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通用12篇）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1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本世纪初，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面对外强、内患的多次震撼，传统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动摇。但以梁漱溟、张君励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宣扬心本论，他们通过研究儒家、佛学中的管理观念，认为只有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真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人类生命之皈依，世界文明之趋归。新儒学派经过一代代的努力，本世纪中已发展到鼎盛，并广泛传播于港、台、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三、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2

一、选人

1. 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拔, 许多关于选人的理念和方法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招聘与录用中仍然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在知人、识人方面, 儒家主张选用君子, 因为“唯君子能好其正” (《礼记·锱衣》) 。在选人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 儒家也做出诸多论述,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 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等等。这些论述从不同方面对君子和小人进行了区分, 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选人环节的知人、识人提供了参考标准。其次, 儒家在选人时还主张“举直错诸枉”, 选用正直无私的人, 而不在乎出身、背景等外在因素, 唯贤是举。第三, 知行合一也是儒家选人时非常看重的品质, 认为“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 主张选用能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人才, 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 为企业选拔知行合一的真正人才。

2. 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重视人本主义, 但它的人本主义是主张将个人的价值放在群体中进行衡量, 强调人的社会性和集体利益, 缺乏对人个性的认同。儒家倡导的“克己复礼” (《论语·颜渊》) ,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和谐环境的构建, 但是另一方面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选人时, 如果过分追求均同性, 轻视甚至排斥富有个性的人才, 会使企业的员工构成过于闭锁, 也会使员工为追求均同性压抑甚至掩饰自己的个性, 进而使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 不利于企业创造性的发挥。在选人时, 儒家还主张推荐人才, 在古代将推荐人才的多少作为官员考核的一项标准。这种荐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短选人的周期和人才的获得, 但是不可避免的容易出现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现象, 在企业中容易形成小团体, 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获得和公平企业文化的构建。

二、用人

1. 积极影响

企业的成功是用人的成功, 企业的差距是用人的差距。关于用人, 儒家有诸多理念可供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借鉴。首先, 尚贤使能是儒家用人的一贯原则。孔子主张“举贤才”, 孟子主张“任贤使能”。只有任人唯贤, 不在乎员工的出身、背景, 才能避免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现象的出现, 形成良好的用人氛围,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在用人上, 要“赦小过”, “隐恶而扬善” (《礼记·中庸》) , 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只有原谅员工的一些小过错, 给予其“将功补过”的机会, 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最后,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也是儒家倡导的一项重要的用人原则。只有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 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对组织的向心力, 在给予员工精神激励的同时, 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进而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和良好企业文化的构建。

2. 消极影响

儒家非常重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论语·乡党》全篇记录了在不同场合, 面对不同的人所要遵循的礼节和规矩, 但是这种崇礼尚礼在运用中逐渐演变成论资排辈。不仅是在等级鲜明的官场, 就连请客吃饭的座次安排也是根据身份和资历进行划分, 这种论资排辈现象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用人时也是大行其道。在有岗位晋升甚至是学习培训机会时, 资历和身份就会成为考虑的重要甚至是必要条件。甚至在薪资和奖金、福利方面, 资历不同的人待遇也不一样, 资历老的人享有优先权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潜规则”。这种论资排辈带来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贤智者终不得越, 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 资历老的员工不思进取甚至倚老卖老, 而有能力的资历浅的员工被压抑、埋没, 以致跳槽、离职, 造成企业激励机制弱化, 进而导致人才流失, 严重影响和谐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企业的长远发展。针对这种现象, 胡锦涛也提出“要不拘一格, 广纳群贤, 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 挖掘和重视有能力的人才, 真正发挥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三、育人

