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乡镇干部心得体会(精选8篇)
一是干群关系为什么不如以前好了?
现在的基层干部大部分时间用于开会、迎接检查、信访,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时间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人都是有感情的,群众也是讲感情的:你都没有时间和我相处,我的一举一动,我的喜怒哀乐你都没时间关心,凭什么让我信任你支持你?现在信访牵扯了基层的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真正的与群众接触的时间不到五分之一,接触最多的就是上访的人,基层干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少数人身上,当然大部分人就得不到关心,不是干部们不想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确是没有时间,我们也羡慕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与群众培养感情需要真情也需要时间啊。还有就是现在检查过多过频,希望领导们研究改进检查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现在的检查方式主要是看干部在做什么,很少问群众想什么,所以基层干部既要干工作又要陪上级领导检查,现在到处可见干部们忙忙碌碌群众却不满意。说检查多干扰基层工作太难听,但真的是事实,因为检查太多太多,以后检查改成暗访老百姓的满意度,不要让基层干部陪同,干部的表现变成群众说了算,这样的检查干部们一样重视和上心,这样干群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就是开会多,现在通讯发达普及了电视电话会,中央的会议也能直接开到县市,一般情况下,重要的工作需要开四五次会议,中央开一次,省里开一次,地市开一次,县市开一次,回去安排至少一次,老百姓感觉干部天天在开会,就是没有时间到基层与群众唠家常解民忧加深感情。现在还得专门规定干部一年必须到基层多少天,但大多数流于形式,蜻蜓点水式下乡屁股都没有坐热肯定搞不好干群关系。
二是为什么干部不想作为了?
现在到处都说干部的不作为慢作为,其实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分析,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没有这样严重需要单独提出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问责过多,不管什么问题,板子只打干部一方,受了委屈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干部得了抑郁症。还有就是连续不断的检查把干部逼成了演员,把工作逼成了演戏,干部为了逃避责任,一味的做表演,一味的留痕迹,过程大于了结果,这样老百姓当然不满意,但也是没办法,这也是干部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导致想做的事情没时间,不想做的又必须做,最后大家都麻木了,工作也就没有激情了。检查多其实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上级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是有少数人吃拿卡要为非作歹,但毕竟是少数,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更是极少数,所以对基层干部要多鼓励而不是动辄问责,这样干部才能有积极性和主动性。问责多另一个侧面也是上级推卸责任的一种表现,轻启问责问责过多必然打击担当的人,打击干事多的人,干得多问题也就多,被问责的几率就大,一旦被问责干得多的结果还不如干得少的,最后大家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能躲则躲,都不想干了。
三是关于真正的忠于党和人民。
现在都要求树立“四个意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没问题,但什么是真正的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每天表忠心喊口号是一致,还是默默做工作是一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定论。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就是有正义感有骨气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党爱国爱人民。投靠越快背叛也越快,一个正直的人不会经常表忠心但也不会轻易背叛,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直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培养为接班人,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却彻底否定斯大林,甚至下令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病了全国官员都组织为他祈福,他去世后被万历皇帝清算时,他一手培养的宰辅张四维大气不敢出,只有少数几个同僚申时行、潘季驯为其辩护,倒是因为反对他被打断腿的邹元标到处为他喊冤冒死为他平反。所以看一个人是不是对党忠诚不能看他表面干什么,而是要看他背后干什么,更要看他关键时刻干什么,真正的是要看他是不是正直,关键时刻敢不敢为民请命,敢不敢挺身而出。还有就是我坚决反对资本家入党,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两面性,但关键时刻他们革命性不足,妥协性有余,将来党有危机背叛的首先是这些人。
一、乡镇债务问题的回顾及以往研究基础的制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在我国, 乡镇层级的政府不仅承担着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职能, 而且肩负着如何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责任。然而,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数目庞大的乡镇债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成为农村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注包括乡镇债务在内的基层乡村债务, 要求各级政府给予重视妥善解决, 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文件及措施。[3]武力主张从规范事权、强化财权的思路, 解决乡镇债务问题。[4]赵树凯从乡镇治理的视角, 从基层政府的制度环境与行为逻辑分析乡镇债务的现状、形成及化解。[5]何俊志在对上海郊区92个负债公开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对上海市乡镇债务形成机制进行了阐释。[6]在相关研究中, 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研究多是基于某个区域的个案, 或是来自于个人调查层面的感性认识, 乡镇债务整体的相关数据非常稀缺:要么是根据相关的赤字、财政收入等方面的数据推算, 要么是年代久远且较为粗略的估算数据, 抑或是某一地区的内部资料的汇总。虽然部分研究形成了以案例分析和地区为基础的数据, 但仍然难以形成反映全面状况的总体画面, 对乡镇债务问题的分析缺少全国层面上的数据支撑。
按照常理, 研究乡镇债务问题的前提首要是确定我国乡镇债务的总额。然而, 这一前提似乎在我国很难具备。由于乡镇债务的相关数据属于给基层政府政绩抹黑的范畴, 到目前为止, 官方报告中没有公布一个相对较为准确的数据。而且, 由于乡镇债务的构成没有确定明晰的边界, 乡镇债务收入、乡镇政府担保的债务、乡镇的欠款和挂账、准乡镇债务、乡镇企业难以偿还或是某些金融风险的转嫁等债务构成都有可能纳入。其中, 由乡镇担保的债务可以全部偿还或是部分偿还, 转嫁的相关金融风险也存在不同的概率。再加上政府内部纵向层级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基层上报相关乡镇债务数据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策略。在调查中, 我们就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地市级财政部门掌握的某一乡镇的债务明细, 与县级财政部门掌握的明细具有很大的区别。因此, 当前我国的乡镇债务总额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 研究乡镇债务问题就存在相关数据供给不充分的困境。
基于此, 我们以与乡镇债务事务密切相关部门的基层干部 (或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 为调查样本, 分别选取吉林、广东、湖南、辽宁、甘肃等地来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基层干部作为基层一线的工作者, 他们对乡镇的具体工作相对比较熟悉, 因此, 他们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理解、对现有乡镇债务化解政策的看法、对乡镇债务问题的判断等认知程度, 对解决乡镇债务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分析乡镇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的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突破当前乡镇债务问题研究的数据限制, 为乡镇债务问题的总体呈现提供一个切入的视角。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1.样本的选取及调查内容
