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诗歌欣赏
关键词：盛世先声,初唐四杰,诗歌创作
唐代的盛世, 无疑应该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的盛唐时期。盛唐诗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风貌, 积极进取的心态, 以及渴望功业的英雄气概, 皆为盛世之声的反映。然而, 盛世之先声却是最先从初唐诗人的诗歌中呐喊出来的。
四杰王、杨、卢、骆是初唐诗人中的佼佼者, 他们的诗歌创作唱响了盛世先声。四杰都是少年才子, 卢照邻十岁便能诵记《苍》《雅》及经史;骆宾王七岁作《咏鹅》;王勃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 写出《指瑕》十卷;杨炯十二岁举神童, 授校书郎。不过天才似乎总被天妒, 四杰的人生经历了诸多挫折磨难, 王勃渡海, 堕水而卒;卢照邻因不堪忍受病痛, 自投颍水而死;骆宾王随叛军叛乱, 兵败, 不知所终;惟有杨炯算是善终, 但亦终生不得志。然而, 生活的磨难并未磨平他们身上的棱角, 反而让他们锋芒毕露。
四杰才高文华, 冠绝一时, 但他们又有着恃才傲物、浮躁浅露的性格, 这样的性格加上蒸蒸日上的国力, 催生了强烈的功名心。在四杰的一些文章中, 屡屡急切的表达自己的求名求显之意。如骆宾王所作《自叙状》本是婉转推辞李元庆的垂青提携, 他自叙“进不能谈社稷之务, 立事寰中;退不能扫丞相之门, 买名天下”, 表面上是自谦, 实际上是不屑, 他本是要“立事买名”“谈社稷之务”“扫丞相之门”的, 而区区李元庆的提携怎能屈就? (1)
强烈的功名心, 表现在文学创作上, 则是推陈出新, 显才扬名。唐太宗作《帝京篇》十首, 骆宾王亦作同名诗一篇。且骆作在结构、立意上明显模拟太宗诗, 但又在篇幅、句式等方面刻意表现出不同。太宗作《帝京篇》, 因其帝王的身份, 此作蜚声内外。骆宾王作同题歌诗, 本身就比较引人注目。而他在刻意模拟之外, 又有所区别, 似乎有相较略胜一筹的私心。事实证明, 骆宾王用《帝京篇》扬名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旧唐书》本传载:“ (骆宾王) 尝作《帝京篇》, 当时以为绝唱。” (2)
卢照邻“放旷诗酒” (3) , 骆宾王“落魄无行” (4) , 王勃、杨炯“恃才傲物”, 一个杀人犯法, 一个执法苛酷。 (5) 张扬无行的背后是他们自信、自负的个性, 这样的自信是才华横溢难以抵挡的自信, 这样的自负是志向高远肩负理想的自负, 以这样的自信自负而创作的诗歌定然具有开阔的意境, 具有大丈夫的气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把离别说得如此风轻云淡, 不是不伤感, 而是小小的离别怎能堪比心中的理想, 离别后, 放眼前路, 那是更为豪迈的事业。杨炯的《从军行》, “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不同以往的激情振奋的道路, 投笔从戎之后, 那就是轰轰烈烈的人生。这是多么高涨的热情, 多么崭新的面貌。
其时, 流行于诗坛的是宫体诗和上官体, 宫体诗和上官体的雕琢精致, 细腻典雅, 无疑熟练了诗歌的技巧, 但是, 仅仅有这样的技巧还远不能迎接一个盛世诗歌高潮的到来, 盛世之音还需要风骨和气势。四杰的诗歌粗犷豪迈, 充满了对人生和理想的自信, 极具个性色彩, 而这才是盛世诗歌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过着“承平日久”的生活, 盛唐诗人已把盛世情怀融入骨子里, 因此其诗歌自然流淌着盛唐之音。而初唐诗人在不期然间就要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 欣喜中亦有疑惧, 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冲击显得更猛烈些。
唐太宗励精图治, 施展雄才大略, 抵外患, 治国家, 当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 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 帝王贵族在生活上日益奢侈, 修池苑, 盖宫殿, 歌舞畋猎, 祭祀求仙。这种繁盛是否只是昙花一现, 怎样才能让这样的繁荣持久, 经历其中的初唐诗人们不得不去思索, 带着这种思索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表达了“盛中忧衰”的情感。