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节总结

法律文化节总结（精选10篇）

法律文化节总结 篇1

陈可心

法律文化节是法学系举办的大型活动之一，第一次参与其中，感触良多。

写策划，拉赞助，舞台设计，制作背景墙......一切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开始时，会不知所措，觉得无从下手，但在其他成员的帮助和带领下，渐渐熟悉每个活动过程，并且一步步尝试去做。虽然还很稚嫩，但每个人都是用心在做。招新时都说，团总支是一个整体，活动都是一起在做。与大家一起在活动中心忙碌的晚上，晚会前的齐心协力，都将我们的凝聚力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读书会，法律知识讲座、模拟法庭，全校性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不仅更加系统，科学和全面，而且在形式上有较大创新。例如法律知识竞赛，极大的调动了全校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模拟法庭也使得学生大面积参演，促进了学校和学院活动的创新性发展，同时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活动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前期筹备的过程中准备不足，导致后期有些仓促，而且与共同合作组织的沟通欠缺，没有将资源做到合理化运用，耽误了前期一部分时间。就我个人而言，在整个法律文化节的活动中有时有些被动，而且在语言表达方面有所欠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还需要继续努力，好好磨练自己，向他人学习，做到取长补短。

法律文化节总结 篇2

1987年, 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 普通高等院校设立了“法律基础”课程。2005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 成为一门新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从此, 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不再是单一的法学教育, 而是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培育。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学生的法律意识虽然普遍提高, 但是学生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望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之一的传统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基础教育教学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形成

中国法律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 内容博大精深。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择其重点, 加以论述。

(一) 无讼法律文化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 诉讼被认为是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无讼”是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 且“无讼即德”。无讼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长幼尊卑的家族式的等级结构强调“权”、“术”的专制集权思想, 强调以“仁”、“孝”治世。就连力主“以法治国”的法家, 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所谓没有纷争和诉讼的“刑措”的境界。孔子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 他郑重宣布:“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 “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

(二) 工具主义法律文化

在古代中国, 历朝法典编纂的特色之一就是民刑不分, 诸法合体, 体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对民众而言, 法就是刑, 人们谈法色变, 无不视诉讼和与官府打交道为畏途。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 法律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和暴力手段。

(三) 德主刑辅

中国传统社会中, “礼”既具有普遍大法和纲纪性质, 又具有人伦道德属性, 具有安定社会秩序, 矫正人性的功用。董仲舒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 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东汉时, 刘向提出“且教化, 所恃以为治也, 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张。到了唐代, 唐太宗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国之道, 必须抚之以仁义, 示之以威信”的治国方略。于是,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 治理国家应该“德主刑辅” (《唐律疏议·序》)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影响

(一) 消极影响

1. 以道德代替法律, 学生维权意识淡薄

自古以来, 德治是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 必须导致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 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 不感兴趣, 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1]。这样的文化仍然影响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 在不少学生中体现为“法律无用论”的思想。不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学生中运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寥寥无几。

2.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使学生对法的价值产生质疑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 虽有“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一说, 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因此天赋人权, 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民众心目中仍然难以形成。这样的法律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对法律价值的质疑。

3. 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意识的养成, 削弱本课程的作用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 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 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现代社会, 法律工具主义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法宝, “运动式”执法现象仍屡见不鲜。受其影响, 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学生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 从而直接影响法律基础教育的开展和实施。

(二) 积极影响

1. 注重道德教化, 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 填补法律基础教育的空白

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出发, 传统中国社会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 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儒家思想认为, 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 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 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在“依法治国”的大旗下, 一些人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端转到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另一端。对此, 沈宗灵教授曾有过深刻的论述, “法治的局限性问题, 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1) 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 (2)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3) 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 (4) 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2]。由此, “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合二为一就有了历史文化基础。

2. 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的服从, 社会规范的遵守, 增强学生遵章守规的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 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 以无讼追求“和合”境界, 培育了人们“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 人们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 以触犯法律为耻, 遵守社会现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因此, 遵章守规是每一个社会人的基本准则。法律基础课程传递给学生的基本思想正是与中国民众传统的法律文化相契合。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调解模式, 要求建立和谐社会的的思想符合本课程的核心价值观。

