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回忆 影评

杀人回忆 影评（精选3篇）

杀人回忆 影评 篇1

在希腊神话的“青铜时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满谎言、暴力、血腥，人们一步步走向罗网和罪孽。正义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不堪重负，她的同伴“羞耻”和“敬畏”两位女神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终于抛弃了人类，回到奥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雾愤怒地在城市上空飞行。从此，人类将自食恶果，陷入“黑铁时代”，用谎言欺骗狄刻女神的人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城市带来灾祸。时至今日，每当遇见不平，人们仍旧会想起那个主持正义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贿赂和求饶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双眼，以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饰再好的罪恶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剑，任何逍遥作恶的人或事都会成为剑下的祭品。

在西方电影中，一直遵从着“善恶终有报”（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则，不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和狡猾的手段，终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马特•达蒙扮演了初出茅庐的律师鲁迪•贝勒，他年轻气盛，正义感十足，凭着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阴谋，为一直无法索赔的受害者讨还了一份公道。在电影中，青涩且学识尚浅的鲁迪•贝勒面对制定当今法律的那些律师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诱，仍旧不敢初衷，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讨没趣。但是正义总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数人这边的，你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迹也罢，鲁迪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打赢的也只是一场官司，那些左右判决和玩弄权势的人仍旧存在且不可撼动。好在电影留给人希望：只要去争取，坚持信念，少数弱者也会赢得胜利。这种坚信隐藏再好的罪恶总会如影随形的精神，在“灵数23”（The Nember23）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把不好的回忆埋葬，沃尔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旧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债总是要偿还的。

除却这些正统沿袭以上精神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杀人回忆”就是典型一例让人陷入无底哀伤和前所未有般无助的作品。电影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骚动和**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乡下的一起连环奸杀案件。

故事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捕捉着麦尖的蚂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存活在回忆中最鲜明美好的年代。镜头眯着眼睛，画面呈现一种遥远似梦境的美感。孩子们嬉笑、跳跃的追逐着吭吱作响的拖拉机，坐在车上的朴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烦地回应着孩子们的嘲笑。在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色的虫子，感觉到有光照过来，它们就哗啦一声四散而去。朴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骂着远处吵闹的孩子。他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从此改变。

追溯到几百年前，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多数倚赖于对嫌疑犯的严刑逼供，炮烙、宫刑、刖刑、黥刑、车裂等许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应运而生，一些无辜的人轻则终身残废重则被推上了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无法再忍受这样泯灭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构想，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人性化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现代国际上的审讯中，以此避免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每次揪来嫌

疑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就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无耻的杀人罪行，并引诱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朴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自信满满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头等嫌疑人，或者说白光昊就是罪犯更准确。朴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个可怜的弱智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块被火烫伤的伤疤。人们都知道，他双手萎缩得连绑绳子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划不留一丝痕迹的杀人犯呢？可我们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这些，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边狠狠地踹着光昊还一边嘟囔着“你的脸恶心死了”。

每当雾气蒙蒙，雨天来临，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没人敢穿红色衬衣出门，空气中弥漫着阴气森森的死亡。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被惊弓之鸟的女人指为强奸犯，白白挨了朴多曼的一顿胖揍。对此，徐太允只能认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朴多曼，哪里见过像他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脑子十分灵光。他有着侦探小说中传奇警探的头脑，一切按照证据，顺藤摸瓜，从失踪人名单中就能发现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并阻止了朴多曼对两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这样的警察无懈可击地理智办案，案件的侦破仿佛指日可待。

随着雨季的来临，降雨的频繁，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嚣张残忍，一点也不将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朴多曼和徐太允因为办案理念不同，两人之间频频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让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失去耐性，变得躁狂、绝望。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每个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确，朴兴圭具有一切他们所掌握的犯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仍旧缺乏证据。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发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战栗的瞬间。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还和这个孩子谈笑风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朴兴圭，怒吼着对他拳打脚踢，逼迫对方露出真面目。就在这时，朴多曼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换来了如此的结局，他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举枪射向了朴兴圭。

