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

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精选8篇）

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 篇1

国庆节前夕，北京残奥会胜利闭幕。看着那天夜晚“鸟巢”上空盛放的礼花，看着残疾人朋友在赛场上生龙活虎的表现，我想起了自己。

人的两只手都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右手好像要比左手大一点，我的左手和右手的区别就更大一些。其实我很怕别人看到我的右手，它有些粗糙，手背上的血管凸起盘虬着，就像老人的手。我右手的几个关节处还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健康人的手掌会磨起茧，而我的茧在手背上，因为我坐着的时候习惯把手握起来，支撑身体右侧的重量，时间长了就磨起茧了。我的左手就好多了，皮肤要白皙一些，淡青色的血管隐藏在皮下，像年轻人的手，我喜欢看我的左手。小时候，有一次我用两手又勾又弯，在墙上照出各种动物影子，比如兔子、老鹰、狐狸，还有小鹿和马。爸爸

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 篇2

不难发现,这些经久流传的故事通常都以爱情为主题。尤其是《梁祝》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仅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在西方,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它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和《罗密欧与茱丽叶》齐名的。它发生在西班牙的特鲁埃尔城(Teruel),当地人把它叫做《Los amantes de Teruel》,英语译作《The lovers of Teruel》,即《特鲁埃尔恋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可能较为陌生,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致的情节。

特鲁埃尔(Teruel)是西班牙东部阿拉贡自治区的一个小城市,人口不到四万。如果在中国,这只能算作一个小镇。然而,正是在这个西班牙内陆偏远的小地方,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在西班牙,只要一提到特鲁埃尔,就会首先联想到一对恋人Juan Diego Martínez de Marcilla(以下简称“胡安”)和Isabel de Segura(以下简称“伊莎贝尔”)的故事。

据说,男女主人公都曾经生活在特鲁埃尔小城。他们从少年时的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发展到成年后的和心心相印和山盟海誓。然而这又是个贫富悬殊的故事,伊莎贝尔是出身富家的独生女,而胡安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他们的婚姻遭到了女方家长的极力反对。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胡安决定离开特鲁埃尔城,外出冒险求发达。他向伊莎贝尔承诺用五年的时间来提升自我,以达到她父亲的要求,实现联姻。于是伊莎贝尔苦等了他整整五年,直到最后一刻。胡安在与摩尔人的战斗中屡获战功,因而得到了嘉奖。但是,当他满心欢喜带着受赏的黄金珠宝回到特鲁埃尔城门的时候,却得知那一天正是伊莎贝尔与别人成婚的日子。因为战争的羁绊,他回来的时候,已经超出了五年的期限。伊莎贝尔因为没有任何胡安的消息,也只得接受父亲给她安排的婚姻。阴差阳错,他们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胡安上门求得伊莎贝尔一吻被拒,悲痛而亡。就在他的葬礼上,人们看到一个穿孝服的女子靠近他的棺材,竟是伊莎贝尔,她来偿还生前欠他的一吻,随后她也离奇地猝死在了胡安身边。

听完这样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尽管故事流传的时间和空间有所不同,甚至中西方文化背景也存在差异,但是其中的某些情节会有高度的相似。两者都是令人动容的爱情悲剧。首先,年轻人间产生的爱情轰轰烈烈,无论梁祝间的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还是胡安和伊莎贝尔的青梅竹马、山盟海誓之恋,都非常纯洁美好,让人无法不对婚姻产生向往和憧憬。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两对恋人的爱情都因为家庭原因而遭遇到了阻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法顺利实现联姻。由于家庭贫富差距、社会地位不等而招致封建家长的干涉,两位富家小姐的婚姻都无奈接受父亲的安排,最终不得不选择与他们不相爱的人结婚。

这样的故事情节,可能在古今中外都不足为奇,任何文化中似乎都存在有类似的爱情故事在民间流传,而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经过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至今,也并非空穴来风,完全臆造的。应该说,很多民间故事是基于史实的。对于这些史实的求证,人们总是不遗余力。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人们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

相比较而言,关于梁祝的真实性探究的书面材料有很多。在中国古代的很多历史典籍中都能找到佐证,其中最早的出现在唐朝初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中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另外其在《十道志》又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之后,晚唐的张读所著的《宣室志》、北宋李茂城的《义忠王庙记》以及其它作品中都有关于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的记录,这些都为梁祝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依据。而且,可以推断,梁祝的故事原型应该发生在唐代以前,很有可能是两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书面记载之外,国内多地对梁祝故事的发生地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在自己的地界上积极寻找梁祝的线索,还真有诸如祝庄、梁庄、书院、草桥、梁祝合葬墓等所谓遗迹的发现,以此表明自己的家乡就是梁祝故事原型的发生地。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四个版本分别位于浙江上虞、江苏宜兴、河南汝南和山东微山。由此可见,梁祝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再来看我们刚刚了解的《特鲁埃尔恋人》,它的发生地就是西班牙的特鲁埃尔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它的真实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位于该市圣彼得San Pedro教堂内他们的陵墓。今天拜访特鲁埃尔城的游客必会前往凭吊这对恋人。在两个白色大理石的棺椁上方,分别平躺着一男一女两尊雕像,他们就是胡安和伊莎贝尔。这是西班牙著名的雕塑家Juan deÁvalos的作品。可以看到,两个人安详地躺着,身体紧挨着对方,胡安的右手轻轻托着伊莎贝尔的右手,一切显得非常美好。