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债务与基层政权建设”课题组对吉林白山、湖南张家界、辽宁大连和葫芦岛以及广东佛山、甘肃白银等六市的乡镇进行了抽样调查, 我们所采用的数据即来源于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反映全国层面乡镇债务问题的总体概貌, 课题组在有限的研究条件下, 分别选取东部、中部、西部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乡镇进行调查, 兼顾南北不同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 调查对象主要以乡镇和村干部为主, 少数涉及市县农业经济系统的领导, 涵盖不同的工作年限、不同职级以及不同性质单位, 力求做到调查的客观性与全面性。调查采取实地问卷和半结构性访谈相结合的形式, 由调查员统一发放问卷, 经调查对象同意后匿名填写完毕, 当场收回。课题组实际发送问卷173份, 剔除无效问卷29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144份, 有效回收率为83.2%。调查内容涉及基层干部的基本情况、工作单位性质、职级、收入、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知晓程度、对化解乡镇债务的乐观前景与悲观前景判断、当前化解乡镇债务的重要性、出台相关政策对乡镇债务的影响、乡镇债务的原因、新的情景下乡镇债务问题的趋势、对相关政策的评级以及对当前化解乡镇债务政策的总体评价等。
2.样本特征的总体描述
从年龄上看, 被调查者30岁以下占9.7%, 31岁到35岁占26.4%, 36岁到40岁占29.2%, 41岁到45岁占22.2%, 46岁以上占12.5%。从文化程度上看, 高中以下占4.9%, 高中 (含中专) 占20.1%, 大专占31.9%, 大学本科占39.6%, 硕士及以上占2.8%。从职级上看, 处级占2.1%, 乡科级占20.1%, 科员级 (有乡镇内设机构职务, 如站长、股长等) 占18.8%, 办事员及村干部占58.3%, 其他占0.7%。从工作单位性质看, 政府单位占31.9%, 事业单位占38.2%, 企业单位占6.9%, 村级组织占22.9%。从工作年限看, 1~5年的占9.0%, 6~10年的占14.6%, 11~15年的占33.3%, 16~20年占21.5%, 21年以上的占20.8%。从月收入上看, 1500元以下的占15.3%, 1500~2000元的占52.8%, 2500~3500元的占27.8%, 3500~4500元的占2.1%, 4500元以上的占0.7%, 缺失项占1.4%。从地域分布上看, 吉林的占25.7%, 辽宁的占15.3%, 湖南的占25%, 广东的占22.2%, 甘肃的占11.8%。
三、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的认知程度及性质判断
为了准确把握基层官员对乡镇债务的认知及其对已出台相关政策的看法, 课题组将调查对象限定在与乡镇债务问题非常紧密的相关部门, 如乡镇党委政府、财政所、农经站、妇联、联校、农技站、水利站、派出所及村级组织。课题组对部分调查对象进行了先期的深度访谈, 总结和归纳基层官员看待乡镇债务问题的共性认识和不同看法, 草拟出相关的调查问卷初稿, 并根据不同的测试维度, 将测定的认知分散至各个题目之中。在此基础上, 使用调查问卷初稿对部分对象进行初测, 反复对比且修改, 校正相关问题及选项, 确定调查问卷终稿。最后才将问卷在已经选定的调查对象中全面发放, 经回收汇总及数据输入后, 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的认知及性质判断。总体而言, 基层干部对当前化解乡镇债务的政策实施效果认知较为正面, 认为“取得明显效果”的占3.5%, “有效果, 但不是很完善”的占到80.6%, 两项合计84%, 认为没有价值的仅占16%。
1.基层干部对当前乡镇债务问题的知晓度
根据课题组获得调查数据显示, 当前基层工作的干部大多数都知晓乡镇债务的含义, 其中知道乡镇债务含义的比例高达66.7%, 听说过乡镇债务问题, 但不确定明确含义的占26.4%, 两项合并之后的比例高达93.1%。对于是否了解国家为化解乡镇债务出台的相关政策, 其中非常了解的占到5.6%, 了解的占到59.0%, 缺项值为2.1%, 不了解的占到34.0%。由此可以看出, 大多数基层干部都知晓乡镇债务事项。对于“所在地方是否存在乡镇债务”这一问题, 回答存在且很严重的比例占8.3%, 回答存在的比例占63.9%, 回答不清楚的为27.8%,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无一人选择不存在的选项, 这印证了先前学界关于乡镇债务在全国层面大范围存在的判断。
2.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的性质判断问题
在“有人认为, 当前乡镇债务问题是否已经成为全国层面的普遍问题, 并已经影响到基层相关部门的实际工作了”这一问题上, 选择非常符合的占13.2%, 选择符合的占31.3%, 一般占35.4%, 三项合并占到79.9%, 除去回答为不清楚的14.6%, 选择不符合仅为5.6%。这说明基层干部普遍都认为乡镇债务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性质判断上趋于负面。在同样考察性质判断的对应项, 即“如果您所在的乡镇债务风险比较高, 您是否会感到担心”时, 选择非常担心的为20.1%, 担心的为45.8%, 一般的为23.6%, 选择不担心和没感觉的比例仅各占4.2%和5.6%, 说明基层干部对于乡镇债务问题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并关注乡镇债务问题的发展趋向。这一数据似乎可以推翻以往相关研究的某些结论, 如“当前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漠不关心, 并不在意债务的多少”的论点。
3.乡镇债务产生的原因
在“乡镇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普九教育、人员冗余、财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形象工程等”这一问题的回答上, 其中选择非常同意的占12.5%, 比较同意的29.2%, 一般的占38.2%, 前三项合计79.9%, 除去不清楚的选项11.8%, 选择不同意的仅占8.3%, 这说明乡镇债务产生具有体制性症结, 相当债务的产生基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基层政权的运行方面。然而, 在回答“乡镇债务产生过程中是否有相关腐败因素”的选项时, 选择非常多的占9.0%, 比较多的占29.9%, 一般的占23.6%, 除去不清楚的选项比例23.6%之外, 明确回答没有仅为13.9%, 这说明乡镇债务产生过程中的腐败问题也不容忽视。
4.基层政权在乡镇债务问题的作为问题
由于信息不对称, 乡镇债务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操作空间。对“当前乡镇债务问题存在乡镇故意夸大的说法”这一问题, 有5.6%非常同意, 有26.4%比较同意, 有26.4%认为一般, 有18.8%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乡镇债务是否能够由乡镇自身努力来化解, 在“当前乡镇自身具备化解乡镇债务的能力的说法, 您认为是否符合现实”的调查问题中, 调查对象中有37.5%选择不符合, 有16.0%选择一般, 有29.9%选择比较符合, 有4.2%选择非常符合, 选择不清楚的为12.5%。对基层是否夸大乡镇债务问题以及是否自身有能力化解债务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对立面相对比较平衡, 这可能是由于此次调查样本选择涵盖五省六市, 各地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 对基层是否夸大情形以及是否具备自身化解乡镇债务能力, 不能一概而论, 需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判断。对取消农业税后基层继续举债行为是否得到遏制方面, 有20.1%的人认为没有得到遏制, 有40.3%的人认为没有多大变化, 有18.8%的人认为基本得到遏制, 有6.3%的人认为已经得到遏制, 其他14.6%的人不清楚, 这说明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债务问题产生的体制症结依然存在, 且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四、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认知的回归分析
课题组研究的是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的认知分析, 其含义是基层干部是否知晓乡镇债务以及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相关认知。由于被解释变量 (是否知晓或相关认知) 是二分类变量, 即0~1型变量。因此, 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同向化处理, 将部分问题的选项“不清楚”作为排除项予以剔除, 数据越小, 说明被调查者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知晓及认知情况越正面, 且所有问题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 将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作为自变量, 将对乡镇债务的知晓当作因变量, 然后采用Backward (逐步剔除法)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按照概率临界值0.01进入, 0.10以上剔除, 从模型中剔除的解释变量有:性别、民族、学历、工作年限等变量, 最终获得的结果与原有假设基本一致, 具体情况见表1。
