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名称历史社会学

专业名称历史社会学（共8篇）

专业名称历史社会学 篇1

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邹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如“长夜难明赤县天”；或称神州，如“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华夏 商朝时，由于实行了裕民政策，政治与文化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中华

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韩渥诗：“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三国志》裴注中最早出现了“中华”一词。随着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都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代韩亻屋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也简称“华”，中国人侨居海外称“华侨”。

中夏、方夏、函夏 都是有关中国的代称。中夏，《后汉书》：“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此后，中夏即指中国。方夏，《书经》中有“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之句，《后汉书·董卓传赞》：“方夏崩沸，皇京烟埃。”李贤注解说：“方，四方；夏，华夏也。”宋代秦观《代贺皇太妃受册表》中有句：“举令典于宫闱，溢欢声于方夏。”所以方夏也指代中国。函夏，《汉书》：“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晋朝张景阳《七命》：“王猷四塞，函夏谧宁。”所以函夏也代指中国。

禹城、禹迹、禹甸 相传古代洪水滔天，大禹治水造福于世，据说，禹治水后，依山川形势划定九州，所以后世相沿称中国为禹城、禹迹（大禹治水，足迹遍及全国）、禹甸（“甸”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九州 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九州，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又载：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弁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嗣后，九州便泛指中国。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的均为九个州。“州”正式成为政区是东汉的事。后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辖区也越来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代“九州”的范围。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九牧

《荀子》：“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又据《汉书·郊祀志》载：“禹牧九州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九区 晋朝文人卫士衡《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九区克成，燕歌以咏。”

九域 《汉书·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据宋朝《九域图》、《九域志》，皆记全国各地的地理图志。

八州 《汉书·许皇后传》：“殊俗慕义，八州怀德。”

海内 《词源》“四海”条注：古人以为中国周围皆是海，所以把中国叫做海内，把外国叫作海外。

二、中国历史朝代名称由来

朝代的名称是由什么决定呢？大致有五个来由：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所或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夏：据传禹曾受卦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 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

商：相传商（今河南商丘南）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卦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或“殷商”并称。

周：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秦：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羊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

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魏：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

蜀：刘务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其政权帮称“蜀”。历史上也称“蜀汉”。汉指东汉的继续。

吴：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晋：司马昭逼魏帝卦他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炎继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晋”。

隋：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卦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唐：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卦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辽：辽原称“契丹”，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宋：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西夏：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山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西夏”。

金：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金”为“按出虎”。

元：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明：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专业名称历史社会学 篇2

认识地图的基础是地图三要素:方向、比例尺和图例与注记。方向、比例尺都没有太大问题,教材中阐述很明确,但是在图例与注记中,关于注记只有一句话:“地图上的文字说明。”(七上P5) 其实地图上的注记分为名称注记、说明注记和数字注记三种。名称注记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的专有名称,如山脉名称,江、河、湖、海、地区、国家、大洲、大陆、岛屿名称等,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明注记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种类、性质或特征,它是用以补充图形符号的不足,常用简注形式表示(如石油用“油”、松树用“松”等表示)。数字注记用于说明事物的数量特征,例如地形高程、比高、路宽、水深等(如:珠穆朗玛峰8844.43)。同时,借助不同字体、字号、颜色的注记也能够进一步标明事物的性质、种类及数量差异。因此,地图注记在地图图面上与图形符号是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整体。［1］18

地图上的注记排列得是否恰当,对图面效果影响很大。

一般而言,教材中出现的地图必须是具有权威性、科学性、普遍性的地图。但是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发现目前现行教材中使用的部分地图并不完全符合这些特点,特别是在注记方面并不是特别科学,容易对学生产生某些误导。

如:人教版教材《历史与社会》七年级下册P45的太湖流域图(图1)。

这是一张介绍太湖流域的地图,从图中读出太湖流域水网密布、城镇众多的特点。湖州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成员,这部分教学内容,同时也属于湖州乡土教育的内容。湖州人民傍水而居,其母亲河是苕溪。教师在教学中会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找到湖州的位置,并找到从湖州注入太湖的两条河流——东苕溪、西苕溪。但是有很多学生第一眼看到的是———库水石赋、溪苕西(图2)。然后有些稍微聪明一点的同学会反应过来,“哦,念反了,是西苕溪,发源于赋石水库”。当然很多学生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我最后能理解就行了。不过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一门专业学科教材的正规地图会使读者产生某些误解呢?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是地图出了问题,还是教师在读图指导上不够细致?地图上河流的正确标注方法应该是怎样的?虽然说多数学生在阅读时如果发现文句不通顺,可能会自主倒着阅读,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题目变成———请学生用笔将“西苕溪”名称标注在图中,那么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标注才是最准确的?

