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罪轻辩护辩护词（精选10篇）
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杨xx的委托，并指派律师韩东作为被告人杨xx（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1、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处罚。
2、被告人杨xx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盗窃的数额为5804.65元，数额不大，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是非常严重。盗窃罪在性质上说属于典型的数额犯，本案中，被告人所盗窃财物的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标准，并且没有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及基准刑应该是在法定幅度内确定较低刑罚，从轻处罚；这点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3、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法院在量刑时
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十分单纯，是因为欠钱，情急之下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被告人本身并不是以盗窃为生，是一时的贪念加之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才做出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可以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与以盗窃为生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完全不同，这一点，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对被告人处罚。
4、被告人杨xx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一向遵纪守法，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事出有因，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一时冲动，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杨xx归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退赔、并主动交纳罚金，其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说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
另外，被告人充分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庭审前，也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失进行了积极、完整的赔偿，为表明被告人真诚悔罪的态度，被告人特意委托律师，与另一被告人赵侠在最大的限度内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受害人提出的一切赔偿要求都予以了认可并积极的履行。同时，被告人也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主动，积极的缴纳罚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都不大。另外，被告人只是因为一时糊涂犯下了错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正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并请求合议庭对其给予缓刑的刑事处罚。
辩护人：韩东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 L. 富勒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例: 4299 年5 月, 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 受困山洞等待救援。十多日后, 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 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 水尽粮绝为了生存, 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 以此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 不过投骰子前他又收回了提议, 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 结果威特莫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32天, 剩下四人被救, 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而根据《刑法典》规定: “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1)
富勒和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针对本案共虚构了十四位大法官的法律判决书, 引得法学界人士纷纷就此案发表了自己的第十五个观点, 众说纷纭, 观点不一, 至今无统一定论, 洞穴奇案现在仍然是法学界激烈讨论的一个神奇案例, 吸引着无数法律人士及法律爱好者去探讨其中的法律、道德、哲学等问题, 探寻它所蕴含的法律精神。相信每个读过洞穴奇案的人心里都有一份判决书,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把正义的尺子, 都会想用这把尺子给这个神奇的案例一份相对公正的判决, 但是每个人对于公正的理解都不一样, 没有统一的公正, 何来公正的判决。
二、被告人的辩护词
我们的确有罪, 但是罪不至死, 在生死存留之际, 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争取。我们相信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人, 而是引导人, 我们追求的公平正义并不是以命抵命, 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我们心中崇高的法律信念。
( 一) 生存是我们的人权,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我们受到生存的严重威胁, 只要有活下去的机会, 大家都愿意去尝试, 威特莫尔也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们五个都已经达到身体的极限, 只要有活下去的希望, 哪怕是很残忍, 也能接受。当一个人面临死亡威胁时, 脑子里只有生存的念头, 很难去想着脱困以后的后果, 当时想着能多活一分是一分, 多活一秒是一秒, 如果被选的是我, 我也不会怨恨别人。
威特莫尔的提议激起了我们的求生意志, 给了大家一丝希望, 大家经过公平商议后决定将命运交给上帝。通过杀掉同伙维持其他人的生命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唯一的办法, 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接受的。我们把命交出来, 如果没被选中, 就相当于捡回一条命, 那将会是一种恩惠, 可以再多活一段时间, 如果不幸选中, 也能接受,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办法, 将同样是死亡的结果。
