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读后感（通用10篇）
以一个“后之来者”的身份来回顾历史，总是会不自觉地那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当年改革伊始的做法，轰动一时的争论，震惊全国的案件等，大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沦为了历史的滑稽戏，这就是时代的距离吧！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永远不可能比后者更清楚更洒脱地看待那个时代。然而，这种洒脱可能只有作为旁观者的后人才具有的。当局者都有着最现世的利益冲突，怎么能如后来者那样轻易释怀。而后人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当局者”们所创造的传奇，只能惊叹于时代。
虽然作者力图以客观的史家理性客观的角度，但是它所记述的每一个故事或让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或让人惋惜心痛，唏嘘不已，或让人肃然起敬，或让人激动愤怒„„你很难一直保持着非常平静的心情去阅读。或许它更像是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能令任何有梦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许多难以言尽的委屈、痛苦。这本“小说”中，主人公之数远不止一百单八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可以冠以“企业家”的名字。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期谱写了当代中国可歌可泣的企业史。他们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总是原有体制的突破者也是违规者，常常被迫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拥有着血腥和铜臭味道，因此获有“原罪”。虽然少数人顽强的度过艰险修成了正果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但是更多人却被无情的被时代碾压过去，或被人遗忘，或坐进了牢房，甚至成为了悲情的时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许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经也走过荆棘路。当年的王石同样身无分文过，在深圳街头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与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丝毫差别。然而他却主动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倒卖起玉米，在“摸着石头”的过程中渐渐找到方向。当年的柳传志在中科院中不过是一个专业不精的工程师，但是他所拥有那个年代人少有的经营热情与智慧致使他脱颖而出。当年的许多人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青年人，那些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然而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属于自己的时代切入点。
而那些一度成功，几番挣扎，最后被历史遗忘的改革失败者的人总是给人一种悲情英雄的感觉，让人惋惜无比。李经纬将健力宝从三水县的一个只拥有几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厂，发展成为了一个在中国能与可口可乐相抗衡的国企饮料巨头。而后来整个“国退民进”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使他与他的健力宝却深陷产权泥潭，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在今天看来仿佛命中注定。最后他一病不起，而他的健力宝也消逝在时代中。与他同样悲情的领导者还有褚时健。褚时健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让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还有其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类似他们的“悲情英雄”还有好多，虽然有许多人都为他们抱不平，叹他们生不逢时，讽制度的僵化，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失败这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的“草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的成功大多都是当时他们所做出的几个具有时代突破性与相对偶然的正确决策与自身企业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们没有身处特殊的位置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经营者，取得成功完全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不断的提升自我，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不停地运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会上演。假如他们具有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质与真正科学的管理方法，结果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然而这样要求那个时代的人明显是不现实的，身处时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时代太过困难，这不过这只是我这个后者的意淫而已。
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故事都是我们高中时极好的论据，而当时对这些事情的评判几乎只是简单的为了单一的论点而简单的贴上符合主题的标签。一件现实的事情没有简单的好与坏，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简单的方面解释清楚。全面客观是探求事物真相的基础。
30年诞生了太多人物，人们对他们的定义各有不同。我十分赞同这本书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话对他们的定义——“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时代探路者。虽然在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功源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他们的成功相对容易，但是取得成功始终是困难的，需要我们走在时代最前沿，甚至超前于时代。现在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空白，仍然是个处处存在着机遇的时代。也许过了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待如今的时代，正如我们看待过去的年代一样，感叹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好时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从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国最精彩的华章。从改革开放初江浙人民冒极大风险发展贸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讲话后爆发的全民下海的热潮„„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而这也是中国改革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的。
