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体的角度看《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翻译
从文体的角度看《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翻译
通过对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两个中译本的研究,旨在建构一个更科学的丈体分析模式,寻找翻译文体损差可能发生之处,探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避免假象对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功能对等.
作 者：何宇靖 HE Yu-jing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外语系,广东,惠州,516007刊 名：韶关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年，卷(期)：29(2)分类号：H31关键词：文学文体学 小说翻译 功能对等 假象对等
关键词：精神分析法,人格构造,艾米丽
1、引言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是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由于福克纳深受家庭传统和南方风土人情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南方人特有的幽默感,深入刻画黑人与白人的地位和矛盾等敏感问题,描绘出惟妙惟肖的南方人形象。该小说以内战后美国南方社会变迁为背景,讲述了贵族后裔艾米丽小姐充满悲剧的一生。多年来,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主要从哥特式写作风格、象征手法、人物形象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等角度探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极大地加深了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印象。但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解读艾米丽心理和人格结构的目前还寥寥无几。因此,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的人格构造理论来探析艾米丽的心路历程,揭示艾米丽从天使变成杀人犯的心理变化以及心理斗争。
2、精神分析法人格构造理论概述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人格被视为从内部控制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这种内部心理机制决定着一个人在一切给定情境中的行为特征或行为模式。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过程是潜意识的、非道德的,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它遵循“唯乐原则”,即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弗洛伊德1988:285)”。自我意识结构部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对环境的适应发展起来的,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中介。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它反过来又监督自我的活动,弗洛伊德指出:“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为的主体(弗洛伊德1987:52)”。在弗洛伊德看来,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但是,当这三者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则会产生神经症等失常状态,从而破坏人格的正常发展。(弗洛伊德,2011)。
3、艾米丽
3.1艾米丽是超我的化身
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典范的根源是来自超越父母的更高级权力”(弗洛伊德,2011),“自我典范”也就是超我。那么,这种更高级权力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在他的《自我与本我》中指出,宗教、道德和社会感情——人的高级方面的主要因素(弗洛伊德,2011),也就是说,超我的根源是宗教、道德和社会感情。在小说中,艾米丽从小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而父亲是当时社会父权制的代表,艾米丽小姐在父亲去世以前一直都被这种父权制度和当时盛行的清教思想压抑着、控制着,这个时候,她人格构造中的超我起主要作用,她的生活及心理被超我牢牢地控制着,超我是生活的指南针和方向盘,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身材苗条、一袭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站在背景,她的父亲叉开腿的侧影在前景,背对艾米丽,手握一根马鞭,一扇向后的前门框住了他们俩的身影”(青闰等2013:67)。这正是父权思想的典型刻画。艾米丽小姐如身上的白衣一样纯洁,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因为她的父亲在她前面拿着马鞭,一旦她偏离轨道,马鞭就会朝自己身上飞来。因此她只能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和冲动,规规矩矩地生活在父权制的道德约束之下。这种道德压迫和束缚如此强大,导致以“快乐为原则”的本我被超我牢牢地控制着。这时候的艾米丽就是超我的化身,正如在镇上人的眼里一样,是“一种传统,一种责任,一座丰碑”(青闰等2013:55),而不是一个人。
3.2艾米丽本我的苏醒
父亲死后,艾米丽小姐仍然受着父亲的影响,“壁炉前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立着艾米丽小姐的父亲的炭笔画像”(青闰等2013:59),这说明她依然生活在父权思想的控制之下。但是,失去了父亲的管制,这时候她人格中的超我已经开始渐渐衰弱,本我开始逐渐苏醒。艾米丽开始听从自己内心深处被长久压抑的欲望,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再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剪短,看上去像一个少女”(青闰等2013:65),这表明艾米丽要告别过去开启新生活。于是,当荷默·巴伦来到镇上修路时,艾米丽小姐就爱上他了。荷默是来自北方的工人,地位卑微,但艾米丽依然每个星期天下午和他驾车出游,穿过议论纷纷的人群。艾米丽虽然知道这种做法有失教养,不合道德,但是这个时候她已经被快乐冲昏头脑了。欲望被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将一发不可收拾。她人格中的本我已经战胜了超我,道德和宗教信仰被抛诸脑后。但为了与现实世界妥协,以现实为原则的自我使得艾米丽想通过结婚的方式与荷默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但荷默却说自己喜欢的是男人并且拒绝了艾米丽的心意。艾米丽小姐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只好采取极端的手段毒死了荷默,让他永远的留在自己身边。在本我欲望的驱动下,艾米丽不顾颜面、罔顾纲常想和荷默在一起,却惨遭拒绝,颜面尽失。加上她内心深处的超我又在狠狠地折磨她,指责她,因此她最后在本我与超我的斗争中选择了变态的方式来守住自己的爱情。这一战,她的本我打败了超我,因此她从纯洁的天使变成了丑陋的杀人凶手。