( 二) 生死契约应更具有契约精神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 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 可见古代思想家对契约精神的重视。威特莫尔在决定投骰子前撤回了他的同意, 这是一种背叛, 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时都是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方式, 并心甘情愿的接受后果, 我们虔诚的彼此相信, 不管会是谁, 都会心存感激, 毫无怨言, 毕竟每个人的死亡与生存的机率是相同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到对方手中, 这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 一种生死契约, 我们并没有强迫威特莫尔, 我们只是履行了我们的生死契约, 更何况大家死亡的机率是等同的。对于最终威特莫尔被选中, 这只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 并不是我们有预谋的杀死了他。
( 三) 我们心存感激, 我们将一生赎罪
威特莫尔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患难之交, 至今我们对他仍心存感激, 是他想出了获救的办法, 是他给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机会, 是他让我们享受到生命的可贵, 因为感激, 我们也憎恨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 将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 放到嘴里吃掉, 这将永远是我们的噩梦, 我们的罪恶, 我想即使我们活了下来, 我们也会在罪恶中度过, 这将是比判处我们刑罚更加残酷的惩罚。这是一生的罪, 今后我们都会在赎罪中度过。
我相信我的朋友在撤回同意前想法也和我们一样, 只要有生存的希望都愿意去争取, 去尝试, 要不然他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 我并不是想为自己开脱罪名, 我们吃掉了朋友, 我们一生都是罪人, 但是, 我们都想活下去,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及家人, 也是为了威特莫尔, 在威特莫尔提出吃人办法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可能就是那个被吃掉的人, 但是我们都同意了, 就算是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愿意, 我们当时约好, 不管那个被吃掉的人是谁, 我们都会照顾他的亲人。威特莫尔已经死了, 他一定希望我们替他把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履行完, 而不是我们也要因为他而死去, 这样他的死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三、结语
我们有罪, 但罪不至死, 只有经历过生死才懂得生命的意义, 我们现在生存的意志很强, 我们会为了来之不易的生命争取, 即使背负一生的罪名, 我们也要活下去, 为了威特莫尔, 为了自己, 为了生命, 也为了公正, 法律是为了彰显正义, 它明白我们不是大恶之人, 我们相信法律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
注释
基本案情
王某与李某、张某等人以丢包方式将被害人吸引上车后实行盗窃（有不少人误认为这种行为系诈骗），共实施作案三起，其中两起系盗窃，另一起系抢劫，因为检察机关指控这一起是王某等人将被害人钱拿到后强行把被害人推下来，使用了暴力手段。
办案思路
该案检察机关指起指控是两个罪名，盗窃和抢劫，盗窃是三年以下，抢劫一般是三到十年，数罪并罚量刑不会轻的。当务之急是研究一下能否把抢劫罪名辩掉，武汉专业刑事律师主要从证据方面去研究，认定抢劫的证据有被害人陈述，民警证人证言，认定不构成抢劫的证据有三名被告人的供述，肖小勇律师遂仔细研究每一份笔录，终于找到被害人陈述中不一致的地方，以及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民警证言相矛盾的地方。以此来证实抢劫定罪证据不足。
办案结果
审判长、陪审员：
河北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 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的辩护人，依法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详细查阅了本案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并认真参加了本次庭审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本案被告人张元全犯有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不持异议。
二、辩护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事实和法律，认为本案被告人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法院予以采纳
（一）被告具有自首情节，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被告张元全犯罪后向吕寨乡派出所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和推卸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 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之前一贯表现良好，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未曾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罚，没有犯罪之前科。此次交通肇事是春节期间心情激动下疏忽大意的过失，主观并无故意，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被告表示由衷的歉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9条：“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故请法官充分考虑，给予被告从宽处理。
（三）被告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
整个案件，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可以看出，案发后被告人能够全部彻底、实事求是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自始至终都以诚恳的态度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真诚悔过，口径一致，没有隐瞒事实。今天的庭审，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这些都说明被告人已经深刻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有改过自新的良好愿望。根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请法官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被告具有自首情节，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且在案发后有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意愿，因为条件有限，被告上有年迈父母，下有两个年幼儿子抚养，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多次协商未能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但是不能抹杀被告真心悔过，改过自新，想要重新回归家庭所做的努力。请法院充分考虑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河北 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张**诈骗罪案的一审辩护人，依法为其提供辩护。辩护人在开庭前通过查阅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现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本案诈骗罪的定性不持异议。