现代社会中, 诉讼的激增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 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降低了司法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体现在我国官制中, 从周代开始就设有调人之职, “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 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3]。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 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学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不是教育学生每遭遇权利侵害, 必诉诸于法律, 而是在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 要求学生树立诚信观、平等观, 引导学生合法、高效的处理问题,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可见,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法律基础教学的内容和主线。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本课程教学中的摒弃和运用

(一)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 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 也包含着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因此,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 必须仔细的鉴别, 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 应巧妙合理的运用到教学当中去。

(二) 古为今用, 将传统法律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 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其不合时宜的部分, 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如此, 才能使学生真正的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走出来, 学好本门课程。

1. 增强学生的用法意识, 树立学生的法律信仰。

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 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法律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虽然当代中国民众的用法意识比过去要强得多, 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权利意识仍较淡薄, 有时仍羞于言利。“权利是法的内核, 没有对权利的要求, 就激不起对法的需求、渴望和崇拜, 就不能保持法律的至高地位”[4]。因此, 在日常教学中要不断强化学生的权利观念。在德育教育的同时, 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剖析权利义务产生的原因、存在状况和权利被侵害、义务被违反的后果, 一方面要教育学生尊重公民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积极行使权利, 争取权利, 维护权利。

2. 充分培养学生的平等观念。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 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在法律基础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仍然要求学生孝敬、尊重父母, 同时也要学生们增强独立意识, 自主处理自己的事情。其次在教学中创造平等、竞争、合作的教学环境, 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学生勇于表达, 敢于自我推荐, 通过外部环境外在的来逐渐改变学生的传统思维方式。

3. 将法律文化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2005年合并为一门课程, 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一种体现, 更是“以德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为道德的作用远大于法律, 但是“以德治国”并不意味着德治要取代法治。在教学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部分应在独立教学之后进行联系、融合, 要求学生在掌握法律内容之后, 从道德角度进行反思, 从而实现事前调控的良好状态。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人们, 现阶段的法律基础教学也深受其影响。当前,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 法律基础课程被寄予更多的关注, 望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之一的传统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法律基础课程,无讼法律文化,法律工具主义,德主刑辅,法律信仰

参考文献

[1]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沈宗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学, 1999, (1) .

[3]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关系 篇3

关键词：文化政策；文化法律

一、什么是文化政策

在中国，政策是政党、政府、行政机构等组织为了完成特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的一种表达形式。政策中有关文化管理的行为规则就是文化政策。文化政策是对文化领域采取的政策措施，指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条件下，对文化领域所颁布的相关规定、规划、条例、规则、办法、决定、指示、意见、通知、公告、文件等。

党的文化政策，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最高人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即文化行政法规，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并且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而制定的文化法规的总称。其重要特征是原则的指导性或灵活性，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并且长期适用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可以转变为法律，即政策的法律性倾向。例如，《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16），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2011 年 10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令第56号，2015年12月17日发布），201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上报成果的规定（暂行）》。

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制定的文化法规的总称。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内党发〔2012〕10号）。

二、什么是文化法律

在中国，法律，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程序制定、修改、废除。重要特征则是具体的细节性或固定化。在法律中，那些尚无程序法相配套缺乏可操作性，对社会生活主要起指导作用的法律，实际上起到了最高人民政府政策、行政法规的作用，即法律的政策性倾向。法律中有关文化管理的行为规则就是文化法律。

国家文化法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地方文化法律，地方立法機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或认可。例如，2016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要求，修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将第十二条修改为：“从事文化经营活动，应当提交申请书和《营业执照》等有关材料，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文化经营许可证》；按照国家规定需要领取《安全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持《文化经营许可证》到公安、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效力不能及于全国，而只能在地方区域内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当代中国，地方性法规是一种数量最大的法律渊源，包括一般地方性法规与特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数量大幅增加，现行有效的8000多部地方性法规来看，不论在总体数量上，还是在实际功能上，都确立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关系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上有某些区别。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改废。地方法律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改废。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 年）对最高政府政策即行政法规与法律的界限作了区分。法律可以规定一切事项，且有些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只能规定三类事项：一是为了执行法律而必须规定的事项；二是宪法第 89 条规定的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事项；三是在制定法律不成熟的情况下，由国务院先立法的事项，但这类事项必须通过法律授权解决。

