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勤政制度（精选11篇）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谈话目的
（一）按照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主动监督、关口前移的要求，从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干部出发，进一步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督；
（二）检查督促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落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从政；
（三）坚持早提醒、早防范、早查纠，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
（四）深入开展谈心活动，沟通思想，研究问题，交换意见，保证党员干部正确使用权力。
二、谈话对象
（一）机关各科室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人）；
（二）新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
（三）在廉政建设方面群众有反映的干部；
（四）其他需要进行廉政谈话的干部。
三、谈话内容
（一）对单位各科室第一责任人的谈话内容：
1、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以及委党工委工作部署的情况。2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
3、参加党工委织生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接受党内外监督的情况。
4、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
5、对开展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及其他需要交谈的问题。
6、提出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
（二）对新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的谈话内容：
1、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政策规定；
2、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履行职责、思想作风和廉洁从政等方面的要求；
3、提出自觉执行各项廉政规定，严于律已，主动接受监督，在勤政廉政方面作出表率的要求；
（三）对群众有反映的党员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转达群众反映，了解核实情况，提醒注意。针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可要求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说明，或根据需要，要求本人回复，写出书面说明材料。
（四）对有信访举报，经调查属轻微违纪、尚未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诫勉说话。严肃进行批评教育，提出整改要求，并责成本人就有关问题进行书面回复。谈话以后，还要进行跟踪督查，促其改正。
四、谈话组织
（一）廉政谈话在党工委领导下，由党工委办公室负责组织，有关部门配合。
（二）与各科室主要负责人的谈话应有计划地进行。与机关干部谈话以纪检领导为主。与新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谈话由党工委主要领导、纪检领导组织实施。
（三）对群众有反映的党员干部的谈话，由纪检领导负责，经党工委主要领导同意后再实施谈话。
（四）廉政谈话一般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也可采取集体座谈的方式进行。新担任职务干部的谈话应在其任用后一个月内完成；提醒和诫勉谈话应及时进行。谈话可定期不定期的开展。
五、谈话要求
（一）对谈话人要求
谈话人要以对组织、对同志高度负责精神和政治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以平等的方式谈话。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有关问题，通过研究讨论、意见，求得共识；对需要提醒谈话对象注意的问题，要从关心爱护干部出发，该提醒的提醒，该招呼的招呼，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涉及领导班子和谈话对象本人比较敏感的重要问题，要把握政策和原则，慎重表态；对谈话对象要求转达的意见和建议，要如实反映；对需要谈话对象落实的事项要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对反映问题反实的，一定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
（二）对谈话对象要求
一、现存的问题
(一) 廉政账户左右为难的制度尴尬
2000年以来, 全国各地纷纷设立了廉政账户, “用来收存党员干部收受的无法或不便拒绝的礼金”, 廉政账户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很多地方的新闻媒体还特意报道过廉政账户日进万金的盛况, 可近年来, 廉政账户的弊端日益被人诟病, 其合法性遭到强烈的质疑, 一些党员干部有理由不信任廉政账户, 加之该制度的先天不足, 收受财物后存入廉政账户并不能让人省心。如今, 福建、黑龙江等很多地方均已撤销廉政账户, 而改为将财物直接上缴纪检监察机关, 此方式合符规定, 但一些公职人员对上交到纪检机关还是心存顾虑的, 与秘密上交的方式相比, 行为人更愿意选择后者, 宁波市廉政账户多次收到未设立廉政账户的异地汇款即是一个明证。既然没有更好的上交处所, 一些人员就自行选择了上交的部门, 如上交给单位财务、行为协会等, 四川省乐山市原市委副书记袁俊维即将收受的20万元现金交给了县委办副主任以供用于不能报销的开支, 这种自选的方式又可能出现私设小金库、资金性质难以界定的问题。由此不难发现:有廉政账户, 效果不佳, 无廉政账户, 又可能出现上交无门、自行选择上交部门的问题, 甚至还可能导致新的违法乱纪情况的发生。
(二) 廉政账户给司法实践带来现实困惑
从存入廉政账户来看, 存款人存款时不需要落款本人真实姓名, 也无需注明财物来源, 这给日后司法机关的侦查和认定带来了困难, 也为行为人蒙混过关创造了条件。如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南昌市某局副局长王某涉嫌受贿一案, 在讯问中, 王某即声称其收受的某开发商一万元贿赂已存入廉政账户, 后又说另一笔受贿款也一同存入了廉政账户, 但交款时间却是在受贿一、两年后, 在随后的审讯中, 王某也承认交钱到廉政账户是为了“抵数”用。显然, 廉政账户的不记姓名、不问来源对存款者来说是简便和轻松的, 但从司法办案和社会正义来看, 该方式不足之处明显。
二、对问题的理性思考
廉政账户相关问题不容小视, 对现有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探索, 以求为制度完善打下理性的基础显得尤为必要。从廉政账户的现实情况来看, 当前, 必须科学改革廉政账户。廉政账户曾一度被广为推崇, 但不久后其缺陷便暴露无遗:由纪检机关规定一项行为犯罪与否及是否处罚违反了立法原则;只要事后上交款物, 就既往不咎, 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不记姓名和来源为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创造了条件;设立廉政账户的主体没有限定, 政出多门, 管理混乱, 难于认定, 等等。这些弊端不予革除, 廉政账户将难于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存续。而廉政账户撤销后, 对于一些想上交财物而又不希望他人知晓的人员来说, 确实增加了更多的考虑因素, 有的人员可能就会把款物上交到其他的去处, 如本单位、小金库等, 还有的人员如果本身就是在交与不交两者间左右摇摆, 有可能就选择了不交。有人可能会说, 作为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 向纪检组织上交所收受的财物是光明正大的事, 何须遮遮掩掩?但事实上, 人的心理是复杂的, 社会不良风气也是存在的, 行为人将财物上交到纪检机关的心理压力肯定比存入廉政账户大得多。至此, 不难发现其实廉政账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这也是一些地区撤销廉政账户又重新设立的原因。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和“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都规定了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不是违纪或受贿, 这为廉政账户提供了依据和改革的契机。摒弃廉政账户现有的弊端, 借助其合理之处, 完善廉政账户的机制, 为预防职务犯罪、帮助、挽救干部提供好的平台。