下面图3、图4 两张地图都是来自较为官方的正规发布的,其中河流名称的标注却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在地图上河流的名称到底应该如何标注?遵循哪些原则?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骨干工程分布示意图(截取局部)。图中的赋石水库和西苕溪是按照自西向东、从源头到下游的顺序标注的。

中国数字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湖州地图（截取局部）。图中的西苕溪是按照自东向西、下游到上游来标注的。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上网查阅了地图上河流名称标注的相关资料,查找了各类各级关于太湖流域的地图(包括历史上太湖流域的地图),咨询了高中部分地理教师和专业人员,得出以下观点。

不论河流、山脉、铁路等线状、条状的地理事物在地图上图例边上的注记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东西向———水平字列(典型如:长江)。

2. 南北向———垂直字列(典型如:尼罗河)。

3. 东北—西南、西北—东南走向———雁行字列(典型如:大兴安岭)。

4.字符连线与注示物走向平行,成自然弯曲,字向不直立———屈曲字列(如:京九线、陇海线等)。［1］58

我找遍所有个人能找到的参考文献,都只有这四条原则。但是河流的流向是随着地形变化而发生任意曲折的,并且具体到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某一段的标注是否又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和原则呢?答案是没有。因此某些时候出现误读就不可避免了。

鉴于此,我觉得河流名称的注记除了遵守上述四原则外,还应该进行部分细化。

1.阅读顺序优先原则。一般人的阅读顺序是自上到下(自北向南),自左到右(自西向东),大多数南北向或东西向流向很明显的河流,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典型的如:长江流域图(图5,七下P20),长江干流东西向,标注从左到右;支流多南北向,标注从上到下。

2.部分东北—西南走向,或者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可以考虑河流的主干更加偏向于南北还是东西。东北—西南走向,但是更加偏向南北向(<45°),如印度河标注基本上就是从上到下;更加偏向东西向(<45°),如恒河标注基本上就是从左到右。

3.遇到某些比较长的河流,它们的流向曲折蜿蜒,上、中、下游有明显的变化。首先,可以依据它的主干流向确定标注原则。其次,如果地图的比例尺较大,地图中出现的是河流的某一段,那么则根据这一段的主导流向来确定名次标注。

4.以上标注方法,都是基于《地图学》注记标注原则的细化。但是如果在河流的标注原则中,再加上一条“按照从上游到下游的顺序标注”,那么所有问题都可解决了。这样不仅不会出现学生误读,而且在某些政区图、交通图等非地形图上,也都根据河流名称判断河流的流向,并据此判断出当地的地形起伏和地势特点。如本文中第一张太湖流域的地图(图1)。太湖流域水网密布,加上地势低平,河流蜿蜒曲折,因此名称在标注的时候经常出现各种误读,如果都依据从上游到下游来标注,学生理解就非常方便,并且也可以读出太湖流域以及周边城镇的地势特点。

专业名称历史社会学 篇3

【关键词】 红色娘子军；名称；艺术作品；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8-00-02

一、红色娘子军的成立

1、成立背景

娘子军的成立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海南岛本是我国美丽富饶的宝岛。但过去由于封建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海南交通闭塞，农业落后，捐税苛重，民不聊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勾结当地腐朽的政府官员和封建军阀，对海南岛进行最大程度的侵略和掠夺，使琼崖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加落后，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木头跟木头抱。丈夫死了，还要为死去的丈夫守“贞节”，永不改嫁。而在那个时代的海南，有不少男人迫于生计，抛妻别子，漂流到南海周边的国家去谋生。在最底层的妇女不仅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所束缚，还会受到来自家庭的虐待和被丈夫遗弃的精神折磨，不得不被迫开始从事家庭中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家庭的奴隶”。[1]虽然广大妇女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可惜没有正确的斗争思路和伟大的领导人才，她们的反抗不幸都失败了。可苦难的生活非但没有磨灭琼崖妇女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还磨炼了她们吃苦耐劳的顽强毅力，更造就了她们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

1919年“五四”运动后，海南琼乐县、乐会县的一批进步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从事妇女解放运动。1926年6月，琼崖各地党组织在海口成立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从此，琼崖的妇女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开始了她们的战斗历程。[2]同年下半年，全岛各地县市纷纷开展农民运动，与之发展的，还有广大妇女支持和参加的妇女运动，席卷全岛。鉴于此情，为了发扬妇女的革命精神，使琼崖革命更加广泛深入，1931年3月26日，“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在全琼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宣告成立。这支队伍可以看成是娘子军的前身。后来，随着革命工作在群众中的不断深入，冯白驹和中共琼崖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决定扩编“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将其纳入红军第二独立师的建制。