注:a.Predictors: (Constant) .SMEAN (月收入) , SMEAN (学历) , SMEAN (职级) , SMEAN (工作年限) , SMEAN (工作单位) , SMEAN (年龄) 。b.Predictors: (Constant) .SMEAN (月收入) , SMEAN (学历) , SMEAN (职级) , SMEAN (工作单位) , SMEAN (年龄) 。c.Predictors: (Constant) .SMEAN (月收入) , SMEAN (学历) , SMEAN (职级) , SMEAN (工作单位) , SMEAN (年龄) 。d.Predictors: (Constant) .SMEAN (月收入) , SMEAN (职级) , SMEAN (年龄) 。e.Dependent Variable:知晓。
第一, 基层干部的职级与乡镇债务的认知成正相关关系, 但影响力并不十分显著, t值大于0.05。这说明随着基层干部职级的增加, 其对乡镇债务的知晓程度也相应提高。可能原因在于随着干部职级的提升, 越能接触到乡镇债务的相关信息, 对乡镇债务问题的产生机理、体制成因及化解难度越清楚, 从而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知晓程度较高。但由于此次课题组调查的对象限定在乡村基层干部及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部分县处级干部, 干部职级较为集中, 多为科级及以下, 故职级在知晓程度上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第二, 基层干部的工作单位与乡镇债务的认知成正比例关系, 但影响力不是很大。这说明工作单位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及村级组织, 其对乡镇债务的知晓程度依次递减。主要是乡镇债务的形成具有体制症结, 大多与基层政权的运行经费、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乡镇企业提供担保或协助等密切相关, 因此对乡镇债务的知晓程度依次递减, 但不太显著。这从侧面说明在基层乡镇债务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或是知晓层面已经超越政府内部掌握层面。
第三, 基层干部的月收入与乡镇债务的认知呈正比例关系, 且t值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 对知晓这一因变量的贡献很大。由于此次调查的范围涵盖吉林、辽宁、湖南、广东、甘肃等五省六市, 忽略职级对基层干部收入的影响之外, 月收入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在地区差异上, 更多地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一般层面进行分析, 基层干部月收入高的地域,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的层级。因此, 从这一回归关系上分析, 可以得出乡镇债务的存在与该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域, 其乡镇出现负债的情形的可能性更大, 但这并不能排除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域基层干部素质较高、更为关注乡镇债务问题的因素。
第四, 基层干部的年龄与乡镇债务的认知呈正比例关系, 且t值为最小, 对知晓这一因变量的贡献最大。这说明年龄越大的基层干部对乡镇债务问题的认知程度越高。可能原因在于基层干部年龄越大, 其工作时间也越长, 受相关工作经验的积累, 其对乡镇债务产生的各个环节都较为熟悉, 导致其对乡镇债务产生的体制成因及化解对策较为清楚, 从而对乡镇债务问题的知晓程度也越高。通过调查数据得知, 当前乡镇债务问题是一个大范围存在的问题, 年龄与乡镇债务的认知成正比例关系, 这也从侧面可以印证乡镇债务问题属于比较隐晦且较为复杂的问题, 即使是工作在农村一线的基层干部, 没有相关工作阅历的积累, 对乡镇债务问题也难以知晓。
五、结论
综上通过对吉林、辽宁、湖南、广东、甘肃五省六市基层干部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们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基层干部的年龄、月收入、工作单位、职级对乡镇债务问题的认知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基层干部的基本情况是影响乡镇债务问题认知的重要因素, 同时从侧面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基层单位种类、不同区域与乡镇债务问题之间具有重要关系。据此, 我们建议从如下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1.继续强化国家对化解乡镇债务的扶持力度
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各种惠农政策层出不穷, 农村的发展环境有了较大的改观。有些舆论乐观地认为:乡镇债务虽然绝对数值较大, 相对于日渐增长的国力, 似乎这些问题不足一提。通过此次对五省六市的调查, 我们发现, 虽然经济形式日益向好, 但基层干部仍然认为乡镇债务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且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 仅仅依靠基层的力量很难实现。因此, 应该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化解乡镇债务的各类政策扶持力度, 继续高度重视这一困扰基层发展的问题。
2.重视乡镇债务问题形成的体制成因
在访谈中, 部分乡镇干部感言, 乡镇的债务格局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的发展, 造成部分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降低了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更为重要的是, 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行政格局并未实现大的调整, 乡镇债务形成与产生的体制成因依然存在, 不排除未来农村发展的过程中, 为了实现上级政府的具体组织目标而出现重新借债的情形, 形成新的乡镇债务。因此, 在治理和化解乡镇债务中, 必须跳出乡镇债务形成的微观环境, 从乡镇债务问题的体制成因入手, 探寻乡镇债务的解决之道, 回应基层干部关注的实际问题。
3.建立多元化、多模式乡镇债务动态偿还体系
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债权原因形成的乡镇债务, 需要有不同的偿还对策。同时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监督意识方面的差异, 对偿还规模、速率及期限各有不同, 也要求乡镇债务的偿还体系是多元化的。可以借助债务依存度、基层财政收入与债务比、债务偿还进度及人均负债比例等指标, 划分不同的债务偿还等级, 允许某些债务在一定时间段留存, 确定债务偿还次序, 采取不同的政策应对策略, 形成相应的动态债务偿还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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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正是“知天命”时,然而,目前我国基层干部队伍中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50现象”。“50”对基层干部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意味着其步入阅历丰富、处事成熟的阶段,又无奈地遭遇了晋升的“天花板”困境。
“50现象”产生的原因
价值观偏差。从历史原因来看,基层干部“50现象”无疑是“官本位”思想作祟的结果。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官本位”思想潜移默化地给基层干部进行了“洗脑”,引导其把当官看作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并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作为衡量其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标准。而且一些干部认为当官、尤其是当高官可以“封妻荫子”,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追求晋升几乎成为每一个干部的最大追求,而原地不动是所有干部的最大忌讳。然而,当基层干部处于“50”这一阶段时,由于基层干部基数大,职数少,很难再有发展空间。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差使得“50干部”产生落寞和失望,工作的热情逐渐减退,产生工作倦怠。一些“50老干部”看到年轻干部得到“火箭式”提拔,心里就觉得不服;想到自己即将退休,曾经的名与利将逝去,心里就觉得不值;看到一些干部贪污腐败却没有落马,心里就“蠢蠢欲动”。于是产生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在位时能捞一把是一把”的失衡心理。一些信念不坚、意志薄弱的“50干部”开始了小贪小腐,“不给好处不办事”,最后晚节不保。