1. 积极影响

子曰:“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儒家认为,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儒家的许多教育主张和方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在教育对象上, 倡导“有教无类”, 使每一个员工都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 扩大受教育的范围。在教育内容上, 主张“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 现代企业在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中既要加强专业技术的培训, 也要重视职业道德素养的教育, 为企业培育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 儒家主张“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由博返约”、“启发诱导”, 针对员工不同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内容, 让员工学习的同时对其进行启发诱导, 使其积极思考并能做到举一反三、博观约取。这些教育方式有利于激发员工挖掘自我潜能, 进行自我教育和培训, 改变现代企业人力资源“重管理轻开发”的局面, 有利于企业复合型人才的培育, 真正实现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的价值。在教育者方面, 要做到“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 , 教育者以身作则, 不断学习, 并能以耐心细致的态度去教育他人, 才能真正实现对员工言传身教, 达到良好的培训效果。最后, 儒家还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 “学如不及, 犹恐失之” (《论语·泰伯》)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只有不断的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 才能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不致于落后其他企业。

2. 消极影响

儒家重视教育, 但在教育内容方面侧重的是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的传授, 忽视逻辑理性和科学知识的传授, 认为一些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当今时代,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技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和培训中, 既要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同时不能排斥技术的培训, 在重视经验传授的同时, 也要注重培养员工的逻辑推理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员工培育成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 儒家的教育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 , 使得教育有着一定的目的和功利性。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教育和培训中, 如果带有这种功利性, 就会使得教育和培训的目的出现偏颇, 员工可能会为了争夺培训机会而恶性竞争, 影响培训的效果和企业和谐文化的建设。

四、留人

1. 积极影响

留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能不能留得住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志。儒家在留人方面主张通过各方面的执中求和, 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留住人才。首先通过鼓励员工修身养性, “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 形成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其次采用宽猛相济的管理方式, 既重视规章制度对员工的约束, 又倡导人情对人的感化, 人治和法治相结合, 形成和谐的管理氛围。在激励方面, 儒家倡导“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子张》) , 在给予员工恩惠时要先满足员工的生存需要, “既富, 乃教之也” (《说苑·建本》) , 采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形式, 满足员工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并采用“无功不赏, 无罪不罚”的正负激励相结合的形式, 形成和谐的激励氛围,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通过实现各方面的和谐, 形成留住员工的长效机制以及和谐的企业文化, 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组织的稳定。

2. 消极影响

儒家尚忠,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 上级使用下级要符合礼仪规范, 下级对待上级要忠诚, 这原本是一种和谐的上下级关系, 但是这种观念在具体的实践中有所偏离。员工为表示忠诚, 不愿意选择另谋他就, 组织为了留住员工除非员工出现较大的责任, 一般不解雇员工。这就使得员工没有解雇压力, 在工作中但求无过, 工作效率不高, 甚至“磨洋工”, 导致企业人才流动受阻, 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 为了留住人才, 儒家非常重视资历在组织中的作用, 用“年功序列制”的形式留住员工。这种形式缺乏激励性, 会助长员工对企业的依赖, 不利于员工创造性的发挥, 甚至出现论资排辈和人浮于事的现象。儒家在留人方面, 还主张“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 只让员工接受工作任务, 对于任务的目的、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等信息只有企业高层和部分员工获得。这就造成企业信息的不对称, 员工不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 也不了解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只能在上级的安排下被动的参与企业发展。

总之, 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 对我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显性和隐性的影响。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充分发挥和利用其积极影响, 规避和消除其消极影响,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进而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子林.《企业战略管理策论》[M].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8:87

[2]陈德述.《盛德大业:儒学与企业管理》[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154

[3]康沛竹.《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尊隐-龚自珍集》[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11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3

面对现代幼儿德育的缺失，我们可以从传承了2000多年的中国主流传统思想——儒家德育思想中去汲取经验与养分。孔子，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被敬称为万世师表。他的教学理念中，伦理道德教育是先于文教，被放在首要位置的。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学者为己”“知行合一”“孝悌之道”等观念值得现代幼儿德育借鉴和学习。

一、学者为己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的人“学”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的完善，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自我；而当今的人“学”是为了迎合他人，获取称赞。这句话代表了孔子“己”为先的教育理念。孔子编撰的《礼记·大学》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要先“修身、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观主张学“为己”，体现了儒家教育观对主体的重视以及在其道德教育方面关注个体道德建立的价值取向。