3.3艾米丽的自我和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代表可以称作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们与含有感情的本我形成对比(弗洛伊德,2011)。以“现实为原则”的自我,努力地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让本我的欲望得到发泄的方法同时又符合超我的道德要求。艾米丽的父亲在世时,受强大的超我的道德约束,艾米丽的本我欲望被控制着,即使父亲赶走了她所有的追求者,她的本我也不敢反抗,因为那时的她由于父权制度的控制,只能按照当时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清心寡欲地活着,她人格中的超我压抑着本我,支配着自我,因此这个时候艾米丽的自我在现实世界中听从着超我的指挥与要求,这是自我对本我的一种保护,同时自我随时找机会满足本我的需求。因此,在父亲去世之后,自我释放了本我,艾米丽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但是,镇上的人却以“贵人举止”和“传统的责任和义务”等道德标准要求艾米丽压抑自己的本我,恢复成原来的超我化身。然而,艾米丽的本我被压抑得太久了,释放之后无法控制,最后走到了极端——杀害了荷默。经历了超我和本我各自强大的控制之后,艾米丽的自我渐渐开始可以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了。她不再任意听从本我对快乐的需求,去爱上其他的男人,而是把自己常年累月地锁在房子中。她也不像父亲在世时那样,只要遵守了超我的道德要求就可以像个淑女一样不愁吃穿地活着。后来的她,为了生活,不得不以“现实世界”为原则,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给镇上人的孩子讲授瓷器彩绘课,来挣得每人的二角五分硬币。正如镇上的人所说得那样,“他们终于能怜悯艾米丽了。因为无依无靠,贫困交加,所有她变得有人情味了。现在,她也知道什么是多一分便士就激动万分、少一分便士就大失所望”(青闰等2013:59)。没错,艾米丽最终和镇上的人预料的一样了,为了钱,为了生活,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贵族身份,服从现实世界的规则,和别人一样挣钱养活自己。这时候,艾米丽的自我在超我的指导下监督着本我的活动,三者达到了协调和统一。
4、结论
艾米丽小姐刚开始时被道德要求严格地束缚着,习惯了生活在超我的控制之下,父亲的突然去世之后,她的本我得到释放,自我无法协调好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因此听从了本我的欲望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杀死爱人荷默。后来,在生活归于平静之后,她的自我渐渐开始以现实为原则,重新用道德标准指导本我的活动,但这与原先的超我化身不一样,因为她不再像原来一样对快乐抱有期待了。通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人格构造理论,我们理解了艾米丽小姐为何会从纯洁的天使变成残酷的杀人凶手,她这一切心理变化过程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斗争,都是因为当时强大的父权制思想对她整个人格的控制,她不断地斗争和妥协,最终仍然成为了父权制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青闰,宰倩,闪硕/译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短篇小说精选(中英对照)威廉·福克纳[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关键词：马洛斯 人本主义 艾米丽 自我实现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现代小说家之一，享誉全世界。《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是福克纳最富盛名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哥特式恐怖氛围。在这篇小说中，福克纳运用了大量的时序错乱和哥特式的写作技巧，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南方的贵族小姐在就南方父权主义以及清教女性主义的毒害下，逐渐变成了一位杀人凶手的过程，讲述了她悲剧而有惊悚的一生。细读全文，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与其说是凶残变态，不如说是一个普通女人在自我实现的需要被身处的社会生生扼杀后的悲凉，如同在烟雨中挣扎着怒放却最终被风雨打落的玫瑰。
一.马斯洛人本主义综述
美国心理学家A.H.马斯洛提出的人格理论认为“人是积极主动、追求自我实现的健全的机体，自我实现是人性的本质。”[1]67人本主义提出人格的自我理论，包括自我观念、积极关注、自我和谐、自我实现四个要点。“自我观念是个体在其生活环境中对每一经验的评估及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2]78“积极关注就是个体希望别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自己，如果获得外界的积极关注越多，他的自我观念将会越来越明确，进而形成健康的人格。”[3]81“自我和谐是指一个人自我观念中没有自我冲突的心理现象，向当事人提供一个和谐环境，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促进其对自我的积极探索，形成健康和谐的自我观念，发挥其实现自我的潜能等能有效减少不和谐。”[4]82“自我实现是指个体趋向完美、趋向实现、趋向自我的保持与提高的倾向，它是激发个体行为和发展的基本推动力。”[5]83
马斯洛认为，需要是人内心世界核心的东西，人的一切意志和认识都受其统摄。需要包括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前者是作为生物的本能或冲动，又称作生理需要；后者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需要可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要。不同层次的需要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迫 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以人为本就要抓住人本性的基本需要进行研究。
立足于马斯洛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理论，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的艾米丽看似异于常人的变态行为是能被解释和理解的，即她只是一个自我实现失败的女人，而她的失败深深植根于南方落寞衰败的土壤中，包裹在封闭腐朽的南方之风中。
二.请您，请您给我松松土
