私章的行为并不必然推导出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盖有“唐某”私章就是本案当事人唐某的私章，也不能证明加盖“唐某”私章的行为就是唐某所为。

二、（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认定是以主体不适合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唐某的起诉。该份裁定书上认定的事实，只能证明房屋买卖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的行为在程序上的合规性，不能证明唐某与程某之间发生了房屋买卖的民事行为。原审判决将行政裁定用于证明唐某与程某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当。

本案中，除了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外，办理房屋买卖过户登记必备的其他文件，包括《卖方申请书》、收到购房款的《收条》，出现了“卖方”“唐某”的签名，但这些应该由所谓卖房人亲力亲为的签名却并非唐某所为，而是购房人程某的丈夫向某所书写，然后加盖“唐某”的私章。作为对外出具的文件，出具人可以签名，也可以盖章或者是签名加盖章。但不论是签名或盖章，必须是真实的，才能确定是出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时，唐某具有签署自己姓名的行为能力，向某是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应该知道“代替”他人签名的民事法律后果，尤其是程某一方在诉讼中主张唐某已到办理登记过户现场的情况下。程某应该就本应由唐某亲笔书写的名字却由向某所替代作出合理的解释，但程某一方在本次再审庭审中仍不能就为何收到购房款的收据及“唐某”的签名也由其夫向某所代写

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程某既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相关手续上加盖的“唐某”的印章为唐某所有，也未能就本应唐某书写并签名的《卖方申请书》及《收条》为何由程某之夫书写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唐某本人有出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表明唐某曾委托他人办理过房地产买卖及转移登记。原审认定唐某与程某之间成立房地产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唐某否认与程某签订过房地产买卖合同，程某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唐某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看，没有证据显示唐某有出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表明唐某曾委托他人办理过房屋买卖及转移登记。因此，应该认定唐某与程某之间没有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对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程某应该将其占有的涉案房屋返还给唐某。原判决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唐某要求程某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判决：

一、撤销原一审、原二审、原再审判决。

二、程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102号2单元9-1号的房屋返还给唐某。

（二）开展民事行政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

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对执行检察监督的操作程序、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等内容未进行规定。“两高”《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也为行政执行监督工作提供了参考。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主要是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仲裁裁决以及公证文书等活动，包括执行裁定、执行决定和执行行为。对于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应当提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对行政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参照民事执行监督的规定进行。目前法院审查处理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行政诉讼执行案件的三倍多，对行政执行的监督，不仅包括对法院行政裁判执行的监督，也包括对非诉行政执行的监督。

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数分别是201、223、396、541、596、712件；全市检察机关改进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采纳数分别是180、185、372、503、583、698件。

（三）对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1.针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99条对此进行了细化，“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

用再审程序纠正的；(二)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

（三）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

（四）审理案件适用审理程序错误的；

（五）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

（六）支付令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诉讼中止或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的；

（八）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

（九）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

（十一）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

（十二）审判人员实施或者指使、支持、授意他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

（十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2.针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违法情形，尚未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发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例如：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致使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收受或索取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人贿赂的；其他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开展和解息诉工作

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裁判民行申请监督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都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这意味着检察机关要做大量的息诉服判工作，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权威。以2013年为例，全市受理案件数为2681件，其中提出抗诉286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71件，二者只占总案件数的24.5%，绝大部分案件都需要做息诉工作。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且具备和解条件的，检察机关可引导当事人和解，最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五）探索性开展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针对遭受损害的国有资产或社会公共利益，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行使或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对于适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督促相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民诉法有关规定，对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受害单位或个人向法院起诉。

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有关机关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依法行政或社会管理创新。例如，沙坪坝区检察院在办理唐某等与重庆西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几起案件中，发现西南医院存在对住院病历的核查和监管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如病历中将“左肾结石”错误写成“右肾结石”，医嘱、护理记录、用药清单与发票清单不一致等情况。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家属认为医院有伪造、篡改病历或护理记录等行为，继而引发严重医患纠纷。针对上述问题，该院向西南医院发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督

促其进行整改、加强监管。重庆西南医院医院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整改措施，建立了更加严格规范的病历监管制度，防止问题的再次出现。

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的审查程序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进一步规范民事申请监督案件的审查程序。行政申请监督案件的办理主要参照民事申请监督案件的审查程序执行。

