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监督协议书

社区矫正监督协议书（精选8篇）

社区矫正监督协议书 篇1

为了督促社区矫正人员遵守社区矫正规定，履行社区矫正义务，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悔过自新，适应社会，根据洛江区社区矫正工作暂行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确定

为矫正人员

的社区矫正监督人。

一、社区矫正监督人

1、对社区矫正人员的遵规守纪和接受社区矫正情况进行监督，督促社区矫正人员遵守社区矫正规定，履行社区矫正义务。

2、保持与社区矫正人员联系，及时发现、掌握社区矫正人员情况。

3、每月一次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乡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矫正人员情况，遇有特殊情况要及时反映。

二、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定期与社区矫正监督人沟通信息，研究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三、社区矫正人员要自觉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积极、主动接受社区矫正监督人的督促帮助。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监督人、社区矫正人员各一份。

社区矫正工作协管员（签名）：

社区矫正监督人签名(签名)：

社区矫正人员（签名）：

社区矫正监督协议书 篇2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依据和内容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权,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也一并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因此,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承担着监督职能。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在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概括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一是依法开展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检察;二是依法开展对监外执行交付活动的检察;三是依法开展对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管活动和矫正活动的检察;四是依法开展对刑罚变更执行和解除矫正、终止执行环节的检察;五是注重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防止和纠正侵犯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1]

社区矫正工作从交付执行到矫正终止,涉及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居委会、监狱、看守所等多个部门,因此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不是接受社区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而主要是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对交付执行、管理以及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进行检察监督,通过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可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执行,确保实现社区矫正效果。

(一)对审判机关的监督

1. 对是否适用非监禁刑进行监督。

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因此要对其进行监督以保障审判机关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

2. 对交付执行活动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监督。

检察监督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文书等资料是否齐全合法、是否及时送达相关机关,通过对其监督以有效防范因法律文书交接不畅出现的漏管、脱管现象。

(二)对监狱管理机关的监督

1. 对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检察监督其批准的罪犯、材料及批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杜绝用“假立功”等虚假材料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2. 对交付执行活动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监督。

检察监督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文书等资料是否齐全合法、是否及时送达相关机关,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是否按照规定与司法行政机关办理交接手续,确保交付执行活动合法。

(三)对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

《实施办法》第2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因此对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重点。

1.检察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是否为社区矫正人员建立了社区矫正执行档案,是否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是否有脱管、漏管社区矫正人员,是否按照规定对到期服刑人员进行解矫,发放解除矫正证明书;检察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对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2. 检察监督司法工作人员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是否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展开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公正廉洁执法。

二、目前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也在不断往前发展,但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都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在不断摸索之中,因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制约了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思想观念陈旧,轻视社区矫正监督工作

长期存在的重视监禁刑而轻视非监禁刑的思想观念,使本应作为刑罚执行工作深入开展的社区矫正,变质成“档案工作”、“统计工作”,[2]监所监察部门的极个别工作人员认为目前相关制度不健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看守所和监狱,对社区矫正持一种观望态度,没能深入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使得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只是应付工作最终流于形式。

(二)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监督力度

一是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开展程序、各机关之间工作衔接等方面没有细化和统一的规定,[3]甚至存在法律冲突,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相关机关在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具体操作,也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开展有效的法律监督;二是检察机关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应予以及时纠正,但是实践中被监督单位往往对此并不重视,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书没有法律强制力,对被监督单位没有震慑力,弱化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性,明显缺乏监督力度;三是对审判活动及变更执行的监督一般是通过审查法律文书进行的,具有滞后性,监所监察部门很难介入庭审过程,无法形成监督合力。

(三)行政区划混乱,检察机关难以有效监督

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划定某种专门化职能的地域作为经济开发区,但是却没有完全具备行政区划的职能,有的地方没有设立相关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就划归当地的公安机关,许多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基本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监管对象处于失控境地,脱管现象严重,同一行政区域的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划归司法行政机关,有的划归公安机关,多个职能部门参与社区矫正,权限划分不明确,制约着检察机关的监督效能。