三、问题之应对
在进行现状分析、问题反思之后, 通过制度的建设、完善来避免现有的尴尬和实践操作的困境, 应对廉政账户的相关问题, 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 规范廉政账户的制度设计
“认定收受他人财物后上交有关部门这一行为没有实际困难, 不管上交给了哪一级组织, 哪一个部门, 只要归公了, 而且表明是别人所送的财物, 不属于自己所有, 即使不太妥当, 也都可以认定为上交。”[1]这是在缺乏相应规范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对于“应当上交到哪里”没有限制, 将带来认定和管理的困难, 甚至引发新的违法。因此, 应当限定上交的部门。根据目前实际情况, 对于收受财物后上交的, 应当规定行为人可将收受的财物上交到本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 也可以上交到上级纪检监察机关, 亦可上交到专门开设的廉政账户。同时, 限定有权设立廉政账户的主体应为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的纪检监察部门, 单位不得私自设立廉政账户。设立廉政账户的主体关于上交后责任追究的规定要与法律一致, 决不能不分情况一律“既往不咎”。倡导先将财物退还给请托人, 在退还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再上交廉政账户。
(二) 完善廉政账户的关键细节
可通过一些细节的改进来增强廉政账户制度的有效性, 笔者设想出这样一个做法:由廉政账户的设立主体统一印制具有统一制式的特殊信封, 信封上编有唯一的编码, 当行为人将所收受的钱款存入廉政账户时, 银行出具存款回单, 行为人将此回单放入信封, 同时行为人自行将所交款项的来源、收受时间、收受事由写明在另一张纸上 (可事先写好) 并一同放入信封, 行为人将信封开口粘合, 再由银行工作人员在信封开口粘合处签名并加盖银行印章, 之后, 信封交还给行为人保管。该做法既可实现行为人的保密愿望, 又可明确财物的来源和收受的时间, 同时交款时间与金额亦已在存款回单上印明, 如日后纪检司法机关查处到该笔款项, 行为人即可出示该信封, 双方可当面打开信封查看, 这对行为人来说可以摆脱思想负担、有效保护自身, 对纪检司法机关来说可以快捷地核实问题。这种方式对于被动受贿、积极主动上交的人员来说, 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摘要：廉政账户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但当前廉政账户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制度尴尬, 其给司法认定也带来了困惑, 应当通过规范制度设计、完善细节安排的方式加以改进, 以提高其有效性。
关键词：廉政账户,收受财物,上交,制度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央苏区；廉政制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113—02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诞生了一个新型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局部执政经历，在执政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其中，廉政建设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中央苏区成立初期，大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能坚持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但是还是存在着贪污腐化和浪费等现象，这些现象会极大地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形象。
一、建立党内监督制度
1.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监察制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五大”以前还没有专门的党内监察机构，“五大”后设立了
最早的党内专门监察机构——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以下简称《修正章程》）明确提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级省监察委员会。”[1] 《修正章程》还规定，“中央委员和省委委员不得兼任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中央和省监察委员可以参加中央和省委员会会议，但是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得中央和省委员会同意，才能生效和执行；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移交双方的联席会议解决，如不能解决时，则交省和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1]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修改的党章中对党的纪律监察工作的规定作了若干调整。该“监察委员会”为“审查委员会”。党章规定，“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级机关工作起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 [2] 党章第45条规定，“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和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反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各级党部之决议，经各级党部批准，方发生效力。” [2]
2.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监察制度的初步形成。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提示中国共产党，应尽快解决苏区党的建设问题，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苏区的领导核心和党的组织，尽最大努力去加强红军各部队的党的核心和党的领导。1933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1）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败等情况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成立之前，特设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各省县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暂行条例另行规定。（2）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另行规定。（3）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监察委员会职能在于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护无产阶级政府的铁的纪律，正确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政和决议的实行，检察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主义及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央苏区监察制度初步形成。
