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效果(共7篇)
——以报纸媒介为例
(山西法制报社 李萱)
一、认识议程设置理论与新闻策划
(一)议程设置理论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之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这个理论与以往的效果理论相比,其特殊性就在于,它研究的不仅仅是媒体对受众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体的报道力度与受众关注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它们是成正比的。
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是显著的,它建立在公众对自身经验以外事物无法直接体验的基础上。于是大众传播媒介得以每日每时提供人们身外许多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从而满足公众认识世界的精神需要。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媒介一方面要继续担负社会责任、强化舆论导向功能,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作为独立经营的信息产业,以优秀的形象追求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要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搞好新闻策划与组织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二)新闻策划
新闻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要由人来传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事实还是人活动的结果。因而,对新闻事件进行人为的干预和利用,应该是可以也是可能的。而且,策划,也是媒体编辑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一。制定一个阶段或一个时期的报道要点,要求记者在某一时段重点报道某一方面的内容都属于策划的范围。策划,是实施本媒体的编辑方针和传播总宗旨的手段——这是广义的策划。
放眼当今社会,媒体竞争日趋白热化,策划越来越受到各新闻单位的重视。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策划,是狭义的策划。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策划,都不可能是无目的的。传播者在传播一条新闻的时候,总是有传播这条新闻的目的——策划具有明确和具体的目的性。而议程设置功能的理论也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可以看到,议程设置和新闻策划在目的性方面有惊人的吻合。
新闻策划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诸多环节与工序。并非所有的新闻报道题材都能拿来做策划,我们一般策划的是重大的报道题材。同样的选择性在议程设置理论中有所体现。
二、应用议程设置理论开展新闻策划
我国传播学者郭镇之在回顾了议程设置论这一理论假设将近30年来的研究进程后认为:‚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歪曲‘图像’的危险,但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既然媒介的议程设置及其效果是一种客观的媒介功能,那么就非常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客观功能在新闻策划总过程中的运用,从而充分、适当地运用它达到运用新闻策划达到宣传效果的目的。
影响新闻策划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在本文中,我只初步分析一下个人感觉比较重要的三点。
(一)新闻受众的选择
报纸是办给受众看的,所以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受众群体,也有不同的定位。比如都市类报纸侧重社会新闻的发掘和采制,针对的是生活在大中城市的受过高中程度以上教育的群体;而法制类报纸则比较重视宣传公检法司的工作动态,针对的是工作在这些部门的特殊职业群体等。在办报主旨方面也要考虑到受众群体的喜好、受教育程度等。
在议程设置功能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将该研究与受众的不同属性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其中包括:
1、受众对各种议题的经验程度(经验越是间接,受媒介的影响越大);
2、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触量(接触量越大,受媒介影响约大);
3、人际传播的频度(对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有‚抑制‛和‚强化‛两种作用);
4、人口统计学上的属性(传媒的‚议程设置‛对知识水准高、政治关心程度高以及从事较高层次社会职业的人影响小)等等。结合不同报纸的受众定位的不同,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首先做到报道对受众有用,受众易于接受。
(二)新闻策划事件的选择
新闻策划包括报道主题的选择、角度的确定、采访对象的选择与把握;也包括报道时机的把握、规模的大小、采访的安排、记者的选择、版面的准备;还包括版面的安排,报道后信息的反馈以及追踪、连续报道等等。但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影响宣传效果的无疑是策划中选择哪个事件来报道。身处信息社会,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海量的信息,而作为一种传统媒体,报纸在新闻事件的选择上必须非常重视,因为报纸相比较电视、广播和网络来说,缺乏动态、直观、交互等特性。
美国政治学家科恩1963年对报纸作用说过一句话:‚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样去想(what to think),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what to thinkabout)。‛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和1972年的两次调查中,都是把报刊、杂志、电视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的,其后的许多研究则将不同的媒介加以区别,对他们不同的功能特点加以比较。例如,韦弗等人在调查中发现,报纸的‚议程设置‛对较长期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排列‛影响较大,而电视‚热点化效果‛比较突出;报纸的新闻报道形成‚议程‛的基本框架,而电视新闻报道则挑选出‚议程‛中若干最主要的‚议题‛加以突出强调;电视的主要影响是提供‚谈话议题‛,而报纸则可以进一步对‚个人议题‛产生较深刻的影响。而事实也证明受众在媒介提供的众多信息中,对接近性新闻是最关注的。这样就提醒我们的报纸媒介在选择新闻事件进行策划时,要对受众关注程度较高的‚个人议题‛多进行系统报道。
(三)新闻策划时机的选择
时间在媒介的议程设置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萨尔文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开始呈现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在新闻报道以后的5-7周,对公众议题冲击最大的时刻是在出现这类报道之后的8-10周。伊顿的研究也发现,当公众对某一问题看得很重要时,媒介的近期报道较之早期报道与此的相关度要高得多。如此看来,对报道时机的把握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运用议程设置需注意的几点