因此，教师与家长应该帮助孩子树立“学者为己”的思想，让孩子形成明确的主体意识，并且对自身有道德方面的要求与考量。这样，既有助于孩子自尊与健全个性的形成，在人际交往中知道如何恰当地与人相处、共情，又可以帮助孩子形成自我约束与自我反省的机制。

二、知行合一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王阳明曾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即是认知与行动的统一，认知与行动在学习的过程中是缺一不可的。要实现“知行合一”就需要对孩子从听见、看到、做过三个层次进行引导。首先，教师可以进行诵读教学、讲授教学等，这样，从“听”的角度完成了德育思想的灌输。其次，要让幼儿看到，即“榜样”教学。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或者是用影像、图片等资料进行辅助教学，让孩子们将听到的内容转化为更加直观的印象，这样就加深了孩子们对于德育观念的理解。最后，要注重孩子实践体验的深刻性，倡导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化，让孩子亲身地实践，或者模拟场景进行角色扮演，就能获得真切感知。孩子做过尝试，就能融入其中，就能够有深切的体会。由于幼儿自身的特殊性，幼儿德育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校内，家长的教育对幼儿也有重要的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将德育融入生活。这样，校内校外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为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较高的道德执行力，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打下基础。

三、孝悌之道

“礼”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以礼见仁，通过礼可见出人的性情与道德。孔子特别看重“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指的是孝敬父母，“悌”指的是兄弟之间友爱和睦相处。在孔子看来，“孝悌”是最基础也应该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只有建立了孝悌的观念，才能够学习到其他的道德观念。根据“知行合一”与“校内校外结合”的原则，在校内，教师应该给幼儿灌输“尊老爱幼”的观念。在课堂中设置特殊的情境，如让孩子在公车上扮演给行动不便的老人让座的角色，跟孩子们一起表演《孔融让梨》的故事等，这种情境教学直观、简单，使得“孝悌”这样抽象的概念转变成实际的行动，存在于孩子的生活中。在家中，家长也应该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如在餐桌上礼让老人，在家发起为长辈洗脚的活动，言传身教，营造一个和谐、和睦的家庭氛围。这样，“孝悌”观念就能够深深地扎根于孩子的心中。

现代幼儿德育集中关注的是幼儿的伦理道德教育，其中包括两个关键的部分，一是独立人格的建立，二是道德品质的培养。由于幼儿德育的实施具有连续性和复杂性，建立幼儿独立人格和培养高尚道德品质需要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同时也需要家长积极地参与到幼儿德育中。通过借鉴传统儒家德育观中“学者为己”的思想，树立起孩子的自我意识，进行良好的情感教育，帮助其建立独立人格。同时，也要坚持“知行合一”的观念，让孩子从认知上对高尚道德有深刻的体会，从行动上有相应的道德执行。儒家传统德育观对于现代幼儿德育有着深远的启示与影响，我们应该重视并进行正确的幼儿德育，使孩子终生受益。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4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5

1.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

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

[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2.家长权威的从属关系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3.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4.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6

浅析儒家思想对市场经济道德体系构建的影响与作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失去其深度和价值,而有着辉煌的发展前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可以说是从现实角度来继承、发展儒家思想的有益尝试.

作 者：李志娟  作者单位：平顶山工学院,河南,平项山,467001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2004 16(11)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儒家思想   市场经济   道德体系   影响   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篇7

1.1、“仁者如射”的道德观

孔子认为一个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将帅, 要完善自己的人格,必须具备“仁”、“智”、“勇”的道德品格。 不仅强调用“仁”、“义”去规范 “勇”,还要求 “勇”符合 “仁”的标准。 子路问他:“君子尚勇乎? ”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在当时的社会武士勇敢但往往带有野蛮性的特征。孔子给勇敢的规范加了“仁”、“义”等内容,提倡君子之勇、大义之勇。 孔子非常注重以“仁爱”来陶冶弟子们的道德情操,孔子说:“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矢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 ”说明“射技”与“礼仪”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射艺”的真诣。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和武是互不矛盾的;武是行仁的表现,仁是行武的基础。因此孔子对失去“仁德”的武勇是坚决反对的。