激励机制不到位。一是晋升机制不完善。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晋升年龄上“一刀切”。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晋升年龄上采取“一刀切”“唯年龄是举”,例如35岁以上的就不再提拔进乡科级班子;40岁以上的不再提拔进县处级班子;县以下的正职局长、乡镇长52岁、副职50岁退居二线,目的就是为后面的年轻人“让路”。这种干部任用年龄上的“一刀切”,导致“三十当官,四十靠边,五十赋闲”现象发生,大批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超龄干部”无情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被迫闲置起来,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面对“超龄”,一些优秀的中年干部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刘俊生教授就曾说过:“在选拔干部时,要防止在干部选拔上简单地以年龄划线,注重使用各个年龄段的干部,特别是多用一些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口碑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调动整个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二是薪酬激励效果不足。我国基层公务员是公务员中工作最繁忙、工作量最大、最累的一个群体,但是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有些地方远远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很多基层干部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大半辈子,到头来仅仅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回报远远弥补不了付出。这必然会带来“50干部”心理落差和消极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
三是绩效考核难以发挥激励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廉五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但我国公务员实行固定薪级,工资与绩效挂钩不充分。他们包括工资在内的经济收入和其他福利待遇几乎都与行政级别相对应,这就导致绩效考核流于形式,平均主义盛行,难以真正发挥其激励作用。
人文关怀偏少。众所周知,人的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引起行为,需要则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出发点和基础。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我国基层干部虽然年届五十,退居二线,但还是有着较强的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希望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官不为民做主、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的不断涌现,使得公众越来越不相信政府,政府公信力下降。公众很可能会无限放大与人民群众面对面的基层干部在日常工作事务中的瑕疵,不支持也不配合基层干部的工作。基层干部渴望社会大众关心和支持与基层干部“污名化”之间的矛盾无疑加剧了“50现象”的产生。
引导“50干部”走出困境的对策
第一,关键是完善公务员晋升机制和激励制度。继续完善从基层选拔干部的机制,让更多信念坚定、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样不仅能提高行政队伍的整体执政水平,还能够提高干部的社会存在感。要广泛推行公推公选竞争上岗机制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的基层干部选拔机制。一些省份先后提拔县(市)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到省直厅局任职,一些地方从村官中选拔乡镇干部,就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完善;正确理解并执行干部年轻化方针,打破晋升年龄上的“一刀切”。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当前干部队伍的整体倾向,但年轻化的本质是队伍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的与时俱进。如果在年轻化问题上搞“一刀切”,可能导致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的不合理,影响年轻干部的成长和中老年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采取灵活的晋升和激励制度,对于在某地或某一岗位连续工作很长时间的优秀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低职高配”制度来延长他们的“政治生命”。改革待遇与职务层层挂钩的模式,强化绩效考核机制,重视个人基层工作经历。如果能完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注重考核工作结果,将考核项目进行科学的细化和量化以便提高可操作性,更加重视个人基层工作的经历,在绩效考核和个人工作资历的基础上考虑基层干部职务晋升和福利待遇问题,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将大大提高。
第二,强化行政问责制度,以党纪和法律鞭策基层干部,用刚性的规范引导基层干部的行为导向,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完善对干部的纪检监察机制。一旦基层干部触犯党纪国法,要严惩不贷。
第三,“50干部”自身要不断加强对理论的学习,创新思维方式,提高个人能力水平。“50干部”要摒弃“官本位”以及不健康的竞争思想,同时也得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
第四,建立健全干部交流轮岗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基层干部要实行不同层次的轮岗交流,以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交流原则,做好党政干部、国企事业单位人员、高校科研人员三支队伍之间的交流。本着干部交流同领导班子调整、干部培养结合起来的理念,既要有机关和基层的纵向交流,也要有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如工作能力突出的基层干部可以去机关单位拓展视野;而工作懈怠、作风懒散的干部要从重要岗位交流到一般岗位;工作出现严重问题的干部要进行降职降级交流。
第五,许多基层干部一直坚守在党执政前沿,他们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同时清正廉洁。对于表现优秀的基层干部,社会要给予充分肯定。这样不仅能够淡化“污名化”对基层干部的消极影响,也能引导部分“50干部”重新定位,在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当前中国正处于政府向市场、社会、地方放权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在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多元化给基层干部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基层干部处在党执政的最前沿,大部分拥有丰富的经验、勤政务实的作风和理性的思维信念,少部分在50岁上下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但是通过正确的价值引导、制度规范和公众关注,“50现象”干部群体必然能走出困境,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搞好党员教育,必须有固定的教育阵地作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员头脑中的想法也不同以往,党员只有通过不断学习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坚定对党的信念,才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基层党校建设中,社区做到了“三个有”,即“投入有保障,管理有秩序,指导有力度”。
1、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原来“一桌一椅办党校”越来越不能吸引党员,要使党校适应新形势,提高教育档次,吸引党员积极接受教育,首先必须改善办学条件,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势在必行。去年,对社区党员活动室进行装修,先后添置了桌椅、彩电、dvd、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系统等教育硬件,完善了藏书近3000套的“农家书屋”,大大增添了基层党校对学员的吸引力。为社区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2、规范管理,完善基层党校制度。办好基层党校要有一套规范的教学管理体制。我们从制订计划、健全制度入手,制定了《培训计划》。做到职责分明,分工落实,教学计划、课程提纲、学习总结规范完整。建立健全学习考勤和年终考核制度;