而在底下的棺椁里面确确实实存在有男女两具尸骸,并且这是已知的他们第四次(1950年)被挖掘出来,重新安葬。第一次是1555年在圣彼得教堂进行修缮时,无意间,工人将他们挖掘出土。据说,当时他们被发现共同安放在一个棺木内,保存完好,尸体并未腐烂;第二次重新挖掘,是受当时的特鲁埃尔城主教Don Andrés Santos之命,将他们从原处移动到教堂的San Cosme y San Daimán神龛下方,也就是今天他们所在的位置;第三次再被挖掘出来是在1619年,这次挖掘的结果是由当时的公证员Juan Yagüe de Salas签署的重要文书记载的。在这份文书中,他不仅详细描述了其所见的男女尸骸的状态(已成骷髅),而且说明了他在当时的特鲁埃尔市立档案馆查阅到的一份手抄文稿,真实记录了胡安和伊莎贝尔的故事,包括他们的姓名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份为1217年。作为公证员,Juan Yagüe de Salas出具了这份文书。这也是现存唯一的一份能间接证明特鲁埃尔恋人故事真实性的书面材料,尽管之后关于公证员所述亲眼所见那份手写文档,很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质疑。总体来说,有出土的两具尸体以及公证员的文书作为佐证,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从以上两个来自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爱情故事来看,那些经典的,能够在民间千百年流传的,还是需要依托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作为基础的。民间故事并不完全等同于神话传说,它不能完全脱离实际。那些越是贴近生活、越是反映人类理想追求的故事越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梁祝流传了至少一千五百年,而特鲁埃尔恋人也有七百多年。

然而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中国和西班牙的这两个爱情故事,它们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也被人们逐渐加入了一些幻想的、超越现实的成分。作为悲剧式的爱情故事,它们竟然都会以男女主人公殉情的方式作为结局。据说祝英台在哭坟的时候,梁山伯的坟墓突然裂开,祝英台跳入墓中,所以他们能够同葬在一起,之后人们发现他们竟然双双化蝶。特鲁埃尔城的胡安在伊莎贝尔婚礼当天索吻遭拒,竟然悲愤而死,而伊莎贝尔在其葬礼上偿还她亏欠胡安的那一吻之后,也猝死在他边上。两对恋人都选择了用死亡来换取永恒的爱情。中西方不同文化中的经典爱情故事竟然都以殉情的情节作为结局(罗密欧与茱丽叶也是如此),这或许无法用现实中的逻辑加以解释,但却反映了人民大众最朴素的心愿,现实生活那种无望的爱(西班牙语:amor imposible)人们总是想着用另一种方式去实现吧。无论是中国,还是西班牙,民间故事中所反映的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是共通的。

参考文献

[1]CARUANA GÓMEZ DE BARREDA,Jaime:Los amantes de Teruel:tradición turolense con estudio y anotaciones Valencia:Ecir,1979

[2]GURADIOLA ALCOVER,Conrado:La Verdad actual sobre los Amantes de Teruel:orientación crítica de los estudios amantísticos Teruel:Instituto de Estudios Turolenses,1988

[3]TANGHERLINI,Timothy R.It happened not too far from here:a survey of legend theory and characterization Western Folklore 49,1990 http://tango.bol.ucla.edu/publications/A05.pdf

[1]芜公《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人民文学》1952年2期

[2]张恨水《关于梁祝文字的来源》《光明日报》,1952年12月17日

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 篇3

怒砸西门子冰箱，有意转行做手机，这是最近与“老罗”(罗永浩)联系最多的两个事情。其实，他原本的身份是一名英语教师，创办了自己的英语学校——“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老罗英语)。

从网络红人到创业家，罗永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奋斗式转型。这个被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标签的胖子，能否适应这个全新的角色?

明年，他40岁

如果没有独特经历和理想主义标签，这段本该淹没在商海里的创业故事，恐怕不会如此受到关注。他曾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被当作新东方最牛x和最傻x的另类教师，还曾被认为创办了一家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政治性网站。

逐渐地，他变成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许多大学生在他身上寻找精神慰藉和思想启蒙，无论是演艺界还是文化圈的社会名人都对他不吝褒奖。

2008年，36岁“高龄”，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罗永浩突然开办“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老罗英语)，以创业者身份重回教育培训行业。

罗永浩最大的困境是在摸索着运作好一家企业的同时，又要与过往理想主义的形象相匹配。当有人不断说“你不行”的时候，再强大的心脏也会产生疲劳感。他说，对于“不耍流氓能否赚到钱”的问题，自己起初并没有把握，只是单纯地相信可以。“既然我瞧不起的人都能赚到钱，为什么我不能呢?”

菜鸟创业

他想过写书当作家，有人告诉他，二十多岁干这行还行，都快30的人了，当作家会很艰难。他想想也是，中国靠写书日子过得好的人不超过20个。2008年元旦前后，和朋友商量后，他决定开一家英语培训公司，这些朋友当中，有作家兼商人冯唐。

罗永浩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找投资者要钱的人。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一直拖到5月份，冯唐告诉罗永浩，不能再拖了，再拖半年就该凉下来，他给了罗永浩一笔启动资金。罗永浩拿着冯唐给的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简称“老罗英语”。他始终没有说服任何人再给“老罗英语”投资，中途，一位在非洲做生意的发小知道他开公司，主动给了他300万。

“老罗英语”主打北美英语考试培训课程，新东方是这项业务铁板不动的老大，一开始“老罗英语”生意惨淡，总共投资600万，第一年亏损了三百多万。罗永浩想，万一赔了，自己找一个年薪百万的工作，除了生活开支，600万的债也要花10年才还清，还清时已经50岁。“一想到这些，我就眼前发黑。”

他开始经常在办公室里过夜，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好。为了鼓励学生早缴费，他推出过一项促销方案——越早交钱，收费越低。后来，