中国这场改革运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性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争论特征”。由于中国特有的复杂社会情况，中国的改革的走向非常像是社会学的Gartner光环曲线。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的争论这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严谨且极优的途径选择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可能这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吧！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该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不过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潮流、时代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
1982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一张粉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发到了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每一位代表手中。随即，一张张表决票投向了设在会场内的30个票箱。
下午5时许，当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投票结果，3037票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话音一落，场内掌声雷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就此诞生。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出发，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方向。
宪法的至上地位，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宪法的起草、讨论、通过、颁布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尤其是现在，1个序言、138个条文、31条修正案所构建的中国宪法文本，它走过的每一步都反映出这个宪法在确定制度路线、功能制定、理念进步等方面的转变，这也同样折射出中国在这三十年以来所经历的发展路径。
八二宪法出台前的“四大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而1978年《宪法》60多个条文中依旧宣称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规定为“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不可否认，这部仍未走出“文革”阴影的《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大潮下，已然跟不上形势了。
距1978年宪法颁布两年多后，中央高层做出了比较重大的决定——重新制定一部宪法。
年逾耄耋的许崇德教授虽然听力不如以前，但是对三十多年前参与起草和通过宪法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1980年9月，参与1954年宪法起草工作的许崇德的人生轨迹又一次与宪法制定工作产生了交集，他被点名要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据他向《小康》回忆，彭真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而在此之前，1954年宪法早已被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代。
对于当时修宪的过程，许崇德向记者介绍到，制定这部宪法争议很多，涉及到的内容有很多方面。在摆脱“左”的长期压制之后，这次讨论思想氛围空前活跃。
“这是集体的创作，大家观点不可能一致，肯定有不一样的声音。”
一大争议——要不要写序言？
一部宪法呈现出来的形式首先进入了委员们讨论的行列，除了宪法的目录和体系内容，序言在宪法中该不该存在，应该以怎样的内容形式存在都是修宪急于解决的问题。“争论的问题大大小小无法用数字说明，序言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之前的三部宪法都有序言，然而当时修宪时有人提出‘宪法就是法律，就是条文’的意见，认为宪法不应该再有序言。但是相反也有人认为宪法应该有序言”。
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当时许崇德和同事们把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进行了梳理，发现有的国家有序言，有的国家没有序言。序言长短不一，有的就一两句话，有的则比较长。
最后一轮的结论是1982年宪法还是要保留序言。但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的宪法序言应该写什么？
“样板还是参照五四年宪法，提出的国家总任务，当时的任务是‘一化三改’总路线。然而1954年确定的总任务在1982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像三个改造1956年就已经结束了，工业化也初步实现了。”
即在宪法序言中作为綱领性国家的总任务也必然发生转移。
“序言一共十三段，第七个自然段提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许崇德认为，尽管当时序言中没有写“改革开放”，但其中还是埋下了伏笔，提到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虽然没提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是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了。”
另外这次将原本写进条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放进了序言里，“写成法律条文还是比较僵硬的，写在序言里灵活一些，带有指导性的意义。这是实实在在的考虑，从现实出发。比如你是宗教徒，他就当然是遵守宪法，但是让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比较僵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啊，从理论上来说不大行得通。”