中央立法权限得到凸显，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法》等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有限的立法权。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这是立法法实施15年来首次修改，“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

参考文献

[1] 张淑芳. 论行政法规与行政法律的界限[J]. 比较法研究， 2012年02期

[2]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通过 修改前后对照表（全文）

http：//www.guancha.cn/FaZhi/2015_03_19_312849.shtml

[3] 向立力. 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J].政治与法律， 2015， （1）： 68-78.

[4] 杜汉泽，周秀光. 政策与法律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2， （1）： 63-66.

[5]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2016-06-06 09：14：02

http：//xhpfm.news.zhongguowangshi.com：8091/v200/ newshare/877680？channel=360

法律文化节终稿 篇4

本网讯（记者 徐莉莉 佟雨佳）10月25日，为了迎接12月4日全国法制日，主题为“谱写法制乐章，缔造律意人生”的法学院第四届法律文化节开幕式暨“法律人生”模拟法庭展示于博文楼举行。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团委老师郭玥、宋莹莹，律师发展协会及法学院全体同学参加了此次开幕式。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多彩的活动丰富学生们的生活，活跃紧张的学术氛围，提高法律知识，增强法治理念。评委代表发言之后，模拟法庭展示正式开始。展示剧目共分为《东京审判》和《折翼青春》两部分，由法学院石宏伟等学生出演，通过短剧的表现方式再现庭审过程，使同学们直观了解庭审，弘扬法制观念。同学们对短剧宣传的方式非常感兴趣，不时用相机记录下精彩的瞬间。有同学表示，短剧表演的很真实，对专业很有帮助，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希望以后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像《折翼青春》中迷失方向的青少年。包括模拟法庭在内，第四届法律文化节共有有“影像正义”法律电影展播、“寄给未来的你”摄影大赛、“我给高三写封信”演讲比赛、“律政新人王”礼仪模特大赛、“全心权益”法律小品大赛等十三项活动。同时将设立优秀组织工作者奖，主题活动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为增强活动期间的组织与调控，还成了法学院法律文化节组委会，由陶国礼老师担任主任一职，将严格掌握标准，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郭玥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演出的同学基本为大

一、大二的学生，在表演上难免显得青涩，但从中展现出的素质不得不令人赞许。当今社会已逐渐迈向法制化道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这种意识，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不仅是在履行法学院同学的义务，同时也是使自身专业素质升华的机会”

法律文化节开幕式活动方案 篇5

开幕式活动方案

（一）、主题报告暨法律文化节开幕式

1． 主题报告题目：

2． 主讲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燕兵同志 3． 时间：11月20日晚20:00 4． 地点：千人礼堂报告厅

5． 参加人员：各团支部书记、院学生干部和各系学生 6． 承办部门：院学生会

（二）、开幕式流程：

1． 主持人宣布开幕式开始。2． 法律文化节活动内容介绍。3． 院长为开幕式致辞讲话。4． 主持人总结讲话。5． 主持人宣布开幕式结束。

附件一：

（一）、开幕式具体时间安排 18:30 院学生会各工作小组就位 19:40 各大队学生入座 19:50 各支部书记入座 20:00 法律文化节开幕式开始 21:30 法律文化节开幕式结束

（二）、开幕式座位安排

各支部书记：正对舞台中间第1排。应用法律系：正对舞台第1排至第15排。政法管理系：正对舞台右边第16排至第32排。公安司法系：正对舞台中间第16排至第32排。信息管理系：正对舞台左边第16排至第32排。