3、精配强将,保证教学质量。要真正提高社区党员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在校务人员的配备上,我们成立了支部书记及支部委员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其中支部书记担任社区党校校长负总责,支部副书记抓落实。聘请县委党校教师、镇领导干部担任党校兼职教师,使党员比较系统的学习到了理论业务知识,基层党校自身也不断得到完善。
二、强化创新意识,拓宽办学思路
社区不断拓宽基层党校办学思路,更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使之成为党员心目中的“长青树”,从而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的目的。
1、教育内容上把握“两个重点”。一是学习中的疑点。以“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为目的,我们在社区开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对党的信念;结合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重点篇目的学习,我们组织党员开展了“学党章,谈体会”、“学党章,见行动”等专题讨论,同时紧跟社会动态,让党员群众及时了解、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时解除党员思想上的疑惑。二是生活中的热点。除党的基本知识、方针政策等知识的讲解外,我们还注意针对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一些讲座,讨论。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我们组织了“如何搞好基层社区服务”“土地的合理利用”等知识讲座,使党员增强了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广大党员群众对社会热点问题有了正确认识。2、教育形式上注重“三个结合”。一是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除定期的培训、专题讲座、讨论外,我们还组织举办一些参与性较强的活动,如开展观看录像、专题调研、外出参观等,创造了生动活泼、宽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二是典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各镇基层党校专门组织党员观看了《李连成先进事迹报告会》和《河南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典型村——刘庄》,并开展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大讨论,比照先进典型,找出了自己不足,增强了党员的先进性意识。三是办班培训与支部生活相结合:支部通过每月一次的支部学习生活,巩固学到的内容,加强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三种教育形式,创造出了党校生动活泼、宽松愉悦的学习环境,党员群众学习积极性很高,80多岁的老党员,在眼花、耳背、身体不便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培训学习,并以自己对新旧社会变迁的切身感受,教育自己的家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社区还以党建博客等形式开展网络教育,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公开学习开展情况,收集党员意见建议。社区党支部主要通过支部生活、党建活动、例会学习、电化教育、每月一谈等方式,要求全体党员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并在社区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文明现象劝一劝,不卫生地方扫一扫,邻里间纠纷劝一劝,有困难邻居帮一帮,积极支持配合社区建设。同时通过积极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增强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共建意识。根据上述方式,有效保证了党员教育的覆盖面和教育质量。去年,社区共举办了党员培训班12期,参加学习培训受教育人数达300余人次,参训面达95%以上。
三、注重实效,基层党校办学出成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胆创新中的社区党校,培养出了一批批创新意识、奉献意识、先锋模范意识极强的学员。
1、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明显提高。通过培训,社区党员的党性观念得到转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日益突出。涌现出了一批像支部副书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等一批党员致富示范户,实现组组有标兵,人人学标兵的良好氛围,促进了社区党员素质不断提高。
2、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明显增强。通过一年多的努力,社区党员队伍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社区党支部被评为县级“五个好”党支部。
3、服务群众的水平明显提升。社区党支部把服务群众作为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广大党员心系基层、心系群众,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构筑了群众满意工程。以来共帮扶困难群众15户,发放慰问、低保、救助款物30余万元。新修民巷400余米。农村医疗合作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100%。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及时了解并切实解决基层党校在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关心和扶持基层党校的各项建设。同时继续在办学思路上拓宽和改进,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培训,使社区基层党校真正成为“理论武装的课堂,党性锻炼的熔炉,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
基层干部学习心得(2):
沈浩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楷模,他的事迹和精神是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写照,更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最直接、最生动的宝贵教材。沈浩同志的事迹和精神,我最近不断地、多方面地领悟着。
要学习沈浩同志一门心思让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努力在造福群众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沈浩同志到小岗村以后,“呕心沥血带领一方求发展”、“鞠躬尽瘁引导万民奔小康”,所做的事情虽然很具体,但都是为了按党的要求,改革完善机制制度,推进科学发展,让村民富起来、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沈浩同志在小岗任职期间,基础设施在改善、生活条件在改观,小岗人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沈浩同志所做的事情,也正是广大基层干部每时每刻在干的工作。我们要结合学习沈浩同志,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岗位职责的神圣性,进一步加深对当代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时代使命的理解,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建设美好社会,创造美好生活。