以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民事申诉案件为例，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一般都需要经过受理——审查——决定三个环节，下面对这三个环节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受理

受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材料，认为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正式决定接受并进行登记的行为。

1.受理的案件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24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申诉案件范围如下：

（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的。

（2）认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3）认为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2.不予受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0条规定：当事人根据民诉法第209条第1款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

（2）人民法院正对民事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但超过三个月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除外；

（3）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且尚未审结的；

（4）判决、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但对财产分割部分不服的除外；

（5）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

（6）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是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的；

（7）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3条规定：当事人认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法律规定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2）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复议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正在审查处理的，但超过法定期限未作出处理的除外；

（3）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

3.同级受理原则和受审相分离原则(1)同级受理原则

对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不服，根据民诉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申请检察监督的，由作出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

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申请检察监督的，由审理、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

（2）受审相分离原则

控告申诉部门对申请监督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决定受理的3日内制作《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告知其权利义务，并将案件材料移送民行部门进入实质审查环节。

（二）审查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申请监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及审判程序等进行全面审查，以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等的法律监督活动。

1.审查内容

（1）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是最基础的审查，确定该案件的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证据和证据之间，证据和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之间，是否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这种矛

盾能否合理排除。

（2）审查案件的法律关系

首先，对定性的审查。对案件法律关系性质的审查，要审查案件基本性质及其具体性质确定是否准确，进而审查案件适用法律上是否有错误。其次，法律关系内容的审查。在正确定性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审查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法院对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是否正确。最后，对法律关系主体的审查。在审查中要分析案件的特定法律关系是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争议发生的当事人是否是适格的主体。

（3）审查案件的法律适用

根据法律适用的原则，审查案件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如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等。同时还要审查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在时效上是否正确等。

（4）审查案件的审判程序

主要是审查原审法院是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对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如应当组成合议庭没有组成合议庭的，该回避的没有回避的，应当提出抗诉；对一般的程序违法问题，则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改正。

2.审查方式

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的具体方式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必要时采取依职权调查取证、听取当事人陈述、公开听证等审查方式。

（1）书面审查。书面审查以原审法院卷宗为基础，结合申诉材料和答辩材料对原审诉讼活动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检察机关进行的是合法性审查而非合理性审查。

（2）调查取证。《民诉法》第210条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民行检察监督的调查核实权，即“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根据不同的案件需要，调查核实可以采取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询问当事人或案外人，委托鉴定、评估、审计以及向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咨询等措施，但不得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不得限制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

（3）听取当事人陈述。为了客观全面了解案件基本情况，案件承办人与当事人见面谈话，听取当事人陈述。谈话不是审查之必经程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谈话要由两名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并做好相应的询问笔录。

（4）公开听证。在审查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时，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组织有关当事人进行听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其他社会人士参加听证。

（三）决定

对审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决定： 1．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人民检察院经过实体审查，认为当事人的监督申请不符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提请抗诉、抗诉条件的，应

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

2.提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依法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如果属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时，只能提出抗诉不能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3.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书发现符合抗诉条件的，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案件法院再审时，人民检察院要派员出庭。

4.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发现民事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民事行政执法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5.终结审查。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有《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75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的，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三、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全市检察机关全面认真履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过程中，民行检察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行检察监督的社会知晓度不高

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职能和程序了解与否，影响着申

请监督权的行使，也影响着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民行检察监督的职能和制度还缺乏了解的问题。全市各级院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民行检察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认知度。

（二）再审检察建议的效果不够理想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施行后，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工作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些法院以内部会议纪要来抵制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的再审检察建议。此外，再审建议工作开展还受到法院考核机制影响，法院内部考核规定中，将依据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定性为错案，在考核中扣分较重，因此一些法院在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有的长期不予回复；有的通过制发新的民事裁定补正后，再向检察机关作出不予采纳的答复；有的直接拒收检察机关的再审检察建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三）法院对民事执行监督工作不予配合

由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检法两院在对执行监督的范围、对象、方式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影响了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当前，我市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并不理想。

（四）法院引导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当前，我市各级院还普遍反映存在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情况，只要当事人在再审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就会告知其应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而不向当事人说明申请监督