“老罗英语”又推出了适用所有课程的“一块钱计划”，前8次课只要花一块钱，如果觉得满意，再付全款继续听完剩余课程。他亲自创意广告文案和宣传画：一块钱可以买什么，一枚鸡蛋，一节电池，一个避孕套，或者到“老罗英语”听8次课。

第二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亏损100万。2010年底，罗永浩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他为这场演讲做了一个月的准备，巨大投影仪、大量PPT，还有精简的舞台设计。凭心而论，他亲自设计的广告创意足以让人眼前一亮。演讲进行到最后，罗永浩说，希望明年公司能够赚到钱，换更大一点的地方继续演讲。

“老罗语录”的传说

10月25日，罗永浩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了今年的岁末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Ⅱ”。他宣布了两条消息，一是去年北京海淀剧院演讲网络点击率超过1000万，另一条是“老罗英语”创办到第三年，终于开始盈利了。100万的数额并不大，但他兴奋和得意。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老罗语录”，罗永浩今天会是什么样子。11年前，他给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寄去一封求职信，依据新东方的招聘标准，逐个列举自己有能力胜任新东方教师的理由。在“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后面，他回复：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XX之流学校的要求。

像许多新东方老师一样，罗永浩会时不时用一些搞笑段子活跃课堂气氛，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段子总要挑战“权威”。例如，指责中医疗法缺乏药检机制，怀疑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愤怒地抨击暂住证制度，表示自己要以身试法、誓死不办。

他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人脑需要独立思考，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他形容这叫“有思想”。

罗永浩信口讲出这些段子时，并没想到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录音，他认为只是留作复习之用。其实学生将他的段子剪辑成集，传到网上，标题叫作“老罗语录”。

“老罗语录”迅速在学生圈中传播开，在追捧者限中，罗永浩的幽默、有独立思考精神、阅书无数、耿直敢言，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最高峰时接近100公斤，很多学生称他“罗胖子”。后来，他设计的广告语中有这样一句：有思想的年轻人到哪儿都不太合群，直到他们来到老罗英语培训。

成为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给罗永浩带来的不全是正面影响。外面开始流传他和新东方发生不和的传闻，还有人辱骂他的语录拙劣、哗众取宠。

对于老东家，罗永浩向来不愿过多谈论，尤其在他创办公司后。他说，在新东方待了两三年就已经很不舒服，公司的气质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没想好做什么，才又多待了两年。“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闹出了一点不愉快。”

2006年初，罗永浩向新东方递交辞呈，夏天，正式离开新东方。这是一份能够给他提供极好待遇的工作：年薪50万，工作时间除开寒暑假3个月比较忙碌，平时只要在周末上两到三节课，“极其舒服”。

罗永浩说，以自己的标准，对商业领域里的大部分人，他是瞧不起的。他认为这些人没文化，没思想，没水平，没道德，什么都没有。他感觉到再找一个自己能够认可其价值观的老板很困难：“也许人家不是成心骗我，但我会有上当的感觉。”

逝去的牛博网

黄斌是罗永浩创办牛博网时的合作伙伴，认识罗永浩前，他听过“老罗语录”，“当时觉得很有趣，就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老罗。”后来，他们经人介绍成为了朋友，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老罗穿了一件军大衣，不修边幅。

当时黄斌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罗永浩刚从新东方辞职。俩人都认为国内媒体平台存在一边倒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不知道有政府控制这回事，觉得一边倒是行业本身造成的问题。于是，两人打算合伙创办一家尽可能多元化，有多种声音，不要有异常倾向的网站。

这是罗永浩第一次创业，只是牛博网后来的命运，让很多人忽略了这段经历。同“老罗英语”一样，牛博网没有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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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投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他和黄斌。资金有限，没有请太多员工。罗永浩负责内容，黄斌负责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牛博网每个月要都亏掉几万块钱，主要花在服务器带宽上。

罗永浩说，他们当时对互联网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只要点击量有了，钱就有了。在罗永浩看来，牛博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博客服务中间商，只是借助了博客形式，比起互联网产品，更像是一个媒体。

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上线十几天，牛博网的Pv量就超过20万，艾未未、梁文道、韩寒等众多名人，相继成为牛博网作者，之前老罗语录积累下来的众多粉丝，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牛博网的受众基础。

因为没有删帖，牛博网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充当了平台角色。厦门Px事件中，一位当地的牛博网作者用手机短信发到自己的牛博网博客上，做了文字现场直播。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只有牛博网上的帖子一直没有被删。

创办两年后，牛博网被强行关闭。

对于牛博网的结局，罗永浩始终觉得自己很无辜，他说：“当时我们是要做一个综合性网站，所以没有刻意回避政治问题，并不是我热衷政治问题。在大多数网站要做自我审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做，政治内容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真的没有刻意去做。”

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罗永浩十分得意。直到今天，还有人发给他邮件讲牛博网是自己的思想启蒙网站。因为邀请作者，他结识了一大批精英圈子里的朋友，他的大部分精英圈朋友，都是通过牛博网认识的。

理想vs利润

对于罗永浩的创业能力，他的前搭档黄斌评价：“从经商角度看，老罗并不是个适合去独立经商的人，他必须要有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完整的地方，如果我给自己独立经商打80分，老罗可能只有60分。”

做公司以来，罗永浩越来越感觉到精力不够用，“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暑期班时，连续3个月，他每天睡3小时。其余时候，每天睡6小时。

以前更新微博时经常和人吵起来，做公司后，他很少有因工作外的事和人较真，但不久前，他还是发微博和西门子吵了一阵。

罗永浩说，他是个精力很充沛的人，只是管理能力差些。他正在调整，打算明年物色CEO，自己逐渐过渡到专注教学质量和战略方面。他为“老罗英语”定下的最大战略是：提供一个在教学品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些价值观影响的商业培训机构。