2、队伍成立

193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在乐会县第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隶属于独立师第三团。

女子军特务连全连只有103人，分为3个排，9个班。其中除了一名庶务、一名挑夫和一名十三岁的小号兵是男同志外，其余的都是女同志。当时的主要干部为：连长庞琼花，指导员王时香，一排长冯增敏，二排长庞学连和三排长黄敦英；[3]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和残害，从而走上革命武装这条红色道路的。在这一天的万人庆祝大会上，100名英姿焕发的红军女战士全副武装列队红色操场上，连长庞琼花从师长王文宇手中接过娘子军连旗，指导员王时香登上检阅台，带领全连战士庄严宣誓“为人民，为革命，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4】

女兵们的宣誓声坚定而洪亮，震撼山谷，响彻云霄。

关于组建这支娘子军队伍，冯白驹认为：“为了发扬海南妇女的革命精神，鼓励妇女群众更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同时适应她们热烈参加武装、拿枪杀敌的要求，我们便决定组织娘子军。”[5]由此可见，当时的广大琼崖妇女对革命事业的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以及冯白驹和相关领导对妇女参与革命的重视和肯定。

二、红色娘子军名称由来

1、名称的提出

红色娘子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这才是这支队伍的正式名称。“红色娘子军”则是后来在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中才首次正式提出的。

在当时琼崖战史上，冯白驹将这支队伍称为“女子军连”，在人民群众也有着“娘子军”，“娘子军连”的叫法。1956年，时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干事的刘文韶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上去考虑，当时的背景是革命，而红色代表着革命，体现着中国妇女在中共领导下地觉醒和工农红军女兵的英姿。于是，在不违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红色娘子军》这个大标题也就确定了。“红色娘子军”通过《解放军文艺》这份杂志的刊登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并诞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同名艺术作品，以至于到后来有一部分人就直接认为这支娘子军队伍的名称本就是“红色娘子军”。

2、同名艺术作品

红色娘子军是琼崖革命的代表，这支基本由女性组成的队伍也是世界妇女革命的典范。它强大的社会关注力和影响引得社会各界以它为原型，纷纷惊醒了各类艺术创作，下面简单的介绍几个影响力较大的同名艺术作品：

（1）报告文学：1956年刘文韶在查阅关于琼崖纵队史的册子时，偶然发现这样一句话：“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索，请示上级领导后，在海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根据幸存的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的回忆，写出了一篇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并于1957年8月被刊登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这篇文章发表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同名的单行本，收入工农兵创作丛书；《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星火燎原》也把该篇收入进去。[6]

（2）电影：1961年，梁信改编、谢晋导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拍成并进行了全国的放映。这部电影在历史史实和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和夸张，整体基调更为明快和带有鼓励性。该片在第一届电影百花奖中国一举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此外，该影片还荣获印度尼西亚第三节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

（3）芭蕾舞剧：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中央芭蕾舞团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并创作了著名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1964年上演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表现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因其向上的革命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斗志，与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白毛女》并称为“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不仅仅是中国芭蕾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也是中央芭蕾舞团自建团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芭蕾舞剧，成为了伴随几代中国人成长的红色记忆。

此外，还有1971年中国舞剧团集体改编并出演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2005年翻拍的电视剧《红色娘子军》，都采取娘子军革命事迹，根据同名芭蕾舞剧和电影创作，均取得了不俗的反响。

三、红色娘子军历史意义

红色娘子军是我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队伍，也是世界妇女参加革命运动的典范。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也值得我们深思。

1、红色娘子军是海南革命和妇女运动的产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斗争。在封建社会中，女人是男人附属品，根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地位稍有改善，但仍旧是低男人一等。海南的妇女除了受“四权”所束缚外，还受着包办、买卖婚姻以及被丈夫遗弃的痛苦，她们受到的压迫和冤仇最深，所以反抗也是最强烈。琼崖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是全国有名的。