座位安排示意图如下：（局部座位各大队自行调整）

各大队座位安排图

（三）、开幕式人员安排

院学生会办公室：负责联系各系团总支书记，做好通知，协调、统筹工作，开幕式总结工作。

院学生会宣传部: 负责开幕式的海报宣传工作。

院学生会信息部：负责协助音控室进行音响设备的调节院学生会纪检部：负责开幕式会场的纪律工作院学生会生劳部、体育部：负责开幕式前会场的筹备布院学生会女生部：负责开幕式会场引导工作。院学生会外联部、文艺部、学习部：机动组。开幕式主持人：

熊婷婷 院学生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大学生法律文化节活动策划书 篇6

（仅供参考）

一、活动主题:倡导社会主流文化,弘扬法律正义精神

二、活动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秉承“厚德博学，止于至善”的河师大校训精神,传承社会文化,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专业素养,调动学生积极性,充分展现我校青年学子的精神面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三、活动口号: 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校园

四、活动目的及意义：

积极贯彻落实“六五”普法（2011—2015年第六个五年

法制宣传教育）精神，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宣传宪法，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促进全社会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氛围的形成。通过深入扎实的法治实践活动，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一步提高依法管理、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服务社会的水平，推进法治广安建设。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五、活动原则：

坚持以生为本，服务学校；

坚持求实创新，与时俱进；

坚持分类指导，讲求实效；

坚持普治并举，全体参与。

六、活动内容

法律宣传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宣传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宣传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宣传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明确法律宣传的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高等院校法律院系学生在法律宣传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不断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一)组织开展以校风“明德、正学、倡和、出新”为主题的征文比赛

以校风“明德、正学、倡和、出新”为主题,在全校广大青年学生当中开展征文比赛,要求青年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文体充分挖掘校风的深刻内涵,拓展我法院学及学校教育的精神。一方面深化青年学生的法制理念和专业素养,另一方面提升青年学生对学校的情感归宿,增强自豪感,营造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氛围。(时间:)

(二)组织开展法制宣传“电影展播月”活动

在“12.4”法制宣传日前，用一个月作用的时间,利用周末或其他业余时间,为广大学生播放国内外经典法制电影。通过生动,形象,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时间:)

(三)组织开展法制小品展演活动

通过学校团委协助，要求各院系团总支,学生分会分别选送一个法制题材的作品，参加展演。作品内容健康向上,贴近生活,主题鲜明,以反映法制文明建设为主,以文明,团结,成长,梦想为题材,展现他们的独特魅力。展演形式包括小品,哑剧,幽默剧,滑稽戏等.通过活动增强学生自我展示能力及沟通,合作,团队意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时间:)

（四）组织法制宣传社团搞丰富多彩的活动

积极发挥好法学院引领法制宣传的作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普法宣传，如开展一系列法制宣传口号的征集活动等

七、活动要求：

1、活动前做好宣传工作，包括海报、画报。

2、活动中要佩带校徽、社团工作证，并带上社团相关旗帜及法学院旗帜。

3、活动结束后及时上传通讯稿与感想稿到校园新闻网，且将通讯稿传到新乡市各份报纸的投稿邮件信箱，以扩大我校法学院的综合影响力。

4、传资料中的内容必须深入浅出、易于理解，且贴近生活实际。

5、活动要做的真负责，解答时不厌其烦，发资料时热情有干劲。

6、要充分体现宣传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八、活动经费

宣传材料：1000份×0.25 = 250元

道具、服装：预计500元

总计：750元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付存

文化产业法律保障研究 篇7

一、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

(一) 文化产业立法现状。

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关于文化方面的法律, 到现在为止仅有4件, 即文物保护法、档案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也通过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方面的两个决定, 这是全国人大层次上有关文化方面的立法。另外, 国务院对各门类的文化分别有法规, 大概共有40多件。我国的文化领域管理目前的体制是分业管理, 各个行业都有相关的条例。地方人大也制定了一些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但是, 这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立法比较欠缺。党的十八大以后, 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明确地提出“加快文化领域的立法”, 可以说文化领域的立法现在已经进入了快车道。