作品中，艾米丽是南方没落贵族格里尔生家族的继承人，独自一人守着“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19世纪70年代风味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6]33的南方贵族遗留下来的满载着行将灭亡的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与蓬勃发展的北方工业文明激烈冲突的深宅大院。在这场冲突中，“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7]34。不仅房子成了“丑中之丑”，而且，艾米丽小姐也变成了“我们”的议论对象。这时，艾米丽的自我观念就发生了扭转。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指出人有尊重的需要。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需要又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即自尊。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纵观艾米丽的一生，纵然她是有自尊的，她并没有得到来自外部的尊重。首先她没有得到家人的尊重。在她年轻时代，父亲赶走了所有前来求爱的年轻男子；远在外地的堂姐妹在艾米丽去世后，马上举办了葬礼；其次她没有得到村民的尊重。在父亲去世后，她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子荷默·伯隆，但“我们”却认为他们的恋情门不当户不对，为艾米丽这位贵族小姐感到惋惜，甚至找来了她的亲属和圣公会去逼迫她放弃爱情。再次她没有得到爱人的尊重，荷默在最后抛弃了她，没有人知道理由。
于是，作为一个人，“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8]34所以，小说中的艾米丽拒绝与“我们”对话，公然对抗收税官，拒绝更换信箱。她必须把背脊挺的直直的，将此作为她无声呐喊呼唤尊重的姿态。但是艾米丽的尊严只在死后才得到，“现在艾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9]77
三.上帝啊，请赐予我阳光和雨露
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中有社交需求，也叫作归属与爱的需要。每个人都渴望爱情，每个女人都憧憬爱情，爱情之于女人就如阳光、雨露之于玫瑰。当爱情来临，艾米丽选择勇敢的接受，作为一个人，她的社交需求应该被满足。开朗外向的荷默·伯隆的出现，让幽闭在黑暗古堡中的艾米丽仿佛看见了透过窗的光。艾米丽对伯隆的爱于不露之中显深沉，默默改变了自己闭不出户的习惯，抛头露面出现在大街上。这样的艾米丽是甜蜜，对未来充满憧憬。然而她决定为爱改变、放弃自己原来那种与世隔绝的塔中生活，与心爱的人结婚的时候，这种对新生活的希望却被伯隆残酷无情地打碎了。
这段感情似乎戛然而止。从此，她的前门就一直关闭着。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之后，只有艾米丽小姐一个人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金属门牌号。直到几十年之后出席她的葬礼，“我们”进入了她的“城堡”，震惊地发现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上面有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四.你们，都欠我一花期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母亲的角色一直是缺席的，福克纳对此没有任何交代，艾米丽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她对于父亲仍是充满感情的，如果艾米丽对父亲完全是埋怨、怨恨的情感，那么当父亲去世时，她会早早地埋葬父亲。但是，她是一个普通女人或女儿，她的做法跟人们的做法是一样的，不愿看到亲人的死亡。她渴望有人关心她，即便这种关心是一种伤害。
在父亲去世后，“她病了好长一个时期。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经历过痛定思痛，艾米丽并没有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于是，“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约有六七年的时间。在那段时期，她开授瓷器彩绘课……”但是，渐渐地没有学生再被送过来学画，随着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永远地关上了，艾米丽最后的期冀也破灭了。
人本主义认为，人能根据自己的意向确定自身存在的意义，凭借个体的主动性与自由选择的能力来实现自我无限的潜力，建构与完善自我实现的人生。对于艾米丽而言，社会背景、家庭环境、爱情突变和自我观念导致她最终没有实现自我，她最终没有等到属于她的花期。
五.结语
玫瑰象征着爱情、爱慕和敬仰；玫瑰隐含着艾米丽的爱情、渴望和尊严。当艾米丽决绝地选择沉默，也许是对“我们”和“我们”身后社会的无声反抗；当艾米丽绝望地选择杀掉自己的爱人，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留下最后一丝尊严；当艾米丽选择与爱人的尸体日夜同眠，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灰暗的人生最后一点希望。福克纳给这篇小说命名《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也许是为了弥补艾米丽，艾米丽最终也没能等到她的花期，而福克纳希望她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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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对此在翻译界一直有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 译者应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对译文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译文读者的口味。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原文固然有自己的风格, 但译者的任务是再现原文的风格。译文的风格应该与原文保持一致, 译文所展现给读者的风格应该是原文作者的, 而不应该是译者的。
言为心声, 文如其人,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事实上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任何一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多多少少要受到自己主观思想的影响。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篇文章有着不同的理解, 因此做出来的译文也不相同。但是无论译者有着多么不同的风格, 译者都不能忘记翻译最根本的任务———在译语中寻找与原文最贴切的对等语。因此, 译者做出的译文既要准确、通顺, 又要再现原文的文体风格, 还要满足读者需要。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译本有着深刻的影响, 度量译者的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译者在翻译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界定。本文将通过对英国诗人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三个不同中译本的对比分析, 分析译者在翻译中的风格和能动性, 从而提出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
2.《一朵红红的玫瑰》三个不同译本的比较
原作:
A Red, Red Rose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ugh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By Robert Burns
参考译文一:
吾爱吾爱玫瑰红,
六月初开韵晓风;
吾爱吾爱如管弦,
其声悠扬而玲珑。
吾爱吾爱美而殊,
我心爱你永不渝,
我心爱你永不渝,
直到四海海水枯;
直到四海海水枯,
岩石融化变成泥,
只要我还有口气,
我心爱你永不渝。
暂时告别我心肝,
请你不要把心耽!