2、海南岛的地理环境和妇女的社会地位

海南岛四面环海，岛屿地势中高周低，海南岛平均海拔20米。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岛的25%，100米以上的平原、台地占三分之二。从中不难想到，海南岛非常适合居民生活。但也由于这点，帝国主义侵略者也视这片土地为“香饽饽”，对海南的侵略更加残酷。男人们迫于生存，漂流海外去谋生，留下女人这些在家照顾公婆，养育孩子；妇女不得不成为家庭的主妇，在劳动者成为主要劳动力。因此，这些妇女一旦觉悟起来，参与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势必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3、琼崖孤岛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琼崖孤岛奋战23年，时间长，范围广，环境困难、恶劣。由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导致的海岛男性兵源不足，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革命的力量不断发展。提高妇女社会地位，重视妇女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变得有必要起来。妇女深受旧社会的迫害，看到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给她们生活带来的良好改变，她们也愿意支持和加入党。在党的领导下，妇女们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并且在那个战争年代，她们也自觉要求参军参战。妇女自觉主动地加入革命武装队伍，也为革命带来了一股与众不同的革命力量，也是琼崖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

最后借刘文韶《我创作<红色娘子军>的历史回顾》文中的一句话，以表达对红色娘子军的崇高敬意：“红色娘子军的光荣历史，是海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国军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情结。”

参考文献：

[1]罗修湖，马庆忠，红色娘子军[J].历史教学，1983（3）.

[2]秦应华主编，琼崖风云[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3]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琼崖纵队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4]海南革命史研究会，琼崖风云[M]，海南出版社，2006（12）.

[5]邢诰孔，冯白驹将军传，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6]刘文韶，我创作<红色娘子军>的历史回顾[J]，军事历史，2007（3）

[7]刘文韶，红色娘子军[J]，解放军文艺，1957（8）

[8]罗长青，“红色娘子军”创作素材之历史考证[J]，南方文坛，2010（4）.

[9]熊坤静，从女子特务连到”红色娘子军”[J]，文史天地，2010（5）.

电子专业相关专业英文名称 篇4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unctions of Complex Variables &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Circuit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Fundamentals of Analog Electronics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Fundamentals of Digital Electronics

C语言程序设计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信息论基础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Theory

信号与线性系统Signals and Linear Systems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Microcomputer Principles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Single-chip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计算机接口技术及应用: Interfacing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信息技术基础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语言程序设计C Language Programming

Photoshop图像处理 Photoshop Image Processing

微机原理及应用Principle & Application of Microcomputer

计算机通信网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大学物理College Physcics

电路分析Circuitry analysis

模拟电子技术Analog Electronics Technique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Electromagnetic Fields & Micro-Wave Technology

高频电子线路High-Fren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数字电子技术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C语言 C(programming)language

电路基础 elemetary of electric circuit / basics of electric circuit

电子技术 electronic technology 低频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技术

信号与系统 signal and system uter 这个正确吗?? 数字信号处理 DSP = digital sign通信原理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专业名称政治经济学 篇5

【专业代码】020101

【内容简介】培养能够独立承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教学科研工作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单位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和西方经济理论，并能够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进行探索和研究，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胜任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分析和预测、规划和决策、综合经济管理等各种工作。要求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直接阅读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料、独立进行国际学术交往活动。

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项目：

1、制度经济学

2、货币经济学

3、发展经济学

4、区域经济学

学科带头人：金祥荣、姚先国、汪炜

【主干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激励理论，契约理论，经济思想史，中级劳动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专题，应用统计分析软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特色课程】

【修业年限】

【授予学位】

【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 篇6

【专业代码】010108

【内容简介】科技哲学是一个具有文理交叉特色的专业，既招收哲学、社会科学，也招收有理、工、农、医背景的本科毕业生。作为我校国家985创新基地“认知与行为”的主要支撑学科，本学科强调国际合作研究与联合培养，要求学生有出色的外语能力和把握本学科学术前沿问题的能力。进入本专业的学生既可以选择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可以面向现实问题，按兴趣、专长、择业进行量身打造。

【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逻辑与科学方法

专业名称历史社会学 篇7

1 城市化发展与街巷名称文化

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9%,2009年年底城市化率达到了46.6%。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3]。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建设的脚步越来越快，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大规模城市开发过程中，大量传统建筑遭到了破坏。随着城市容量的增加，机动车对道路的需求增加，大量旧有街巷面临着改建、扩建、并建等等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传统街巷的消失。近年来，就传统建筑对于城市发展的历史继承的意义已经有了较好的认识，许多地方政府也努力保留开发传统建筑区域。但就传统街巷的名称对于城市文化记载的认识还不够，于是改名的现象不断出现。其实，地名除了具有地理位置范围的指示作用，还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人文记忆。地名能反映出一个地方区域的地理地貌、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俗民情等多方面的变化。“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它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透过地名的宏观文化考察，人们能获得丰富的历史背景信息”[4]。地名能够反映历史朝代的文化印迹、影响及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从地名的变化中可以了解行政区划、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现代经济文化。