二、建立政府内监督制度
（一）工农监察部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工农监察部的组织条例》规定，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到区执行委员会及城市苏维埃，设工农监察部或科的组织为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受各该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指挥，同时受他上级工农检察机关的命令。
工农监察部的主要职权有：（1）监督权。监督国家企业和机关及有国家资本在内的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等，要坚决地站在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苦劳动群众的利益上，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令，要适应某阶段的革命性质，正确地执行苏维埃的各种政策。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国家政权机关同工农群众的关系。（2）建议权。有向各该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与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之权；对企业或机关的工作设施，有直接建议之权。（3）起诉。若发觉了犯罪行为，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有权报告法院，提起诉讼。
（二）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
1.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控告局是接受和处理工农劳动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检举揭发控告的专门机关。控告局设局长1人，调查员若干人。在工农居民集中的地方，需设立控告箱，以便利工农群众投递控告材料。各级工农监察部还可以指定可靠的工农分子代替控告局接受群众的控告材料。控告局只受理对苏维埃国家机关或经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控告材料，不受理私人争执的控告书。控告局收到群众的控告材料后，调查员凭控告局发给的证书，可对控告材料进行立案调查。
2.建立突击队的组织，加强平时监督。突击队是人民在工农监察部指导下，监督政权的一种方式，凡有选举权的人，都可以加入突击队。每队3人，队员不脱产，用空闲时间或休息日进行工作。突击队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公开地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经济组织的工作，揭露贪污浪费和官僚腐化现象；或以普通工农群众身份到某机关请示解决问题，查看办事人员对工农的态度和办事效率，测验机关工作现状。突击队工作只限于苏维埃机关和国家企业，并须得到工农监察部许可和指示，持有工农监察部证书。工作情况应随时报告工农监察部。
3.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形成监督网。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工作人员执行政策法令和工作作风情况，反映民意，洞察民情，省及中央直属市设巡视员5～9人，县级省属市设巡视员2～5人，经常分赴各地巡视和指导某些指定的工作。同时，在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社会团体、街道、农村中，建立不脱产通讯员，形成工农检察的通讯网，通过他们，使广大工农群众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意见，能及时上达，或通过报纸反映上来，更好发挥工作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4.设立各种专门监察委员会，组织群众法庭。工农检察机关，为了有计划地检察国家的各机关及经济事业单位，按行业划分各组织3～5人的专门检察委员会，进行专项检察。
三、统一会计制度
1932年12月，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关于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指出，“财政人民委员部自成立以来，虽然颁布了财政统一的训令，但直到现在财政还未能彻底统一”。其原因一方面是各级政府与武装部队未能了解财政统一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会计制度没有确定，国库没有建立”[2] ，同时指出了过去会计制度的五个缺点。
1.收钱机关、管钱机关、用钱机关混在一起，没有分开。每一个县区政府，收钱、管钱、用钱都是一个人，没有任何预算决算，对用钱的人没有任何约束，严重缺乏监管，任由各级政府与武装部队自收自用。
2.各项收入与经费没有分开，没有各成系统。土地税、商业税、行政费、军事费、教育费、司法费等都由省、县苏维埃政府收支，而且上月收支与下月收支没有分开，甚至连公款、私款都混在一起，整个苏维埃的账目非常混乱，会计不易整理，中央则无从确知各项收支数目，因而妨碍到整个岁入岁出的预算与决算，导致中央不能有计划地去节省不必要的开支，集中一切财力来充实战争经费。
3.各项会计科目没有确定的名称。办公费、特别费、购置费、巡视费等，各地自立科目，名称不一，甚至在同一科目之内，如办公费、特别费等，所包含的范围也各有不同，使各地会计非常紊乱，有关财务报表即使上报临时中央政府也不能一目了然，而且不能彼此相互比较，相互对证。
4．簿记单据没有统一格式。除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福建两省及瑞金直属县外，其余县份仍然多数沿用旧式簿记，有些则没有记账。对于单据、表册的填写，绝大多数没有按照中央的规定要求，有些则没有单据，只凭口说记账，甚至连中央簿记单据也主要是仿用银行样式，没有一定格式和大小。
5.财政交代没有按照一定手续，“交卸者无清单无报告，接管者也不去根究点查”[2]，交接双方没有工作衔接。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财政人民委员会对于什么叫科学的会计制度以及统一会计制度的具体工作作了详细说明：（1）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2]。要求收钱机关只准收钱，收到款后全部交管理机关，自由动用库款或埋伏短报者严办；领钱机关须按月作预算，按照系统送交本部（支配机关）批准发给支票，才得向国库领款，否则不给支票；国库收到款只准送交上级国库或照上级支票付款，无支票乱付者严办。（2）把各级收入与开支都分别划分，各成系统，这样各项收支自然有条有理，中央也便于随时掌握收支情况，并有计划地去支配整个财政。（3）确定会计科目，把各项收入及开支项目规定一定名称与一定范围，使收付款项有条有理，一目了然，而且得以彼此相较，相互对照。（4）规定预决算规则，实行预决算制度，无预决算者不给钱。“自中央至县区乡政府，必须照规定时日严格执行，使会计按月结束，中央才能随时了解整个收支状况，而使财政计划逐步做到。”[2]（5）统一簿记单据，确定记账方法，采用新式簿记，使每件账目都有凭证，每种单据账簿格式大小都能一致，这样可以防止会计上许多舞弊及错漏事件。（6）规定交代章程，以防止交卸接管中间的舞弊与损失。
以上廉政制度的建立，对于遏制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廉政制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2.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05-306.