纵使相隔十万里,
踏穿地皮也要还。
(郭沫若译)
参考译文二:
啊, 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初开;
啊, 我爱人像一支乐曲,
美妙地演奏起来。
你是那么美, 漂亮的姑娘,
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爱你下去, 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
一直到四海枯竭, 亲爱的,
到太阳把岩石烧裂;
我要爱你下去, 亲爱的,
只要是生命不绝。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我和你小别片刻;
我要回来的, 亲爱的,
即使是万里相隔。
(袁可嘉译)
参考译文三:
啊, 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啊, 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奏得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 多么美丽的人儿!
请看我, 多么深挚的爱情!
亲爱的, 我永远爱你,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
亲爱的, 我永远爱你,
只要我一息犹存。
珍重吧, 我唯一的爱人,
珍重吧, 让我们暂时别离,
但我定要回来,
哪怕千里万里!
(王佐良译)
《一朵红红的玫瑰》是彭斯以苏格兰方言写的一首为社会阶层广为吟唱的民族诗歌, 在这首诗中, 彭斯赋予了红玫瑰爱情的象征, 诗中传达了对爱人的浓浓依恋与不舍。正如中国古代的乐府诗歌一样, 彭斯的这首诗准确地说应该是歌词, 整首诗整齐有序, 第一小节中用了一个排比句, 每一节都押韵, 长短句中创造出了一种优美的抑扬格律。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美给读者造就了一种优雅的意境和想象的空间。
下面我们来分析三个不同的译文。中国的古诗讲究工整, 形式对等, 郭沫若的译文采取了七言律诗的格式, 每一句的字数刚好七个, 然而我们仔细体味后却感觉到, 这种形式上的工整与原作的整齐有序是有区别的。译文读起来虽然朗朗上口, 却像念经。原诗形式整齐却不死板, 诗人所要表达的别离但又十分依恋的矛盾心情在长短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 由于过分讲求形式上的对等, 郭沫若的译文显得单调呆板, 使得原诗的意境在这里大打折扣。
袁可嘉的译本采用了现代诗的形式, 简单明了, 先不谈这种译法产生的读者效应如何, 袁译的对等是绝对不同于郭译的那种死板的格式, 这个译本充分考虑到了原诗的长短句形式, 更难得的是, 在丝毫没有改变原诗含义的基础上译者从汉语中找到了对应的字词进行二、四句押韵, 这一点是比郭译的进步之处。
最后是王佐良的译本。让我们先来对比袁译和王译对“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和“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两句的不同译法。袁的译文是:“我爱你下去, 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我要爱你下去, 亲爱的, 只要是生命不绝。”而王的译文为:“亲爱的, 我永远爱你,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亲爱的, 我永远爱你, 只要我一息犹存。”体会两种不同译法, 我们发现王译的字词用法其实更符合汉语的习惯。如果讲“我要爱你下去, 亲爱的”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这种说法虽然与原文对等, 但是真的要表达感情时, 汉语中没有人会说“爱你下去”, 最多只会说“我要继续爱你”, 而王译中的“我永远爱你”则符合了汉语的用语特点和习惯。王译虽然没有像郭译那样对整, 像袁译那样二、四押韵, 但是译者在形式上的灵活变通使得译文读起来像音乐一样流畅, 文字所传达的意思非常饱满, 而诗歌本身特有的美感在译文中没有丝毫损伤, 原诗的意境便在这字里行间中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这让我们不禁钦佩译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
比较这三个译本并不是要单纯地指出谁的更好, 因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需求, 喜欢律诗的人也许更欣赏郭沫若的译本, 而喜欢现代诗歌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后面的两个译本。总的来说, 王佐良的译文无论是“形”还是“神”都与原文做到了最好的对应, 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将翻译的标准定为“信, 达, 雅”三层, 这三个译本都很好地做到了“信”与“达”这两层, 但是不同的译者所具有的不同风格便在三个译本对于“雅”的不同处理上表现出来了。而正是译者不同的风格使得他们做出的译文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3. 译者的风格须遵循的原则
译者的风格该如何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到底应该受到哪些限制呢?根据上一章的分析,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两个图说明。
从图1中我们看到, 由于英汉语言本身的用法差异, 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因素, 无论译者拥有多么高超的文字能力与翻译技巧, 译文与原文的形式上一定都是存在差异的, 因此, 译文的形式F与原文的形式F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
然而译文的形式不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从图2中看到, 无论译文的形式F如何变换都不能完全脱离原文。从原文到译文, 语义层是不能够被改变的。译者的风格只能限定在形式变换之中, 而不能因为追求风格改动原文的语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我们沿用数学上常用的集合概念表示。
从图示中我们看到, 首先, 语义对等应该是译者翻译的基础, 无论译者采用何种文体表现原文, 译文都不能背离原文要表达的含义。其次, 虽然译者可以决定译文的文体和形式———采用古体或者现代体, 但是这并不代表译者的选择或决定是随意的、盲目的, 原文是诗歌体裁, 读者在欣赏译文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需求, 而我们看到上面的三个译本都没有背离诗歌体裁, 所以只有在语义对等和文体对等的基础上, 译者的不同风格才会为译文增色。根据对这三个不同译本的分析比较, 下面我们总结出译者的风格应该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
3.1 根基于原文, 忠实于原文。
奈达将翻译定义为:“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谭载喜, 1984, P1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完成翻译的任务时, 语义应该是放在首位的。如果一篇译文连原文的中心意思都无法准确完整地展现给读者, 那么即使译文用词非常优美, 文体与原文完全对应, 译文读者所读到的文章也已经不是原作了, 而是译者根据自己主观思想重新创作出来的新的东西。
