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共11篇）

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篇1

《资本论》是马克思写就的经典政治经济学巨著。它问世于1867年，到如今已经有150多年了，在这部巨著中，第一次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内在矛盾。

从过去懵懵懂懂读《资本论》，到世界经济危机后再学《资本论》，深深感到这不仅是马克思论资本的标志性著作，而且是经济学说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对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救市措施的无效性和中国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一、从资本论看世界经济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众多目光开始探寻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资本论》，也有不少学者在文章中引用《资本论》的论述，对经济危机的种种现象进行过分析。

翻开《资本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成为了一种频繁发作的常态现象”，发现马克思的许多话就像是今天刚刚写成的或是写给今天的。

马克思在谈到货币危机时写道：“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马克思绝不仅仅是19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也始终是伴随真理前行的预见者。他早就洞悉了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对各类经济危机的病灶与症状了然于胸。

二、从资本论看救市措施

在分析1857年英国经济危机时，马克思曾明确地说过，危机“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同样，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并不是美联储多增发些美元、政府多购买些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就能解决的。

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有力缓解英美等国的生产过剩，玉米、小麦、棉花、牛奶等大量“过剩”商品被主动销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对美国商品如航空制造产品的需求大增，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带动了产业需求，大量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转入到新的产业领域中，资本积累重新活跃，琳琅满目的商品以更低的成本不断地被制造……这些都是有助于经济复苏的重大事件和发展态势。反观今天的世界经济，若是对照上利好因素，似乎一个类似的也不具备。发达国家害怕中国像苏联那样迅速崛起，成为能够与整个西欧和美国抗衡的力量，技术不会卖给中国。那么，世界性经济萧条会不会再次持续10年以上？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美元霸权将要动摇。但是，正如马克思那个时代最富裕的英国会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一样，今天美国的金融大亨们也在这场发

自美国的危机中获得巨额的利益，并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美国的霸权地位不降反升。然而也要注意到的反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效果，世界经济复苏还有漫长过程或不确定性。

三、从资本论看中国经济转型

《资本论》有助于认清昨天发生的事情，作为中国人，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如何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重要的启示？马克思的告诫则提醒我们，为本国的利益而牺牲一部分利润，要比为他国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资本合算得多。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人均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教训。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艰辛探索。2006年，“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8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软肋暴露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2009年底，党中央做出这样的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说“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再到“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里有太多滋味可以体会，有太多内涵需要解读。《资本

论》中，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将会受到破坏。因此，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些比例关系不协调造成的。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格局所带来的，必定是重生产资料生产，轻消费资料生产；同时，在积累中，政府所占的比重长期偏高，而企业和居民所占的比重则偏低，这也就导致了需求的严重不足，也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对资源配臵的调节作用。

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着力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实现结构优化基础上的总量平衡。这里包括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努力调整三大产业的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的发展，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等等。

由于自己的工作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问题，对产业结构调整也会较多思考。一方面，以矿产资源采、选、冶为主的传统产业，要以延伸产业链生产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业；一方面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具体从事的贵金属产业而言，从一个事业型研究所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得益于中国经济与工业化的改革开放大发展。贵金属、尤其是铂族金属的工业应用，在中国是有了“铂族摇篮”才有其研究与开发。中国铂族金属民品产业是在最近十年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贵金属科技产业化，是一个全新、全面的技术升级与技术集成、管理创新和经营创新。在过去的十年，我们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建设了贵研特色的贵金属科技产业。但这样的快速发

展，也有其薄弱的一面与特定的风险。如今，在中国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在世界和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使贵金属科技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国际、国内贵金属同行竞争深化加剧，贵金属新产品、新技术，成本优势和商业模式的开发与有效实践，将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重大课题。

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篇2

西方的文明从一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经济到社会的渐变过程, 社会同个人一样都会面临各自的精神危机和精神革命, 16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迹象, 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成长, 必然要求挣脱封建制度, 这便是宗教改革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路德

由于文艺复兴而兴起的经济革命大力地推动了思考, 个人主义的、竞争性的新经济文明在商业和金融的巨大发展的迅猛推动下, 宗教改革开始, 它包括内部改革和“激进的”新教改革, 路德是宗教改革先躯, 人们称为路德派。宗教商品出售的背后的教义内涵激起了路德的愤怒, 使他走上与教会领导权相左的冲突路线, 结果形成了“德国的宗教改革”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要素, 路德派针对社会腐败和教会的腐败, 宣扬“因信称义”, 从通过形式化的如朝圣、立誓、禁食、购买赎罪券等善功来获得灵魂的拯救, 改为路德主张的“信”, “信”不是外在修炼的结果, 而是与生俱来的, 根植于人的内在经验中, 人们在内心世界中发现宗教, 这样, 就把人的灵魂获得拯救的钥匙从教会和神职人员手中转到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手中, 把人从外在性的善功和圣事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拯救的自主权。

三、加尔文

加尔文派在路德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加尔文派作为一种城市的运动, 不同于路德派讨厌经济生活和商业金融, 他们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它, 他们看贸易和金融的利润跟看劳动者的收入和地主的租金一样, 这种利润不会被看作不义之财。他们最重视的是工业阶级和商业阶级的环境, 让宗教成为经济生活的真正道德, 他们不再怀疑经济动机世界和精神动机世界格格不入, 不认为贫穷本身是一种值得赞美的美德, 不再认为资本家所获资本是建立在其他人不幸的基础之上。加尔文把借贷看作是社会生活中一种正常但又不可避免的事情, 对借贷他的永恒法则不是“莫要放贷”而是“公平和公正”。

加尔文派的社会道德学说, 他认为勤俭和节约是人类最好的品质, 他强调个人的责任、克制和禁欲。他是基督个人主义, 注重宗教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教规是宗教的神经, 而且这也一直是加尔文主义的精髓。他所强调的得救预定论, 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之中, 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

四、路德与加尔文

路德与加尔文分为是宗教改革中的关键人物, 在宗教改革中两者都起到了相应的重要作用, 两者有其不同之处:

首先, 两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路德反对资本主义, 他仇视商业和资本主义, 反对高利贷, 只提倡农民的生活, 反对农民起义以及商业和金融, 认为工匠的生活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生活中有限制的交易, 反对懒惰和贪婪。

加尔文却和路德完全相反, 他认为应该将新兴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有纪律的社会力量, 它的使命是持有经济美德的标准。他的教义都是由移居外国的商人和工人传播的, 承认商业和金融, 注重公平、公正, 认为借贷是必须的, 承认高利贷的地位, 并积极的鼓励商业实践。有人说“加尔文为16世纪的资产阶级做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过分。

其次, 路德主义是保守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 面对时代发展而来的商业文明感到束手无策, 恭从于既定的权威, 他的理想是家长制的社会道德, 认为农民的生活最美好的, 不受商业侵蚀在基督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位置;而加尔文主义认为各种运动与斗争都要根植于资产阶级之中, 加尔文派充满了战争与革命, 是一种积极、激进主义, 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 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提出自己的观点, 设想了一个更加先进的经济组织, 然后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最后, 两者的教义不同, 路德派主张“因信称义”路德主张的“信”不是外在修炼的结果, 而是与生俱来的, 根植于人的内在经验中的东西, 人们在内心世界中发现宗教, 强调的是个人的发现。而加尔文强调得救预定论。

五、宗教改革的影响

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全面冲击和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结构, 首先, 宗教改革及三大新教派的创立, 给罗马天主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大大缩小了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 罗马教皇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 一去不复返了。随罗马教廷势力的削弱和影响的衰微, 天主教会无力维持其精神垄断, 科学和自由的思想成长起来, 有利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其次, 宗教改革剥夺了教皇和教会贵族的特权, 没收教会的大批土地和财产, 这不仅有助于专制王权的加强, 也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再次, 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即作为封建支柱的罗马教会势力的动摇,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 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 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读《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后感 篇3

在导论中，伍德从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视角入手，致力于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来“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

她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谈起，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必然会将资本主义经济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基础性的地位。而斯密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撇开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内容，而抽象地研究其“经济”之后，就出现了在概念上对“经济”和“政治”作刚性划分的永久化趋势，这样的分离长期以来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伍德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的轮廓，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它们的勾画与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因为政治与经济概念上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忽略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掩盖了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在矛盾。

伍德通过对汤普森的论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既反对那种取消历史特征的简化论的因果概念，也反对那种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推迟的概念。她还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直接继承了把经济活动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的思想，也是上了斯密的当。首先，她对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別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接着，她指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必然引起的焦虑：它无法解释价值观念以及文化道德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强大影响力，而在任何社会中，人类丰富多样的实践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实践。她强调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应同时体现在政治与经济逻辑中，即“‘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确切地说，它是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构成的‘物质’观点。进一步讲，‘基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含并体现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关系中，这些不能被化为一个空间上分离的上层建筑领域。”可见这种“基础”其实就是具体化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这与她主张生产关系的逻辑“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中，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和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可操作的历史原则”相一致。伍德就此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结构，主张经济基础其实始终浸透在上层建筑中，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基础与表象性的上层建筑的“上升中的顺序”，因为二者的分离将社会层面割裂开来了。她直接回到与社会意识相对的“社会存在”，而不赞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伍德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用“社会存在”笼统代替，与她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对历史过程经验性的描述是分不开的。但伍德绕开马克思容易被批评的预设的有价值倾向的批评视角，力图完成对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表述和纯粹科学的研究。她的“社会存在”要兼容理论的抽象与现实历史的具体：“它不单指生产方式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结构’，而且还指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伍德抓住了“生产方式”概念来谈论关系和过程，也将经济的抽象建立在历史的分析和社会的分析之上了，但她却无法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布展。这就要回到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这一问题上。从文本分析来看，马克思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路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后才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伍德走向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统一在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中。现代西方哲学反对本质主义，马克思也反对本质主义，其共同的理论敌人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但现代西方哲学走向了现象学及日常生活批评，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观，即历史发生学的本质：历史发展的自身会不断剥离自身的假象，涌动出自身的本质。而回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层面，探讨历史本质怎样才能浮现在历史现象层面，这里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建立在一种认同的基础上：即相信历史自身运动的意义，相信未来的发展是建立在现实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本身的运动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经验的运动；一种是内在矛盾的运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建立在现实本身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伍德的思路中没有马克思这种内生性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张力。她不赞同西方后现代的偶然性、破碎性，但又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路；她没有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工具，未抓住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性的伸展，只是回到看似具体且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层面。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没能给意识形态和人的意识一个合理合法的地位，她把理论空间拓展了一个新纬度，但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其实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就区分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两个概念，并实现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观念拜物教批判的转变。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两大拜物教的存在，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身的本质结构就存在着自我的客观颠倒。他在历史本质层面上强调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但在历史运作层面，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作的历史现实分析中，他也从日常生活出发，看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马克思的这种建立在分层阐释法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伍德等人远远无法达及的。

读资本论心得 篇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书籍中我们可以得到经验亦即理论，然而得到理论却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所得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并于实践中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得到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才是我们应该重点解决的课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开创出来的。它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进行特色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然而任何一种事物的创新都不是凭空的制造而是机缘于先前已有基础之上的再创造。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但适当的借鉴则是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前提。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有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读《资本论》有感1000字 篇5

现代经济学已经逐渐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史密斯时代以来，许多以前的人建立起的劳动价值论可以继续存在于21世纪，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终结。资本论揭示了资本发展的归宿，讲述了资本发展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深刻意义。