近年来, 文化产业各级主管部门根据产业实际发展的需要,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以2014年为例, 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但是, 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文化产业立法仍然相对滞后,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制定较为快捷等优点, 但也存在层级低等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 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据报道, 早在2010年左右, 文化部就着手起草《文化产业促进法》。但这部统一文化产业法律体系的重要法律迟迟“跳票”, 呈现出“过”与“不及”的现状。与其他产业领域相比, 文化产业拥有双重属性, 即经济与文化。所谓的“过”指的是现法偏重了文化方面管理。一些行政机构的部门规章与行政行为强调的是文化属性, 文化法律制度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缺乏关注。所谓的“不及”指的是政府部门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缺乏统一有效的文化市场管理与产业宏观调控法律准则。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政府各部门在各文化领域“各行其是”的管理, 呈现出一种多头管理的法律现状。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法律的作用在于明晰产权, 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多头管理却在无形中增加了文化市场交易的成本。

(二)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意义

1、有助于促进协同管理。

在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统一指导下, 作为下位法的行政法规、部门规则可以形成严密的法律体系, 各管理机构之间也可以逐步从多头管理转型为协同管理, 为文化市场中的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对现有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梳理, 并赋予其更高地法律地位, 增强法律效力、执行力。

2、有助于政府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中国文化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阶段, 技术革新、模式创新等产业变化都要求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转变。过往的政府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的高速发展现状。文化产业促进法为政府管理划定适当的界限, 为社会留出创新的空间, 更有助于政府发挥市场宏观调控的职能。

3、有助于改善文化执法状况。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作为社会效益的文化审查制度, 应当依法而行, 才能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无论是影视禁令, 还是图书出版审查, 这些行政裁量行为都应当拥有公开、透明的法律依据。

(三)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步骤。

全国统一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作为全国文化产业的基本法, 可以以法律的形式, 将现行行之有效的各种促进性政策措施予以固定化、统一化, 并普遍地适用于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 其立法成本最低, 而且既能够保证政策措施的强制实施, 又有利于形成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 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各个领域各自为政所导致的效率低下, 并避免各政府部门利益分割的现象。至于各具体产业部门的个性问题, 则可以通过与统一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相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等形式加以解决。

同时, 也要加快地方立法。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 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能力差距甚大, 要求全国各省整齐划一地进行文化产业地方性立法, 可能尚缺乏短期内迅速达成的现实可行性。因此, 在有条件的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进行地方性立法是一个可行的现实选择。事实上, 深圳市早在2008年7月即由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文化产业促进条例》。加快地方性文化产业促进法规的建设, 可以为创制全国统一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提供广泛基础和示范经验。在当前情势下, 制定全国统一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与加快地方性文化产业促进法规建设可以同步并举。

二、加强著作权保护

加强著作权保护, 为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从知识产权的视角来看, 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提供精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产业。盗版走私、假冒伪劣、侵犯商业秘密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泛滥, 必然会极大地损害文化产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严重扰乱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因此, 强化著作权保护必将成为维系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

保护著作权对于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著作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经验证明, 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富程度取决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水平。保护水平越高, 对作者创作的鼓励就越大;一个国家智力作品的数量越大, 它的名望就越高;文学艺术作品的生产量越大, 图书、唱片制造业就越发达。

第一,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 以加强对文化产业的保护。由于知识产权直接涉及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 加之互联网本身的技术及应用特点, 本着既要维护版权利益也要维护公平利用、既要规范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要维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平衡的原则, 尽快完善网络文化产业立法。

第二, 加强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保护,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文化创意的新型生态环境, 突破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工作模式, 将互联网的技术和众智、众创的思维模式融合到文化产业的生产和管理中。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范围迅速扩大, 许多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以各种形式使用后能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经济效益, 发展互联网平台上的文化产业, 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 重视著作权执法, 保障权利人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作品。美国的版权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 主要在于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对版权的保护。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重视版权执法, 切实保障著作权人和作品传播者的利益,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乃是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当务之急。

第四, 维护和完善司法与行政并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司法保护是我国著作权保护最基本且有力的法律救济手段, 在处理盗版侵权和民事纠纷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相对于司法保护, 著作权行政执法具有及时、快捷和程序简便的特点, 在著作权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 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不断加大打击盗版侵权的力度。实践证明, 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并行的双规体制, 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特色, 是符合我国社会的现状和实际需要的, 应该坚持和逐步完善。

三、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

2011年6月1日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 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该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 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我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各级政府应切实履行相关法律职责, 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 保护和开发这些民间文学艺术, 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创新、传承民族文化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这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嘉珊.用文化传承和贸易促进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http://www.ce.cn/culture/gd/201509/16/t20150916_6495994.shtml, 2015.9.16.