1.2、“文武兼备”的教育观

孔子一生最重要的职业是教育,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礼乐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的体育思想,根本的立场也就是提高素质和完善人格,基本的思路便是由人的社会个体品德出发,逐步达到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目的。

子曰:“君子不器。 ”就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仅仅具有某一方面的才艺就可以了,而应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儒家教育既着眼于培养人成为“君子”,还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还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足见他对国家和人都是提倡文武兼备的思想。 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方面, 儒家思想和现如今我国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合。

1.3、“天人合一”的养生观

部分人会认为儒家思想就是重文轻武, 儒生个个手无缚鸡之力,其实不然,儒家思想注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修养,强调“神形合一”。 孔子认为人的性格对生命活动是有影响的,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所谓“仁者寿”中的 “仁”,乃是一种以静态的方式进行个人修养,强调的是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受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这已经被当今科学界所认同。 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同生命寿限是有联系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能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符合“仁”的标准,就能够实现长寿。即使面对激烈的竞争,也要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关于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等对生命的影响,孔子是早期的发现者,他的这种养生观点在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前无古人的历史地位。

2、儒家思想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1)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也体现于中国体育文化之中。在古代宫廷和民间的体育活动,都会有一个程式或者规范来体现体育文化中的“礼”。 随着时代的变革我们将其思想精华继续发扬光大,在我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依然铭记于人们心中,1972年,周恩来总理成功的打破了中美外交关系20多年的僵局, 他巧妙地运用“乒乓外交”的方式取得了中国外交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而这次胜利正是由儒家的“仁”、“礼”思想和体育运动完美结合所取得的。

(2)中国体育精神文化中的刚毅性在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中得到了彰显。 儒家思想强调“入世”,即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就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求实创新的人生观,儒家思想精神追求的深层内涵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便使得中国体育在平和之中斗志昂扬,朝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前进。

(3)科学研究证明,情绪的稳定是增进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人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态与健康长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在人们如果通过身心的自我修养,即可以达到心境坦荡,仁者不忧的境界孔子以养心、收心、正心来追求自我身心的完善。还主张养老、尊老敬老,经过他的倡导,我国长久以来形成了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并有许多关于老年人健康养生的著作, 这深深的影响了以后老年医学、老年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

3、结论

浅议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法治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儒家思想定义：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简言之，礼治，即贵贱、长幼、尊卑各自有序，维护等级制度；德治，以道德感化人；人治，以人为本位来治理国家，即，有人治，无法治。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在西周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西周的法律思想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强调德治和礼治；而到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在隋唐时期。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隋唐后到明清时期，这是儒家化的高峰时期，儒家伦理的建立与形成对于中国宗法家族的形成和义务本位的伦理社会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儒家思想与法律的关系

儒家思想究其根本就是道德规范。从本质上来说，礼与法是相分的，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道德和法律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两者的产生和发展不一样；其次，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法律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道德则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起作用；最后，作用的范围不同。由此可见，儒家伦理法律化，改变了道德起作用的方式，夸大了道德的力量；法律道德化现象，扩大了法律的作用范围，从而缩小了法律的威力，最终使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化。

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传统立法司法的影响

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改造和发展更加适应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自西周以后，开始不断的对法律各个领域产生影响，成为立法司法中的重要因素。在立法方面，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立法目的都非常明确，在于维护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法律不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在司法反面，一方面，因为对现实的关注使司法技术发达。如在西周就形成的对故意过失的区分，疑罪从轻的原则，其后的证据搜集检验制度、法医技术等，都说明中国古代司法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对人的关注还导致司法中温情主义的出现。

四、儒家思想对当今立法司法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礼治，德治，人治。即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人治国。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可能不像封建社会时与法律结合紧密，但今日的法律里也有很多制度体现着儒家思想。

我认为儒家思想对于法律与法治的发展与制定有其众多的优点，当然也存在弊端。

1.儒家伦理的德治思想

德治思想贯穿整个儒家学说。中国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的法律一大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一种道德的弥漫。实施上就是实质正义与形势正义的不同。中国人民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规制自己时遵循合乎道德，守德大于守法。为了实现法治社会，缺少不了法律，法律的遵守，实施，完善又是法治的根本，其中“德治”的思想是一个重要因素。