罗永浩对财务没有特别精细的概念，尽管是新东方一线教师，他辞职时并没有攒下多少积蓄，“大部分收入在请客吃饭、买书买碟、打出租车中不知不觉不见了”。运作“老罗英语”3年，他的收支意识依然淡薄，举办一场活动，他通常会不听财务主管的劝告，而去选择效果最好的方案，直到财务主管将成本数据摆到他面前，向他证明即使活动成功也可能亏钱时，他才会稍加控制。

罗永浩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工作狂的印象。好友刘瑜认为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做的完美主义者”。左小诅咒更加直接：“作为朋友，我更希望他在奋斗的路上身体健康，不要过于玩命。”

尽管认为罗永浩不是一个很好的独立创业者，黄斌仍然把他看成是自己众多合作者中最好的一个，“作为合作者，罗永浩是最好的一个，他在工作上的热情和敬业，曾让我强烈感觉，一个人能在一方面有所建树，一定是因为完全投入了热庸。”

27岁开始，罗永浩的事业危机感愈发强烈，身边开始有人不断提醒他，这样下去不行。他意识到，做很多事情都需要钱。逢年过节，哥哥姐姐会给父母买些礼物，而自己只能说些漂亮话，总让他不舒服。这些现实观念对他都有影响，无论是在新东方教书、做网站，还是办公司，他都不掩饰赚钱是直接动机。

创办企业后，罗永浩最讨厌别人问自己，你以前老是骂这个老板恶心那个老板耍流氓，现在自己做公司，是否理解他们。他坚持让“老罗英语”使用正版软件，给员工五险一金，不做夸大宣传等等，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不耍流氓也可以把企业做好。

办公司后，罗永浩接受采访、做演讲的频率多了起来。有人骂他虚伪，搞那么多噱头就是为了企业宣传，他很淡定：“我又没说不是。”

TIPS 1：“老罗”其人

罗永浩，人称“老罗”，教师，牛博网创始人，老罗英语创始人。高中辍学，曾经摆地摊、开羊肉串店、倒卖药材、做期货、销售电脑配件、从事文学创作。2001年至2006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任教，由于教学风格幽默诙谐并且具有高度理想主义气质的感染力，所以极受学生欢迎，并有“老罗语录”流传于网络，成为网络红人。2011年9月，罗永浩发微博称西门子冰箱出现质量问题。在双方争执未果的情况下，11月20日上午，罗永浩在西门子中国大厦总部用铁锤砸烂了三台问题冰箱。

TIPS 2：老罗语录

1、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2、大家都是出来混的，都不容易。

3、小孩子打架拼什么?轻功?内力?暗器?都不对，拼发育。

4、这道题多年来在新东方一直讲不明白，直到你们罗老师加盟了新东方。老教师都对我说：老罗，你可真牛!我赶紧说：快别这么说，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5、我觉得你是傻逼，你觉得我是傻逼，这没什么希奇，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不是傻逼，那傻逼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傻逼?

6、年轻的时候为了一个正确的目标，不要太爱惜自己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是对的，我就咬牙坚持，我不爱惜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怕什么，身体那么好，二十来岁，都有两颗滚烫的肾，是吧，随便糟蹋自己没关系!

7、有些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是躲枪子来的。如果没被干掉，就继续彪悍嚣张下去；如果被干掉了，老子就认了。你凭什么假定所有的鸟来到世间都像你一样那么怕枪子儿呢。我们不往枪子上撞，如果碰了就认了。

8、中国教育的两大悲哀：(1)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变态的中年妇女当教导主任；(2)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色迷迷的男体育老师，让男同学踢足球，自己带着一群女学生做游戏。

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 篇4

这个名叫倩倩(化名)的女孩是江苏连云港的考生。倩倩的父母今年初来到秀洲区王江泾镇一家喷织企业打工，倩倩高考结束后便来王江泾与父母同住。当记者联系上倩倩的父亲老刘时他不停地说：话讲重了，没考虑孩子的心情。老刘告诉记者，倩倩读书时成绩很好，高考前的几次模拟测试分数均名列班级前茅，他和妻子对女儿充满着希望，认为她无论如何都能考上重点大学。然而令老刘夫妇没想到的是，当高考成绩公布后，估计女儿的分数连大学本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都不一定能达到，这对他们打击很大，他们对女儿的态度也偏激起来。

6月30日中午，3人正吃午饭，倩倩提出读高复班再学习一年，争取明年考出满意的成绩。可让倩倩没料到的是，母亲以尖刻的语言责怪她：你只有这个水平，再怎么读也是浪费钱，没用。性格内向的倩倩在饭桌上虽然没说什么，可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当天下午1时许，老刘夫妇突然发现女儿不在自己的房间，在家附近也没有找到她。这时，老刘想起了妻子对倩倩说过的话。坏了，女儿不会受不了责怪而离家出走了吧？老刘赶快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找到了，你女儿在街上溜达呢！3个小时后，有熟人发现倩倩在街上徘徊，便立即通知老刘，老刘马上赶去把女儿接回了家。我问女儿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跑出去，她说我们既然觉得她考不上重点高校，不如干脆找个地方打工赚钱去。我听了很后悔。老刘的言语中充满了愧疚，万一女儿真的跑到外地去打工，不但我们整日提心吊胆，还耽误她一辈子。

倩倩离家出走的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却引人深思：如何让高考失利者安全着陆？记者了解到，有相当部分的考生和家长存在着输了高考就输了全部的错误思想，由此引发一些考生在分数公布后自暴自弃，甚至出现精神失常、制造不良事端等问题。