[2]柳斌杰.《文化产业促进法》有望今年提交审议.http://news.163.com/15/0310/14/AKBRR9AE00014SEH.html, 2015.7.27.

重视企业法律文化建设 篇8

近年来，企业文化逐渐被重视起来，但也有不少企业，很少注重和提及企业文化中的法律因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企业文化引入之初，我们过分注重了发源于美、日等国家的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理论和管理哲学理念，忽视了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所依赖的基础是一个刚刚向法治国家迈进的社会。西方企业文化是在一个法治相当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相对来说，他们的法制文化从历史积淀、制度规范到执法守法上都比较成熟。因此，在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根本不需要过分强调法律意识；我国则相反，法治历史较短，企业文化建设起步较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人治”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等观念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根除，加上一些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从而导致了企业经营上的无序与混乱。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企业往往认为企业中一些不法行为，属于方法问题、手段问题，最严重的是道德问题，比如，诚信是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的基础。而在现实中，常常出现企业弄虚作假、注册资金不实；在资金募集过程中，信息虚假，蒙骗股民；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证券流通中，内幕交易，违规操作；经营业务中，合同欺诈、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还有诸如做假账、假改制实避债、假破产实逃废银行债务等等行为。这些行为固然受道德规范的左右，但很大程度上，却是企业对法治的淡漠和无视。

还有一部分人是熟悉法律，但缺乏守法经营的价值观和理念。如规避执行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投资失误的“铁本钢铁”，以“银广厦”为代表一系列证券黑市案，以在商战中显赫一时的褚时健、仰融、杨斌、周正毅等违法经营案等。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潜伏着大量的企业生存危机和负面效应，并且直接给社会带来了众多的危害：侵吞国有资产、套取银行资金、非法占有股民利益，对社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污染环境，给居民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带来威胁；拖欠社会保险金、克扣工资、超时加班、安全生产不达标、劳动环境恶劣、污辱员工人格甚至非法拘禁劳动者，侵害劳动者权益。可以说，这些经营者获得的高额利润，是以国家、集体和劳动者权益受损，甚至是整个社会付出高昂成本为代价的。这样的企业经营文化是自私自利、贻害子孙的假发展，是损害法制、污染市场法治环境的假繁荣，不仅与科学发展观相悖，而且注定无法持久，必然被市场所淘汰。

从广义上讲,法律属于文化范畴。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关于企业经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企业规范、企业环境的总和。企业成立、公司治理、经营业务、公司解散等每一环节都与法律有关联。企业经营过程中法律现象是一种最为普遍的现象。因此，法律文化与企业文化不是一个相互排斥的概念，相反在内容上是互相交叉的，理应包括在企业文化之中。

企业法律文化的含义，是指企业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法律之认识及其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行为准则，它既是一种制度法律文化，还是一种思想和意识上的观念文化，同时也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法律行为文化。制度法律文化是法律规范和法律组织实施的一种物质表现，观念法律文化是对于法律这种现象的意识形态，是软层面的东西，而行为法律文化则是观念法律文化的外化，是一种观念支配下的行为模式。显然，在企业文化中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对法律这种现象的认知，因此，法律文化也就必然是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企业忽视了建设适合自己国情的企业法律文化，在企业文化发展的同时，却拒绝了把法律文化纳入和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中，片面地认为只要有法律制度，不违法就行了就可以了，法律文化根本不需要特别建设，没有强调的必要。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制度是硬性的，有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并不代表就一定能产生一个理想的法治状态，关键在于对法的自觉遵守。而法的自觉遵守在于守法主体的法律意识水平，在于企业中有没有一个好的法律环境。法律制度可分为禁止性的规范和授权性的规范。对于禁止性规范，主体的行为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而对授权性的规范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自由意志，尤其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法不禁止。如在专利和商标权利上，对于这些权利，企业可以申请也可以不申请法律保护，但二者的结果大不一样。因此，在对法律理解上不仅要意识到法律是一种强制义务，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对法律不仅是被动地遵守，而且要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在企业经营中尤其如此，要做到趋利避害，只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才能把握住机会，法律也会创造财富。目前，有些企业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誉差”、“招工难”、“民工荒”的困境时，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奈。一个具有浓厚法治理念文化的企业，会自觉将守法经营的价值准则融入经营目标中。