资本论很清楚地讲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流通过程，另外也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其中，商品与货币理论，讲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绝对剩余价值部分，讲述了当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以后，劳动就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再是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试想一下，我们的劳动成果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劳动过程是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劳动过程只是各种购买物之间的过程，有时候我会担忧被资产主义剥削的工人是不是被资本家物化成为赚钱的产品。另外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看重物质形式，我们的劳动过程被否定，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产品上。我觉得以成果量来衡量劳动的多少也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努力和过程的认可。资本家常用廉价劳动力去得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努力其实很多是为资产家做嫁衣。而且资本家喜欢延长劳动过程去压榨员工，这才导致我们天天加班不能好好休息。而在相对剩余价值中，揭示了资本家喜欢逼迫员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产品，或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这本身就会对工人造成更多的负荷，更加没有喘息的机会。而在当代社会，资本的剥削依然数见不鲜，因此我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巨大的矛盾。我也很庆幸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从最初私有制的出现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劳苦大众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阶级矛盾，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不平衡。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强调资本积累和大众共享生产资料，既能保证社会生产和物质基础的需求，又能保证社会上每个人生活所需的物质要求得到满足。体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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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平等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人权上的平等和自由，也包含了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我相信，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理论思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贫富差距将一步步消除，资本家对员工的剥削会进一步减少，社会成员共享生产资料。另外，生产的有序和市场经济的无序之间的矛盾也将得到解决，因为我们中国走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读《教师的幸福资本》有感 篇6

棠张实验小学刘莹

读了这本由雷玲编著的《教师的幸福资本——成长为优秀教师的8种特质》，感触颇多，作为一名小学教师，一定要做一名有爱心的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爱。这一个简单的;爱;字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内容。作为一个教师，不但要担负起教学的艰巨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思想健康、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要用爱心去浇灌每一学生，把他们培育成栋梁人才，再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要以平等的尊重和真诚的爱心去打开每个学生的心田，因为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都会长成参天的大树，成为栋梁之才。

要做一个幸福的老师，就要放松自己的心境。在教学中，对学生和颜悦色，用情绪来感染学生。要用鼓励的目光相迎，以亲切的笑脸想待为学生营造了“心灵自由”的空间，他们在轻松、无拘束、少规矩的氛围中，接受新的知识，我们应多一些点头和微笑，尊重学生个性。让,师生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才能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的表现见解，才能为创造思维的激发和培养打好基础。

爱是一切动力的源泉，是育人观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爱是打开学生感情大门的钥匙，当学生知道你是真诚地热爱他们时，他们的感情大门、智慧大门才会向你敞开。全身心地热爱学生，即是师德。很难想象一个对教育工作毫无兴趣的人，一个见到学生就心烦的人，会

努力完成好教育教学工作，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做为一个幸福的老师一定要仪表端庄文雅，教学语言规范生动，课堂教学是一个重要的人文环境中，教师着装对学生影响是很重要的，着装得体、格调高雅，富有朝气的教师形象，在学生面前亮相，教师自然而然地成为“审美客体”。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里的人师就是指教师的人格风范。为人师者，方可以德育德、以才培才、以学促学、以趣激趣、以情动情、以性养性、以行导行。师之魂，体现在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这不仅体现了自己的形象，又时时润入学生的心田。教师的职业是美好的，当师魂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教师在对这种;美好;的理解和追求中，真切地体验并自然地表现出这种美好。

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篇7

作者提出“西方普世价值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 普世价值成为向其经济体系输送利益的纽带和桥梁。”西方普世价值的表面逻辑与其实践效果是矛盾的, 而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矛盾中却会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

于是今是金融、法律界颇有名望的专家, 因其一直从事金融、法律和实业领域工作, 参与过多家公司的资本运作, 因此, 对资本市场和实业资本操作都有切身体验和深刻领悟。

作者认为, 金融产品的复杂性破坏了市场平衡能力。当下, 金融资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滥发金融产品, 这种金融产品使市场充满着无畏的希望, “在一级一级往下销售的过程中, 仿佛击鼓传花, 不断地把风险分散给成千上万的中小投资者”, 但是, 中小投资者只是金融产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无法掌控整体情况, “市场为处于有利地位的金融垄断资本牟取厚利提供了悄无声息的机会”。

金融资本利用发行证券这个美丽的外衣, 深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 使金融资本占据的空间不断扩大, 其结果是不断积累爆发经济危机的危险。市场经济对经济的控制仅仅具有部分的有效性, 随着金融资本的市场规模、范围、容量的无节制地扩大, 在虚拟经济层面上, 市场主体对理性判断的认识存在极大的危险性。金融资本所以能够获得今天丰厚的利润, 就是他们与其服务的客户奉行着, “及时行乐”的生命哲学。作者指出, “在全球化体系下, 发达国家通过国家货币政策为导向、金融市场为渠道、制定金融游戏规则为手段, 吞噬发展中国家为明天所积累的财富”。

《富国的逻辑》指出, 金融资本给富国带来滚滚的财富。“按照传统的经济学, 一国的财富是依靠这个国家超额的劳动生产率获得的。而当今世界, 在浮动汇率的体制下, 这种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在美国年计15万亿美元在总产值中, 金融产值就占了1/5。按照富国的逻辑, 金融可以提供更高效用和价值, 而这种所谓高效用, 一是因为它们接近于资本核心的先天优势;二是因为人们认可的价值是其资本运作的结果, 同时资本运作本身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这种由国家垄断的权力, 私人银行却成为行使该权力的代理人, 这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部分, 却由私人金融机构来获取利润。由此看来, 金融行业的待遇、分红大大高于创造实体价值的行业, 而发生危机以后, 它们却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 因为它们已经“大到不能倒了”, 金融资本的收益与风险不对等, 收益可以归属经营者, 而风险则要由国家和社会承担。金融资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超额利润?我们从美国的发展就可以看出, 他们所以在高科技领域遥遥领先, 这是他们的融资制度、激励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劳动制度发挥了作用, 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金融资本。美国金融体系为此能够提供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投入成本, 一个产品、一项技术的成功, 其后面可能有一百项产品, 一百项技术的失败, 如果没有巨额的金融资本支持, 就不可能成功。