要学习沈浩同志善于结合实际、加快发展的工作本领,不断提高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沈浩同志带领村“两委”一班人积极转变观念,充分利用小岗村的“品牌”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红色旅游”,进行招商引资,努力增加集体收入,扩大村民就业,使小岗村的发展一步一步迈上新台阶。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他十分注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讲究群众工作方法,干什么事情都和村民将心比心,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善于统一群众思想,组织动员引导帮助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正因为这样,小岗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土地征用、迁坟等各方面,才创造了让人叹服的“小岗速度”。作为基层干部,“官”虽不大,但也要为官一任,致富一方。广大基层干部要像沈浩同志那样,树立强烈的发展意识,不断锤炼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素质能力。特别是要抓住开展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契机,努力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明确科学发展观在本地的具体要求,善于学习,善于钻研,善于借鉴,善于总结,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进各项工作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工作思路、具体措施和实际本领。
要学习沈浩同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沈浩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模范遵守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为加快小岗村的发展,他多方争取资金,积极引进外来投资,有一个项目投资高达15亿元之多,但他自己却生活俭朴,一直居住在村里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一件毛衣穿了多年也舍不得扔。沈浩同志以自己的行动,树立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在他第一个任期结束时,98户村民按下鲜红的手印把他留了下来;今年,在他第二个任期将要结束时,小岗村的村民又再次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小岗村群众之所以对沈浩如此信任和支持,也与他的清正廉洁、艰苦创业是密不可分的。基层干部身处群众之中,一定要把沈浩同志作为一面镜子,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要牢记“两个务必”,条件再改善、生活水平再提高,都要艰苦奋斗,艰苦创业,要永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时刻提醒自己,如果好处被党员干部先得了,人民群众离我们党就远了。千万千万不要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放松要求,始终保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将“清正廉洁”四个大字鲜明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自“发展上水平、干部下基层”立功竞赛活动以来。结合个人工作和思想实际,我深切的体会到:开展以“我为发展能做什么”、“我下基层该做什么”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和要求上来;把机关干部的兴奋点和关注点引导到“发展上水平、干部下基层”的主旋律上来。立功竞赛活动既表明了区委、区政府的决心,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期盼;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也对机关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明确“干部下基层”?我们下基层干什么,要干的事情很多:察民情、体民意、解民忧、暖民心;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让城乡居民生活的更加幸福、美好,让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对党委政府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以此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怎么才能做到那?
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党的宗旨意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前提。只有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一切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才能从根本上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二是讲究工作方法。过去我们与群众接触的时间少,对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满意什么了解不多,缺乏深入群众,直接面对群众做宣传工作的实际锻炼,因而群众工作能力不足,水平不高。
三是要从实事做起,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是最讲实际的,他们往往通过自身利益是否得到维护,来评判我们干部的工作。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围绕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客观地讲,“小事”往往因其小而容易被忽略。但“小事”却连着大局,连着民心,直接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
作为宣传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明确工作思路,适应发展要求,做好本职工作,更要强化“四种意识”。
1、强化大局意识。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切实提高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执行力,确保政令畅通。就是要鼓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得罪人,不怕问题,不捂问题的行为。
2、强化学习意识。强化学习意识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只有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才能更好的把握大局,只有这样
才能坚持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在工作中不迷失方向,更好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3、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树立与时俱进,争创一流,不因循守旧、自我满足、畏缩不前、自甘落后、工作标准低的思想;就是不断创新其形式,挖掘其内涵,促进宣传工作的提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不管是汉朝的察举孝廉,还是隋唐时期的科举取仕,甚至是明清时期的八股选人,为政者历来重视人才的选拔,重视干部的任用。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党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五条标准,那么什么才是好干部,如何成为好干部?
如果说干部是“舵手”,那么群众就是“航线”,他是检验航船是否偏离的“准绳”;如果说干部是“秤杆”,那么群众就是“秤砣”,他是衡量是否平衡的标尺。
“只有对人民群众有感情,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你、支持你”,一个干部是不是好干部,发言权在人民群众手中,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不管是古代的朝代兴替,近代的解放斗争,还是我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为政真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为政者最大的危险,群众工作是事关民族兴衰的大事。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才是检验干部好坏与否的一条“硬杠杆”、一道“硬门槛”。
然而现实必须看到,在基层的党员干部中,脱离群众的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些干部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农村放不下架子,沉不下身子;有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走不到田间地头去,坐不到农家炕头去;有的干部冷漠无情,听不进群众呼声,看不进群众疾苦,不关心群众困难;有些干部心态浮躁,无所事事,下不到基层去,待不住基层去,到基层无所作为;还有的干部不求实干求浮华,不求直面问题求迂回,不求解决矛盾求逃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碰硬、不能实干、不会担担;有些干部将自己高高置上,认为群众可以认得干部,但干部不一定要认得群众;更有甚者将群众视为对立面,害怕群众提要求,仇视群众提意见。这些利不为民所谋,心不为民所系,权不为民所用的现象多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还怎么向前推进?中国梦的还怎么实现?中华民族还如何振兴?