朴多曼在亲眼目睹光昊因为对警察惧怕而被火车撞死的惨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辞去了警官的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为工作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过，一样金黄翻涌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未看到女尸。朴多曼摘下了眼镜，仿佛在穿越时间望向回忆的深处。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也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微风吹过麦田，这个声音一直在朴多曼的记忆中沙沙作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眼神中再次掺杂了某种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样子。

仿佛有颗石子沉重的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

了两声再次被践踏蹂躏直至无声哽咽。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哑巴或者不愿说话的人。无论是“坏小子”（BadGuy）中暗恋女大学生的哑巴，还是“空房间”中那个一语不发喜欢潜入陌生人房间的青年，抑或是“弓”（TheBow）中几乎一片空白的台词。这样的设置都让金基德的影片有种压抑中蓄势待发的无言力量，导演在平静中寻求呐喊，就像吴宇森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昼才能衬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难才能衬托美德的光辉，他们都用极致的对比手法展现更加强大的镜头语言。

“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让镜头中的每个人都变成“盲人”，让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永远看不见凶手。警官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那些见过凶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没人能告诉他们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带着永不可及的绝望哀号、哭泣。这样的感觉正贴合了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心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电影一经上映便蝉联数周票房冠军，并获得多项大奖。那时候，韩国民众还在民主制的初期挣扎，在压抑中充满绝望地反抗着，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电影中随处可见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众在军队统治压迫下的恐惧。

导演让蒙眼的正义女神变成了瞎眼的正义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镰刀下，坏人却可以逍遥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赏自己当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我只能说，正义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中好人最终取得胜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毕竟，正义女神没有火眼金睛，她只负责衡量和判决，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电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溃的举枪要射杀朴兴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观众不管朴兴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将他先杀而后快了，毕竟许久的压抑，谁都希望有个人来承担这份罪行。但是，正义女神没有让他的子弹偏差失准，每一枪都命中墙壁，也没有让飞驰的火车轧过朴兴圭的身体，他最终只是踉踉跄跄的隐入隧道的深处。

正义女神不负责追捕，只负责审判。她不能撒下天网，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嫌疑人，正义的剑该何时砍下，何时归入剑鞘。

[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二、奉俊昊的政治隐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虽然韩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多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转。例如等级分明，崇尚权威。在“不可不信缘”中，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抡起木棍毒打学弟，无论谁称呼比自己年龄大的人都要用敬语。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不光是韩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强权的依赖，也许这是人们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么，“背靠大树好乘凉”，正是应证了这一说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总希望依靠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

在故事中，警官对案件的查询仿佛总会受到来自群众的阻挠。比如，徐太允打电话询问电台点歌者的地址，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挂断了电话；朴多曼依照自己的断定，去澡堂查询男子的下体，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被破坏现场的群众打乱阵脚。警察抓罪犯是为了民众的出行安全，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个嫌疑人，都会有大批的群众在警察局门口示威游行，抗议警察铐打嫌疑人或者咒骂他们低能的抓错了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有些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有些怀疑却是毫无来由的。正是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罪犯最终逍遥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级警察徐太允的出现仿佛和当地保守落后的气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剂强心针，给警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朴多曼，分别代表着韩国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旧落后守旧的一派。他们一个相信理智断案，一个相信感觉。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两人的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朴多曼亲眼见到白光昊因为惧怕警察而惨死，开始反思自己的断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则是否正确？而徐太允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到后来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熟识的女孩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观全盘崩溃，他发现与其一步步照章办事，有理有据，不如一枪崩了那个坏蛋来得简单解恨，如果早就这么办，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就算当证据又一次告诉他，他的推测是错误的，他宁愿相信DNA的检验结果是错的，也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朴多曼两人的遭遇和感情变迁，也从某方面影射了韩国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他们都坚信自己可以让国家更加和谐繁荣，而在斗争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变得迷茫，不再坚持初衷，对现实妥协。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电影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警察乔勇谷。他擅长各种飞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当朴多曼不想问下去了，就挥一挥手示意，乔勇谷就会义无反顾地扑