(四)监所检察人员不足,监督力量薄弱

基层检察机关普遍存在重主要业务科轻监所的现象,因此监所检察部门人员数量偏少,而监所检察部门还要负责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的监督检察,任务繁重,面对推行社区矫正的新形势,监所检察部门缺少相对应的专业人才,难以开展有效的法律监督,尤其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一年两次的定期检察还需要对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以及所有乡镇社区矫正机构和派出所进行检察,量大、面广、任务重,现有检察人员数量和法律专业水平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形势和任务的要求。[4]

三、完善和规范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措施

自我国开始试点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当中,如何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怎样更有效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大胆摸索。

(一)完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健全法律监督机制

《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都将社区矫正纳入了法律体系,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但是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监督管理措施、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人员的设置、职责、执法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5]致使在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亟需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制度做出具体、系统的法律规定,使得相关机关能够执法有据,同时也要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权限,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检察手段,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使得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不再表面化、形式化。

(二)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行实时法律监督

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相关基层组织等部门的联系沟通与协作,建立社区服刑人员信息交换平台,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信息,实现信息共享、进行实时监督,共同解决好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检察机关检力下沉,延伸监督触角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应覆盖矫正工作的全过程,包括判决、移交、矫正、宣告的各个环节,检察机关应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措施,全面做好事前防范和事中、事后监督工作。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尤为重要,检察机关在判前调查过程中实行同步监督,建立健全对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监督机制,对提请、呈报、审理、审批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及时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问题。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人员整体素质

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期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重视监禁刑而轻视非监禁刑的思想观念,要合理给监所检察部门配备人员,从人员、经费、物资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同时要加强对相关检察人员的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参观学习、开展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学习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业务知识,不断提高法律监督水平,形成一支业务素质扎实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队伍,切实解决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谦.积极做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EB/OL].新华网,2011-7-21.

[2]孙智魁.对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7-29.

[3]李新华.浅析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Z].监所检察工作指导,2011.

[4]林礼兴.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探索中的成效与问题[N].检察日报,2012.2.

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完善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2014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58条、25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纠正意见：……”。《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这对检察机关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正确行使检察权，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使矫正主体依法积极、主动、正确履行职责，有助于遏制权力滥用，保护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解决矫正对象的脱管、失控问题，减少再犯罪，对保障社会稳定，促进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管理创新起着重要作用。

一、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意义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权力没有受到限制，必将导致腐败”。社区矫正机构实际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作为非监禁型行刑方式的社区矫正制度同样会被“异化”为罪犯“合法”逃避法律制裁的途径。加强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尤其是在矫正对象的确定、交付环节，加强对法院、监狱等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有助于遏制滥用权力者寻租，防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腐败现象。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执行理论和实践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以非监禁刑逐步取代监禁刑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行刑趋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新的监管制度，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实施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对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近年来，随着世界行刑社会化趋势的发展和我国与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社区矫正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将逐渐增大。做为代表国家进行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其在将来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代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单纯的刑罚，而是一种建立在刑事法律基础之上、以一套制度为保障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在实践中探索了监护制度、报到制度、走访制度、学习制度、迁居制度、外出请销假制度、会客制度、惩戒制度等对犯罪人进行限制的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矫正主体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及相关矫正制度的监督力度，通过制度设置，由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权来制衡司法行政机关的行刑权，有助防止权力滥用以及加强矫正对象人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二、矫正工作机构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中，检察机关监督手段较为单一，如果发现执行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其方式无非是发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且没有相应的法律执行力，被监督单位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因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处置权以追究相关单位或责任人的责任。在现实操作中，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2008年版），如果被监督单位不纠正违法，对违法纠正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置之不理，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被监督单位提出，但这只是将矛盾转移到上级部门之间，问题仍然有可能不能解决。根据上述《检察办法》，社区矫正检察手段有书面检察、实地考察，与有关人员或组织谈话三种。无论是到实地去考察，还是依靠寄送书面材料等都需要比较长的一段“等待”时间，这就造成检察机关不能及时掌握罪犯是否报到，是否存在脱管、漏管等现象，使检察监督滞后于执法需求。另外，有些材料如果外地没寄或者其它情况，就无法全面掌握社区矫正执法情况。同时，《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只规定每半年至少展开一次全面大检察，发现的问题只是少量的且时间滞后。在实务中，发现最多的监督事项是不作为行为和不当管理行为，大多属于轻微违法或不尽合理性质；较为严重的诸如交付脱节、监外罪犯脱管失控等受到诸多因素限制，够不上职务犯罪。因此，检察监督职权的有限性和事后性，影响了检察机关及时、全面掌握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也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权威。建议检察机关建立社区矫正信息系统，并依托该系统向地方党委、上级机关通报执行情况，对执行态势进行评估和预警，为党委和上级机关决策提供依据。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创新发展的路径设计