(一)议程设置的真实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表现出现出一种很大的描绘社会实际情况的权力,使得客观现实反映到媒介上,变成了‚媒介实现‛,媒介有意无意地建构了一种与现实差距很大的‚社会现实‛。
虚假新闻的策划在这方面是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受众对此不仅是反感,甚至可以称为痛恨。但有些报道看似不虚假却也含有虚假成分,而又不容易引起媒介自己的警觉,我认为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关于先进人物或单位的报道。
本来策划的初衷是报道一下在某方面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或单位,但结果往往是前几期报道的先进是真的先进,而往后通篇累牍的报道则是为了宣传先进而发掘先进。除了各单位竞相争当先进,运用一切手段宣传自己的目的外,媒介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此时,真正被忽视的是受众接受议程的限度。被媒介忽视的受众自然而然也会忽视媒介苦心经营的议程,所以媒介自己策划的报道此后也失去了媒介最为重视的报道效果。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失去媒介的公信力。因此,在发挥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导社会舆论时,也要防止消极的一面,至少要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二)议程设置总量不可过大
公众对于外界信息的接受是有限度的,因而媒介的议程不论设置的多么巧妙,一旦过量,只能有部分的议程可能被接受。麦库姆斯和肖的一项研究表明,任何特定时刻,公众的议事日程中不能超过5-7个议题。
一、沟通情况, 提供信息
人们接触新闻媒介, 第一个目的是为获得有用的信息, 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动。任何一种新闻媒介, 如果不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 或者没有足够的信息量, 充塞着老话、套话、空话、大话, 那就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欢迎。从这一点上来说, 新闻媒介是依赖“沟通情况, 提供信息”而生存的。不给社会提供有用的信息, 新闻媒介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新闻事业发挥沟通情况、提供信息的作用, 不但通过刊登大量的新闻, 而且还通过评论和广告。
评论为什么有沟通情况、提供信息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 评论有时会夹带从未透露过的新闻;第二, 有些评论传达政党或政府的新观点、新精神;第三, 评论的措辞、语调显示出一个政党或政府对某个事件的态度变化, 这可能是有意的, 也可能是不由自主的。
二、进行宣传, 整合社会
新闻媒介可以发挥、承担的宣传功能是多方面的, 而且可以对现代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它要阐明国家发展的目标和社会理想, 从而力图把整个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实现共同目标和理想。它要不断分析政治、经济形势, 解释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 实行舆论导向, 保证政令畅通, 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发展上。它要惩恶扬善、扶正祛邪, 维护主流的价值系统, 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它要沟通、协调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缓解社会冲突, 消除矛盾, 在社会规范的原则基础上齐心协力。
当然, 新闻媒介强大的宣传作用是通过反映、影响、引导社会舆论来实施的。新闻事业的宣传通过社会舆论获取力量, 又通过宣传来形成新的社会舆论, 从而来影响、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实施舆论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 这是政治学上的铁律。监督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党的纪律监督, 但没有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 就不可能对违法乱纪行为和腐败分子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舆论监督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监督法律条文的制订和政府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监督国家法令和政府纲领的执行、实施;监督国家所有公务员遵纪守法、勤政廉政;监督市场运行的公开、公正、公平。同时, 它也监督社会的正常秩序, 扶正祛邪, 惩恶扬善。当然, 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同, 舆论监督具体实行的重点也是不同的。
四、传播知识, 提供娱乐
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 它们所传播的知识, 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 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 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 从而使人们, 不断了解人类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
新闻媒介还传播许多奇闻异事、各地风土人情、文娱节目等趣味性内容, 让人们在紧张工作后得到有高尚情趣的享受, 培养、提高人们的欣赏兴趣和水平, 满足人们正当的好奇心理的追求, 鼓励人们发明创造才能的发挥。近几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丰富业余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新闻媒介提供娱乐的质和量也不断提高,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受众。
各种受众调査表明:电视台的娱乐节目 (像电视剧) , 电台的音乐节目, 报纸的趣味性专栏、新闻, 在受众所喜欢的节目、栏目中均名列前茅。
五、作为企业, 羸得利润
新闻媒介具有传播信息、进行宣传、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这五种作用。任何一种新闻传播工具都可以发挥上述五种作用。这是由新闻事业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新闻事业的特性也限制了任何一种新闻传播工具发挥作用的范围:
新闻媒介可以起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 揭露敌人, 打击敌人, 但不能代替枪炮大刀从物质上去摧毁敌人。我们不能低估宣传的作用, 但也不能夸大宣传可以“无敌不克、无坚不摧”。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关键词:博古;新闻实践;新闻思想
博古,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还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作为新闻工作领导者,他在长期的新闻管理实践中,摸索、积累和总结了一系列新闻管理的经验与理论,逐步形成了丰富而独到的新闻管理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与经验参考,对于新时期的新闻事业发展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去总结、研究并发扬光大。