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福利制度, 作者也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作者指出, 以美国为例, 第一, 政府以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为手段, 不断提高人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奥巴马在2008———2012年任职期间, 美国的财政赤字增长了一万亿美元, 这些钱流入美国经济体内, 大部分最终分配到普通民众手中。实际上, 这些资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政府发债券的形式实现的, 也就是说美国民众享受高成本的福利政策, 最后埋单的人却是世界各国, 是全世界在养活美国人。第二, 美国通过金融机构变相补贴美国民众。所谓次贷, 主要是给那些没有贷款资格的人提供贷款, 贷款利润极低, 某种程度上是变相补贴借款人。美欧的债务危机, 是对现在和未来透支的危机, 正是美欧的政治制度决定了, 金融资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转嫁危机、转嫁债务。而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 又给了美欧转嫁金融危机的路径, 使他们轻轻松松地就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第三, 流入国外的资本很大一部分又流回美国的消费领域, 成为消费刺激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金在美国购置房产、车辆, 进行商务活动和日常生活消费, 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第四, 是由于西方货币的储备作用, 从而导致它具有特殊的购买力。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是其他各国政府和公司、甚至个人都希望拥有的货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 许多企业为了获取美元而过低出口商品的价值, 使得以美元为首的西方货币得到了强势地位。这种提升的购买力, 反映在西方的社会层面, 表现为商品的充盈和廉价, 物美价廉的商品, 提高了西方人的生活质量和富裕程度。

作者因为在金融界参与多次大公司的资本运作, 对国际金融形势和经济事件的根源把脉非常清晰, 论述透彻。今天世界的游戏规则是强国制定的, 照他们的逻辑发展下去, 我们永远不会强大。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作者的语言朴实而犀利, 特别是对民主的深刻解读，远远超出了一般学者的视野。作者指出, “信息化社会催生了个人欲望下民主的贫弱, 激化了由于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信息社会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却又在他们之间制造了深深的鸿沟”。作者认为, “新中国在前30年如此落后的情况下, 仍然发展出了原子弹、氢弹, 并把卫星送上了天, 这说明信仰对于一个国家至为重要。这就告诫国人, 爱国主义有巨大的能量,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历经沧桑、百折不饶, 这是信仰的力量, 我们千万不能失去致胜的法宝啊,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掩卷沉思、深深感到这是一本让你不得不读的好书。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一颗棋子, 只有优先考虑全盘效应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成果。

读《诗艺》的体会 篇8

关键词：现实价值；内容核心；市场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016-02

以文学理论的标准，纵观《诗艺》，主要谈了三点：贴近自然、尊重受众、合乎情理。

罗马人奢靡的生活习性影响到了文风，罗马文学变得花哨、怪异，这与当时社会的主流审美原则和价值取向是不符的。《诗艺》这样写道，“画家和诗人一向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不错，我知道，我们诗人要求有这种权利，同时也给予别人这种权利。但是不能因此就允许把野性和驯服的结合起来，把蟒蛇和飞鸟，羊羔和猛虎结合起来”。这种现象表明罗马文学抛弃了希腊文学的沉稳、厚重，转而追求一些表面化的、看似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这显然是文学的倒退。作为罗马文化事业的负责人之一，贺拉斯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对此进行纠正。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管得太宽，严重限制了文学创造。实则不然。创新的关键是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稳步的发展，盲目求新求异会扰乱现有的文学秩序。

贺拉斯对于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罗马上层贵族，指出了他们审美品位要高雅。《诗艺》有这样的句子，“我认为，把山林中的法乌尼搬上舞台时必须注意不可把他们写成是出生在三岔路口，或者简直像是出生在城市之中，或写得像纨绔少年不时咏唱着款软的诗歌，或满口淫词秽语聒噪不休。这些虽然引起买烤豆子，烤栗子吃的人的赞许，确使骑士们、长者们、贵人们、富人们反感。”。这些话表明看来是对戏剧诗人的告诫，实际上是对罗马贵族的旁敲侧击。武能屈人，文能服人。罗马贵族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关，建立了严密的法律体系，但依靠镇压维系的统治，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罗马人相对于蛮族最大的优势不是军队，而是文化。然而，罗马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要想维持优势，读圣贤书是一条现成的道路。

罗马自命为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又是众多希腊化国家的领导者。强调文化的同一性，增强文化认同感对于维护政权和保持社会稳定是必要的。说到阿喀琉斯，我们会想到他的勇武；说到奥德修斯，我们会想到他的智谋；说到阿佛洛狄忒，我们会想到她的美丽。这些都是希腊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文化的内核是不需要创新的，这样的创新带来的文化不确定性是难以承受的。通读《诗艺》，可以发现贺拉斯对于文化稳定的维护，他所表述的核心概念就是如何让文学回归正轨。