2.儒家伦理的人治思想

人治和法治，就是依人治国和依法治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与当代提倡的法治在治国策略上是相悖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个是强调权大于法，一个强调法大于权。但是在法律的制定和运用方面这两者就没有如此相悖了。因为儒家思想中人治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所谓贤人政治。中国当代的立法司法中，并没有用“人治”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把这种贤人政治吸取其中精华，去其糟粕，在法律制定和运行中进行了很好的运用。

3.儒家伦理的礼治思想

礼治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宣扬"性善论"。概言之，儒家的礼治思想就是：人生来就是不平的，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得有丝毫的僭越。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徇礼守法，遵循固有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社会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五、结语

儒家思想是古代学者留给当今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人民喜欢用道德来评判事物的是与非，喜欢对于某些事情用是否合乎道理来决定。当某种伦理道德在多数人民心中达到共识，且人民自我无力规范的时候，这时这种道德理念就需要强化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法律。从而法律成为人民维护信仰的终极手段。所以，从儒家思想与法律的历史互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如何在法律层面对中国史产生影响的，亦可以看出它是如何在制度的层影响中国历史的。儒家思想的法律化，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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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新宇.中华法系法律儒家化的法理分析[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712

[3]夏静.简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702

[4]樊鸣.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704

[5]韦宇洁.亲亲相隐原则及其现代意义[J].法制与社会.200705

[6]李芬.西周法律思想和制度综述[J].南昌高专学报.200303

作者简介：

许祥鑫（1988～），男，汉族，福建南安人，工作单位南安市人民法院刑二庭，研究方向：法学基础理论。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9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篇10

关键字:儒家学说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道德教化

融合创新

春秋时代，孔子创建儒家学派，而后人不断继承、改造、发挥，丰富于儒家学说的内容，使它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达二千年之久，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儒家学说不仅有辉煌的一页，而且在当代也仍有其意义和价值，我们要用“扬弃”的立场来继承这份遗产。因为，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应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1990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的《论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一文指出：“社会现实的需要就成了衡量、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尺度。对现实社会有用处的，有益的历史文化，具有正价值和积极意义，就是精华；无用处，甚至有害的历史文化，具有负价值和消极影响，就是糟粕。”我们就吸取儒家学说的精华，去其有害的东西。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吸取如下三点：

第一，儒家的教育观，它提出的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确，为人之师，没有这样的态度，肆何尽职呢?还有强调学习态度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特别科学的东西不应有半点虚伪，应踏踏实实，不断进取。儒家求实思想永远值得学习。

第二，儒家的道德观：强调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认为“富贵不能淫”、“舍生取义”、“不义之财不可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都是对我们现实社会有用，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洪潮里，外国好的、坏的都随着流进来，为了加强自身修养，儒家的道德观还值得我们弘扬。

第三，儒家提倡“和为贵”。现在国际形势在和平中求得发展，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就不能持续发展。一个集体，为了团结，我们仍值得提倡。

但是，儒家学说也有不足、则不适应当今社会。我认为应克服如下三点：

第一，儒家思想，认为“无后为大”“千子万孙，多子多福”等观念，在当今人们脑里，都有或多或少的，重男轻女大有其人，这对我们政策的实行，是很不利的。人口多、就业难等现象会相继而出，实行计划生育是应该、必须、正确的。所以应去掉这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旧观念。

第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我们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不存在个人专断之制，这不要继承。

第三，儒家提倡“中庸之道”。而在当今社会，人们是提倡敢想、敢闯、敢干。那就不要仍把“中庸之道”来束缚自己，而应敢于打破旧的框框格格，才适应时代。总之，对儒家学说应去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成为有益于今日的借鉴。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或者可能怎么样来看待儒学？