一、博古的新闻实践
(一)博古新闻事业的起点
《无锡评论》是博古从事新闻事业的起点,它是活跃于1924年至1926年间的革命刊物。1925年,博古曾担任锡社的负责人之一,并任组织部主任,主要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曾在《无锡评论》上痛心的写道: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博古利用《无锡评论》,走上了不一样的救国道路,自此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30年5月,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博古,被安排在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主要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动报》和《工人小报》,在工人内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高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党的革命事业争取群众支持。《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博古负责《红星报》期间,正是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时期,他通过《红星报》,鼓舞了士兵士气,给予红军精神食粮,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积极参与创办《新华日报》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博古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人之一,较早提出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倡议,并为之诞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斗争,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终于在汉口创刊。成立之初报社人手少、工作紧张,博古经常到编辑部具体指导工作,他说:“人少不要紧,只要大家团结协作,把工作中的每个环节计划好,再把人力组织好,我们仍然可以打胜仗的。”他还规定,只要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总编辑、经理、社长、编辑和校对,凡是在外参加会议或其它社会活动,都有为报紙采访并写消息的的义务。
此外,博古经常利用《新华日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鼓舞抗日救国意志。1938年7月7日,应美国合众社之约,博古在《新华口报》上发表《抗战一年》,宣传抗日。他在文章中历数日军暴行和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意志,引起强烈反响。1931年至1941年期间,博古的宣传、报刊活动主要以《新华日报》为平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状和前途的文章,尽管这其中有的文章掺杂着一些右倾错误的主张,但他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宣传,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呕心沥血主持《解放日报》工作
抗日战争的持续,使革命形势日益严峻起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的抗战决心有所退却,对于中共的抗日活动也是百般阻挠,《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发行也是举步维艰。于是1941年春,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从此,博古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事无巨细,筹稿、发行、出版,都要做到严谨全面,杜绝任何问题发生。
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处于婴幼儿时期的《解放日报》还很不成熟,博古的新闻思想也正在摸索中前进。《解放日报》创刊初期,存在着许多问题,毛泽东对初期的《解放日报》也不满意,他批评说:“《解放日报》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对中心工作宣传不得力,缺乏党报应有的政治敏感”,所以毛泽东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解放日报》的改版也成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在博古的努力和党的帮助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真正成为一份完全的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抗战的号角,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博古的新闻思想
博古在一系列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重要的新闻思想,这不仅指导着他的新闻事业,而且在他的努力中,这些思想一步步的走向成熟,形成一套完整的新闻理论体系,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的第一期上,博古发表《致读者》,第一次论述了新闻宣传报道所应有的品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党性,党报就必须具有党性,即为党服务的理念宗旨。博古在《党与党报》中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博占经办的党报,党性不断增强,为中共的宣传鼓动工作提供了帮助。
其次是群众性。新闻工作与党的革命事业是一样的,不能脱离了群众。因此群众性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思想之一。新闻工作也要贯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坚持新闻报道从群众中来,新闻宣传到群众中去的原则。
最后是战斗性。党报必须是可以战斗的报纸,党报打的是笔杆子上的战争,虽然看起来毫无力量,但是却可以取得舆论支持,在战争未打响的时候就先发制人,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它的战斗性迅速增强,报纸提供的消息不仅提高了群众战斗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摧毁敌方阵营,把党报应有的战斗性发挥到极致。
三、结束语
在博古领导新闻事业的几年中,他精心筹划,指导有方,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形成一套有系统的、统一的战斗机构,在抗战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的新闻工作者要对博古的新闻实践精神以及新闻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与学习,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事实为依据,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敖绍平.博古:中共新闻事业的开拓者[J].东南传播,2008,04:95-96.
[2]田艳萍.博古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A]..耕耘录:吉林省博物院学术文集(2003-2010)[C].2010:4.