1.加强对监督管理环节的检察

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惩罚与教育改造的辨证统一，因此监外执行检察重点是加强对公安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监管执行活动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监外罪犯的活动进行监督。一是加大对监外执行的监督考察力度，督促执行机关更好地落实监管措施。要监督执行机关对监外罪犯档案管理是否规范、执行措施是否落实，帮教组织是否建立并发挥作用，促使执行机关严格执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监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及时向执行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2.赋予检察机关调查知情权

检察机关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了解事实真相，是行使检察权的先决条件。在执行程序中，真正拥有处分权、变更权、裁决权的是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只有建议权、意见权，即使发现问题，法律也没有赋予其调查的权力。因此，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出发，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的调查知情权。通过行使调查知情权，检察机关可随时介入到社区矫正运行当中，相关机关和个人应给予支持和配合，不能无故阻止。检察机关在此权力行使中，有权调阅相关案卷，相关矫正材料，有权约谈社区矫正对象，有权查阅矫正机构矫正台账，听取相关机关和个人的汇报等，并视情况进行一定的调查。

3.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建议权

社区矫正建议权是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延伸，是指检察官依据已经查明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及相关证据，就被告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向法官提出的具体意见。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量刑建议权，就可以把监督的触角延伸至社区矫正的决定过程。检察机关根据事前掌握的情况，可就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向法庭提交书面检察建议，该建议涵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调查综合评估材料等。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此建议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刑。

4.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监督方法

当前，检察机关要以新刑诉法为依据，改变目前事后监督的机制，主动做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个同步”，拓宽监督范围，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全过程和各环节的监督，进一步增强监督的实效性。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在诉讼阶段提出量刑建议试点，将有条件适用非监禁刑的案件尽量适用非监禁刑，从而保证审判机关判决非监禁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检察机关应当对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建立审查机制，通过查阅案件材料、审查罪犯病历资料和伤残鉴定，向在押人员及医务人员了解情况等措施，审查暂予监外执行的实体和程序合法性，防止违法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的发生，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还要加大查处执行和监管环节职务犯罪的力度，扩大监督成效，增强监督权威，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制定与刑事诉讼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

参考文献：

[1]李川.从特殊预防到风险管控：社区矫正之理论嬗变与进路选择[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03）.

[2]刘红岩.社区矫正的困境与出路[J].学术交流，2012（05）.

[3]魏建文.检察权运行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04）.

社区矫正监督协议书 篇4

论文摘要 社区矫正执行是社区矫正功能实现的关键，自2002年8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以来，社区矫正执行取得了很多实践成果，但也存在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检察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忽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的问题。本文从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重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四个方面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执行 检察监督 完善建议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与传统的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模式。我国自2002年8月开始在上海和北京两市试点社区矫正以来，取得了很多实践成果，但与此同时，对于社区矫正功能实现最为关键的社区矫正执行，还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不被重视、流于形式等问题，导致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社区矫正执行的深入开展以及社区矫正功能的实现。因此，对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必不可少。

一、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的执法、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以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社区矫正依法公正执行的活动。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权力制约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以及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理论。首先，权力制约理论。其最早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分权思想，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其核心观念在于通过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权力的制衡，从而防止权力的恶意扩张和肆意侵略。对于社区矫正执行也不例外，检察监督就是通过对社区矫正执行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权力的平衡，保障社区矫正的公正执行。其次，人权保障理论。保障基本人权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我国更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社区服刑人员虽然是“犯罪人”，但基本人权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检察监督的开展正是为了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人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依法治国”、“司法文明”。再次，恢复性司法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艾葛拉西提出的，美国恢复性司法学家丹尼尔·凡奈思与凯伦·斯创认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强调修复因犯罪行为所导致或揭露之伤害的司法理论。简而言之，恢复性司法就是希望实现犯罪人与受害人乃至所有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的对话，并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彼此之间直接沟通和协商的犯罪反应方式。我国的社区矫正执行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而检察监督则是制度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它是保障这种沟通和协商有效进行的关键所在。最后，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理论。协作，是为更好的达成共同目标；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目标就在于更好的打击犯罪，实施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在社区矫正执行中，检察监督正是刑事司法机关协作的具体表现，共同的目标是更好的开展社区矫正，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尽快回归社会，实现社会和谐。