译者的任务是在译文中为原文找出“最贴切, 最自然的对等语”, 而不是修正或改写原文, 译者不能在译文中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修改。译本的首句总是奠定了全文的基调的, 我们来看三个译本对原诗首句的处理, 无论是郭沫若的“吾爱吾爱玫瑰红, 六月初开韵晓风”, 还是袁可嘉的“啊, 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初开”, 或者是王佐良的“啊, 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无论三个译本体现着译者怎样的不同风格,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 郭沫若、袁可嘉与王佐良都没有因为追求形式上的对等而忽略或者改动原文的语义, 这一点是值得所有翻译工作者学习的。
3.2 着眼于译文读者, 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
译者的风格不是可以随意发挥的, 译者的风格可以体现在为达到找出“最贴切, 最自然的对等语”这一目的时, 不同译者对译文做出的不同调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每次写完诗之后都会拿去读给街坊平民老百姓听, 直到他们能够完全理解诗中蕴涵的意义为止。翻译也是一样, 译文是为读者服务的, 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同文化的传递者。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译文的读者对于译文的反应应该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大体相似, 但是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的。然而译者还是要追求尽可能地使其相似, 否则翻译本身的目的就没有被实现。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因素, 原文中的一些内容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 这时译者可以回归到语义层, 对原文中的隐含成分加以补充说明, 这样译文必然会拉长, 这多出来的几个字却是完全必要的, 正如上一章中所举的例子, 袁译和王译对于原诗中同样的诗句采用了不同的译法, 而王的译法显然更贴近读者的语言习惯与文化背景, 更易被读者接受。
4. 结语
译者的风格与译者本身的语言, 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等诸多主观因素有着密切联系, 在翻译中译者的主观因素应该是要尽量缩小的, 翻译要求译者尽可能客观地对待原文的思想。因此, 译者无论怎样发挥自己的风格都必须首先遵守一些翻译的基本规则。译者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译者的风格不是无限制的。对于这一问题, 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译者还需要仔细把握, 以避免因为太多的主观因素而影响原作要表达的思想。
摘要：在翻译界中, 是否允许译者风格的多样性一直是个有待争议的问题。翻译理论认为, 一篇好的译文首先应该忠实于原文, 因此有的学者提出, 为了达到翻译的忠实性, 译者必须严格遵从原作者的风格。相反, 一些学者认为翻译是一个再加工过程, 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综合上述两种观点, 本文试图探究译者在翻译中采用的不同风格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对英国诗人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三个不同中译本的对比分析, 作者提出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 并指出译者在追求文字准确、通顺的同时, 应根据读者的需求再现原作品的风格。
关键词：文体学,《一朵红红的玫瑰》,翻译,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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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ugene A.Nida, 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3]冯庆华, 主编.文体翻译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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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载喜, 编著.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关键词：艾米莉 二元对立 冲突
引语
威廉·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悲壮恢宏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南方小说向人们展现了处在新旧更替时期美国南方的社会百态和陷入精神危机中的人们的生活和思想。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自发表以来得到许多读者和批评家的不同角度关注。故事以美国南北战争后南北新旧秩序的冲突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南方小镇——杰弗逊的故事。出身于南方贵族世家的艾米莉小姐，因其父暴戾专制，年近三十，尚待字闺中。父亲死后，艾米莉与来自北方的筑路工头霍默·巴伦相爱。就在镇上的人以为他们要结婚的时候，霍默·巴伦突然消失了，艾米莉也深居简出。直到她死后，人们才在艾米莉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躺在床上的霍默的尸体，旁边的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而且留下长长的银灰色头发。
二元对立是语言学范畴的概念，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也被广泛运用。二元对立在叙事文本中既是一种常用的叙事手段，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本分析方法。本文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分析艾米莉爱情的悲剧性：她曾经是一朵浪漫的玫瑰，但是，南北差异、新旧对立、清教文化、父权制使她凋谢了、扭曲了。在《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中，相互矛盾的叙事因素和价值观念共同形成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组合。
一、南北对立