此外，《诗艺》中针对戏剧创作、演出问题做了详尽到精确的论述，实际上这是贺拉斯提出的标准化，标准化又是市场化的前提。戏剧自希腊以来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大体分为悲剧和喜剧。悲剧的题材是严肃崇高的，其主角大多为诸神和英雄，演员主要由贵族担当。相比而言，喜剧的地位较低，主要由奴隶和外国人进行演出。除了演员，构成完整演出的还有歌队。戏剧演出产生的费用主要由贵族承担，这些费用有相当一部分用在了歌队上。这就有了业余演员和职业歌队的区分，尽管他们都属于演员。罗马此时的文化产业已经萌芽，贺拉斯的著作也被当作产品出售，如《诗艺》提到，“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索修斯就是当时的著名书商。市场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贺拉斯重视顾客需求，“请你倾听一下我和跟我在一起的观众要求的是什么”——《诗艺》。罗马的观众和希腊的观众相比有了两个变化：人更多；素质参差不齐，“观众中夹杂着一些没有教养的人，一些刚刚劳动完毕的肮脏的庄稼汉，和城里人和贵族们夹杂在一起——他们又懂得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观众还不似今日拥挤，那是聚集的人群确是屈指可数的，而且他们都是清醒、纯洁、有廉耻的人”——《诗艺》。创新是一种欲望，肯定有罗马人希望看到有别于以往的诗歌和戲剧。但是罗马的现实不允许，大量增长的城市人口和滞后的教育使罗马本就不高的人口平均素质降低，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必须参照观众接受度的平均线。超过平均线不行，低于平均线更不行，“本来是肃穆的竖琴有了歌声的陪伴；过分热衷于雄辩，使语言变得怪诞，而雄辩的语言又充满了‘智慧’和‘有用之物’，并能‘昭示未来’，简直和阿波罗神庙里的神签一样令人费解”；“我认为，把山林中的法乌尼搬上舞台时必须注意不可把他们写成是出生在三岔路口，或者简直像是出生在城市之中，或写得像纨绔少年不时咏唱着款软的诗歌，或满口淫词秽语聒噪不休。这些虽然引起买烤豆子，烤栗子吃的人的赞许，却使骑士们、长者们、贵人们、富人们反感”——《诗艺》。重视市场固然没错，迎合市场甚至向市场献媚就不值得提倡。罗马的戏剧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众多学者所指责的缺乏创新，而是没底线的修改。贺拉斯由此提出了创作和演出的标准，这对于规范文化市场，促进文化产业有序发展是有好处的。除了创作者，演员和观众，构成市场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演出场地。希腊剧场依山而建，是开放式建筑；罗马剧场由于建筑学的发展，建筑选址已经由山区转移到城市。公元前330年左右，人们就已经能建造圆形剧场。圆形剧场的建造标志着戏剧演出开始由室外转移到市内，有开放转向封闭，由政府补贴转向有偿服务。罗马剧场底层的券洞都是出入口，券洞有编号，便于观众找到自己的席位。这些都标志罗马时代的演出运作和现在并无大异。“最好分五幕， 不多也不少。不要随便把神请下来，除非遇到难解难分的关头非请神来解救不可。也不要企图让第四个演员说话”——《诗艺》。对于这段话的解读如果以文学理论判断确实有“创作方法的类型化”的嫌疑，不过，结合剧场情况就可以看出其合理性。罗马剧场由于几乎不再像希腊一样举行公民大会，因而规模普遍小于希腊剧场，剧场的功能也更加纯粹。在一个小型剧场中，要达到最佳的视觉和听觉体验，演出应当精细化。原先过于宏大的神的题材就不如英雄题材或是平民题材有表现力。演员的表演应当是细致入微的，大段的演说并不能讨好，肢体语言的重要性被突出。五幕是一个数量标准，少了不尽兴，多了显得冗长，这跟现代的演出或电影一般时长90到120分钟是一个道理，为的是能在一个观众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段内充分展示故事的精华。这些是贺拉斯朴素的市场化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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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篇9

鸽子寄居在动物园的大象旁边，游客们扔给大象的食物，总分一点余惠给鸽子。久了鸽子便有屈辱感，嫉妒大象，策划应某害死了大象，但他们却饿死了。

这些鸽子就是因为长期依赖于大象，习惯了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失去了生存竞争能力，所以因除了过寄生的生活外，就不能适应其他的生活而活活饿死。鸽子们不想付出，又要面子，怕被辨认瞧不起，只好迁怒他人。真是胸无大志又极为狭窄自私嫉妒。再说了，既然自己没有生存竞争能力，又何必为了面子而迫害他人呢?长期的不劳而获，让它们已经丧失了谋生能力初中作文 ，当然无法再适应激烈的竞争。我们应该积极进取，力求向上，不贪图安逸，才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上立足。

许多学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自己的学习生涯中勤奋刻苦，努力向上，他们所学到的本事足以让他们拥有生存的条件，也就是竞争能力。他们拥有的这个资本就已经足够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席之地。而有些人却从小就贪图安逸，做任何事都不愿意卖力，结果一出来社会，就被找不到工作而苦恼。

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篇10

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是列宁1916年春天在苏黎世写成的。说实话关于这本书我没太读懂，只能凭现在的理解来解读一下。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围绕马克思原理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意义、发展特点和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本文主要是围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观点，在前六章重点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第三：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第五：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在本书的第一章“生产集中和垄断”中，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文中还提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

往往与对领土的控制相连接，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及要求重新瓜分是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之一。殖民地作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于帝国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世界领土的瓜分与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读资本论的学习体会 篇11

1 智力资本研究的发展历程

智力资本研究已有20年历程, 从理论开发到管理意义, 研究者们不断探索智力资本的价值。

(1) 第一阶段:认识智力资本阶段

从1980s到1990s, 智力资本研究主要建立在实业者的工作基础上。Karl-Erik Sveiby在瑞典一家出版公司工作时提出了“知识型组织”;Leif Edvinsson因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期间的著作《在Skandia开发智力资本》而闻名 (Edvinsson, 1997) [1];Thomas Stewart在美国作为一名记者兼《财富》杂志的编辑, 通过自己的文章《公司最具价值的资产:智力资本》 (Stewart and Losee, 1994) [2]、《智能:智力资本如何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 (Stewart, 1997) [3]和著作《智力资本:组织的新财富》 (Stewart, 1997) [4]将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推广。20世纪90年代之后, “智力资本框架”已被开发出来 (Petty and Guthrie, 2000) [5]。智力资本第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 利用“大理论”建立对智力资本概念的认识, 并使其成为智力资本指导管理活动的“大原则”。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提高人们对智力资本在创造和管理可持续竞争优势中所体现的重要性的认识, 奠定了智力资本发展的基础。

(2) 第二阶段:定义智力资本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描述为智力资本的测量、管理和报告以及搜集证据支持其进一步发展阶段 (Petty and Guthrie, 2000) [5]。该阶段建立了智力资本不同的分类标准用以更好地对智力资本的评估方法进行定义和