二、本案被告人张**具有一系列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本案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张**在本案中系从犯，处于从属的地位，依法应该从轻处罚。
在犯罪中，被告人张**处于次要地位，诈骗的犯意是同案犯“老*”提起并策划的，被告人张**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只有三个：听从老*和刘**的指使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招聘到同案犯韩*和李**。听老*的安排，让韩*办理两张银行卡，因王*要求在合同承租人处签字。所实施的行为均是他人的安排和指使。被告人张**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次要的，辅助作用，情节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也不大，主观恶性小，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从时间上来说，被告人张**是后来加入的，不是犯意提起者，也不是犯罪组织者，被告人张**最初是以帮忙买车为目的参与本案中来的，根本没有去诈骗对方的想法和故意，在案件的发展中，数次想抽身撤回，都因同案犯刘**的劝阻，被动参与，在本案中不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张**2013年10月11日第一次的《讯问笔录》第十二页中部：“问：在签合同时，你为什么签成刘**？答：当时我是故意签的刘**，故意写错的，我不想让老*买到车。问：你为什么不想让他买车？答：我很早就和刘**说我不想做了，我说我回家了，刘**和我说现在都走到这种地步了，不做也不行了，我就是已经觉得他骗人，我想抽身，不想参与他违法的事，刘**也想到了老*就是骗人，我和刘**说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想挣这笔2万块钱，就不想走--”
被告人张**不是本案的组织者，策划者，纵观整个事件的产生、发展及该损害结果的产生，他只是盲目的跟随，在本案中起作用是次要的、辅助的，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被告人张**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被告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悔罪态度诚恳。
在犯罪事实尚未被发觉以前，被告人张**在感觉可能被骗后就第一时间于2013年10月4日主动通过QQ（与被害人王*唯一的联系方式）告知被害人被骗并建议报警且可以为其作证，等待公安机关抓捕，归案不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且如实供述同案犯的全部事实，使公安机关可以迅速、顺利查破此案，抓捕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被告人张**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3、被告人张**具有立功表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犯的全部犯罪事实，并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李**的第二次《讯问笔录》第四页和第五次《讯问笔录》第四-五页中：“2013年10月2日，那个叫孙**的给我打电话说康总的电话打不通了，说没拿到钱。他说他要报警，让我给他作证。到了10月12日，孙**打电话叫我在红西门地铁站和他见面，我到那之后就被警察抓了。”根据2013年10月9日被害人王*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倒数第二页下部“在今年的10月7日，孙**用QQ和我联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公司被老*骗了，他可以找到老*并为我们作证，他让我们赶紧报警。”
被告人张**在最初感觉被骗后，就及时向同案犯求助，并有报警的想法和意图，经过仔细考虑后，又主动向被害人告知，并答应自己可以协助找到老*。所以，正是被告人张**向公安机关和被害人提供同案犯的手机号码，刘**的照片，并约他们见面，本案得以迅速侦破以及同案犯刘**和李**、韩*的落网，刘**之兄刘磊和刘**女友刘子木两个银行账户30余万的被冻结，以及雷克萨斯车辆和浪琴手表的收缴，在最大幅度内挽回了被害人的损失，被告人张**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人张**具有立功表现。
4、被告人具有积极退赃、退赔的情节，应根据退赃的数额以及对被害人弥补的程度适度减轻被告人的处罚。
正是因为被告人张**的如实供述，致使公安机关迅速冻结刘**之兄刘磊和刘**女友刘子木两个银行账户30余万的赃款，以及52万余元的雷克萨斯车一辆和价值2万余元的浪琴手表，共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约80余万。
5、被告人张**获利较小，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张**仅获得1800元，其主观上并没有骗取公司一百多万巨款的想法和意识，主观恶性不大。获利1800元，其中1000元是2013年9月30日老*通过韩*转交给张**的回山东老家的路费，从北京回山东老家**县来回路费需要800余元，被告人张**和同案犯刘**每次坐车去老*处，老*都很会给100-200元，一共大约三、四次，共所得800元，出去来回交通路费和吃饭，剩余的钱大都被刘**拿走，因为刘**当时，没有任何工作和收入，被告人张**一直打些零工、小工，多少有点收入。被告人张**实际所得应该在一千元以内，获利数额较小，在对其量刑时，此情节应予考虑。
6、本案的发生，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应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本案整个犯罪时间很短，2013年9月25日中午11时左右，刘**（老*）电话联系被害人，次日双方就草率、快速的签订了买卖合同和担保合同，合同签订后去对方公司参观、考察。9月27日，第一台车付款44万元，9月29日，被害人公司就给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汇入126万元。整个犯罪的实施只有短短五天时间，被害人在没有认真、仔细核实情况下，共向经销商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汇入170万元巨款。
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和过错行为，2013年9月26日，北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电话核实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现车信息后，双方当天签订购车及担保合同。被害人只是简单的电话核实经销商，并未去实地考察。被害人去大兴区采育搅拌站考察、参观，却没有核实搅拌站的资格、资质，甚至连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合同的签订者为张**、刘**、韩*，三人年龄均不到三十周岁，就是极为普通的打工者，经济条件极其一般，其经济实力根本不能买一台搅拌车，更别说是四辆。无论作为购买人还是担保人，其三人均无资格，无正当、稳定的工作，名下也无固定的住房和大额存款，被害人只是简单看了下三人的身份证，就签订了170万的租赁和担保合同。作为承租人的张**，电话一直保持通话，被害人从未与其联系过，交纳保证金，交车汇款等合同的实际履行，被告人张**一点也不知情，被告人张**只是和韩*一样在合同上签字，此后事情发展一概不知。直到收到检察院的起诉书才得知具体情况和犯罪的具体数额。假如，被害人对购车人、担保人、经销商、搅拌站负责人等任何一个人稍加考察、核实，相信本案绝不会发生。
7、被告人张**在合同上签字，并非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合同承租人处签字是因为被害人公司经理王*因其户口是北京户口，而提出让其作为承租人签字。被告人张**是被动签署的，无意识，盲目的行为。
从同案犯李**和韩*的询问笔录和辩护人多次会见交谈中得知，被告人张**（化名孙**）不会说普通话，山东口音较重。被害人公司总经理王*与其见面交谈数次，口音应该很容易分辨出来。