南北战争和南方的失败对南方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之前， 杰弗逊镇是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封建王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如今，这里的一切都遭到北方文明的冲击：现代机器替代了种植园式的生活方式；蓄奴制日趋崩溃；免费邮政服务；重建街道。北方文明开始渗透于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一切并不一帆风顺，它充满了南北势力间的激烈冲突。南方旧势力并不轻易妥协，作为南方文化的坚实拥护者，艾米莉应时而出：挑战行政当局、拒绝纳税、毒死情人以示她对法律的蔑视，然而南北力量相差悬殊使艾米莉欲保护其传统王国的努力终成泡影。
艾米莉与霍默的冲突是南北对立最表象的体现，其实质是南方贵族和北方新兴资产阶级间冲突。对艾米莉来讲，与霍默结婚象征着她对北方的征服，因此当意识到霍默的背弃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毒死，因为霍默的背弃对她及其家庭甚至整个南方来讲是一种耻辱。实际上杀死霍默并守着他的尸骨40年非但不能代表艾米莉的征服和“占有”，反而证实了她的被征服和丧失。
二、新旧对立
时代的变革在杰弗逊小镇掀起波澜，年轻一代热情洋溢的接受着新思想，新观念，但老一辈却仍然生活在对旧南方的留恋与怀念之中，艾米莉成了杰弗逊镇新老冲突的战场。在老一辈眼中，她是典范，是纪念碑，是他们的感情寄托和精神支柱。在这个“纪念碑”身上，他们希望延续旧南方的梦。因此，他们放纵艾米莉的无税可纳；他们送子女到艾米莉那儿学习瓷器彩绘以示惠顾；他们“穿着刚掸刷过的南联盟军制服”参加她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整个过去不是一条越走越窄的道路，而是一片宽广辽阔的草原”。这些充分暴露了杰弗逊人对过去传统观念、等级制度的怀念和眷恋。
相反，杰弗逊镇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的是新兴的资本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对艾米莉不以为然，要求取消艾米莉的特权，实现人人平等。于是他们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艾米莉那里学画；设法让艾米莉照章纳税，但结果却是艾米莉“大获全胜”。同时，也是由于老一辈人的庇护，使得艾米莉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仍然生活在南方贵族统治的旧梦里，最终把自己禁锢在自我的牢笼之中。因此，老一辈人无形中成为了艾米莉人生悲剧的帮凶，正是他们的溺爱和庇护使艾米莉无法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前进，使她仍然生活在旧南方的阴影下。
三、男女对立
艾米莉是南方文化的坚实拥护者，而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父权制、妇道观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和清教主义。由于南方经济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种植园经济，作为种植园主的父亲成为家庭的主宰者，所以父权中心是南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造成艾米莉人生悲剧的背后的凶手之一正是当时社会盛行的父权。“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站在前面，背对艾米莉，手执一根马鞭”，父亲叉开的双脚、手里的马鞭以及背对着艾米丽的侧影都显示出父亲牢牢地控制着女儿的生活，正是他完全阻碍了女儿可能拥有的幸福生活。
艾米莉的父亲是父权制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剥夺了自己女儿过正常生活的权利，毁了她的幸福，而且在他死后，他还像幽灵一般扭曲着她的性格。父亲死后，她开始寻求爱情、婚姻与家庭。她与北方人霍默相爱了。她毫无顾忌地与霍默架车出游，承受着来自镇民们反对的舆论与压力。然而，在精神上艾米莉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也未从父亲的控制制。艾米莉一直生活在专横暴戾的父亲的阴影中，当地人一直记得“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莉小姐立在背后，下解脱出来，父亲无处不在的精神控制将她推进了阴暗、扭曲的心灵深渊，使她的心理发生了畸变。艾米莉始终没有突破南方父权制和妇道观的束缚，最终成为了旧南方的牺牲品。
四、艾米莉自身的对立
艾米莉出身于战前的南方贵族家庭，家庭熏陶使她成长为一个典型的贵族淑女，其性格思想都深深地打下了旧时代的烙印，是一个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维护旧思想，反对社会进步，拒绝接受新事物的旧南方妇女形象。但是，艾米莉内心深处又埋藏着对爱的强烈渴望，敢于冒着各种风险和压力去追求爱情。艾米莉爱上了北方佬霍默，不久人们可以看见“他和艾米莉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那辆黄轮车配上葱马房调处的栗色辕马，十分相称”。这时沉溺在爱情中的艾米莉颠覆了旧南方的淑女形象。
父亲死后，“她在门口迎接她们，装束如常，脸上没有一丝忧伤。她告诉她们她父亲没死”。她不愿承认她父亲已死， 父亲代表南方的社会道德及思想观念，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南方秩序的崩溃。同时，艾米莉又是南方传统规范的叛逆者。不理会人们的干涉和舆论的压力，她毅然爱上了北方佬霍默，并公然与之出双入对，驾车出游。她的行为使对阵个南方传统观念的挑战，破坏了人们心中的正统与规范。
她深爱着霍默，面对即将被抛弃的命运时，她又毫不犹豫地将其毒死。这个时候的艾米莉已经完全把自己迷失在社会错位的裂痕之中，迷失在过去和现在，虚幻和现实之间，不可自拔。
结语
艾米莉是衰败腐朽的旧南方的代表人物， 她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肃穆地向她的遗体告别，实际上是对旧时代的凄苦诀别。作者正是用艾米莉的悲剧剖析当时的文化冲突、社会裂痕和人们的思想危机。通过对《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中二元对立的分析，可以更深层次地揭示美国南方当时的面临的变革和冲突，以及处于历史交替时期的人们的迷惘与困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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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体学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 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申丹, 2004:80)
传统的文学批评常常借助于阐释经验, 直觉已经洞察力, 而文学文体学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对文本的戏读, 要求言必有据, 反对一味凭主观印象。同时, 他们认为只有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较好地掌握语言结构, 较深入地理解语言的作用, 对语言特征做出较为精确、系统的描写。但是, 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只是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文学文体学并不局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模式, 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 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 因为其的目的在于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有助于发展语言学理论, 仅关注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联系密切的语言特征。