在考生失利时，家长千万不要在孩子的伤口上撒盐，说一些奚落、责备、丧气的话。有关人士认为，家长自己首先要从失落、烦恼中走出来，有意识地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在身边找一些失败后又经过努力最终成功的例子，或请孩子最尊重、最信服的人与孩子交流，给孩子以适量的宽容、爱护、鼓励与指导，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减轻心理压力、消除挫折感，走出心理困境。

故事：小猪的理想 篇5

有只小猪叫肥肥，它呀，肥头大耳，一身肥肉，鼻子上有好几道肉楞儿，眼睛就象俩儿肉坑儿。

这天，肥肥吃饱了，喝足了，躺在烂泥里想心事儿：“听说，人人都要有理想，我长大了干什么呢？恩，就凭我这身肉，当个运动员到不错。脖子上挂金牌，手里捧着奖杯——多神气呀！可是运动员太费劲儿了，整天跑呀，跳呀，弄得浑身是汗，我，不当运动员啦！哎？我当歌唱家！对！歌唱家不用费力气，“吱——吱——”哎呀，唱来唱去一个味儿，我，不当歌唱家了。

忽然，它看见了自己的蹄子，“嘿，我的脚张长得多美呀！干脆，我当舞蹈家吧！我要跳《小天鹅》！0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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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舞蹈家太辛苦了，整天弯腰劈叉，我，我不跳了。

我要发明一种机器，让吃的东西直接飞进我嘴里！可是科学家得看书写字，我最讨厌干这个东西！

名人追逐理想的故事 篇6

茅以升立志造桥——茅以升是我国建造桥梁的专家. 他小时候, 家住在南京. 离他家不远有条河, 叫秦淮河. 每年端午节, 秦淮河上都要举行龙船比赛. 到了这一天, 两岸人山人海. 河面上的龙船都披红挂绿, 船上岸上锣鼓喧天, 热闹的景像实在让人兴奋. 茅以升跟所有的小伙伴一样, 每年端午节还没到, 就盼望着看龙船比赛了. 可是有一年过端午节, 茅以升病倒了. 小伙伴们都去看龙船比赛,茅以升一个人躺在床上, 只盼望小伙伴早点儿回来, 把龙船比赛的情景说给他听. 小伙伴们直到傍晚才回来. 茅以升连忙坐起来, 说;“快给我讲讲, 今天的场面有多热闹 ? ”小伙伴们低着头, 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秦淮河出事了! ”“ 出了什么事? ” 茅以升吃了一惊. “ 看热闹的人太多, 把河上的那座桥压塌了, 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 ”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茅以升非常难过. 他仿佛看到许多人纷纷落水,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景像凄惨极了. 病好了, 他一个人跑到秦淮河边, 默默地看着断桥发呆. 他想; 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造桥的人, 造的大桥结结实实, 永远不会倒塌 ! 从此以后, 茅以升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平的, 拱的, 木板的, 石头的. 出门的时候, 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桥, 他都要上下打量, 仔细观察, 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桥画下来. 看书看报的时候, 遇到有关桥的资料, 他都细心收集起来. 天长日久,他积累了很多造桥的知识. 他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 经过长期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成为一个建造桥梁的专家.

关于理想的成语故事 篇7

选调生是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的毕业生。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人才政策,选调生政策在全国各地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一、当前选调生的现状调查

笔者对广西南宁市、县的二十多名选调生进行了调查访问,了解了当前选调生工作、生活、思想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选调生在下到基层后,对于自己当前在基层的工作感到困惑,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差异矛盾中。

高校毕业生参加选调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调查表明,72.73%的选调生选择这一行业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到基层锻炼并积累经验,为以后积累政治资本,更多的希望到基层锻炼去“镀镀金”;约36%的选调生认为自己选择做选调生是因为选调生是国家公务员、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是铁饭碗,特别是女选调生持这一观点的居多。还有部分是因为当前就业形式的严峻,认为找工作压力大,先到基层锻炼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在做选调生前,36.36%的人对选调生的看法是非常羡慕并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约18.18%的人认为选调生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约10%的人认为选调生受领导重视,容易升迁;另外,约36%的人对选调生并不了解。在成为选调生后,63.64%的选调生认为工作压力很大;45.45%的选调生认为自己选调到基层工作,很难升迁到城里,且认为选调生的流动性较差;36.36%的选调生认为前途空间有限,很难发展;仅有约13.64%的人认为选调生受到领导重视,有机会升迁。可见,毕业生选调前后对选调生看法的差异很大。

从工资待遇上说,在实行阳光工资以前,基层选调生的工资较低,一些乡镇选调生工资只有五六百元,一些选调生说不仅没有补助还要自己花一些钱来办公事。特别是由于各地财政情况不一样,一些地区工资也很难发下来,存在晚发、少发的现象。至2007年公务员实行阳光工资后,待遇有所提高。调查表明,约22.73%的选调生待遇在1000~1500元之间,45.45%的选调生工资在1500~2000元之间,22.73%的选调生工资超过2000元。然而,部分乡镇至今也没有实行阳光工资,一些选调生工资还处在以前的水平,有些地区尽管实行了阳光工资,但是由于当地财政问题,工资也有发5折、7折的情况。尽管实行阳光工资后,选调生的工资待遇有所提高,但是与选调生以前的期望相比,仍有约36.36%的选调生认为工资偏低,与他们所期望的不符。

对于自己当前工作的看法,36.36%的选调生认为现在所做的主要是文字工作,像打杂的,与自己以前想的很不相符;13.64%的选调生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太过于琐碎,基本没有学到东西,另外约4.55%的选调生认为现在所做的与所学专业不符,浪费了以前所学的知识;约40.91%的选调生认为在基层的选调工作,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比较实用。