二大争议——应不应该搞两院制？
许崇德回忆道，起草初期有人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搞两院制，好处就是“两院”可以互相制约，还可以发扬民主，“因为有些群众看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橡皮图章’，有什么提案大家举手通过，一起拍拍手，没什么争论，也没有互相之间的讨论。”当时提出的两院制模式是首先将人民代表的人数从三千减少至一千，并且分成两院，一院五百，然后两院进行讨论。
“当时我们构想的两个院，一个是全民选举组成的，一个是按照职业组织起来的，里面有工人、农民、医生等各个职业的代表。当然后来没有再深入下去，还是坚持了‘一院制’。可对于‘两院制’当时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
然而针对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时提出的“两院制”，许崇德认为“那是两码事，当时提出来两院制的人，他的主观愿望并不是要搞西化。现在一些人提出的两院制是要照搬西方模式，学习西方的法制。
三大争议——设不设国家主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设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部宪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单独列为一节，作为国家机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主席缺位，至1975年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此次修宪，要不要设国家主席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有的人说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那就不要设，有的人说有国家主席好，可以代表国家，比如说国内有什么问题，主席发令签字，好像就有权威了，有个主席体制上完备一些，但是不赞成个人权力过于集中。”许崇德说。
最终1982年宪法设立了国家主席，但是取消了原本属于国家主席的两项职权，包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主席虽然享有崇高的地位，但不能独立决定国家事务，主席职务较之以前虚化了。
“国务院实实在在管那么多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是实实在在的机构，所以主席是国家的代表，比如庆祝外国的国庆、签署外国使节的国书、以主席的名义发个电报，对于这类的事务也是一个需要。”
四大争议——检察机关要不要砍掉？
“当时恰好要精简机构，有人说检察机关这一块可以砍掉，一些国家就没有检察院，而由司法部行使检察职能的，检察官工作由司法部来管，司法部长也就是总检察长，所以我们不一定要保留检察机关。”
1975年宪法没规定设立检察机关，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开展检察工作。“这是很荒谬的，公安本身要受监督，公安机关不能乱捕乱抓。这样导致公安权力膨胀，又要逮捕人又要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就像踢球的球员和吹哨的裁判是一个人，他又踢球又吹哨怎么行？！”
新中国建立之后，学习苏联设立了检察机关，而且相对独立。“这个制度还是好的，但是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被认为凌驾于党委之上，因此在‘反右’之后，检察院就不起作用了。”
最后1982年宪法鉴于国情，从实际出发决定仍然保留明确检察院组织职权和监督程序，并新增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个就很全面了，既有法院，也有检察院。法院管判，检察院管起诉，公安机关是侦查。”在许崇德看来，这不仅是恢复检察院，还把司法制度组建的这三个机关的关系写得很明确，“这点很重要。”
当时有些条文基本没有什么争论，委员们无条件拥护的条文是——保护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
许崇德说：“这是因为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身的侮辱太厉害了。这次起草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对公民侮辱诽谤诬告陷害。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拥护支持的，这一条文在五四年是没有提到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问题，跟过去比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
1982年宪法中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1954年的宪法中，《公民权利和义务》是第三章，置于总纲和《国家机构》之后。八二宪法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五四宪法，但是特地将《公民权利》提前到第二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表明保障公民权利是制定宪法、建立国家的基本目的。”许崇德教授介绍道。
当时全国上下对这部宪法草案的关注和热情可谓是空前的，许多阶层的百姓都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了宪法草案的大讨论。统计显示，八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总共立了24条，比五四宪法多出5条，比七五宪法多出20条，比七八宪法多出8条。
四次修宪的变与不变
但八二宪法并非一劳永逸，此后30年间历经四次修改。
“八二宪法主要继承了五四宪法，经过四次修正之后，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是现在看这部宪法注定是有许多不足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向记者指出，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意识形态之争尚未尘埃落定，现行宪法从1982年颁布至今共经历并通过了四次修正案，但总体上保持了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平衡。
修改憲法，遵循什么原则？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研究对现行宪法做首次修改时，就确定了重要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修改宪法，只限于不修改就会妨碍改革的条款，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采取宪法解释的办法去解决。
“能不改则不改！这样做，有利于宪法的稳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许崇德教授说，现在修改宪法方式采用的是修正案的方式。
1988为“私营经济”争位置
1988年伊始，中国的“个体户”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意味着到工商局登记的时候，在“国有”和“集体”的企业性质之外，又有了另一选择：私营经济。