“官小事多,权小责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都不是脱离群众的借口。“三提五统”农业税减免了,免掉的是农民群众的负担,而不应该是干部与群众亲情,“党政机构”精简了,精简的是人员和财政,而不应该是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有些人借口与群众接触的“由头”少了,到群众家中没有必要,有些人借口党政机构精简后党员干部人员少了,到群众家中没有时间,这都是错误的,是背离群众路线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是党的衣食父母、生存之本、力量之源,党之于群众如同鱼之于水、种子之于土地,是生存之必须。我们党就是靠群众起家的,武装割据思想就是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大量调查研究总结出来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得到实践并取得成功的,解放全国的三大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手推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越是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的深水期、矛盾凸显的多发期,作为最基层的党员干部,更应该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以民忧为忧,以民乐为乐,以人民幸福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党“挑江山”的“秤杆”好干部。
当好基层干部,要能与农民群众把话“说拢去”。农民群众他们身处农村,生活环境恶劣,知识信息闭塞,对事物的认识相对落后。我们在推动工作、宣传方针的时候,与农民群众存在意见分歧居常,和他们说话“说不拢”、“说不和”居多。这就需要干部要进一步下到村、耐下心、沉下身,多用真理的力量说服他们,多用感情的力量感召他们,多用人格的力量影响他们,多用幽默的力量感染他们,做农民群众致富的“引路灯”,拉近距离的“贴心人”,解决困难的“灭火员”,积极活动的“发动机”,要能够把话“说拢去”,把事“说和去”,把问题解决在农民家中,把工作推进到农田地头去。
当好基层干部,要能与困难群众把话“说下去”。困难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对提高生活条件的诉求强烈。在与困难群众接触的时候,需要干部多用平等对话的方式消除困难群众的戒备心理,多用情感交流的方式拉近与困难群众心与心的距离,多用风趣的语言营造与困难群众沟通的宽松环境,把困难群众的心声听下去,要把党的好政策宣传下去,把国家的好方针落实下去,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现实难题,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温暖。
当好基层干部,要能与老同志说话“不被顶回去”。“老同志”希望被尊重,思想相对保守,接受的新知识、新观念有限,我们在开展群众工作的时候要多注意“老同志”的意见,多听听他们的心声,学会“挨骂”的艺术,学会倾听的艺术,要多带建设性的亮明观点,要多带关心人的提出要求,要多带倾听的纠正错误,要带“不泼冷水”的否决意见,要能够让自己的观点不被他们“顶回去”,要真正能够让他们把方针、政策听进去。
当好基层干部,要能与青年群众把话“说进去”。青年群众他们对新观点接受较快,对新事物好奇心较强,他们生气勃勃但好高骛远,他们充满理想但急功近利,他们追求卓越但自以为是。这就需要我们在做青年群众的工作时,认真的了解他们,真诚的理解他们,放低身
段靠近他们,摒弃架子与他们交朋友,带举例说明性的交换意见,带执行性的提出具体要求,带以事说理性的做出殷切鼓励,要能够真正与青年群众说进话去、谈进心去、落实到行动上去。
当好基层干部,要能与新社会阶层把话“说上去”。新社会阶层知识层次较高,对问题认识比较透彻,对新知识掌握较快,在与他们的接触时,我们要放低身段、放低姿态,礼貌的提问、真诚的倾听、不懂的就问,要能够把话与新社会阶层说上去,把政策宣传上去,把朋友做上去,把工作落实上去。
一、中层干部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绩效管理是促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有序运转,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须的一种管理行为。通过绩效管理,实现对企业管理实现全过程控制。其主要作用体现在:绩效管理是确保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有效手段,通过制定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目标、过程控制和及时纠偏,绩效管理将企业的战略传递给中层干部和基层员工,改进他们的工作绩效,从而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管理能及时发现在管理和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目标偏差并及时纠偏;绩效考核的结果可以用于员工的奖惩和各种利益分配,也可作为晋升、解雇和调整岗位的依据。
中层干部作为基层供电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枢纽作用,如何建立完善的中层干部绩效管理体系对企业的绩效管理工作来说至关重要。2009年以来,广西电网公司来宾供电局开展了绩效管理的试点工作,经过近四年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1. 缺乏客观可比的绩效评价标准。
传统的“德能勤绩廉”评价标准有受评价者主观印象影响大,评价时凭印象打分,无可比性,难以服众的问题。
2. 绩效管理弱化为绩效考核,缺乏有效的绩效沟通。
基层供电企业只注重绩效考核目标的实现,而轻视绩效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绩效沟通。导致中层干部对绩效考核形成误解和对峙,不利于素质和绩效的持续改进和提高。
3. 绩效结果的应用未见实效。
绩效考核的结果仅与利益分配挂钩,应用空间狭窄,还没有应用到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开发中。
二、中层干部绩效管理的特点
针对中层干部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分析中层干部这一群体的特点,为其制定针对性的绩效管理体系。
1. 中层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企业工作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又是部门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进行绩效考核时,将中层干部考核与普通员工考核应分别进行,在指标设定、考核方法、结果评价与反馈及考核成绩的体现形式上均有所区别。
2. 中层干部的工作与部门工作密不可分。
企业对中层干部的要求是“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带领部门员工完成部门的工作。所以从企业领导的要求来讲,部门的工作就是中层干部的工作。
3. 在基层供电局,中层干部职位类型差别大,有行政、党政、后勤、生产、营销等多类型。
可以说每一个岗位都是独一无二的,横向可比性不强。
4. 工作成果难以量化。
中层干部常规事务性工作较少,非常规性工作多,且无论是常规还是非常规的工作,成果成效都难量化。
三、中层干部绩效管理的设计
针对以上分析的中层干部的特点,设计了中层干部绩效管理的系统模型。
1. 建立中层干部绩效管理体系。
由绩效计划、过程管理、绩效反馈、绩效评估、绩效应用、绩效改善辅导六个环节组成。
2. 多维度进行中层干部绩效评价。
从时间上划分,中层干部绩效评价分为年度绩效和月度绩效。月度绩效以月度工作目标(GS)考核为主。年度绩效由三部分组成:月度绩效的年度反映、关键业绩指标(KPI)完成情况、360民主测评。三部分所占比重为4:5:1。
从管理层级上划分,由三个层次维度进行月度绩效评价。第一个层次是职能部门层次,由计划部、办公室、安监部、生技部等部门分别对月度计划工作、督办工作、安全生产工作、周非计划工作进行初评。第二个层次是分管局领导层次,局领导对分管的中层干部月度工作完成质量进行综合的评价。第三个层次是绩效管理办公室层次,综合评定全企业中层干部的月度绩效。多层次评价保证了评价的公平、公正。
从评价档次上划分,每一项工作可按照出色完成、较好完成、基本完成、需改善、亟需改善五个层次进行评价。
3. 业绩与素质并重。
中层干部的业绩与素质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良好的素质是创造业绩的基础,优良的业绩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层干部的素质。尤其是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廉洁正直等是中层干部所必须的职业素质。所以将360民主测评引入绩效评价可以更全面的评价中层干部绩效。
4. 突出计划工作的执行力对中层干部的重要性。
计划管理是企业协调资源,确保目标完成的重要手段,月度计划对基层供电企业来讲更加重要。月度检修计划、建设计划、营销服务计划、综合工作计划等各项计划的执行,均需要中层干部将计划分解、落实、执行。可以说,在完善、科学的计划管理流程下,部门的核心业务、关键业绩指标等都体现在月度工作计划中,完成月度计划工作目标就是中层干部的核心工作。