当前工作中的感受,超过40%的选调生认为自己的工作得不到理解,心情不好,一方面的不理解来自单位领导同事,一方面是来自于家人。在我国,大部分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可以跳出龙门,走出农村这片土地,对于自己又选择回乡镇工作多少有些不赞同。有约18.18%的选调生认为工作压力很大,受不了。另外约36%的选调生觉得自己现在工作有干劲,心情好。

对今后选调生前途的信心,36.36%的选调生觉得前途一般,13.64%的选调生持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另认为非常有信心和觉得难说的人各有18.18%。约65%的选调生并不后悔自己选择做选调生,18.18%的选调生觉得很矛盾,说不清是否后悔,有4.55%的选调生认为后悔选择了这一职业。

二、平衡选调生理想与现实差异的策略

选调生对在基层工作的这些看法,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对基层工作的期望过高,另一方面是说明在选调生的培养过程中,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平衡选调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更好地让选调生发挥自己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改进和完善:

(一)选调生自己要有“吃苦”的心理准备

在选调前,就应该考虑到基层工作肯会碰到很多困难,例如生活条件差、信息闭塞、孤独没有朋友等。要学会在艰苦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能力,要知道在选调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组织部门关注的选调生的范围是有限的,不能抱有“等靠要”的思想。

(二)要有在基层扎根的思想

大部分选调生把基层工作作为一个“跳板”,认为到基层工作是“镀金”,都希望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升迁到市区工作。这样的思想不仅会影响选调生在基层的工作,使其在基层无法好好锻炼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而且在升迁无望的时候,易自暴自弃。

学会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到了基层走好每一步,做好每件事。如调查显示,36.36%的选调生认为自己当前的工作就是处理文字,就像打杂的一样。选调生应该把文字工作看作是对自己能力的锻炼,即便是做文字工作,也应该争取做好,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理想与现实能有机地结合。

(三)组织部门在各大高校宣讲的时候,应向选调生说明基层工作的困难和可能碰到的各种问题

明确在培养目标中,一部分选调生基层锻炼后可能升迁到城里,一部分是培养乡镇基层所需的人才。引导选调生摒弃到基层“镀金”的想法,让他们明白在基层工作中应该立足于乡镇,在乡镇发挥自己的才能。

(四)增强选调生在各部门工作的岗位轮换

调查表明,超过63%的选调生在下到基层后一直在一个部门工作,没有进行过岗位轮换。这样选调生不能熟悉各部门的工作,也很难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岗位。

在任职期间,相关部门可以定期(一年)对选调生进行考察,并对选调生的工作岗位进行轮换,及时调整他们到更有利于发挥选调生优势的岗位上工作。

(五)改善选调生在基层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新亚书院：一种关于复兴的理想 篇8

一九四九年，五十四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孤身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其昀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被归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中。终其一生，钱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却没有想到自己再也没能回到故土。（钱穆《新亚书院创办简史》，载《新亚遗铎》）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昀因被台湾国民政府聘请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晚借用华南中学在香港九龙伟晴街课室三间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就是由钱穆亲自主持的。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演讲时慷慨激昂的无锡口音，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唐端正《亚洲文商学院的回忆》，载《新亚校刊》创刊号）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但多从难民营而来的学生们“皆不能缴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钱穆《我和新亚书院》，载《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亲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直至在创校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埗桂林街的两层楼房为校舍，才得以由夜校变为日校，并改校名为“新亚书院”。

纵然条件稍有改善，根据新亚书院第一批三位毕业生之一的余英时忆述，新亚书院仍远谈不上“大学”的规模。不到两百平方米的桂林街简陋校舍，竟被隔成学生宿舍、办公室、四间课室，以及供校长钱穆、新教务长唐君毅、总务长张丕介三家人居住的单间，更无可能备有图书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载《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学校早期并无严格的系科，数十名学生只能被笼统归为文史、哲教及经济三系，依次由钱、唐、张三位先生主持。到缴付房租和水电费时，往往还需要钱穆以私蓄垫支，甚至要拿张丕介妻子的首饰去典当。（张丕介《新亚书院诞生之前后》，载《新亚教育》）

新亚早年的教师中不乏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左舜生、教育学家吴俊升、国学家罗香林与饶宗颐、经济学家杨汝梅、书法家曾克端等。向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时，钱穆在申请表格的“教师待遇”一栏中写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教育司的职员问经费何来，钱穆回答说没有来源，只是“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而我邀请的老师，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的教授，我绝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职员又问：“万一他们知道了，来问你要钱呢？”钱穆笑着说：“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开局虽小矣，但钱穆在心中为其谋划的格局却非常大。钱穆所谓之“新亚”，不仅仅是“新的亚洲文商”，更是“新亚洲”，“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坚信“中国民族当时的处境，无论多黑暗艰苦，在不久将来必然有复兴之前途”，并希望“香港也真成为新亚洲的一重要的新邑”。（钱穆《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载《新亚遗铎》）其招生简章更是提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学究式的专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招生简章节录》，载《新亚遗铎》）