的次数限制，将原本应当由人民法院负责的息诉信访工作全部转移给检察机关，加大了检察机关的息诉工作压力。

（五）民事调解监督工作受“两益”限制

在民诉法修改前，我市对民事调解案件大多采用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方式并取得较好成效。但修改后民诉法规定只有损害“两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案件才能采用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方式；而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及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案件只能视为违法情形并采用改进工作检察建议进行监督，这一规定严重制约了民事调解监督工作的开展。一是由于“两益”界定模糊，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检法两家对其存在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导致调解监督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二是对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及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案件仅以改进工作检察建议方式监督后，案件无法进入再审程序，不利于纠正法院错误调解案件。

第四部分

总结

前景展望

检察官制度 篇6

随着数字化办公的加快推进及网络技术在人民检察工作流程的广泛应用，检察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越发严峻、任务日益繁重。南郑县检察院围绕网络保密、文件保密和档案保密等重点核心工作，健全保密制度，切实把保密工作做深、做细。一是健全组织领导机制，确保责任明确。构建以保密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部门负责人为主体的保密体系，同时将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和各部门内勤明确为保密责任人员，层层签订保密责任书，使保密安全责任明确到具体岗位和人员。二是健全保密工作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先后制定和完善《密传机房工作制度》、《密码工作人员保密守则》、《档案保密制度》、《办案工作中的保密制度》、《网络安全保密制度》、等保密工作规章制度。注重对节假日期间安全保密工作的督查，积极配合上级院及县保密局对密码保密、国家秘密载体保密、涉密计算机网络运行和设备维护等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三是健全文卷管理制度，确保涉密文件日常使用安全。规范涉密文件和传真的收发程序，统一收发、登记和管理，对密级文件的传阅实行跟踪反馈制度。借阅档案严格登记，未办理借阅手续一律不得将档案资料带出档案室。四是健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保密设施建设到位。对新建的检察技侦综合大楼，做到信息系统安全保密建设与大楼同步规划、对网络设备进行合理配置。注重硬件设施建设，在机要室、档案室、办案区及自侦部门等保密重点部位，配备视频监控等安全保护系统和设施。五是健全网络管理制度，确保

网络运行安全。完善网络机房管理制度，对机房和保密设备定期检查。完善涉密电脑、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使用管理规定，运用开机加密、目录加密、文件加密等技术防范措施，保障涉密信息安全和网络运行安全。

南郑县人民检察院王晓勇

检察官制度 篇7

20世纪90年代末期, 随着诉讼制度的变革, 控辩模式的逐步推行, 检察机关需要培养素质较高的专家型公诉人, 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庭审对抗。另一方面, 在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中, 审查起诉工作难度大、责任重、要求高, 不适当提高地位, 增大权力, 改善待遇, 审查起诉工作就缺乏吸引力, 尤其是不能吸引较高素质的人才从事这项工作 (1) 。在此背景下, 全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开始积极探索对检察官办案模式进行改革, 2000年, 最高人民检察官结合各地试点经验, 出台了《关于在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工作方案》, 正式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从理论上看, 主诉检察官制度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明确办案责任、符合检察工作的客观规律,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探索, 这一制度发展缓慢, 以笔者所在的T市检察系统为例, 主诉检察官制度虽没有明确废除, 但已存而不用, 案件办理仍回到了传统的三级审批模式。普遍来看, 检察机关办案工作机制行政化, 办案主体“权、责、利不统一”、“办案的不负责、负责的不办案”、“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实”等问题仍然存在。

二、主诉检察官制度发展困境

(一) 法律地位不明确

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刑诉法等都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从这个意义上说, 检察权独立是一种整体独立, 而非个体独立。检察官作为检察院意志的执行者, 其本身在法律上还缺乏独立的地位 (2) 。虽然历经十余年的改革, 相关法律均经历了数次修订, 但时至今日,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宫法》和相关法律仍没有任何关于主诉检察官的规定。法律规定的滞后使得主诉检察官这一职位法定性不强, 在组织上和“官制”上的地位不明确, 法定职责缺乏权威。

(二) 制度构建不完备

虽然最高检出台了《工作方案》及相关文件来规范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具体设置以职能活动方式, 但是这种笼统化、宏观化的规定难以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制度运行模式, 制度构建的不完备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不明确。如果对基本问题没有取得共识, 作出统一规定, 那么改革势必陷入无序自由状态, 最终将违背改革的初衷。