同案犯李**的第二次《讯问笔录》和第五次《讯问笔录》在诉说孙**的体貌特征时，说：“孙**，男，30岁左右，身高1.74米左右，中等体态，短发，山东口音。”“由于姓孙的说话有口音，康总让他上去后尽量不要说话。”韩*的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在诉说孙**的体貌特征时，说：“孙**，户籍不详，27、8岁，身高172CM，较瘦，瓜子脸，外地口音。”根据2013年10月9日被害人王*的《询问笔录》“问：你跟谁签订的合同？答：我和孙**签订的合同。问：你为什么要和孙**签订合同？答：当时在对方家里，姓康的说他自己银行信用记录有问题，不能使用，在场的还有何**、韩*、孙**三人，由于孙**是北京人，他的银行记录正常，所以我们就和孙**签订的租赁合同”。
8、被告人张**没有前科、属初犯、偶犯，有悔罪表现。
被告人张**系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违法及不良行为，历史清白，在归案后一直如实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诚恳。
9、被告人张**初中文化，所受教育程度很低，法律意识淡薄。
被告人张**既是被告人也是被害人，其因家庭经济条件极为困难，2013年7月18日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打工，因无一技之长，平时依靠在网上找一些小工、临时工度日，生活所迫加上老*的欺骗和诱惑，再加上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被告人张**的家乡为山东省**市**县**村，全国重点贫困山区，土地贫瘠，父母体弱多病，父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多种疾病，全家以种地为生，无其他生活来源，被告人张**于2010年4月20日经山东省**县人民法院调解以（2010）梁民初字第39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婚生女儿张**由张**独自抚养，现婚生女跟随其父母生活，被告人张**系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请合议庭在合议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现实的生活和生存状况。
鉴于本案的上述实际情况，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予以重视并采纳！
此 致
北京市**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罗**、姜**
山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宜宾县人民检察院：
贵院审查起诉中的犯罪嫌疑人郭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根据法律规定，郭XX委托XX律师事务所XX律师为其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查阅了郭XX提供的相关材料，向嫌疑人了解了案情经过，并到贵院查阅复印了起诉意见书，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审查案件时参考： 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郭XX在本案中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规定，所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郭XX的行为在主、客观方面均不符合该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一、主观方面，郭XX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一）郭XX接受谢XX转账一百万元的行为，系履行XX建筑集团公司项目部与谢XX的内部承包协议，其性质属于单位意志，而非自然人意志。在XX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与谢XX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上，约定保证金支付的收款单位为“郭XX”，并且注明了账号，项目部还特别在该账号处加盖了印章。1
可见，谢XX向郭XX的账号转账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行为，实际上系履行其与项目部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支付义务，项目部也认可郭XX代其收取保证金。
（二）根据XX公司与发包人XX公司的合同约定，XX公司需向其缴纳保证金。该项目内部分包后，XX公司要求谢XX缴纳保证金符合建设工程行业业务习惯。由此可见，郭XX并没有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收取保证金。从保证金的性质来说，就是发包方要求承包方为工程顺利实施并验收合格提供的一种担保，且当条件成就的情况下，接受保证金一方须向缴纳保证金一方退还。项目部收到谢XX支付的保证金后，会将该款项支付给XX公司，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后自然予以退还。实际上，XX公司承包到相关工程后再将工程原封不动地转包给谢XX，让谢XX代为享有和履行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作为XX公司的合法授权代表郭XX，在本案中的所作所为纯属建筑工程施工市场上的惯常行为。
（三）本案属于较为典型的合同纠纷（民事），合同相对人谢XX并未完全按照他与XX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履行。即，他并未按时向XX公司项目部指定的账户存够二百万元保证金，按照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谢XX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按二万元/日向项目部支付违约金。此时，郭XX根本没有任何义务要退还谢XX已经缴纳的保证金，即便是要退还，也是该由项目部来退还，并且是在扣除谢XX的违约金解
除了他们之间的协议之后再退还。该内部承包协议签订于2011年4月14日，谢XX在时隔仅仅三天未经与项目部充分协商沟通就径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所为意在借刑事立案侦查而逃避民事违约责任的嫌疑甚大。
（四）从郭XX与贾XX等人以及他所做的其他工程项目的情况也可以表明他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将郭XX与贾XX等人签订协议又解除协议的事实列出，并认为可能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实属明显错误。其一，郭XX与贾XX等人签订协议又解除协议，纯属民事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联系；其二，郭XX在与贾XX解除合同后且与谢XX签订合同之前，其私人帐户上尚有二百万余元的存款余额，完全有经济实力退还贾XX的保证金；其三，郭XX不仅全额退还了贾XX的一百万元保证金，还在贾XX未能正式开工但确有损失的情况下，给予了他二十三万元补偿金（贾XX出具了收条）；其四，郭XX在近十年间，大大小小做过十余个工程，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争议或纠纷。
二、客观方面，犯罪嫌疑人郭XX并未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行为
（一）XX公司与谢XX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的两个基础合同是完全真实。XX实业有限公司与XX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前者将其位于四川省遂宁市XX工业园区的天然气制9万吨∕年、丁二醇及9万吨甘氨酸项目项下
堡坎、场地平整、土石方挖运等建筑施工工程发包给后者系客观事实。XX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XX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分包协议，将部分工程分包给XX公司，协议中约定XX公司应支付两百万元保证金也系客观事实。对此，谢XX及其岳父在签约之前专门单独到实地进行过考察。