从儒学和我们很长时间的**社会结合起来的状况看，可以说，儒学曾经相当长的时间和中国历代的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对当时的政治，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儒学，它特别重视的是道德教化。因而，对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长期的社会形态，它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起过稳定的作用。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它还是起过政治上的稳定作用的。但是，如果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了，在我们长期的社会是夸大了道德教化的作用，那么在中国就是重人制，轻法制的一个社会了。重人制，而轻法制，这样就容易使得政治道德化，而美化了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而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我想，从总体上来讲，它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空间，虽然有稳定社会的一面，但是今天来看，它在这个方面应该说问题是比较多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意识，那么，它生存发展的根就会丧失。任何一种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土壤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对于自己的文化生长的根基，不仅保护它，还要发扬它，更新它，这样才能够让这种文化时时的来发展，让它适应现代的社会要求。而且，一个对自身文化的根基保护、发扬、创新做得好的民族,它还有消化和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所以,对于儒学我们不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还要适时的创新.任何文化要在历史的长河中间不断发展的话，它必须不断的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互相交流与对话中间，才能得到发展和更新。，西方的学者罗素有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一种文化交流，每一次文化交流都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这个在我们历史上可以看得到。我们跟佛教的交流，使中国文化得到了发展。还有从上个世纪开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应对外来的文化.学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尤其在全球化的形势下面，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想我们应该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合，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化，使中国文化更具有世界的意义。

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儒家思想; 孝道思想;佛教文化;《父母恩重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36-02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宋代《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立轴，高182厘米，宽127厘米，于甘肃敦煌千佛洞出土。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画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110多人。人物形象生动，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图，共有15幅图。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榜题，说明所画内容。《报父母恩重经变》是国内现存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由敦煌《父母恩重经》经文演变而来。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父母哺乳养育之恩深重，子女仅以无怨心报之是不够的; 其二，子女报父母之恩，就是要让他们去除愚昧、悭贪，增长智慧和乐善好施的佛性，使父母得到善报和解脱; 其三，一切信众，僧徒诸子，都应奉行这种法教，造作福田。

佛教认为，父母对儿女有十大恩德，分别为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濯不尽恩、为造恶业恩、运行忆念恩和究竟怜悯恩。通过讲说父母的这些大恩大德，倡导众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恪尽孝道。内容多有佛教色彩，但却有一定的现实教化意义。

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前提。儒家经典《孝经》中有一句话：“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观念，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儒家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父子之道，天性。”而且，儒家的孝道思想，最终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不孝是绝对不能为中国统治者所容的。为了消解人们对佛教缺乏孝道的攻击，佛教僧徒便努力在佛教经典里挖掘阐述孝道的思想资源，如西晋时期的《盂兰盆经》，就极力宣扬应该全力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但是，佛教毕竟没有系统论述孝道的经典，中土僧人只好通过伪造经典来阐释孝道学说，以向世人表明佛教也重人伦、讲孝道。《父母恩重经》就是佛教自身努力调和儒、佛思想，特别是自觉与儒家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其中“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的思想，显然与儒家的孝道达到了一致。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并没有很快获得迅速传播。到了魏晋时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才真正获得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调适结果，关系到其在中国的生死存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人，对这一矛盾冲突具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开始变通，结合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自觉改造佛教学说，尽力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

佛教要真正生存并取得发展，首先要取得皇权的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刚开始对佛教的传播保持警惕态度，如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就对佛教传播的影响每每心存顾虑：“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面对如此现实的强硬政治阻力，佛教高僧总以佛法和儒学具有内在统一性来极力说服最高统治者。史载：“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 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意即如果佛教宣扬的道义和儒家思想不一致，就要焚毁佛经、取缔佛教。在这危急时刻，康僧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才去除了孙皓对佛教的顾虑，从而使佛教获得合法生存地位。