第一条为了严格对我局领导干部的监督，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实行廉政承诺制度是局党组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关心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对领导干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措施。
第三条本制度所指廉政承诺，是指局党组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新提拔任用的干部面向本单位全体职工大会或群众代表会议年初作本廉政承诺。
第四条开展廉政承诺，必要时也可以邀请上级党组织派人指导。第五条领导干部应自学接受监督，在履行承诺过程中应虚心接受批评和建议，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第六条廉政承诺的内容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党组、同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情况。
（二）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三）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情况。
（四）严格执行党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的情况。
（五）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
（六）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情况
（七）其它按规定需要说明的情况。第七条廉政承诺的范围和对象
（一）农牧局党组书记、副书记，以及其它领导班子成员。
（二）农牧局以及农机服务中心直接管辖的正股级干部。
（三）农牧局党组新提拔任用的干部。第八条廉政承诺的程序和要求
（一）领导干部在廉政承诺时应组织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群众代表会议。
（二）应参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到齐后方可进行廉政承诺。
（三）廉政承诺对象每年年初应向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作廉政承诺一次，年终应作述职述廉报告一次。
（四）干部职工和职工代表、群众代表对领导干部履行承诺情况有权进行全程监督，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违诺情况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必要时可以向上级党组织反映。
（五）廉政承诺结束时，承办人应作好备忘性记录，整理上报有关材料。
第九条对廉政承诺对象的要求
（一）廉政承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必须紧扣主题，突出重点，具有可操作性。
（三）少谈成绩，多谈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四）不准挟嫌报复、假公济私和向干部职工提不正当要求，违者将严肃处理。
第十条本制度由农牧局纪检组负责解释。第十一条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纳雍县农牧局党组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约谈”，是指党委、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在纪检监察、审计、干部管理等日常工作中，发现部门或部门党员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苗头性问题时，为了解情况、及时提醒，对部门党政负责人或班子成员进行约见谈话。
第二条 约谈人为学院领导，约谈对象为本院全体中层领导干部。
第三条 约谈一般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对于一些部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也可以采取会议或集体谈话的方式进行。
第四条 约谈一般由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委要求和工作需要具体实施。
第五条 约谈承办部门应提前将约谈的内容、时间、地点、需要提交的材料等事项通知约谈对象。
第六条 约谈人应向约谈对象说明约谈原因及内容，认真听取约谈对象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并向约谈对象提出整改要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约谈过程中，要做好约谈记录。约谈结束时要求约谈对象签名确认。约谈的相关书面材料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保管。
第七条 约谈对象须于约谈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约谈承办部门递交情况说明或书面检查、整改措施，并在规定限期内落实整改。整改落实工作完成后，及时报送整改工作报告。
第八条 学院纪委应当对约谈对象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发现对存在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整改的进行问责，给予相应组织处理或追究相关责任。
第九条 约谈人应当遵守以下纪律要求：
（一）对约谈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得借机包庇和袒护约谈对象或者为约谈对象通风报信；
（二）遵守相关程序规定，不得利用约谈谋取个人利益或者对约谈对象打击报复；（三）约谈人与约谈对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该回避。
2、根据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进展情况，每月组织召
开一次专题研讨会，不定期召开党员、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民主生活会。
3、每月进行一次工作总结，把经验和不足详细地总结，安排好下步工作重点。
4、广泛征求职工群众建议和意见，进一步加深职工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的理解。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学习制度
1、充分利用好每周三的政治学习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活动的有关文件及指示精神。
2、做好授课人安排，做好学习笔记，记录要详细、工整，做好学懂、学透。
3、不准随意不参加学习，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有事请假、事后补课。
4、认真开好“三会”定期召开研讨会、每月一次总结会、下步工作安排会。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党员个人学习制度
1、按时参加矿、支部委员会组织的学习，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
2、每月利用班后业余时间进行二次学习。
3、做好学习笔记，写好学习心得。
4、每月向组织以书面形式汇报一次工作，做到学懂、学透。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检查制度
1、每周二检查一次各段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工作开展情况，以周二汇报的形式把一周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2、做好检查资料存档工作，及时解决和落实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各段队要把此项工作纳入重要日程，严抓不懈，杜绝形式主义。
4、要落到实处真正为企业和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分析评价制度
1、定期召开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工作分析会，征求意见，推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
2、定期召开领导小组及支部会议，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分析工作开展情况。
3、做好备案、整理、统计工作，拿出综合意见和具体措施。
4、及时把工作要点和内容传达贯彻到每名党员干部心中，认真对待他们的不同意见和建议。
1、未雨绸缪, 积极预防官吏职务犯罪。
首先, 唐朝的反腐立足于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苗头。唐代首创科举制度, 通过考试来进行选官, 从入口上对于官员选拔进行了很大的遏制, 改变了以往各级官员的机构, 避免了以往选拔官员“任人唯亲”, 减少了官员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的几率, 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吏的清廉。其次, 唐朝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 涉及唐朝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支持唐朝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朝的监察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分为御史台监察以及地方州县监察。唐朝的监察官员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官轻权重, 官轻且任官者年轻, 使得其在行使监察职权时少顾虑, 有干劲, 权重使得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敢小觑监察系统的存在。