归类 (Guthrie et al, 2007;Boedker et al, 2008;Ricceri, 2008) [6,7,8]。21世纪初, 超过50种方法被用来要么定义智力资本整体, 要么定义智力资本的不同元素, 并且这一方法清单还在持续增长 (Pike and Roos, 2007;Sveiby, 2010) [9,10]。近年来, 智力资本第二阶段的研究继续专注于智力资本如何测量和报告, 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义智力资本分类。该阶段还提出了智力资本的动态理论, 认为智力资本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非常复杂 (Roos et al, 2012) [11], 在价值链和价值网络中的作用难以评估, 最终通过“价值创造地图” (Marr et al, 2004) [12]和战略地图形象化。

(3) 第三阶段:管理智力资本阶段

依据Guthrie等人 (2012) [13]的研究, 智力资本的第三阶段研究开始新兴。其特点是, 在实践中对智力资本进行检验, 专注于管理意义即如何利用智力资本来管理公司。第二阶段主要致力于评估智力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致力于更深层次的管理意义, 研究不同类型的组织如何管理智力资本。第三阶段研究的价值不仅仅指货币价值, 还包括产品或服务对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并价值和重要性 (Dumay, 2009) [14]。智力资本的所有评估方法仅仅是公司管理者的管理工具, 他们更关心真正意义上的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而不是纯粹的智力资本存量的测量。智力资本研究的三阶段分析如图1所示。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究开发了智力资本的通用术语, 引入了不同定义智力资本的方法。学者们对智力资本构成的看法各不相同, 其中Edvinsson的三因素结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分类: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 个体所拥有的知识;结构资本 (Structural Capital) , 嵌入组织和组织系统的知识;关系资本 (Relational Capital) , 嵌入顾客和其他外部组织关系中的知识 (Guthrie et al, 2012) [13]。

第二阶段的研究中提出了智力资本的动态理论, 但这里的“动态”仅仅指智力资本的内部动态性, 即智力资本的三个构成要素人力资本 (HC) 、结构资本 (SC) 和关系资本 (RC) 之间的互动关系, 可以概括为三大类七种情况:一类是智力资本独立效应 (HC、SC、RC) ;二类是智力资本两两组合效应 (HC+SC、HC+RC、SC+RC) ;三类是智力资本三维交叉组合效应 (HC+SC+RC) 。因此, 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动态模型强调的是智力资本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促进、流动和转化, 忽略了智力资本的外部对其积累与促进作用的动态性。智力资本研究的第三阶段则将智力资本实践化, 将外部情境 (context) 纳入智力资本的动态研究范畴, 研究不同类型的组织如何实现智力资本的效应最大化。因此, 智力资本的动态性除了研究其内部流动和转化外, 还应研究其外部驱动力下的积累与促进的动态性。

2 智力资本测量范式的反思

2.1 人力资本测量范式的理解

目前智力资本的研究领域中, 几乎所有使用的智力资本模型 (Choo and Bontis, 2002;Marr et al, 2004) [15,16]都优先考虑智力资本及其结构 (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的测量, 形成了固有的测量范式。智力资本的测量范式是指对智力资本各因素的评估和报告, 是对简约关系下智力资本理论和实践的尝试。智力资本的测量范式在主流会计和管理文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Cuganesan and Dumay, 2009) [14], 关注组织智力资本的静态存量。

2.1.1 财务测量常用的方法

(1) 托宾Q值法 (Tobin’s ratio Q) 。托宾Q值法适用于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替代价值的比较, 通常称为“账面市值比”。因其可以解释企业因知识强度所引起的价值差异, 所以用这一比率代表企业的智力资本。换句话说, 智力资本是用来解释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的。

(2) 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法 (VAIC) 。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是计算全体人员增加值与总费用之间的比率。增加值指的是销售输出与销售输入的差值。这一比率肯定了软因素———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3) 经济增加值 (EVA) 。EVA指从税后净营业利润中扣除包括股权和债务的全部投入资本成本后的所得, 强调减去资本成本之后的收益最大化。一些战略研究学者提出EVA的具体评价指标可以作为企业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指标, 因此开始将EVA值作为测量智力资本收益率的评价指标。

智力资本的财务测量方法主要测量智力资本的存量, 虽然计算简单、方便、快速, 但是受会计政策和股价波动等的影响, 数据的准确性难以衡量, 某些指标设定不合理, 适用范围有限, 并且只能进行同类公司的比较, 缺乏从知识管理角度的评价。

2.1.2 非财务测量常用方法

(1) 平衡计分卡 (BSC) 。Kaplan和Norton (1992) 提出平衡计分卡模型来衡量组织绩效, 突破了以往企业绩效评价中仅仅采用财务指标的局限, 而是从财务、客户 (关系资本) 、内部业务流程 (结构资本) 、学习与成长 (人力资本) 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这个四个方面囊括了大部分智力资本要素。因此, 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的智力资本测量模型可以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反映和评价企业的智力资本状况。

(2) Skandia导航仪模型 (Skandia Navigator) 。SN模型是从建立高度聚合的知识资产组合的相关指标中, 筛选一系列指标对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量, 主要从财务、客户、运作过程、人力资本、更新与发展五个方面对智力资本进行评价。SN模型并不单纯是对企业当前数据的考察, 还会对企业的历史数据进行测量, 并通过这些历史数据的统计结果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判断标准。SN模型的建立激发了许多研究者去寻求实际能为组织创造价值的无形元素 (Bontis, 2004) [17]

(3) 智力资本指数模型 (IC-index) 。Roos等人 (1997) 在SN模型的发展基础上建立了智力资本指数模型。智力资本指数模型尽力将所有不同的个体指标联合为一个单一指标, 并将智力资本变化与市场变化关联起来 (Roos et al, 1997) [18], 进一步提出智力资本测量应该与企业的战略和业务关键特征关联。这一提议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支持并被智力资本实践者实施。

智力资本的非财务测量方法应用相对较广, 并且与企业的战略相结合, 为智力资本的管理和报告提供了系统的方法, 但是指标过于繁琐, 并且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企业价值创造因素。