（二）XX公司委托郭XX作为授权代表具体负责该项目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也同样合法有效。在XX公司与XX公司签署的合同上，郭XX作为公司代表签字，尔后郭XX再作为XX公司代表与谢XX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可见，郭XX在本案中的身份系XX公司项目负责人，其行为包括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并且没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三）XX公司遂宁项目部实际存在，其成立和运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XX公司成立遂宁项目部后，其印章也在XX县公安局备案。因此，该项目部具备与他人签署内部承包协议的合法资格。
（四）XX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XX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系附条件生效合同，且公安机关立案时（甚至是现在）只有条件成就，就会生效。该合同中关于生效条件的原文表述是：“双方签订协议并完成相关手续后七日内保证金汇至甲方账户后本协议生效”。根据文意，该合同生效的条件有三：
1、双方签订协议；
2、完成相关手续；
3、保证金汇至XX公司
账户。可以看出，第一个条件已经成就，第二、三个条件尚未成就。第二个条件的成就需要合同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没有时间限制。第三个条件有时间限制和基础，是在第一、二个条件成就之后的七日以内。实际上，该合同尚未完全生效主要在于没有时间限制的第二个条件尚未成就。所以，即便是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情况下，谢XX与其岳父仍然希望和愿意继续和XX公司项目部合作，签订补充协议，就在于他们知道XX公司直到现在也未将工程包给第三方，XX公司和XX公司的那份分包合同完全可以履行，而并不是已经失效或者无效。
以上可见，郭XX在与谢XX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谢XX在本案中也并没有基于错误的认识而交出自己的财物。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郭XX在本案中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的表现和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XX律师事务所
XX律师
一：造成此次交通肇事除了董**本人疏忽大意外，被害人也有过错。
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与这次交通肇事亦有因果关系。被害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之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也正因为如此**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060402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被害人：“应负本次交通事故次要责任”辩护人认为：此次交通事故是责任大小不同的混合过错，因此，被害人的次要责任应从董**此次交通肇事责任中予以折抵，在量刑上给予体现，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和公正。
二：被告人董**认罪态度尚好，1、被告人董**2006年4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在公安机关第二天讯问时如实的交待了自己整个的行为过程，给公安机关及时处理案件提供了真实的事实依据。这种坦白行为，依据法律规定亦是从宽处理的事实情节。足以说明董**有改造和悔过的决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庭上自愿认罪应酌情从轻处罚”的规定精神，被告人应酌情从轻处罚。
2、事故发生后被告人董**积极主动向受害家属作民事赔偿，使受害者家里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从精神上得到安慰，赔偿的有关证据刚才已提交法庭。现在董**已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已向法庭书面提出从轻处理被告人董**并撤消民事诉讼，这些材料已在卷可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民事赔偿说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且对量刑有及为重要的意义，请法庭依据这个情节给董**以从轻处罚。三：被告人董**历史上无前科，在次之前是个极诚实的农民，实实在在的庄稼汉。此次事故确实是疏忽大意，确实是过失所为。董**的大意给被害人家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痛苦深感不安。
综上所述：被告人董**认罪态度尚好，悔罪诚恳积极，民事部分已作了赔偿并取得了被害者家属的谅解。因此，本辩护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董亚周在法定刑内处以极轻的刑罚并给以缓刑，这样足以对其起到教育和惩罚的作用，董**本人也会告别昨天重新做人。
此致
济南市**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姜伟律师
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现就张开科受贿、玩忽职守案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指控张开科受贿342000元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二、起诉书指控张开科犯玩忽职守罪也不能成立
（一）起诉书称：1994年7月22日，被告人张开科主持召开綦江县县城1995年--1997年城市重点建设工程现场办公会，在未见到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建议书、立项请示及县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手续、国土规划手续的情况下，决定修建“跨芬河人行吊桥工程”（以下简称“虹桥”），由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城乡委）负责，1995年6月底前竣工。
对上述指控，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有两点未阐明，从而给人印象是被告人张开科违规拍板修建虹桥，是虹桥垮塌的元凶。
第一，1994年7月22日，綦江县的确召开了一次綦江县县城 1995年一1997年城市重点建设工程现场办公会。但召开现场办公会的主体单位是县委、县府，参加人员有县委书记、副书记、正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内容是对綦江县1995年--1997年城市重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应该说，张开科对该会议的各项议程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该会议上形成的各种决议、纪要不应由张一人负责，而应是集体决策。在本次会议审议的12项议题中，涉及到虹桥工程的表述为“跨綦河人行吊桥工程，由城乡委负责，在1995年6月底前竣工。”由此可知，本案中涉及由城乡委负责的含义就成了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控方认为，现场办公会决定修虹桥是在未见到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意想书、立项请示及县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手续、国土规划手续的情况下决定修建的。而辩护人认为这是对工作程序颠倒的一种错误理解。我 们知道，作为綦江县委、县府的工作是宏观决策，作为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是微观落实。县委、县府决定修建虹桥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任何手续。就象一个县的五年规划一样，作为县委、县府只提出在任期内要完成的目标，但目标的落实则由具体的职能部门去办理。在实施目标中，因各种客观情况可能使预定目标难以实现，而目标能否完成则应由具体职能部门对县委、县府负责。因而本案公诉机关将县委、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与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等同的观点是错误的，确定目标与目标能否完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县委、县府确定修建虹桥与虹桥应当由城乡建委负责办理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建议书，立项请示及县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手续、国土规划手续、设计施工、结算验收等并不矛盾。更何况1994年7月22日的现场办公会并不是