法律文化策划 篇9

为增强在校师生法制观念，提高守法用法意识，维护师生利益，服务社会群众，扩大我校社会影响力。我校特举办以“弘扬法治精神 构建和谐校园”为主题的法律文化节。文化节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办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学工部

河南师范大学普法办

活动承办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活动协办单位：新乡市司法局 新乡市法律援助中心

二、活动组委会： 顾 问：王海旺 孙先科 主 任：张向战 聂立清 副主任：黄进才 谢 华

成 员：马玉栋 岳杰勇 皇甫艳玲 李建坡 王淑婷 魏雷东

白鑫刚 乔玉华 胡松振 陈明银 王 霞 丁笑生 赵红杰 岳贤峰 宋卫平李 杰 王宏伟 郑学山 马新峰 程保国 陈俊杰 董国强 蒋占峰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主 任：皇甫艳玲 乔玉华 副主任：葛照金 华 锋

三、活动时间：12月2日至12月29日

四、活动内容：

（一）法律文化节启动仪式

1、时 间：12月2日上午十点

2、地 点：法学院楼前

3、活动目的：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校园

4、出席人员：学校领导，新乡市领导，各学院副书记

5、参加人员：各学院20名学生，法学院08、09级学生

6、签名互动：制作有关弘扬法制精神的标语条幅，并在主干道展出，进行签名活动，提高大家的法制意识。

（二）“普法一条街”系列活动

1、活动时间：11月30日至12月4日

2、活动地点：（1）校内：河师大校内学苑餐厅西主干道。（2）校外：体育场对面主干道处。

3、活动目的：

提高在校大学生及社会群众法制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实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校园。

4、活动内容：

（1）在校内主干道处开展法律宣传，与板块图片展相配合，宣传法律知识。

（2）在校外与新乡市司法局、新乡市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市内主干道处开展法律宣传，以板块、条幅、传单等方式宣传法律知识，并现场对群众问题进行解答，受理法律援助。

（3）开展“法律诊所”，在活动主干道处设立援助中心街头“法律诊所”，对学生和群众所提出的具体问题，现场给予解答，对有法律援助问题的，及时受理，可以进行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比较复杂的，交由中心本部解决。

4、参与人员：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宣传部、非诉讼法律服务部。

6、负责人：刘省礼 康 威 王 玮 于楠楠 左倩哲

（三）法治进程六十年及法律知识图片展

1、时间：11月31日至12月5日

2、地点：

（1）西区主干道、西区东门、河师大小区：放宣传板块（2）西区主干道：分手工卡片区、图片展览区、签名互动区（3）东区卫河桥入口处：中心资料展区（介绍中心发展概况、活动成果、职责范围）

3、活动目的：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大家了解我国六十年以来的法制成就，以生动形象的形式展示法律知识，使大家知法、懂法、守法、护法。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

4、活动内容：（1）制作宣传板块；（2）制作手工卡片；

（3）图片展：总结我国六十年以来的法治进程，展示建国以来的法制成就。将本中心特色活动总结整理进行展出，宣传法律援助，扩大影响力。

5、参与人员：中心全体成员，河南师范大学全体在校大学生

6、负责人：刘省礼 康 威 王家骏 党圆圆

（四）法律援助专项行动

1、时间：12月4日至12月12日

2、地点：烈士陵园、人民公园、平原商场,各大单位社区、周边村镇。

3、活动目的：深入周边街道、村镇，开展法律援助，为百姓解疑释惑。

4、活动内容：

（1）对周边村镇及市内主要社区进行调查走访，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的认识程度，并进行有关法律援助知识的普及。