(三) 责、权、利不匹配

主诉检察官的权力范围比过去没有实质性的扩大, 而在责任方面却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尤其是对错案的范围及出现错案责任规定过于苛刻。在权力、利益缺乏充分保障的情况下, 部分主诉检察官不愿意承担重大责任, 办案中遇到问题, 主动向领导汇报, 听候领导定夺, 放弃本应自己独立行使的权力。因此, 一些主诉检察官避开权力义务的不对称, 事事请示汇报, 又回到了旧有的办案机制。另外, 随着公务人员工资的规范, 主诉检察官待遇方面的优势被取消, 且在出国培训、晋升等方面, 也没有对主诉检察官真正的政策倾斜, 这样既违背了多劳多得的分配规律, 又不能体现风险与利益相匹配的原则。权、责、利的失衡, 使主任检察官变得只是看上去很美, 实践中, 很多检察官不愿到主诉岗位工作, 不愿承担更多的任务和更重的责任 (3) 。

三、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构建

2013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 出台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 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7个单位试点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试行过程中, 各界认识分歧屡见不鲜, 各地实际做法也存在差异。笔者认为, 应借鉴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的经验, 以强化立法保障、完善制度建设、健全配套机制为切入口, 合理化构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

(一) 加强立法保障, 明确检察官主体地位

必须适时对有关问题作出立法规定, 为改革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一是对与改革存在冲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有规定进行修改, 或者明确以新规定为准。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的“三级审批制”与改革就存在明显冲突。二是从法律上确立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地位。十余年来, 关于主诉检察官乃至主任检察官的改革都是要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 但是这项目标远远没有实现。只有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 赋予检察官独立的法律人格, 确保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部分权力的可能性, 才能化解改革的合法性危机。笔者建议在检察院组织法中吸收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和主任检察官责任制试点的有益经验, 将其提升为法律规范加以确认, 保证检察官享有独立性, 能够独立、自主地对案件做出处理决定。

(二) 构建完备的检察官遴选体系

2014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提出了“在省一级设立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意见。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是检察官选任流程上的把关方, 决定着未来检察官整体水平, 成立专业、客观、公正、独立的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是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从上海的试点方案来看,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15位成员来自5个不同领域:党委系统3人、人大系统1人, 政府系统1人, 司法系统2人, 法学界7人, 律师界1人。笔者认为, 目前为推行改革的过渡阶段, 在实行员额制的背景下, 遴选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入额指标少、申请人数多的情况下处理好各各方面的矛盾, 因此像上海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这样的人员构成是比较合理、可行的。但是在过渡阶段结束后,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全面推行时, 应适当减少行政部门委员人数, 增加资深检察官、法官委员的比例, 因为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精神,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把关、提出人选后, 还需经过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把关和党委审批、人大任免等环节, 遴选委员会的职能集中于从专业角度把关程序, 减少行政部门委员人数, 有利于避免外行把关内行的尴尬局面出现。

(三) 创新履职保障机制

主诉检察官制度推行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利益跟不上”、“保障不足”。目前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 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检察官承受的工作强度大, 担负责任重, 工作标准高, 有必要为其提供甚至是提高工作条件和利益保障。

1. 建立检察官等级的单独序列。

科学划分检察官的职级层次, 建立符合检察工作特点的职业管理模式, 逐步确立“检察官没大小”的理念, 逐步取消检察官对应的行政职级, 真正使检察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跳出“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思维。

2. 完善检察官职级晋升制度。

在赋予检察官诸多社会责任的同时, 如何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检察队伍中来, 并留得住人才,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将检察官的晋升方式予以单列, 不受行政序列的限制。是检察官从招录、任命起, 就对自己未来的职级晋升有一个心理预期, 只要能完成工作任务, 均应根据工作年限自然晋级。如此, 检察官才能真正珍惜岗位和职业荣誉、严格公正执法、廉洁自律 (4) 。

3. 提高检察官福利待遇。

我国《检察官法》虽然对检察官的福利待遇进行了规定, 但很多属于委任性条款, 在全系统内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 且在财政分级负担的体制下, 各地检察人员收入受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差距较大 (5) 。笔者认为, 应制定整套有关检察人员享受津贴和福利方面的具体规定, 从法律层面解决福利待遇偏低、待遇不统一的现状。

注释

11李申.主诉检察官制度发展的困境及改革思路[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4 (3) .