《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唐朝前期帝王对《孝经》的提倡直接关联。唐朝前期，统治者大体上执行儒、释、道三教并举，佛、道二教并行提倡的宗教政策，但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又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唐太宗对佛、道二教基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既提倡佛教，也尊崇老子和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佛教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佛教徒也通过伪造《大云经》神化武则天而受到赏识，于是，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唐玄宗时期，对儒、释、道三教都加强了提倡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对儒学和道教的偏重，对《孝经》一书的提倡，更成为唐玄宗时期文化政策方面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无我、无常，认为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为了抛掉这种痛苦，就必须放弃世俗生活，进行修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也重天命，但更多的是“敬天命而尽人事”。在道德理想方面，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这是以放弃现实生活为代价的。儒家所追求的是成为圣贤君子，而圣贤君子的道德修养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当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统治需要。《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论语》、《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父母恩重经》是对佛的信仰，是虔诚而纯洁的，它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 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众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冲虚幻的境界中，《父母恩重经》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它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总之，《父母恩重经》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和解读。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有着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沟通儒、释的佛教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它见证了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为更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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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篇12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 由孔子创立, 最初指的是司仪, 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其中核心思想便是“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所以, 仁是内在的道德意识, 而礼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 他提倡“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主张。由此可见, “仁”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我认为, 儒家思想给我国的传统海洋文化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体现在已下几点:

一、过分强调“仁义”, 忽视海洋活动的原始目的

人类最早的海洋活动, 原本就是一种自发的经济活动。杨群教授的研究证实:距今6700至6000年, 太湖地区母系氏族繁荣鼎盛的马家浜文化, 是以水田稻农作业为主兼有饲养、狩猎、渔业和采集的综合经济;而到了夏商时代, 人们已经对近海的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特有的海产品以进贡的方式向中原输送。《尚书·禹贡》记载:冀州有“鸟夷皮服”, 曾运乾曰:“蔡沈云:海岛之夷以皮服来贡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对海洋资源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开发。“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 少五谷而人民寡, 乃通鱼盐之利。管子对桓公曰:‘齐有渠展之盐, 请君伐范薪煮沸水为盐, 征而积之。’于是自十月至于正月, 成盐三万六千钟, 果之得金万壹千余解, 山海之利, 甲于诸国。”当时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齐国在山东沿海“通鱼盐之利”, 其海滨地区“海物惟错”种种的自发的海洋经济行为说明, 人类之所以走向海洋, 其目的是为了开发利用海洋, 改造自然而造福于人。从这点原本的初衷来讲, 于道义之“仁”并无关系。然而, 在传统海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利益的获得越来越多的被“仁义”所限制, 体现出一种以“仁义”为先的文化倾向。儒家思想认为义高于利。所谓“君子谋道, 不谋食。”“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由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和自然条件要好于周边国家和地区,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习惯性的把中原作为是世界的中心。《国语》《禹贡》把世界划分为五服。《周礼》则为九服。皇帝为天子, 天子君临天下。这样的高姿态生动的体现在了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中。如世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伟业。郑和七下西洋带回了不少他国的物产, 但是总体来讲, 交换给别国的礼物则更多。政治上的道义代替了经济上利益。故这样大规模的远洋航行, 并非商业目的航行, 而是官方的出使, 其更大的意义是在于体现我泱泱大国, 仁义天下。《明太祖实录》23卷:“外夷向幕中国, 来修朝贡, 危踏海波, 跋涉万里, 道路既远, 赀费亦多, 其各有赍, 以助路费亦人情也, 岂当一切拘之禁命”, 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明成祖“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基本国策与方针。统治阶级缺乏对海洋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充分认识, 自认为乃天朝大国, 无需向蛮夷之邦学习什么, 我们的东西也比外国人的好。从一个层面上使中国失去了成为世界海洋大国的机会,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 明朝颁布了海禁令, 从此中国的海洋文化一蹶不振, 走向了衰败。