2、严抓狠打, 严厉惩治官吏职务犯罪。
唐朝惩罚官吏的主要依据是《唐律》, 其不仅规定了惩治犯罪的主要原则, 还规定了各种性质的职务犯罪以及相应的处罚, 涉及行政、司法活动的各个方面。在《唐律》所规定的四百多个罪名中, 对官吏犯罪监督与处罚的就有近二百个, 极具代表性。其特点主要包括:首先, 限制官吏的法律特权, 特别重视对官吏贪赃枉法和违法犯罪的从严从重惩治, 官吏很多情况下不能使用议、请、减、赎和官当等各项特权。其次, 官员犯罪比庶民严重, 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员犯罪的可能性。在《唐律》的有效监督与约束下, 唐代尤其是前期确实出现了官吏清正廉洁, 腐败局面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二、我国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现状及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始终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反腐体系, 反腐也一直是党的廉政建设的中心话题。
但是, 由于我国仍处在社会转型阶段, 社会矛盾突出, 结构复杂, 腐败等一列社会问题仍在日益滋生。并且, 我国目前虽然有关于反腐的法律规范, 但反腐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善, 国家工作人员的很多职务行为需要大量的立法来进行规范, 已制定的法律依然不足以解决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 有些领域仍然是法律空白, 而有些已经制定的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再者反腐败机构独立性不强, 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 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来看, 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职务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 没有形成系统性与合力。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依然存在, 公款大吃大喝, 公务员接待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等, 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统一与具体的定性和标准, 缺乏规范性措施和程序性规定。而且即使有的法律现象出台了法律规定, 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执法过程中, 依然存在查下不查上, 惩外不惩内, 罚疏不罚亲的现象, 尤其是在基层单位, 此类现象更为严重。另外,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制考核的效果不明显, 存在很大水分。考核往往重形式, 不重实质, 表扬多, 批评少, 经常是走走过场, 弱化了公务人员对于责任的承担, 致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第二, 对于反腐的预防性不够, 且具有滞后性。往往是出了问题再解决, 导致问题层出不穷, 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打击腐败贪污并不是一日之事, 更不是靠惩治几个贪官, 办理几件大案就能解决的事。从源头来看, 当今公务员“进门”依然存在大量问题。由于公务员被很多人视为“金饭碗”, 很多人便来挤这座独木桥, 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权钱交易, “职位量身定做”, “任人唯亲”的问题依旧普遍存在。
第三, 从公务员的监督体系来看, 监督乏力, 独立性不强仍然是一大问题。下级不敢监督上级, 怕被打击报复, “穿小鞋”, 而上级不认真监督下级, 怕得罪人, 伤及情面, 监督便成了空架子。并且上级监督因为“山高皇帝远”, 很容易使监督出现断层。另外, 我国的反腐机构独立性不强, 也没有形成合力, 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包括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 三者各司其职, 没有一个统一的反腐机构, 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国家政策和法律适用的冲突境况,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机构职能的发挥。并且同级监督因受制于人或身不由己往往形同虚设, 制约了各自反腐的职能。
三、探析唐朝、反思今日我国廉政建设
以铜为镜, 可正衣冠, 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 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总结唐朝, 反思历史以及清晰我国反腐倡廉的现状, 可以明白、清楚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首先, 完善制度, 从根本上保障反腐制度建设。从唐朝的反腐来看, 唐朝从预防到惩治, 规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其完备的监察制度, 严格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反腐的滋生。反思中国, 反腐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反腐制度和体系, 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明确一些法律现象的具体措施和法律规范, 通过剖析典型案例, 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 最大程度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完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反腐败的规范;完善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中反腐败的规范性文件;完善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组织、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
其次, 端本澄源, 从源头上抑制腐败问题的滋生。唐朝首创科举选官, 避免任人唯亲, 使得统治阶级的内部力量不断更新, 最终引起士庶合流, 在源头上保证了官吏的清廉。当今中国, 由于公务员考试作为“成公”的金钥匙, “阳光化”是保障公务员廉政建设的良好途径。消除任人唯亲的局面, 保证选拔公开公平透明, 从根本上, 本质上保证党员领导干部的队伍的清廉。
再次, 消灭特权, 从本质上根除腐败的土壤。在《唐律》所规定的四百多个罪名中, 对官吏犯罪监督与处罚的就有近二百个, 规定官吏在很多情况下不能使用议、请、减、赎和官当等各项特权, 可见唐朝十分重视惩治官员的职务犯罪,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统治阶级的法律特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如果不能自律就必然腐败。腐败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来源于官员特权。我国反腐必须要坚决抵制法律特权, 决不允许任何官员凌驾与法律之上。
最后, 加强监督, 唐朝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 有层次的监察制度, 从中央到地方, 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支持唐朝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反腐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各个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 群众监督, 以及重视新闻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做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建立一套完备的责任问责体系, 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做到有问题有承担。对于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 严厉惩处, 决不姑息。
四、结语
反思古今, 唐代的法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 内容博大精深, 值得后人探索和研究, 尤其是唐代有关官吏职务犯罪的立法, 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探析我国反腐倡廉历史, 剖析我国历代廉政文化, 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 从中不难得到很多反腐的智慧。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一定能在反腐的问题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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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文化;廉政文化;有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44-02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有关廉政文化的建设，对贪污腐败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对腐败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反腐倡廉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新进展、新成果。而反腐最有效的方法在于预防腐败，预防腐败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一、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在制度文化推动廉政文化建设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