22 陆文奕.我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与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33 吴祥义, 王秋杰.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探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

44 蔡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比较研究[J].人民检察, 2013 (14) .

检察官制度 篇8

关键词：预备检察官 训练 制度 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1]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强化检察官职前培训加快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必然将在司法改革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语义维度——从初任检察官培训到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

从语义形式上看，“初任”与“预备”的内涵区别比较清晰，“初”可解释为“方才、刚刚”，[2]与初任检察官中的“初”字的内涵较为符合，初任检察官可解释为已被任命为检察官的人员。考究“预备”一词，有预先安排、筹措、打算之意，[3]因此预备检察官可以理解为打算或者准备成为检察官的人员。从实质内容上看，预备检察官中的“预备”一词能够准确地描述一个准检察官的身份，即为拟任命为检察官的人员。从另一层面上来讲，从“培训”到“训练”的转变，意味着培训理念和教学方式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前者注重的是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学，后者立足于以学生为主导的体验式熏陶。因此，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是在充分总结初任检察官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前检察官入职前培训的一系列模式化、体系化的探索与建构，是从形式和实质上对初任检察官培训的一次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的重塑。

二、实践维度——对当前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之检视

（一）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发展阶段之梳理

1.初任检察官培训阶段。从2008年4月至今国家检察官学院共举办初任检察官培训15期，设立于各地的国家检察官学院分院也承担一定的初任检察官培训任务。培训对象为近两年从高校毕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且已经被检察机关录用并拟任检察官的人员。培训目标为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职业意识，树立职业道德，掌握业务技能，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具备履行检察官职责的基本能力，达到初任检察官的任职要求。培训期限为3个月，在校学习一个半月，在岗实习一个半月。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职业基础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和通用技能培训。

2.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之试点探索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等文件中提出要“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建立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组织编写出版了《全国预备检察官培训系列教材》，河南、湖北等省检察机关逐步试点推行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卓有成效的实践经验，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步入规范化、体系化的建构阶段。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分院实行的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包含业务面授、到岗实习、总结提高3个阶段，业务面授阶段邀请各主要业务门类检察骨干为学员进行集中授课，到岗实习阶段为学员配备实务导师，一对一或一对多为学员提供实务上的指导，总结提高阶段旨在对前两个阶段培训成效的总结反思。湖北分院试行的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分为教材自学、集中培训、一对一在岗实习2个月3个阶段，旨在培养预备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增强职业意识，使其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在岗实习阶段是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的主要阶段，学员在指导下直接参与案件办理，实习教官对学员办案的各个环节进行指导、检查、督促、点评。

（二）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在运行中凸显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检察官任职前培训的现实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培训过程造就德才兼备的检察官，德才兼备即具备核心的法律知识、核心法律技能、核心法律价值。预备检察官培训与任职前培训的目标应为一致的，通过预备检察官培训，使学员能掌握检察业务工作所需的各项职业要求和职业技能。因此，预备检察官培训应有一套不同于其它相关法律培训的、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教学培训方案体系。纵览历次初任检察官培训以及正在试点开展的预备检察官培训，总结起来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首先，培训覆盖面不够。以成都市为例，自2007年第一期初任检察官培训到目前为止，共82人参加培训，此期间新招录的从高校毕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且拟任检察官的人共415人，已参加初任培训所占的比例仅20%。其次，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预备检察官培训的师资队伍一般由兼职教师组成，以兼职教师为主构建的预备检察官培训师资队伍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一方面教师的兼职特点导致不能形成固定的教学团队，教学教研整体实力较弱；另一方面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其实务经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教育培训效果。来自实务部门的专家尽管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但往往缺乏教学经验，不了解学习规律，也许在讲座当时能够博得受培训者的一时兴趣，但是，未必能实现检察官任职前教育培训的教育目标。[4]再次，培训方式单一，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培训时间不足。集中脱产培训主要方式是灌输式讲座，难以突出教育内容的职业性和实践性，学员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在岗实习阶段缺少全程跟踪问效机制，没有专门的师资对学员进行在岗指导，科学有效的考核环节缺位。同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检察官中普遍存在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以及理论功底不深的缺陷，使检察官缺乏职业荣誉感，且缺乏对规范的合理性涵义进行推敲的综合操作能力和对法条背后的共通规则及指导原则的理解能力，初任检察官培训未能有效解决以上问题。从培训时间上看，90天要完成一个检察官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是远远达不到的。此外还存在培训周期不定，培训机制没有系统建立，没有形成一个从需求调研、跟踪问效、考核评价这样一个常态化、正规化、体系化的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