5. 中层干部绩效管理的监督。
设置仲裁程序,在考核结果的3天公示期内,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不满,或者认为考核者在评价标准的掌握上不公正;认为考核标准的运用不当、有失公平时,均可提交绩效管理办公室进行仲裁。对绩效管理体系运转的监督是促进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共同提高的保障体系。
四、中层干部绩效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1. 中层干部绩效评价应向重合作、轻竞争方向努力。
供电企业多根据“80/20法则”,认为20%的中层干部创造了企业80%的效益,所以对中层干部绩效评价时就设定20%的比例为优秀。虽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中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恶性竞争、以我为重的局面。
2. 绩效沟通的方式应“以人为本”。
企业应该将绩效沟通作为常态化的工作开展,建立多种沟通的有效渠道,掌握沟通的艺术。要杜绝片面的将绩效沟通作为任务,或者只是结果的反馈形式。要将绩效管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在绩效沟通中,促进中层干部的管理水平提高与能力成长。
3. 绩效结果的应用应重在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一、运用工作机制主要工作做法
首先要牢固树立甘当“幕后英雄”的工作理念,重视树立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威信,把惠民政策交给基层组织去实施,把服务资源交给基层组织去使用。把自己当作基层干部群众的一分子,在背后发挥作用,积极为基层组织出主意、想办法,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不以工作组名义向群众许诺和表态,充分信任基层,大力支持基层,推动基层把好人做真,把好事做实。
抓好学习教育,当好“小学生”。发挥基层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勤劳质朴、乐观向上的优秀品质,拜人民为师,知农时、懂农情,学习群众语言、掌握群众工作方法。在与群众的点滴相处中,让身心受到洗礼和锻炼,从基层鲜活的实践中,汲取成长进步的营养。主动参加本村党组织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把基层学到鲜活经验用于实践,转变作风,增进群众感情。
做到“三清一畅”,全面掌握村情民意。基层干部要做到对村情、户情、人情“三个清楚”,了解掌握群众需求,把握服务群众方向,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定期向乡镇党委及相关部门反馈民情民意,对涉及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思想及群体性矛盾的苗头性、倾向性、预警性问题和事件,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和处置。
做好“三个协助”,健全完善基层组织。协助乡镇党委配强村“两委”班子;协助村健全群团组织,健全理财小组、村务监督小组等监督机构等配套组织,推进发挥作用;协助村基层组织理清工作思路,明确阶段性工作重点。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肃党内组织生活。帮助村党组织分区域、分行业建立健全党支部、党小组,每周召开1-2次党小组会,每月召开1次支部委员会,每季度召开1次党员大会,每周上1次党课,以规范严肃的党内组织生活带动群众性教育活动的活跃,推进基层组织生活“经常性”、“全覆盖”。党员干部发挥专业特长,采取多种形式给农村党员讲党课,联系实际给群众讲政策,做好宣传教育群众工作。
运用“两会两票”机制,促进民主管理。指导基层党员、群众运用“两会两票”机制,通过“先党内、后党外”的民主决策方式,做到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基层的问题群众主动参与解决,推进上级工作要求与群众意愿紧密结合,增强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消解基层矛盾。
落实“一线惠民服务8+1”工作,树立基层组织威信。坚持好人让基层干部当,好事让基层组织办。指导督促村组织实施好下放的8项惠民政策,并结合实际自主实施一批服务民生项目,做小事,暖民心。在开展惠民服务的同时,用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坚持经常讲、反复讲,把惠民政策讲清讲透。
结交了一批各族群众朋友,让群众把干部当亲人。通过各种活动,结交一批各族基层朋友,真心实意地与他们友好交往,保持感情。把群众反映的情况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架起机关与群众长期沟通交流的桥梁。同时,在作出决策时,努力汲取群众朋友的智慧,更好地惠民生、聚民心。
三、机制操作中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基层干部对 “好人好事让基层做”的工作机制有时比较模糊。在发挥工作机制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指导安排各项工作,而没有充分发挥整体主导性。对好人好事的概念混淆,以为解决了群众困难,发展了民生就是做好事做好人,而忽略了实际让基层当好人,做好事树立威信的本质。
基层干部对“好人”“好事”理解错误。通过实际调研发现基层组织、干部存在将“老好人”思想和“做好人”思想混为一谈的情况。基层干部“老好人”思想严重,在对一些农民违纪情况处理上,得过且过,认为这就是“做好人,做好事”。
基层组织、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将“好人好事”做成了“坏人坏事”。基层干部素质普遍偏低,解决问题能力较弱。上级实行的一些惠农政策,有时农民难以理解,落实起来有困难,但村干部不是耐心讲解,而是强制性的实施,虽然起点是好的,但是这种做法却导致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恶化。
四、加强和改进两项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做好基层群眾工作就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要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帮助群众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开展群众工作中,干部不仅要做到不与民争利,而且要做到个人利益自觉服从群众利益,从而认真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做好群众工作就要坚持依法办事,维护公平正义。依法办事是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起码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就要求基层干部在解决群众问题时要让群众有知情权,对事情的经过应让群众了解,对群众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切忌弄虚作假、厚此薄彼。作为基层组织部门要坚持政务公开,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的向群众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减少群众的顾虑和怀疑,确保公平公正,切实让群众获得实惠。
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就有树立服务意识。我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干部要转变执政的观念,牢固树立服务人民群众的意识,不能一遇到老百姓找你办事就“端架子”、“甩脸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干部能够沉下去,到农村去、到一线去为民办实事、解难事;才能深入群众,察社情、访民意,及时发现各种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
做好群众工作就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贵在创新工作方法。群众工作范围宽、容量大,要放宽视野、拓宽思路,将群众利益诉求、政治参与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全部纳入群众工作范畴。另外,要根据群众生产生活特点,选择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采取方便易行的方式和平台,不断充实群众工作内容,增强群众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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