二、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

首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法律位阶太低，不能引起社区矫正执行主体以及检察机关对于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充分重视，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违法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而检察机关也将检察监督的重点放在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上，使得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形同虚设；其次，《刑法修正案

（八）》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比如对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等都没有提及，检察监督效果难以发挥；最后，检察监督的权力设置缺乏强制性，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行使纠正违法权之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什么时候进行纠正、不纠正或拒绝纠正应当如何处理，使得检察监督难以落到实处。

（二）检察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定位的不准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监督不重视，仍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上。其次，将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与监外执行检察监督混为一谈，不分区别的将相关工作方法、工作手段、工作经验予以运用，忽略了社区矫正执行自身的功能价值。最后，“越俎代庖”，部分地区代行了司法行政机关的相关职责，比如帮困扶助、心理矫治等，导致主次颠倒，监督淡化。

（三）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

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制度确立时间较短，检察监督工作还不成熟，很容易造成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实践中，检察机关和相关工作人员常常以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权能为重点，但对于其享有的司法权能，比如获得减刑权、对无法律依据的矫正措施的拒绝权、对矫正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控告申诉权等常常予以忽视。

（四）忽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执行效果体现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矫正，以及能够顺利有效的回归社会。但目前的检察监督，还停留在对社区矫正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和控制上面，防止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脱管、漏管、失控现象的出现，忽视了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执行效果，是否真正实现了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有效矫正，以及是否能够顺利有效的回归社会的检察监督，不利于社区矫正执行的健康长效开展，更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

“法无授权即禁止”，是公权力的运行原则，对于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亦是同样的。如果深入有效的对社区矫正执行开展检察监督，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

步修改完善，同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保障检察机关真正获得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权力。

首先，制定《社区矫正法》。我国社区矫正研究专家已经起草了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案，共计118条，并在201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主办了相应的研讨会，专家建议案的内容就包括社区矫正监督与法律责任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抓住此次机遇，结合自身检察监督实践，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促进该法的早日出台，明确自身法律地位。其次，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可以将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种在《刑法》予以确立，比如社区服务刑或社区矫正刑。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在检察机关行使纠正违法权之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拒绝纠正或不纠正的，实行责任追究制和限期整改制，赋予检察监督更多强制力，保障检察监督落到实处。

（二）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

对于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新定位：首先，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视。社区矫正执行是社区矫正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所在，如果社区矫正得不到有效规范的执行，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以及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效果就难以实现，检察机关应当加强重视。此外，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检察机关更应加强重视，充分做好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工作。其次，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监外执行检察监督区分开来，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社区矫正执行的信息报送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报送主体，明确报送内容，比如相关判决书、裁定书、送达凭证以及其他法律文书、矫正执行信息等，还要根据本地区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情况明确报送时间和接收部门，同时要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录入的检察监督，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平台，解决跨地域的刑罚交付执行和跨级别的刑罚变更执行监督信息不畅的问题，防止社区矫正执行脱管、漏管、失控现象的出现。最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防止自身“越俎代庖”。检察机关要建立相应的监督信息平台，并定期召开情况通报会，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向舆论媒体、社会公众通报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情况，接受媒体的质询和人民的监督，防止代行司法行政机关矫正职责。

（三）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是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方面，也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落实，对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在检查监督过程中，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主要应当做好以下两方面：第一，要注意对未成年、妇女、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比如要监督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注意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心理辅导和成长关注，建立跟踪维权机制；针对女性服刑人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现象，要注意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灵关爱，保证矫正执行机关在进行矫正时有女性矫正工作人员参与，并采取较为舒缓的矫正方式；对于老弱病残，要监督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对其进行重点帮扶，确保正常生活。第二，注意对社区服刑人员司法权能的维护。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其意识到自身的司法权能，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检察监督工作人员也要纠正思想观念，在保障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权能的基础上注重保护其司法权能，通过检察官信箱、检察官接待日、合法权益告知制等制度建设，从根本上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重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合作协议书 篇5