1.建设主体缺位且未形成合力。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主要有两个：个人和组织。从个人层面来看，具有公务身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1]。但是在廉政文化的建设中，大多数人认为，那是纪检监察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很少有单位领导能够对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投入精力。从组织层面来看，由于各组织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程度不同，导致其在廉政文化建设上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方案，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不统一，不能形成合力。
2.建设内容单一。廉政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个载体组成[2]。当前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比起防腐而言更加重视反腐的问题，弄错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导致其在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内容比较狭窄，也不能够解决更深層次的思想方面的问题。
3.建设途径散乱。由于我国现阶段对廉政文化建设没有形成系统的战略，导致盲目性和随意性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对于廉政文化的建设，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意见不能统一，使得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一致的意见，各做各的，建设途径散乱。
4.建设流于形式。对于廉政文化的建设，由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机会真正地了解，认为廉政文化建设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都是领导者的事情，对于廉政文化建设漠不关心，使得在现实的操作中，廉政文化建设只能是流于形式。
二、廉政文化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廉政文化建设存在各种问题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与制度有关。
1.制度意识不强，建设不完善。由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使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没有树立起制度意识，没有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的习惯，也就导致了建设主体的缺位和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力。
2.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陈旧。现阶段，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政策策略应该适应现阶段腐败的新特点，用旧的一套制度来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要求。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制度中一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完善现有的制度。
3.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对于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深入。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建设只是停留在表面，不能看到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层次内涵，没有有效的途径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导致廉政文化建设不能深入制度层面。
4.廉政文化本身不符合制度规范的要求。廉政文化建设存在许多的不足，目前廉政文化建设本身就与制度规范的要求不符，没有切实的可操作性，根本没有在现实中进行运用的条件，廉政文化的建设只能流于形式。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1.强化制度意识，重视制度建设。首先，要强化制度权威意识。“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是廉政文化能够稳定持久的关键一环[3]。如果制度缺乏权威性，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就缺乏实践性。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性，不仅制度本身要符合现实的情况，而且，还需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度和自觉遵守制度的意识。规章制度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要使制度形成一种制度文化需要建立在人们共同的理念上，要依靠广大人民共同制定、维护和执行[4]。
其次，要强化制度平等意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国家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只要违反了制度的规定都要严惩不贷。牢固树立制度平等意识，有利于廉政文化的价值观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有利于官员真正用好手中的权力，摆正自己的位置。强化制度平等的意识，既需要国家公职人员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也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努力去维护制度的公平和正义。
再次，要强化制度约权意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的治本之策。那么该如何用权力制约权力呢？一要依靠法治来制约权力，以法律的形式把权力固定下来。二要依靠分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既要相互独立，也要相互制约。三是依靠人民有权，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人民真正手里有权并且能够监督权力，才能约权。
最后，要强化制度改革意识。一成不变的社会制度是一定行不通的，社会制度需要不断改革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国的制度文化要实现创新发展，困难的是如何改变现存的旧观念。制度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必须坚持制度文化的原则，创造制度创新的条件，实现由官到仆、由主到从、由特到平、由德到法、由势到能的内容转变[5]。
一、廉政教育的对象和重点
廉政教育的对象是厅机关全体公务员和职工、各直用单位的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廉政教育的重点是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的现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调研员、助理调研员）。
二、廉政教育的内容
廉政教育要以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论述为指导．以《党章》、《廉政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和中纪委历次全会精神等为基本学习教材，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和中纪委、省纪委、厅党组的规定，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任务，坚持不懈地搞好下列教育：
1、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教育。
2、中央、省委等上级民政精神教育。
3、党性党风教育。
4．党规党法党纪教育。
5、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典型教育。
6、反腐防变的警示教育。
三、廉政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廉政教育要紧密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集中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经常性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力求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寓教于乐，注重实效。