1“走转改”的新闻性
什么是新闻性?按照百度百科的说法是:核心是科学的真实准确。除了真实准确之外, 还要讲究时效, 即满足广大读者心理上的近切需要。
事实上, 在我们的报道中, “真实性”是不可突破的底线, 是新闻的灵魂, 离开它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应该牢记的准则, 是做媒体人最基本的条件。除了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外, 我认为, 在“走转改”中, 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时效性”上。是不是求新、求快就突出了时效性呢?远远不止, 因为, 在基层, 很多事件就发生在那里, 而我们在新闻报道的时候, 更需要从众多的线索中, 遴选出与当下热点紧密相连的选题, 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适应的题材。只有抓住了这一点, 才能体现“时效性”。
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 央视也曾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记得去年刚刚提倡“走转改”的时候, 央视推出了小专栏“在岗位”, 通过多行业多角度的报道, 让人们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岗位,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 但却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后来, 央视又推出了“我说心里话”、“我家门前那些事”等专栏, 通过讲述百姓的故事来反映生活的变化。然而, 由于这些专栏与当下热点结合得并不好, 因此也相继淡出荧屏。
接下来, 央视开始探索走基层新的报道样态, 拓展时空维度, 与过去关注特殊岗位, 追求表层视角冲击不同的是, 走基层的报道开始深入到事件的因果关系, 解决办法等层面, 让报道的效果更具张力, 因而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报道形态就是“蹲点日记”, 记者往往会在一个地方蹲点几天、甚至是几个月, 生动展现某个特殊群体境遇, 困难等。这种持续的关注让新闻报道成了一部连续剧, 节目的行进感牵动着普通观众的神经。主要体现在报道首尾相连, 有始有终, 既给观众以期待, 又有让观众满意的结果。更关键的是能引发观众的后期关注。比如“皮里村蹲点日记”就是一个引起全国关注的佳片, 虽然在时效性上有所欠缺, 但孩子们上学的艰辛路却让整个节目具有了极强的新闻性。“皮里村蹲点日记”共八部分, 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始有终。每部分开始既有对前期报道的回馈, 即观众对报道的反应, 间接地实现了与观众的互动。而且在上学路上的故事讲述完以后, 又做了后续报道对孩子们入学后的学校生活进行了关注, 呼吁全社会伸出援手, 并对经社会援助后的孩子们的生活变化进行了报道, 真正体现了“走转改“活动的深意, 即服务群众, 服务社会。
2“走转改”的功能性
要实现“走转改”的最大成效, 凸显“新闻性”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做的是提升它的“功能性”, 把新闻对时代的反映, 逐步变为对时代的参与。换句话说, 在新闻报道中, 通过对某些事物的直接或间接干预, 办成了行政、司法等机关未办成的事。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我们改变报道的形态, 对同一事件要善始善终。通过追踪、递进的方式, 让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 真正帮助基层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比如《儿童医院蹲点日记》, 实际上是通过走基层的形式完成了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报道中, 记者通过蹲点跟拍的方式反映出异地报销鸿沟, 儿童看病难, 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而这样的监督既具有建设性, 同时也能得到当事人或者相关部门的接受, 比以前传统的监督方式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效果。
而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后, 当舆论普遍谴责国人冷漠的同时, 央视则在各档新闻栏目开辟专栏“最美中国人”, 通过寻找身边的感动, 身边的好人好事, 为受众展现身边的真善美, 为受众消除了对人心不古的疑惑, 这样就实现了大众传播“监视社会、维护稳定、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功能。
除了舆论监督, 走基层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增进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终实现受众的道德规制。在新春走基层节目中, 央视特别设置了“回家的礼物”版块, 无论是带给亲友、家人还是同事的礼物都完成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中国特有的对家的符号得到了强化和重复, 实现了人伦秩序的维护和尊重。
基于这一报道思路的成功, 央视相继推出了“蹲点日记”、“我在基层当干部”、“最美中国人“等等专栏, 通过记者在基层的所思所感, 真实客观反映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所急所盼。因为客观、真实反映了基层的现状, 并不完全是成就性的宣传式报道, 而是把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都刻画得非常具体。从某种意义上讲, “带着情怀走基层”的记者, 也就成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让大众传媒在扮演传播功能的同时, 也具备了“社会公器”和“社会稳压阀”的作用。
要实现这一良性互动, “走转改”不应当成为一次活动, 它更应该成为我们新闻报道的常态。事实上, 早些年, 重庆电视台各档新闻栏目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比如以民生新闻为主的《天天630》栏目中, 有这样一个小专栏“老王来帮忙”, 就是帮助市民解决日常生活中难办的事、烦心的事。而为了更好体现基层报道的功能性, 新闻频道新推出的节目《这里是新闻热线》, 更是把老百姓所遇到的困难、困惑进行集中梳理、反馈, 与基层普通群众的沟通互动和最终的答疑, 也构成了新时期“走转改”的新内容。
3 新闻性和功能性的有机统一
无论是“走转改”的新闻性, 还是功能性, 他们在节目中都不一定是独立存在, 具有新闻性的节目往往在播出后就会实现他的功能性, 而这样的功能性整体呈现正向的效果。
比如2011年初, 央视开始探索走基层报道与当下时效、热点的结合, 推出了“杨立学讨薪记”和“邵全杰的回家路”等深入人心的报道。主要运用纪实手法, 力争保护报道的完整性, 使其尽量保持报道与事件的同步, 类似于现场直播。在“杨立学讨薪记”中, 议题主要是结合年末农民工讨薪难这一热点话题, 反映杨立学在讨薪中遇到的各种艰难, 摆脱了以前宏大叙事的传统范式, 从微观个体入手, 反映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 让受众从传统单纯拖欠的思维惯性中对真实欠薪的境遇有了新的认识。杨立学讨薪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样本。客观、真实地记录杨立学讨薪的全过程, 才能反映出农民工讨薪的真实难度, 才能展示讨薪困局背后的利益纠葛和各方角力, 才有利于公众和政府客观、全面地看待农民工讨薪问题, 并推动对这个社会问题提供机制性的解决方案。而“邵全杰的回家路”则以春运为契机, 讲述他买票的艰难,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和期待, 铁道部也出台相关规定, 改变售票的方式。
而去年校车惨剧频频发生, 特别是“11·16”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再度发生, 让社会各界对校车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面对这些热点, 央视及时调整思路, 及时开辟了专栏“开往春天的校车”, 让记者通过“走转改”, 探究校车事故背后的缘由。究竟是车的原因, 还是人的原因;是严重超载、逆行、超速等个人行为, 还是是监管不到位、运营主体缺乏资质等客观现象造成的。记者以“走转改”为载体,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 “开往春天的校车”这个专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得到了国家部委的高度重视, 校车问题的解决也成为了各地着力推进的一件大事。2012年4月, 央视新闻频道就接到了某企业捐赠的价值300多万的校车的消息, 并且做了全程的直播报道, 广西某小学没有校车的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既完成了新闻的功能性, 同时也提升了媒体的公益性和责任感。