文学文体学在80年代初被介绍到国内之后, 对国内的文体研究, 尤其是外国文学界的文体研究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2 文学文体学与翻译
20世纪60年代, 韩礼德等英国学者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过文体与翻译理论的关系及翻译教学问题, 为文体学和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封宗信, 1995:40) 1995年, 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在其出版的著作《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中, 将文学文体学与文学翻译评判和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申丹教授认为文学文体学是文学与语言学的桥梁, 是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交叉学科, 分析方法可操作性比较强, 容易掌握, 适合引入翻译学科。 (2002:11)
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一书中, 申丹指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翻译的存在着的许多问题都被忽视了, 而这其中大部分的问题可以被归纳为“假象等值”。 (1998:7) “假象等值”主要是指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 但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去相去甚远。Leech和Short在Style in Fiction一书中认为总体意义是由内容与文体价值共同构成的。 (1981:24) 而“假象等值”问题的出现则是由于译者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 仅仅只是注重对小说内容的翻译, 而忽视了原文文体意义, 有时甚至由于对原文的文体效果没有完全的理解, 因此在处理译文是为了所谓的通顺翻译, 按照自己的习惯对译文加以技术处理。然而这样的译文无论多么地道流畅, 也不能忠于原文, 也就没有了原文特有的美学和文体学意义。因此, 要避免这样的“假象等值”, 就需要对原文进行深入细致的文体分析, 以把握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有机联系, 从而实现功能上的对等而不是意义上的对等。
3《布里尔小姐》的翻译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她与乔伊斯和沃尔夫一同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先驱, 同时她更是开创现代短篇小说先河的风格大师。
《布里尔小姐》是其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 选自她1921年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花园茶会》。该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布里尔小姐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独自坐在公园的一角, 听游客谈话, 看周围发生的一切, 以抚慰自己那颗孤寂的心。可正当她沉醉在自己的与周围世界假象的互动中时, 一个少年与少年的对话却让她猛然惊醒, 认识到自己年老, 孤独, 悲惨的人生境遇, 迫使她从自己一手营造的幻想空间里安然退出, 回到现实中来。
曼斯菲尔德认为:“一个短篇故事应该是一块只有生活真实的璞玉, 而不是芜杂的顽石;应该是通篇白璧无瑕, 而不应该有丝毫虚假感情的瑕疵”。 (傅似逸, 2001:51) 《布里尔小姐》即是这样一块精美的璞玉, 它集中体现了曼斯菲尔德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及其语言风格所散发的魅力。本文将从词汇, 句法和修辞三个层面来评析郑启吟所翻译的《布里尔小姐》。
3.1 词汇层面
在词汇层面, 首先值得探讨的是“Jardins Publiques”一词。该词出现于全文第一段第一句, 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法语词汇。“Jardin”意为:园子, 花园 (张寅德, 2007:548) , Pubique则意为公众的, 民众的;国家的, 政府的;公立的等 (张寅德, 2007:818) 。而在译文中, 译者只是将其简单的翻译为“公园”。
虽然勉强译出了其字面意思, 但该词在原文中重要的文体价值, 在译文中却早已当然无存。短片小说《布里尔小姐》中的词汇大部分是简单而常见的。在全文1998个单词中, 除了“Miss Bill”这一称呼外, “Jardins Publiques”是仅有的一个专有名词, 而且是以法语的形式出现。它除了代表着公园这一简单的字面意思之外, 还有更加重要的文体意义。《布里尔小姐》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第一篇, 全文轻情节而重人物内心思想的描写, 即全文几乎没有什么情节, 而大部分则是布里尔小姐心理活动和思维变化的描写。这也决定了作者在文章开篇并没有专门、明确地交待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 地点, 人物, 而是将这些信息隐藏在了小说的许多细节之中。而“Jardins Publiques”这一法语词, 则是揭示故事发生地点的重要细节。通过这一词汇, 读者可以推断出小说的场景是在法国的一个公园。而从后文中, 我们知道布里尔小姐的工作之一则是教小学生英语。结合这两者而言, 读者可以得到小说的主题的一种解读:布里尔小姐很有可能是独自在异国的一个他乡人。而这一事实, 也是造成布里尔小姐孤独, 悲凉, 与外界缺乏交流的原因之一。因此, 作者通过布里尔小姐悲凉孤寂的生活, 批判了现代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淡, 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 以及我们对他人的忽视。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Jardins Publiques”这一词在文中重要的文体意义, 作者并非只是随意选择了一个词来表示“公园”这一字面意思, 而是通过“Jardins Publiques”这一法语词汇的选择, 来暗示故事的场景, 以及为小说的主题作出铺垫。因此, 译文中将该词简单的译为“公园”只不过是假象对等, 而没有实现该词原本具有的文体价值。
3.2 句法层面
总的来说, 短篇小说《布里尔小姐》原文中共123句话, 平均每句16个单词。其中有23个感叹句, 9个疑问句以及4个反问句。全文句子的结构并不复杂, 独立从句与从属子句的比例为10:1。而从属句子中大部份都是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表伴随的情况。例如:
1) “Little children ran among them, swooping and laughing.”