工程开工典礼，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未来两年工程建设的一种规划或设想，若我们将此规划或设想 主观地认定为是一种不顾客观实际的盲干，那么谁还能对未来作一种设想呢？
第二，1994年8月30日，张开科主持召开了城市建设重点工程设计方案审定会，对同年7月22田县委、县府现场办公会确定的建设重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其中对綦江人行吊桥工程要求设计美观大方，又要尽量节省资金，造价（注意静态与动态的区别）控制在200万元以内，由城乡委按此要求组织设计。辩护人认为，上述两次会议所讨论的“吊桥”与垮塌的“虹桥”不是一座桥。“吊桥”是修桥初始确定的桥。而真正修建并垮塌的“虹桥”不是一 座“吊桥”，而是一座普通的跨綦河人行桥。公诉机关连这两座桥 都认识错误，那怎么起诉张开科所召开的上述两次会议是错误决定？县委、县府召开会议确定修建的桥没有实施，而实施的桥又不是在1994年7月22日县委办公会上确定修建的。那么，公诉机关有没有强制性要求。对于这一字之差将会引发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辩护人真切希望法庭予以注意，并在仔细辨认县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究竟有无“可”字后作出对事实部分的认定。
第三，在1995年12月21日的县长办公会上，张开科强调：“一是建筑安全，决不能出问题。成立綦江县建筑安全督导室，组长贺际慎、林世元，负责把近两年来四层楼以上的工程进行检查，如有问题，发出通知，禁止住人，出了问题单位领导负责，末检查的你们要负责。质检站，质检一定要负责。这两年又是大建设，我很担心出问题”。“县府出个文件，审批程序，一是图纸，二是施工队，坚决杜绝个人承包，贺、林下来负责……”由此我们可看出，张开科提出“虹桥建好两代会可通行”不是一种强行限期通行的行为，它不会导致未完工的不合格的“虹桥”工程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上述张开科在县长办公会上的讲话充分说明张开科正确履行了一个行政长官依法应履行的职责。辩护人认为，导致“虹桥”违规建设，危险、违法、带病使用的责任是贺际慎、林世元、费上利及李孟津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
第四，从本案的实际情况讲，人民代表视察虹桥并不意味着虹桥就正式通行。作为人民代表，对在建工程或即将竣工的工程进行视察并非法律限制的行为。为视察方便，搭设栈桥暂时通行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所搭栈桥是在距河西岸的地面上，并非是在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所以说搭设栈桥与强令通行是不能划等号的，而“虹桥”的垮塌部位并非在搭设栈桥之处，主要是桥主体的垮场，而并非是张开科所催促的引桥部分垮塌。
第五，由于“虹桥”建设过程中，杯世元与费上利的权钱交易，导致“上桥”工程一拖再拖，“虹桥”工程从 1994年11月5日开工至1996年2月15日竣工，所用工期15个多月，工程费用为402.2 万元。张开科作为一县之长，有责任、有义务去催促工程竣工。我们不能将张开科正确履行职责说成是“强令限期通行”。何况1995年12月21日至1996年2月6日共计有47天时间，一个长15米的三垮混凝土浇灌工程，正常程序下五六天就能完成，因而张开科称：“虹桥建好在两代会可通行”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甚至是构成玩忽职守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二）起诉书指控：1996年2月6日，被告人张开科明知“虹桥”尚未竣工，仍在綦江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称：“竣工了綦江’虹桥’”，导致县城乡委对尚未竣工的綦江“虹桥”违规接收并投入使用。
辩护人认为：首先，1996年元月25日，中共綦江县委给中共重庆市委报送的《中共綦江县委1995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指出：“投资2450万，建成开通了綦江沦湾大桥，綦江彩虹桥……”綦江县人民政府是在中共綦江县委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不敢违背中共綦江县委对虹桥的评价，作出一个与党的工作报告相悻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其次，张开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称：“竣工了綦江’虹桥’”。但据代小龙1999年4月9日向检察机关陈述，该《工作报告》是必须经常务办公会讨论修改的。代并称：“《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在人大会之前两个月就要拟稿，而张开科对虹桥的工期有明确要求，所以按要求来看审议报告的时间，虹桥是必须竣工的。因此，报告中才会出现这一问题。”张开科在1995年12月21日的县长办公会上对安全再三强调，其安全负责人是林世元、贺际慎，而主管虹桥的林世元出于私情私利对此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相反林世元出于私情私利，在明知“虹桥”尚未最后完工、未进行竣工验收的情况下，违规指派张基碧、孙立等人办理虹桥接收、交付使用手续，并违规授意孙立与施工承包人费上利进行了结算。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林世元的上述行为并公然对抗1995年12月21田县长办公会张开科的指示导致了虹桥违规接收并投入使用，而并非是张开科所作的工作报告导致了虹桥的被接收及投入使用。张开科的工作报告产生的原因和虹桥的违规接收的结果没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起诉书指控：1996年6月19日，綦江县在綦河上举办龙舟经贸会活动，当日上午11时许，“虹桥”发出强烈异响，桥上人员惊慌离开，负责活动安全的有关部门对虹桥采取了临时性封闭措施，并报告了县领导。当日下午，被告人张开科赶到“虹桥”现场，在明知“虹桥”未经验收，系违规投入使用，异响原因尚未查清的情况下，轻信林世元、贺际慎“可以使用”的表态，轻率决定继续上人通行，晚上活动照常进行。只是在离开“虹桥”时要求：找设计、施工方的人来看一下，事后也未进行督促检查，致使“虹桥”已经暴露出来的严重质量隐患未能及时排除，导致“虹桥”继续危险、违法。带“病”使用。
对上述指控，辩护人认为是不成立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1996年6月举办的龙舟经贸会，张开科没有担任龙舟经贸会的任何职务，经贸会的负责人是代小龙，指挥长是徐廷江。虹桥发生异响后，中共綦江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任大军、张开科、代小龙湖邦义、杨兰昆、贺际慎、林世元、张基碧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全部上桥研究。据林世元1999年4月6日向检察院所作陈述：“当时大家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后来不是张开科就是任大军决定晚上可以通行。完后张开科当着在场大家的面说，要请专家来鉴定响声。”贺际慎在1999年4月5日证明对虹桥发生异响是由任大军还是张开科决定晚上继续通行之事记不清了，但强调无任何人反对。由此可知，在中共綦江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龙舟经贸会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贺际慎作为建筑高级工程师，林世元作为虹桥工程的负责人均表态虹桥可继续使用，当晚的活动照常进行。这是个集体决定，如若真的要追究责任，张开科也不是第 一责任人，因而公诉机关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张开科是不公平的。