当前, 在“走转改”的报道中还有一个误区, 那就是把镜头更多对准贫困山区、对准贫困农民。诚然, 关注“三农”, 可以找到更多感人的故事, 吸引受众的视线。但“基层”不仅仅是农村, 还有社区、背街小巷。同样, 基层群众不仅仅是农民朋友, 还有我们的社区居民、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体验他们的出行难易, 也应该成为我们“走转改”的重要选题, 因为,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关注他们, 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不过, 需要提醒的是在“走转改”的报道中, 新闻性是前提, 在报道时效上, 要更注重新闻性。在新闻事实的选择上要注重选取正在发生、就在百姓身边的新鲜话题。而功能性是结果, 要进一步丰富手段, 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 提供生动活泼的新闻报道。比如, 在表达上有始有终, 将道理与观点融入故事讲述, 善于捕捉细节, 创新编排等。这样才能强化传播效果, 才能把公共舆论转化为公共议程, 进而让更多的问题得到解决。总之, 二者的有机结合, 方能彰显“走转改”的效果。
摘要:当前, 媒体正在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农村、社区、企业, 与基层群众一起工作、生活, 亲身感受百姓冷暖, 反映基层民众心声。其目的就是要让新闻作品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目前, 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 通过“走、转、改”所产生的消息、通讯、特写有很多, 为讴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让大众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电视新闻,走转改,新闻性,功能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晋察冀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特点;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徐莉,山西大学。
【基金项目】山西省社科联2015—2016年度专项重点课题研究项目“山西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与作用”,编号:SSKLZXKT2015013。
晋察冀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自1937年晋察冀根据地开始创建,到1948年5月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根据地存在长达十余年之久。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晋察冀根据地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为华北抗战、全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察冀根据地在对敌斗争和建党、建政、建军、群众工作及经济、文教诸方面,都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宝贵的经验,无论在革命还是之后的建设时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新闻出版机构,是边区文化战线一个很出色的部门。”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曾高度评价边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为鼓舞民众的抗日决心、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坚持华北敌后抗战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成为近代中国出版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一、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出版概述
1.报纸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创办了一大批宣传抗战的进步报纸,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抗敌副刊》后改名《抗敌三日刊》和《子弟兵》《抗敌画报》《战斗报》等等。其中,《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区党报之一[1]。它1937年12月11日创刊,1948年6月14日终刊,坚持出版达10年6个月。《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毛泽东还专门为报纸题写了报头。直到1948年,《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合并,出版发行新的《人民日报》。
《晋察冀日报》宣传了中共中央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热情讴歌了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业绩,及时揭露了敌人的种种阴谋和罪行,有力批判了各个时期的有害倾向和思想,起到了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2]。
2.期刊
晋察冀根据地同样也是各种期刊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众多的期刊中《战线》《边政导报》《新长城》《抗战建设》《边政往来》《边区教育》《教育阵地》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3]。中共晋察冀省委的机关刊物《战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战线》创刊于1938年2月20日,由晋察冀省委编印出版,为不定期刊物,后几经停复刊,直到1948年5月停刊。《战线》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县级以上干部。内容主要刊登政治形势、边区建设、党的组织、地方武装等等,每期都有侧重内容,特别是在贯彻党的历次会议精神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方面。《战线》的创办,对根据地党的政策宣传和党建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3.图书出版
自1938 年起的5年时间,晋察冀根据地先后出版发行政治、军事、党务、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艺等各类图书达1175300余册。前卫出版社在成立之后的一年时间内,就出版发行了供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教科书及通俗文艺读物等多达十万余册[4]。特别是1944年,按照中共晋察冀分局的决定,由邓拓主持选编,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晋察冀根据地新闻出版的特点
1.坚持党性原则
根据地的新闻报刊报道内容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党在组织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和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政策和精神。
2.战斗性较强
针对日伪政权的奴化宣传,根据地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动员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不断提高民族意识,宣扬民族气节,真正发挥了报刊思想武器的作用,极富战斗性和鼓动性。
3.数量多,发行深入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晋察冀边根据地铅印、石印和油印的大小报刊,共有近百种,杂志在两百种以上。因发行工作相当深入,许多偏僻村庄和敌占区的民众都能看到我党的报刊。
4.细化读者,服务工农兵
根据地报刊的服务群体相对集中和细化,面向工人、农民、士兵都有各自的报刊,这样更容易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更受欢迎。
5.油印报刊占多数
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敌人严酷的经济封锁,加上经常处于战斗之中,建立规模较大的印刷厂相对比较困难,造成晋察冀根据地的铅印出版物较少,大多数都是油印报刊。后来经过摸索,根据地的油印技术也在不断提升,由最初单一颜色印刷,变成可以使用三四种颜色的套印。报道内容也由单一的消息报道,变为社论、短评、通讯、战地文艺、漫画、专刊、副刊等。
三、晋察冀根据地新闻出版的历史贡献