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如何在提升旧街巷社区的生活便利，挖掘老建筑的历史旅游价值的同时，保留和保护记载着时代变迁的地名也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2007年8月的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24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上，确定地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如加拿大、芬兰都建立了历史地名数据库。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于街巷名称进行了研究。太原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解放初期与20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较大的城市发展。下文将通过记录太原古城部分街道在城市中的变迁反映历史的足迹。

2 太原街巷的历史演变

太原三面环山，城区坐落于汾河两岸的河谷平原。于是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指出，“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因此太原具有较重要的战略地位，故太原城历史悠久建设较好。追溯太原城的历史可以向上推进到晋阳古城，从汉朝的龙潜之地到唐朝的河东军驻地。今天太原城的主体形态据太原市志记载，“始建于宋朝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扩建直至形成现在规模”。其府城范围为今太原市北起北大街、南到迎泽大街、西起新建路、东到建设路，总用地为9.32 km2。当年的太原城采用了街坊式的城中城形式。

据洪武十三年《太原府志》，宋代太原城街道主要有:南门正街，西门正街，东门正街，北门正街。均为丁字形街巷[5]。

明初，太原作为九边重镇沿线的重要城市之一，政治、军事地位得到加强，故太原城在宋元府城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展。明朝《太原府志》记载:“国朝洪武九年永平侯谢因旧城展筑东、南、北三面，周围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外包以砖，池深三丈。门八:东曰宜春、曰迎晖，南曰迎泽、曰承恩，西曰阜城、曰振武，北曰镇远、曰拱极。”[6]明代在宋城基础上向东向北扩展，规模扩大，成为太原老城建设的重要时期，面积比宋朝并州增加了近3倍。其中晋王府的建设引导了城市向东发展，形成今天的南华门、东华门、西华门等街巷。老城街巷也在此阶段形成了较有规模的都市交通，并保留至今。清朝，太原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建了满洲城，并于光绪年间洪水冲毁并重建了新满洲城。民国以后，城市规模未变，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出现许多居住区街坊。城市的街市密度快速上升。

解放后，太原城经历了较大的改建与扩建，开辟了许多新街道，合并了许多旧街道。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道路建设发展迅猛，在拓宽和取直中对原本的街巷名称有较大的冲击与改变。

3 太原部分街巷的来源及现状

由太原街巷的历史演变可见，太原的街巷名称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方面:1)古代文化的传承，映射了古城的旧有格局和街道功能等。包括晋王府遗址的北肖墙、南华门，以及后铁匠巷、剪子巷、柴市巷等。2)近现代民国及解放初期的大规模建设的新街道，反映新思想讲述了时代变迁。包括反映孙中山思想的新民街，新中国之初建设的解放路、五一路等。3)当代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城市扩建的写照，如长风街。现取部分街道名称的来源、变迁进行对照(见表1)。

4 街巷的历史记忆的延续

从表1列出的部分作为其时代和名称来源的代表的街道可见，古城的街道名称主要来源于:古建筑，街巷贸易，军营驻扎等。近现代街道名称多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如反映孙中山思想的新民街，反映太原工业建设的脚步的迎新街，建设路等。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中，许多街巷不经意间湮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于是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新建的道路不仅采用了反映当代精神的新名称如长风街，还努力还原古城原址的历史意义如平阳路。

街道的名称变化反映了历史的记忆。以府东街的名称变化来看。明初的新寺街，后以巡抚衙门为名的县前街，再到清朝的灰市街，以民国都督府为名的督军街，直到今天的府东街。这条以古建筑地理位置为命名的街道有着较好的时代记忆作用，即使是时代变迁，仍然在街道名称的延续上浅显的阐述了其承载的历史。就算不太了解其渊源的普通民众亦能推断其历史意义。街道名称所载有的历史意义在迎泽大街的名称上亦有体现。迎泽大街本位于古太原迎泽门外，在新中国初期的建设中将其分3段规划建设成了太原的主要迎宾路。但由于那个时代的热情，很多民众就理解迎泽为对于毛泽东主席的热爱。于是，迎泽街就这样记载了古太原的位置，同时反映了新中国的历史印迹。

街巷在发展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消失与改名。有过很多岁月记忆的街道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被丢失，甚至冠以不相符的新标签。这种新的命名就会使得其名称缺乏延续性与记载意义。如宁化府老街在商业开发中的消失。代之以铜锣湾的新名称，而这个名称依附在铜锣湾商业中心，更使之缺乏历史记忆的是铜锣湾本身是香港的地名。