2.2 智力资本测量范式的反思

Mouritsen (2002) [19]指出, 智力资本研究领域测量范式的盛行, 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或许是对管理客观性的不断追求, 或者是复杂事务重组的需要, 又或者是科技发展的外部压力。然而智力资本研究者与实践者越来越意识到测量范式存在的严重局限性, 即对测量结果不加批判的评估和报告 (Mouritsen, 2006, 2009;Dumay, 2009) [20,21,22], 他们开始注意到测量范式可能会加强管理指挥与控制也可能会成为操纵公关的工具。

测量范式夸大了无形资产的可测性, 掩盖了智力资本的动态特性, 限制了智力资本的关键潜能。对智力资本测量范式的反思是对其基本假设、延伸能力、忽视元素以及潜能的重新思考。学者们对测量范式所提倡的“能衡量的事物才能被管理”的学说提出质疑, 并开启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思路:在实践中研究智力资本, 这一思路所要解决的问题超越了测量范式研究的范畴。

Nonaka (2008) [23]教授指出“知识流”管理的重要性, 传统的智力资本测量工具太有限而不能获取知识流, 智力资本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研究中过多重视对智力资本的测量, 把智力资本看作静态资源来研究;过分强调智力资本现状 (即智力资本存量的缺陷和优势) , 忽视了智力资本的动态性, 影响了智力资本价值的创造。这种测量范式在知识和组织方面的偏见假设严重限制了智力资本概念向其他方向发展的潜力, 因此, 需要寻求一种方法突破以智力资本测量结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学者们探究智力资本的进化路径, 提出对智力资本研究与实践应该从关注测量范式转变为学习范式, 将注意力从智力资本拥有转移到智力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Edvinson&Kivikas, 2007) [24]。

3 智力资本动态模型:学习范式的探索

3.1 智力资本研究的静态与动态分析

智力资本是组织价值的主要驱动, 是一个系统概念, 反映通用组织的知识、情感和价值观发展领域。组织智力资本的规范理论认为智力资本的基本组件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然而, 规范理论适用于静态模型不能反映通用组织的动态过程。智力资本是员工贡献输入集合的潜在结果, 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被认为是智力资本的基本组件, 但它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三者无论在概念上还是操作上都有重叠。Bratianu (2013) [25]在非线性集这一新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资本包括知识、智力和价值的一个动态模型, 通过组织集成将潜在的智力资本转化为可操作的智力资本, 尤其是非线性的领导、管理和组织文化。通过对文献的回顾与整理, 将智力资本的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作了对比分析, 如表1所示。

智力资本的静态模型认为智力资本是无形资源的总和, 关注焦点是智力资本的分类 (存量) , 目的是解释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距, 仅仅将无形资源作为测量元素, 通过概念假设得出测量值;而智力资本的动态模型则将智力资本视为无形资源系统, 关注智力资本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流量) , 主要目的是识别基于知识的价值创造路径, 测量元素不仅包括无形资产还包括实践活动, 概念假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管理知识 (Veltri&Bronzetti, 2013) [26]。虽然人们普遍承认了智力资本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价值创造的影响, 但是很少有智力资本实践方面的实证研究跟着对此提供更多的深刻见解来解释现实问题 (Guthrie et al., 2012) [13]。

3.2 基于学习范式的智力资本动态模型及实现路径

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 “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 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当然, 在智力资本广泛接受的研究领域中也存在此类“例外”。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对价值创造的驱动效果远大于物质资本, 但其驱动效果还未得到充分挖掘, 因研究者们习惯性的将智力资本作为静态资源来研究, 掩盖了智力资本动态性对价值创造的潜能。在智力资本测量范式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可与肯定的同时, 促进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也日益为学者们所关注。

3.2.1 动态模型。

Yu&Humphreys (2013) [27]以中小型企业为调查对象, 依据In Ca S项目 (欧洲国家一个多层计划组成的为期30个月 (2006.7-2008.12) 的调查) , 目标是通过激活智力资本而增强欧洲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全过程研究企业的智力资本实践, 发现三类学习范式 (见表2) 对智力资本具有激活作用。其中, 反思式学习范式借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 从认知角度出发, 通过交流和批判反思促进知识的积累;参与式学习范式借鉴前苏联哲学家维果斯基的哲学思想, 从行为角度出发, 通过中介和推广促进实践的泛化;情感式学习范式借鉴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哲学思想, 从情感角度出发, 通过集聚和形成促进影响的扩大。三类学习范式从不同的学习功能域出发, 沿着“认知—行为—情感”这一循序渐进的路径循环, 不断激活组织的智力资本, 实现智力资本的动态流, 促进组织智力资本的积累。

尽管学习范式这一概念的界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论, 依据范式理论, 一种学习结构就是一种学习范式。本文借鉴范式理论以及Yu (2013) 对学习范式的划分, 将哲学视角的学习范式在智力资本研究领域进行具体化, 将智力资本的内部动态性与外部动态性相结合, 提出基于学习范式的智力资本动态模型 (见图2) , 实现智力资本研究由测量范式向学习范式的变迁。

3.2.2 实现路径。

该模型将三类学习范式的六个方面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实现智力资本流。

(1) 通过反思式学习范式 (交流与批判反思) 实现智力资本知识流。

交流是学习范式的起点, 也是智力资本实现动态流的先决条件。通过创造良好的交流氛围, 将智力资本研究的重点从测量智力资本的结果转移到学习的非线性过程上。通过交流行为促进组织的发展;为战略的阐明建立新的渠道;对企业现有信息进行重新再分配;为智力资本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提供新的信息和思路等 (Child and Heavens, 2003) [28]。这些由交流行为引发的结果能够促进特定组织情境的知识转移和创造。