上去把对方踢倒，一顿暴打。这个人物虽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追逐疑犯的时候锲而不舍，受伤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把钉子从腿上拔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赞许的军人精神，也是当时军政府统治值得称赞的一面。但是，事态的演变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锈钉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当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继续存活。这就是韩国需要废除军人统治才能继续更好发展的最终结果。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奉俊昊的电影充满隐喻]

三、祈祷还是反抗？

“杀人回忆”中那个残暴聪明的杀人犯就像一种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每个人面对他最终都会手足失措，毫无还击的余地。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窃笑。这是人们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对那种浓郁浑浊的黑暗充满恐惧。

在奈特•沙马兰导演的“天兆”（Signs）中，当麦田圈大面积的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时，人们只能瞪着眼睛，守着电视，看着外星人的飞船一片片占据了天空，尖叫着四处奔逃。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景象，人们纷纷聚集在教会、教堂、寺庙，电视上的主持人也只能祈祷“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在另一部韩国影片“奥罗拉公主”中，导演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严贞花扮演的郑顺贞看似是一名敬业努力的汽车销售员，实际上是为死去的女儿复仇的战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条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让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郑顺贞的女儿一年前被一个恋童癖男人奸杀之后，当作垃圾一样丢到了垃圾场。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男人竟然在律师的庇护下，辩解自己神经失常，逃离了法律的制裁。郑顺贞的丈夫吴警官虽然身为警察，却只能坐视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对无法挽回的事实，他选择平静祈祷，立志去做一个牧师。

郑顺贞精心策划，让每一个造成女儿悲惨下场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平日社会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郑顺贞就以复仇女神的名义将他们一个个铲平。眼见妻子豁出性命为女儿奋不顾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号，吴警官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挨了一闷棍猛醒过来，辞去了警察的工作，继续妻子未完成的复仇。

前共和党发言人纽特•格林威治在评价“星球大战”的时候，曾说过，“站在正确一方的弱者打败了站在错误一方的强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神话”，换言之就是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自己是那个击败大人物的英雄，毕竟那些都是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而诞生的英雄数量在历史中，肯定要远远少于死于邪恶魔爪下的人，更多冲锋陷阵的人都是充当了寂寂无名炮灰。所以，绝对的说，面对危机我们该祈祷还是反抗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不能说“奥罗拉公主”中郑顺贞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值得人尊敬敬畏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她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更何况她杀的一些人实际上罪不至死。我想，导演更多的还是想表现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

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观念，还是“世界大战”（Warof the Worlds）中那个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码头工人雷•费瑞尔形象。费瑞尔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但这并没有增加他责任心，他仍旧整天游手好闲，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当外星人来袭，他只得抱着女儿，领着儿子开始他们的逃亡生涯。在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争吵和信任危机，儿子离开了他去反抗外星人，他则孤注一掷的守着女儿，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费瑞尔心中对女儿的责任感被唤醒。为了女儿，他杀死了那个精神失常险些暴露他们的人；在外星人抓走女儿后，急中生智的捡起地上的手榴弹塞进外星人的内核。在外人看来，这是英雄事迹，而对他来说，他只是为了保护女儿。

战胜邪恶这个信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然理想远大但是遥不可及，但是守护家人是很多人都会去做，而且常常会因此创造奇迹。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夸耀自己的眼光犀利，能分辨出罪犯时，局长曾经问他，有一个强奸未遂的男人和受害者的哥哥都在写笔供，让他看到底哪个人是罪犯。导演并未让朴多曼作出判断，就像那个无法结案的连环杀人案件。

有些真相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人们能做的不是去追究无谓的结果。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就像“天兆”中，儿子的哮喘、女孩的洁癖还有母亲的去世都预示着未来发生的事情，很多结果不是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我们能做的，就像那个保护女儿的父亲那样尽力而为，看看生活给我们怎样的答复。