“盛中忧衰”情感在初唐长篇诗歌中最为突出, 如王勃的《临高台》《采莲曲》、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从军中行路难》、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峤的《汾阴行》等。其中, 四杰创作的长篇诗歌数量是最多的。长篇诗歌多描写帝京壮丽、皇室豪奢, 多方铺叙, 尽数描摹, 清人毛先舒《诗辨坻》云:“初唐如《帝京》、《畴昔》、《长安》、《汾阴》等作, 非巨匠不办。非徒博丽, 即气概充硕, 无纪省之养者, 一鸣即走。唐人无赋, 此词可以上敌班、张。” (6) 简直把初唐长篇诗歌视作汉赋的替代品。汉武帝建立了一个政治空前统一、国力空前强盛的封建大帝国, 但在一片升平中又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这种“盛中含衰”的社会现实, 既为赋家提供了铺陈描写对象, 也触发赋家形成“既美且刺”的主题思想。初唐长篇诗歌与汉赋的相似, 表面上看来是篇幅, 实则是其背后的产生原因。
如果仅具备阔大的题材, 即使敷衍成篇, 尚难震撼人心。初唐长篇诗歌, 相应于其阔大的题材, 增加了沉重的历史感和浓重的生命意识。如卢照邻作《行路难》, 首句“君不见, 长安城北渭桥边”, 把视角投向长安城, 后继之以全诗近半篇幅铺叙长安城的繁华壮丽。而以“一朝零落无人问, 万古摧残君讵知”一句陡转直下, 用今昔对比发出“人生贵贱无终始, 倏忽须臾难久恃”的感叹。如王勃的《临高台》, 与卢作《行路难》篇幅相当, 亦以大半笔墨描绘长安城的壮丽豪奢, 以及城内享乐放荡的生活, 篇终以“君看旧日高台处, 柏梁铜雀生黄尘”收结, 似在告诫人们, 繁华终将逝去, 一切皆成沧桑, 表达了作者沉重的历史感。
与沧桑沉重的历史感相对应, 又表达了空前的生命意识。可以说, 生命意识一直贯穿于古代诗歌发展的始终, 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陆机《驾言出北阙行》:“人生何所促, 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间, 戚戚如履冰。”而对生命意识的表达在初唐长篇诗歌中格外密集, 卢照邻《行路难》中“一朝零落无人问, 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始终, 倏忽须臾难久持。”骆宾王《帝京篇》中“桂枝芳气已销亡, 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 争名争利徒尔为。”李峤《汾阴行》中“昔时青楼对歌舞, 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 富贵荣华能几时。”诗人们通过对生命、对人生的思索和领悟, 感叹生命的短暂, 功名富贵的转换。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一文评论卢照邻和骆宾王时总结道:“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 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 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仅仅篇幅大, 没有什么, 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 前人谓之‘气势’, 其实就是情感。” (7) 这里的情感, 更确切的说, 是真情, 是激情。只有势不可挡的激情才能支撑起洋洋千言的长篇钜制, 激情使得诗歌有了延展的冲力, 激情使得诗歌浑融完整。四杰的人生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 他们用激情撑起千百言篇幅诗歌。一扫宫体诗纠缠于男女之间的柔情, 把玩于女人器物的矫情, 以及上官体用精致典雅掩盖的虚情, 高歌着盛世先声, 静候着一个诗歌高潮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七, 第1995页, 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 第5006页, 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 第141页, 中华书局1979年版.
[4]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百九十上, 中华书局1975年版.
[5]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百九十上, 中华书局1975年版;《唐才子传》卷一, 中华书局1987年版.