此次修宪，明确规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对其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可以说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后，中国的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已逾六成，这为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的制造分工都做出了近代史上最大的贡献。
1992为“市场经济”正名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翌年的宪法修正案，继“私营经济”之后再为“市场经济”正名，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次修宪中，“市场经济”一词成为亮点，而“计划经济”则在宪法修正案文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文本中将原来“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等内容，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等。
国家的奋斗目标同样随之变化，由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这本书中，我感受到了这三十年的风云激荡，激荡三十年是极少数让我看过之后心情澎湃的书籍，最早看到这本书是在学校图书馆三楼，不过图书馆中只有激荡三十年上册。在看过上册后，我就深深的被这本书所吸引，之后在京东上买下了一套激荡三十年以及大败局。本篇读后感我将以激荡三十年的内容为主，但可能会穿插些大败局中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现在并不在我的手边，部分内容依靠记忆书写，如有遗漏或错误，还望老师原谅。
《激荡三十年》共分两卷，上卷记录了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历史性进程，前者让中国打开国门，赶上了最后一次世界革命的浪潮，由此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下卷描述中国GDP以每年10%以上增长的同时，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入世”和“Sars风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使中国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回望中国一路走来的这三十年，我为这三十年了激荡人心的传奇而热血沸腾，《激荡三十年》用其独特而敏锐的视角，记录下这三十年每件可载入史册的人和事，将那已逝的历史定格在我们眼前。掩卷沉思，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并不是那些位于表面的事件和群雄，而是背后那种共性的力量和特性，尤其是对那些不断奋斗、创造传奇的企业家以及改革发展、铸就辉煌的企业的反思。
当任正非为是否能入党而苦恼时，他也许不会料到，以两万元起家的华为，凭其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成为让中国电信基建的领头羊；刘永好三兄弟由于“出身成分”问题而高考落榜，但他们从鹌鹑养殖开始，凭借着精准的眼光，在经过若干年的经营，让他们成为中国首富；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也许做梦也没料到，他们日后创立的康佳、创维和TCL在鼎盛时期，占据中国彩电业市场份额的40%，而最后他们之间的混战却又差点毁掉中国的彩电业；那时的牛根生还在回民奶厂刷着奶瓶，而在16年后，他以其敏锐的营销才能和精干的经营团队，使蒙牛集团成为我国数一数二的奶制品公司；27岁的文学青年王石，抱着那本 《大卫·科波菲尔》，为主人翁所感动的时候，没可能想到他后来带领的万科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中的领头羊…诸如此类，还有数不清的人物以及关于他们的事迹。
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的命运是值得我们悲悯和关注的。这群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把握时机、果断行动的群体，在法律壁垒、制度束缚、政策障碍、观念落后中艰难的挣扎，而又保持一种坚韧的品质和与生俱来的草莽性，他们的奋斗给这三十年历史增添了色彩，为他们的人生增添绚丽的一笔。
过去的三十年，民营、国有、外企三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相互博弈，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而民营企业发展的艰难和变革的坚决更是让人深思。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市场的闸门缓缓打开的时候，民企这股自由水流渗透进来，它们是那样的弱小而坚韧，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成流、轰然成势。如果说海尔是海，那么中国千万民企则是溪,在妥协和无奈中奔流，所有一切都不能阻挡民企前进的趋势。
第一，市场经济或者资本的冷血性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观念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制约中国企业的发展。而偶尔有一两个能够冲破传统人情观念，严格执行资本的冷血性的，往往都能够取得一点点成功。这样的管理措施在中国就叫严格管理。80年代初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就是早期取得成功的一个人。他的改革很简单，就是员工生产效率与个人收入的效益挂钩，所谓“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可是，即使到今日，对于很多国有的甚至是非国有的企业而言，这一招仍然是很灵光的。制度是冷血的，这种冷血来自于资本的逐利性，如果资本缺乏了逐利性，就会被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所堙没。所有的家族企业，在发展到必须规模之后，都会停滞不前，阻挡他们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对打天下的亲友们的安置问题!
第二，难得的一两个能够冲破人情观念的企业家，即使成功了，也只是靠着个人的铁面，在小范围内取得的成功。如果这个企业规模一经放大，往往面临的是更大的失败。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复制难是人所共知的。1984年以承包起家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同样以改革分配制度、严格管理取得巨大成功。可是，头脑发热的马胜利疯狂承包了大大小小上百个纸厂。有人认为，马胜利是缺乏战略思考，其实不然，在当时紧缺经济的形势下，马胜利即使没有战略思考，只要能够成功复制他的管理模式，应当是会成功的。可是，马胜利的成功模式是不能够复制的，一者他的石家庄造纸厂不是靠制度在运营，实质上是靠个人的强势在运营，哪怕这种强势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除非到有一天，这种制度成为一种文化，马胜利才能复制他的模式。马胜利失败了，此后二十年，继续这种失败的比他的名气更大，比如华源，还有正在壮大的中国化工!