（2）与新乡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合作，对走访中发现的，符合法律援助要求的人员积极主动开展法律援助，进行援助专项行动，帮助其解决疑难问题。

（3）在社区村镇开展法制宣传，设立援助点，使群众了解法律的精神实质、特征和作用，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宣传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

5、参与人员：新乡市法律援助中心，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6、负责人：刘省礼 安 静 崔俪鹏 赵晓阳

（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题普法征文活动

1、征文时间：2009年11月25日——2009年12月10日

2、活动目的：

本次活动旨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抓好法律宣传，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深入开展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宣传，进一步加大“五五”普法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同学们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意识，着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3、征文内容及要求：

征文主题：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征文要求：

（1）题目不限，征文作品形式不限，题材不限；（2）所交征文必须系作者原创；

（3）内容积极向上，文笔流畅，真实可信，主题鲜明；字数在2500字左右；

（4）A4纸打印稿（字体用小四宋体，1.5倍行距，加盖院团委公章），附带电子稿；

（5）封皮上注明“12·4普法征文”字样，标明学号、院系、班级、姓名、联系方式、住址。

4、提交方式：

各院推荐10篇，电子稿和打印稿（打印稿加盖团委公章）于12月8-10号交到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法学院106）。

5、参赛对象：河师大全体在校大学生

6、征文评选：

本次征文活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参赛者上交的征文，由河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报送至新乡市司法局，由市司法局组织专家评审。

7、奖项设定：本次征文活动设立：特等奖5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获奖同学由新乡市司法局，共青团新乡市委员会和河南师范大学有关部门联合颁发获奖证书，优秀作品将由市依法治市办公室推荐到新乡日报发表。

8、负责人：左 政 徐淑琳 王 玮 朱茂磊 姜晓迪

（六）“青年论坛之我看中国法制进程”

1、活动时间：12月8日至16日

2、活动地点：万人餐厅三楼多功能报告厅

3、活动目的：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构建和谐校园。

4、活动内容

（1）论坛将采用“话题—讨论”的形式进行，有法律服务部提前做好话题的筛选并将选好的话题公布，以方便同学们准备。

（2）同学们将围绕话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理由，相互之间可相互质疑、辩论。

（3）各学院在12月8号前举行预赛，选出一名选手参加决赛，决赛选手带着学院团委盖章的证明到中心办公室（法学院106）登记，论坛分为三场进行，1-6号为第一场，7-11号为第二场，12-16为第三场，抽签和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5、论坛评委：

嘉宾评委：张荣现 韩久龙 韦留柱 王鹏祥 于庆生 乔玉华

李占升 茹祥莉（专业老师随情况调整）

各学院评委：参赛各院团委书记（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然后求平均分，当场公布成绩）

6、奖项设置：

论坛评委将根据同学们的综合表现进行打分，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7名，并评出最佳口才奖1名、最佳风尚奖1名，由河南师范大学学工部和普法办公室颁发证书。

7、参加人员：河南师范大学全体在校学生。

8、工作人员：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宣传部。

9、负责人：贾园园 韩静超 崔俪鹏 于楠楠

征文和论坛活动共设优秀组织奖6个（以学院为单位），由河南师范大学学工部和普法办公室颁发奖牌。

（七）法律文化节总结表彰颁奖晚会

1、活动时间：12月29日晚7点（暂定）

2、活动地点：音乐厅

3、出席嘉宾：学校领导，新乡市领导，各学院副书记，校团委及各学院团委书记。

4、活动安排：见节目单

5、参加人员：法学院08、09级学生。

6、工作人员：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全体人员。

7、负责人：贾园园 王家骏 张亚琼 郝文琪 耿红杰

河南师范大学首届法律文化节组委会

法律文化节总结 篇10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