两段中国式“杀人回忆” 篇2

2003年，韩国导演奉俊昊为观众奉上了一部看着别扭，却又极度入味的犯罪电影，有谋杀、有警察、有证人、有嫌犯，唯一没有的，是真凶。这部唤作《杀人回忆》的电影取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华城的连环强奸杀人事件，电影人把所有关乎这个案子的侦讯资料都呈现在了大银幕上，最后跟你说——“很抱歉，没抓住那家伙。”

这部被诸多影迷及电影人奉为“神作”的电影，激发了很多人的灵感，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犯罪电影不必完全讲究“正义战胜邪恶”的套路，也可以是通过案件带出整个社会层面的阳面与阴面。于是乎，十三年后，中国有一男一女两位导演，亲手炮制了纯中国味儿的《杀人回忆》，浓浓时代感、重重村土味，把“杀人”这种凶险的事情变成一个大火锅盆儿，往里头放了许多的猛料，“杀人”之余，更像是要提醒人，这世上，还有比抓凶手更值得关注的事情。男导演曹保平的《追凶者也》，女导演王一淳的《黑处有什么》，两两相望，彼此映证，开启了“灰色地带”的神秘之门。

“追凶”是一种人生态度

在拍出《追凶者也》之前，曹保平有过一部《烈日灼心》，以最残酷的手法展示犯罪与赎罪的辩证关系，男主角邓超甚至为此颠覆形象，以刑警的身份去假扮一名同志，尺度大得惊人，甚至完全没有规避人性深处的黑点。也许是《烈日灼心》还玩得不够过瘾，所以在《追凶者也》里，曹保平干脆把“警察”这种严格捍卫着正义准绳的元素压缩到了最小，放大了社会底层平民们的恶与善。

《追凶者也》里三位男主角，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人”，刘烨扮演的修车师傅宋老二是恶的，他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能在儿子面前树立好父亲形象，才决定为自己洗冤，去追查真凶;在那个条件落后的小乡村里头，他的探案方式极度野蛮粗暴，都还没确认呢，就强行抢了嫌疑犯家里的一头猪，说是赔给被害人家属的。段博文扮演的小混混王友全是恶的，蹲过局子，偷过车子，把过马子，出事儿就只习惯于逃跑，直到发现自己摊上“人命”这样的大事儿，才又赶回去急着为自己申辩。张译扮演的董小凤是恶的，为了跟夜总会小姐能过上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他冒充“五星杀手”犯下凶案，还杀错了人，他下手狠、行事暴躁，最后让事态发展完全失控。

这三个“恶人”几乎承包了一部警匪片里所有的角色任务，侦探、凶嫌、真凶，一个都没有少。但观众看着来劲儿，他们操着那一口浓浓乡音，用四五不着调的方式试图挽回局面，甚至到最后极尽癫狂，这就是平民们的做事方法，不能用理性去考量他们。与昆汀的《低俗小说》里的片断式剧本结构类似，《追凶者也》玩的是“三岔口”的游戏，最后凑成一个完整的来龙去脉，应有的暴力成分与喜剧元素，也轮番登场，紧紧抓住了电影的整体品质。

毫无疑问，全片最出彩的人物便是张译诠释的杀手，小凤这个角色，几乎是被中国当下社会价值观逼成了“疯子”的全面写照。从东北老家的一个抢劫犯，不远千里跑到小县城做夜总会领班，为了跟爱人双宿双飞，不惜当杀手来赚够一套房子的首付，然而却逃不过命运的捉弄;而杀人事件的起因，则是与土地征收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村长教育宋老二讲的那样：“你不迁坟，那是挡了全村人的财路，全村都想让你死。”所谓的“民意”就这样不着痕迹地表露了它的狰狞。

当然，最有趣的部分还不是电影对那三个主角的张狂式描写，它还相当刻毒地揭示了“民众”是怎样一种奇特的生物，面对影响其物质利益的同胞，他们是怨恨的，只不过那怨恨没有被正面描述，却是通过买凶事件来剥皮;而面对像张译那样外表凶狠的“憨贼”呢？他们又是麻木的，张译当街把段博文打晕，拖上一辆摩的车，围观路人上百，无一人上前阻止或报警，摩的司机还瘫着一张脸把行凶犯送到了目的地，收了钱。全体的麻木与贪婪，与三个主角力争自保时的过激反应形成鲜明对比。