第二，虹桥异响后，任大军及张开科先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对林世元就有关桥响的原因作了询问，林世元均称专家意见是应力重新调整，不影响安全使用。且林世元在6月19日告诉任大军桥是验收了的。鉴于对工程质量的担忧，1996年8月5日，在距虹桥影响后不到两个月，张开科签发了秦江县政府批转县城建委《关于开展建筑市场整顿的请示》文件。该文件明确要求：对全县所有在建工程和1995年1月以来的竣工工程是否报建、招投标、有无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是否按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办事进行查处。该文件明确此项工作由林世元任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张基碧住整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作为一县之长的张开科，在1995年12月21田县长办公会上再三强调建筑安全质量，在虹桥异响后提出由城乡委迅速找专家鉴定；在日常工作中多次询问林世元大桥是否鉴定及进行验收没有；在虹桥异响不到两个月又以政府名义发文要求结合本县实际整顿建筑市场，尤其是针对发文前几年城市建设中采取的不规范作法的查处进行了详细的布置。辩护人认为，张开科在任职期间，出于对解决綦江县建筑欠账太多的急迫心情，县委、县府曾作出一些违背常规的冒进措施，但此行为并非张开科未意识到，也并非张开科任其发展，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不顾，恰恰是通过庭审我们可知，张开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及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由于当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林世元及城乡建委负责人张基碧采取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不负责的态度，对明知“虹桥这个违规建设、违规接收并违规投入使用和违规结算，且在使用中曾发生异响，应属重点查处的工程，没有提出任何整顿查处意见，从而最终放弃了对虹桥工程的管理、监督，坐失排除虹桥工程质量安全隐患的良机，从而对虹桥的违法、危险、带”病“带”伤“的恶化使用失去了监督和控制”。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虹桥的垮塌原因是由于林世元掌握了工程合同签订的原始发包权、变更解除权、监督权等特权，在无施工资质的包工头费上利的腐蚀下，林世元出于受贿私欲，公然违背县委、县府的口头及书面要求，无视县政府加强整顿建筑市场的文件精神，滥用职权，违法发包工程，放弃监督职责，使费上利及李孟泽等人偷工减料，对虹桥工程粗制滥造，从而埋下了虹桥工程质量的严重隐患。无可讳言的是，虹桥工程也存在武警战士跑步引起的物理学上的“共振”及“8.7”洪水对虹桥的浸泡等原因，从而导致虹桥垮塌。总之，对虹桥的垮塌承认多因一果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常理的。只有将上述多种原因考虑其中，其法律裁判才经得起历史检验。而张开科在虹桥工程建设中有过错，但张开科也尽了行政长官应尽的义务，张开科在本案中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本案许多事情是由集体研究错误决策造成的，例如虹桥影响不影响使用是集体错误决策造成的，然而该错误的决策是在建筑高级工程师贺际慎的草率判断及林世元弄虚作假、谎报情况之下，致使集体研究决策失当，从而造成重大损失，该责任应由谎报情况的林也元及贺际慎承担。如果在虹桥异响后，林世元按县政府文件办事，对虹桥提出整改措施，虹桥的垮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林世元对县政府的文件根本不执行。可以这样说，在整个虹桥建设工作中对张开科全面地看：他是在工作中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必要的注意和谨慎并口头及以文件形式对虹桥工程再三强调了质量问题。张开科是履行了职责而林世元不按领导要求去做并放弃了职责才造成虹桥垮塌。
刑事辩护词格式
基本要义：
（一）标题。可写“关于×××（人）××××案的辩护词”
（二）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会见或通信等（多限于律师）。在前言的最后，可概括说明辩护人对此案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或定罪不当，等等。
（三）辩护理由。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从事实上、从法律上、从被告的认罪态度上提出辩护理由。具体可从分析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辩护理由；或者运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见，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罪名发表意见；认罪态度主要是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可以从轻的理由。
（四）结尾。归结辩护理由，提出有关判处被告的.建议。
（五）写明辩护人姓名，并注明具体日期。
基本格式：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
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_________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1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 ；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
（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
（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1、黄某某2003年4月出狱，2004年11月再次被抓捕，在此期间，《起诉书》列明的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关违法犯罪活动仅为1次聚众斗殴（发生于2003年12月23日的聚众斗殴）。但此次聚众斗殴，根据黄某某的供述，当时在小河地界刘红夫、陈志相、黄某某都在开设赌场，但刘红夫相对强势霸道，意图一人控制小河赌场生意，因此多次冲击黄某某、陈志相的赌场，黄某某与刘红夫斗殴，有自己寻仇的一面，也有被陈志相利用的一面。同时，所谓陈志相将开档盈利的一部分用来购买斗殴器械、支付工资、食宿费、医疗费也没有证据证实。在发生此次斗殴后，黄某某逃匿避祸，直至2004年11月被抓和陈志相再无往来，更没受到陈志相关照和资助。但公诉人刻意忽略了这段时间内陈志相、陈伟、黄某某之间的关系，在2004年11月因赌博罪(实际也是开设赌场）被抓，经审理也证明黄某某的赌博行为与陈志相、陈伟也不相干。所以指控黄某某初期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不符合该罪名的犯罪构成。
2、至于黄某某在2007年1月出狱后，陈志相、陈伟给予的钱款（具体数字已无法确定，32万？22万？还是17万？），公诉人也是搞了有罪推定，因为黄某某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这个钱款就一定是组织补偿。但陈志相、陈伟、黄某某一致的供述是还款十万元，如果是“组织”补偿，何必归还。因此陈志相给予的钱款只能理解为借款。
3、黄某某2004年11月因涉嫌聚众斗殴/赌博犯罪被羁押后，并没有什么“组织”给予黄某某家庭资助。陈志相庭审中讲黄某某老婆曾在黄某某服刑期间向其借过几千元钱也未有证据证实。
4、从起诉书指控的情形看，陈志相真正开始开设赌场（持续时间较长）是自2005年5月开始，此时离黄某某与刘红夫斗殴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一年半时间，公诉人怎么还能解释为黄某某的行为为陈志相“开山立派做出了贡献”呢？如果陈志相、陈伟、黄某某在2003年下半年已经形成了“组织”，陈志相、陈伟还需要等黄某某、刘红夫都进监狱了，才合开赌场吗？