[6]清毛先舒《诗辨坻》卷四, 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 第8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关键词:初唐四杰 家庭出身 时代特色 个性特征
前人对于初唐四杰的研究可谓是不胜枚举,但多数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阐释四杰的文学贡献,如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美]宇文所安的《初唐诗》,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等等,很少阐述他们窘迫命运的成因。笔者试从四杰的家庭出身、时代特色、性格特征三方面探究他们窘迫命运的成因。
一、家庭出身
王勃生于望族,是当时7大族11家系之一的太原王氏。其祖父王通为隋末大儒。“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为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1](P3404)其叔祖父是隋末唐初著名诗人王绩。“其父王福畤是王通次子,曾担任太常博士,雍州司空参军,六合、交趾二县令,齐州长史和泽州长史。”[2](P24)勃兄弟六人,两兄、三弟,兄勔官至泾州刺史,勮历任凤阁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吏部)侍郎。[1](P3404)其弟助、劼、劝皆具文采。
杨炯,关陇弘农杨氏,《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言其为华阴人。“《元和郡县图治》卷二、《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皆载关内道华州华阴郡,所属有华阴县。此当指郡望而言,弘农华阴氏,自汉以降为望族。据炯所作《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杨炯集》卷九)言其伯父名德裔,曾官御史大中丞,历任、曹、桓、常四州刺史;德裔之父某,曾为左卫将军,封武安公;德裔祖亦曾为常州刺史、华阴公。又据《从弟去盈墓志铭》(《杨炯集》卷九)言:去盈之父某,曾任润州句容、随州长江县令,官至登州司马;去盈祖名安,隋末为王世充部将,谋归唐,被杀;去盈曾祖名初,北周时大将军,隋时任宗正卿、常州刺史,唐时为左光禄大夫、华山郡开国公,当即前德裔之祖。”[2](P35)“杨炯另有伯祖虔威,唐高祖时官至右卫将军;虔威有子德干,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有威严,时语曰:‘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1](P3402)
卢照邻,范阳卢氏,“字昇之”[3](P4397)“幽州范阳人(今河北涿州人),出身望族,幼读诗书,尝从曹宪、王义方学《巷》《雅》及经史。”[4](P68)
骆宾王,义乌人,“其父做过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县令。”[5](P2)“骆宾王幼年在家攻读,聪慧过人,颖悟绝伦。七岁随口《咏鹅》,声名远播,誉为神通。十多岁随父母住在博昌任所。一方面接受家庭的严格教育,另一方面就学于名师之门,学业有所长进。”[6](P291)
综上分析,“四杰”除骆宾王以外,(骆宾王本人生平,《旧唐书·文艺传》、《新唐书·文艺传》所载不详)其他三人皆生于望族,家学源远流长。骆宾王虽生平不可详考,但其父做过县令,可知骆宾王也是生于书香门第。“四杰”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圣贤书所熏陶,这就为他们以后“以道自任”“体现儒学经世致用精神,又能保持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且具有道家思想所强调的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操守”[7](P208)打下了基础。
二、时代特色
王勃(650—676)、杨炯(650—6932)、卢照邻(634—686或635—689)、骆宾王(622—684),览四人生卒,骆宾王出生最早,生于高祖武德二年(622);杨炯最后卒,死于武后长寿二年(693)。王勃十六岁于高宗麟德三年(666)应制科。杨炯于高宗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五年(660)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67)补校书郎。卢照邻十三岁于高宗龙朔末(663)拜益州新都尉。骆宾王高宗朝,初为道王府,后历任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武功主簿、长安主簿、迁州御史。故四人政坛活动起于高宗止于武后,那时正是一个特殊的政变时代。
“唐太宗在巩固其王朝权利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族集团——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树立皇权的绝对地位,‘四姓’集团大都出生于中国东北部,由于他们的成员已经有好几代在朝中做高官,所以在5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以他们保持所谓的‘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他们严格遵守一切儒家礼仪细节,尤其重要的是以他们内部的婚姻关系,加强并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6世纪的半异族的西北皇族轻视为社会暴发户;且李唐王朝也划归于暴发户之列。”[8](P192)
唐太宗命大臣编《氏族志》,书成以后,当他看到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姓排在第一时,他否定了这一工作,责令重编。无论太宗怎样贬低“四姓”的政治地位,像房玄龄、魏征等贵州大臣都已和“四姓”联姻。武后采纳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建议,对修改后的《氏族志》再修改,定名《姓氏录》。“《姓氏录》中,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管以前是否是士族,都写进《姓氏录》中,而不到五品的官员,一概不写进去。这样就打击了曾经是士族的地方望姓的政治势力。[9](P29)
也就是说原先的士家大族由于李唐王朝是异族而起,汉民族的抵触情绪使他们看不起新兴统治者,认为李唐统治者是蛮荒之人,于是旧家族固守着自己的堡垒。尽管这些大家族经济地位优越,但李唐王朝为了打击他们,使他们政治地位不断下移。“唐初,山东高门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在统治者核心里,几乎没有他们的席位。后来他们凭借家学渊源,被迫参加科举考试,如赵郡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即以士无他途,才试进士。大抵自武后以降,特别是玄宗时代,不仅山东高门,包括关中旧族子弟都纷纷参加进士考试。”[10](P58—60)所以这些政治地位不断下移的家族要重振昔日的显赫就不得不参加进士科举考试,而武则天打破了唐初继续实行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其广开言路的做法给“四杰”等一批有着为家族复兴、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有为青年提供了政治舞台。