面对新的城市发展带来的对于街巷名称的冲击，我们可以再酌情考虑其街巷本身的历史地理位置和历史承载意义，选择保留或由承继的新名称来延续其历史的记忆。如郝庄新建的服装城，在20世纪80年代对道路改造时命名为朝阳路。既反映了时代的蒸蒸日上，也复古了曾经位于明代东门迎晖门以东的历史地理位置。

5 结语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对于旧有街巷、扩建街道、新建街道的命名问题，我们应在考量其街道名称所传达的信息前提下，慎重进行街道名称的调整。尽量使得古城街巷名称依旧诉说历史的记忆，新建街巷的名称接续历史记忆并记录当代。

摘要：城市街巷名称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历程中,街道格局以及名称发生了较大的更改。以古城太原为例,研究在建设过程中的街巷名称的变迁,探讨如何通过街巷名称的延续与保留来留存历史记忆的方法。

关键词：城市化,古城,街道名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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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雅,郭滢.论城市历史街区整改中的和谐文化——以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街区整改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2011(5):21-23.

[3]刘晓星.中国环境报[N].第8版.2011-02-20.

[4]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5]阙维民.世界遗产视野中的太原古城街巷格局[J].城市规划,2011(35):82-83.

[6]关廷访.太原府志[M].明万历四十年[1612].

[7]李蓁怡.太原老街中传统街巷“丁字街”格局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 篇8

那么，这个最为强调历史性的独特领域，本身的历史又如何？在三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是怎样的面貌？其基本的理论视野、研究焦点和实证技术发生了何种变化？又出现了哪些问题？而这对认识我们时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有哪些或隐或显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分析具体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办法，或许可以勾勒历史社会学的历史面向和新近面貌于依稀之间。为此笔者选择了三部近年来学界评价较高的作品，这三部作品均获得了北美历史社会学大奖。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作者为年轻学者，代表了历史社会学当下的走势和未来的方向；第二是议题均为传统历史社会学（后文所言之第一波）中最为显著和耀眼的政治经济学，如财政国家、国家与市场关系、金融化和现代化转型等等。今日之历史社会学显然已经发展出了多元议题（详见后文），但基于传统议题的比较似乎更能揭示视野和技术的转换。

其中，和文楷的《通往现代财政国家之路：英国、日本和中国》主要考察了英、日、中三国从传统的领地国家（domainstate）到现代财政国家（fiscalstate）或言税收国家（taxstate）的转型。其中，英国和日本都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实现了以商业为最主要税基的间接税征收中央化，前者在十七世纪的后半叶，后者在明治维新之后。以此作为信用基础，英国进一步发行长期债来为政府融资，而日本则成功发行了纸币。两者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了财政现代化，依靠不同的金融工具，并建立了相异的财政制度。依照和文楷的从容陈论，英日的成功正是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的。首先，一场重大的财政危机往往促使财政中央化和信用化；其次，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也必不可少。相较之下，十九世纪的中国却始终未能实现财政的现代化，不仅间接税（厘金）的征收无法中央化，且发行纸币的短暂尝试亦以失败告终。和文楷对此的解释是，清帝国固然面临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财政危机，也有商人的部分支持，但这场内战前后百业凋敝，严重破坏了财政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一旦经济复苏，危机又已缓解，且有纸币方案失败的阴影，现代财政工具遂胎死腹中。

克里普那的《利用（资本化）危机：金融化的政治根源》一书问世要更早一些。她试图回答一个对于理解我们的时代至关重要，但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持续大规模的金融化运动几乎重塑了美国（甚至世界）经济，其背后的动因究竟如何？此前的研究或是简单归诸投机的本性，公司股权的社会化，或是用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产业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和金融资本的结构性上升。而克里普那则另辟蹊径，主要考察了国家在金融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角色。在她看来，与其说美国国家在市场和金融资本的挑战下被动让步，不如说国家主动退却。在面临一系列的政策和合法性危机时，国家选择放松管制，放开资本市场，推动金融发展，从而解决财政和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国家把有关分配的问题也推向了市场，从而避免了艰难的政治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国家的诸多临时政策选择、去政治化的策略和非意料的结果促成了金融化转向。

最后是普萨德的《自由市场的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在三者中享誉最高。该书主要考察了近年北美社会学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即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崛起及其政治和经济动力。与此前汗牛充栋的研究不同，普萨德充分剖析了新自由主义范式的不同面向（减税、产业政策和福利政策等），及在不同国家的政策实践和政治过程。她进一步认为，国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抗性政治”（adversarialpolitics），而这又是深植于各国的政治结构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英国和美国由于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二战”后反而矫枉过正，实行了激进的分配方案，但又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转而在七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契机下开始反对美国五十年代以来的隐形福利国家，再加上两国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的鼓动，遂转向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相较之下，法国和德国建设福利国家起点更早，战后的分配方案也并没有想象中激进，并适度保护了资本的利益，因而在八十年代之后并没有形成对抗性政治的局面。这两国固然也在八十年代后期逐渐转向新自由主义，但是相对温和，且只在某些政策领域符合其理念。