5、通过庭审，辩护人总体感觉陈志相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不成立，至少在2010年前不成立。辩护人统计了一下，公诉人指控陈志相犯有组织领导 3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时间跨度为2003年下半年到2012年10月份，时间跨度十年，但是发生在2010年之前的案件只有7起，分别是2003年12月的黄某某聚众斗殴案、2005年陈志相非法拘禁案、2006年陈玉健砍人聚众斗殴案、2005年5月至2007年陈志相开设赌场案、2007年陈志相造房子寻衅滋事案、2009年陈志相心怡浴室寻衅滋事案、2008年陈玉建陈叶飞赌博案。8年时间7起案件，怎么看，也不像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犯罪，况且，陈志相对上述八起案件有3起（2003年12月的黄某某聚众斗殴案、2006年陈玉健砍人聚众斗殴案、2008年陈玉建陈叶飞赌博案）不承认与其有牵涉，有3起（2005年陈志相非法拘禁案、2007年陈志相造房子寻衅滋事案、2009年陈志相心怡浴室寻衅滋事案）不认为是犯罪。剩下一起开设赌场成立的话，就能因此确定陈志相在此期间已经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毫无法律依据。无论是人员、经费、分工、非法获利等相关事实，没有任何一方面的证据，证明“组织”已经产生，更别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了。可见，公诉人是先设定了陈志相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然后把零星的案子凑到一起来证明该罪名成立，属于是有罪推定。
因此，公诉人确认陈志相、陈伟、黄某某在2003年下半年已经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法律事实。假定当时陈志相、陈伟、黄某某已经算是形成了“组织”，也够不上“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一年内三次以上作案）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标准，更谈不上符合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的稳定、固定、有组织等等特征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还不存在，黄某某如何去参加？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捕后，客观上已经不具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条件，服刑期间也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辩护人注意到，已经由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夫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时间段为“2010年底到2012年9月间”（见（2013）丹刑初字第330号刑事判决书第18页），黄某某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刘红夫等人高度相关、行为性质高度相似，故执法尺度理应一致，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另外，《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8页第14行：“由被告人黄某某带领马强〃〃〃等人，负责开设赌场〃〃〃”,但对于黄某某带领的马强〃〃〃等人，公诉人并未证明与组织有关联，且被追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事责任，而是（另案处 4 理）一笔带过，说明“由被告人黄某某带领马强〃〃〃等人，负责开设赌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关。
综上，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组织犯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应认定。
二、关于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第一、开设赌场罪
对于《起诉书》指控黄某某在2011年9月至10月期间开设赌场，辩护人不持异议。但非法获利的金额未能查明。因此应当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认黄某某的非法所得。
第二、聚众斗殴罪
《起诉书》指控2011年10月30日晚黄某某指使他人持械聚众斗殴，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黄某某有“指使”聚众斗殴的行为，该指控不能成立。
当晚黄某某不在现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晚是刘红夫带人强行控制赌场，事情发生具有突然性，后到现场的房杰等人出于保护赌场的动机（履行职责）与刘红夫一方发生冲突。但辩护人认为，房杰的行为与黄某某无关。理由是：
1、房杰的开枪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因为房杰在庭审中自称在赌场里当时是黄某某手下的，只有他自己一人，但他车上带了土枪。房杰拿枪出来枪击刘红夫也是与彭艳华商量后决定的。在室内基本也是房杰一人动枪，他人观望。房杰枪击行为，主要是为了威慑刘红夫等人，达到护档的目的。事实上房杰实现了其目的。
2、房杰在供述中提到：打电话给黄某某，黄某某第一次未接，第二次回答不方便（这说明黄某某实际不知道赌档里的情况），后来黄某某给他发了短信，是让去搞的意思。但是，房杰提到的短信未被查实（查实短信记录对侦查机关来说并不十分困难），房杰对于短信内容的陈述也出现反复。
从证据角度来分析，房杰的供述不稳定，是单方供述，并无书证印证，可信度不高；其次，事发后，房杰出于逃避责任的想法，将开枪的责任推给黄某某的想法也是存在的；再次，退一万步讲，假如黄某某发短信的内容是“办”，黄某某不在现场，也不清楚现场情况，如何去“办”全靠房杰等人现场发挥。而所谓 5 聚众斗殴首要分子，是指在聚众斗殴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就公诉人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黄某某“组织、策划或指挥”了房杰的枪击行为。
3、至于房杰事后打电话给黄某某，报告发生的情况及与黄某某的对话，以及公诉人提供的监狱录音证据（对话的时间、地点、人物没有被证明），也不能证明黄某某指使房杰开枪。充其量是要房杰隐瞒黄某某与陆军合开赌档的事实。
三、黄某某有立功行为
黄某某在2009年10月22日因其他犯罪被羁押期间，检举陈志相、陈伟等开设赌档以及商议与刘红夫一伙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2011年还和陈玉健一起向国家机关检举了陈志相开设赌档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陈志相、陈伟等犯罪已经查证属实，黄某某应属重大立功。
综上所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采纳！
江苏致邦（常州）律师事务所 费章福 律师 二0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法条链接】：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第四条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第五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第六条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七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江 苏 省 公 安 厅 江苏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第四十七条 只有共同犯罪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非死刑案件，共同犯罪人的供述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排除各被告人串供以及案情泄露的可能；
（二）供述系合法取得；
（三）庭审中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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