1、及时组织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上级有关廉政建设的讲话、文件和会议精神。
2、坚持以电教化教育的形式，经常组织全厅党员和干部观看廉政教育录像。
3、坚持专题培训。每年举办一到两期有全厅党员干部参加的廉政专题教育脱产培训班。
4、厅领导授课，言传身教。每半年由一位厅党组成员给全厅党员干部上一次党风廉政教育课，并努力做到联系实际。
5、聘请省内外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或先进典型作专题报告，讲解和分析当前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传经送宝，每半年组织一次。
6、组织知识竞赛。结合实际情况，适时组织党纪、政纪条规等廉政知识书面或现场知识竞赛并对优胜者给予表彰奖励。
7、坚持自学，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四、组织领导
全厅的党风廉政教育在厅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由纪检组、监察室和机关纪委组织实施。人事教育处、机关党委、办公室等要密切配合，积极支持，共同落实好此项制度。
五、要求
1、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廉政教育工作，要把廉政教育工作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实行责任目标管理，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落实。
2、廉政教育要严格考勤，全厅组织的各类廉政学习、培训等活动，本人要亲自签到，不得托人代签，因故不能参加者，要事前向纪检组监察室请假，事后补课。
3、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督促、检查本处室（单位）所属人员积极参加廉政教育。
4、处级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情况要装人廉政档案。
一、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朋戚友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或者变相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礼金、有价证券及无偿服务；
三、不准利用自己或家庭成员的婚、丧、寿、迁、升等机会大操大办，借机受贿，或者利用他人的上述机会变相行贿；
四、不准违反国家住房政策，多购或强占住房；、五、不准利用职权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六、不准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不得贪污或者挪用公款，或公款私存；
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
深刻认知防止利益冲突的廉政智慧以驱动反腐倡廉的制度创新
●潘克森
本文在总结防止利益冲突的廉政启示和我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从建立立法体制、确保有效监督、强化教育措施、营造文化氛围和提升网络媒体监督功能等方面探索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创新。
防止利益冲突；廉政智慧；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利益冲突，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治理和防止利益冲突被公认是维护政府清廉、预防公职人员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重视防止利益冲突的理论研究，深刻认知防止利益冲突的廉政智慧以驱动反腐倡廉的制度创新，是当前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防止利益冲突的域外视角。所谓“利益冲突”，就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防止利益冲突，通俗的说法就是阻隔和预防利益冲突问题的发生。从域外的视角看，西方对利益冲突问题的认识经历了重视行政与政治之间的利益冲突、行政行为与行政责任之间的利益冲突，再到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三个阶段。而真正使用“利益冲突”这一概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美国‘水门事件’后，美国的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部门也日益关注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纷纷制定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此后，西方国家兴起了研究利益冲突等伦理问题的热潮。”[1]可以说“水门事件”是利益冲突真正成为一个廉政理论问题的标志。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利益冲突”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重要的腐败源泉，利益冲突的存在还会威胁到公众对政府官员决策客观性的信心。”[2]美国人在防治腐败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假设:“一个是人性恶，任何人无论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都会受到私人利益的诱惑，因此仅仅靠道德教育是不能防止腐败的；另一个是反腐败不仅要依靠事后惩罚，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事前阻止，即：不造成利益冲突的可能性。”[3]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许多“资格限制”、“财产申报”、“退休冷却期”、“出售财产”和“行为限制”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加拿大政府专门制定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利益冲突法》、《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加拿大公共服务的价值与伦理规范》等法律和规范，较全面地规定了公务员廉洁行政、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和要求，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措施和办法。此外，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制定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规范对公职人员进行规制，并设立专门机构受理。这些廉政举措有力推动所在国廉政建设特别是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情势。
（二）防止利益冲突的廉政启示。1.利益冲突是普遍的客观存在。只要存在公权和私权、公利和私利，总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特别当公权、公利在没有任何制衡的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就一定产生绝对的腐败。2.防止利益冲突是世界性的命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非常重视利益冲突问题，正在通过国际立法来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就明确使用“利益冲突”这个廉政用语，其中第七条第四款就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努力采用、维持和加强促进透明度和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我国已于2005年10月加入该公约，这些公约内容对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样适用。3.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内容主要有：财产申报、利益回避、礼品登记、限制兼职、限制经商、离职后从业限制、防范信息兜售等行为。而世界通用和常见利益冲突限制有：（1）回避。上自国家元首，下至一般公职人员，不管是任职还是公务活动，凡可能对公职人员或眷属带来或造成优惠的情况都应当避免，其中特别是公务员更应回避。（2）财产申报。任职之初，公职人员应向有关部门书面报告个人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股票、社会兼职等情况，廉政监管部门要对申报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如发现可能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都要依法进行处理。（3）离职限制。防范公职人员退休或辞职后到私营单位“发挥余热”，由此可能带来新的利益冲突。（4）资产处理。如果拥有的个人财产与继续所履行的公权可能发生真实或潜在的冲突，公职人员可选择卖掉资产或隐名信托出去，即由政府安排其资产委托给本人不知名的他人经营。总之，不管是从国际反腐败接轨的角度，还是从我国反腐倡廉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都应该深入研究防止利益冲突的有关内容或法律法规问题。
（一）对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的解读。2000年1月3日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4]。这是我国最早提出并使用“利益冲突”一词。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2010年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的颁布施行说明党和国家已经进一步将“利益冲突”理论在实践中具体化和规范化。《廉政准则》详细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八大方面的“禁止”，提出了52个“不准”，其中有的条款着重体现了防止利益冲突的精神。