千万要记住，除非你的制度成为文化，这种文化至少在核心员工中融入血液，否则，所谓快速扩张，只可是是给人送钱而已。我从来也不相信，只靠换了别人的牌子，就能使其他企业扭亏为盈!
第三，创新将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永远的痛!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企业此起彼伏，如过江之鲫，可是真正能够有持续的创新本事，而不是偶尔抓住一次机会的，一向坚持到今日的，几乎用手指头就能够计量!而要一再抓住机会，永远抓住机会，靠的毫无疑问是类似任正非一样的时刻处于冬天的心态，今日有的，明天就可能没有。而以中国人乐于享受的天性，有几个企业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任正非和王石都已经老了，新一代的企业家呢，我还没有看到。写到那里，我不禁打个冷战!
这三十年间，每一个代表人物都记录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也许，三十年前他们的名字代表着囚徒和牢狱。但在今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商业环境中谱写了当代中国企业史。虽然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正如书中所说，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所谓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之后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所以，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职责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欢乐、一种成就。如今，中国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即面临着机会，也迎之后挑战与竞争。企业家的成长将带动着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日渐繁荣昌盛。过去三十年的沉淀积累，给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带来宝贵的经验与资本积累。
书中这样写到“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_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书中以20_年为界把中国企业的发展分成了两个部分，在书中最后部分我终于的体会到晓波对民营草莽(小人物)们的同情与敬意和对未来无限的遐想与期许。
1978-1993年，第一部分，那是两年前读的，现在仍然能清晰的记起。从恢复高考，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中国人拉开了拥抱世界的序幕。以前的我们，贫穷、封闭、落后，但从那时起中国人正以其独特的经验效果至上(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独特方式和持续性的修正(每隔三五年就要进行经济调控)等一系列在大是大非上非常正确的的方针，迅速而深刻的自我进化和影响世界。
说到企业史，从企业性质上可以分别从国有企业史、民营企业史和外资企业史三个方面来看(或许还可以加上农民史)。改革伊始，基本上只存在百病缠身的国企。也许大家都很清楚，国企怎样的挣扎，怎样的在提高效率上努力，怎样的挣脱计划体制束缚。这时候渐渐的冒出了一些民营企业的先驱，其灵活性和高效性在与国企的较量中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但是在姓资还是姓社的打击下，很大一批在摇篮中都被扼杀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如傻子瓜子年广久、柳市镇八大王)，还有一些比较聪明的经营者找到集体所有制的外衣，把自己裹在里面慢慢的壮大(包括万科、联想、海尔、伊利等)但是这样也为将来的产权不清留下了隐患。有远见的外资这时也慢慢的想中国伸出触角，如百事、松下等。
务必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统一齐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务必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令人困惑。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很多时候是游离在国资或外资背景的企业之外，艰难生存，他们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充当了改革的试验者，但往往当条件成熟了之后，有资格摘取果实的却并不是他们。而当执政者发生犹豫或妥协时，被推出来示众的却是他们。他们似乎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并不做过多的无用抗争，而继续寻找被忽略的夹缝以求得生存。纵观三十年，不可否认，正是有了这些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企业的参与，才渐渐形成了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模式，而市场的出现才催生了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到今天，民营企业已成为最大的就业基地，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举足轻重。但是当更多的外资借着全球化的脚步进入这个国家各种重要行业的时候，民营企业依然被很多领域阻挡在家门口。这样的一种不公平和不平衡，不免使人困惑和唏嘘。
其次，现阶段国内的大部分企业依然是在没有核心技术的低水平的层次上靠打价格战为生，这和当前低素质的劳动力条件分不开，也和中小企业缺乏技术投入的实力有关。我们曾自豪于我们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终于明白，其实我们只是装配车间，很少技术含量，况且就是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们也做得并不好，中国产品往往是价廉质次的代名词。我们的优势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这也正是这三十年间，大多数的企业都只昙花一现的原因。像鲁冠球，张瑞敏，柳传志等依然还活跃在开创初期的行业里的，实属凤毛麟角。即使这样的企业，他们也并不是因为技术领先或质量上乘而得以不败，想要坐稳坐强，对他们来说依旧任重道远.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近期内还看不到有明显变革的可能。
第三，我国目前的国企绝大多数是垄断行业，这种靠国家背景和资源立足的企业究竟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他们能不能作为支撑起我们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柱，他们又是不是能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们能代表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吗?