然而,“四杰”等所置身的高宗时代,表面上是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行,实际上是新旧交替力量在悄悄地斗争,“争夺的加剧,矛盾日益尖锐化,朝廷的政治统治集团的内部产生了巨大变易和分化。”[11](P95)显庆以后,经过激烈的斗争,武则天垂帘听政。她打击削弱皇戚、勋室,收买人心,大开科举之门,使得大批像“四杰”之士积极参政。然而“四杰”并非她所要的范围,因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分属沛王、太子、邓王、道王,而沛王、太子、邓王、道王都是武氏打击的范围。武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连自己的亲生子女都不留情,“四杰”又算什么呢?“四杰”处于政权交替的敏感时期,正是由于他们的锋芒毕露使得自己遭受了过早的打击,以致于沉沦下僚。
三、性格特征
“四杰” 个人的性格特征亦使得他们经世致用的抱负难以实现。“四杰”从小便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王勃生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之家,其祖父王通创立的“河汾之学”是隋末唐初北方儒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王勃思想的主要来源。杨炯陕西华阴人,排行七,出生望族,其儒家思想亦是北方儒学体系。卢照邻“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1](P4397)骆宾王“学问得于齐鲁者多”。[12](P387)所以,“四杰”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基本上属于北方儒家体系,这就培养了他们以恢复王道政治为志和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唐王朝自称是汉代名门、西北望族且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因此唐代统治者格外重视《道德经》的学习,所以文人进行科举考试或学习都会接触道家学说,“四杰”亦然。他们认为自己“乃禀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因此,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普遍对人生、前途充满了信心,表现出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7](P205)
“四杰”渴望着“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13](p68)但现实的回答是“天子何日问?公卿本不怜”。 [13] (P60)王勃在《腾王阁序》中言:“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14](P1846)他们有积极用世之心,极高的政治热情,却苦于无路。仕途之门虽已开,而现实中“四杰”命运多舛,他们的主观激情是如此之高,在现实中却掉进了深渊。于是他们喊出“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15](P615)
“四杰”将愤怒诉诸于笔,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他们认为“一切他物需遵从自我意识”[11](P40),当这种意识得不到满足,得不到认可,他们便自怨自艾。于是又喊出“天地不仁,造化无力!援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顦顇于圣明之代”[14](P1842)的悲鸣。对儒道思想的认可,使他们踌躇满志,雄眄一切的主观意识突破现实的束缚,过度地强调主观性,以为自我可以拯救天下。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吟出“时命欲何言?拊膺长叹息!”[15](P829)和“吾道之穷也,于何妨乎浩然。[13](P381)的叹惋。
“四杰”早慧,早慧难免自负,认为伟大的事业非他们难以完成。他们勇于向传统挑战,向现实宣战,如王勃九岁著《汉书指瑕》,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个人的崇高理想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青云直上九万里,无风可待独叹息。他们有着个人的崇高理想:“况乎属宇宙之明,当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视缙绅,攀北极而谒帝王,入南宫而取卿相。”[14](P1826)因为仅仅是谋取卿相,所以他们不可能将自我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中与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去了解人生与社会的真相。他们不得意,又要靠逞露才气博得在上者的赏识,以致于损害身体健康。越是才高位卑、沉沦下僚,越是希冀崭露头角、自我表现:越是急于自我展现,越是站在时代的尖口,就越是受到排挤。于是他们孤独、彷徨、绝望。发出“一朝溘卧,万事宁论。君徒见邱中之饶朽骨,岂知陌上之有游魂?假使百年兮上寿,又何足以存存?”[13](P210)“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河!”[13](P261)的慨叹。
小结
“四杰”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渴望用世,凭借着才华希望一展宏图。他们狂放不羁,以为治理国家“舍我其谁”。“四杰”早慧早达,然而却免不了生活的挤压。主观意识的狂放无涯,客观时代的政权变化,是他们窘迫命运成因的主要锁枷。“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16](p21—22)正是由于“四杰”的行为浪漫,人们才多有研究他们的诗文;也正是同情“四杰”的遭遇,笔者才探求他们窘迫命运的成因。
注释:
[1][后晋]刘眴:《旧唐书》(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周勋初:《唐诗大辞典》(修订本),江苏: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
[5]郭绍虞:《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隋唐五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6]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唐代文学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于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张恩富:《唐诗的历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1]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清]陈熙晋:《续补骆侍御传·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唐]卢照邻:《李云逸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14][清]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16]闻一多:《唐诗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 中唐中期从贞元后期至长庆年间，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高潮。与盛唐相比，中唐诗歌有所变化：其一，内容上现实主义倾向有所加强，题材有所拓宽，如揭露商贾渔利，反映南国风情，描写男女爱情，总结历史教训的题材增多。其二，形式上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倡导、参与新乐府运动。他们有一套较系统明确的理论，主张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干预现实，对杜甫的现实主义有所继承和发展。艺术方面，他们的乐府歌行，发展了杜甫的叙事技巧。特别是元白的一些乐府融入了传奇小说的手法，首尾完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风格平易纤徐。