2) “And sometimes a tiny staggerer came suddenly rocking into the open from under the trees, stopped, stared, as suddenly sat down‘flop’, until its small high-stepping mother like a young hen, rushed scolding to its rescue.” (Mansfield, 1972:186)
译文中这两句的翻译为:
1) “小孩子在人群中奔跑, 冲过来扑过去, 大声欢笑着。”
2) “有时, 一个蹒跚学步的小不点儿突然从树下摇摇晃晃跑到露天里来, 他停下, 登着两眼, 又同样突然啪的坐下, 直到他那娇小的母亲步子抬得高高的, 像一只小母鸡似地匆匆赶过来救他, 嘴里还责骂着。” (陈良延, 1983:242)
凭借非限定分句的使用, 作者将一连串的意象以较高的密度、较快的速度聚合在句子当中, 避免了意象之间遭到“and”, “but”等连词的生硬隔断, 使语言达到诗歌才具有的高涵盖量。在这里, 人物的一系列动态被高度地浓缩了。而每一句中包含的意象之丰富也是让读者叹为观止。这些本该零散地分布于两句, 甚至更多句中的意象, 被串联在一处, 每一句句子都是一幅定格了的人物画。译文也较为忠实的译出了该文体特点, 将连续的几个动词直接译出, 而未在分句间加入过多的联接转折等。如:“……奔跑, 冲过来扑过去, 大声欢笑”, “……跑到露天里来, 他停下, 等着两眼, 又同样突然啪的坐下, ……”
3.3修辞层面
全文中最为常见的修辞方式为比喻, 共11处。唯有三处使用了借代的修饰方法, 第一处为:
1) “And now an ermine toque and a gentleman in grey met just in front of her.He was tall, still, dignified, and she was wearing the ermine toque she’d bought when her hair was yellow.” (Mansfield, 1972:187)
在以上这句话中, 作者用“ermine toque”一词指代一个正在揽客的过气的妓女。“ermine toque”意为貂皮帽, 作者在老妓女第一次出场时, 不仅没有对她进行任何的介绍, 反而仅用一个物件来指代她。而这一借代的基础是:“而她戴的那顶貂皮帽还是在她头发金黄时买的。而现在这一切、她的头发、脸, 甚至眼睛, 都和那顶褴褛的貂皮帽一样颜色了。”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紧接着对那个男子的描述:“a gentlemen in grey”, 不仅用了“gentlemen”这一褒义词, 还对其衣着进行了简单的描写。
因此, 通过借代修辞的使用, 作者表达了老妓女与男子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像她那陈旧的貂皮帽, 这个妓女也已经人老珠黄了, 而在在布里尔小姐的眼中, 抑或是在当时社会状况下, 大部分人的观点中老妓女的社会地位要明显低于那位男子, 对老妓女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也反映了文章的另一主题, 即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
译文对该句的处理为:“这时, 一个戴貂皮帽的女人和一个穿灰衣的绅士恰好正在她面前相遇。” (陈良延, 1983:243) 显然, 译者并没有将原文中的借代修辞保留, 而是自己增添的“女人”一词, 将“ermine toque”译为“一个戴貂皮帽的女人”。译者可能是出于让译文更加通顺易懂的目的而擅自添加了“女人”一词, 如果将其直接译为“一个貂皮帽和一个穿灰衣的绅士恰好在她面前相遇。”可能会显得突兀难懂, 但是译者这出于通顺目的的改动却大大地损害了该句本应具有的文体意义。
另外两处借代出现在该段的后半部分:
2) “The ermine toque was alone;she smiled more brightly than ever.”
3) “...the ermine toque turned, raised her hand as though she’d seen some one else, much nicer, just over there, and pattered away.” (Mansfield, 1972:188)
译文为:
2) “貂皮帽孤零零一个人了, 她笑得比什么时候都欢, ”
3) “……貂皮帽已转过身, 举起了手, 仿佛她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人, 一个好得多的人, 就在那边。” (陈良延, 1983:242)
可以看出, 由于已经有了前文的铺垫, 对于后面两句, 译者将”ermine toque”译为“貂皮帽”, 保留了原文所使用的的借代修辞手法,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文文体价值的差失。
4 结束语
小说的文体特征与作品的主题和美学价值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文学文体学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 在文学翻译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对《布里尔小姐》译文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方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多处只注重了内容的翻译而没有译出原文本身所具有的文体价值, 从而导致了译文与原文在审美甚至主题意义上的差异。因此在文学翻译中, 译者应对原文的文体特征有了充分的把握, 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具有文体意识, 避免“假象对等”现象的出现, 从而更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摘要：小说的文体特征与作品的主题和美学价值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文学文体学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 在文学翻译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该文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 讨论了《布里尔小姐》的翻译, 旨在说明只有对原文的文体特征有了充分的把握, 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具有文体意识, 译者才能避免“假象对等”现象的出现, 从而更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关键词：文学文体学,翻译,假象对待,《布里尔小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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