第四，执政者究竟选择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策略，他们眼里的“民”究竟代表了谁?
如果说改革初期因为朱镕基实行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而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话，那这一战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国退民进的效果。由于大量中小企业的转制，使一大批原来的经营者成了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无疑是最大的得益者。这其中的很多企业，正是因了所有制的改变而重新焕发出生机，再度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企业的员工，也有了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释放了更多的自主权，当面对自己并不很确定的新生事物时又能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使生产力和积极性都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带动了市场消费的活跃繁荣，这是一段良性循环的美好时光。然而，由于初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爆发频繁，使政策的走向发生了偏移，政府更倾向于回到加强中央控制的局面，试图通过中央的协调而使过激的矛盾得以缓和。也许矫枉过正了，再度的中央集权之下，国有资本的不断壮大和民间资本的相对萎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的矛盾，大量国有资本的积累最终又有限地用到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当中，原来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更多没有国资背景的企业的发展却障碍重重。国进民退的格局不免让人想到“与民争利”，而争来的利究竟肥了谁的腰包?
第五.如何更理性地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并购事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最终以商务部的否决而暂时告终。如果这种民间的纯竞争性行业的并购也需要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话，令人惊讶的却是，为什么我们的石油、银行等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的领域的股改，却可以以向外资定向融资的方式一路畅行?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怕被资本主义企业渗透或消灭，有一股很顽强的势力坚决反对与国外合资或被外企收购，朱镕基为此曾感慨，就那么几个胶卷，难道还能让社会主义变了颜色。当政治思维试图主导商业行为时，企业和企业家也许就离末日不远了。而在一个传统的以政治为纲的历史背景之下，要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又有着怎样强大的阻力
最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道德的底线不断被刷新，我们却仍未找到有效的制约手段来遏止它，相反这条底线还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踩踏和蔑视。
出人意料的，这本书开篇就说“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的文化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是要称赞这位学者的勇气，明确点出了wenge的错误，还是在10年前，民众的包容性还不那么大的时候。为了说明中国此时的窘境，我想用一些数据来表示，“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3%。”银行几乎全是国家资产，国民手中握而无一物。感谢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还应感谢他的理解与包容，他首次向国民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wenge刚结束没几年的情况下，将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得不说小平同志眼光的犀利。
“无知”是幸运的。“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有这么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1978年的中国人民因为闭塞，不知道自己与世界竟存在大的差距，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万事开头难，我们都清楚，有个好的idea是第一步，但实践才是关键。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钱”从哪里来?“钱”真的太重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无比辛酸，但事实向我们证明它的正确。第一次尝试将农民生存的根本——土地租出去，深圳顶着“卖国行为”的质疑与压力，“一意孤行”。通往成功的路上总有妖魔作怪，一条路想要走通很困难。况且，事情往往不会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到那时，我们又要相处新的对策去面对迎面而来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1984年，全民经商热席卷全国。北方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之夜排名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读后感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为科学家、医生、教师。与现今的反差实在过于明显，不过我们不能盲目地指责国民的愚昧，试想一下，在饭都吃不饱的窘境下，拿什么去发展国力。
有日本学者说，“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最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这描述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但是甚至不用细想，现在也是这样。
经济16-1 葛源方
注：此为中央财经大学陈运森老师《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学生作品
《激荡三十年》一书讲述的是1978至20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改革发展史，对三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实它也是一部中国崛起的历史，摒弃了从传统枯燥乏味的文件陈述，以鲜活灵动的典型形象，记录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书中既有任正非、柳传志、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记述了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人的命运沉浮。全书以编年体的写法，透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绘出一幅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
一如笔者所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读罢全书，我主要收获以下几点感触：
01
改革与违规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说这句话的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的温州基层干部陈定模。80年代中期，他怀揣一张图纸建设龙港农民城，使原来的小渔村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根据当时国家的政策，“国有土地不得私自进行商业性转让”,陈定模大胆突破，通过土地有偿出让的方式集资建城。