合作协议书

甲方：湖北省国营武湖农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 乙方：

根据“两院两部”《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和《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市领导讲话精神。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应当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按照规定参加公益劳动。司法所应当按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社区服刑人员力所能及、可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的原则，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必要的公益劳动。经请示区委、区政府领导批准，在武湖农场工委的支持下，农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建立“武湖农场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作为区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应无条件接受甲方组织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公益劳动活动，并建立帮教小组，做好转化工作。甲方负责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负责对社区矫正对象与公益劳动相关事项的教育；落实月度考核。

二、乙方负责落实公益劳动内容，保障劳动安全；指派一名联络员，依据社区矫正对象的劳动表现做好考评工作（评定为：好、中、差），并按月反馈公益劳动情况，重大情况应及时通报甲方。

三、甲方应予乙方建立社区矫正公益劳动联系制度，指导乙方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和管理，乙方在需要甲方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活动时，必须经甲方同意，并由甲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亲自组织实施。

四、乙方在未经甲方同意下，不得擅自取消该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阻止甲方组织开展公益劳动活动。

五、双方对参加公益劳动的矫正对象，不得歧视，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六、双方达成协议后，甲方向乙方发放制作的“湖北省国营武湖农场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牌匾予以悬挂。

七、为充分发挥基地作用，甲乙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完善制度，做好经验总结。

此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年月日到年月日）。

甲方（盖章）：湖北省国营武湖

农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签字）：

社区矫正监督协议书 篇6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就是将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人放在社区中改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运用国家机关、社会、家庭的力量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改造,纠正其之前偏离社会的行为以及偏差心理,避免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再犯罪,最终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我县作为襄阳市第一批试点单位，目前已经过八年多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通过系统回顾和思考谈点感想。

一、谷城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成效

2005年8月我县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县宾馆小礼堂正式启动，城关镇作为全县首批试点单位，现场接收了14名矫正对象。为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局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从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方面入手，采取有力措施，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健全了组织体系和矫正队伍，完善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八年来，我们坚持“依法规范、积极稳妥、协调配合、以人为本”的方针，以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为中心，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新思路、新方法，摸索出了社区矫正“12345”工作方法，即建立建立“一个”监控平台，做好“两个” 保障，建设“三支”队伍，做到“四个”清楚，推行“五个”优先。全面推进了社区矫正工作上台阶、上水平。截至目前，我县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20人，现已解除矫正期的342人（含死亡3人），在矫178人，其中，缓刑111，假释14人，管制9人，暂于监外执行13人，剥夺政治权利31人。对在矫人员，我们均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档案，签定矫正责任书，落实了矫正志愿者，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矫正方案，矫正率达100%，社区矫正对象无重新违法犯罪发生，无脱管、漏管现象。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谷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是建立“一个”监控平台，暨 “司法E通”。今年6月，我们与中国电信谷城分公司合作，建立了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及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平台，司法局为客户端，通过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数据库，实现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动态监控和信息化管理。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臵账户，该系统以3G手机为载体，集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警示告知、档案管理、考核管理、权限管理等六大功能于一体，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24小时跟踪监管。目前全县10个乡镇全部正式投入使用，首批已向50名管理者，80名社区矫正对象发放了手机。各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利用司法E通工作平台对辖区内的矫正对象实现区域监管定位和设臵“电子围栏”，通过电子地图实时查阅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地理位臵和某一时间段内的历史移动轨迹，了解社区矫正对象是否离开活动范围，并对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进行自动评分，等级评估，提供考核依据。该系统建成和运用，使社区矫正监管实现“人防”向“技防”转变，为安全监管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技术保障，受到有关领导充分肯定。