三、前瞻方向——建构体系化的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

（一）确定培养目标：造就职业化的法律人

检察官所从事的法律职业，应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了的职业，正如有学者认为“职业是这样的一种工作，人们认为它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般的‘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有某种知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5]既然是高度职业化了的工作，“从事这一工作要求有非常高的专业的甚至是深奥的知识”和“神秘技术。”[6]如同医生不能直接由课堂走向手术台，我们的法律人亦不能直接从课堂走向法庭，预备检察官训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将走出校门不久的准法律人变成职业化的法律人。例如，美国的法律职业教育孕育在实用哲学的土壤中，并受其法律职业化目标的影响，一直是个实用目标：为联邦、州两套司法系统输送合格实践人才——法律人。[7]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下的教育，从属于法律职业教育，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应当掌握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必须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技能。

（二）构建培训机制：重塑体系化的训练流程

张晓松在《中国检察官培训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我国检察官培训体系构建由需求管理体系、研发和教学管理体系、机构和师资管理体系、效果评价管理体系四个分体系构成，四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上图中的检察官培训体系框架对预备检察官培训体系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在上图检察官培训体系基础上，结合预备检察官训练制度特点来探讨预备检察官训练流程，如下图：

1.准备阶段。以检察实务对干警的素能需求为着眼点，突出学员在教育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建构以需求为导向的计划生成机制。准备阶段旨在解决培训的针对性问题，充分的前期需求调研可有效减少培训课程制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调研要紧密围绕个人需求和岗位需求两个基点，采用谈话、问卷等多种调查方法，在调研对象对自身能力素质准确认知的基础上获取对象的培训的需求。对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制定检察机关岗位素能基本标准中对检察人员的素质能力要求，评估培训对象与岗位素能标准要求的差距来明确岗位的需求，为培训方案的确定做足前期准备。

2.课程设置。培训课程应包括四部分：综合业务知识、检察职业实务技能、实习、考核。综合业务知识培训包括现代司法理念、法律职业道德、法律思维、法律伦理以及与法律关系密切的其他学科知识；检察实务技能主要是学习检察官各岗位业务和工作流程等实务性应用知识，实习阶段应将学员安排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直接参与办案的司法实践。实习期间应由实务部门配备经验丰富的高级检察官作为指导教师，学员也要担任检察官助理和辅助人员等实职，在指导教师带领下办理具体案件，负责起草各类检察文书，全面培养实际工作能力。此外，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参照法国、日本、韩国的做法，增加“社会修习”的内容，使学员通过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如在福利院实际体验对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的辅助护理工作，直接接受市民的法律事务咨询等，了解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社会对司法的要求，从而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法律职业，理解法律职业的职责要求。

3.训练机构及师资管理。由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分院承担具体培训工作，还需要有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作为协作机构承担实习阶段的教学任务。充分整合教师资源，遴选出一批适合预备检察官培训教学工作需要的专家、教授，可聘请各级司法机关、律所中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高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兼职教师，并可借助高校师资资源，聘请知名教授兼职授课；同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采用远程教育的方法通过网络将培训内容传送到省级分院，使各地省却了各自为营单独聘请教师之累，职前培训的特点决定了其师资应以实务部门的专家为主，以高等院校的师资为辅。

4.培训时间。建议借鉴台湾地区司法官训练所组织的司法官学习、训练，确定为期2年的培训时间，国家对录用的受训学员给予工资、津贴和待遇，计算工龄。《检察官遴选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已经录用的检察任职人选，需参加由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的预备检察官培训，培训时间为1年。培训期满经考试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检察官任职人选培训合格后，需进行岗位实习，实习时间不少于1年。”培训可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在职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资源，注重司法实务和技能的训练，如辩论、案例分析、调查研究、撰写论文和法律文书等，培养实际运用的能力。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参见《汉语大词典（第二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7页。

[3]参见《现代汉语辞海（第四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8页。

[4]许身健：《检察官任职前教育培训之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5][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6]同[5]，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