（二）深化防止利益冲突的认知。从防止利益冲突的角度而言，容易产生腐败的不外乎有两种公权力：一种是显性腐败，一种是隐性腐败。
就显性腐败来说，一是个体的显性腐败。已由法律法规和不断出台的党纪政纪等法规性文件来规范、约束和处罚。二是部门利益的团体腐败，这似乎还是法律法规的盲点。所谓部门利益，就是政府相关部门拥有的一种偏离了公共利益的不正当的小团体利益，那些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政府部门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和公共资源，具有分割社会财富的特权和便利，一旦缺少相应的监督或者制衡，极易背离公共利益，异化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5]特别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会不知不觉地被侵蚀，公权力会异化为部门谋取私利的显性的工具，这是一种打着为“公众服务”光鲜面孔下更为普泛和隐秘的群体性“利益冲突”。如审批权、许可权、罚没权、收费权、配额分配权等直接干预经营活动和分割社会财富的权力，极易被公开演变为个人或小团体寻租的机会。
从隐性腐败来讲，一是职位权力腐败，主要发生在具有自由裁量的行政职能和职权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若没有实体性或程序性规范和公开的制度制约，那么地位越高就意味着自由拍板的裁量权就越大，由利益冲突引发的腐败概率就越高，这多半是一种隐性的个体腐败，相关的法律法规已作相应规制。二是企事业或垄断行业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掌握的职业资源和权力谋取私利，即通俗的说法是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利益冲突”现象。如医疗卫生部门的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医疗服务中的处方回扣、收取红包等利益冲突。且这些利益冲突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急切需要用切实可行的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进行规制、约束和处罚。
（一）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立法体制。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既是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利益冲突，不论是职位权力还是职业权力的利益冲突，不论是群体性还是个性化的利益冲突，当务之急，就是要参照国际上许多国家通行的有效的做法，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立法实践，尽快制定专门的“防止利益冲突”法律或法规，也就是说除在刑法、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中规定有关惩治和预防“利益冲突”的专项内容外，再制定独立的、综合性的和单行的“防止利益冲突法”，哪怕是先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条例”等法规先予试行，试行到一定的时候再上升为法律。因为只有法律法规才能从法理和实践上，保证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的公职人员，包括企事业单位所有“吃皇粮”的公职人员都能一视同仁地或透明度很高地实施“回避”、“财产申报”、“离职限制”、“限制三公消费”和“资产处理”等防止利益冲突的规定和措施，唯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往防止利益冲突的措施事实上已存在“推不动”的问题。
（二）确保利益冲突问题得到有效的监督。我国目前已形成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在这个监督体系中既有刚性监督，又有柔性监督，还有亦刚亦柔的监督。而“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体系一旦确立，就要把其清晰的、明确的和可操作性的法律精神贯彻到各个监督主体中去，使各监督主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配合，从而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整体合力，特别要指定专门监督机构确保利益冲突问题得到有效的监督和防范。比如“财产申报”是“终端治腐”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此我们就要在制度上从申报主体、申报范围、申报种类、受理机构、资料公开和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科学的界定和规制，确保它的实施能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公开和透明，使他们的非法财产没有“隐匿之处”。
（三）探索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教育制度。公权与私利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努力避免各种现实或潜在的利益冲突，防止公权私用、公权寻租和以权谋私，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清正廉洁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公平正义、不贪不沾和服务于人民既是公职人员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其必须追求的价值取向。实际上，防止利益冲突不只是形而下的诸如“禁止”或“不准”之类的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更多寄寓了一种形而上的崇高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追求，既涵盖了廉政道德、廉政理念、廉政教育、廉政文化等众多内容，又涉及到必须依靠法律法规制约、舆论监督和超前防范等领域的制度作为保障体系。腐败往往是首先从思想防线突破的，因此对公职人员防止利益冲突的教育必须从“入槛”那天甚至要从“娃娃”抓起，要为公职人员道德立法，要探索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教育制度，做到“以德育人”和“以德育官”，使公职人员深刻理解公器或公权只能公益公用，只能为民服务，绝不能私用、更不能用来谋私。特别应该借鉴美国、加拿大、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公职人员道德法》或《公务员道德法》等法律法规，在财产申报、礼品收受、职权行使、兼职、退休等涉及利益冲突等问题上，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公职人员的道德伦理提出更高要求，有效堵塞公权私用、公权寻租和以权谋私的通道，把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营造一种防止利益冲突的文化氛围。廉政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具有无声的吸引力、感召力、渗透力和心理调控功能，它能凝聚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能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平和的心态不断挖掘和筛选优秀的文化因子，再有机地吸纳和融合外来行之有效的“利益冲突”的廉政文化智慧，借助“他山之石”肯定可以“攻玉”。而要从根本上防止利益冲突不仅要教育我们的公职人员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还要不断地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都能自觉防范利益冲突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转型中尽量减少和阻隔公权借助市场寻租的情况。
（五）提升网络传媒社会管理的监督功能。人民群众始终是反腐倡廉不竭的力量源泉。当然人民群众通过传统的信访举报和新闻媒体披露来对“利益冲突”进行监督，这不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但全面提升网络传媒社会管理的监督功能更是当前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因为利益冲突既然是公权部门和公职人员最容易产生腐败的重要源头，那么公权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时，公开透明是民众得以衡量权力正当性的最重要依据，而阳光操作是公信力的最佳载体。互联网兴起和普及为人民群众监督多了一条更加快捷、更加便利和更加隐秘的通道，即便低门槛开放式的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难免有时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只要做到依法有序引导和运用得当，正确和理性地去对待和辨识网络的反腐线索，就能推动和促进公权部门和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依法阳光运作，这就发挥了现代科技全天候、不间断、无边界和实时性的监督功用，从而迫使公职人员不敢、不能和不想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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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A
1009-928X（2011）12-0027-03
作者系江西省科学院党组成员，江西省纪委驻科学院纪检组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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