从1937至1949年的12年时间里,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关怀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根据地创办了大量报纸和刊物,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其他政治理论读物、科学技术读物、文学艺术读物、中小学课本、扫盲识字教材等,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战争中,他们宣传了党的思想和政策,提高了广大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思想觉悟,鼓舞了士气,对抗战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成为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同时,也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写了新闻出版史和中国抗战史的光辉篇章。
1.党的喉舌和联系群众的纽带
根据地的各级报刊,始终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保持紧密联系,把党在不同时期的对敌斗争和党政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斗争的各项方针政策,切实传达给根据地军民。如关于党的对敌斗争策略,关于党的减租减息、平分土地的政策,关于党内整风的指示文件,关于军民大生产的指示精神等等,成为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喉舌。
十余年时间,根据地编印出版了大批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出版了大批的政治理论读物。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根据地共出版政治理论读物三百余种,印数近千万册。这些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读物,大大提高了边区干部群众的理论水平,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并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革命力量。
根据地的各级报刊还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它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传达下去,并把实际贯彻中的情况及群众意愿反映上来,上传下达。同时,各报刊编辑部都比较重视读者来信,除经常刊登群众来信外,还发动各地通讯员踊跃写稿,派记者深入实地采访,这也成为边区新闻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
2.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以其鲜明的战斗性,成为党宣传、组织群众的强有力工具。根据地出版的报刊、书籍,宣传贯彻了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的思想等等。我党正是依靠根据地的各级报刊,把党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给各级干部、党员和群众。根据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都把党的报刊看作党的声音,看作党组织存在的凭据,成为鼓舞群众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报刊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对敌斗争形势,报道部队与敌斗争的战果和我军将士的英雄事迹,同时揭露敌人的阴谋和暴行,成为鼓舞边区军民的战斗号角和鞭笞敌人的利剑。
3.文化教育事业的源泉
自抗战开始,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就十分活跃,凝聚了一大批有作为、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创办了大量文化刊物。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读物,翻译了一大批苏联文学作品。除了在报刊上发表,还编印出版单行本,由书店公开发行。为满足各级各类学校的用书,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各级出版部门克服人力、物力上的困难,或油印,或石印,或铅印了大量的农民识字课本,战士课本,干部课本和中小学教科书。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大众文化运动,团结与联系了一大批抗日文化工作者,提高了大家的创作积极性与写作积极性,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化创作人才。
4.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
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出版人才。当时,根据地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大多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经受了考验,增长了才干,成为一支有才有识的“战地报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始终是全国各地新闻出版及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主力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最初的报社、刊社,只有几个人,由一块钢板,一台油印机起家,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在艰苦的环境中,新闻出版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军民的支持下,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才形成编辑、印刷、发行比较完备的组织体系,还具有较高的印刷出版技能和较好的印刷设备。这批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成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和摇篮。
5.新闻出版事业的宝贵财富
根据地的报刊、出版社,都是在敌人严密封锁、环境艰苦险恶的情况下创办并坚持下来的,许多记者、编辑、通讯员、发行员为此献出了生命,谱写了人民新闻出版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凭借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创刊办报,为新闻出版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5]。他们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流血流汗的精神,白手起家,筹措各种物资和器材;自己动手,解决创业中的各种困难;艰苦奋斗,战胜敌人的封锁围剿。报社出版社的每一篇稿件从采写、编审到最后刊登,每份报刊从编排、印刷到发行,处处凸显着新闻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尽管战争异常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工作异常繁重,但新闻事业工作者热情饱满,斗志昂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责任心。
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还总结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如“全党办报”“全军办报”和依靠群众办报的经验,广泛建立通讯队伍的经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实践和理论上的经验,甚至失败的教训,都永远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一笔宝贵的财富,并继续引导和推动新闻出版事业不断向前。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当年,人们为之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目标,早已实现。但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办报理念,以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业务态度,都将永远成为我们新闻出版事业宝贵的财富。
[1] 武志勇,宋阳. 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工作[J] . 新闻大学,2006(6).
[2] 张金凤. 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在阜平的出版宣传研究[J] . 新闻界,2012(10).
[3] 裴云锋,徐莉. 山西四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刊[N] . 发展导报,2011-06-24.
[4] 张雪琴. 宣传人民、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J] . 沧桑,2002(5):78.