二是做好“两个” 保障。首先做到了人员保障，我局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把我县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司法所人员编制配齐，做到了人员在职在岗，社区矫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其次是提供经费保障，为使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规范，我局今年投资10万元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暨司法“E”通）、社区矫正监控室、宣告室，档案室，投资5万元印刷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文书格式，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社区矫正对象的集体教育等日常管理及审前社会调查的费用也是由局统一支付，为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三是发展“三支”队伍。一支是以社区矫正办、司法所工作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其中司法行政工作人员25人，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督；一支是以各基层社区干部，热心公益事业的退休干部、老教师及大学生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在实际操作中，按照志愿者参与帮教活动的时间长短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主要是辅助司法所矫正管理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经常化的帮教和帮扶，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程度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临时参与等不同类型。目前，全县社区矫正志愿者85人，其中短期志愿者15人，长期60人，临时10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支是以社区内干部或具备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人员组成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主要是利用其所长或专业知识协助司法所矫正管理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我县城关镇社会工作者刘某，利用自己的心理学专业特长，在网上开办“心之驿工作室”，通过解答心理咨询，帮助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问题，缓解他们在工作、生活压力及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三支力量协作配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是力求四个清楚。掌握矫正对象的综合情况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为此，在平时的矫正管理工作中，我们力求做到“四个”清楚，既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个人情况清楚、家庭情况清楚、思想动态清楚、社会关系清楚。做到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都心中有数，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析个人背景资料、甄别相关现实表现、了解社会民众反映、对他们进行风险评估，将社区矫正人员中的“重点”人头分离出来，建立重点人员布控库，实施重点管控。

五是推行五个优先。为了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大限度地避免重新违法犯罪，在定期走访社区矫正对象的同时，把服务融入到管理之中，在具体工作中，向社区矫正对象承诺“五个优先”：即优先调处矫正对象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各类矛盾纠纷，保护矫正对象的正当合法权益；优先为矫正对象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优先答复社区矫正对象的信访请求；优先向企业推荐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社区矫正对象就业，解决生活出路；优先帮助特困社区矫正对象摆脱生活困难。并把“五个优先”和社区矫正管理工作人员电话号码对他们公布，使社区矫正对象有什么困难、想法能够及时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得到帮助。家住老君台社区的矫正对象张某因建房被他人无理阻拦，使建房不能正常施工，为此，张某及时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石花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及时赶到现场，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调解，化解了这一矛盾，既维护了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又使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更加信任，促使其安心接受矫正。庙滩镇水沟村村民浦某，2007年2月因交通肇事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由于对受伤者的家庭赔偿致使其家庭经济收入入不敷出，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为此，社会志愿者及时稳定其情绪，鼓励他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养殖业，并购买了养殖资料和光盘赠送给他，先后数次协调信用社贷款8万元解决其创业资金，目前，浦小强已建起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猪栏，循环养殖牲猪达到数百头，年产值近40万元，利润近8万元，已成为该镇的牲猪养殖大户。城关镇安家岗村村民刘某，因犯抢劫、脱逃罪于1994年被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监狱服刑十八年，今年4月27日因减刑释放。今年5月3日，刘某来到城关司法所报到时情绪非常低落，经我们过了解，刘某的父母早逝，哥哥不知去向，弟弟长年在外打工，村里的老房子也早就卖掉了，回家后无住房、无亲属，暂时寄居在表兄家中，若不及时帮扶管教很有可能会重新犯罪。我们工作人员根据程序先为其建立了档案，制定了帮教计划，马上联系派出所和安家岗村调解主任为其办理了户口，又联系帮教基地为其安排就业。通过协调，刘某被安排在谷城县金晖制衣有限公司工作，基地还为其安排了住房，解决了刘某的基本生活问题。刘某深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表示稳定下来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另谋发展，过上更好的生活。推行“五优先”，拉近了司法所与矫正对象的距离，从而能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有关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和管理工作。

虽然，我县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把一个个曾经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了不再危害社会的守法公民，实现了把社区矫正对象最终融入社会的根本目的，较好地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也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创新管理方法，提高矫正质量，严格工作环节，使我县的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做新贡献。

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缺乏。司法所承担着辖区内的宣传教育、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刑释解教人员的安臵帮教、基层法律服务、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社区矫正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全县10个乡镇，10个司法所，目前4个2人所，6个1人所，人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经法院判决被宣告缓刑罪犯越来越多，缓刑期限一般较长，从全县目前正在矫正的178名对象的矫正对象来看，矫正期限在3年以上的88人，占总数的49%，按目前对矫正对象的接收速度来看05年我们接收14人，目前我们共接收520人，如此多的矫正对象，使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压力过大。