所谓的“追凶者也”，大抵追的是世态炎凉的“凶”，是操守的堕落，甚至张译死前还在唠叨他被房地产奸商坑了的事儿，人之欲念变得简单而粗暴，从而点燃了自己的悲剧之焰。你不能以单纯的“荒诞”来形容这部电影的格调，《杀人回忆》里也曾出现过一个疯子，来触动人类灵魂深处丧心病狂的那个机关，然而桥段细节上却又极度写实，不会让你有隔了一层的感觉。这亦是《追凶者也》的高明之处，更是曹保平抓住了人性微妙的“七寸”之证明。

“青春”是披着羊皮的狼

1977年出生的女导演王一淳，显然非常地怀旧，并且用了一个欺骗性质很浓的剧本，来实现她纪念青春岁月的野心，观众们很可能是被简介里那个“连续强奸杀人事件”吸引进了影院，然后看到了凶案以外的林林总总。

所有与王一淳一样出生于75后的中国女人，都会对《黑处有什么》倍感亲切，因为里头的女主角张雪干过的事儿，她们都干过。那是一个环境相对开放，制度枷锁又明显存在的时代。女初中生们的乐趣在于抄读席慕蓉的《白鸟之死》、看琼瑶小说、模仿热播剧《红楼梦》演戏、梦想成为歌星、唱小虎队和郭富城的歌、长相平庸的女生总是乐颠颠儿地给已经发育成熟的漂亮女生当陪称......

影片大量的篇幅就用在精确刻画老底子女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上头了，中国历史留下的苦难痕迹让她们觉得窒息，不能轻易地要求父母给自己买条牛仔裤，更无法触碰“早恋”的地雷，漂亮女生在老师眼里都是不可救药的;更何况张雪的父亲还是知识分子，可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只能做个不得志的警察。不得不承认，王一淳把年代感做出了深入骨髓的精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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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片中的“探案”部分，电影着墨不多，但是场场给力，少女接连死亡或者失踪，要告诉你的不是简单的“犯罪”事件，却是引发犯罪的一个环境。李安曾经在《喜宴》里客串的一个角色，大呼：“这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性压抑！”对于女主角张雪来讲，“性压抑”显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是片中的成年男子们却时刻被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道德观约束着，这就是为什么片中有偷看色情录像带的年轻人被警察抓走的情节出现。如此扭曲的性环境，强奸势必是会产生的，之所以后边还要杀人，是因为不灭口的后果，罪犯已经提前想到了——唯有死亡能让情欲之罪被遮盖起来。

作为“开后门”逃过了计划生育政策才留在了人世的初中女生张雪，她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狼群里的羔羊，但王一淳很清楚，她让片中的张雪去老人院做义工，老头儿拿出了《金瓶梅》让她读给自己听;去偷窥女厕所的小流氓被铐在派出所门口示众;在学校卖冰棍的摊贩正悄悄盯着女生短裙下露出的大腿......花季少女们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他们意淫的对象，她们在意的只有“青春无悔”这件事，要反叛、要美丽、向往丰满的胸部，这些注定会引来更多性犯罪动机的元素，放在一位少女身上，就成了讽刺却又真实的梦想。

可以相信，《黑处有什么》看到结尾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对未曾见识到凶手真面目这件事耿耿于怀，但凶手是谁已经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生活在披着羊皮的狼群里的真羊们，今后又将遭遇何种潜在的危机？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凶机四伏的青春，王一淳用了最直白的手法展示出来了，甚至摒弃掉了万众期待的商业元素，这一招“走歪路”，令所有人都跌了眼镜，也体味到了“杀人回忆”中真正杀了人的，其实正是承载了太多变迁的“岁月”这把“杀猪刀”。