并观互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与中兴时期的“过去时”面目已十分不同。此处且就两个重大的变化稍为提挈。

首先，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变量逐渐从结构性转向政治/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所谓的“结构”，正是像国家权力构架、阶级关系或政经结构这样的抽象宏观的“理论想象”，并不能简单依靠朴素的实证主义观测到（当然，将这些概念量化也是最近的另一个趋势）。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九六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摩尔的论断是，阶级结构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才是各国选择不同政体、通过不同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前现代的阶级并不利于现代民主；这两个阶级若没有通过政治或经济的方式被改造、吸收甚至消灭，特定的社会很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或暴力革命。这背后隐含了一个未曾明言的理论模型，即“现实”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不同层次的，那更深层的“现实”或言“结构”决定了表面的“现象”，因而必须也只能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来捕捉。而与结构的强大力量相对的是理性而无力的个体。他们如果不是结构的牵线木偶的话，也总是无法与结构的宏观作用相抗衡。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美社会运动高涨和马克思主义意外复兴后，社会学家的理论勇气和野心的最好体现，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武断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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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前详述的三部近期作品中，“阶级结构”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已彻底淡出。即使像“国家”这样的概念，也从布莱纳（RobertBrenner）所言之“类阶级”的存在，逐渐转变为一组制度，或者国家内部分散的政治主体。与其徒劳地寻找或“发明”一个深层的结构，一个抽象的宏观集合体，现在的历史社会学家们转而关注具体的行动者。这背后的理论模型也从结构和现象/个体的两张皮，转变为行动者与环境的深刻互动。潜在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不能提供行动的指南（不管行动者是否认识到），而最终的政策选择也非必然，恰是行动者的认知图景、政治能力和历史环境的相互作用。

譬如，和文楷在剖析三国财政政策的转型时，十分关注国家内部的行动者所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多重的可能性。他认为，英国的财政现代化在十七世纪末的关键时刻至少有两个政策方案：发行纸币或长期债。而最终后者成功的原因，恰是英格兰银行缺乏垄断货币发行权，短暂的纸币实验失败，而南海石油公司机缘巧合实现了政府债务的长期化。而中国清政府没有下决心推动改革很大程度和前朝与十九世纪前半期纸币政策失败的政治记忆有关。克里普那也花了很多笔墨来分析，美国政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重重危机之中，如何探索和实验新的政策，以解决棘手的分配问题，重新挽回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实现财政融资。最后的金融化政策也许并不如哈维和阿瑞吉所想象的那样是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档案考证和访谈都说明，美国政府在此过程中不断根据情势调整政策和政治策略，当然很多时候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相比之下，普萨德的解释也许更偏结构。然而，她也避免了宏大的阶级话语，转而使用“对抗性政治”这样的“中层”理论，暗示了政治群体边界的流动性以及政治对抗原因和形式的多元化。此外，她也强调了如撒切尔和里根这样的政治企业家如何利用民意，试探性地推行某些政策。而另一些激进的政策却因为缺乏民众支持和时机问题而失败了。因此，即使在同一国家，新自由主义范式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进展也大不相同。

总体来看，这三位作者都或多或少强调了以下的新鲜思路：一、政治行动者的能力和理念是否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契合，因之，何种形式的契合能够推动特定的政策？二、行动者是否有初始的目的和理性计算，还是根据情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政治目标、策略和话语，特别是通过政策实验？三、结构对于行动者是约束，还是资源？结构是单一的吗？行动者是否有可能在多重结构中重组资源，获得相当的能动性？

再则，历史社会的时间观念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至少五十年或百年为单位的长时段考察转向“政策过程”“事件”和“关键历史时刻”。再以摩尔为例。他以为英国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先行者，而从羊毛贸易和圈地运动开始，旧农村阶级逐渐被吸收或被消灭，一直到资产阶级壮大并发动革命，前前后后至少涵盖了三个世纪的历史。而梯利对于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则从公元九百九十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十九世纪。虽然他主张战争的选择作用，但着力点并不是几场改变局势的大战役，而是资本和强制力在数世纪之内的积累和集中，以及渐次形成的国家形态。实际上，长时段的分析单位天然是和结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因阶级结构和国家的权力结构等等必然在较长时段结晶和展开，而结构一旦固化，又似乎成为无法抵抗和挣脱的“历史力量”，形塑当下和未来。本质上，这是一种在“事后”寻找甚至创造历史动因的分析方式，粗暴忽略了关键政治行动者在“事先”所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多重可能的行动路线。