二是专项工作经费不能满足必要的工作需要。根据多年的实际情况，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每年的矫正成本应该在2000元，而我们的经费远远不能达到，必需的执法装备如执法用车、警戒具、通讯器材等更是缺乏保障。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探索与思考 篇7

一、《实施办法》的特点

《实施办法》的颁布实施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提供了规范性依据, 对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与原先相关规范性文件相比, 主要表现在:一是执法主体的明确化。《实施办法》的颁布施行, 将矫正工作主体明确为司法行政机关, 并赋予其执法依据, 从机制上避免了由于职责混淆不清而影响工作效果的后果。二是公、检、法、司职责分工更加精细。同时, 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衔接及协作机制, 强化了检察监督。作为社区检察室, 更需要按照实施办法的要求, 健全工作机制, 与各部门明确分工, 落实监督。三是适用对象更加明确。以前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为体现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 保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连续性, 《实施办法》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规定, 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 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四是矫正衔接更加紧密。实施办法从交付、接收到矫正解除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规定了相应的交付、接收方式, 并对社区矫正人员接收工作涉及的法律文书和送达期限进一步规范。同时, 建立了解除矫正的宣告程序。规定司法所应当及时向社区矫正人员宣告有关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社区矫正期限, 社区矫正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被禁止的事项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等有关事项。五是奖惩机制的规范化。《实施办法》明确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警告、治安管理处罚、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减刑的条件和程序, 从而全面完善和优化了奖惩机制, 可以有效改善前述的减刑程序的效果。社区矫正的变更执行更趋规范与合理, 更具可操作性。

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力度与制度的欠缺。

《实施办法》的颁布施行, 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执行主体的职能, 相对于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明显欠缺执行力度。例如, 对于某些违法违规的社区矫正人员, 司法行政机关虽然有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 但却没有相应的手段, 而要求公安机关予以配合的要求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达到。因此, 有时只能以口头警告等较轻处罚替代应当给予的较重惩罚;又如, 社区矫正人员擅自脱离监管已超过期限, 且下落不明, 经公安机关多次寻找未果。因此执行机关向原判法院申请裁定, 要求将该罪犯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但法院则主张只有找到该罪犯才能出具裁定。公安机关现有内部规定, 没有法院裁定不能采取网上追逃措施。由于罪犯非经网上追逃没有到位, 所以其未能有效被执行刑罚而长期处于脱管状态。

(二) 衔接与宣告不及时。

通过调查发现, 《实施办法》施行后, 在列管衔接环节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法律文书衔接方面。原先是裁判机关将执行文书直接寄送至各公安派出所, 由其对社区矫正人员宣告执行。而现在裁判机关将法律文书统一寄送至区 (县) 司法局, 经传递给相关司法所后, 再对社区矫正人员宣告执行。法律文书流转环节增多, 列管时间难免拖沓, 容易出现宣告不及时的情况。二是在列管宣告方面。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时, 宣告由其主持, 司法所派员参加。而现在司法所作为主体, 宣告由司法所社区矫正专职干部主持, 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派出所派员参加宣告。宣告主体互换后, 公安派出所民警经常发生拖拉、不及时或借故不参加宣告等情况, 列管宣告环节不规范情况时有发生。

(三) 信息传递不畅通。

信息系统是掌握社区矫正人员宣告及监管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 特别是查询与防止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现在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主体, 由于其信息系统尚未实现全国联网, 仅掌握和可查询本辖区列管人员, 无法掌握与查询到本区矫正人员是否可能已被外地列管的情况。由此出现了信息传递不畅通的问题, 因此不能如实反映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实际列管情况。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探索和实践

(一) 试行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制度工作。

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办公室, 监所检察人员定期驻点办公, 及时了解入矫罪犯的诉求, 监督监外服刑人员执行情况、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活动方式。创建检务公开宣传栏, 方便社区矫正人员和群众了解社区矫正检察官的任务和职责。设置检察官信箱、公开联系电话、发放调查问卷, 及时了解社区矫正人员就业情况、收入情况以及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矫正、监管工作开展情况的看法, 依此不断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监督方式, 并以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办公室为中心点, 向各个街道延伸, 主动与辖区行政司法所沟通协调, 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触点深入基层。