在当时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严厉地钳制着经济发展的咽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的盛行和贫穷人民对财富的狂热产生剧烈的碰撞。经济特区建设之初，福建项南、海南雷宇、广东任仲夷，这些地方大员纷纷压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顶着社会舆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力推进改革开放。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小岗村，78年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搞包干；在全国一样穷的年代，穷出了名，穷成了洼地的华西村，69年在村里偷办起了五金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牟其中、王石在浙江、珠三角一带做起“倒爷”,依靠灰色收入积累原始资本；鲁冠球在改革开放前夹缝里搞乡镇企业，绕开民企重重暗礁和国企竞争。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苟延残喘，一无所有的冒险者孤注一掷，有的一步登天，有的昙花一现。
窥一斑而知全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而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正如书中所说，这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三十年风雨走来，这种从违规开始的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一批走在时代前端的冒险者的成功，和一批批如雨后春笋的民营企业的崛起，还有突破重围习惯于“闯红灯”的后遗症，而这也造就了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中国问题。
民营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改革者对现行法律的漠视与破坏。三十年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跨越，其中产生的动荡和混乱，使得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呈现出本能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则使得容易产生短期化的行为，追求短期的利益和发展，对产业和市场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长期准备。所有这些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展现出它的不适应性。
02
英雄与时势
梁启超先生在著作《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而通读《激荡三十年》下来，感觉更像是在讲述一个道理――顺应时势者为英雄。
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取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取。在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里，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因为把握政治脉搏潜力而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鲁冠球长于政策，也赢于政策。79年，鲁冠球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政府打算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他调整战略，集中力量发展汽车装配业务，很快成为全国仅有的三家万向节定点生产专业厂之一。他看到了国家出台的农机厂政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看到了国家鼓励汽车产业的风口，才有了现在的“万向系”.可以说，鲁冠球的每一次机遇，每一次转型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都是相当具有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选择。
不同与鲁冠球这样的时代弄潮儿，健力宝的李经纬成为了政企博弈中的牺牲品。1984年，健力宝之所以能横出空世，归功于李经纬一个跳出常人思维的想法和举动。为了让世人知道健力宝，李经纬将目光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豪掷25万元赞助了12支国家队。那一年的奥运会，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女排更是以勇不可挡之势登顶，引发举国沸腾，健力宝因此一夜成名。然而，在那个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李经纬出其不意地创造了奇迹，又因时运和性格铸成了悲剧。前后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大潮中，处置国有企业产权的时候，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由于对经营层的极端不信任，外加此时健力宝集团又饱受效率低下和人心涣散的诟病，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经营者们争相追逐的猎物。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恰恰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也客观造就了政府与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
众多民企在一轮又一轮改革中的浮沉起落向我们深刻阐释了一个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时刻保持对政治和政策的敏感度，尤其是在行业选取、经营地域、资金调配等诸多方面需要顺势而为，才能趋利避害，发展壮大。
03
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
吴晓波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写道“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我很庆幸活在这个时代，但我希望他快点过去。”
一如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78年~年的中国，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2008年~的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大约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注定面临着解决不完的问题。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种问题，中国有着在其特有政治体制下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克服、消化问题的独特能力。当我们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央，被裹挟着前进，往往无法辨认一个正确方向，一如我们不能确定在未来中国经济是会变得更好或是更坏。
但眼前所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并非假象，相信所带来的巨大繁荣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一个民族。
读罢全书，不由感慨作者笔力之深厚，流畅的文字间既有纵观三十年风雨的激情澎湃，又不失细腻、冷静和睿智。全书从细微之处切入，逐渐为读者铺展开一张描绘着三十年中国企业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的宏伟画卷，以小见大，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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