晚唐时期诗歌特点：晚唐时社会状况急转而下，宦官专权、藩镇割剧、又爆发了最终令唐王朝轰然坍塌的黄巢大起义，面对这种情况，诗人们大都忧时嗟生、消极悲观，关注对象从社会转入自身情感，吟诵男女之情蔚成风气，艺术格调上，一方面继承中唐精工雕琢的“人工之美”诗风，另一方面也推重天真隽永、平淡的诗风。依风格可大致分为五类：以杜牧、许浑为代表的清丽感伤风格，追求语言典丽、空灵飘逸的感伤诗风；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深婉绮艳风格，李深婉蕴藉，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而温则开香艳一派；以司空图、陆龟蒙为代表的隐逸诗风；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风，贾凄清幽曲，姚平淡含蓄；以郑谷、韦庄、罗隐、杜荀鹤、皮日休等人为代表的乱世悲慨与怨刺诗风，郑谷、韦庄、皮日休乱世悲慨，罗隐、杜荀鹤怨刺讥弹
春江花月夜的思想感情：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而又以月为主体。“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生命纽带，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诗人将这些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诗人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特意隐藏在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整首诗篇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茫的月色里，吸引着读者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关雎的思想感情：
孔子在《论语．八佾》有中肯的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综观全诗充满著男子的浪漫情怀，它写思慕，写追求，写向往，深刻细微而不失理性平和，感情热烈又不陷於难以自拔的痛苦呻吟。这真是我们现代人每谈感情便置之死地，玉石俱焚的毁灭作为，要好好省思的。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水龙吟思想情感：这首词起句突兀，立意辽远。它仿佛令你拔地凌空、极目游骋。仰则天高，俯则水远。天高水远，无边无垠。在上片，辛弃疾登高望远，触景生情，情随景迁，由远及近，层层推进，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壮志难酬的苦恨委曲地抒发出来。到了下片，作者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人生信念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尽管一时不算得志，但是决不消沉退缩。这首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不仅对辛弃疾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反映，有比较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作者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使人们百读不厌。
滕王阁序表达情感：此赋描写滕王阁四周景物和宴会盛况，意境开阔，大气悠远。结尾更是抒写羁旅之情，寓怀才不遇的感恨。其文始志存高远至结尾意气消沉，可以说是王勃短短人生的实际境况，但消沉而不萎痱，至末句时虽有避世之感却又存希望，也许这就是王子安当时的真实心态吧。此是赋外之言，然读此赋不知王子安心路，当逊色多多也。在我们读此赋时惊羡王勃的文词绚丽，对仗工整，气势奔放自然时。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反映了王勃虽然怀才不遇，但是心态仍然积极向上，没有任何的消沉。
元杂剧繁荣的原因：元杂剧创作繁荣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元代城镇经济的繁荣，这是元杂剧繁荣的物质基础。宋金元时期，城市持续发展，出现了一些繁荣的大城市。为了适应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集中进行商业性演出的勾栏瓦肆，这为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文人地位的变化。元代初期，科举考试曾经长期停开，这使得很多文人沉郁下僚，其中的很多人混迹勾栏，与艺人为伍，进行杂剧的创作甚至演出。同时，元蒙入主中原之后，很多文人不屑仕于异族，于是放弃仕途，转而从事杂剧创作。这也是促进杂剧创作的重要因素。(3)戏剧艺术发展自身的延续性。元杂剧是我国各种表演艺术传奇发展的结果，而杂剧之所以在元代到达了高峰正是因为杂剧的形式已经进入成熟期。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鹊桥仙思想情感：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起句展示七夕独有的抒情氛围，“巧”与“恨”，则将七夕人间“乞巧”的主题及“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性特征点明，练达而凄美。作者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这两句既指牛郎、织女的爱情模式的特点，又表述了作者的爱情观，是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这首词因而也就具有了跨时代、跨国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
此词熔写景、抒情与议论于一炉，作者通过叙写牵牛、织女二星相爱的神话故事，赋予这对仙侣浓郁的人情味，讴歌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词中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其抒情，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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