[关键词]转变观念;提高;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引言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源在企业以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人力资源相关理论相对来说起步比较晚,许多的理论发展还不够成熟,所以在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总是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与效果。因此,事业单位在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时应该转变思想观念,不断的探索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有效的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果,保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应用。
一、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中,事业单位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事业单位中的人力资源大体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人力资源的宏观层面是指国家相关部门对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进行包括制度、政策以及管理权限等在内的安排。微观层面则是指事业单位在遵循国家相关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对自身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及调配。就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而言,随着事业单位中人力资源改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对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调配和安排等都进行了统一的规划,我国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但是由于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长期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以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正常开展。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的许多事业单位都在努力使自身由传统人事管理朝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但是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起步比较晚,各种理论与技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导致了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事业单位的活力也未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事业单位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意义
(一)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促进事业单位整合与优化自身的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现代管理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在事业单位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果能够对事业单位总体的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和优化,保证事业单位的各项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进一步的提高事业单位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为事业单位兼顾公平与效率提供坚厚的保障
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将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在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提高人力资源的管理能够有效的保证人力资源的素质,为实现事业单位的公平公正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还可以促进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保证各项工作更好更快的完成。
(三)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实现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竞争力的不断加剧也决定了事业单位必须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效果。当今社会中,人力资源的管理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单位竞争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事业单位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指各自人力资源之间的竞争。所以说提高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果能够有效的提高事业单位的竞争能力,从而促进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三、转变观念下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措施
(一)切实转变人力资源管理观念
对于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其复杂程度以及系统性都比较高,人力资源的管理需要在正确的指导下逐步的进行。相关的事业单位在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时可以充分的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先进经验,从中汲取一些有利的措施及先进的管理模式,然后综合考虑我国事业单位中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有针对性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在转变观念的前提下提高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果需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在事业单位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保证事业单位能够以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促进自身更好的进步和发展。
(二)创新思维,树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体系
一个事业单位如果要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的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作用,那么就必须在贴合现代人力管理理念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发展的现状树立一种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新体系,从而保证事业单位中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与政策中的各个环节得到充分的完善和整和,其中既包括人事结构的安排、人员的招聘与培训,又要包括职工的晋级和单位的文化建设等。在我国现阶段中,从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现状来看,大多数的事业部门开展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都应该从最基本的做起,其中包括部门职责的确立、工作的分析、绩效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薪酬的规范等,切实保证每项基本工作能够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从而逐步的建立起与自身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制度,保证在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对工作人员的审查和考核有着坚实的制度保障。除此之外,事业单位还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别是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在我国起步比较晚,所以事业单位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难免会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但是要注意在借鉴的过程中应该以辩证的思想进行学习和引进,综合考虑自身的发展状况,将各种先进的管理模式与管理经验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中思维的创新,最终形成自身独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促进自身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改善。
(三)事业单位的领导者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
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用吸引、保留、激励以及开发自身所有的人力资源,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但是就我国目前的许多事业单位中,很多的领导者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的重要性,所以也就导致了领导者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只是单纯的进行人员的选拔、绩效考核以及薪酬的分配等工作,而其他相关的工作全部都交给了人事部门处理。实际上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每一位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每一位领导者都有责任参与人力资源的管理,特别是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更是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所以说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引起每一位领导者的高度重视,保证每一位领导者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然后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本单位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的提高。
结语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的管理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人力资源是事业单位的核心资源之一。因此,在事业单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结合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有针对性的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提高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果,从而进一步的促进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实现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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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建刚.谈服务型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建立[J].中国集体经济,2013,33:58-59.