来访新亚书院的著名学人逐渐增多，但限于学校的规模和经费却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新亚书院设立了一个文化学术讲座，利用桂林街校舍四楼大教室晚间无课的时间，每周末晚上洽请各地来港知识分子做公开的学术讲演，校外来听讲者常至满座，留宿校内的学生只能挤立墙角旁听。在三四年间，讲演者有林仰山、徐、董作宾、沈燕谋、罗时宪等凡四五十人，一百五十多次讲演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宗教、艺术、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题，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二十一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在大陆时是“望重一时的学者”，像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余英时“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犹记风吹水上鳞》）但在香港这片殖民地，其影响力与号召力终有不逮。作为独立的非牟利教育机构，新亚书院在建校之初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是时香港唯一的精英学府香港大学相比，就像是隔着维多利亚港的九龙贫民区与港岛半山区那般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钱穆亲撰策励师生的新亚校歌所言，这些“手空空，无一物”的书生，为了护持、延续、发扬已经花果飘零、濒临灭亡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命脉，明知道“路遥遥，无止境”，仍然咬紧牙关办学，辛勤耕耘，百折不挠，终能克服诸般困难，让新亚书院逐渐成为一处傲然矗立的学术重镇，赢得各方的关注、尊重与支持，先后获台湾“总统府”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每年补助二万五千美元，并得亚洲协会与哈佛燕京社资助新亚研究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在九龙农圃道自建新校舍。一九五五年，港督兼香港大学校监葛量洪在香港大学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年，钱穆又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在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而非浮夸的礼服方帽，以强调他只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头衔。

但对钱穆来说，他本欲以读书为本身的责任，在香港办学多少有些阴差阳错、迫于无奈，“我不能安身国内，只身流亡到香港，这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然而也正是在这艰苦的数年间，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及《人生十论》等著作。

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余英时去探望得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发现老师孤零零一人躺在空教室地上养病。余英时心中难过，问可有事需要帮忙，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于是余英时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文集。多年以后，余英时依然难忘自己回来时的情形，“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犹记风吹水上鳞》）辗转流离、漂泊异乡的钱穆，心中该有多孤独、多疲惫，旁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了。

二

新亚书院创办之初，学生学力程度参差不齐，依余英时的说法，“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但这些学生不少都来自于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更有在学校天台露宿，或晚间卧于三、四楼之楼梯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我和新亚书院》）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叶龙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一九四九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南京找工作，却遇上政局动荡，踟蹰观望一年后，他离乡赴港就读教会学校。一九五三年入读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后再就读于新亚研究院，自此与钱穆结下师生之缘。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叶龙修读了钱穆任教的“中国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等八门课程。身为江浙人，他能完全听懂钱穆无锡音调的普通话，每堂课都会仔细抄录笔记，又因自小习毛笔字，还做过少尉书记抄录国军通讯密码，故抄写速度极快，“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

数十年来，叶龙将这一页页发黄的手抄讲稿笔记悉心保存，每每重阅细读，将其中的“讲学粹语”抽出加以整理补充，并寄给钱穆批改注释，在香港最具影响的中文财经报纸《信报》上开辟“中国经济史”专栏予以连载一年半后， 又辑录成《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一书。幸得如此，才得以填补了钱穆八十余部著述中无经济专门史系统著作之缺憾。

作为一位有着文化关怀的历史学家，钱穆在讲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春秋战国至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既以纵向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水运及漕运方面的起承转合，又横向地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此种思维，正契合了他在另一本由叶龙记录整理的演讲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总结：“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在全部文化体系中的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以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散见于浩若烟海的文史典籍中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旁征博引、见微知著与融会贯通。例如，他在讲解古代农业经济时，引用了《诗经》、《礼记》、《易经》、《管子》、《淮南子》、《左传》、《战国策》、《吴越春秋》甚至晋人束晳的《补亡诗》；在论述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时，则指出在一般人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孟子》、《周礼》、《春秋公羊传》、《汉书·食货志》之外，还应当从年代更早、与井田制时期相近的钟鼎文等史料中寻找例证；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考据、词章、义理，皆在此中。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依然从传统中苦苦寻求应对时代变迁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殖民地香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新文明的挑战。这种内心的矛盾、挣扎、困苦与彷徨，在讲稿中亦处处可见。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他感慨“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乃是不懂得将国库与王室之税收分开管理。故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不必有民主政府，早有一良好制度了”。他也宁愿相信“中国贵族较西洋的好，因为是讲人情。如中国将来有资本主义，可能亦比西洋的为好”。

不过，钱穆的“博古”并非“好古”、“嗜古”，更非无原则的“厚古薄今”、“恃古昧今”，而是由“稽古”出发而至“知时”，观其会通，用乃随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乾嘉学派钱大昕所点出的“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取失当”的“俗儒”、“迂儒”之弊陋，真正做到博古、知时、达变。讲到汉朝鬻爵制度，钱穆提出这不过类似于近代国家发行公债，“持国家公债券者，得向国家取其券价应得之本息”，民户买爵，目的在于免徭役，而朝廷卖爵，则为济国家之急，却丧失了多数徭役，“此犹如发公债必偿其息”，寥寥数语，却可令听讲者耳目一新。在论及影响中国经济上千年的两税制改革时，钱穆更是直接联系到当时的现实：“今日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或大陆的共产主义土地制度，可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已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看重的土地问题上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是非曲直的判断、分析与评价，难免受到史家所处时代之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余英时在新亚书院所作《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演讲中曾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名著为例，说明他们如何受到史家现实关怀的强烈影响，而其师钱穆也并未成为例外。

钱穆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一语，对应翻译为“让人民放任自由”、“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以及“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这优劣五级，更称之为“这番高明的经济理论见解，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说出的”。在对比汉唐两代经济政策时，钱穆又将之分别比作“不准人民太富有”但节制资本的苏俄共产主义与“不让人民太穷”又不节制资本的美国资本主义。在讨论唐代两税制时，钱穆又感叹“以付税给政府而言，大家一律平等看待……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联系到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为详细的阐述：“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钱穆对新生“主义”所抱持的这种种不理解、不认同、怀疑与顾虑，很难说与他在一九四九年那个夏天的际遇全然无关。