(二) 加强对非监禁刑适用的监督。

将审前社会调查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 对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嫌疑人, 主动走访其家人、被害人和所在社区, 调查和了解其背景性资料, 为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量刑建议提供信息支持。要求司法行政机关的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备, 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机关的审查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及时核实补充, 必要时进行联合调查, 并将审核意见反馈法院。对法院的判决情况进行监督, 审查判决的刑种、刑期是否恰当, 非监禁刑的适用是否准确, 努力从源头上把好社会服刑人员进口关。

(三) 参与社会管理,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实效性。

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推荐机制, 及时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妥善安置、融入社会。结合各地实际和企业情况, 联合司法局创立教育培训基地和动就业基地, 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认真掌握专业技术, 提高社区矫正人员就业率, 鼓励社区矫正对象脚踏实地, 靠自已的双手勤劳致富。

参考文献

[1] .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J].法学杂志, 2003

[2] .陆建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3] .吴曦红, 师先义.论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J].上海检察, 2010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思考 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社会管理创新

一、社区矫正的含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就是指检察机关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进行的监督。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1.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价值是权力设置、运行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人们通过法律设置某项公权力必然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使得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应的监督才能尽可能保证其正当行使，社区矫正执行权也不例外。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的适度制约实现执行公正的有效保障，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

2.现代社会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因先前的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但其仍然是公民，依法应当享有尚未被剥夺的其他权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生不当执法或者违法执法现象，会对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保护。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体现。

3.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那些可以不收监关押的罪犯，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管教好、改造好，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介入，确保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有效实施，是检察机关预防、控制犯罪，实现刑罚最终目的的重要策略，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强对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予以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215条、第222条分别就检察机关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假释裁定行使监督权进行了规定。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和困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充分贯彻，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了监督权的充分发挥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一）法律不统一，配套法规不完善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停留在试点阶段，实践中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主要依据“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应尽哪些义务，如何处理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受理矫正对象的申诉等，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导致了检察监督在实际操作中过于弹性，可松可紧甚至放弃监督权。

（二）执行主体不明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对象

《通知》规定，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等五种刑罚的罪犯。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这五种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依据《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了日常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已然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在这一模式指导下，担负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参加，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检察机关究竟是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抑或是将二者同时作为监督对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过于分散，导致政出多门和执法混乱，更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三）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有限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实效

在大陆法系国家，为保证刑法的实施，通常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德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相应手段；法国的检察官和检察长则“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确保判决的执行”。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和手段却非常有限。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的规定，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书面审查、与有关单位或人员谈话等，手段简单且滞后，且发现被监督单位有违法行为的，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一旦被监督单位不予执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追究权力，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也仍在探索过程中。随着“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也应当结合实际，不断采取措施，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为保障社区矫正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完善法律制度，扎实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出现过“社区矫正”一词，社区矫正在法律层面缺乏应有的支撑，致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社区矫正做法，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可适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内容、矫正程序以及各部门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并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局面，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和统筹规划难以落实，不利于互相监督和制衡，也造成了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笔者认为，行刑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统一，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借《社区矫正法》制定的契机，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统一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

（二）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力

在《社区矫正法》的基础上，应当在全国层面制定与其相配套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细则中一是要根据法律将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权等予以详细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和违法处置权。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完善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的保障，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大惩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力寻租的工具，避免腐败和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三）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渠道

检察监督应贯穿于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获取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的滞后性和获取手段的单一性，导致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静态监督和外部监督。当前，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尝试各种方式，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以上海市为例，我们在全市部分区县的试点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定期下基层实地检察，加强与社区民警、社工的联系交流，并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受理各类控告申诉等，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深入社区内部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及时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但是，基层检察机关从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专职干部普遍较少，在实地检察方面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实践中，公安、司法等部门由于接触矫正对象更频繁、更直接，所掌握的信息也比我们更全面、更及时。我们建议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整合各方网络资源，达到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拓宽监督视线，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1]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