主体意识回归
在一个学术座谈中,一位法律人非常调皮地这样概括不同国家的法制观念:
对于德国人来说,只做法律容许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决不做法律不容许的事情;而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以有组织地做法律禁止的事情。对于中国的新闻界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30年前,中国的新闻界都是“德国人”,只做法律容许的事情。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最高指示和官方文件覆盖大部分版面。翻阅那个时期的报纸,仿佛进入了历史的时空隧道,新闻报道与政策宣传、新闻媒体与官方公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新闻的功能不复存在,而新闻媒体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
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各种学术性的报纸和政论性的刊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周末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这些刊物不再刊登官方的政策文件,也不再刊登官方消息,他们要么刊登学术界的“观点新闻”,要么刊登文艺界的“花边新闻”,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刊登“新闻”的媒体。
但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伴随着中国政治风向的改变,从1989年到1999年,中国的新闻市场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数政论性的刊物和学术性的报纸逐渐湮灭,而各类都市化的报纸成为中国新闻市场最抢眼的风景。各类党报举办的都市类报纸,依靠广告和发行量独立运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抢夺市场占有份额。为了扩大发行量,许多都市类报纸开始寻找独家新闻;为了能够长期生存,这些报纸开始按照现代化新闻媒体的运作模式,巩固自己的市场主体地位。
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是,从市民的角度制作新闻,把读者喜闻乐见作为报纸追求的方向。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南方一些报纸开始从海外的新闻媒体中寻找报道的题材,然后根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确立的报道尺度,选取可以继续挖掘的内容,以长篇通讯报道的方式刊登出来,并且配发大量的新闻评论,以新闻策划的方式制造新闻轰动效应。这样的报道运作模式和新闻策划行为,在很短的时期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新闻媒体。这些新闻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发行量不断扩大,广告订单越来越多,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行系统和制作体系,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新闻媒体。市场化操作开始
然而,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传统新闻媒体的运作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从上个世纪末期到本世纪,许多新闻媒体在市场化改革中,折戟沉沙;但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借助于互联网络,重新焕发生机。传统的党报党刊不断推出互联网络版面,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一些独立运作的新闻媒体,则通过互联网络发现新闻线索,并且借助互联网络炒作自己的新闻作品,从而形成了以互联网络为载体的立体型的新闻媒体格局。
人们无法想象,在30年前新闻市场能够形成,新闻媒体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无法想象,在30年前新闻媒体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直接将批评的矛头针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政治法律。
中国新闻事业改革30年,就是一个新闻主体意识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我们仍然强调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但是决策者早已意识到,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新闻媒体不可能代表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新闻媒体正在不断地分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新闻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正在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新闻主体相互竞争的新闻市场正在逐浙形成。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对新闻媒体的数量进行数字统计,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看到新闻媒体的分化,没有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只是沉浸在雄居世界第一的出版发行量统计数据中沾沾自喜,那么,就很难把握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脉搏,从而也无法真正对中国未来新闻事业的改革谏言献策。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最早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新闻媒体负责人已不可考,但是,中国新闻界大多承认,是南方的新闻媒体独领风骚。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南方的一些新闻从业者从港台获得大量的新闻刊物,他们在仔细研究这些刊物的运作模式之后发现,只有获取独家新闻,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新闻媒体特立独行,于是一些南方的新闻媒体在官方的新闻报道中“深耕细作”,把简单的新华社消息,拓展成为通讯报道。这种以类似于报告文学的手法制作新闻作品的模式,使得南方一些新闻媒体一炮打响,他们在知识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些新闻媒体并不甘心在他人的田地里“拾麦穗”,他们在取得商业成功之后,开始组建自己的记者团队,并且以软性新闻为报道线索,制作自己的新闻作品。这种通过扩大信息量,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主动与传统新闻媒体区隔的方式,迎合了一大批具有逆反心理的读者,因而逐渐地拥有了话语权。虽然在新闻制作方面磕磕碰碰,少数新闻媒体甚至多次面临停业整顿的危险,但是,这些新闻媒体始终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在潜移默化中把港台的一些新闻报道手法和价值观念介绍到中国内地,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报道风格。资本介入传媒产业
但历史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当中国进入多元化社会之后,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的影响。在市场竞争的环境里,一些新闻媒体不由自主地投靠投资者,从而形成了面向劳苦大众,但却与垄断集团眉来眼去的经营方式。他们借助于关注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吸引公众的注意,但将大量的新闻版面留给那些投资者的代言人。当某报纸准备刊登读者投诉来信的时候,某个投资者的广告订单,将原来的计划全盘打乱。新闻媒体就这样扮演“大众情人”的角色,可是却不自觉地经常溜进垄断投资者的沙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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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怪这些新闻媒体是毫无价值的,在市场化的大潮下,新闻媒体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但必须首先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不能不对广告商投桃报李。只不过他们深深地知道,新闻媒体之所以能够扩大发行量,就在于他们必须时刻关注弱势群体,因为只有弱势群体,才会省吃俭用,订阅他们的报纸。所以,他们在向投资者献媚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比如,他们可以为一个当红的经济学家开辟专栏,反复讨论“仇富心理”;他们可以不着边际地把公众关注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问题”,从而鼓吹教育当局提高学费。他们就是这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阶段配合少数富裕起来的人们,进行舆论宣传。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在进行“学术”的讨论,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在极力地迎合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们,从而争取更多的广告订单。
中国新闻媒体刚刚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又一头扎入投资者的怀抱,成为躺在资本市场上撒泼打滚的另类新闻媒体。极少数新闻媒体借助于资本市场,横扫千军如卷席,他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通过收购或者兼并的方式,不断地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
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新闻媒体异常繁荣,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喧嚣的背后是万籁俱寂。从文艺明星的花边新闻,到成功人士的衣食住行,中国某些市场化的新闻媒体几乎成了富豪阶层的家庭刊物。少数新闻媒体甚至把自己的版面拱手让给那些附庸风雅的投资商,让他们把自己不着边际的大胆预测刊登在新闻媒体上,从而制造一个又一个新闻轰动效应,扩大新闻媒体的发行量。
所以,分析中国新闻改革30年,不能仅仅满足于新闻媒体数量上的变化,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发行量的增加,一些新闻媒体追求市场成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新闻媒体的成功;一些新闻媒体关注弱势群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帮助弱势群体。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体尚未成年。成就面前仍需清醒
从缺乏真正的新闻,到逐渐形成了新闻市场,中国新闻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回顾这段历史,特别是回顾中国新闻事业近十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在新闻媒体滚雪球般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尽快培养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具备新闻职业素养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闻市场,而没有看到弱势群体被不断边缘化的危险,从而努力创造健康的新闻舆论环境,让弱势群体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中国的新闻事业改革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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