《追凶者也》上映的时候，曹保平曾经非常乐观地说：“现在电影的受众群体知识层面越来越高，对影片技术和质量要求都很高。所以在《追凶者也》中，除了娱乐，也还有另外的表达。”可见，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作品中依旧是“娱乐”先行的。

但是王一淳却说：“《心迷宫》、《路边野餐》、《长江图》这些都卖得不是很好，文艺片在中国的受众还比较窄。”这就是“野生导演”与“专业导演”之间微妙的心态差异。

杀人回忆观后感剧情全分析 篇3

朴警官在游戏厅找到了光昊，他的智力有些障碍，但是有人看到在一个女孩遇害的当晚，他偷偷跟在女孩的后面。朴警官想让光昊认罪，可是光昊虽然有智力障碍，但是一直坚称自己谁都没杀。于是软硬皆施，甚至以活埋威胁他说出他杀人的实情。光昊在朴警官的刻意引导下，说出了第一个女人受害的情形。

苏警官却并不相信光昊是真凶，在深夜里还在查看之前档案。不久后，上级重新成立了调查组，新一任局长接手了这起案件，朴警官汇报了调查成果。通过对现场和几个受害人的分析，苏警官总结了几起案件的共同点：都是漂亮的单身女性，案件都发生在下雨天，三位女性都穿着红色的衣服。

于是，在一个下雨天，一位女警官穿着红色衣服试图引诱犯人上钩。可是并没有成功，几人躲进移除岗亭避雨，这时两个女学生也躲了进来。其中一个学生谈起了最近的凶杀案，说那凶手就住在他们学校的厕所里。苏警官觉得这只是学生编造的故事，并不打算理会。就在他们躲雨的时候，一位为丈夫送伞的女人遇害了。

第二天，警方发现了女人的尸体。众人还是找不到有用的线索，就在愁眉不展的时候，女警官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就在昨天夜里，一直都有人要求播放《悲伤情书》这首歌，并且在其他案件发生的时候，这首歌都有播放。苏警官认为这并不是巧合，要求播放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苏警官去往电台寻找证据，可是昨天要求点歌的明信片早已被送往垃圾站。

苏警官突然想起上次一个女孩说起的学校厕所的故事，准备去一探究竟。他找到了上次的其中一位学生，询问了厕所的事情。苏警官在学校的后山上找到了一个女人，在经过调查后，发现女人去年9月份也曾遭到过强奸，但或许是因为没看见凶手的脸得以幸免。女人提供了一个线索，凶手的手很柔软，就像女人的手一样。

另一边，女警官找到了当初点歌的明信片，根据上面的地址，朴警官和苏警官找到了嫌疑人的家。此人名叫朴兴圭，是一个退伍军人。可朴兴圭去坚持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没法依法逮捕朴兴圭。

突然，苏警官想到一开始的光昊，光昊很有可能是目击证人，于是两人去白家烤肉店寻找光昊。可是光昊逃开了，逃到铁轨上，情绪激动，结果死在了路过的火车的轮子下。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死了。好在调查科发现了凶手残留在衣服上的精子，只要上面的DNA和朴兴圭的吻合，那么案件就告破了。但是需要送到美国去鉴定，需要一段时间。

就在朴兴圭被释放的第二天，一个女学生的尸体被发现在树林里。而这个女学生就是曾经苏警官去调查厕所的故事的时候遇到的，因为她当时演习受伤，苏警官还自己帮她贴了创可贴。苏警官看着女孩身上的创可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把朴兴圭从家中拖出来，掏出手枪逼问朴兴圭是不是凶手。朴警官送来了美国的公文，经过鉴定，朴兴圭的DNA与受害者身上的样品不匹配。苏警官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想要直接击毙朴兴圭，但是让朴警官拦了下来。朴兴圭趁机逃走。

多年以后，朴警官成为了一个商人，他在一次送货的途中路经当时的案发现场，他蹲在排水渠向里望去，里面空空如也。一个小女孩问他在看什么，前段时间也有个男人这样做。朴警官问她看到了那人的模样吗，小女孩回答看到了，长得很平常。