或许因为授课节奏把握欠当，讲稿中对唐及之前的历史论述较为详细周密，对宋元明清的中国经济情况的论述却极为粗略，草草带过，终有头重脚轻、论说未尽之憾。不过，“王羲之写字，一辈子生活无忧，才可专注精神于书法艺术，这乃靠其有良好的经济背景。但在历史上，此一时期却是一中衰期……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甚低。这种观点，其实比西洋人的看法为高。因为西洋人只看伟大的建筑艺术、伟大的雕刻艺术，却忽略了贫穷黑暗的一面，忽略了垂死挣扎的奴隶。”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此等人本关怀的闪光，“洋洒而谈的尽是政经制度，但见士人之心怀总与民生相系”，叶龙对乃师的这番点评，至为中肯。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人口已超过三百万，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大批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升学压力巨大，让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扶持或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一九五七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1951年创立）、联合书院（1956年创立）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作准备。

一九五九年秋，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八系一所、四百五十余名学生并享有盛誉的学校。同年，书院接受港英政府建议，改为香港第一所私立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并接受政府直接补助。

钱穆出于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提高书院待遇、保障经费来源、让毕业生文凭获得政府承认等方面的考虑，亲自出面一一说服那些担心加入大学后书院原有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的教员，促成了新亚书院在一九六三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不过，在钱穆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富尔顿考察新亚的讲辞中，也体现了新亚当时的这种矛盾。钱穆从香港教育界的立场出发，认为香港的确应该添设一所大学，而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香港需要的应当是一所中文大学，既可保存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可谋求中西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钱穆站在新亚书院的立场，甚至用恳切的语气说：“这一段（新亚十年）精神，我们自认为值得要请校外人士了解与同情。”（钱穆《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福尔顿博士访问本院讲词》，载《新亚遗铎》）

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的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在合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三所书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保有各自独立的校董会并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

但逐渐地，书院的文化学术理想被殖民地政府刻意扭曲和压制，在种种摩擦与角力后，新亚的精神只变成口头上的名称，其内涵几乎荡然无存。

在一切渐上轨道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在多次请辞不成后，钱穆向新亚书院请长假。一九六四年六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一职，并于一九六五年正式离开新亚，结束了在香港十六年倾注心血的办学生涯。

“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八十八岁高龄出版的厚厚一本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钱穆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短短一句淡淡带过。

究竟是什么让钱穆心灰意懒？是与殖民地行政模式和中文大学办学理念的龃龉？抑或是新亚内部人事纠纷与“新亚精神”的渐渐变质？至今未有定论，而今人已不可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钱穆放弃了可以补发的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一大笔薪水，而且并未申请在当年足以买房囤地的一次性数十万港元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不带走一分一毫。时年已过六十的他从无置产，其晚年不可谓不清苦凄凉。

在离校前最后一个毕业典礼上，钱穆弃着博士袍，只穿一身黑褂，从容寄语：“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这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转引自小思《理想的真世界—新亚教晓我的》）

一九六六年，钱穆移居台北，在张其昀任董事长的中国文化大学指导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每月薪酬仅二万新台币。

一九七○年，张丕介从中文大学退休，不久即在忧郁中病逝。

一九七三年，中文大学全面迁入新界沙田马料水现址。

一九七四年，唐君毅自中文大学退休，专任由钱穆创立、一九六三年随新亚书院一起并入的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在中文大学停止对新亚研究所的经费补助后，研究所改在台湾教育行政部门立案，自此脱离中文大学。

一九七五年，港督麦理浩以香港中文大学校监的名义，宣布任命校外人士组成“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大改制事宜。

一九七六年，港英政府通过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的“中文大学法案”，各成员书院的主要职权缩减为管理书院动产及建筑物、负责学生福利与通识教育、推展学术及文化活动等寥寥数项，大学本部转而全面掌握办学主导权。钱穆、吴俊升、唐君毅、李祖法、徐季良、沈亦珍、刘汉栋、郭正达、任国荣等九位校董联名在各报章发表辞职声明，抗议改制方案有违当初成立中文大学之原意，强调“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无法实现”。

曾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如此评说自己亲身经历的“改制风波”：“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的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张丰乾《在普林斯顿访问余英时》，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0日）那事实上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也体现了新亚血统中与生俱来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争持与纠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亚精神其实就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精神。在文化学术上，新亚精神主张以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进而有机地吸收和结合其他东西文化之长，同时矫正自己文化之短。在教育方面，主张除了学习一般的知识与技能外，还需要注重个人品格的培养，使每个学生将来都成为对社会、国家、民族真正有贡献的博雅之人。时至今日，凡此种种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新亚书院成立三十五周年那年，钱穆以年迈之躯辛苦自台北回港出席院庆。席上受邀出席四十周年院庆时，他慨然叹谓：“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 （叶龙《〈中国经济史〉序》）

钱穆一直到八十多岁时才退休，他拖着衰老的身躯上最后一堂课，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钱穆弟子孙国栋忆及：“那个已然衰弱到连走路都费劲的先生，宣布下课，在大家答礼要离开的时候，钱先生突然在讲台上大喊：‘你们是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蔡宗达《贫民区里的大师》）

我们不知道，在那一刻，他的眼光是否越过了海峡，投向那遥远的燕园里一泓他取名为“未名”的湖水，那依山傍海、天高地博，被他暗合“文化”之意，坚持取名为“中文大学”的校园，以及那处曾在贫民区里坚忍傲然地矗立的、名为“新亚”的瑰丽国学殿堂。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钱穆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一九九二年，钱穆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一九九六年，《钱穆讲中国经济史》在香港发行繁体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