项目团队的存在突破了集中于公司高管的等级交流模式, 让更广泛的员工参与智力资本策略的讨论, 促进组织信息的重新分配, 允许员工质疑组织业务系统中存在的信息缺口, 提供本地话语和新的见解, 从而诱发对组织配置原理的批判性评估与反思。通过批判反思能够诱发个体或团队去思索一系列基于实践的问题, 如“智力资本策略对我 (团队) 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 (团队) 工作中的智力资本因素是什么?”, “我 (团队) 该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智力资本元素?”等。

在高层管理者之间以及智力资本项目团队中建立交往与批判的学习习惯, 探讨企业的业务模式、业务流程、业务成功因素和内外部环境 (Mertins&Will, 2008) [29], 创造更多的会话和交流机会, 提供潜在批判的可能;建立从CEO和高级管理者到员工的沟通机制, 为员工提供舒适的沟通氛围和工作场所促进交流, 识别员工的期望并采取一定的实践予以满足。通过建立和维持这样一种交流和批判反思的机制, 提高员工对业务的熟悉程度以及对自己工作了解的深度, 促进知识的积累与新知识的创造, 通过反思式学习范式实现智力资本知识流。

(2) 通过参与式学习范式 (中介与推广) 实现智力资本实践流。

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活动才能完成, 参与式学习范式的中介与推广为智力资本实践提供了支撑。在智力资本实践中存在两类中介, 一是可视化工具, 将无形的智力资本有形化 (Cuganesan and Dumay, 2009) [14], 如智力资本的因果分析明确显示出企业关键业务流程、业务成功因素与智力资本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可视化工具能够直接显示这些软因素对业务成功产生哪类影响。二是边界物, 诱发进一步的谈判协调以及指导人们做出明智的行为, 如智力资本管理组合使得参与者关注不同的变量, 通过思考不同的决策路径和影响从而派生出不同的解释。

此外, 从智力资本项目团队推广到社团进而到组织可以稀释批判性话语。鼓励跨各种业务功能和单位的广泛参与有利于智力资本的增加。参与者将智力资本的固有概念转化为系统性思考, 实现智力资本实践活动的标准化。通过中介工具和推广作用将智力资本可视化和普遍化, 通过测量智力资本各要素现状, 找到未来应介入和需要分析的重要环节改进后再测量, 对智力资本要素 (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 实施“测量—改进—测量”的动态循环, 通过参与式学习范式实现智力资本实践流。

(3) 通过情感式学习范式 (集聚与形成) 实现智力资本影响流。

情感是诱发事件与实践者行为倾向的结合, 它可以通过集聚与形成催化和转换智力资本的现有模式。通过调整组织实践与实践执行者之间充当中介的智力资本工具而产生情感反应, 如信任、承诺和关怀等, 这种情感反应促使智力资本实践由社团进一步拓展到关系网络, 将学习的心理空间扩展到更大的物理空间, 产生更进一步的“组织化”效应。

通过将组织的智力资本与业务坏境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相联系, 当发现组织所需资源时, 现有的智力资本就会与这些资源各自形成新的集聚, 这种智力资本的集聚过程能够产生双倍的智力资本效应。不同的集聚交织在一起, 在更大的范围形成强大的集聚网络, 并且在新的集聚与情感关系中持续, 不断模糊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边界, 最终形成战略联盟, 实现智力资本的影响流。

三种学习范式对智力资本动态性的实现路径通过学习空间逐渐扩大而展开, “反思式学习范式”以个体与团队为主体从交流和批判反思两个方面实现智力资本的知识流;“参与式学习范式”从团队拓展到社团, 通过中介和推广使智力资本可视化, 实现智力资本的实践流;“情感式学习”范式跨越组织边界强调关系网络集聚, 实现智力资本影响流。知识流、实践流与影响流共同形成组织的智力资本流, 实现智力资本的动态性。因此, 学习范式能够激活智力资本的关键活动, 将智力资本从一个管理控制工具转化为组织变革和价值创造的引擎, 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提供持续的驱动力。

该模型力图实现智力资本研究重心由测量范式向学习范式的变迁, 即由智力资本的“测量”转向“积累”, 更加关注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但是, 该模型并未摒弃智力资本的测量范式, 而是将测量范式与学习范式相结合, 通过学习范式促进智力资本的积累, 积累的智力资本则需要进一步测量其对价值的贡献程度, 挖掘出核心智力资本因素, 再次通过学习范式促进核心智力资本的积累, 如此进行“测量—积累”的循环过程, 将智力资本的内外部联动, 不断实现智力资本价值的持续创造。

4 结论

理论意义:首先, 从批判反思的角度入手, 对智力资本的研究历程与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明确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为智力资本的拓展研究奠定基础。其次, 通过对智力资本测量范式的反思, 针对现有主流研究将智力资本视为静态资源、过分强调智力资本存量、掩盖了智力资本的动态特性、限制了智力资本的关键潜能等局限性, 提出智力资本研究由测量范式向学习范式的变迁思路, 为智力资本动态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途径。最后, 将哲学视角的学习范式 (反思式学习范式、参与式学习范式、情感式学习范式) 在智力资本领域进行具体化, 提出基于学习范式的智力资本动态模型及实现路径, 对智力资本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现实意义: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已经突现, 但是国内大多数企业对智力资本的认识仅限于“拥有”, 缺乏对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路径的掌握, 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真正环节与具体过程不清楚, 所尝试的智力资本实践活动往往具有短期效应和间断性, 缺乏对组织长期发展的系统性思考。本文建立了一种实现智力资本流的模型, 旨在突破我国企业过分专注静态的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式, 拓展企业价值创造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促进智力资本的积累和活化, 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提供思路。

摘要：从智力资本静态的存量模式向动态的流量积累转变是智力资本研究与实践的新思路。然而已有的研究集中于对组织内智力资本存量的测量,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如何增加和积累智力资本, 增强组织的竞争力。从智力资本静态研究的批判反思中引入学习范式来研究智力资本的动态性, 提出学习范式下的智力资本动态模型及其实现路径, 突破智力资本研究领域中以测量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使智力资本成为一种由知识流、实践流与影响流形成的动态流, 深化智力资本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