二、主张“仁爱”, 缺乏海权意识

相较于西方人, 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明显滞后, 随之而来的恶果集中体现在清末鸦片战争后,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 海洋文化的落后是导致近代我国有海无防的根本原因, 而深究内因, 就是我国落后的海权意识。郑和下西洋的伟业被世人所津津乐道, 也是我国海洋事业的顶峰, 他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行都要早了大约一世纪。可为什么从那时起中国的海上力量不仅没有增强, 反而逐渐落后了呢?这当然与我国国情与地理环境有关系, 但更重要的, 是道德理念上的区别。明成祖在郑和下西洋期间, 对国家关系的原则是:宣诏颁赏, 增进友谊;调解纠纷, 达到和平相处;树碑布施, 联络宗教感情;克制忍让, 化干戈为玉帛。这充分体现了天子的仁爱之心。而同时, 西方人又是怎样的呢?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 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开创了在新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纪元。当时欧洲人口正在膨胀, 有了这一发现, 欧洲人就有了可以定居的两个新大陆, 就有了能使欧洲经济发生改观的矿藏资源和原材料, 也导致了美国印地安人文明的毁灭;而麦哲伦之死更是让我们惊讶。1521年4月, 在麦哲伦航行来到菲律宾马克坦时, 为了推行殖民主义的统治, 他插手附近小岛首领之间的内讧。他带领60多人乘三只小船前往小岛, 并下令烧毁这个村庄, 以扰乱人心。当地村民在反击时, 得知麦哲伦是船队司令, 纷纷向他投来了标枪, 或用大斧砍来, 麦哲伦就在这场战斗中被砍死。按照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理解, 无论是哥伦布还是麦哲伦, 他们的首要目的都是自己私利, 他们以暴力的行为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痛苦, 毫无仁义风范可言, 应当是死后为世人所唾弃的。讽刺的是, 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成为了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可见, 西方人的理念是力量崇拜, 弱肉强食, 这和儒家思想的强烈反差导致了西方国家加紧建设自己的海上力量, 而中国则逐渐放弃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及相关著作发表的近百年来, 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 西方国家对海上力量的发展也有了系统的理论支撑, 这导致中西之间的差距更明显的拉开了。这种差距不再是武器装备的差距, 更多的是对海洋国家间的竞争认识上的差距, 是一种海洋文化发展的差距。此时中国人仍然抱着“仁爱”天下那一套, 殊不知世界已经硝烟弥漫, 危机四伏。这其中, 北洋水师是个可笑可悲的例子。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 威震东瀛;3年后却被日本人打的全军覆没。殊不知如若当初用我们的大炮轰开日本的国门, 当今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清政府在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时候, 有没有请求日本人以“仁”之心来善待我们呢?

三、崇尚官本位, 海洋事业多为官控

孔子曰:“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主张爱人有差等, 并从亲亲做起。所以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亲亲”和“尊尊”上的。从一个角度上说, 儒家思想之所以广泛普及, 也是因为其为统治者服务的属性, 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儒家思想和“官本位”的内在联系是, 一是告诉民众要崇官、敬官和做官, “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二是强调官怎样治理社会和驯化民众, 是一种人治, 而不是法治;人治必然体现是官治, 而讲法治才能讲民主。体现了官是社会的主宰。由此, 中国古代坚持并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和官本位, 也影响到了海洋产业。如制盐, 采珠, 很早便实行官营。朝廷也不允许老百姓出海进行贸易活动。在闭关锁国后, 岸上的贸易也被极大的影响了。老百姓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而与之相反的, 西方国家历来支持国民的民间航海和民间贸易, 并且努力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海洋文化的“官本位”, 给我国海洋活动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几千年来, 中国人一直以“仁义礼智信”来约束自身, 衡量道德标准。无疑,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应当分析的继承和弘扬。但是, 这种思想道理理念, 给中国海洋文化带来的影响, 我认为却是弊大于利,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的思想在不停的进步, 同时我们海洋文化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对待我国传统海洋文化, 我们应当依然沿用取精华, 去糟粕的态度, 辩证的看待, 吸收国外海洋文化的先进之处, 从海洋文化着手, 把我国打造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海洋大国。

摘要：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 首先应对我国的海洋文化进行研究。基于此目的, 文章浅述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对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影响, 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找出其我国传统海洋文化的各种影响。

关键词：海洋文化,儒家思想,海权

参考文献

【1】.《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彭付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海洋文化的历史视角》王晓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出版社

【3】.《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大陆文化影响》宋正海张九辰《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出版社

【4】.《郑和下西洋与15世纪前后中西海洋文化价值取向比较》赵君尧《湛江海洋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