当然，这样的史观已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事件和关键历史时刻的关注，无疑拒绝了这样或那样无情的历史力量，转而引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和历史或然性。在这些特殊时刻，惯常的因果逻辑往往被打破，各种历史因素重新相遇、扭结和组合，并常常有意外的力量来把局面冲破，产生非预料的结果。因此，最后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变迁很可能是外生于主导阶级或特定政治精英事先的利益，也并非结构理论所能简单预测。在此前的例子中，和文楷强调他的出发点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路径，能够更好地解释（财政）制度变迁，说明某些旧制度的延续、某些制度在关键节点的崩溃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新制度实验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扭结，产生（或无法产生）各种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因此，他选择了英国一七一七年前后南海公司和英国银行受邀处理政府年金、日本如何从一八八三年开始逐步实现财政中央化和纸币化以及清政府一八五三年尝试发行纸币直到一八六四年被迫取消等等关键性的事件。和文楷对这些事件前后的政治经济条件变化和政府面临的多重选择多有论述，但相比之下，克里普那和普萨德更为清晰地指出了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也花诸多笔墨还原了政策讨论的全貌，并引入了更多的或然性。前者主要聚焦三个重大的“政策时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长期滞胀和社会危机、八十年代初的财政危机以及八十年代中的货币政策合法性危机。后者则详细剖析了各国在七十年代末的数个“政策制定片段”（policymakingepisode），以档案材料说明里根和撒切尔等所谓的政策企业家如何在具体的舆论环境和政经条件下调整政策方案和话语，不断测试公众和主要利益群体的反应，最终找到可行的政策。

“事件为中心的路径”也好，“政策制定片段”也好，这些近期作品背后的假设恰是，历史的密度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是均匀的，亦不是结构运动的简单展开，资源占优的行动者也无法决定或预测政治博弈的结果。在某些时刻，历史被打开了，也似乎被拉长了，政治行动的密度也骤然上升。当然，对于关键时刻的选择和甄别并非易事，也无法独立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概而观之，“能动性”“或然性”和“关键时刻”这些新取向不仅仅是本文所述的三个孤例，无疑也代表了历史比较研究的“现在时”。亚当斯等新一代的学者在《再造现代性》一书中提出，历史社会学前后至少有三波重要的浪潮。第一波是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韦伯。他们的作品各有磅礴的历史面向。“二战”前后社会学的重镇转移，古典传统让位于美国本土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符号互动主义这两种非历史的理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左翼运动蔚为大观，美国及西欧社会又遭遇了内在的政治经济危机，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浪潮悄然兴起。摩尔、沃勒斯坦、安德森和稍后一些的司考切波等人接续了马克思的历史视野和阶级分析工具，但显然拒绝了从马克思到帕森斯以及各种现代化理论隐含的线性进步史观。这一波的作者某种程度上也和韦伯有一种隐匿的对话，因为他们终于把政治过程的独立性和国家的自主性放到了前台。尽管如此，第二波历史社会学很少摆脱根深蒂固的结构主义信仰，以及对梯利所言之“大比较、长时段和宏观过程”的偏好。这些偏好又继而遮蔽了诸多本来应该进入历史社会学视野的议题。按照施泰因梅茨的说法，这也许正是福特主义时代的理论表征。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种针对第二波浪潮的反动已逐渐成形。历史社会学这头独角兽再次面临变身。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实证实验中，社会学家们不断探求结构的多元性和切实的作用机制，发现历史的多重发展路径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展现历史中的行动者丰富而具体的理念、选择和理性策略。持平而论，本文所评述的三部作品各自有一定的硬伤，比如和文楷选择性地使用了史料，对于关键政策事件的选择也值得推敲，而克里普那与普萨德则对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长时段原因和分配效应等重大问题阐释并不充分。尽管如此，逐渐成形的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浪潮已经可以管窥一斑了。当然，第三波还有一个在视野、技术和史观之外的重要变化尚未在本文呈现：议题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战争和革命扩展到性别、种族、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等此前被遮蔽的问题。这些新面貌都充分说明，“历史的”社会学已成过去时，而真正“历史化”的社会学才代表了当下和未来。

（Prasad，Monica.（2006）.Thepoliticsoffreemarkets：theriseofneoliberaleconomicpoliciesinBritain，France，Germany，andtheUnitedState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